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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刘道兰为儿伸冤被关精神病院遭强制治疗

    刘道兰是个普通的农妇,因土地纠纷上访后她不但成了“名人”,还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她受尽折磨,好在家人得知她在精神病院后,不畏强权才将她营救出院。

    刘道兰的不幸遭遇还得从1985年说起,她的上访材料中显示,八十年代中央政策支持农村土地改革,普遍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她所在的江苏丰县宋楼镇魏庄村也受政策的影响决定分田到户,并实行宅田合一(即宅基地和自留地合一)的分配方案。由于当时分地矛盾大,地没有分完,没有分完的土地作为找补地,看谁家地少在补给谁家,并将分地情况登记造册。

    之后,刘道兰家人发现,她家实际分得的土地比村账目上记载的少一亩多地。随后,刘道兰及家人多次找到村干部要求把找补地分给她家,补足少分的部分,却一直没有得到认可。后来村干部推说一册账本丢失,无法核对,将刘道兰家的事拖了下来。经过刘道兰一家人的不懈努力,2009年4月,刘道兰家人再次要求查当年分地的账目,并要求当时负责分地的队长张金环说明分地的情况时,事情出现了转机。张金环找到村干部,将当时没有分清的那些地让村干部看了后,核对了当年分地的账目,证明确实是少了刘道兰家的地。

    经村干部同意后,两次通过广播喇叭通知了多占用自留地的农户,要求他们将土地返还给刘道兰家,并将地上附着物用来赔偿刘道兰家25年来未使用土地的损失。为了避免产生矛盾,张金环还亲自到占地农户家里说明原因,农户表示认同。随后,村干部和张金环出具了相关证明。

    而这也正是刘道兰一家灾难的开始,就在当年的10月,被收割了庄稼的农户将刘道兰的儿子卓为阳告到了派出所。2010年的3月26日,宋楼镇派出所民警将卓为阳带走,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与丰县看守所。2011年1月14日,丰县法院审理认为其属于强拿硬要,寻衅滋事罪名成立,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10个月。

    刘道兰对此不服,她认为是村干部决定把地及地上附着物给她,有证有据,她才让儿子去收割地里庄稼的,怎么会成为寻衅滋事?当时这几家农户也是同意了的,怎能出尔反尔血口喷人呢?

    但无论她如何不解事情也已成定局,因他儿子卓为阳遭到法官威胁,如果上诉还会被打,也不会改判,在江苏省徐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该案期间卓为阳申请撤诉,徐州市中级法院也做出了终审裁定,允许卓为阳撤回上诉。为了给儿子洗刷冤屈,刘道兰开始申诉、上访,控告宋楼镇派出所、丰县法院枉顾事实证据,偏听偏信,把村干部出具的涉事地块的证明认定为无效证据,把民事纠纷办成刑事案件,使无辜者受到刑罚。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刘道兰的上访之路并不那么顺畅。为了早日洗刷冤屈,刘道兰多次携带上访材料到美国驻华使馆区,每次都被北京警方查获后交地方政府带回。丰县公安局为了胁迫刘道兰就范,以此为借口,加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将其行政拘留数次。

    2014年3月11日,刘道兰夫妻在国家信访局上访,丰县驻京办工作人员及多名不明身份人员将她们夫妻强行拖上车一路飞奔送返原籍。途中,两车交汇,车上下来几个人用强光手电晃的她看不清东西,朦胧中看来人带着口罩。开车送刘道兰的人让她们夫妻到那辆车上去,然后被双双送到丰县的一家宾馆监禁。第二天一早,来人把刘道兰拉到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精神病院)。在医院几个人按着她强行做精神病鉴定,刘道兰出于恐惧强烈反抗。她表示,“我没有精神病凭什么给我做鉴定”。检查失败后将她送到了丰县精神病院。

