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控告开始到现在，已经持续申诉18年的葛洪贵还漂泊在北京，等待着有一天会给侄儿争取到一个满意的结果，本刊记者在北京南站见到了这个位健谈的老者，语言犀利的他让记者也感到诧异，他说这是这些年控告当中学习的结果。
葛洪贵：男，1947年生，黑龙江鸡西市东海矿退休工人，身份证号230306194708254918，因为给侄儿申冤，上访近18年之久，遭遇多次殴打拘留，其中两次被送入精神病院，均因思路清晰被有良心的医生释放。
原本生活稳定的他，也向大多数人一样准时的赶着上下班点，努力奉献用青春点燃的工作，一向平和的葛洪贵也不是争强好胜之人，然而1995年的一件事情彻底颠覆了他平和生活处事的原则。
1995年7月5日的星期三，鸡西广播电视报上放了葛洪贵的侄子葛福宁撰写的《中华之剑》的观感文，并获得了较高的评价。然而，此文被葛福宁所在的时任鸡西恒山铁路劳动公司分公司经理兼卸车队长张文恒认为是借古讽今，是针对他的。
葛洪贵说“在八五验收房，张文恒的老婆王淑艳看了我侄儿刚从矿里买的7月5日的鸡西广播电视报，对上面我侄儿写的《中华之剑》的观感文，她边看边骂骂咧咧的说，你写我们家老头子干啥？之后张文恒对我侄儿威胁说，你以后少说点，别看着白天好好的，晚上下班谁给你一枪，你都不知道。”
由于该文被当成讽刺领导的不作为素材，在以后的生活中葛福宁更是遭受多次骚扰，葛洪贵说“1995年11月下旬的一天，张文恒叼着烟走进油库，而此时修车工正在给铲车加油，我侄儿提醒他把烟灭了，结果，张文恒回答我这么一个大经理用的着你这个狗崽子管？说着就朝着他挥手打过去，侄子猛跑才逃离了这次殴打，而第二天却被7、8个人围住痛打一顿，现场至少四位职工看到了这个情况，还逼迫我侄子给其磕了二三十个头。”
因反复受到骚扰及殴打，葛福宁出现了精神异常，导致本来就有反应性精神病的他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同年12月8日晚上，在一帮年轻人距离逼近的喧闹声的刺激下，他大叫一声，昏倒休克。八、九个小时后才苏醒过来，但是神智错乱、出现总是惊吓、恐惧、焦虑、烦躁、失眠、失望、口渴等精神问题，至此，葛福宁的反应性（间歇）精神病问题被刺激加重。
葛洪贵说“葛福宁是反应性精神病，却被私人精神病门诊与鸡东县精神病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导致他一把一把的吃药片。吃的被害人数年口水直流。”
至此事件开始，葛福宁病情加重，班也无法上了，由于是在单位出的事，但是单位的治疗只是走了一下过程，根本没有具体针对性的治疗。葛洪贵鉴于侄儿的受害，被迫于1996年2月开始了漫长的上访控告之路，
持续多年的上访并没有解决他所提出的诉求，反而受迫害的遭遇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来京、递交材料、被接回、被殴打、被关押，在这十几年中已成为车轮式的家常便饭，最后，把他关押到精神病院也进入政府考虑的范围。
2008年8月22日,正在北京上访的葛洪贵，被所在矿信访科长从北京接回，送入城子河精神病院，在医生给他鉴定时，他递交了自己的上访材料，并说明自己的真实状况，因为思路清晰，医生在做完简短的交流后，拒绝了矿信访科长等人的要求，而直接将他释放。
葛洪贵回忆这段遭遇时说“当初信访科是铁定要把我送进去的，由于遇到好心的医生才避免了这次关押，政府对百姓的迫害真是没法说，当初鬼子来了，咱们可以跑了还能上井冈山，这现在都没地方可跑，警察哪儿都能找得到你！”
2012年3月2日，全国两会将召开之际，出于维稳的需要，葛洪贵被所在地的东海派出所、矿信访科、劳保科三家机构联合送到鸡东县精神病院，在做鉴定时，葛洪贵经过跟主治医生的交流，并叙说了自己第一次被送到医院的情况，这位医生在经过跟其他领导协商后，决定不收留他。但是迫于警方及外面其他单位的压力，医院出具了一份精神疾病鉴定书，鉴定结论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型），建议在有人监护下生活及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终究免去了精神病院的摧残。但是这一纸鉴定，为以后被精神病打开了大门，搞不好那天就会卷土从来。
