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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推特等多家媒体报道，山东省临沂市人大研究室副调研员丰晓燕女士于今年中共两会前到北京王府井散发要求推进中国民主，票选国家主席，反对社会不公的宣传单，结果被临沂警方强行送入了临沂第四精神病医院关押“治疗”，至今没有得到释放。民生观察对临沂当局枉顾法制，践踏人权，肆意以精神病名义拘押迫害追求民主进步人士，将丰晓燕“被精神”关押至今的行径，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据知情人士通过推特对外披露：今年4月28日，丰晓燕在北京王府井散发传单提倡民主改革，重选中国主席，反对社会不公。被王府井派出所以扰乱社会治安罪拘留。次日送至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在未进行精神检测的前提下，临沂市北京路育才路派出所二十多位警察强行暴力将丰晓燕关进住院部。期间掌掴丰晓燕及其女儿，裸露丰晓燕身体，将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她在地上拖行。

5月4日，丰晓燕告诉女儿她被绑进来后便持续用药，一开始思考说话正常，用药后行动艰难，思考说话受抑制，身体酸痛肿胀。医生护士素质低下，不仅用暴力手段强迫病人服药，更未听说过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梦的解析等一系列书籍。

5月7日，其女在以死相逼的情况下，医院允许探视，期间丰晓燕讲“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活。真正的高贵不是这些诽谤侮辱迫害能决定的。”表达了丰晓燕追求民主捍卫人权的誓死不屈决心。

5月15日，丰晓燕女儿向各方申请信息公开与信访投诉，得到的答复是，医院谎称丰晓燕不在该院治疗；临沂市公安局称此事卫健委负责；临沂市卫建委称收容病人手续正规；临沂市纪检委认为没有任何人滥用职权；临沂市人大称无法为丰晓燕负责；临沂市政府无回复；中纪委，国家信访局投诉无回应。

丰晓燕女儿对媒体说：（自己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5月16日，当时她很着急地拍门，希望我能把她救出去。她说话很不流利，有点大舌头。她告诉我，因为药品副作用，她无法思考、无法入睡、无法行动，坐下都很困难，思考问题都很困难。（医院）说她是精神分裂症，每天三次被强迫用药，用的都是一大把一大把的精神分裂症药物，名字不知道。她不吃药就会有很多医生强迫她服用。医生对病人的态度很不好，动辄大呼小叫。之前我给她送的换洗衣物、书、家里用的东西，他们都没有给她。

5月17日，多方奔走营救母亲丰晓燕的女儿被临沂当局威胁送入精神病院，并遭致严密监视软禁，与外界联系被阻断。自此，丰晓燕母女情况无法为外界知悉。

丰晓燕，山东临沂人，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新闻系。1989年，上大学的丰晓燕曾跟随全国大学生到天安门声援追求民主而绝食的学生。毕业之后她本想奋斗在新闻一线扛机子，阴差阳错到了临沂市政府。从年轻时丰晓燕就希望中国制度是民主自由、公开透明的，抱着这样的信念到单位工作，发现体制内尤其是领导的腐败贪污。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时，她还被当时的领导丁凤云（原临沂大学党委书记，后被判处贪污罪）欺负，被打。从市委宣传部到市人大，二十多年来，她从认清中国体制开始就一直反对现有体制，经常对体制及一些领导提出各种质疑与批评，因此招致地方权贵们的忌恨。2003年左右她被市政府组织的黑社会撞断了腰，导致现在腰椎间盘突出一直好不了。后来市委市政府一直不给她升职、也不让她出国、不让她考博士学历职称。2009年春天她想退党退公职，单位也不允许。2019年10月，她在小区张贴大字报，支持香港反送中。丰晓燕的办公室能看到楼下来信访的人，她对当局粗暴对待信访人也表达过愤慨。同时她还和女儿聊过，体制内抱团、徇私舞弊、打小报告、贪污腐败、任人唯亲、官员作风奢侈、公款吃喝玩乐、下级对上级恭维奉承。疫情期间政府的失职渎职，也让她十分不满。因此，在今年两会召开前夕，她前往北京散发宣传民主传单。结果遭致关精神病院。

从丰晓燕女士几十年来追求推进中国民主、法治、公平、公开与人权来看，她是个虽身处中共体制内，却保持着良心与正义的可贵人士。正因为这份不灭的良知，使她看清了中共极权体制贪赃枉法、违法侵权的黑暗本质，由此激发起她不懈抗争的勇气。也因此招致中共当局的持续迫害。