    刘道兰告诉本网,到医院后,院方没给做任何检查,直接送到病房,然后几个人按着她给她灌药。灌完药还用手电照照看她把药都咽下去了没有。吃完药,她的嗓子就像火烧一样,她忍受不了想喝水,但院方没有给她提供一滴水。就在她难受到绝望的时候,她发现厕所里有一桶洗拖把用的水,这时她已顾不了许多,断断续续把那桶水喝完她才走出厕所。即便这样,药物的作用也没有减轻多少,她的嘴上、眼上都长满了水泡,嘴也张不开,脸都是肿的。但,医护人员并没有因此停止给她用药,还是照样每天两次给她灌药,和几百个精神病人住在一起。

    一个星期后,她的家人打听到她在精神病院后赶来,要求接她出院遭到院方拒绝。她家人坚持与医护人员理论,强烈要求医院放人。院方通知孙楼镇派出所来镇压,她家属表示,不让把人带走可以,只要派出所出警人员签字是他们把人留在医院就行。出警人员权衡再三,才让家人接她出院。

    丰县精神病院出具的住院病历中显示,患者近年来多次到北京上访,昨日被当地政府接回,在徐州东方医院鉴定为“偏执状态”,2014年3月12日晚由当地政府及派出所送入我院治疗。

    但她的灾难并没有就此结束,2014年8月11日,卖水果回家发途中,被一年轻男子拦住,挥舞木棍打断了她的左腿。临走时该男子留下一句话,“叫你在上访告,打死你”。她的儿子也被多人追着打,她的亲属亦受到牵连。

    2015年10月22日,丰县公安局再次对刘道兰采取强制措施,只是这次是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其刑事拘留,35天后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2016年5月27日又被丰县公安局变更为取保候审。

    在刘道兰给本网讲述她的遭遇时,她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伤心,只是本网(以下称我)问及她在精神病院厕所喝的水是不是干净的时,她忍不住泪流如雨,说话的声音也一度哽咽。为了避免我不争气的眼泪一起跟着流下来,才匆匆结束了这次访谈。只是良久我都在想,她深信依法治国能解决她的冤假错案,一旦她有生之年这个梦想破灭,这位76岁的老人是在悲愤中离去,还是忍住悲伤,约上残害她的人一起驾鹤西游?



  • 一个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职场生存记

    我被解雇的次数多到我不想承认。我辞职的次数更多。

    工作和妄想型精神分裂的搭配不是成功的秘方。

    我曾做过的一份工作是在一座城市办公楼的一层,窗户上装有铁栏。装那些栏杆显然是为了安全,那条街上的其他店铺和办公室都是这样。但我越来越确信,它们是专门为我安装的,是一个巨大阴谋的一部分。我总觉得人们在陷害我,想让我犯下十恶不赦的罪行,或者我犯过大罪,只是自己不记得了,警察正在监视我,收集证据。我觉得窗户上的那些栏杆是我去那里工作前了解我的一个陌生人安装的,是想暗示我,我很快“会被关到铁窗后面”。

    看到办公室外面的街上有警察,或者听见直升机飞过,我就会心跳加速。我确信,那是他们终于来抓我了。我在那个办公室没干多久。

    我服用的药物的镇定作用也弄得我经常睡过头,上班迟到。迟到很长时间。有时甚至迟到90分钟。

    我在另一份工作中的部门经理似乎并不介意,因为我总是在晚上把时间补回来。但同事们介意——这是我听办公室的其他人说的,包括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女孩。当时,我没有公开承认自己患有精神分裂症。我不想背上为自己的拖沓找理由的恶名。所以我觉得人们只会认为我是太懒惰。

    我经常把同事们随口说的一句话、我在会上发表意见时别人的一个白眼,或者我迟到时同事的一声叹息,视为对我的攻击或威胁,认为那些都是针对我的侮辱。

    我在另一个公司做商业文案时发生的一件事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让我心痛。当时有个同事问我耳机里在听谁的歌。我回答说酷玩乐队(Coldplay),同事们大笑起来,我不知道他们笑什么。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和那些音乐人一样阴郁?我再次觉得自己被凌辱了。不久后,我辞掉了那份工作。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确定,自己到底是办公室欺凌的受害者,还是对他人过于敏感。

