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与母亲长期遭受父亲家暴，当母亲再次被打时，患精神分裂症的儿子持刀欲吓退父亲保护母亲，却不曾想父亲因此而身亡。近日，湖北省京山县检察院依法以故意伤害对姚某某提起公诉。
2017年2月2日，大年初六，平常人家都还徜徉在农历新年的喜庆祥和之中，位于京山县某招商城的姚某某一家却笼罩在死亡与分离的愁云里。
当天上午11时左右，姚某某在家二楼卧室休息时，听见外面有父亲蔡某某殴打母亲姚某甲的声音。因蔡某某长期对其子姚某某、其妻姚某甲实施家暴，导致家庭关系一直不和。姚某某一怒之下从枕头下面拿出匕首冲到外面。本欲替母亲报仇吓唬父亲，当他朝父亲的腿部和肩部刺了两刀之后，父亲猛然倒地不省人事。姚某某四处找人帮忙救助父亲，蔡某某被送到医院后即被宣告死亡。
经湖北省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姚某某系精神分裂症（残留期），案发当时由于长期患精神病使其辨认和控制能力削弱，为限制（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人。
（来源：正义网 http://news.jcrb.com/jszx/201709/t20170930_1802698.html 2017-10-01）
昨日，网友@逆光而行的猫 在长沙王府井路段遭遇陌生男拦截，引发网络关注。今日凌晨，长沙天心公安分局发布情况通报：9月12日18时11分，天心公安分局坡子街派出所接110指挥中心指令，有群众在辖区黄兴南路王府井商城门口被一名自称警察的男子拦住车辆。
处警民警18时17分到达现场后，发现拦车男子行为与言语异常，始终不配合民警调查，疑似患有精神疾病。经劝导无效后，民警依法强制将该名男子带至坡子街派出所进行调查。民警通过该男子随身物品核实其身份信息后，与其家属取得了联系，其家属之后赶至派出所。
经查，该男子康某(34岁，家住长沙市岳麓区)患有精神疾病，曾在医院接受过治疗。鉴于康某患有精神疾病，在派出所情绪极不稳定，为防止发生意外，民警要求康某家属先将其带回，加强看护，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9月13日，康某家属已通过电话向报警人致歉。
（来源：三湘都市报 http://news.163.com/17/0914/14/CUA42O0Q0001899N.html 2017-09-14）
带着母亲上大学
9月8日中午，记者跟着赵金凤来到南昌昌北经济开发区一间出租房，见到了她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带着母亲上大学的赵金凤，来自河南省永城市条河乡鱼山村，今年22岁，就读于南昌理工学院。15岁时父亲因病去世，留下她和没有劳动能力的母亲。虽然一路波折不断，但在伯父及亲友的帮助下，完成高中学业，考入大学。
除了学业，赵金凤最关心母亲的病情，“要接受造物主的不公，陪伴患病的母亲，弥补这几年欠下的陪伴”。
家庭变故
赵金凤从小就很清楚自己有一位特殊的母亲。15岁时，她亲眼目睹父亲因为癌症离世，看着面前冰冷的遗体，在悲痛中暗示自己，“不想再读书了”。那年，赵金凤面临中考。
回想起从小到大的不幸生活，赵金凤用眼泪和呐喊宣泄心中的痛苦。令她绝望的主要原因，是母亲的病情。
赵金凤的母亲患有先天性精神疾病，未满25岁时从陕西嫁到河南，年近四十才生下女儿，5年前因神经系统受损导致偏瘫。今年61岁的她，体重不足80斤。
遗传性的精神疾病会伴随多种并发症。赵金凤多次带着母亲到各大医院检查，医生给她的回答是：长期服药、无法治愈、没有劳动力、反应迟钝、生活不能自理。对于没有经济来源的家庭来说，这种打击是毁灭性的。
伯父的承诺
父亲去世第二天，赵金凤找到忙着在操办后事的大伯，表示不能再读书。想要继续学业，至少还得7年，她无法想象，自己不在身边，母亲该怎么办。
这个提议遭到大伯的反对，他嘱咐赵金凤不能失去学业，并表示一定会照顾好她的母亲。2012年，赵金凤考入当地重点高中。除了履行承诺，年近七十的大伯还承担了她高中三年的所有经济费用。
从高一到高三，两周回家一次，单向车程约1小时。见到女儿回来，母亲每次都开心得像个孩子。赵金凤说，那是自己最幸福的时候。
第一次携母求学
拿到南昌理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赵金凤笑了很久，也沉默了很久，“大学四年，要离开家乡，离开母亲”。此前，她本想报考省内的学校，未能如愿。大伯让她安心去省外求学，母亲由他照料。
2015年9月，堂哥陪着赵金凤来到学校报名，除了国家助学贷款，另外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向亲友借的。很多同学曾问过她，一个女孩子，为什么选工程造价专业，赵金凤说，“想赚钱，为了和母亲以后的生活”。