这个案例值得指出的是，相关机构在对葛洪贵进行人身侵犯时，医院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守住了道德的底线，这在全国医院配合相关机构迫害人权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是少见的，是值得提倡的。在此，应表扬那些具有正义感的医生和医院，他们守住已经被糟蹋的面目全非的医道。也让其他医生们看到，对相关机构说个“NO”是没有那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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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被精神病说NO没那么难——从黑龙江葛洪贵的遭遇说起
黑龙江苗静珍因家庭纠纷被两次送精神病院关押
苗静珍，女，1972年出生，住在黑龙江省桦南林业局刘炮沟村，（身份证：230822197301017081）丈夫周怀龙常年在外打工，她和婆婆林淑霞、周怀春（苗静珍丈夫的哥哥）合住三间连脊房，因为房屋争议和法院枉法裁判苗静珍被迫离家上访。
据苗静珍说，她住的房子是和林淑霞、周怀春合伙盖得，共有三间，她住中间一间。各有各的厨房，各有各的通道，中间还有一走廊。 同在一个屋檐下难免发生一些小矛盾，从2000年开始，周怀春和林淑霞就打算把苗静珍住的一间房买下来，让苗静珍夫妻搬出去住。苗静珍深知盖房的不易坚决不同意卖，由此导致矛盾加剧，苗静珍被迫搬到外边居住。
2003年10月10日上午苗静珍要封堵原住处的房门被婆婆拦住，还唆使她的丈夫打她。当日晚上，苗静珍夫妻又一同去封堵厨房的门，在收拾厨房期间苗静珍忍无可忍和婆婆林淑霞、周怀春等人发生了争吵、撕扯，苗静珍拿刀欲砍婆婆被人夺下，打伤，苗静珍报案后警方并未依法处理。
2003年12月8日苗静珍一纸诉状把婆婆林淑霞和周怀春等人告到了桦南林区基层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她被打伤的医疗费用等共计1391.50元，经法院审理认为，“被告给苗静珍造成人身损害的理由不成立，因为苗静珍经常回原住地撒灰、挖坑、怄烟、钉封门，至使老人无法正常生活，婆媳之间的矛盾逐步升级，主要原因在原告，孝敬老人是传统美德，而原告制造事端”为由驳回了苗静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诉讼费用由苗静珍负担。
2004年苗静珍又因为房屋的所有权和婆婆林淑霞对簿公堂，苗静珍连连败诉。据苗静珍提供的她公公周殿民和媒人刘XX的证言显示，房子是1992年盖的，盖房时周怀龙（苗静珍的丈夫）已经年满22岁，他（周怀龙）13岁就不上学了，下地干活，房屋应属他的共有。另外苗静珍和小龙（周怀龙）结婚时儿媳妇（苗静珍）要三间砖瓦房，因条件不允许，经媒人刘XX说和，林淑霞答应把九二年盖的房中间一间给苗静珍和小龙，是给她们俩的，不是暂住房。
苗静珍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规定，合伙人的财产归合伙人所有，更何况当时结婚时婆婆也把这间房子明确给她夫妻共有。苗静珍觉得根据这两点，怎么算这也是她的合法住房，“我的房子我为什么不能封？我去封门她们还打我，”岚棒派出所还帮着她们做假证，法院存在权钱交易才听信了一面之词做出了枉法判决，因此开始到各部门上访。
2006年4月12日苗静珍又因为和周怀春父子的斗殴行为被桦南林业公安局在医院带走以“故意伤害罪”刑拘，5月15日被检察院批捕。在桦南看守所关押期间，苗静珍越想越觉得冤屈，她地里的青苗被毁，周怀春父子拿木棒子打了她就趴沟里装死，她被人说成是杀人犯，公安局不分青红皂白就关她，她为此给看守所民警反映，哭闹、绝食。
10月24日桦南林业局法院、公安局把她从看守所接出来送到了黑龙江省佳木斯精神病院，做了各项检查之后就开始逼她吃药，每天吃3次药，不吃就要挨打或灌药，吃完药还要用小板把舌头翘起来检查，这样过了162天后，医院重新给她做了检查，确认苗静珍的“精神病”好了才又让她回了看守所。回看守所没多长时间，就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附带民事赔偿两万五千余元。苗静珍上诉后中级法院维持了原判。她的房屋财产也被侵占。