    朝九晚五的职场生活是没完没了的。它缺乏灵活性,我无法定期去进行心理治疗。我也常常忘记进行普通体检,多次忘记在药房重新订购自己的药物,而这让我陷入急性焦虑症。

    幸运的是,每个办公室都有弱者或“受到欺压的人”。他们常常与我惺惺相惜,把我叫到一边安慰我,或者邀我一起出去抽根烟。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看见坐在我旁边的女孩盯着我的电脑屏幕看我在干什么。她大概看了十秒钟,但真的感觉看了很长时间,更像是那种侵犯性的注视。我非常生气,给公司经理发了一封措辞犀利的电子邮件。那封邮件写得太刻薄了,我的同事被叫去询问时,眼里噙着泪水,被准许当天可以早退。她后来甚至送了我一些巧克力致歉,还不止一次对我说她是基督徒。

    我一辞掉那份工作,她马上在Facebook上取消了对我的关注,那天是我的生日。尽管她当时已经知道我有精神问题。

    后来我在伦敦获得了自己梦想的工作——做时尚撰稿人,这份工作薪水颇丰,但我的疾病产生的“突发奇想”以及药物导致的焦躁不安毁掉了我的成功。我刚到那里工作两个星期,就要求请假六个月,去夏威夷的一个地方报纸做实习记者。我没有获得批准,但两周后,我请了三天假,再加上一个周末,我去巴黎为一个小型独立杂志写了一篇关于除臭剂的测评。不久后,我又请了一周假,为残疾人举办了几期写作讲习班。

    我的上司非常善解人意,我也在那里干了整整18个月,但我最终辞职了,我想住得离母亲近一点,当时她的健康出了问题。我的办公室告别卡令人难忘。尽管我没跟很多人说起我的精神问题,但所有的留言都表达了这层意思:“我会想念你的疯狂。”

    我在克服工作逆境、学着接受自己的精神疾病的过程中获得了一个重要经验,那就是,我们可以用生活砸向我们的石头建造城堡。我现在在家工作,做自由撰稿人,工作时间灵活,我可以定期进行必要的心理治疗和体检。

    我主要是写精神疾病方面的文章。我还在和一名很有声望的精神病学教授合著我的第一本书——《精神正常入门指南》(A Beginner’s Guide to Sanity)。

    去年,我做自由撰稿人只赚了6260美元。但我看到了非常切实而正面的结果。

    我的精神诊断已经从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改为分裂情感性障碍。与前者相比,后者被认为更善于社交,但偶尔会有“情绪波动”。

    我的新工作方式,再加上心理治疗,还让我明白,信心和工作技能等品质可以慢慢学习和培养。

    也许最重要的是,我已经开始接受自己是一个正在塑造中的作品。

  • 不准会见甄江华 任全牛律师收到书面答复

    【民生观察2017年10月7日消息】日前,珠海八零后人权捍卫者甄江华的代理律师河南郑州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任全牛收到珠海市公安局作出的关于申请会见甄江华的不予会见答复。

    从任全牛律师收到的珠海警方的答复函中可以见到,珠海当局认为甄江华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会见可能有碍侦查或泄露国家机密,根据《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决定不准予申请人(任全牛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甄江华。

    据公开消息显示,9月初,甄江华被抓捕后,任全牛律师即担任了甄案的代理律师,期间,该案两名代理律师曾两次去到珠海市第一看守所要求会见甄江华不果。在看守所工作人员表示需要与办案单位接洽后找到珠海市公安局国保支队七大队,对方要求律师必须按照公安局规定填写会见申请表格,递交后又称申请不符合要求,并多次催促轨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对甄案要按照“五类”案件来处理,代理律师必须前往律师事务所所在地的区、市、省三级司法部门备案,在任全牛律师按照珠海市警方的要求将会见申请表格邮寄过去之后,却收到寥寥几句的《不准予会见决定书》。

