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度调查
二、本月被精神病动态
三、精神病人权益
四、评论呼吁
五、民间行动与倡议
六、域外传真
2017年10月号
主办：民生观察工作室
本期封面：小姚
标签： 》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总第六十二期）
《精神卫生法》第一案 徐为抗争14年只为离开疯人院
自由是所有生命锲而不舍的追求目标，自由是光！
2017年9月27日上午，徐为终于正大光明的离开了上海市闵行区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和他一起离开的还有相恋12年的女友迎春。杨卫华律师欣慰的见证了这一切。为了这一天，徐为花了14年设法逃离精神病院。“徐为”这个名字，是他为自己改的，“为”是“为自由”的意思。
过去14年，徐为很少见到夜幕一点点降临的样子，倒是每天把天空从黑暗到蒙蒙亮的过程看得清楚真切。对他来说，夜晚是漫长的。在他居住的上海市闵行区青春精神病康复院，病人们被严格规定按照一套特殊的作息时间生活：
清晨6:30是早餐时间，10:45午餐，3:45晚餐，午睡到下午1:30，4点就要回病房睡到第二天。
长夜难捱，每天凌晨一点左右醒来后，徐为会打开广播，听听新闻，了解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然后等待天亮。“一个正常人能忍受这样的生活吗？”他反问道。即便不愿忍受，从2003年7月12日入院以来，他已经以这样的方式度过了5000多个日夜。
2003年，徐为住进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后，此处就成了他在上海唯一的“住所”。2001年到2002年，他在上海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住了近一年。
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当时说徐为可以出院了，他就借了1元钱坐公交车回了家。一年之后，当他再次住进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后，就再也没这样的机会了。徐为形容自己“较有自制力”。之所以两次接受精神障碍的治疗，他认为都是一些琐碎的家庭小事引起的。
徐为曾在澳大利亚生活了11年。23岁出国，34岁回国。2002年从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回家后找到过一份工作，为一位外国人做翻译。不过很快就辞职了，理由是“工资很低”。为此，他和父亲吵了起来，父亲坚持认为这份工作不错，争吵中，徐为伸手推了父亲，指甲划伤了父亲。
当时，70岁的父亲将徐为的举动告诉了居委会。居委会打算将徐为再次送到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但被院方拒绝。父亲也不同意将他转送往其他医院。那年37岁的徐为不清楚被拒绝的原因，也不知道父亲的想法。他记得，“有一天，一辆车开到家门口”，在警察和居委会人员的监督下，他住进了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
2004年，徐为病情没有反复，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已经“可以出院了”。但是当居委会代表来到精神病院准备接徐为回家时，院长却将居委会的人叫到一边交谈了一番。谈话结束后，居委会代表没有接徐为出院，也没有再主动提出接他出院。“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反正没让我回家！”
对于本刊提出的“当时父亲他们送你到精神病院有没有任何书面鉴定或依据？”的问题，徐为的回答很干脆：“没有”。
徐为知道的情况是，入院之初没有安排任何精神病诊断，入院一周后，徐为要求进行精神情况鉴定，再三催促下，一位医生和一名护士开始了为徐为“会诊”。这一过程就是双方的问答。徐为还记得的问题有：“树上有10只鸟，打死1只，还剩几只？”徐为当时开玩笑地回答：“还有几只鸟在等着被打……”医生还用手指比划着问：“这是几？”，或者直接问他“1加1等于几？”
徐为用“简单”来形容这次“会诊”，但他至今还不知道这次“会诊”的结果。徐为目前看到的书面诊断结果只有一份：2012年11月上海普陀区法院委托进行司法鉴定，结论是：患有精神分裂症，属于残留期。徐为本人对此并不“满意”
为了自由，为了回归正常的生活，徐为尽力抓住每一丝光亮：他求过亲人，苦心策划过出逃，但那些光亮，却总是从手中溜走——哥哥不愿接他出院，他出逃当天就被抓回，在2013年5月6日，以侵犯人身自由权为由，将康复院和作为其监护人的兄长告上法院。官司经过一审、二审，以败诉告终，再审申请也被驳回。
媒体纷纷将徐为的故事冠以“中国版飞越疯人院”之名。使得徐为案进入大众的视野，成为此类案件中被重点关注的对象。在电影《飞越疯人院》的结局中，主角迈克·墨菲历经曲折，最终没能摆脱现实的桎梏。徐为不愿要同样的结局，十几年来，他使尽浑身解数，只为一个结果：“能出去”和“不自由毋宁死”的信念。
入院头两年，徐为也试过一次跳楼，精神病院最高的楼层是5楼，到楼顶的通道是一扇天窗，攀爬天窗时徐为摔成了脚踝骨裂，在床上躺了几个月。不敢告诉医生实情，只说是下楼时不小心磕到，“他们会认为你发病了，就更出不去了”。但徐为称帮助他爬天窗的病友最后翻墙逃了出去，从此结束了精神病院的生活。徐为曾踩着病友的肩膀意图翻墙逃跑，可是没成功。
后来，他发现，很多翻墙爬出去的病友，总是隔不了多久就回来了——家人不接纳，身上又没钱，只能流落街头，被警察送回来。他告诉自己，要出去，就得做好万全的准备。徐为开始帮康复院做事——为病友理发，采购点心、香烟等物品，顺便赚些跑腿费。徐为甚至获得自由出入精神病院的“特权”。