利用课余时间，赵金凤找了多份兼职工作，情况好的时候，一天能赚100多元。她用存下的钱，在校外租了一间不足30㎡的房子，每月房租500元。
2016年9月，赵金凤第一次带着母亲去南昌。她一直对身边人隐瞒这件事，直到大二上学期最后那个月的一天夜里，亲眼目睹母亲突然抽搐，吓得她立即拨打120。
医生告诉赵金凤，除了轻微的偏瘫，母亲还患上了动脉硬化疾病和癫痫病。她知道，这病是治不好的。
那年寒假，大伯坚持将赵金凤的母亲留在老家，让她回校好好上学。
不再分离
回校后的赵金凤，常常在夜里梦到母亲，又总是想起年迈的大伯，“他已经帮助得够多了，我不敢再奢求”。权衡再三，她还是决定把母亲带在身边。
大二下学期结束后，赵金凤回到老家，用一周时间说服了大伯。2017年8月28日，她第二次带着母亲踏上开往南昌的火车，继续租下一年前的那间出租房。
由于很少回宿舍，带着母亲上大学的事终究被班主任发现。9月7日，学校决定为赵金凤免除部分学费，并组织同学为其捐款，共计22046元。
学校工程管理学院书记曾兴隆曾想过，为赵金凤母女安排单独的宿舍，最终考虑到赵母患有精神疾病，学校同意赵金凤在外租房的决定。
9月10日，赵金凤在学校找到一份兼职，她希望在完成学业的同时，靠自己赚得生活费，以及母亲的药费，“我相信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至少我能陪着妈妈”。
（来源：新京报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7/09-17/8332878.shtml 2017年09月17日）
湖北巴东籍男子唐某一直垂涎邻居傻女人，在明知其是精神病患者的情况下，却趁其丈夫外出打猎之机“鸠占雀巢”，与其发生性关系。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近日，唐某因犯强奸罪被巴东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巴东县检察院起诉指控，2016年11月16日傍晚，唐某邻居家男主人谭某邀约其一同外出“夹狗子”(打猎)，唐某以自己喝醉酒想睡觉为由，拒绝了谭某的邀请。晚6时许，唐某趁谭某与外出之机，偷偷摸摸来到谭某家中，与谭某患有精神病的妻子发生了性关系。
谭某回家后发现妻子被唐某性侵，随即报警，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经司法鉴定，谭某之妻为“中度精神发育迟滞，智力中度缺损，无性防卫能力”。
法院审理后认为，唐某明知谭某之妻智力低下、无性防卫能力而与其发生性关系，其行为构成强奸罪。唐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可酌定从轻处罚。据此，法院作出前述判决。
（来源：正义网 http://news.jcrb.com/jszx/201709/t20170908_1795540.html 2017-09-10）
作为一个躁郁症患者，就近日多宗受情绪问题困扰而轻生的事件，实有切肤之痛，但当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的25岁长子潘匡仁轻生，疑为教院学生在校民主墙写上的看似凉薄的言论，却被传媒或大众将这些自杀案变得政治化。常言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刻，我却认为颠倒了。
我们这些受情绪问题困扰的当局者，“清醒”的知道这刻并不是应该将矛头放在蔡若莲、或者“民主墙”上，作为旁观者的你们，是不是被模糊了焦点？当大家聚焦在高官权贵们如何响应教大民主墙言论之时，大家有真心在意过蔡若莲的儿子患上抑郁症背后的原因吗？这些一连串的自杀个案，是切切实实的社会问题，与其花心思在一早已说过凉薄的话的高官权贵身上，何不关心一下身旁的人，以免再有下一个人走上绝路？
抑郁症出现在世界每一个角落，无论是富是贫、强或者弱，只要他是一个人，就有机会患上抑郁症。蔡若莲的儿子的事正正是一个警醒，相信不少“旁观者”会觉得现为物理治疗师的他家境尚算富裕、就读名校、运动乐器皆精，又有一份稳定的职业，相比起很多冇钱上车、拿综缓、住劏房的黎民百姓“已经好幸福”，而且“香港大把人惨过佢啦！”我们这些精神病患者，很清楚这些说话对来说是极具杀伤力。
所有有关潘匡仁自杀案的报道，都有提及到背后的原因是源于一次意外。去年他参加一项三项铁人赛时严重受伤，头骨碎裂及脑出血，送入医院深切治疗部，令他短暂失去记忆，造成典型的创伤后遗症。如果翻查过一本在美国与其他国家中最常使用来诊断精神疾病的《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内文就指出过， 创伤后遗症也有可能伴随着其他精神失调，例如抑郁症。
