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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翘楚是多年关注中国公共事件的行动者，参与过北京“清理低端人口”、#MeToo运动、劳工和人权律师维权。自2019年底起，李因男友许志永被牵涉进“12.26厦门公民案”，遭到指定监视居住，而后从“人权受害者”变成“人权抗争者”持续发声和行动，遭到非法羁押、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2024年8月3日，李翘楚被释放，却还被严格管控和噤声。

1月13日是翘楚的生日，但在过去的五年间，她却无法度过一个安稳的生日。今天的李翘楚即将34岁，却因与许志永的通信权被非法中断，无法收到爱人的祝福。我们回顾五年以来翘楚的遭遇，以期送上对ta们的祝福和对自由的向往。

仍然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仍然为了中国公民社会奔走的人们，愿各位在乱流下平安。

2020年1月13日，李翘楚去照相馆拍了一套自己穿着“公民”T恤的黄色背景的照片，作为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也是送给许志永的新年礼物；

2021年1月13日，李翘楚收到了父母准备的电子贺卡。此时的许志永开始与律师会面，李翘楚也成为了公开许志永近况的一个出口，她就许的狱中饮食问题开展维权；

2022年1月13日，李翘楚已经入狱，她从自己订购的食品中拿出了7包方便面，拌在一个大盆里，给所有人平分着吃。有人偷偷塞给翘楚一个小塑料盒，里面放着自己用饼干渣、豆奶粉、红糖之类的揉成的“小蛋糕”；

2023年1月13日，此时的翘楚成为了整个监区里唯一一个没有感染新冠的人。整个看守所停止了会见安排，疫情期间已经暂停订购食品好几个月了，她省下了两包方便面没有吃。当天，看守所里的同伴为她拌了方便面作为长寿面；

2024年1月13日，今年的李翘楚在监室内得到了同伴们冒着被训斥风险齐唱生日歌的祝福。她们一同吃了加了火腿肠的方便面，像过节一样开心；

2025年1月13日，翘楚的第34个生日，也是出狱后的第一个生日。在她出狱后的这段时间，经历了许志永绝食抗争、通信权被非法剥夺以及持续的威胁和骚扰，她向朋友感叹：原来出来之后的生活比在看守所还要艰难。

李翘楚为许奔走之时，时常处于被质疑身份的失落和失望中；而翘楚也如此希望能够撕掉贴在自己身上的各类标签，回归鲜活与自主，不只是“女友、未婚妻、无法律身份的伴侣”，更不只是“女性抗争者、人权捍卫者”，而是一个坚持不需要被定义、鲜活的李翘楚–——做人性的守护者，与同伴一起走向凶险未来。

在今天，请给李翘楚写下一道祝福，并持续关注厦门聚会案，跟进关注组动态以获取最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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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翘楚生日平安

【民生观察2024年9月26日消息】近日，四川省凉山州冕宁县基督徒、残障传道人白才明因信仰被控“非法经营罪”被刑事拘留，面临被起诉，其妻因“不配合”被治安拘留10天。白才明的女儿蒙恩向弟兄姐妹发出代祷并募集律师费用。9月25日，白才明被释放回家，由刑拘转为监视居住。

2024年9月11日，雅安白才明弟兄因所谓“非法经营罪”被四川省凉山州冕宁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白才明的妻子董世霞因所谓的不配合被治安拘留10天，已于2024年9月19日回到家中。

9月21日，白才明弟兄的女儿蒙恩发出代祷信，恳请众教会和弟兄姊妹开始为之代祷，并奉献所需的律师费用。

9月25日下午，白才明弟兄被释放回家，从刑事拘留转为“监视居住”。

据悉，白才明于1989年就跟随其母亲信主了，与妻子董世霞在教会相识，一直在雅安农村传福音。

1998年，因信徒在白才明家聚会，白才明被劳动教养两年半。白才明持守信仰，唯独读《圣经》，没有宗派观，与其他教会没有联络。

家属反映，白才明属于正统家庭教会中的基要主义。由于白才明对圣经较为明白，大概有十位左右老信徒愿意和白才明、董世霞夫妇一起过信仰生活，他们并没有给这种聚会形式取个教会名字。