2012年苗静珍又开始上访，11月9日桦南林业局公、检、法3家联合接访，苗静珍从国家信访局出来经过陶然桥下时被他们抓住，几十个人连拖带拽把她拉上车连夜赶回原籍。第二天早上以她越级上访为由把她送到桦南林业局看守所拘留10天。11月19日上午抓她的那些人拖着她的手脖子、脚脖子，脊背挨地的从看守所拖出去100多米扔到车上，强制送到了七台河市七煤医疗中心精神病康复医院。还告诉大夫，苗静珍发病4个多月了，常去单位和邻居家砸玻璃、伤人，周围百姓为此常去找政府，他们才把她送到医院来的，也没有家属。医院给她做了各项检查，诊断为“妄想型障碍”，留院治疗。
苗静珍的丈夫听说苗静珍又被送到精神病院后找各部门反映苗静珍没精神病，要求释放她，被威胁再管这事就把他抓起来。
2013年1月10日苗静珍的丈夫借探视的机会把苗静珍放走。桦南林业局听说后派20多个人四处找她，最终在七台河市晶海旅馆把苗静珍抓住，强行送到精神病院做检查，医院出具结果没精神病才放了她。
苗静珍说，在医院不吃药不行，吃完药头昏脚轻，说昏倒就昏倒，因为她吃不下饭去还把她绑在床上给她做“电蚂蚁”导致她大小便失禁。真正的精神病人几天不吃饭也不给做“电蚂蚁”，一说给谁做电蚂蚁都吓得嗷嗷叫，躲着跑。
苗静珍说，电蚂蚁是一种刑具，就是把电针扎在虎口和两腮过电，电一通就感觉有好多虫子再肉里爬，痒刺的难受，就忍不住咬牙，当时感觉牙响的都要碎了。
在苗静珍被关押在精神病院期间，她的丈夫曾求助于维权人士和媒体，各界也曾寄希望与新的《精神卫生法》的出台，但新的《精神卫生法》没能阻挡住公权力践踏人权的不法行为。
访谈两次被送精神病院均遭拒收的葛洪贵
从控告开始到现在，已经持续申诉18年的葛洪贵还漂流在北京，等待着有一天会给侄儿争取到一个满意的结果，本刊记者在北京南站见到了这个位健谈的老者，语言犀利的他让记者也感到诧异，他说这是这些年控告当中学习的结果。
葛洪贵：男，1947年生，黑龙江鸡西市东海矿退休工人，身份证号230306194708254918，因为给侄儿申冤，上访近18年之久，遭遇多次殴打拘留，其中两次被送入精神病院，均因思路清晰被有良心的医生释放。
原本生活稳定的他，也向大多数人一样准时的赶着上下班点，努力奉献用青春点燃的的工作，一向平和的葛洪贵也不是争强好胜之人，然而1995年的一件事情彻底颠覆了他平和生活处事的原则。
1995年7月5日的星期三，鸡西广播电视报上放了葛洪贵的侄子葛福宁撰写的《中华之剑》的观感文，并获得了较高的评价。然而，此文被葛福宁所在的时任鸡西恒山铁路劳动公司分公司经理兼卸车队长张文恒认为是借古讽今的粉刺他。
葛洪贵说“在八五验收房，张文恒的老婆王淑艳看了我侄儿刚从矿里买的7月5日的鸡西广播电视报，对上面我侄儿写的《中华之剑》的观感文，她边看边骂骂咧咧的说，你写我们家“坤头子”干啥，之后张文恒对我侄儿威胁说，你以后少说点，别看着白天好好的，晚上下班谁给你一枪，你都不知道。”
由于该文被当成讽刺领导的不作为素材，在以后的生活中葛福宁更是遭受多次骚扰，葛洪贵说“1995年11月下旬的一天，张文恒叼着烟走进油库，而此时修车工正在给铲车加油，我侄儿提醒他把烟灭了，结果，张文恒回答我这么一个大经理用的着你这个狗崽子管？说着就照着他打过了，侄子猛跑才逃离了这次殴打，而第二天却被7、8个人围住痛打一顿，现场至少四位职工看到了这个情况，还逼迫我侄子给其磕了二三十个头。”
因反复受到骚扰及殴打，葛福宁出现了精神异常，导致本来就有反应性精神病的他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同年12月8日晚上，受害人因遭长期危害，终于在一帮年轻人距离逼近的喧闹声的刺激下，他大叫一声，昏倒休克，请人相救。八、九个小时后才苏醒过来，但是神智错乱、总是惊吓、恐惧、焦虑、烦躁、失眠、失望、口渴、精神、神经被伤害，反应性（间歇）精神病问题被刺激加重。
葛洪贵说“葛福宁是反应性精神病，却被私人精神病门诊与鸡东县精神病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导致他一把一把的吃药片。吃的被害人数年口水直流。”
至此开始，葛福宁病情加重，班也无法上了，由于单位治疗的走形式过程得不到有效治疗，葛洪贵鉴于侄儿的受害，被迫于1996年2月开始了漫长的上方控告之路，