据卫生署统计，本港超过三十万人患上抑郁症，潘匡仁只是当中三十万分之一，造成社会热哄哄话题的原因，不过是多得母亲蔡若莲的特别身份－“防止学生自杀委员会”成员。其中一篇报章写道“母亲蔡若莲数月前即其母出任副局前已有（抑郁症）征状，蔡若莲曾向人倾诉及求助，并安排熟悉的人密切察看儿子状况。”相信那个“熟悉的人”就是家中外佣，当天自杀的早上潘匡仁就曾呆坐窗边，幸得外佣及时阻止，奈何至11时许他将自己反锁睡房，“成功”轻生。在早上外佣阻止后至11时许，我不大相信外佣不会告诉蔡若莲发生此事，如果这段真空的时间有“某人”出现，让潘匡仁感受到一点爱，可能有机会阻止悲剧发生。
最近网上流传了一张图片，图片列出了由2015年的开学年9月开始，直至今年9月5日，总共有71名学生因学业压力选择轻生，当中最年轻的只有10岁。不过除了学生，还有其他不同年龄界别的抑郁症患者，9月1日开学日正正就有一个老师轻生。曾经有报章访问过精神科专科医生傅子健，他指出近日报道多宗堕楼个案，令高危病人本身已经有（自杀）这种想法，“见到其他人咁做，自己亦一鼓作气去做。” 根据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协会总干事曾展国所说，早年的外国研究指出若果一宗自杀案发生后获传媒广泛报道，自杀平均人数会增加逾五十多人，大家可以想象香港人口密集，也许，潘匡仁的“成功个案”会使自杀连锁效应加剧。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文章开首就指出，大家不要再把焦点聚焦在高官权贵如何将一宗“自杀事件”政治化。作为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一个真正的“当局者”，我实在希望大家除了争取言论自由之时，也清醒一下！ “连锁效应”已经开始了，如果不忍愈来愈多人想不开自杀，倒不如视今次为一个警号？
（来源：香港独立媒体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52104 2017-09-15）
香港近日发生多宗自杀个案，开学季节更是学生自杀的高峰期。无论是什么年纪、什么职业，眼见生命的流逝，实在令人感到悲痛与婉惜。死者已矣，希望在生者坚强生活。而我们可以做的，是尽力阻止另一个又一个的悲剧发生。
根据流行研究，自杀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受多项因素影响，当中包括精神病。根据卫生署公布的数字，本港每100名成年人有三人是抑郁症患者；每十名长者便有一人有抑郁症征状，然而超过一半抑郁症患者没有寻求任何精神健康服务的协助。
香港的公营医疗资源不足一直为人诟病，而投放于精神健康服务更是少之又少。2016-2017医管局精神健康服务方面的预算开支为47.8亿元。但是，现时政府单靠医管局提供服务并不足够，必需改变拨款模式，拨出专用款项予精神健康，提供多元化的服务。因为精神健康问题涉及不同年龄层，如学生、长者、在职人士，各有不同的需要。精神健康服务应跨越不同部门。现时政府只是着重单纯提供医院专科诊疗并不足够。如无法处理学童个案，又或者隐藏在小区中没有主动求诊的病人。
抑郁症病人首次求诊要等两年
现时全港有356名精神病科医生，但却需要照顾约23万名精神病患者，平均每位医生需要照顾超过646名病人。若按人口比例计算，本港约2.1万人才有一名精神科医生，比起美国及澳洲等地的6千至8千人便有一名精神科医生，差距极大。而香港精神科新症轮候时间极长，根据医管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2016-17年度抑郁症病人，首次求诊最长需要轮候98个星期，即接近两年才可以看到精神科专科门诊。医管局的“个案管理计划”，327个个案经理，每年处理约1.5万宗个案。对比20万名已被诊断为严重精神病患者，获跟进个案不足一成。试问政府如何有效辨识及评估到有需要的病人，为他们尽早提供适切的治疗呢？
每当社会发生与精神病人不幸的事件，才会把“关心”、“明白”、“跟进”挂在口边，却一直未有实质的工作。上届政府于2013年成立精神健康检讨委员会，到届尾2017年4月才发表报告。报告中的
40项建议未能解决社会燃眉之急，也聊胜于无。报告提出成立常设咨询委员会，仍“未闻楼梯响”。
如我上文所言，处理市民港精神健康问题，不单单是提供专科医疗服务。一定要深入小区，针对不同群体，并涉及宣传教育、评估、辨识、介入治疗等等多方面多层次的服务。当中必须要跨部门合作，才能有效及全面。香港地生活节奏急速，无论读书、工作、生活都压力甚大。精神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我一直提出，要求政府成立精神健康局，才能有完整的政策与完善的服务。特首林郑月娥与食卫局局长陈肇始实在责无旁贷，绝不能无视香港人的精神健康问题，必须立即回应社会需要。