中共临沂当局对丰晓燕采取“被精神病”迫害当然不是什么开创性手段，而是中共当局长期来广泛在中国大陆实施的迫害异己的惯用伎俩。自从中共夺取大陆政权以来，就对大陆民众统治采取无所不用其极手段，而被精神病就是其中一种逃避法制的极其残酷的手段。中共当局在全国广设精神病院，而对入院者采取由公安认定方式，这就给各地当局打压一切不顺服于权力人士大开方便之门。据不完全统计，中共当局每年将异议人士、上访民众等等投入精神病院迫害数以万计。而2018年7月湖南株洲女工董瑶琼因向摆置街头的习近平头像投掷墨水而被关入精神病院，当时引起世界高度关注。而今，临沂当局将散发民主宣传单的丰晓燕又强行关入精神病院，这完全是湖南迫害董瑶琼的翻版。类似董瑶琼、丰晓燕因表达异议而遭致“被精神病”的案例在全国屡屡发生的事实，说明中共当局完全无视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公然践踏“公民言论自由权利”，背弃依法法国与建设法治社会的口号。

因此，民生观察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立刻无条件释放丰晓燕女士，追究违法侵害丰晓燕的一切部门与个人的法制责任；在全国停止一切利用精神病来迫害异议维权人士的行径；切实兑现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承诺。

民生观察 2020年7月6日

【民生观察2020年7月7日消息】晏祥菊的"搞事情"一案由女儿何艳代理诉讼，诉重庆江新区公安分局未依法受理报案和滥用职权限制人身自由两案，于2020年7月6日在渝北区法院两江审判区开庭合并审理，近40名重庆维权公民参加旁听。

审判长为赵磊，何艳以有损公正审判结果为由，依法申请本案的审判长其回避。法庭决定休庭，等院长作出决定后再通知开庭审理时间。

何艳代理母亲晏祥菊诉两江新区公安分局滥用职权限制人身自由，抢走三部手机的行为违法一案，事发于2019年4月17日。当天中午12点多钟，母亲晏祥菊途经两江新区鸳鸯轻轨站，在站内被一群不明身份人员（十多人）拖拽，围住限制人身自由数小时，抢走三部手机。次日，晏祥菊拨打重庆市110报案，重庆市公安局轨道交通分局出警。调查后告知晏祥菊，不明身份人员系翠云派出所民警。

晏祥菊将两江新区分局诉至法院，该分局向法院提交了证据受案登记表、检查证、检查笔录。其提交的所谓的证据中显示，两江分局翠云派出所接到匿名群众举报，称晏祥菊要在国家领导人来渝期间搞事情，该局以晏祥菊“搞事情”一案立治安案件进行调查。

该局称3月16日在鸳鸯轻轨站内见到晏祥菊，出示检查证后对其进行人身和随身财物进行检查，并带走晏三部手机到所检查。未承认限制人身自由及抢夺手机。实则，事发时，对方未向晏祥菊表明身份，晏祥菊不清楚对方身份。不知道对方要干什么，也从来没有看到过出示检查证、检查笔录。那么，这些东西怎么来的呢？所谓的匿名群众举报晏祥菊“搞事情”的故事无任何证据，晏祥菊并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两江公安局翠云派出所胡作为，乱作为，乱用职权，随便限制公民出行自由严重知法犯法。

本网对此案何时再开庭将继续关注后续情况的跟踪报道。

【民生观察2020年7月6日消息】郭玉艳是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熊岳镇厢黄旗村村民，因房屋搬迁问题未与开发商达成协议，后遭到报复被歹徒暴力打伤，上访维权却被各方推诿，至今15年了犯罪分子仍然消遥法外，而受害人郭玉艳却多次被拘留被关黑监狱，被劳动教养判刑。

 

郭玉艳家的几起案子起因是官商勾结保护伞开道的涉黑案子。2004年，厢黄旗村村干部将郭玉艳家60平米有房产证的住房、300平米宅院卖给服装厂老板刘国庆盖厂房，条件是不给回迁楼，不准重新建房。

 

郭玉艳说“有房产证的房子600元一平米，我家60平米房子3万6千元，经过讨价给到5万元。300平米宅院不给钱，总计就给我们家5万元，请问这5万元能买到60平米的房子吗？给5万元就让我家搬走这不是抢夺吗？在没有房住的情况下，我全家老小没能搬离，却招来了杀身之祸。”

 

2004年10月19日，郭玉艳被3个歹徒杀倒在自家门口，浑身上下二十几处伤，经抢救才捡回一条命，报警后无人管。

 

“事隔一年，2005年他们又来让我们搬走，05年10月16日我的西院邻居丁波家养鸡场被炮崩，10月23日我的东院邻居闵红英家养鸡场被炮崩，10月27日深夜I2点，20多人开几辆车拿着铁棒木棒将我家砸毁，当时就向鲅鱼圈区公安局报了警。当夜被砸的还有闵红英家。”郭玉艳回忆说。

 

“这几起案件都报了警，鲅鱼圈区公安局却没有给我们立案通知书，我们一追案他们就推诿。我们要上访向上一级反应，鲅鱼圈区公安局控审科长高田钟就打电话告诉我说，2005年我家被砸案已经破了，法院都判了。”