在和医生、守门阿姨搞好关系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是徐为的底线：医生让大家帮忙把发病的人绑起来，他从来不参与。为了存钱，他不乱花钱，他很节省，七八年下来，徐为一共存了两三万。
2011年2月，他特意挑了春节后的时间，因为“那时买火车票不用身份证”，准备带着女友迎春逃跑，他选择凌晨4点动身，靠徐为自由出入的“权力”，守门的阿姨打开了医院大门。他们打车直奔上海南站，买票进站。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候车室里，两人又冷又饿，手里握着的，是两张从上海到广州的火车票，徐为记得发车时间是早上8点，站票。但两人最终未能搭上南下的列车，早上7点，医院来人了，“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派药的，直接到我们的座位上把我们带了回去。”
徐为至今都不清楚到底是怎么“落网”的。
徐为关注新闻，善于接受新生事物，学习能力非常强，他会使用网络，学习、购物，为生活的更便捷，还会下载各种软件，找房、共享单车等，在律师黄雪涛眼里，徐为是个“很有公民意识的人”。
在《凤凰周刊》记者曽鼎、杨卫华、黄雪涛和其他接触过徐为的社工的眼里，徐为一直克制、有礼貌，即使心里着急，也从不打夺命连环call，更不会像有的精神病人那样不管不顾地宣泄情绪。只有在得知判决结果时，徐为曾在电话里抑制不住地大声喊了几句，气得摔了手机。隔一个小时再见面时，他即使面色有些难看，也没了脾气。但对情绪的克制，也让徐为的崩溃、沮丧都郁结在心，没有出口，“没地方可以说。就是想死，但又死不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徐为被剥夺的，正是为自己做选择的权利。
父亲死后，被指定为徐为监护人的大哥徐兴（化名）从不肯答应接他出来。要想出院，徐为就必须放弃父亲留下的一处公房的租金，并将户籍迁出公房——徐为称，案件审理期间，大哥曾打来电话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不肯。徐为至今都不知道父亲的祭日。徐为已经没什么“亲人”，一家兄弟4人，两个哥哥一年来一两次，通常不说什么话就走。弟弟在他入院不久后，也因身体残疾住进了上海一家福利院。
为了出院，他试图变更监护人，联系上了半辈子没见面、连样子都记不清的生母。母亲出家多年，给他带来了一个半导体播放佛教音乐，徐为自己摆弄着，把它调到了别的电台听新闻，但法院判决认为，徐母年事已高，且无稳定经济收入来源，不适合担任徐为的监护人。
这次获准出院后，他给哥哥打电话，商量着拿家里的公租房开个棋牌室做生意，再把租金补给哥哥，“他不答应，说你就是没有房子，没有钱”。“我们那代人小时候，品德好就是一切，后来长大了，社会变了，什么都是有钱才行，全破碎了，只认钱。”在徐为眼里，哥哥对自己如此，部分病友的家属也一样。
徐为一直记得，有个跟他要好的病友爱抽烟，但是对方的哥哥只给他抽发霉的，“他哥哥做香烟生意，卖不出去的烟才给他抽”。还有同屋的一个病友，他母亲一个月只给20块钱，“这里伙食不好，20块钱根本吃不饱，我让她多给点，她说，反正他也不懂”。
“这样的亲人，就不是亲人。”徐为劝病友们维护自己的权益，把没履行好义务的监护人告上法庭。但大家只会无奈地回答他：“那他们要是不高兴了怎么办，现在一个月来一次，以后半年、一年都不来”
从36岁住到51岁，从正当年步入老龄行列，精神病院里的徐为掉了两颗门牙，眼睛也开始老花，看不清护肤品瓶子上的小字，好在，不管什么结果，他终于可以走出疯人院了，这一切不禁让人唏嘘！16年的光阴，人们不禁想问，当初在没有任何手续和书面诊断就把人给送进去并给收治了，象这样的一个特殊行业为何如此随意、不负责任。
徐为靠自己的劳动攒下了两万多块钱。这两万块钱，徐为一度想付给杨卫华做律师费，被拒绝了。杨卫华说，徐为在待人处事上一直有着自己的体面：不爱麻烦人，也不愿受人恩惠，庭审时跟律师、记者一起在外边吃饭，徐为总抢着买单。
黄雪涛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徐为的时候，徐为拿出一份经历介绍的材料——边缘上都是他用铅笔、圆珠笔写的批注，对于事情的细节，他回忆得清楚具体，逻辑完整。
徐为是在2012年底，通过网络联系到深圳衡平机构律师黄雪涛。也因此结识了后来向他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杨卫华。徐为案是2013年5月6日作为依《精神卫生法》起诉、被法院受理的第一例案件，被称作“精神卫生法第一案”。此案中徐为欲携其恋爱了十余载的女友逃离精神病院失败后，而对康复院和其监护人的兄长发起的人身自由权力保卫战。
黄雪涛当初接触徐为的案子，觉得徐为的案子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但过程还是超过了她的想象——立案就花了将近一年，本以为可以胜诉的一审、二审也接连吃了败仗。这份在《精神卫生法》实施仅5天后就提交的诉状被上海闵行区法院当场拒绝立案，理由是：徐为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为促使法院立案，2013年7月29日开始，徐为每天写一封信给法官。2013年12月20日，上海闵行区法院通知徐为已立案。2014年7月28日，该案首次开庭，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到庭应诉，但拒绝让徐为出庭。徐兴（兄长）出庭。11月17日，第二次开庭。2014年11月25日一审延期判决。2015年4月，海闵行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徐为败诉。法院认为，“徐为属于非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不适用《精神卫生法》关于‘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的规定。2015年7月23日，二审在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二审开庭，徐兴（兄长）同样没出庭。2015年9月，二审维持一审结果。