（来源：立场新闻 https://goo.gl/buARWc 2017/9/10）
对于港人来说，患有精神分裂症其实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虽然不是新奇事，但要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属坦然面对社会，仍是难事。事实上，关于精神病患的讨论里，我们经常把集中力放在患者身上，但一直被忽略的精神病患者照顾者，其实也应该被关注。
根据三个关注精神病患的组织香港心理社会康复协会、明爱全乐轩及香港家连家精神健康倡导协会委香港树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民调与研究中心所进行的调查显示，现时香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约有48000人，据香港心理社会康复协会估计，照顾者约有48000至60000人，而面对社会（甚或照顾者本身）对精神分裂症的不理解、患者拒绝服药、覆诊，令照顾者的压力日渐积累，感到忧虑、失眠，甚至出现情绪病的症状，如抑郁、情绪低落、悲观等。精神分裂症患者与照顾者彷佛身处对平衡时空中，前者会坚信自己的幻觉、幻听，而后者则无法理解患者所坚信的“事实”，进退两难，在社会中被忽略、找不到支持的同时，在其家属、朋辈之间亦得不到谅解。
精神分裂症照顾者彭淑贤小姐的妹妹患病超过三十年，曾经因为对精神病的误解而误会妹妹是鬼上身、有暴力倾向等，面对妹妹不稳定的病情，她及其母亲的压力从未减少，母亲甚至因而患上抑郁症。但彭小姐指出，照顾精神病患者是很漫长的路，社会的资源对照顾者来说是很重要，当中包括让不同的照顾者互相支持、分享；学习精神病的行为及病症、照顾方法等。
政府现在只有一家家属支持中心，去年亦有增加资源给精神健康综合小区中心发展照顾者支持服务，但据统计各区中心共所接触的照顾者只有3000人，受支持的照顾者人数不到十分一，可见政府并没有足够资源支持。虽然现时政府开始发展复元人士的朋辈支持服务，但在照顾者的层面上则尚未发展。而更长远的，是应该让患者尽早使用第二代长效针剂，减低复发机会的同时，不需患者经历第一代长效针剂产生的副作用，如手震、坐立不安、口干、便秘等。
事实上，任何精神病都不是个人的病，是影响一个家庭的病，不单是照顾者，其实连家庭的其他成员也应该支持。而发展支持服务，是需要政策规划，从对大众的教育也好、患者的药物治疗、照顾者的支援也好，都不是单一次拨款就能解决的问题，能具备长远的规划才为上策。
（来源：立场新闻 https://goo.gl/z3QBs3 2017/10/3）
这个世界上，最难搞的关系之一就是上下级关系。
你初涉工作岗位，“我要发挥自己的光和热！”——然后给领导洋洋洒洒地写了万言书，堪比《出师表》。
你以为自己是当代诸葛亮，“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真的牛逼，但是我觉得自己很牛逼！”
领导内心os：谁给你的勇气？梁静茹吗？
《任正非正传》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一名新员工刚到华为时，就公司的战略问题给任正非写了一封“万言书”。原本以为，这封万言书能够得到任正非的肯定和赞扬，没想到任正非看了这封万言书后，不仅没有赞扬，反而讽刺这名员工有精神病，建议辞退。
饱读诗书，自恃满腹经纶，壮志昂扬地走入职场，时时刻刻寻找着让自己从螺丝钉一跃成为中流砥柱的机会。结果中流砥柱被认为是精神病，不知道这位同学的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了。
虽然，这只是一个故事，但是，自命不凡的员工与看上去“不讲道理”的领导之间的矛盾，时刻存在于我们身边。
“爱张扬、不迁就”，或许是职场老人们最爱给90后贴的标签。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车宏生教授曾经表示，生长于市场经济环境和网络时代的90后，对突出自我价值的要求较高，但是因为自幼成长在4对1或6对1的家庭，比较以自我为中心，习惯了家庭与社会的给予，在工作中，也希望自己的可以称为焦点，受到同事和领导的瞩目。
事与愿违，那么任正非为什么辞退了这位“尽心尽力为公司求发展”的新员工？
公司存在问题，任正非不是不知道，但是刚毕业的你，哪里来的勇气觉得自己看到的“问题”都是老板不知道且不解决的？
社交网络上最热门一种吐槽就是：我的领导是个傻逼。
因为，每天在公司埋头苦干的我，经常觉得自己比只会指手画脚的领导更厉害！