 

于是，郭玉艳和闵红英就去公安局问什么时间判的，高科长让她俩去问检察院和法院，说她们的案子到了法院，以后就别再来公安局找事。

 

俩人就去检察院问，检察院说不知道，俩人又去法院问，法院也说不知情，并叫俩人跟公安局要答复意见书，跟公安局要判决书！于是俩人又回公安局跟公安局要答复意见书，法院说谁说判了跟谁要判决书。但公安局就是不给俩人答复意见书，一气之下郭玉艳和闵红英俩人又去上访！

 

郭玉艳说，“2006年8月1日，公安局又打电话说让我们回来去公安局拿判决书，当时高科长还真拿出一份判决书给我，我俩拿着判决书往外走，高科长放下电话大喊郭玉艳抢判决书，冲进来俩个警察就把我俩个给抓起来各拘留十五天。”

 

“闵红英从这次拘留后不敢再上访要赔偿了，我家砸的最严重，一份钱没赔偿就结案，我誓死也要讨个说法。还有我被暗杀的事一定要有个说法。”

 

在郭玉艳的多次上访追案下，鲅鱼圈区公安局在2007年3月28日给她出了一份答复意见书。

 

公安局答复郭玉艳2004年10月19被扎伤残案正在侦破中，2005年10月27日家被砸案鲅鱼圈区人民法院(2006)刑鲅初第75号已判决。

 

对此，郭玉艳表示，可见当地公检法无视法律到什么程度，2006年判的2007年公安局才告知受害人，这是什么司法程序？判决书在公安局的答复意见书中。

 

郭玉艳曾拿着公安答复意见书去检察院却不让进大门，然后又去法院，法院说公诉案件你不去找检察院找谁？检察院不公诉法院能判吗？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告知被害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

 

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三款，以及《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确定开庭日期后，应当将开庭时间，地点通知人民检察院，传唤当事人，审判后将判决书送达给当事人。

 

但是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开庭既不通知受害人出庭，判决后也不给受害人送达判决书，非法剥夺受害人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权力，导致受害人至今长达十五年无法获得民事赔偿。

 

鲅鱼圈区公检法视法律为儿戏，公安局不给受害人立案通知，法院开庭不让受害人出庭，判决后不给受害人判决书。

 

公安局违法程序是不给当事人立案通知书和案件告破通知书。检察院跟法院违法程序是开庭不送达传票，开庭不让受害人出庭，判决后不给受害人判决书。

 

对此，原鲅鱼圈政法委书记是这样解释的，公诉案件不是自诉案件，当事人无权参加庭审，无权要判决书，无权要民事赔偿。

 

但郭玉艳认为，这几起刑事案件本是一伙人所为，在保护伞的保护下，刑事民事都不判就结案了！更可恶的是恶势力的保护伞，把受害人郭玉艳多次拘留关黑监狱，劳动教养判刑。

 

这正是保护伞下出奇案，犯罪分子消遥法外，受害人被关进监狱！至今十多年了我的案子从上到下没人管，国家信访局说是涉法涉诉不受理，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说没判决书不受理。

 

是我国的法律有问题还是执法者有问题？为什么上下级都这样无视法律呢？这个法律是保护谁的？谁是真正的黑社会一目了然！

 

郭玉艳电话：15611094135

编按：诗人王藏于“六四”31周年前夕被警察抓走，至今情况不明。而王藏的妻子与四个孩子也遭到国保威胁和迫害，全家陷入困境及恐惧之中。

 【民生观察2020年7月5日消息】2020年7月3日上午9时，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访民李树南、陈呈香夫妻二人寻衅滋事案，在监利县人民检察院视频开庭，被告人大女儿李艳华，律师尚满庆、杨高华到达现场。在庭审过程中，检察官以其夫妻二人多次扰乱公共秩序、敲诈勒索予以定罪，建议给予2-3年刑期。

 

据悉，被告人李树南在庭中多次提到监利县委勾结乡、村干部集体贪污腐败事情，对他进行打击报复，而在案卷中却并未提及干部贪污一事。

 

被告人李树南2011年5月7日被监利县柘木乡政府殴打，以及2015年8月27日在监利“荆楚宾馆”被多人围攻事件，均已构成事实。（被告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被告人陈呈香，因给其母亲冯田英维权，被柘木乡政府人员多次伤害其身体。2012年11月25日被监利县公安局驻京办欺骗，说接她回家解决问题，事实是在途中对她进行了药物毒害，致使她从一名正常中年妇女变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常年靠药物维持的人，多次请求政府解决问题，却被各方推诿。

 

在此次开庭过程中，并未见到任何证人，其证人证词多数出于政府官员之口且是2011的笔录，其中还有冯田英老人的笔录（一位80岁的老人），没有任何可信度，案卷中有提到北京市出具的对被告人李树南的劝诫书，纯属伪造。

 