    有知情人评论称,珠海警方的做法很符合当局这几年惯用的打压手法,即先抓人,再用所谓的审讯来拼凑所谓的证据。甄江华面临的是高大上的“煽颠罪”,自然需要更多且有份量的“罪证”,那么从以往的经验来看,甄江华被刑讯逼供已经在所难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警方不准律师会见当事人已经存在令人合理猜测的可能性。

    有关甄江华的情况本网将会继续关注和报道。

    相关报道:任全牛律师代理甄江华案会见成难题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2017/0923/16455.html



  • 绝食抗议被精神病 北京民主战士宋再民病危获释

    [访民之声2017/9/1消息] 今日,网友发来消息,被关精神病院的北京平谷区民主战士宋再民遭强制灌药迫害,现因病重获释回家。

    随后,本网联系宋再民得知,2017年6月24日,他和10名好友在盘古大观附件举牌支持郭文贵爆料,并录制了视频和照片发到推特上,郭文贵看到后表示感谢并转推,招来警方关注。

    6月27日,宋再民创办的民主呐喊队队员张军来看望他,两人正在畅饮时,来了三辆车,十几个警察拿着一张涉嫌“寻衅滋事”的传唤证,将他和他的手机、电脑一并带到辖区派出所。在派出所,他被“安顿”在老虎椅上24小时。期间,警察出示挺郭照片、视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宋再民表示“支持郭大侠反贪腐,推进依法制国”引来警察们哄笑。

    6月28日,派出所接到上边指令,将他绑架至北京平谷区金海湖医院(精神病院)。因之前他曾被送到过这个精神病院,院方知道他的情况,推托不愿接收,后政法委电话指令,院方无奈将他押进四楼病房,他认为这就是人间地狱。

    关押期间,医护人员使用暴力将他绑在床上灌药两次,两颗牙齿被撬坏,并劝他“改邪归正”。他表态“我是民主中国的忠诚战士,为人类高贵的尊严呐喊,血战到底,可以牺牲,决不屈服。”众人闻言才不再劝说。

    在他被强制关押的这段时间里,他的亲人持续奔走,想尽一切办法营救,并多次到医院救护,他81岁老母亲因此急火攻心病倒住院。呐喊队牛领钗、谢小玲、李青方、阿妮姐妹和张建国、王永红、华义、盛兰福等兄弟姐妹也到医院要求见他遭到院方拒绝。梁庆辉、程玉兰、郭侠为此参与声援,他隔窗望着前来营救他的兄弟姐妹们感慨万千。

    为了早获自由,抗议迫害,他绝食反抗绑架、灌药等摧残暴行。8月17日出现胃出血,大便颜色发黑等症状, 8月24日,生命体征降低至病危,医院才赶紧让他出院回家,后卧床休养至今。他说,在医院59天,体重减轻了五十斤,今天身体好些给大家报个平安,并感谢关心他的战友们!

    人类尊严呐喊队宋再民,电微:15811366507

    相关报道:北京民主战士宋再民第三次被强送精神病院
    https://fangminzhisheng.blogspot.com/2017/07/blog-post_41.html
    北京民主战士宋再民被关精神病院月余 众人探望受阻
    https://fangminzhisheng.blogspot.com/2017/07/blog-post_31.html



  • 同性恋男子“被精神病”:医院二审撤诉

    9月15日,河南同性恋男子余虎(化名)的代理律师黄锐收到了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终审裁定,裁定准许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撤回上诉,法院限医院公开赔礼道歉,赔偿余虎精神抚慰金5000元。一审判决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2015年10月,余虎被亲属送入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因“性偏好障碍”被强制治疗19天,称遭到医务人员强迫吃药打针和谩骂殴打。2016年5月,余虎向法院起诉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以侵犯其人身自由权、对其进行强制治疗为由,要求医院支付精神抚慰金1万元,并赔礼道歉。
    9月19日,余虎表示不接受采访,由男友小杨对外发言。小杨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9月15日从律师处得知医院撤诉的消息,觉得有点意外。看到一审判决要求,驻马店精神病院于判决生效10日内在本市范围内向余虎公开赔礼道歉,道歉文书经法院审核后在市级报刊刊登,余虎很高兴。