由于都是农村老年信徒，对白才明没有供奉。

白才明右手自小残疾（但可以骑摩托车出去传福音），平时以捡拾废品为生，并支撑女儿蒙恩和儿子上学。

女儿蒙恩毕业不久、工作收入仅能维持自己的生活，现在因父亲的事情也处于失业状态，蒙恩的弟弟还在读大学。

家境虽不富裕，但白才明一家在基督耶稣里深感富足。

1996年10月2日，末任（第28任）香港总督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 Pang Ding-Hong）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称“我感到忧虑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权会被北京剥夺，而是这项权利会一点一滴地断送在香港某些人手里”，对香港回归中共后的命运极为悲观。不幸却又早已命定了的，彭定康的忧虑已经成为现实。

201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共二十周年之际，彭定康又以二十年前同样的忧虑公开表示中共对于“一国两制”已只是嘴上空喊，只是在香港回归后最初的几年实行“一国两制”，2012年后香港的“一国两制”越来越差。彭定康并称如果香港特区政府在2014年“占中”期间能够和香港民众有效对话，规模越来越大的民主派抗议局面也许可以避免，但他同时又认为是北京当局暗中阻止了港府与民众的对话。必须承认，彭定康是西方屈指可数的洞穿了中共嘴脸的政治家之一。

两年之后，2019年，香港发生了比2014年“占中”规模更大且更加激烈的“反送中”抗议。“一国两制”、香港的经济和金融、香港的法治和民心、香港的民主选举统统被中共玩死，以中共最拿手的击败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那种处心积虑、长线布局、精心渗透的方式。中共已全面改造、摧毁了香港。中共明面上采取的手段主要有：无限期恶意拖延普选（激起2014年的“占中”运动）和2019年的修订逃犯条例（激起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以及精心谋划、长期暗中运作的以中共对内地的统治方式培训、改造香港警察等公务员体系。

香港警方近期公然抓捕球迷事件验证了中共通过其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等等官办、党办院校蓄意、精心对香港警察等公务员体系长期进行洗脑培训的成功，昭示着香港在短短十年内已被中共阉割得面目全非，香港政府尤其是其警察体系已全面内地化和中共化，香港的法治、自由已被中共全面摧毁，法治、自由、繁荣的香港已变成党治、人治、专制、萧条的香港，成为与内地一样的专制、独裁中共国的一个零部件。

2024年6月6日晚，2026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香港队与伊朗队的比赛在香港大球场举行，开赛前播放中共国歌时两男一女三位香港球迷或转身背对球场或未起立；上半场踢至约35分钟时，警员登上球迷区，凭影片及照片辨认，以涉嫌违反香港《国歌条例》和侮辱国歌为由，带走该三位球迷。警方声明称播放中共国歌时31岁成姓男子全程未站立、18岁刘姓中大男学生及30岁梁姓女子则转身背向球场。若罪名成立三人将面临最高3年监禁和50,000港元(6,400美元)罚金，警方并称“任何人公开及故意以任何方式侮辱国歌，即属犯罪。

香港球迷过去不时在中共国歌播放时发出嘘声，以表达对中共专制政治及港府媚共行径的不满。2020年6月11日，港府发布《国歌条例》，翌日即12日即行实施，企图以法律手段禁绝这种针对中共专制的消极抗议现象。

通过对中共国歌表达“不敬”来间接、消极地对中共专制和恶意拖延香港普选表达抗议，较多见于2014年的“占中”运动期间和之后，随着港人对中共专制和言而无信日益强烈的不满，在足球等赛事播放中共国歌时，屡屡出现港人发出嘘声的情形，这是中共及港府颁布《国歌条例》的直接动因。这一应对思路鲜明地带有中共式的迷信暴力和警察强权、嗜好以暴力手段解决国民思想问题的痕迹。

在此次三位球迷被抓之前，香港已发生众多类似案例。

2021年7月26日，香港击剑运动员张家朗在东京奥运中夺得花剑个人冠军，当晚香港市民在观塘APM商场观看赛事直播，播放中共国歌时，网络媒体“自由人快讯”42岁的义务记者梁恩宁高举英国统治香港时期的旗帜（港英旗），引起观众喝倒彩，有人呼喊"We are HongKong”(我们是香港），梁恩宁遂被逮捕。梁恩宁的辩护律师未从其行为乃和平行使宪法（基本法）自由表达权、并未侵害任何实质的和物质性的法益之实体角度加以辩护，而是从法律技术的角度辩称其挥旗并没有带动或鼓励他人，其他人喝倒采与其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又称其人自小患有自闭症、智商低，从小不被他人视作"正常人"，但署理主任法官陈慧敏不予采信，而以梁恩宁此举存在引起不同政见人士的冲突以致出现暴力的风险，对梁恩宁判刑3个月，此案成为《国歌条例》实施后首例入罪入刑案件。