检查官提到2019年6月，被告人李树南指使陈呈香非法滋事，而调出的通信记录中并没有其二人的通话，纯属伪造诬陷。

 

关于李树南与政府的借款，检查官提出，2011-2019年期间所有费用均由被告承担，显然不符合常理，而政府零星的给予根本不够支撑夫妻二人的医疗费用。

 

2019年6月，夫妻二人已和政府达成口头协议政府每月补助4000元（由被告李树南在街道打扫卫生），且在8月期间领到过一次4000元，在6-9月期间，夫妻二人并未离开过湖北老家，但却在2019年9月6日被抓。

 

辩护律师提出此案件是行政案件并未构成刑事案件，休庭中。2020年6月19日律师尚满庆曾会见过被告人李树南。在案件审理期间，旁听人被告女儿李艳华的手机被没收。

 

据了解，李树南，1964年出生，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白螺镇五里庙村村民。2003年为了照顾孤寡年迈的岳母，夫妇双双到监利县拓木乡中心村居住，并承包了拓木乡彭阮村100多亩鱼塘搞种养结合。2010年南方几省严重内涝，监利县数万亩农田颗粒无收，李树南夫妻代岳母冯田英打理的两亩口粮田被抢险挡水挖坏，不仅绝收，而且被毁得不能耕种了。水灾消退后，李树南多次找乡村干部反映，要求给一点救灾款平整土地，始终无人理睬。

 

李树南认为，这是以县委书记为首勾结乡村干部做假帐截留救灾资金，倒卖救灾物资，贪污工程青苗补偿款，坑害百姓所致，遂开始逐级上访。不仅如此，监利县柘木乡官员为了隐瞒采用重复申报水利工程项目诈骗国家资金等问题被揭穿，2011年5月对李树南采取报复震慑性殴打，致使其终生残疾。

 

因为上访维权，2012年3月，李树南夫妇承包的鱼塘在地方干部的纵容下遭人为破坏，承包合同被单方废止，直接经济损失达60多万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李树南妻子陈呈香选择了点火自焚。

 

2012年7月18日，在召开信访听证会过程中李树南质疑对他信访事项造假并同步录音被制止，劫后余生的陈呈香难抑心中愤怒指责做伪证的人，结果夫妇各自被拘留15天。

 

2012年11月15日，陈呈香在北京上访被朝阳警方拘留；同年12月15日，陈呈香因在京上访，被监利县公安局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刑事拘留，3天后在没有劳动教养决定书的情况下被宣布劳动教养，后羁押在监利县看守所，2013年元月11日释放。关押期间，陈呈香感觉四肢无力，心跳失常，大脑神经抽搐，不能入睡。她经过多次向管教反映，里面的医生才给她服用了一些不知名的药物，但症状并未缓解，自此多病多灾。

 

2013年12月20日，荆州市政府在没有进行任何协调处理的情况下，终结了李树南、陈呈香夫妇的信访事项。李树南夫妇不甘心被如此欺凌，多次进京上访，其诉求至今无果，却因上访被多次拦截回乡遭限制自由，进京看病都不被允许。

 

2015年8月20日，李树南因在京信访反映冤情时遭到北京警方地毯式抓铺，后被移交给监利县截访人员遣返原籍，又被关进某宾馆式黑监狱，遭到群殴，致其身体多处受伤。

 

2019年9月6日，李树南、陈呈香夫妇突然被监利县警方在家中带走，次日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羁押于监利县看守所。

 

2020年1月，该案被转正式批捕，案件已被检察院以同罪由移交至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法院。

 

2020年7月3日，该案在监利县人民检察院视频开庭。

【民生观察2020年7月4日消息】2020年7月4日上午，包头王永明案在历经两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的庭前会议后，强行开庭审判。

在核对被告人身份时，审判长询问公诉人对庭前会议上核实的被告人身份，是否有异议，回应：没有异议。审判长接下去依次问各被告人，被告人纷纷表示，起诉书中给自己起了“绰号”，而所谓的绰号，实际上是自己的小名、乳名或昵称，而不是公诉机关起诉书中所称“绰号”。

其中，第三被告人清楚表示，“红红”是小名，不是绰号；第十一被告人也明确提出，因为自己姓乔，年纪大，别人就叫自己“老乔”，这也是非常符合中国人的称呼习惯的。

在被告人依次发表意见时，也有被告人明确提出，请其辩护律师代其发表意见，却被审判长强行制止，坚持让被告人自己说。辩护律师对此纷纷提出反对意见，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当然有权代表被告人发表意见，否则这将辩护制度置于何地。

辩护律师对此直指要点：因为绰号是黑社会的标配，公诉机关在起诉时，没有调查清楚称呼到底是小名、昵称还是绰号，就直接定性为绰号，就是要给被告人贴黑社会的标签。

再翻开起诉书，看一看公诉机关为被告人安排的绰号，“红红”、“利利”、“贝贝”，辩护人很难想象，相信普通老百姓也很难想象，假如在真正的黑社会组织中，黑社会成员之间如此互相称呼，将是怎样的一种情景。

