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所有生命锲而不舍的追求目标，自由是光！
2017年9月27日上午，徐为终于正大光明的离开了上海市闵行区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和他一起离开的还有相恋12年的女友迎春。杨卫华律师欣慰的见证了这一切。为了这一天，徐为花了14年设法逃离精神病院。“徐为”这个名字，是他为自己改的，“为”是“为自由”的意思。
过去14年，徐为很少见到夜幕一点点降临的样子，倒是每天把天空从黑暗到蒙蒙亮的过程看得清楚真切。对他来说，夜晚是漫长的。在他居住的上海市闵行区青春精神病康复院，病人们被严格规定按照一套特殊的作息时间生活：
清晨6:30是早餐时间，10:45午餐，3:45晚餐，午睡到下午1:30，4点就要回病房睡到第二天。
长夜难捱，每天凌晨一点左右醒来后，徐为会打开广播，听听新闻，了解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然后等待天亮。
“一个正常人能忍受这样的生活吗？”他反问道。即便不愿忍受，从2003年7月12日入院以来，他已经以这样的方式度过了5000多个日夜。
2003年，徐为住进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后，此处就成了他在上海唯一的“住所”。2001年到2002年，他在上海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住了近一年。
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当时说徐为可以出院了，他就借了1元钱坐公交车回了家。一年之后，当他再次住进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后，就再也没这样的机会了。徐为形容自己“较有自制力”。之所以两次接受精神障碍的治疗，他认为都是一些琐碎的家庭小事引起的。
徐为曾在澳大利亚生活了11年。23岁出国，34岁回国。2002年从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回家后找到过一份工作，为一位外国人做翻译。不过很快就辞职了，理由是“工资很低”。为此，他和父亲吵了起来，父亲坚持认为这份工作不错，争吵中，徐为伸手推了父亲，指甲划伤了父亲。
当时，70岁的父亲将徐为的举动告诉了居委会。居委会打算将徐为再次送到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但被院方拒绝。父亲也不同意将他转送往其他医院。那年37岁的徐为不清楚被拒绝的原因，也不知道父亲的想法。他记得，“有一天，一辆车开到家门口”，在警察和居委会人员的监督下，他住进了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
2004年，徐为病情没有反复，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已经“可以出院了”。但是当居委会代表来到精神病院准备接徐为回家时，院长却将居委会的人叫到一边交谈了一番。谈话结束后，居委会代表没有接徐为出院，也没有再主动提出接他出院。“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反正没让我回家！”
对于本刊提出的“当时父亲他们送你到精神病院有没有任何书面鉴定或依据？”的问题，徐为的回答很干脆：“没有”。
徐为知道的情况是，入院之初没有安排任何精神病诊断，入院一周后，徐为要求进行精神情况鉴定，再三催促下，一位医生和一名护士开始了为徐为“会诊”。这一过程就是双方的问答。徐为还记得的问题有：“树上有10只鸟，打死1只，还剩几只？”徐为当时开玩笑地回答：“还有几只鸟在等着被打……”医生还用手指比划着问：“这是几？”，或者直接问他“1加1等于几？”
徐为用“简单”来形容这次“会诊”，但他至今还不知道这次“会诊”的结果。徐为目前看到的书面诊断结果只有一份：2012年11月上海普陀区法院委托进行司法鉴定，结论是：患有精神分裂症，属于残留期。徐为本人对此并不“满意”
为了自由，为了回归正常的生活，徐为尽力抓住每一丝光亮：他求过亲人，苦心策划过出逃，但那些光亮，却总是从手中溜走——哥哥不愿接他出院，他出逃当天就被抓回，在2013年5月6日，以侵犯人身自由权为由，将康复院和作为其监护人的兄长告上法院。官司经过一审、二审，以败诉告终，再审申请也被驳回。
媒体纷纷将徐为的故事冠以“中国版飞越疯人院”之名。使得徐为案进入大众的视野，成为此类案件中被重点关注的对象。在电影《飞越疯人院》的结局中，主角迈克·墨菲历经曲折，最终没能摆脱现实的桎梏。徐为不愿要同样的结局，十几年来，他使尽浑身解数，只为一个结果：“能出去”和“不自由毋宁死”的信念。