持续多年的上访并没有解决他所提出的诉求，反而受迫害的遭遇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来京、递交材料、被接回、被殴打、被关押，在这十几年中已成为车轮式的家常便饭，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精神病院也成为他被关押的考虑对象。
2008年8月22日,正在北京上访的葛洪贵，被所在矿信访科长从北京接回涂中，忽然转道送入城子河精神病院，在医生给他鉴定时，他递交了自己的上访材料，并说明自己的真实状况，因为思路清晰，医生在做完简短的交流后，拒绝了矿信访科长等人的要求，而直接将他释放。
葛洪贵回忆这段遭遇时说“当初信访科是铁定要把我送进去的，由于遇到好心的医生才避免了这次关押，政府对百姓的迫害真是没法说，当初鬼子来了，咱们可以跑了还能上井冈山，这现在都没地方可跑，警察哪儿都能找得到你！”
2012年3月2日，近全国两会前期，出于维稳的需要，葛洪贵被所在地的东海派出所、矿信访科、劳保科三家机构联合送到鸡东县精神病院，在做鉴定时，葛洪贵经过跟主治医生的交流，并许说了自己第一次被送到医院的情况，这位医生在经过跟其他领导协商后，决定不收留他。但是迫于警方及外面其他单位的压力，医院出具了一份精神疾病鉴定书，鉴定结论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型），建议在有人监护下生活及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终究免去了被强迫送到精神病里面的遭遇，但是这一纸鉴定，为以后被精神病打开了大门，搞不好那天就会卷土从来。
这个案例值得指出的是，相关机构在对葛洪贵进行人身侵犯时，医院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守住了道德的底线，这在全国医院配合相关机构迫害人权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是少见的，是值得提倡的。在此，应表扬那些具有正义感的医生和医院，他们守住的已经被糟蹋的面目全非的医道。也让其他医生们看到，对相关机构说个“NO”是没有那么难的！
为哥哥讨公道 何燕两次被关精神病院
2014年1月29日，也就是2013年农历腊月29日，何燕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大年30到了北京，开始她的上访旅程，在《中国精神卫生健康与人权》月刊采访她的前几天里，她已经去过公安部、最高检，接下来还要去最高法、国务院法制办等机构继续提供申诉材料，这就是一个弱女子的新年开始。
什么事情让一个弱女子放弃上亿中国人最在意的团圆日子——春节，而单独跑到北京，奔波于各行政司法机关呢？事情还的从何燕的哥哥嫂嫂的婚姻纠纷开始说起。
何燕，1972年12月2日出生，和父母生活于湖北黄梅县五祖镇阻马村七组，何燕的二哥结婚后育有一双儿女，生活还是相当美满的，2005年开始，由于哥哥何忠兵身患多种疾病，致使劳动受限，生活能力下家，导致夫妻关系出现矛盾，2008年8月份开始，何燕的哥哥和嫂子开始分居，在此期间，嫂子在外和其他男人同居，这个消息传来导致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哥哥何忠兵病情恶化，从而发展成精神分裂症。
由于此纠纷，嫂子的同居对象于2010年12月9日的时候甚至殴打了何燕的母亲，双方闹上法庭后，法庭判决嫂子那边重婚罪成立，嫂子拘役四个月，同居对象拘役六个月，但是没有物质和殴打何燕母亲的赔偿。何燕认为此判决是典型的重罪轻判，为此开始上访。
2012年11月8日，何燕到最高法申诉时，被湖北省高院接访人员以材料登记为由带至登记室，被早已准备好的政府雇员强制推到车上，在一顿拳打脚踢后，直接拉回黄梅县五祖镇，并从9日开始拉到宾馆关押22天。12月5日，由镇政府负责信访的工作人员何真强和村支书刘西汶（音）把她送到黄梅县精神病院，送入精神病院时，何燕大喊，没有家属的签字，你们不能收！值班医师也重复了何燕所说的这个观点，最后经过他们“商量”，在家属没授权签字，由村支书带代签字的情况下，把她送了进去。
进去面对的第一关是绑住喂药，何燕形容“全身绑在病床上，被医生三四个人撬嘴喂药直至昏迷，等醒来时，发觉自己的衣服被剥光，嘴角流血，全身疼痛，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了两天后，实在坚持不住了，我选择了默默的吃下去！”就这样她去习惯一天两次，一次三到四片的“疗程”吃药，吃完就想睡觉，等出来的时候，副作用发作，眼睛几乎都是看不见的，身体非常的虚弱。