类似案例还有1998年的吴恭劭和利建润案。1998年，吴恭劭与利建润在参加元旦游行时展示涂污及剪破中共国旗及香港区旗，在国旗上书写上“耻”字，被裁判法院（香港的轻微刑事案件初审法院）裁定罪成，二人各被判罚2000元，以及守行为（自签担保守行为）（bind over，相当于中共刑法的具结悔过）12个月，二人上诉，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认为二人游行时并未扰乱公共秩序，并认定国旗及区旗法限制市民表达意见的自由和权利，抵触了《基本法》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改判二人无罪；港府上诉至香港终审法院，终审法院首任首席法官李国能1999年11月22日对该案的判辞认定高等法院上诉庭裁判错误，予以撤销，终审改判回归原审的判罚。

2002年10月1日，“四五行动”成员、时任支联会常委伍国雄以个人身份参加游行时烧毁中共国旗，翌年3月被判侮辱国旗罪成立，判入狱3个月、缓刑2年。另一位 “四五行动”成员梁国雄（长矛）表示，伍国雄当日只是和平表达意见，政府却借机打压异己，要求政府废除国旗法。而梁国雄本人之前也曾三次因为涂污区旗被定罪，判处罚金五百至三千港元和守行为。 2010年4月，在港获发“行街纸”（临时居留许可）的墨西哥籍女子Maya La Lu Na在宝莲寺践踏、焚烧中共国旗、区旗，被裁定盗窃、侮辱国旗和侮辱区旗共3罪成立，被判入狱16天。

2011年，内地江西省农民朱荣昌在香港金紫荆广场焚烧中共国旗，被控侮辱国旗罪，判入狱3星期。

2012年4月1日，社民连成员古思尧、马云祺参加游行至中联办门前焚烧区旗，被裁判法院判定成立侮辱区旗罪，古思尧被判监禁4个月，缓刑2年，马云祺被判社会服务社230小时，上诉后古改判监禁两个月、缓刑一年，马改判110小时社会服务。马云祺凭着朴素的法律直觉辩称“我们烧旗，没有对人造成伤害，或者对社会造成破坏，用监禁或者这么高的社会服务令来判罚，我觉得不合理。”

2012年6月中旬及2013年元旦，古思尧又在游行示威时分别焚烧中共国旗及涂黑国旗、区旗，被香港东区裁判法院判定3项侮辱国旗及1项侮辱区旗罪，合并判刑9个月，古思尧上诉后获减刑至4个半月。

2015年7月1日，古思尧在湾仔万丽海景酒店外焚烧区旗，2016年3月被判侮辱区旗罪成立，港府指控他第4次干犯同类罪行，即时判刑6周。2017年7月15日及10月1日，古思尧公开涂污中共国旗，在区旗上书写“奠”字，展示中共国旗时上下倒转，被认定为侮辱国旗、区旗，被判罚金500元。

2016年10月19日，立法会议员郑松泰在香港立法会议事厅内将桌上的小国旗及小区旗倒转，2017年9月29日被香港东区裁判法院判定侮辱国旗罪及侮辱区旗罪两罪成立，各判罚金2500港元。

2019年9月22日，21岁的冷气技工罗敏聪在沙田新城巿广场集会中践踏中共国旗，认罪后被裁判法院判处200小时社会服务，香港律政司不服判罚过轻，提起上诉，高等法院上诉庭改判为监禁20日，成为反送中抗议中首次被控侮辱国旗罪并被判监禁的示威者。上诉庭称罗敏聪侮辱国旗的行径恶劣，“严重贬损了国旗所代表的国家尊严”。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及另两名法官在上诉判决中引用了终审法院首任首席法官李国能1999年对吴恭劭、利建润案的判辞，称“国旗具有独有的象征意义”，“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她的尊严、统一及领土完整”，“时至今日，保护国旗免受侮辱的合法利益仍是极之重要”，而国旗及国徽条例旨在保护国旗免受侮辱，法庭必须考虑判以阻吓刑罚，斥责罗敏聪明显表达对国旗的轻藐和污蔑，把国旗放入垃圾车，并把垃圾车踢进水池，侮辱国旗的行径恶劣，“有弃绝国旗的意味，更是严重的侮辱”。