二审败诉之后，徐为在电话里求着杨卫华想办法，让自己再做一次司法鉴定，也是最后一次。在此之前，他曾做过两次鉴定，2012年的结果是“精神分裂症残留期，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2014年是“症状基本缓解，具有诉讼能力。徐为已经下定决心，这一次，要么出去，要么杀死自己。如果这次的鉴定结果还不理想，他打算让自己有尊严的死去。
“他当时说的那些话，是很悲壮的。”为此，杨卫华把案由想了个遍——申请宣告徐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徐为生母的名义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徐为大哥的监护权。2017年5月10日，徐为做了鉴定，结果为“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对徐为来说，总算有一寸光照进了现实。过去5年里，徐为把康复院告上法院，但同时他还住在这里——在这种微妙的关系里，徐为不得不处处谨慎权衡，让自己的行为不被挑出毛病。病友没来由地拿碗砸他的头，他不吭声；记者、律师和社工来找他，康复院不乐意，一度没收过他的手机。但这一切，徐为都能坦然面对。
2017年7月6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给出了对徐为精神状态和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意见：“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病情缓解，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经协商，院方同意在代理律师到场的情况下，为徐为办理出院手续。
得知鉴定结果的那一天，徐为立马联系了代理律师杨卫华，催促他赶紧帮忙把鉴定书取回来，“不能拖，一拖，不知道又出什么问题”，徐为害怕夜长梦多。
徐为说，只要出了精神病院，总有办法可以生活。他翻出一个已经四处脱线的背包，是从迎春的哥哥那要来的，里头放着手机、银行卡、身份证——为了准备好随时离开，2008年康复院组织办理二代身份证时，徐为找理由把身份证要到了自己手里。如果不是迎春想住的离儿子近，徐为最想去的是广东——“没人认识我，混得好不好都不怕，而且天暖和，睡在马路上也没什么问题。”
徐为不怕飘零，“哪怕流浪，那也是自由的”。
9月25日凌晨，徐为给本刊发来一条信息“星期三出院”（9月27号），短短几个字包含了多少兴奋与期待！问起今后的规划，徐为说：“只有初步的，想往公益方面发展。”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帮助更多人。
祝福徐为今后的日子阳光灿烂。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总第六十一期）
一、深度调查
二、本月被精神病动态
三、精神病人权益
精神病汉为重投社会学车 给考牌主任5千元红包望过关 入狱半年
四、评论呼吁
五、民间行动与倡议
六、域外传真
2017年8月号
主办：民生观察工作室
本期封面：邱雅琴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总第六十期）
一、深度调查
二、本月被精神病动态
三、精神病人权益
四、评论呼吁
五、民间行动与倡议
六、域外传真
疑猫患癌40楼掟猫落街 精神病妇称未想通可选安乐死 判囚14天
2017年7月号
主办：民生观察工作室
本期封面：罗燕鸣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总第五十九期）
一、深度调查
二、本月被精神病动态|
三、精神病人权益
广西3岁女遭捆绑浸入池塘 养母：拿她出气
华裔学生砍房东整整127刀 竟无须负任何法律责任四、评论呼吁
五、民间行动与倡议
六、域外传真
2017年6月号
主办：民生观察工作室
本期封面：朱永健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总第五十八期）
一、深度调查
二、本月被精神病动态
三、精神病人权益
四、评论呼吁
五、民间行动与倡议
澳华裔名医被精神病患者连捅14刀幸存！就被打同事案发声 指责政府不作为！
六、域外传真
2017年5月号
主办：民生观察工作室
本期封面：孙永芹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总第五十七期）
“囚”徒——精神病患者的世界
《囚》以男子普民和其他症状明显的病人为重点，呈现了中国东北某精神病院C院重病病房的真实景象。
马莉希望，观者看到的精神分裂患者不再停留于这样的形象：服药后僵硬的身躯，呆板的行为，患病时谵狂的话语和暴戾的身姿。他们将回归常人，一个患有精神类疾病的常人。在这些冷静的画面里，相当多的出镜者既对他人造成伤害，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然而，让马莉觉得无解的是，清醒之后，他们又将再度陷入混沌的幻觉城堡，周而复始。“他们会因为疾病陷于癫狂，因为无法根治，他们或许将终身陷于其中，被反复折磨，找不到出路解放自己，也退不回原路明哲保身。”
3月下旬，纪录片导演马莉拍摄的《囚》在北京东郊放映，一百多名观众成为继柏林电影节之后，第一批看到这部影片的人。