第二是熟悉里面的生活环境，一日三餐，一般是稀饭、馒头、面条，改变的时候非常少，至于住宿的环境，何燕说由于吃完药就想睡，根本没心情和时间去看它的适合居住程度。
第三是想念家人，在里边时间久了，孤独的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何燕就在里面大吵，要求见见家人，医院受不了她的时候就通知政府，经过政府层层批示得到许可，她的家属就能来看她一次。
在关押了56天的时候，她的身体实在撑不住了，甚至出现肛门出血的问题！政府知道消息后，还是不肯放人，何燕的父亲找到相关负责人，告诉他们，如果再不放人，就把我们一家全关进去吧！经过政府代表跟何燕父亲的协商，在父亲担保她不上访的前提下，于2013年1月30日终于被放了出来，由于自己的衣服被他们拿走，出来时穿的衣服还是写有“黄梅县精神病院0713—3391689”字样的病号服出来，关押给何燕留下很多后遗症，所以出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修养中。
由黄冈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所2012年11月18日出具的精神病鉴定说，依据CCMD-3的标准，符合“精神分裂症”（偏执型）的诊断。而这个诊断的结果主要来自于对政府官员、村干部的叙说及何燕以往的情况描述，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何燕证实该所并没有对她进行医学的诊断，该所提出的结论也没有形成有效的证据链。
身体修养的好点后，2013年10月14日，何燕到县委门口申诉这次的迫害冤屈，却被保安殴打致昏迷半个多小时，结果又坐院治疗两个多月，由于殴打完县委只赔付了三个月的药费，吃完就不管了。2014年1 月2日，何燕就到县委去争取治疗费用，这次遭到了保安科长的拉扯拳打脚踢，并打110报警，出警的黄梅镇派出所并没有为受害者主持公道，而是第二次直接送她去了黄梅县精神病医院，
这次关押连个签字的人都没有，还是把她送了进去，也和上一次一样遭到绑架吃药，这次吃的药，副作用更大，加上前面被殴打的伤还没有好痊愈，短短关押8天时间，出现胃痛、头晕眼花、精神乏力、全身浮肿等各种疾病，由于病情严重，1月9日被紧急放出精神病医院，同时进入黄梅县人民医院观察治疗，在治疗20天后的28日终于走出了医院，此时已经是农历的腊月28日，大街上节日的气氛相当浓厚，返家的人一批接着一批，团圆的喜悦洋溢在每个脸身上，唯独受到伤害的何燕没敢嗜想这团聚的春节，踏上了北京的上访旅程……
佐真 2014/2/22
为哥哥讨公道 何燕两次被关精神病院
2014年1月29日，也就是2013年农历腊月29日，何燕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大年30到了北京，开始她的上访旅程，在《中国精神卫生健康与人权》月刊采访她的前几天里，她已经去过公安部、最高检，接下来还要去最高法、国务院法制办等机构继续提供申诉材料，这就是一个弱女子的新年开始。
什么事情让一个弱女子放弃上亿中国人最在意的团圆日子——春节，而单独跑到北京，奔波于各行政司法机关呢？事情还的从何燕的哥哥嫂嫂的婚姻纠纷开始说起。
何燕，1972年12月2日出生，和父母生活于湖北黄梅县五祖镇阻马村七组，何燕的二哥结婚后育有一双儿女，生活还是相当美满的，2005年开始，由于哥哥何忠兵身患多种疾病，致使劳动受限，生活能力下家，导致夫妻关系出现矛盾，2008年8月份开始，何燕的哥哥和嫂子开始分居，在此期间，嫂子在外和其他男人同居，这个消息传来导致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哥哥何忠兵病情恶化，从而发展成精神分裂症。
由于此纠纷，嫂子的同居对象于2010年12月9日的时候甚至殴打了何燕的母亲，双方闹上法庭后，法庭判决嫂子那边重婚罪成立，嫂子拘役四个月，同居对象拘役六个月，但是没有物质和殴打何燕母亲的赔偿。何燕认为此判决是典型的重罪轻判，为此开始上访。