“按照领导的意思改了好几遍方案了，但是客户还是不满意，我跟领导说了我的想法他又不听！”
“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跟领导分析过症结所在了，可是领导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领导每天那么忙，根本不知道我每天做这些繁琐的工作多么累，还是不断地给我施加压力！”
……
领导怎么一点也不懂我呢？
请问，你要你的领导懂你什么？
襁褓中的婴儿一哭，妈妈就知道他是饿了渴了冷了热了还是要换尿布了；老师一改期末试卷，就知道学生还有哪些知识点没有完全掌握；女朋友一闹脾气，男朋友就知道需要亲亲抱抱举高高并且交出这个月的工资了……
那你期望你的领导能够做到——每个下属屁股一撅，就知道他要拉什么屎？
想得美
刘同说过：如果一个人影响到了你的情绪，你的焦点应该放在控制自己的情绪上，而不是影响你情绪的人身上。
奉行“狼文化”的华为公司从不欢迎娇生惯养的员工，领导也从来不是员工情绪管理的保姆。
网易怼人短视频节目《说说而已》中，网友抱怨不懂专业的老板总是对自己的工作指手画脚，显得自己很没能力。
许多人都希望自己可以在工作中独当一面，成为领导最重要的左膀右臂。但是往往天不遂人愿，只能苦苦感慨千里马没有遇到伯乐的悲壮。
你想遇到伯乐，首先得是千里马；你想要领导懂你，是不是该先想想自己有没有能力被领导懂？
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彰显个性，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还记得小时候的课堂上，老师鼓励学生积极举手发言，回答对错都没有关系。我不是一个怯于当众讲话的人，但也绝不是那个发言最积极的同学。因为，很多问题，我的确没想清楚，我还没有准备好有逻辑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班上总有几个同学，不放过任何一个站起来的机会，不管三七二十一，总能说出些三三两两，即使说错了，也是勇气可嘉的典范，老师依旧鼓励。
学生都希望得到老师的肯定，久而久之，课堂就形成了一个误区，既然“积极表达”比“表达准确”更容易，同样是心理上的满足，那当然选择前者。
而走进社会，走进职场却是完全不同的光景。
在职场“表达准确”远比“积极表达”来得重要，让自己更容易被同事和上司读懂，成为职场必备技能。
那位华为公司的新员工，或许学习成绩优异、或许社会实践能力极强，他早已习惯了万种瞩目，优秀成为了一种武器，获得别人羡艳目光的武器。他的学识和才华让他写出了万言书，但是这封万言书只是为了得到任正非的关注和赏识，帮助他从华为众多优秀员工中脱颖而出，而非真的想为公司踏踏实实地做些什么。
说白了，你想要的只是领导像爸爸一样慈祥的对你说你真棒，而不是实实在在地去解决实际问题。
那么，你的领导关注的是什么？
《欢乐颂》中，关关揽下了原本是同事的工作，却因为没有做好而被领导批评，十分委屈。安迪对她说：领导怪罪你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件事情的轴心是工作。
马云发过公司内部邮件：刚来公司不到一年的人，千万别给我写战略报告，千万别瞎提阿里发展大计，谁提谁离开!但你成了三年阿里人后，你讲的话我一定洗耳恭听。我们喜欢小建议小完善，我们感恩你的每一个小小的完善行动。
巨人企业文化中的第一条是：在公司只认功劳，不认苦劳。
军人出身、一身正气的任正非也绝非死板、刻薄、不讲情面。前两天，华为公司的一封总裁办邮件让在工作岗位上苦苦挣扎的人们兴奋不已——《要坚持真实，华为才能更充实》：因为讲真话，一名员工被晋升两级。
相比于看似面面俱到的万言书，很明显，任正非需要讲真话的人，需要能够帮助公司降低管理成本的行为。
如果你还在幻想什么都不会做的的薛杉杉可以遇到为她承包整个鱼塘的封腾，那你还是回家追剧做梦吧！
领导需要的是能为他解决问题的下属，而不是一个用尽小聪明求关注的小宝贝。
能坐上领导位置的人，一定是有他过人之处的。但是过“人”而已，领导也是个普通人。
用和人沟通的方式去与领导沟通，其实，让领导“懂你”也没那么难。
知乎上有人提问：身为领导，你喜欢员工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吗？
很多人的回答是肯定的，但都是附加条件的肯定。深思熟虑、严谨、有事实依据、注意场合和方式、不浪费时间……这些词都是在答案中频频出现的。可见，很多时候，领导认可、喜欢并且鼓励员工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是不希望员工为自己添乱。