《囚》以男子普民和其他症状明显的病人为重点，呈现了中国东北某精神病院C院重病病房的真实景象。影片总长5小时，看过却并不觉得冗长。没有拍摄者和拍摄对象的对话，也没有任何的解说，取而代之的是病人面对镜头的坦然诉说和相互交流。
片中的自然呈现来自拍摄者的耐心和长期的努力。“重症患者第一疗程往往需要三个月才有可能逐渐清醒，并接收到我的想法。因此那段时间我呆在封闭疗区，但并没有打开摄像机，我不希望我的拍摄具有任何掠夺性。我甚至不要求自己必须带一部作品出来。也许是我的心态让我能够更容易亲近他们。大多数情况是他们主动要求进入我的镜头。”
马莉希望，观者看到的精神分裂患者不再停留于这样的形象：服药后僵硬的身躯，呆板的行为，患病时谵狂的话语和暴戾的身姿。他们将回归常人，一个患有精神类疾病的常人。在这些冷静的画面里，相当多的出镜者既对他人造成伤害，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然而，让马莉觉得无解的是，清醒之后，他们又将再度陷入混沌的幻觉城堡，周而复始。“他们会因为疾病陷于癫狂，因为无法根治，他们或许将终身陷于其中，被反复折磨，找不到出路解放自己，也退不回原路明哲保身。”
怪圈
“医生，你给我加（药）量了。”微胖的普民刚一出场，便露出了一点反骨。
“你就吃吧，没错的。”对面的医生只管执行。
普民虽然接住了药片，嘴上却还坚持。“是药三分毒，我要找你们大夫。”
衬衣加毛衫显出他的公司人气质，初时说话不急不躁，尽量讲道理。和影片里其他出场者相比，他像是最“不该来此”的那一个。
在刹车片行业干了18年，普民厌恶那个屡屡“压迫”他的上司，萌生了辞职创业的念头。想建厂，可手头只有区区几万块。他的对策是，找风投，联系300个同学，希望每人能借他一万。他写了可行性分析报告，坐上飞机，一趟趟地从老家飞到其他城市，希望能筹到启动资金。
尽管看上去有些“头脑发热”，这样的故事在创业浪潮翻卷的今天并不太陌生。只是，好端端的工作不干了，家里的钱全花在机票上，普民的妻子认为丈夫着了魔，某天“以陪自己看病为由”，叫人把普民送到了精神病院。
被“架”到医院时，普民很是挣扎了一番，于是被送到一级病房——收治最严重精神病人的地方。医院的诊断：轻度躁狂症。
几乎所有初次来精神病院的病人都宣称自己没病，这却正好与精神病人患病的指征“吻合”。
他不服，一遍遍地和护士、医生申诉。他还跟医生说，我的妻子不能做我的监护人，医生说法律如此。
他觉得自己像个小白鼠。“我要做司法鉴定！”声音虽不高，语气里是满心的不甘。
答复是：“可以，出（院）去以后。”
他掉进无法自证的怪圈。“我是一个生命，一个鲜活的生命！不知道有病的究竟是谁？”
愤怒、充满怨气，泄气，隐忍，普民的心理在一点点变化。从宣称“出去后要办自己的心理医院”，到后来力图用好的表现来换得早日出院的可能。
一度，普民坚持认为自己根本没病。但数月过去，拿着医院给的躁狂症患者特征，一项项比对，他发现自己悉数符合。
“语言增多，联想加快，自我评价高，精力充沛。”自从有了一点“不合主流”之念，哪项不是事实呢？有了创业梦，思维自然比从前活跃。“这个社会，80%都是由小职员构成的，他们是基石。但得允许10%-20%的跳脱、挣扎出来。”
普民想挠挠那些在他眼中“沉睡的人”，却把自己挠进了出不去的怪圈。
影片拍摄过程中，适逢立法历经27年之久的国家《精神卫生法》颁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提出了对精神障碍者实行“自愿治疗”的原则。于是片子里常常看到，有病人说，到（2013年）5月就好啦。那也曾是普民通往外部世界的希望。然而，谁能决定病人出院，依然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不是生活在被毁坏的世界，而是生活在错乱的世界，我们就像被遗弃的孩子，迷失在森林里。
马莉把卡夫卡的这句话放在了影片的末尾，她没有掩饰自己的动机。“权力这个东西非常可怕，所有的人都被桎梏在那里。不仅是精神病院里的人被套住，其实放到整个社会也是一样的，各种驯服。驯服太强烈了。但不是那么简单地去说这个东西黑暗不黑暗，它里面很多暧昧，像乱麻一样，令我纠结。”
和病人待的时间长了，马莉难免会站在病人的角度看待问题。然而每每看到精神病人对无辜者造成伤害的新闻，她的心境又会相当复杂。
“比如说，这个人不能出去的原因，单是因为不能出院的禁令吗？还是很复杂的家庭原因、社会原因？一个病人出来之后，如果没有服药导致症状出来，又没有特别合适的监督机制，他对公共空间的伤害就相当大。”
普民和妻子会面，原本振振有词。当妻子哽咽着埋怨，“你算个男人吗？你有什么资格恨我？”一直耽于自己创业梦的普民，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外星人”
那么普民这种“被精神病”的案例，在精神病院里是怎样的存在？马莉感觉，因为观念冲突被家人强行送入院的，在省级以上医院还是极少数。北京安定医院医务处盛利霞处长说，这么多年，她只听说过北京回龙观医院有一例这种情况。“最后医生判定那个病人没病，送回家了。地方上，不好说。”
在国内，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抑郁、酒精中毒性精神障碍，排在重症精神病的前列。在马莉看来，大部分入院的重症病人，病情都很严重。镜头之下，我们发现了精神病范畴里不太为人所知的一些类别：
因为酒精而入院的人里，老秦可以和妻子好好商量换病房，但只要喝多，会将两把刀架在女儿身上；比他更严重的二杆子，没法自理，不停地对受雇看护他的小梅说“弄死你”。
有人不能控制性欲，嬉皮笑脸地冲医生说，“护士怎么不来了？我硬，难受。”十多岁的学生穆纳，每晚的睡觉问题最让陪护的母亲犯愁。他的眼睛直盯前方，不和母亲对望，说话时声音轻得如同一根针掉地：“我心难受。靠一下。”妈妈让他躺下，他拳头攥得死紧，头一下下往下落，也不敢实实靠着枕头。
有点类似的木僵症患者晓乐，没法行走，终日不语，扶起来时整个身子如同一摊沉沉的泥浆，只能被医生扶着上轮椅才能出门。“太老实了，都不会挣扎了。”和暴躁失控的病人相比，这算幸还是不幸？