入院头两年，徐为也试过一次跳楼，精神病院最高的楼层是5楼，到楼顶的通道是一扇天窗，攀爬天窗时徐为摔成了脚踝骨裂，在床上躺了几个月。不敢告诉医生实情，只说是下楼时不小心磕到，“他们会认为你发病了，就更出不去了”。但徐为称帮助他爬天窗的病友最后翻墙逃了出去，从此结束了精神病院的生活。徐为曾踩着病友的肩膀意图翻墙逃跑，可是没成功。
后来，他发现，很多翻墙爬出去的病友，总是隔不了多久就回来了——家人不接纳，身上又没钱，只能流落街头，被警察送回来。他告诉自己，要出去，就得做好万全的准备。徐为开始帮康复院做事——为病友理发，采购点心、香烟等物品，顺便赚些跑腿费。徐为甚至获得自由出入精神病院的“特权”。
在和医生、守门阿姨搞好关系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是徐为的底线：医生让大家帮忙把发病的人绑起来，他从来不参与。为了存钱，他不乱花钱，他很节省，七八年下来，徐为一共存了两三万。
2011年2月，他特意挑了春节后的时间，因为“那时买火车票不用身份证”，准备带着女友迎春逃跑，他选择凌晨4点动身，靠徐为自由出入的“权力”，守门的阿姨打开了医院大门。他们打车直奔上海南站，买票进站。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候车室里，两人又冷又饿，手里握着的，是两张从上海到广州的火车票，徐为记得发车时间是早上8点，站票。但两人最终未能搭上南下的列车，早上7点，医院来人了，“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派药的，直接到我们的座位上把我们带了回去。”
徐为至今都不清楚到底是怎么“落网”的。
徐为关注新闻，善于接受新生事物，学习能力非常强，他会使用网络，学习、购物，为生活的更便捷，还会下载各种软件，找房、共享单车等，在律师黄雪涛眼里，徐为是个“很有公民意识的人”。
在《凤凰周刊》记者曽鼎、杨卫华、黄雪涛和其他接触过徐为的社工的眼里，徐为一直克制、有礼貌，即使心里着急，也从不打夺命连环call，更不会像有的精神病人那样不管不顾地宣泄情绪。只有在得知判决结果时，徐为曾在电话里抑制不住地大声喊了几句，气得摔了手机。隔一个小时再见面时，他即使面色有些难看，也没了脾气。但对情绪的克制，也让徐为的崩溃、沮丧都郁结在心，没有出口，“没地方可以说。就是想死，但又死不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徐为被剥夺的，正是为自己做选择的权利。
父亲死后，被指定为徐为监护人的大哥徐兴（化名）从不肯答应接他出来。要想出院，徐为就必须放弃父亲留下的一处公房的租金，并将户籍迁出公房——徐为称，案件审理期间，大哥曾打来电话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不肯。徐为至今都不知道父亲的祭日。徐为已经没什么“亲人”，一家兄弟4人，两个哥哥一年来一两次，通常不说什么话就走。弟弟在他入院不久后，也因身体残疾住进了上海一家福利院。
为了出院，他试图变更监护人，联系上了半辈子没见面、连样子都记不清的生母。母亲出家多年，给他带来了一个半导体播放佛教音乐，徐为自己摆弄着，把它调到了别的电台听新闻，但法院判决认为，徐母年事已高，且无稳定经济收入来源，不适合担任徐为的监护人。
这次获准出院后，他给哥哥打电话，商量着拿家里的公租房开个棋牌室做生意，再把租金补给哥哥，“他不答应，说你就是没有房子，没有钱”。“我们那代人小时候，品德好就是一切，后来长大了，社会变了，什么都是有钱才行，全破碎了，只认钱。”在徐为眼里，哥哥对自己如此，部分病友的家属也一样。
徐为一直记得，有个跟他要好的病友爱抽烟，但是对方的哥哥只给他抽发霉的，“他哥哥做香烟生意，卖不出去的烟才给他抽”。还有同屋的一个病友，他母亲一个月只给20块钱，“这里伙食不好，20块钱根本吃不饱，我让她多给点，她说，反正他也不懂”。
“这样的亲人，就不是亲人。”徐为劝病友们维护自己的权益，把没履行好义务的监护人告上法庭。但大家只会无奈地回答他：“那他们要是不高兴了怎么办，现在一个月来一次，以后半年、一年都不来”
从36岁住到51岁，从正当年步入老龄行列，精神病院里的徐为掉了两颗门牙，眼睛也开始老花，看不清护肤品瓶子上的小字，好在，不管什么结果，他终于可以走出疯人院了，这一切不禁让人唏嘘！16年的光阴，人们不禁想问，当初在没有任何手续和书面诊断就把人给送进去并给收治了，象这样的一个特殊行业为何如此随意、不负责任。
徐为靠自己的劳动攒下了两万多块钱。这两万块钱，徐为一度想付给杨卫华做律师费，被拒绝了。杨卫华说，徐为在待人处事上一直有着自己的体面：不爱麻烦人，也不愿受人恩惠，庭审时跟律师、记者一起在外边吃饭，徐为总抢着买单。
黄雪涛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徐为的时候，徐为拿出一份经历介绍的材料——边缘上都是他用铅笔、圆珠笔写的批注，对于事情的细节，他回忆得清楚具体，逻辑完整。