2012年11月8日，何燕到最高法申诉时，被湖北省高院接访人员以材料登记为由带至登记室，被早已准备好的政府雇员强制推到车上，在一顿拳打脚踢后，直接拉回黄梅县五祖镇，并从9日开始拉到宾馆关押22天。12月5日，由镇政府负责信访的工作人员何真强和村支书刘西汶（音）把她送到黄梅县精神病院，送入精神病院时，何燕大喊，没有家属的签字，你们不能收！值班医师也重复了何燕所说的这个观点，最后经过他们“商量”，在家属没授权签字，由村支书带代签字的情况下，把她送了进去。
进去面对的第一关是绑住喂药，何燕形容“全身绑在病床上，被医生三四个人撬嘴喂药直至昏迷，等醒来时，发觉自己的衣服被剥光，嘴角流血，全身疼痛，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了两天后，实在坚持不住了，我选择了默默的吃下去！”就这样她去习惯一天两次，一次三到四片的“疗程”吃药，吃完就想睡觉，等出来的时候，副作用发作，眼睛几乎都是看不见的，身体非常的虚弱。
第二是熟悉里面的生活环境，一日三餐，一般是稀饭、馒头、面条，改变的时候非常少，至于住宿的环境，何燕说由于吃完药就想睡，根本没心情和时间去看它的适合居住程度。
第三是想念家人，在里边时间久了，孤独的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何燕就在里面大吵，要求见见家人，医院受不了她的时候就通知政府，经过政府层层批示得到许可，她的家属就能来看她一次。
在关押了56天的时候，她的身体实在撑不住了，甚至出现肛门出血的问题！政府知道消息后，还是不肯放人，何燕的父亲找到相关负责人，告诉他们，如果再不放人，就把我们一家全关进去吧！经过政府代表跟何燕父亲的协商，在父亲担保她不上访的前提下，于2013年1月30日终于被放了出来，由于自己的衣服被他们拿走，出来时穿的衣服还是写有“黄梅县精神病院0713—3391689”字样的病号服出来，关押给何燕留下很多后遗症，所以出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修养中。
由黄冈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所2012年11月18日出具的精神病鉴定说，依据CCMD-3的标准，符合“精神分裂症”（偏执型）的诊断。而这个诊断的结果主要来自于对政府官员、村干部的叙说及何燕以往的情况描述，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何燕证实该所并没有对她进行医学的诊断，该所提出的结论也没有形成有效的证据链。
身体修养的好点后，2013年10月14日，何燕到县委门口申诉这次的迫害冤屈，却被保安殴打致昏迷半个多小时，结果又坐院治疗两个多月，由于殴打完县委只赔付了三个月的药费，吃完就不管了。2014年1 月2日，何燕就到县委去争取治疗费用，这次遭到了保安科长的拉扯拳打脚踢，并打110报警，出警的黄梅镇派出所并没有为受害者主持公道，而是第二次直接送她去了黄梅县精神病医院，
这次关押连个签字的人都没有，还是把她送了进去，也和上一次一样遭到绑架吃药，这次吃的药，副作用更大，加上前面被殴打的伤还没有好痊愈，短短关押8天时间，出现胃痛、头晕眼花、精神乏力、全身浮肿等各种疾病，由于病情严重，1月9日被紧急放出精神病医院，同时进入黄梅县人民医院观察治疗，在治疗20天后的28日终于走出了医院，此时已经是农历的腊月28日，大街上节日的气氛相当浓厚，返家的人一批接着一批，团圆的喜悦洋溢在每个脸身上，唯独受到伤害的何燕没敢嗜想这团聚的春节，踏上了北京的上访旅程……
佐真 2014/2/22上海访民虞春香两次“被精神病”的访谈录
家住上海静安区常德路1018弄5号的虞春香，现年63岁。虞春香1976年从知青到街道办托儿所上班，因调工资被领导无故刁难甚至迫害上访33年，得到的是无数次的关押、殴打、铁窗、铁链（飞机铐）、精神病院摧残、暴力致耳残、牙齿被打掉。2003年，她位于上海繁华地段的一栋私房被强拆，没得到一分钱赔偿。其独生儿子为了参军，被迫与母亲脱离关系，现又因母亲上访，无法找到工作。虞春香孤身一人，在北京流浪已经十年。就虞春香两次被精神病的情况，《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记者高峡电话采访了虞春香：
高峡：你好，请问是虞春香吗？
虞春香：是，你是哪位？
高峡：我是《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记者，听说你两次被关精神病院，是这样吗？
虞春香：是，差点被折磨死。
高峡：第一次关精神病院，是在什么时间？