妄想型的病人大明总以为大脑有人监控，在家里翻柜子，各种衣服、表壳、亮的东西都不能要，撇了好几万（家什）了。“媳妇砍我30刀。我老幻听。这病就怕你这玩意儿（摄像头）。我不杀人。不敢脱衣服，脱了他们能看见我。唉，你说，咱们是不是外星来的，小布什不是上月球卖土地吗，咱们是不是从那儿给撵下来的？”
但从头至尾，影片里几乎没有病人狂怒、打架、撞墙、歇斯底里的画面——那些世人惯常以为的精神病人的形象。
马莉并非没有遇见这种场面，但她有意识地把它们摒除在成片之外。
她承认，进医院之前，自己对精神病人持有偏见。“这些偏见是我误以为正常的常识带给我的。待了之后，想法改变，所以我也在拍摄素材上做出了取舍：发病后的张狂，用得非常少。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常态。他们的常态是由病和药物处理共同决定的结果。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这些重症精神病也是有正常期的，是可以恢复理性的常态，他们可以很清晰地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疾病，然后去感受生活。我觉得我的片子比较接近他们整体的形态。”
影片里，病人大段大段的交流与独白中，常常透出一份对世界万物的犀利审视与“超脱”：
科学解释不了，就说你有精神病。
我回来（再住院），因为没吃药。他们没回来，因为他们吃药了。
奔财，奔色，是病。不奔，也是病。
他们医生有病吗？从辩证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是不正常的。
这些“金句”往往引来观众会心的大笑，和“哇塞”的反应。
“精神病人真的常常会迸出比一般人更多更高明的‘哲思’吗？”以精神病学里“天才多是精神病人”的理论，貌似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
马莉却近乎无情地打破了观者的这种主观断想。“不是他得了精神分裂症或者什么，就变得更加聪明，或者变得像个思考家一样。这些话，其实太普通了。还是因为，当我们听见说这话的人是一个分裂症患者，他就显得高级了，或者这事儿因此反讽起来。”她既不愿受众将病人视为癫狂者，也不希望大家想当然地对他们过多附会和想象。
倾诉
每个病人的疾病成因，是精神科医疗领域的问题，不是马莉关注和探究的对象。她只是把镜头放在那里，静静地听他们诉说。但一年下来，她却成了病人们最为信任的一个倾诉对象。
按摩师小邢样貌清俊，说话抑扬顿挫。这个父亲早逝的单亲孩子刚刚而立，却像经历了沧桑的几辈子：
父亲一死，我琢磨，干啥都一样。没意义。
（室友：你没学业不成啊。）
（叹气）我现在恐惧结婚，成家。家庭太难融合了。
我爸怎么死的？男的嘛，有钱就找外遇。他也不过是个沙场的厂长。年纪轻轻的，被（外遇的老公）找上门来捅了刀子。
我学了十多年中医，可按摩把我的手搞脏了。
以前我是个一清二白的小少年。现在奸懒馋滑坏，坑蒙拐骗偷，全学会了。
这些事他说起来没有太多耻感，倒有点卸下包袱的轻松。“我没有倾诉对象。现在可以堂堂正正做人了。”蓦地，又突然感慨起来，“其实单亲孩子都挺正常的。因为看到了太多的不好，所以心中有完美的好。”
这是全片里，小邢惟一一次眼睛红了。
不感慨的时候，小邢其实有点活泼。他拜了墙那边一位叔辈的病友老黄作师傅。“他可厉害了。”
“厉害”的老黄吸了大半辈子的毒。烟，果子，各种K粉。最熟悉的还是“麻古”。
母亲死那年，老黄在长江路上卖衣服，“上道了。”最早拿酒来戒毒，二锅头。一副“什么歌都唱”的好嗓子，吸成了烟嗓。
他喜欢过跳舞、游泳。戒毒之后一次去舞厅，跳着跳着闻到味儿了，搞了200片麻古。叼着烟点火，抽完，“脑袋炸开了一样”，送进医院时，他一丝不挂。
“牙全没了，不想活了。”他耍钱，家破人亡，孩子照顾不了。“自己的坟头自己哭。”他全明白。可进精神病院，该怎么着还怎么着。”
爱写诗的老魏，没有这些个跌宕起伏。因为父亲被认定国民党特务，“狗崽子，黑五类”的帽子扣在头上多年摘不下来，他习惯了抬不起头。有饭吃就够，他对单位一直没辞他，还开给他2000块的工资怀着感激。
“我没有友情，男女友情都没有。就像一滴水，一颗沙子那么平常。就爱作诗，画画，平生无所求，无所为。”深夜里，坐在吸烟室的地上，头发斑白的老魏对着马莉说完了自己的一生。末了，他说了句“谢谢”。
马莉并不觉得被“禁锢”的经历让这些人看透生死。但她同意，精神病院只不过是外部的一个投射，所有问题在这个城堡一样的地方显得格外清晰了。“不单是老魏，小邢，说二人转段子的老头儿，基本上每个人都能投射出外面社会的骚动。第一对夫妻为什么有（“开放病房50块一天住不起，单位不要你”）这样令人沮丧的对话，你可以看到外部社会对他们的挤压，生活的压力是巨大的。”
如若马莉没有说明，他们都有犯病发作的情形，恍惚间会觉得，自己不过是看了一部中国当下边缘群体的私人口述史。何况，“正常”和“非正常”，孰能分清呢？
“拍摄时你如何把握对他们的同情心？”
“同情是难以避免的，如果没有这一点，我可能不会完成这个片子。我的问题是在于，你同情什么？就像老魏说，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些，同情有什么用呢？”
温暖
“吃药了！吃药了！”
影片里，C院的医护人员像“赶羊”一样将病人们集合到一处。为了识别病人是否遵照医嘱吃了药，医生会捏病人的脸，抓他们的手，看看是不是藏着药不吃或少吃。
对待重症病人，吃药是最主要的治疗方式。“在重症病房，说服病人如何顺从医生的治疗，坚持去服药，最终能管理自己的症状，不犯病，或者是少犯病。这是医生最主要的工作。针对心因性疾病的心理辅导这些，则在门诊病房完成。”北京安定医院医务处处长盛利霞说。
对普民进行会诊时，医生判断他是否有病的依据，一是看是否有符合疾病的特征，再就是看他是否能承担社会角色（如雇员、丈夫、父亲等）所赋予的社会功能。
“看起来他好像也没有什么不正常。”两个实习大夫对主任提出疑问。