有领导提出，他更喜欢员工通过邮件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因为在编辑邮件的过程中，员工可以进一步有逻辑地思考所要反映的问题。也有领导说，他不希望自己的员工用过多的理论来包装自己，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远比发现问题更重要。
在学校做过很多大企业人力资源案例研究的Sunny就职于一家家族型企业，作为该企业人力资源的第一人，Sunny发现了很多问题。职责界定不清、雇员的自主权力小、薪酬结构不合理等等，她向领导如实反映了。
领导说：这些问题在我们公司的确存在，但是，我们的公司在盈利，这就说明公司现行制度有其合理性。
Sunny依旧坚持她在管理上的“发展观”，此时，领导问：你有具体方案吗？
后果可想而知，Sunny的建议书石沉大海。
一切看似专业的方法论都不如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重要。莫非你想让领导揣摹你的意图，直接了当地告诉你该如何解决问题、开展工作？
在工作中，坚持自我并没有错，但是寄希望于领导为你工作的顺利展开保驾护航是一种不负责任也不切实际的奢望。
领导在工作展开上往往有自己的意图和考量，员工在与领导沟通的时候，如果潜意识地认为领导能够理解自己，不站在领导的角度对自己的表达方式和内容进行进一步推敲，可能就会让领导对自己产生误解。
领导不懂我，到底是领导太蠢还是我的工作能力不够呢？
想被“爸爸”认可，首先你要明白“让领导懂你”也算作重要的工作能力。
与领导相处，会因为个人性格特征、知识背景、看问题的视角差异，产生认知和观点上的分歧。领导与员工是相互构建、相互依赖的共同体，二者并非孤立存在。
行为学家保罗·赫塞博士（Paul.Hersey）提出情境领导理论，该理论重要一点就是，领导者的行为要与被领导者的准备度相适应才能取得有效的领导效果。被领导者的准备度，就是在接受和执行任务时，所表现出来的工作能力和意愿水平。
也就是说，领导对员工的态度与其本身的工作能力有关。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有些人总是觉得领导不懂他而显得他的工作能力有问题，是不是本身就是他工作能力有问题呢？
领导又不是你男朋友，一定不会天天对着你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你的心思真难猜”。
很多时候，是你的“不易懂”才导致了领导的“不懂你”。
心理学上研究显示，换位思考，是让你变得易懂最直接的方式。因为人不仅能观察到他人的情感，还能“设身处地”地感受到他人的情感。
你花了很多心思去经营你的生活和工作，为什么遇到了领导，你却傻傻地依赖着领导主动来理解你？
首先，你需要正视自己和领导之间的差距。合格的领导之所以成为领导，并不一定是具体工作能力强于下属，而一定是在智慧和声望上强于下属。领导的价值不是完成一项具体的工作，而是通过协调团队成员之间的有机配合，规划企业的发展战略，从而实现企业愿景。
其次，与领导沟通的过程中，适当的技巧也能帮你变得“易懂”。
展现自我特色
电影《因为你爱过我》中，菲佛向制作人劳勃·瑞福争取成为气象播报员的机会，却被叫去拿他送洗的衣服。第二天，有位气象主播正好抗拒穿雨衣播气象，菲佛趁着给制作人送衣服的机会，再一次推荐自己，并且表示愿意穿雨衣上阵。最终，她成为了气象播报员。
世上牛逼的人何其多，你要展现自我特色，才能让领导记住你。毕竟，你的领导记不住一个和他人相似的人。
激起同理心
在《成功的秘密》这部电影中，一位乡下年轻人进城去大公司求职，秘书告诉他没有名片就不予以通报。年轻人灵机一动，把脸贴在复印机上，印出自己的脸，写上姓名。在面试的时候，老板质疑他毫无经验，他说：过去你二十几岁的时候，不也最痛恨别人问“你能做什么”？我什么都能做，只要有一份工作！
在工作中，独树一帜的个性能够被领导记住，但是获得领导的认可所依靠的还是认真的态度和踏实的努力。领导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经历过的困难和不被理解一定不比你少，有时候，巧妙地运用一些手段激起领导的同理心，你就会让领导懂你。说到底，领导不是不具有懂你的能力，而是你没有给领导懂你的机会。
此外，作为员工， 积极传递信息、重视信息价值、持续更新信息是让领导懂你很有效的方法，帮助有点儿忙或者专业技术并非很精通的领导捋清你想让领导做的事，或许才是成为领导左膀右臂的捷径。
如果这些都不能帮助你，或许你可以试着炒了你的老板。
在乔布斯的眼中，不理解自己的都是蠢蛋，包括曾经的公司CEO斯卡利。不被领导理解的你，说不定可以成为下一个乔布斯。
我不知道领导是不是蠢蛋，但是我不是。与领导相处，主动权紧紧攥在自己手中。