虞春香：是在1998年10月22号，是星期四，区长信访接待日，我已经连着三个星期都去，他们不给接待。
高峡：是啥原因又去上访呢？
虞春香：我举报中心医院的科长杨爱国违章搭建，在家门口被他们叫警察打了，因为他们家是警察。
高峡：打得厉害吗？
虞春香：厉害，他们用扫大街的大扫帚很劲打，打得我混身是血。那天，我就拿着血衣，在区长信访接待日上访。
高峡：那怎么又到精神病院呢？
虞春香：那天区长不但没接待，反而叫来警察，警车就停在广场上。几个人拉胳膊拽腿的把我抬到警车上，车子就开到静安区精神病院了。
高峡：到了精神病院呢？
虞春香：他们把我拉到医生那儿，医生给我做了检查，再问了一些问题，我都回答了。医生就跟他们说：“这么正常的人，我们不能收。”其中一名警察叫朱国正（警号027018）及余警长等，他们就缠着医生，又找院长，医院还是不肯收。到了晚上，就把我放了。这次是没跟院长勾兑好。
高峡：那第二次送精神病院，就是跟医生勾兑好的？
虞春香：是，第二次是在99年9月23号。那天，派出所打电话叫单位把我骗过去，警车就停在单位门口。七、八个人上来，抬的抬腿，拉的拉手，然后很劲的把我甩在车子上，就开到静安区精神病院了。一下车，就给关铁门里了。
高峡：给你吃药了吗？
虞春香：吃了，但我不吃，就把我绑在铁床上，呈大字形的，给我打针。我使劲挣扎，打不进去。他们就到上海儿童医院找了个医生，在手上给我打针，扎进去挂盐水。我又拼命挣扎，扎针的地方又肿了，他们打针，我挣扎，又打针，我又挣扎，他们始终打不成针。就这样跟他们抗争了13天。警察还24小时三班倒的轮流看守我。最后没办法了，他们用车子把我拉到安远路，扔在马路边上。我当时身体很虚弱，路也走不动，打110,110警察听到我的名字，就不出警。后来，一个大众出租车司机看见我躺在马路边上，用车把我送到医院，在医院住了20天。医院检查，说有心脏病。我过去从来没有心脏病。
高峡：医院给你做过精神病鉴定吗？
虞春香：没有。
高峡：静安区精神病院给你出过出院手续吗？
虞春香：啥手续都没有。警察就把我扔在马路边上。
高峡：经常想起在精神病院的情形吗？
虞春香：经常想起，很恐怖的。我在医院住院的时候，经常做噩梦，半夜乱叫，整得同病房的病人要求换床。
高峡：精神病院哪些地方让你恐怖？
虞春香：到处都很恐怖，里面关满了人，我就睡在走廊里，警察24小时三班倒的看守我。里面的医生都像打手，看着很恐怖。里面还关了很多上访的人，还有一个人是老师，已经关了一年多，被他们强行打针、灌药。好多关在里面的人，不吃饭，抗议，然后就被绑起来，灌药，打他们，打的鬼哭狼嚎，那惨叫声，很恐怖的。还有精神病人被绑在椅子上作电疗，我都不敢看。看着精神病人在身边跑来跑去，很害怕。我没一晚上睡好觉。有时，警察也去睡觉了，我更害怕，真怕精神病人跑来打我、掐我，被精神病人打死、掐死，就是白死。
高峡：你关在精神病院，家人找过你吗？
虞春香：找过，他们不告诉我家里的人。这当中我母亲去世，我哥哥姐姐都到场了，就我没在，所以我妈死的时候，眼睛都没闭。
高峡：你现在还在北京吗？
虞春香：在，我一直在北京流浪，我无家可归，孤身一人。我要要回我的房子。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2013、5
以下是虞春香的门诊券
访谈两次被送精神病院的沈志华：“我没有裸奔”
沈志华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梅溪镇板桥村民，因上访，在这次中共十八大前后二次被送往精神病院，后又被拘留。11月19日，我采访了刚刚从拘留所回家的沈志华，话题首先就从她最近的情况谈起。
刘飞跃（以下简称刘）：你好，沈志华。你这次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沈志华（以下简称沈）：我是昨天早上刚刚出来的。回家后就被人跟踪，人数有二、三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曾对我进行截访的人员，他们还有一部车。
刘：这些人真是无耻、无聊。请你谈谈这次被抓的经过，这次你是在北京被抓的吧。