“躁狂症的一大特征，就是能引发他人的共鸣。”主任回答。
与医生的“按章就诊”相比，病人之间的互助天然地更活泼和有情感互动。如何“唤醒”木僵的晓乐，连主治大夫都没什么辙。室友彪哥一遍遍地给他喂牛奶，逗他说话。喂着喂着，晓乐居然“扑哧”，笑了。
“彪哥，有才！”医生心服口服地打趣。
小邢讲完他的沧桑前半生，身旁的病友没人指摘他一句。室友老张悠悠地唱起了《三套车》：
小伙子你为什么忧愁
为什么低着你的头
是谁让你这样的伤心
问他的是那乘车的人
马莉承认，这家医院对病人的治疗有些“滞后”。但她并不希望观众对医院形成“不负责任”的印象。比如那位主任，每年在该市做一个儿童自闭症的筛查，筛查的过程是“非常严谨、非常好”的。从这个角度看，马莉又觉得她是特别好的一个医生。
拍摄时赶上C院正好开始新一轮的医生招聘。没人来应聘。
“病区那么大，他们只有四个主治医生，但实际上那个名额根本招不上来人。你看到片子里的护士不太粗暴，但他们也没有经过特别的培训。往往是因为，一般卫校毕业的孩子要进公立医院很难，精神病院比较好进。”马莉说，病人无法回归到社会，这里头有很多的问题。比如社区医院，是否可以在症状不重的时候接纳他们？大部分中国社区做不到。家庭能不能接纳？“看影片时，你觉得能接受。当你的身边真正出现这样的病人，没准就不能。”
误读和不解其实在首映现场就发生了——不时爆发的哄堂大笑，让同为纪录片拍摄者的郭睿既不理解，也深深难过。“如果说后半场，因为有些病人口里说出了诗歌、二人转，有一点幽默和自我调侃的意味，这个笑声还勉强能接受。但前半部分，明明看来就是展现病人的悲剧现实，感觉那些笑的人把他们当成了笼子里的动物。”而导演马莉的回应是：笑，总归是人的权利，“但我自己，是不会笑的。”
解惑
影片的最后，胡子拉碴的普民到护士站找医生，得到的依然是“等着吧”。从走廊返回病房，他的脚步，看起来蹒跚得如同戴着脚镣。
马莉没有透露普民的结局。“比较可悲的是，你觉得他出来好受吗？离婚？没有，都不想吧。他也没有他想的那么坚决。”
“他也会反思自己？”
“反不反思一切都变了，你进过这个地方，也没（办法）隐瞒这段经历。一切都变了。”
对于马莉自己，拍摄《囚》和其他的纪录片，也改变了她的世界观。
原本在电视台的她，却从未进入过所谓的编制。“现在我也没断了跟他们联系，需要经济收入来拍摄其他东西的时候，可能也会接几个活儿，但绝不会被拴到那里的。”
她素来关注极端环境下人的处境。2007年，受高群书的建议，马莉深入到海拔4500米的高原藏区，将镜头对准位于四川石渠的世界上海拔最高县城的寺院——色须寺。纪录片《无镜》通过五个喇嘛、一个天葬师和一个还俗僧人的讲述，记录下了高原上人们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精神信仰。这也成为她困境三部曲的开端。
回想起十年前，马莉说高原反应没有那么重，但也不轻。常常从一个院子走到另一个院子，就会喘得不行。吃的也不习惯。这种艰难的感觉是漫长而细微，包括不允许进经堂的女性在一个藏传佛教地要经受的考验，她用智慧和坚韧一点一点克服了。
在北京，她认识了上访村的出租店主老郝。因为丈夫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从1977年开始，老郝上访了三十多年。出生在第一次来京上访路上的女儿，遂得名京生。这也是马莉第二部困境纪录片的片名。在外人看来，《京生》是一群偏执的人，做着一桩看似偏执的事。老郝说，“我的一生都埋葬在这里。”而京生却怨怪母亲连累了自己和下一代。“人活一辈子究竟为了什么？”
马莉敬佩这些人历尽人生冷漠残酷之后依然牢牢坚守质朴与善良，但也痛恨他们“粗砺的言词中流露的短视与懦弱、苦难无法得到消解后蔓延的偏激与固执，穷途之中选择方式的莽撞和自戕”。
至于《囚》，原本是因为《京生》当中的一个采访对象G。
学美术的G年轻时参加高考，画了一张很“异常”的画。老师说他精神有问题，就被贴上了精神病的标签，就业、结婚，全受到牵连。G希望去精神病院开一张没有精神病的鉴定。但开了鉴定之后，依旧没有人相信他没病。他决定离开生养自己的村庄，却遭遇各种不顺：在煤矿工作，被压断了一条腿，老婆跑了，妻离子散。
那一年G在小旅馆里喝闷酒，想起自己悲惨的人生：如果没有“被精神病”的事件，他的人生会怎样？恰好边上的房间来了一个人去上访。他于是他就来到了北京的上访村，想把自己的冤屈诉出来。奇妙的事发生了。
“G穿着中山装，挂了一支笔，形象还可以。他就在大厅里转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老太太就抓住他，让他帮她写状书，他就说行啊。他本来就是想帮她一下。写完之后，老太太给了他五块钱。他突然意识到，在这个地方，他不仅能获得尊严，而且能获得经济来源。但他立案的话，需要有一个理由。所以他起诉的是如果没有高考的制度，他可能不会陷入这种窘境。但是他们乡镇那边，只要他来上访，就占了一个名额，总是要想办法把他接回去，每年都要来回几次。而我感觉他在那边还是挺快乐的。结果有一天听说，他得病，人没了。”
马莉一直忘不了这个故事，直到认识C院的人，拍了《囚》。
她并不想把苦难和泪水、不公或荒谬记录进她的影像来博取怜悯然后激发呐喊；也并非猎奇，来勾勒一个被大多数人遗忘或者从来不曾知道的，供自我或者他人作为饭后的谈资。“如果因为故事因为情节而爱上拍摄对象的不幸，那么记录将失去全部意义，我宁愿选择放弃。”《京生》如此，《囚》同样如此——在成片问世之前，她从未抱着肯定会做出片子的想法。
马莉家的平房坐落在偏僻的京城东郊。院子里，最打眼的是给儿子的彩色攀爬架和小摇椅，一个花沙发之外，徒剩光秃的枝丫和无人打理的菜地。“（当初租）这么大，其实也没什么用。”她淡淡笑着。她的先生丛峰也是纪录片导演，因为罹患胰腺疾病，脸上还粘着打点滴的胶布。
马莉话不多，罩在棉布长裙里的瘦小身子越发显得孱弱，绵柔里的坚强却不难察觉。能够沉下心十年拍摄三部超长的纪录片，并且不寄望于获得收益。这样的人，似乎是没太多的纠结？不然也很难坚持到今天。