（来源：网易-说说而已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CTNNRQRU0517HA1S.html 2017-09-07）
陈仲谋记得毕业那年，150个医科同学中只有四人选择精神科。医科中数精神科最不被重视，许多人都觉得精神科医不好的病人，困在青山就够，根本不需增拨什么资源。在教育的资源分配上，医科内大多数资源都归于内科和外科─在医学院如是，在医院里也一样。
输在起跑线的精神科
“现在精神科医生短缺的问题，其实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以前很少医生选择到精神科，因为精神科发展不好，大家都觉得无得医─傻仔？很简单，送到青山打傻仔针、懵仔针。虽然这十几廿年精神科发展得很快，血清素、多巴胺，研究最后发现精神科和脑内科其实很近，但整体上精神科的医生还是长期不足，因为我们的起步很慢，其他科的人手慢慢加上去，也比我们现在人手来得多。我们是由头到尾都在输，真正输在起跑在线。”
有时他打开报纸，见到一些对外求肝的新闻闹得热烘烘，会想起香港那百几万的精神病人，为什么从来无人为精神科出过声？除了三年前有抑郁青年在公立精神科被分流到一年后才可看医生，心感绝望而跳楼自杀，掀起一阵讨论外，就没人出声了─病人不出声，医生不出声，最后同归寂静，匮乏的永远匮乏。
1983年，他在青山医院当第一天的“医生”，师兄一来就叫他on call，许多个晚上，他一个人看管2,000几个病人。“他们教我，话无嘢，有什么事就打针，第二朝找病人的主诊医生就可以了，『如果有人打架，你问边个打架，边个瞓唔着，打支针实掂。』所以那时on call很易过的，几乎不用起身，听个电话就可以。有时姑娘仲叻过你，倒过头来教你，『得啦，打针得㗎啦』。”他在公立医院工作了六年，便出来挂牌当私家精神科医生，如此，就过了29年。近年，一些精神科医生从公立医院出来私人执业，都约陈仲谋吃饭。他笑说，可能因为他老，早开档，年轻人便想打听一下私家诊所的环境与营运经验。
“但我在饭桌上听最多的，并不是要发达、开靓车，买大屋─都不是，许多医生都跟我讲，他们在公立医院里面想做好一点都做不到，想对病人耐一点，知道他们多一点事都问不了。我觉得公立医院的体制令这群有心的医生愈做愈无瘾。在公立看症，你慢一点，外面就打锣，说这个医生为什么特别慢，但如果你几下功夫将病人放走，他可能转头就已经跳楼─快呀嘛，仓促呀嘛，就是这样，公立医生的满足感很低很低。医得好人就快乐医生，医不好人，自己内心也就愧疚不安。”
当年青山医院的院长每清早都看报纸，见到报上报道了医院某病人跳楼，就开始查排版，把负责的医生唤过来，问医生说：“又死一个啦你，你点搞的”。但陈仲谋摇摇头，说近年发生这种意外不能怪在医生头上的，要怪都怪制度。“制度要病人半年至一年才看一次医生，几年后医生出去挂牌，转新医生接手，新来的又怎敢去动别人之前留下来的东西？动了要重新校药，出了问题又要孭镬─改了就是『陆荣廷睇相，唔衰攞嚟衰』。”
晚上六时，陈仲谋看了一天的症，已经累了，只有白色医生袍下一条醒目的红领带发着红光，在白澄澄的诊症室里分外亮眼。他感叹从第一天挂上医生的牌子，一趟眼，快将退休。这30年目睹之怪状，他用“四不一无”分项说明─不足、不均、不准、不全，无精神健康公署。
“不足”指的是精神科人手的短缺，精神科医生与香港人口数目比率为1:30000，个案经理平均1人要对70个病人。他说，说数据是死的，只要走进精神科，看看那一些等待的人，也就会明白“不足”的意思。
既患寡又患不均
“第二个不，说的是不均，医管局把香港分成七个联网，由七个联网的总监主权，资源分成七份，不同地区的联网有不同主张，有些比较重视医生，有些比较重视药物，于是病人走进公立医院，拿着转介信，到A区可能等三个月，到B区可能等一年─大家都是香港市民，为什么等待的长度不同呢？中国人常说『不患寡而患不均』。香港的医疗制度就既是患寡又患不均，已经有限的资源还是没有平均去分配。”
他在诊所里挂了一张八个字的海报：“运动社交，精神健康”，常常叮嘱病人预防胜于治疗，除了医治，也要多做精神健康的预防工夫。“当前精神科的资源放得最多的就是在治疗上，其次就是复康之上，极少放在预防之上，这就是第三个不，数据投放『不准』。许多人都以为精神病没得预防，但其实现在许多的研究都指出，一些轻性的情绪病可透过充分的运动与社交减低发病率。”
最后陈仲谋说的“不全”和“一无”，说的都是香港缺乏机构统筹有关精神问题的事项。“早几年葵盛东有精神病人用刀插死了楼下保安。其实翻查记录，那个病人早便去过医院，病人情绪还是很错乱，于是家人又报了警。警察来到，听说患者看开精神科，有白卡，不知怎样处理，便收队了─在整件事上，警察、房屋署的保安都因为不清楚精神病是什么，因此没有好好处理相关问题，这是基于社会没有设立类似精神健康局的组织，制定全面解决问题的方针。”一宗惨剧除天意摆弄，更多其实是因为一个城市的忽视。