沈：是的。这次我是10月24日到的北京，11月9日我乘22路公交车到北京东站刚下车，就遇见了警察，我就问西单怎么走。警察发现我是上访的后就对我说：“你去跟我们领导谈谈吧”，说着就让我上了车到了天安门公安分局。在那里被问话后我被送到了马家楼访民分流中心。当天晚上8：40分左右，安吉县信访局的一名副局长，梅溪镇政府的官员、梅溪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周刚，还有警察等人就到了马家楼，他们来后就将我绑了出来。当时我的手机、五千元现金都被他们扣押了。我被他们绑出来后就直接送上一辆车牌号为浙AH5758的车往回拉。
刘：你是什么时候被拉回湖州的？拉回后把你送往了哪？
沈：我是11月10日上午11点左右到达湖州市的，到湖州后他们一下来了七男二女，其中周刚仍在。这些人带着我又到了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院），他们要求医院收下我。我当时被带到了医生办公室，一名叫孙清水（音）的医生和我谈了半个小时，因为上次医院就说我没精神病，所以这次医院重点谈了我告医院的事，医院让我不要告。就这样医院再一次没收我。
刘：接下来你是什么时候被拘留的？
沈：医院没收我，周刚等人就将我带回了安吉，下午3：37分我被送到了安吉城北派出所，晚上10点多我被梅溪镇警察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宣布拘留七天，随即被送往了安吉长四岭拘留所，一直到18号被释放。所谓扰乱公共秩序是指我在北京期间扰乱了公共秩序，被北京警察训戒了。
刘：你这次被送往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是你第二次被送往精神病院了吧？
沈：是的。
刘：请你谈谈第一次被送精神病院的经过，事情是发在生什么时候？
沈：2012年10月11日，我在北京中南海附近被警察查包，结果查出我有上访材料，就将我先带往了西单派出所，做了笔录后就送往了久敬庄。当晚九点多，湖州市驻京办的周克服等人将我接了出来送往了北京救济站。在那里我被关了几天后，我被周刚等二男二女押上车送回到湖州，到湖州的时间大约是10月15日上午九点多。到湖州后，周刚等就将我送往了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并且进了一级精神病房。医生说：“政府行为我们没办法，治不治不由你”。医生要强行对我进行用药治病，我说我没精神病，坚决不同意治疗。
刘：周刚他们凭什么认为你有精神病呢？
沈：他们说我10月11日在北京上访时在中南海脱得一丝不挂进行裸奔，又说我这次被押回来在车上把裤子全部脱掉，在车上大小便。还诬陷我曾说过“江泽民要请我吃过饭” 人大委员长要住到我家里”。
刘：有这些事吗？
沈：没有。10月11日我和另一个江苏吴丽娜是在去中南海的路上，警察查我包有上访材料，才请我们到派出所的，我根本没有裸奔。这次在回来的车上我来例假了，身上全是血，你说我怎么办，他们开小汽车的连我八个人，在高速公路上说旁边不好停车，我实在熬不住了，我憋得都尿频，几分钟要小便一次。至于说江泽民请我吃饭，人大委员长要住到我家里，那是他们在放屁。
刘：这次你在精神病院被关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出来的？
沈：我到医院后坚决不治疗，16号早上他们就把我爸爸叫来了，周刚说要么选择让我在医院治疗，要么选择我去坐牢。我爸爸没被他们吓倒，这二条他都没签字。后来精神病院的余主任又来和我们谈说：“我们医院也有委屈，医生是有医德的”。16号下午，护士长、三名医生进了我的病房，将我手机拍的图片给删了。傍晚六点多，周刚又到了医院，最终医院认为我没精神病是正常人，不肯收治。在这种情况下，我于傍晚六点半左右离开了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逃过了一劫。
刘：最后请你说说你上访的情况吧。
沈：我家在村里原有三、四亩田，1993年村里在没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将田转包给别人种杨树，一分钱转包费都没给我。我就是为这事上访的，后来我在广东打工，做房地产主管。2011年1月那种杨树的人的租期到了，村里不仅没把田还给我，当年3月又把田转包出去了，你说我能同意吗？
刘：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沈：不客气。
采访：本刊编辑刘飞跃
2012-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