但她说，“我哪有那么厉害啊，我时时刻刻都被很多事情困扰，很多欲求当中，比如，我拍纪录片，也做不到那么的纯粹。为生活，为小小的梦想挣扎，各种摇摆。单身的时候，说走就走，说拍就拍，当你有家庭你就会想着让步，又会焦虑下一部作品。总是不停地有难题出来。当你有时间要拍那些片子的时候，你要想着去筹钱。”
说归说，她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难，反而是拍摄的人给她力量。“我很难想象，如果我进入到那样一种极端的困境当中去，会做什么选择，我会放弃还是坚持。比如说，置身于病症当中，我恐怕都做不到他们那样，所以说到同情这个词，我何来同情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同情自己还差不多呢。”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http://view.inews.qq.com/a/20170427A0157F00 2017-4-27）
如何温柔地互看──《囚》的「精神病」与观看美学
我们的文化是如何地发展过来，才会赋予疾病一种社会脱轨的意义，而且给予病人一个将他排除在外的位置？而且，虽然如此，我们的社会如何地再这些它拒绝在其中认出自我的病态形式之中自我表达呢？
──Michel Foucault《古典时代疯狂史》
2016年，中国将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分裂情感性障碍，双相情感障碍（即躁郁症）、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和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六种疾病，列为严重精神障碍，需要进行在册管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报告指，中国一般性精神病人有亿；中国卫生部《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2-2015）》中的数据称，中国精神分类症等重性精神病患者有1600万。
在中国谈论精神病患，数目之庞大固然瞩目；更为敏感的是，「精神病」的标签往往又与「政权、社会稳定」挂钩，「被精神病」事件比比皆是，例如2009年12月，深圳市康宁医院郭俊梅和几名护士到深圳市信访办反映奖金过低的情况后被诊断为「偏执性精神障碍」被强行治疗。「被精神病」所引申而来的还有监护人与患者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尽管2013年1月开始施行的《精神卫生法》有「自愿原则」，即是入院治疗必须是当事人本人自愿，当事人亦可随时要求出院，除非当事人被诊断为有严重精神疾病，并且出现过伤害他人的行为，才会由监护人做决定；然而病院当中的执行普遍是：必须由监护人办理出院手续。这样的情况，在《囚》当中亦有例子。因此中国精神病患面对的另一问题是「易入难出」，被送治以后，便难以离开。
《囚》是导演马莉对「人的困境」的记录。拍摄事源还可追溯至2011年《京生》的拍摄过程。《京生》中，导演用六年时间深入北京城中的上访村，了解来自天南海北的上访人的故事，其中一名上访者的进京理由是为了撕下因意外事件而被贴上的精神病标签，这初衷最后成为未竟之愿──在一次接访的路上，上访者突然急病去世。这件事成为马莉的心结，完成《京生》的上访村拍摄之后，导演将下一步纪录片的拍摄地点锁定为精神病院，并且最后获得资源进入长春精神病院。上述提及的中国精神病患困境，在纪录片中将由其中的病患亲自现身说法。
280多分钟的纪录片，对不少观众而言是一个挑战。马莉在访谈中透露，实际的影像素材长达250小时；与现时在大屏幕所见的，以病人自白、对话为主的片段相比，这些原始素材中还包含了大量的日常生活、医生诊疗等影像，然而马莉本着要把「舞台留给病人自己，我要让沉默者开口」的理念，最终以病人的话语为主，观众可以见看到这些在重症隔离区（不少更背负着严重伤人过往）的病人，对着镜头冷静而清晰地述说自己的发病症状、他们对精神病的理解，医护人员与病人半认真半玩笑的告诫等。
与传统对精神病院的理解不同──那些光怪陆离、阴冷暴烈的画面（可以参考吕楠在1989年拍摄的贵州精神病院相片），《囚》所呈现的是大城市中现代化精神健康医疗管理面貌，井然有序又光亮开扬的院舍与一般医院无异。导演在影片开首只以一个非常简单的镜头，表现其中的困顿──片名「囚」字出现在任由狂风辗压的杂乱树丛中，下一个镜头，是医院的窗户，那是病人们每日探窗可见的日常景事；片中其中一个主要叙述者（亦是病人）的傅明雷在一排窗户前，逐个拉动窗把，尝试将之推开，并且全告失败。
关于住院的必要、出院的可能性，医务人员总是重复着：要让你恢复社会功能，能够重新投入社会工作、投入家庭岗位，就是出院的时候。根据中国《精神卫生法》规定，必须实施住院治疗的有两项：第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第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在影片当中，除了少部分的病例以外，「隔离」的目标以社会稳定为前提，在理论上如此合情合理。但是，马莉从院内出发「外向」的视线，提醒着观众，所谓「隔离」，除了理所当然地将代表着剔除「失能」或「故障」以维持社会正常运作，对于在其中「疗养」之人而言，我们必须肯定患者有其入院的需求，但亦要承认，过程之中其失丧的，是更为基本的日常「风景」，与他人正常的对话而非全然落入病理分析的「妄臆」的可能。
拉康在〈从其与任何的关系论偏执狂病态心理〉中以现象学的方法深入研究精神病发生机制中「主体」的结构变化与语言应用的密切关系，他认为精神病就是主体的人格病变引起的意识结构的变化，也导致主体应用语言方面的模式变化；在论文当中，他详细睇观察了患者的人格心理结构与语言使用规律变化的关系，分析患者人格结构中高估「自我」因素发生作用的机制在语言中的表现，发现患者通过语言表达显示其「不信赖」、「无力自我批评」及其他各种病态心理的潜意识结构基础。然而，根据上述的观察方法，对身处精神病院内的人而言，其所有的话语皆化成了诊断过程中的语言剖析，陷入单向的权威旋涡。