辩护律师进一步指出，无中生有的绰号是对被告人的污名化。因为提到黑社会，人们就会想到有绰号、有文身等，法庭还未宣判，就给他们起绰号，这实际上是对被告人人格尊严的一种侵犯。第三被告人的小名“红红”，明明是乳名，是昵称，是与她最亲近的人对她的称呼，怎么就成了“绰号”。

更有辩护律师提示，在庭前会议核对被告人身份时，被告人其实也已经表达了，起诉书中的绰号并非自己的绰号，当法官询问公诉人对庭前会议上的核实是否认可时，公诉人表示无异议，这说明公诉人已经认可很多被告人都没有绰号。

这就等于当庭否定起诉书中内容，辩护人也因此要求启动正式的变更起诉程序。当然起诉书中也存在许许多多其他方面的实质性问题，将当事人郝小兵的姓名写成郝小斌，违反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二款等规定，是必须要变更起诉的。

第三百五十八条人民检察院决定起诉的，应当制作起诉书。

起诉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被告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出生地和户籍地、公民身份号码、民族、文化程度、职业、工作单位及职务、住址，是否受过刑事处分及处分的种类和时间，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等；如果是单位犯罪，应当写明犯罪单位的名称和组织机构代码、所在地址、联系方式，法定代表人和诉讼代表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如果还有应当负刑事责任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按上述被告人基本情况的内容叙写；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辩护人始终坚持，审判必须依法进行，公诉活动也要依法进行。起诉书是公诉机关代表国家对被告人进行起诉，起诉书的制作和内容必须严格遵守《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又怎么能够因为起诉被告人涉嫌黑社会组织犯罪，就擅自给被告人起绰号呢？

就公诉人随意给被告人起绰号，刻意硬造黑社会，起诉书严重不合法、不合规的问题，辩护人下午还将继续进行分析。

姓名：陈存寿，性别：男
出生日期：1951年12月29日
地址：四川省邛崃火井镇状元村
身份证：510130195112291014
电话号码：13980989250，18708450429

姓名：冯恩琼，性别：女
出生日期：1954年6月4日
地址：四川省邛崃火井镇状元村
身份证：510130195406041029
电话号码：15002870102

上访原因：
1999年11月，火井镇村民陈存寿和邛崃南宝乡秋园村签订了3800亩林权转让协议和造林协议书，双方履行了各自的权力、责任、和义务。在承包范围内，做了基础投资和功能设施完善。但在2000年1月，成都市林业局林政处官员看中预期收益超三亿的油水，秋园村委会在诱惑下又与这个官员的姐姐金某，也签了同一块林地的转让协议。金某随后大肆滥伐林木。陈存寿将此事举报到国家林业部门，反应的主要问题一是自然山林权利一女二嫁；二是乱砍乱伐破坏山林；三是官商勾结侵占国家利益。
2007年1月，在中央特派森林专员和金某官员的共同策划下，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林权属于自己的林地确权纠纷诉讼。整个诉讼过程和结果反反复复。此案从地方惊动到中央，朱温两任总理先后过问批示。陈存寿也从县市省中央四级法院，得到33个刑事、行政裁判法律文书结案。其中8个刑事裁判书，两次刑事判刑，随后无罪释放，还有25个前后矛盾对立的行政裁判。陈存寿夫妻抱团上访举报投诉，这个过程充满生与死的较量斗争，堪比戏剧还精彩的悲惨人生。

维权经历：
2001年2月，因“盗伐自然林”被邛崃市森林公安予以逮捕。其实这是一次被人预谋的栽赃陷阱。服刑一年后获得缓刑释放。由于持续抗争，于2008年宣布无罪，获得国家赔偿。
2003年,，陈存寿夫妻到邛崃市委市政府的林业局、信访办、纪委、森林公安、长江中上游保护办公室等政府机构，数百次的上访投诉举报。最终获得政府有关部门表面调查和敷衍处理，对真相和责任以及陈存寿的权益未给予确认。
2003年，陈存寿夫妇两人到北京投诉举报，联系北京的媒体寻求帮助介入调查披露。事件惊动朱镕基总理和副总理温家先生等，林业部也设专案组派专人现场深入调查，最后有非直接责任人代为受过，承担了乱砍乱伐的刑事责任。
2008年到1014年这个期间，夫妻两人奔走于成都中院、四川高院、省市信访办、省委办公室、公安厅、林业局500多次，2000多天在应诉、举报、投诉、喊冤等依法维权抗争行动。
2012年到2018年期间，夫妻两人进京上访157次，在京城被律师、记者诈骗哄骗多次，被邛崃政府雇佣黑恶势力关黑监狱、恐吓报复、软禁限制、暴力殴打十余次。
2016年9月，夫妻两人在北京上访期间，遭到不明身份的人暴力殴打。随后夫妻二人报警送进北京航天科工集团731医院救治。
2019年9月，夫妻二人去邛崃信访局递交材料先被殴打，后被文君派出所以“扰乱单位秩序”给予夫妻拘留7日。因帕金森、脑梗塞等病情严重，夫妻两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十八年的上访喊冤、信访专访，消耗资金300多万元，精力和精神无法计算。