快七时了，从诊所的窗望出去，黑夜里还是烧着一城灯火，城市里人人埋头苦干，他说，这就是香港，几乎没有人可以停下来休息，压力这么大，患精神病的人会少吗？这一边厢公立医院体制出了问题，那一边厢连私家医院也不再愿意去收精神科的入院病人。以前，他会把一些严重的病人收到自己工作的私家医院去。但自16年前，仁安医院出了一宗意外，一个抑郁症病人从医院上跳了下去，最后四肢瘫痪，医院赔了千万给家属，于是近年他要把病人送进去私家医院去住，近乎乞求，私家医院也不太希望把病人收院─真真正正的，有钱也无得医。
陈仲谋叹了一口气，眨眼自己也快到退休的年纪了，在他退休前，香港的精神科问题能解决吗？
（来源：香港01新闻 https://goo.gl/KZwYfP 2017-09-15）
湖北武钢炼铁厂职工徐武，十三年前为争取公平待遇，而招致一连串的迫害，不仅两次被关精神病院，现又被软禁在家，被自称维稳的人员24小时监控，禁止跨出家门一步。
徐武两次被关精神病院，他曾两次“越狱”逃出精神病院，这也是十一年来，唯一的两次短暂自由。他说，现在最想要做的事就是“出门”。
徐武向大纪元爆料，共产党在他家外面装有14个摄像镜头，每天24小时派人轮班监控，禁止他出家门。朋友来看他就会被抢走手机和身分证等物品。他想求助律师都没办法。
争取法治 却“被精神病”
现年49岁的徐武，从1989年起，进入中国国营企业武钢炼铁厂工作，对武钢同工不同酬有异议，因此被克扣工资三年。徐武把武汉市劳动局、司法局、市政府等告上法庭，遭到武钢厂长毒打。后来徐武多次到北京各部门上访，多次被押回并遭殴打和酷刑。
2006年12月，徐武在北京被警察带走，后来送到了青山区看守所。武汉市公安局某分局的人跟他说，只要他承认有精神病，就放他回家。后来，他就被强制关入“武钢职工二院精神科”。
第一次逃脱 20天后被抓回
2007年4月，趁着医院放风期间，徐武到顶楼拿了把锯子，把医院后门的门锁锯断后逃出。5月1日，他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点蜡烛，抗议共产党黑暗统治，被北京公安抓走，随后以涉嫌“爆炸罪”刑拘。这次徐武逃脱了20天，又再次被关进武钢精神病院。
刚被关进医院时，徐武曾要求父母给他做精神鉴定，证明自己没病，但是父母没同意，后来他才知道，中共当局骗徐家父母只要说他是精神病，关三到五个月就可以放出来，还保留他的职务和工资，如果不承认是精神病，单位就要开除他。
这几年徐父一直在找机会救儿子出来，他去找了武汉市公安局钢城分局，但是分局方面表示，只要医院说他病好了就可以放人出来。他又去找医院，医院却说，人是分局送过来的，他们只管治病，只有公安局说可以放人才放人。就这样几年过去，还是没办法救徐武出来。
学电影情节 第二次成功脱逃
徐武说，在医院里每天都给药吃，吃了药整天都昏昏欲睡，头晕眼花、腿发软。他还曾被吊起来进行电击，从进去那天就想着要逃跑，每天都在观察机会。后来，他看了一部电影，里面就是用床单逃跑的，他受到了启发。从那天起，他天天锻炼身体、多吃饭，为逃跑做准备。
2011年4月18日，当大家都睡着了时，他开始学着电影的剧情，把床单拧成麻花状，在窗户的栅栏上使劲拧，也不知道到底拧了多长时间，在最后想要放弃时，发现窗户弯了，让他顺利逃出医院。
离开医院，他用身上唯一的几块钱坐公交去汉口找朋友，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到了广州。他计划到广州精神病院做鉴定，还联系了记者要曝光他被精神病的黑幕，结果又被武汉警方跨省抓捕，再次被关进医院里。
当时有律师表示，徐武是精神病院的病人，并不是个犯罪嫌疑人，也不是一个在逃罪犯。有权将徐武这个精神病人带回武汉的只有医院和徐武的家属，不是公安机关。
逃出受监视的居所 到北京参加活动
在社会各方的关注和呼吁下，当地政府迫于压力，于2011年5月给他作了鉴定，6月10日徐武回家后被监视居住。
徐武事件，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于是在2012年1月初，受搜狐网站邀请到北京参加年会，他摆脱了国保的跟随监视，趁参加年会机会准备在北京上访讨说法。无奈又于2月10日被七八个大汉带回武汉。如今每天四个班，一个班有八人，轮流看守着徐武，他没机会步出家门一步。
体制内的势力舞弄“公权魔杖”
湖南博主罗修云在其博客中写道，几乎每一个“被”精神病患者的后面，都有着一股或大或小的以公权力作支撑的势力；“但我们的法律乃至整个法律制度”，似乎无法管住“被”精神病患者后面的势力，因为这种势力源于体制内，是党政官员和执法者，而“被”精神病患者几乎无法阻挡让自己“被”精神病。
（来源：大纪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17/9/2/n9592925.htm 2017-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