徐为是在2012年底，通过网络联系到深圳衡平机构律师黄雪涛。也因此结识了后来向他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杨卫华。徐为案是2013年5月6日作为依《精神卫生法》起诉、被法院受理的第一例案件，被称作“精神卫生法第一案”。此案中徐为欲携其恋爱了十余载的女友逃离精神病院失败后，而对康复院和其监护人的兄长发起的人身自由权力保卫战。
黄雪涛当初接触徐为的案子，觉得徐为的案子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但过程还是超过了她的想象——立案就花了将近一年，本以为可以胜诉的一审、二审也接连吃了败仗。这份在《精神卫生法》实施仅5天后就提交的诉状被上海闵行区法院当场拒绝立案，理由是：徐为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为促使法院立案，2013年7月29日开始，徐为每天写一封信给法官。2013年12月20日，上海闵行区法院通知徐为已立案。2014年7月28日，该案首次开庭，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到庭应诉，但拒绝让徐为出庭。徐兴（兄长）出庭。11月17日，第二次开庭。2014年11月25日一审延期判决。2015年4月，海闵行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徐为败诉。法院认为，“徐为属于非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不适用《精神卫生法》关于‘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的规定。2015年7月23日，二审在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二审开庭，徐兴（兄长）同样没出庭。2015年9月，二审维持一审结果。
二审败诉之后，徐为在电话里求着杨卫华想办法，让自己再做一次司法鉴定，也是最后一次。在此之前，他曾做过两次鉴定，2012年的结果是“精神分裂症残留期，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2014年是“症状基本缓解，具有诉讼能力。徐为已经下定决心，这一次，要么出去，要么杀死自己。如果这次的鉴定结果还不理想，他打算让自己有尊严的死去。
“他当时说的那些话，是很悲壮的。”为此，杨卫华把案由想了个遍——申请宣告徐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徐为生母的名义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徐为大哥的监护权。2017年5月10日，徐为做了鉴定，结果为“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对徐为来说，总算有一寸光照进了现实。过去5年里，徐为把康复院告上法院，但同时他还住在这里——在这种微妙的关系里，徐为不得不处处谨慎权衡，让自己的行为不被挑出毛病。病友没来由地拿碗砸他的头，他不吭声；记者、律师和社工来找他，康复院不乐意，一度没收过他的手机。但这一切，徐为都能坦然面对。
2017年7月6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给出了对徐为精神状态和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意见：“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病情缓解，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经协商，院方同意在代理律师到场的情况下，为徐为办理出院手续。
得知鉴定结果的那一天，徐为立马联系了代理律师杨卫华，催促他赶紧帮忙把鉴定书取回来，“不能拖，一拖，不知道又出什么问题”，徐为害怕夜长梦多。
徐为说，只要出了精神病院，总有办法可以生活。他翻出一个已经四处脱线的背包，是从迎春的哥哥那要来的，里头放着手机、银行卡、身份证——为了准备好随时离开，2008年康复院组织办理二代身份证时，徐为找理由把身份证要到了自己手里。如果不是迎春想住的离儿子近，徐为最想去的是广东——“没人认识我，混得好不好都不怕，而且天暖和，睡在马路上也没什么问题。”
徐为不怕飘零，“哪怕流浪，那也是自由的”。
9月25日凌晨，徐为给本刊发来一条信息“星期三出院”（9月27号），短短几个字包含了多少兴奋与期待！问起今后的规划，徐为说：“只有初步的，想往公益方面发展。”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帮助更多人。
祝福徐为今后的日子阳光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