    余虎曾告诉小杨,他起诉医院只是想要一个说法。“一些年纪大一点的人,还是觉得同性之间的感情是不正常、不光彩的。但这个官司让更多人知道,同性恋不是一种病。”小杨说。
    记者9月19日致电余虎的主治医生朱青青,其表示自己目前不方便接受采访,且正在休假,随后便挂断电话。

    1、当事人说“只是要一个说法”

    这段时间,余虎和小杨仍旧在浙江工作。小杨本来和余虎商量,二审一定要出庭,“当事人律师的陈述毕竟不如他本人的经历感触深刻,我希望他能亲自告诉法官,他在医院里是怎么受煎熬的。”

    一审时,余虎没有出庭。“主要是考虑到对自己家庭的影响,还有住院的经历给他留下阴影,他很怕到驻马店去。”小杨说。

    此案的一审判决在2017年6月26日下达,一审判决书显示,驻马店精神病院对余虎强制治疗的行为侵犯了余虎的人身自由权,判决该精神病院在全市范围内向其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5000元。

    随后,驻马店市精神病院对一审结果有异议,于7月上诉,但又于8月1日申请撤回上诉。此次法院的裁定,即针对医院撤回上诉予以准许,因而一审的判决结果也即将生效,且“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从另一个层面,撤诉意味着医院对一审判决的主动承认”,黄锐告诉记者。

    黄锐在2015年年底接触到余虎一案。他认为,余虎的病历是胜诉的关键。“病历上很明显写了非自愿治疗,且有防止逃跑的字眼,说明当事人的人身自由是被限制的。此外,里面没有多少当事人的陈述,而大多是家人的说法,说明(入院)并未获得本人的真实同意。”

    其实在接到一审判决书时,黄锐和余虎便知道一审打赢了之后基本就赢了,二审没有新的证据很难推翻之前的裁决。余虎的诉求在黄锐看来很明确,“他说自己没想过要追究赔偿,而是要一个说法,希望医院能受到惩罚,以后不要肆意妄为。”

    “我们现在就等着医院赔礼道歉,一定要给我们一个说法。如果不执行,我们还会继续上诉,证据很充分,不管打到哪里,我们一定会奉陪到底。”小杨表示。

    2、事件回顾

    精神病院里的19天

    去年一审开庭前,余虎曾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讲述了他被送入精神病院的经过。2015年10月8日,余虎准备和妻子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随后和小杨一起离开驻马店、回到浙江。

    “当天一早,妻子和我父母、哥哥一起把我绑住了,塞进车里强行送到了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余虎说。

    小杨说,在余虎的家人看来,同性恋就是一种“病”。余虎的姐姐一直劝余虎离开小杨,还准备带他到附近的寺庙烧香拜佛。“她说,你们这样在一起会折寿的。”小杨说。虽然经过几次彻夜长谈,但余虎的家人还是不能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

    在路上,余虎趁机给男友小杨打了求救电话。余虎入院之后,小杨把河南的几家精神病医院都找了一遍,终于打听到余虎的消息。此时,余虎已经在医院住了四天。

    余虎曾对新京报记者说,他入院时,医生没有询问病情,也没有做任何检查,直接就把他绑到床上。尽管他一直强调自己没有病,也不需要治疗。但没人理他。“我在里面没有做过任何检查,里面的人一直逼我打针和吃药。吃药还要当面吃下去。我不敢不吃,我每天都能听到很多惨叫。”

    志愿者阿强记得,刚接触余虎时,他的手环上写着“性偏好障碍”。但随后的沟通中,医院并不承认收治余虎是因为性别取向。“余虎的主治医生当着警察的面说,收治余虎一是因为性偏好障碍,二是因为情绪不稳定。”

    2015年10月25日,阿强报警要求警方到医院调查强制治疗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10月26日,院方为余虎办理了出院手续。距离被收治那天,余虎在精神病院住了19天。