案情警示：
陈存寿夫妻这起案件，是中国目前最典型的一起经济纠纷、官商勾结、司法滥用、刑事迫害、侵犯人权等权力无边的典型事例。不屈的夫妻抗争的过程，也是暴露中国司法、贪污腐败的过程。当事人陈存寿，能够把有名有姓有故事的黑社会、贪腐官、政府助手这三类人员几十人，说的清清楚楚有鼻子有眼。他们是中国司法最肮脏时期的污点证人、作恶者和分赃者。

2020年6月下旬，我来福州旅游和访友。既来此就不得不去宁德看守所探望好友陆祚钰。

我与陆祚钰是通过朋友的介绍相识的，她与家人在苏州的太仓市做生意，我们相距不远。

2018年12月22日我们曾一起去苏州看守所探望戈觉平、吴其和与朱承志。没成想今天我却怀着忧伤的心情来宁德看守所探望她了。

2020年6月29日上午，我在福州乘动车去了宁德，在车站见到了陆祚钰的妹妹（以下简称小陆）。小陆是从屏南县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客车过来的。小陆说宁德看守所要下午三点才上班，我们就在饭店边吃边聊。

据小陆讲：陆祚钰，女，1979年2月12日生，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古汾镇长汾村人，失地农民，维权公民，人权捍卫者，中国在押维权人士。

2008年，家中十余亩耕地被当地政府强征，因阻止反抗，全家人竟被政府雇佣的征地人员打伤，报警警方也不予理睬。后被迫走上维权抗争之路。2011年曾因组织村民集体维权而被地方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1年6个月。多年来，她在维权的路上帮助过很多人，亦积极参与其他同道的声援、旁听、围观等活动。

2019年10月底，陆祚钰在北京办理一起行政诉讼案件期间，顺便带着父亲陆代金在京游玩了几天。不幸遭遇屏南县劫访人员实施殴打和绑架，强行带回屏南。屏南县警方以“冒用他人身份证”为由处行政拘留9天；11月8日，刚获释的她再次被屏南县城关镇派出所警方予以传唤，随后即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至12月13日，又被屏南县检察院以同罪名正式批捕。

此案由纪中久律师代理，至今还没有开庭审理此案。

目前被羁押于福建省宁德市看守所。

下午两点多，我与小陆一起坐公交到了看守所，陆祚钰我们肯定是见不到的，只能给她存点生活费进去，让她知道我来过了。存钱相当顺利。最让我感动的是有两位不愿留全名的小潘和小张，听说我过来探望陆祚钰，他们都拜托我替他们转存了生活费。小陆给她姐姐存的衣服因疫情被拒，工作人员让邮寄或快递进去。

今天不幸的陆祚钰被关进了看守所，可她又何其有幸，听小陆含泪讲她姐姐被打时，是她父亲不顾自身安危扑倒在陆祚钰身上，导致她父亲被打折几根肋骨。当小陆说她多希望能替姐姐蹲监狱，好让她倔强的姐姐出来时，我的眼泪都忍不住要流出来了。她不仅有家人的呵护，更有很多朋友的关注和奔走呼吁……

陆祚钰，希望你坚强！更盼望你能早日出来再与我们相聚。

2020年7月1日

采访对象：邓福全
时间：2020年6月17日
地点：四川成都

“被精神病”是指正常公民或无攻击性的精神病人，被违背本人意愿强制送进精神病院隔离治疗，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启动任何纠错机制，受害者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

“该收治者不收治，不该收治者却被收治。”是目前中国精神卫生领域存在的两大问题。相比之下，"不该收治被收治"比"该收治不收治"的问题更严重，因为后者只是部分精神病患者的权利没得到保障，而前者则让每个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都遭受严重威胁。

“被精神病”的社会危害性：1、侵犯公民权利：人身自由、财产权、名誉权等；2、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家庭关系不美满，公民内心恐惧，怕“被精神病”故对不良现象不敢指出；3、恶化医患关系：医生误诊或谋取私利，恶意收治；4、影响政府形象（针对政府送治的情形）政府公信力下降。

为了克服“被精神病”的恶行，中国2013年生效的《精神卫生法》加入了很多针对性的条款，在那之后如果再发生“被精神病”案件，相关人员将会被追究法律责任。然而，现实非常残酷，一些地方政府及当事人的亲属，依然会利用权力与金钱打通各处关系，以貌似程序合法的方式，把他们认为的“麻烦”人士投入精神病院强制关押、整治。