极端行为以外，语言结构是标识「自我」的另一指标。马莉表示其拍摄过程的头三个月只是与病人共同生活，表明来意，并且强调对方有拒绝的权利；而最后的结果是，大多数情况是疗养者主动要求进入镜头表白。因此，观众得见因为无法抵受上司压制而锐意创业的小职员，因其狂热的集资举措而被断为躁狂，由妻子诱骗入院后，一再在镜头分析自己的行为、妻子将其放逐到医院的可能原因；一名被关八年的博士，透漏自己母亲对自己的不解，在工作机关因为不愿与其他单位合谋而被隔离；与妻子离婚后以挥霍分神、花天酒地的嫖客大谈自己「一夜六个」的辉煌战绩；受文革所累众叛亲离的老人回溯自己孤独而淡然的日子；因受不住父亲因乱搞男女关系被杀、母亲再婚的失足青年对「单亲家庭的孩子若果得到好的教育，一定是最善良的人，他们见过人间的苦，因此保有了最为美好的理想」这样美丽的见解。
马莉并无全然倒向病人的叙述，其中间杂的医护人员与家人陈述，观众可见，这些陈述当中皆有其隐藏的部分。然而重点非在这些在镜头前自白的人是否「可靠叙事者」，甚至在病人与医生沟通的过程当中，导演所引导观众思考的，是在这种权威对非理性的对话架构当中，是否存在真正的「可靠叙事者」：病人固然在镜头面前隐藏了一部分的严重行为（例如小职员散尽家财、昼夜不分地出外公干，给所有朋友打电话造成滋扰；博士欲以巨款购买计算机，更为此对年老母亲动武。我们也必须承认，「隐藏」大概是所有人类表述皆具的特性之一），但是医生以纯然的精神学知识，应对病人的各种质疑，将他们对封闭环境与机械化的生活状态对人可能造成的身心创伤、由「监护人」决定入院与出院是否合理、只以药物治理而忽略跟进每个病人的心理状况等问题，理解成病发过程中对诊断与治疗必然的抵抗心理使然。
一方隐藏了重要的信息扰乱判断，另一方则以自身非常坚固的标准压倒所有，在精神病院此异质空间之内，究竟所谓「可靠」、「合理」的界限在哪呢？除了理性／权威／正常对非理性／异常以外，能够有另一种互看、沟通的方式呢？
镜头是导演的幽灵。导演以自身作为媒介，观众得以透过导演的视线，探视这片封闭的境域，并且与院内的众人的目光相遇。审视的目光，从来难有所谓中立；作为一个纪录制作片者，马莉自觉于此。正如在拍摄《京生》时，马莉已表明不仅是为了记录上访村的苦难、不公、荒谬，拍摄时避免以猎奇目光呈现所谓的「不为人知」为观众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更不能只以勾起怜悯作为目标。在《囚》之中，医护人员、病人或病患的家属皆会尝试向马莉作提醒、征询意见、抱怨或让其作证，人物这些自然而言的反应正正提醒着观众，镜头的中介存在。然而这些向镜头搭话的举动带出的更重要的意义，是为了显明，镜头背后的导演是活生生的肉身存在，虽不露面，但是与窗口之内活动的人物同样有七情六欲；进入精神病院的举措不单是以冰冷的镜头机械介入，进行记录，更是肉身的介入，一个可以与之对话的人的进入、参与。纪录片并未要将窗口之内的物事人作为异质，以落实被摄人事「异常」的特性，镜头的功能在于，将这些已然落入隔离监禁罗网的精神病患回归为「常人」，与手持镜头的导演相同的「常人」，并且，并非只有拍摄者单向的审视。导演在精神病院内的位置，并非所谓「显微镜」的操作者的单向凝视与分析，是理性／权威对非理性（医生对病人）、受累者对肇事者（家属对病人）的凝视关系以外，提供另一种更温柔、更平等的互看方式，另一种对话方式的可能。
因而，所有的独白与自我表述，不再只是病理学当中的语言剖析，只是审视精神异常者心理的现象学方式；在这种新的互看关系之中，病人得以还原为独立的个体，述说自己的生命故事，作为完整的个人，而非只是茫茫「病例」的其中一个档案。
在导演的镜头之下，另一感人的情节是，当院方依赖药物作为疗程的同时，病人与病人之间的通过个人经历的分享互相开解、叮嘱，这种「疯狂」对「疯狂」的臆语，有时反而更为细致温暖地供予安抚，让人恢复平静：旧的病患教同房新入院的小伙子调整、放松自己的动作，宽容地对待自己；让医生束手无措的僵直症患者，在另一个病人的照顾下忍俊不禁，并且喝下了一直拒接饮用的牛奶；精神分裂患者互相讨论着自己听到的声音，最后得出风趣而奇幻的结论：「其实我们是外星人吧」；被送进病院的前副局长与经历文革的老人，在论诗的过程中惺惺相惜。因为精神疾病的标签而被驱逐至社会之外的众人，反而在边陲的位置，在另一套更为严格与直接的制度之下，辩证地得到任意言说欲望与臆想的空间；而向同伴分享自身故事并且为其他患者作出安慰、提供照顾的过程，模糊医患壁垒分明的界限，同时又可以说是「觅得知音」的奇妙过程。
「常态」惯常把持「心智疾病对社会稳定运作的影响」这样的观看方式，一种由「社会／日常」向「病态」的单看凝视；《囚》向观众所呈现的，是我们刻板印象以外，如同导演所言，「我希望观者看到的精神分裂患者不再停留于这样的形象：服药后僵硬的身躯，呆板的行为，患病时谵狂的话语和暴戾的身姿。他们将回归常人，一个患有精神类疾病的常人。他们会因为疾病陷于癫狂，但这癫狂是荒诞的社会骚动的投射。因为无法根治，他们或许将终身陷于其中，被反复折磨。他们找不到出路解放自己，也退不回原路明哲保身」。
如同观看「囚」字的方式：未观看电影之前，或许会猜测这是病人们在精神病院之中的形象写照──被隔离于四方之中，手脚被强制捆绑；只有在看毕电影后，方能明白，使围墙众人不看重负、匍匐在地的，是骚动而快速变动的社会，不断施加于个人之上的焦虑。呈现（或观看）精神病患生活的目标，除了满足「猎奇」眼光，在引起「关怀」与「同情」以外，对马莉（对作为观众的我们亦然）而言更重要的是，归还窗口中人「常人」的位置，有观看日常「风景」、言说日常的想望──这正是《囚》中呈现的，难能可贵的互看方式。
（来源：映画手民 http://www.cinezen.hk/?p=7569 2017-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