    3、专家说法

    《精神卫生法》自愿原则

    同性恋早已不被认为是精神病。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册中除名。2001年由中华精神科学会制定《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中,也明确指出“同性恋是正常的”;被CCMD-3归于新设立的性心理障碍条目中的“性指向障碍”的次条目下的同性恋诊断对象,是“那些为自己的性取向感到不安并要求改变的人”。

    对余虎一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陆林认为,院方从送诊、接诊到收治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院方未严格执行精神卫生法规定,在未事先见过当事人、未进行医学诊断、收治时未听取本人的意见,仅凭送治人单方面描述,就将当事人强行收治。

    因而,在黄锐看来,余虎“被精神病”一案尽管导火索是其同性恋者身份,但最终法院裁定的依据是《精神卫生法》中的自愿原则。

    我国2013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精神卫生法》第30条明确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只有两种情况下可以实施强制入院治疗,即如果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在关注“被精神病”十年有余的公益律师黄雪涛看来,余虎一案的胜诉“不仅仅是LGBT(性少数,非异性恋者)群体的胜利,更是《精神卫生法》的胜利,是自愿原则的适用和激活”。
    “即使是精神病人,也有不被强制收治的权利。”这是黄雪涛对自愿原则的解读。黄雪涛每周都会接触到两三名自称“被精神病”的求助者,“现在还是只要家人肯送,医院就敢收,习惯了有人付款就愿意接收。”

    黄锐称,自愿原则落实困难的原因在于许多“被精神病”者去法院起诉会被要求首先证明自己没有病,“经常不予立案,诉讼成本很高。”

    黄雪涛表示,余虎一案只是一个开端,但对医院5000元的惩罚还是很轻,“受害者胜诉的个案少,医院风险低,离修改行业行为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 正常人上海维权人士孙红筝精神病院关押二年半

    上海黄浦区维权人士孙红筝在北京上访,2017年8月5日驻京办1461火车押送回上海府春路救助服务中心,由警察接送到黄浦区南京东路警署,之后被押送进南京东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南京东路112号。以前孙红筝就被政府押送此地并在精神病院关押二年半。她自述:我不是精神病,我是健康人,希望广大社会正义人士救救我!救救我!!!孙红筝电话15821881767。

  • 深圳男子被要求复查精神病 整天惶恐不安

    来信要求复查精神疾病张三以为遭遇诈骗?

    市民张先生最近遇到一件很苦恼的事情,因为他被医院反复告知,你有精神病史,需要复诊,而且还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敲门家访,张先生说,这些情况让他最近十分恐惧,希望能得到帮助。为了保护他的隐私,我们就叫他张三,了解一下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社区上门家访 张三十分困惑

    张三说,他没把这些当回事儿,直到一个多月前,他晚上加完班回到家,父母说,有自称是社区工作站和派出所民警的人,上门来找过他。

    有病被当事实? 张三惶恐不安

    医院工作人员的一个说法让张三陷入惶恐,如果自己真的被这些机构看成精神病患者,未来将要面对什么呢?张三说,这一个月,他变得极为敏感,可谓草木皆兵。

    多方核实“被精神病”原是“乌龙”

    张三主动接受核实,得知身份被澄清。张三已经被排除了有精神病史的可能。张三称,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说信息他们确实搞乌龙了,已经把相关信息从系统删除了。

    (来源:大粤网 http://gd.qq.com/a/20170903/029071.htm 2017-09-03)

  • 精神病患者当街殴打家人 长沙交警快速制服并送医

    今日中午,长沙香樟路口家乐福入口处,一名精神病患者殴打其母亲和伯父,引来群众围观。雨花交警大队四中队巡逻民警立即上前询问情况,拨打120并联系辖区派出所。在征求家人意见后,四名民警将患者制服并送至医院。

    中午12时左右,雨花交警大队四中队巡逻民警在香樟路口家乐福入口处发现一群人员在路上驻足围观,严重影响交通秩序。民警立即停车,上前了解情况,发现有一名精神病患者正在殴打其母亲和伯父。巡逻民警拨打120并联系辖区派出所,在上前询问情况时,手腕部被患者抓伤。巡逻民警立即呼叫增援力量,四名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增援。