2020年6月3日，民生网志愿者获悉四川维权人邓福全在2019年曾被精神病关押两个多月，就于6月17日对他被关精神病院的情况做了采访，全文如下：

志愿者：邓福全你好！请你介绍一下你关进精神病院的情况。首先，请你简介一下你为什么事情开始上访？是什么人把你关进精神病医院的？

邓福全：我是四川南充蓬安县人，今年50岁，曾于1986年入伍服役16年，由于我所在的炮兵部队在实弹训练和演习中缺少保护措施，导致我的双耳听力严重失聪，身体残疾。复员后，我多次向南充市民政局提出抚恤补助等正当要求，但都石沉大海，后被逼开始上访，之后就被南充市警方列为维稳对象。2019年8月12日，我去北京探访战友，很快被跟踪而至的蓬安县三名国保警察抓住，并遣返回南充市。回到南充后警察先把我行政拘留15天，期满后又被转为刑事拘留20余天，出了看守所又被送进了南充市第二精神病医院强制治疗了两个多月。

志愿者：警方拘留你的理由是什么？行政拘留15天的罪名是什么？

邓福全：理由是“担心我在外面跑可能会惹事”。行政拘留我15天的罪名是“寻衅滋事”。事实上，这完全是凭空捏造，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为，在我离开南充到北京之前，曾主动向国保提出申请，后经他们同意我才出行的，如果没有他们同意，我购买火车票都会遭到拦截。

再说，我到北京后完全没有违法，只是探访老战友叙旧，北京警方就从来没说我违法，南充国保追踪到北京抓我，主要还是所谓的预防性维稳，将没有违法犯罪的我提前控制起来，以达到他们绝对安稳的不法目的。所谓的“寻衅滋事”，完全是子虚乌有，我从离开南充到北京的日子里，一路都没有扰乱社会秩序，全程都是平和处事，甚至连上访都没有去，纯粹是找战友叙旧，警方为了绝对的维稳，就以宽泛的口袋罪“寻衅滋事”为由，把我带回四川南充拘留稳控，如果我在北京违法了，那也应由北京警方处置，四川警方怎么会跑到北京抓我拘留呢？

志愿者：你被行政拘留15天后为什么没有获释，反而又被转为刑事拘留了呢？

邓福全：我听几名警员之间谈话说，2019年10月1日，北京要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庆，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活动，中共领导人要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所以全国的维稳任务非常重，要提前将各地的维稳对象控制起来，以防止他们跑到北京或重要地点制造“杂音”，给中共庆典添乱。所以，在我被行政拘留期满后，他们再次找借口把我转为刑事拘留，送进了看守所羁押稳控。

志愿者：你刑事拘留了多少天？
邓福全：刑事拘留了20天。

志愿者：为什么刑拘20天后又被转去精神病医院关押呢？

邓福全：因为刑事拘留一般不超过37天，此时北京的国庆大典仍没有办完，并且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还将在2019年10月18-27日在武汉举行，所以四川南充警方为了延长对我的稳控，就再次找借口把我转去了精神病医院控制，一直要等到这两个重大维稳期结束他们才会释放我。

志愿者：是谁把你送进精神病医院的？

邓福全：是南充市蓬安县警察把我从看守所接出来的，出了看守所就直接把我转送到精神病医院隔离关押了。为了完成表面上的合法性，他们还跑到我家里，游说我家人同意送我就医，警方告诉家人说，住院的费用不用我家出资，由警方全部承担，家人拗不过警察的纠缠，只好配合他们了。

志愿者：有媒体报道，长期以来我国精神病医疗有制度性弊端，绝大多数精神病人由家人负责看管和医疗，而且政府不断强化家庭责任，用"医疗看护"制度将这种责任推到极致。因此，当家人出于利益冲突将当事人送进精神病院时，当事人就丧失了话语权，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而"医疗看护"制度完全没有防范错误和纠正错误的能力。其次，我国精神病医学把部分强制收治当做自愿治疗，如果当事人拒绝住院，就把送治人的意愿看作是当事人本人的意愿，实际上是把违背当事人意愿的"非自愿治疗"说成是"自愿治疗"。还有，我国卫生系统收治标准过低、范围过宽，在现实中，卫生机构的行业规则也没有对收治程序作出要求，乃至医院无须事先见过当事人，无须事先进行医学诊断，收治时无须听取本人的意见。仅凭送治人单方面提供的描述，医院就可以把人强行收治起来，这种收治方式与绑架无异。或者医生直接把持谁有精神病的特权，而一旦被送治，当事人就丧失了话语权，成为任"监护人"宰割的对象，无疑加重了被关押公民的痛苦和伤害。你认为，你是否也遭遇了这种情况？