    据雨花交警大队四中队副中队长彭启鹏介绍,该患者20多岁,是江西人,昨日从江西来到长沙“找朋友”,因其行为举止异常被长沙公安部门送至精神病院。

    家属得知消息后,迅速从江西赶到长沙,见他情况还好,就将患者从医院接走,结果患者今日在路上又突然发病,不停暴力殴打其母亲和伯父。

    “该患者是一名退伍军人,力气较大,巡逻民警在上前询问情况时被打,增援力量赶到后上前制止患者的暴力行为时,又有一名民警被打伤。”彭启鹏介绍,在征求家人意见后,四名民警将患者制服。据悉,目前患者已被雨花交警大队四中队民警送至精神病院,家属全程陪同。两名受伤民警均是皮外伤,无大碍。

    (来源:长沙晚报 https://www.icswb.com/h/150/20170915/488711.html 2017年9月15日)

  • 美国民兵放话杀副总统 遭送精神病院评估

    美国一名宾州的国民兵日前放话,威胁要刺杀美国现任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祸从口出的他不但立刻遭到逮捕,也被转送精神病院进行评估。

    乱放话的国民兵是22岁的邓巴(William Dunbar),他上周六在执勤期间向同袍说,“如果有人付我足够的钱,我就杀了副总统”。证人向警方表示,邓巴在当天发表了两次类似言论,而他们也立即向部队指挥官报告此事。

    邓巴随后被警方以妨害治安以及恐怖威胁等两项罪名起诉;他的同侪表示,邓巴之前并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脱序行为,这次突发激进言论,也让他们感到很惊讶。

    邓巴在医疗中心完成精神评估后,已经被送往当地监狱留置。他的保释金高达25万元美金,目前警方仍在了解背后的原因。

    (来源:苹果日报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914/1203459/ 2017年9月14日)

  • 愤怒源于被爱期望落空

    阿勇左手跟腱接驳成功,由骨科转往精神科病房。经过两星期评估,医生确认阿勇没有患上精神病。

    一个月前的晚上,阿勇已连续值班24小时,更被上司训话一小时,身心皆疲。当他踏入家门,太太却一直低头望着手机,一言不发,心中怨恨阿勇忽略她。此时,阿勇突然夺去她的手机,心里有如核爆的怒火,令他想狠狠把手机向她的头颅砸下去。幸好在千钧一发之间,太太恐慌的眼神煞停阿勇的手。可是,他心中那种犹如要摧毁万物的力量,瞬间转向自己,他把手机掷落地下,然后冲入厨房,用刀砍自己的手。

    这种要毁灭自己及自己最爱的人之可怕力量,究竟源于哪里?“杀敌者,怒也”。在家庭中,愤怒是源于被爱的期望落空。每个人都有被爱的需要,被爱是指被注意、被明白、被接纳及被关顾。对越重视的、越亲密的人,越期望得到对方的爱。另外,当受创、疲累时,更渴望能在家庭得到这份爱。若能满足这份被爱的期望,就会得到一份安全感,自信心和自我价值随之增强,家人之间的感情亦变得更深厚。

    反之,若这份获得家人或伴侣所爱的期望落空,就很容易令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完全不值得被人爱、没有能力的人。这种想法使人很痛、感觉很羞耻。难耐的羞耻感会触动心理防卫机制,并转化为愤怒情绪,即所谓“老羞成怒”。愤怒这种负面情绪是很强烈,破坏力犹如强力炸药。子弹射向别人,便是杀人,射向自己,则是自杀;炸药在屋内引爆,更是“一镬熟”,同归于尽。由被爱期望的落空而引发的愤怒,正是造成很多家庭暴力,甚至伦常惨剧的“炸药”。

    住院期间,阿勇和太太鼓起最大勇气,互相坦诚表达自己被爱的期望。出院之后,阿勇送了一部新手机给太太,她亦将手机的无限上网计划改为每月6GB为限,为向对方表达自己的爱踏出第一步。

    (来源:苹果日报 https://goo.gl/j44U9b 2017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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