邓福全：是的，我就是这种被强制收治的被精神病者。我平日里没有暴力伤害他人和自残的情况，警方甚至我的家人都无权把我关进精神病院整治，这严重违背了我“自愿治疗”的意愿，也严重侵犯了我的人身自由权利。

志愿者：你在精神病医院被关了多久？期间是如何治疗的？

邓福全：我被关了2个月之久，所谓的治疗就是强制吃药，至于吃的什么药医生也不告诉我，只是每天逼迫我吃，不吃就会被捆绑灌药，严重时还会电击“治疗”。

捆绑灌药，就是把病人按倒在床上，再用绳索把病人四肢捆绑在床上，再用钳子或筷子撬开病人的嘴巴，然后把药物塞嘴里，再用水灌进去，最后再用手电筒照看，在确认完全吞下去以后医护人员才离开。有些倔强的病人嘴巴都被撬流血了。

电击“治疗”，就是用电疗仪电击病人的头部，电疗仪的电压是由医护人员掌控调节的，常被用来打击报复那些不听话的人。你如果不听话、不服从他们，他们就会调高电压，用高强电流把打的你投降为止，而且还不留下什么伤痕证据。

志愿者：你被关了2个月之久，是每天都关在病房里吗？能不能下楼散步、晒太阳？

邓福全：就是每天都被关在病房里，楼道里有大铁门锁着，根本就不让我们出门下楼，完全没让我们出去散步、晒太阳。关在病房里2个月时间，几乎与世隔绝，每天只能与精神病医患接触，时间久了，真的就变抑郁了，没有病也关出病来了。精神病医院比看守所还残酷，我被拘留期间，看守所还让我们放风、散步、晒晒太阳，还可以与正常人交流。但是，在精神病医院里，完全就是囚禁，周围都是精神病患者，他们疯疯癫癫，甚至时有暴力行为，这让我无法与他们正常交流，还导致我时常恐惧，致使我身心饱受摧残。

志愿者：据悉，很多药物都有毒副作用，服药前，医生应告知你注意事项，他们告诉你了吗？你服药后，身体有什么感觉？

邓福全：我问过医生给我服的什么药物，但他们一概不理。我也担心药物会有毒副作用，曾拒绝服药，但医护人员强迫我服药，如果不服，他们就会捆绑强行灌药。我被迫吞服了药物后，主要就是大脑昏昏沉沉，意识模糊，全身乏力，长时间的昏昏欲睡，也时有恶心呕吐的感觉。

志愿者：关押两个多月时间，你在精神病院里适应吗？想家吗？要求过出院吗？

邓福全：我被关在精神病院里非常难过，比关在看守所里还难受，每天被囚禁在病房里没有自由，每天被真正的精神病人包围着，时常看到病人被捆绑、被电击的痛苦哀嚎，我的精神压力很大。我被关在里面非常想家，非常想念外面的朋友，我曾多次要求出院，但是医院就是不放，医生说除非警方通知放人，医院才可能放行。

志愿者：你最后是怎么出院的？谁接你出院的？住院费用是谁付的？

邓福全：我是被关了2个多月后，直至“国庆大典”和“世界军运会”结束后，南充市蓬安县国保才通知医院放人。起初，警察让医院放人的时候，医院还不肯，院方为了延长收治时间，增加创收获利，找出各种借口拖延放人，最后，不得已，警察找熟人疏通关系才释放我出院的。住院费用是警方出资的，我自己和家人都没有出钱，是警察把我接出来的，警察不来，医院是不会放我的。

现在的医院都以盈利为目的，在利益的驱使下，将精神病医疗当作一大赚钱渠道，有的医院把非自愿收治视为普通消费，只要有人送上门，管他是否有精神病，只要有人出钱，就视为有病收治。而往往送病人进院的是维稳官方或者亲属，政府或亲属送来的“病者”入院，即使是“被”精神病了，也有政府或家属撑腰负责，医院只管收治赚钱，不管病情是否属实。不仅如此，有些医院甚至千方百计的延长关押收治时间，以赚取更多的不义之财。实际上，将没有暴力危害的人强行送到精神病医院隔离治疗，这属于剥夺他人自由权利的犯罪行为，无论是强行送医的警察或者亲属，还是强行收治的医院，他们都涉嫌严重违法犯罪。

志愿者：你出院后，想过依法起诉他们吗？

邓福全：想过，我被无缘无故的拘留、被关押精神病院近三个月时间，身心备受摧残，日常工作无法完成，给我造成了重大损失，我本想找律师控告警方和医院，但无奈拿不到住院证明、证据。我曾经找医院索要住院证明、病例记录、出院证明等手续，但医院说是警方送医并给付住院费的，所以住院证明只能交给警方，不会交给我的。最终，由于难以取证，加之中国的公检法是一家，我和朋友认为控告警方和医院的胜算不高，最后就不了了之。

志愿者：好的，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愿你早日维权成功！
邓福全：谢谢大家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