上述裁判，除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改判吴恭劭、利建润无罪这一被终审法院撤销的未生效裁判值得称道外，在法律、法理上的理由都荒谬不堪，完全不符合这些年为中国民间所推崇的英美普通法裁判所应有的论证详实、说理充分的水准，基本都属1997年开始中共对香港蓄意驯化后已完全中共化的政治性判决。如陈慧敏法官以以臆想的梁恩宁此举存在引起不同政见人士的冲突以致出现暴力的风险，而非仅以梁恩宁行为本事的事实和法律性质为依据，事实和法律以外的不相关考虑极其明显；在立法会议员郑松泰案中，对郑松泰将桌上小国旗及小区旗倒转的行为也强行入罪，不仅无视公民在宪法和法治之下和平行使表达权的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这一实质、实体的事实和法律基础，而且还违反法律技术上“法不关微事”（de minimis non curat lex, the law does not concern itself with trifling matters）的原则；在吴恭劭、利建润案中，时任终身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一方面称“侮辱旗帜是一种非语言的言论或发表形式”，发表者通常表达的是“抗议的信息”，“可能是对一个国家的仇恨或反对，或是对当权政府的抗议”，“发表自由（表达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基本自由，也是文明社会及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核心”，“法院对其（发表、表达自由）宪法性的保障必须采纳宽松的解释”，另一方面却又称《条例》（《国旗及国徽条例》、《区旗及区徽条例》）对自由所限是有限度的，因为条例只是禁止了“侮辱国旗或区旗”這一种抗议形式，“并没有干预该名人士（吴恭劭、利建润）以其他形式去发表同样信息的自由”。李国能又从国旗和区旗象征什么、保护国旗和区旗免受侮辱或曰国旗和区旗本身是否社会的合法利益，如果是合法利益该合法利益能否包含在公共秩序之内，或曰国旗和区旗本身是否就是、就等同于公共秩序两个角度论证《条例》对吴恭劭、利建润之类行为定罪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李国能的判决意见得到烈显伦（Henry Denis Litton）、沈澄、包致金等時任终身法院常任法官和非常任法官梅师贤的一致认同。由于国歌与国旗、区旗一样具有相同的抽象国家象征之价值，因而李国能对吴恭劭、利建润的判决意见和逻辑完全能够适用于此次三位球迷之类“侮辱”国歌的案例。然而，尽管李国能貌似努力遵循对判决结果进行充分论证的普通法传统，但他的论证在法理、逻辑和法律思维上明显偏离普通法裁判的实证主义，存在着掩盖不住的政治化倾向。

李国能认定国旗代表中共国的“尊严、統一及领土完整”，宣称在“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区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社会”，“保护作为国家独有象征的国旗”就是“合法利益”，区旗则是“特区作为‘一国两制’方针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部分的独有象征”，因此，保护区旗也是（香港）社会的合法利益，直接把作为象征的国旗、区旗等同于其所象征的“尊严、统一及领土完整”以及“特区作为‘一国两制’方针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部分”这一实质、实体的事实及宏大国家利益本身，这一推论存在着明显却有不易被察觉的重大逻辑漏洞。因为，这一实质、实体的国家利益对于国家（的存续）和全体国民而言尽管是极其重大的，但它毕竟是一种集体利益，它与每个个体国民的关系终究带有抽象性，不如每个国民自己的私人利益与其自己的关系那么密切和具体，物质、物理价值很小的国旗、区旗终究只是这一实质、实体的宏大国家利益的象征，绝不能被直接等同于这一实质、实体的宏大国家利益本身，并且“尊严、统一及领土完整”之实质、实体的宏大国家利益根本不可能被吴恭劭、利建润这样涂抹、污损国旗、区旗的行为直接侵害。而李国能大法官的逻辑错误正在于有意、无意地把作为象征的国旗和区旗直接、间接等同于其所象征的这一实质、实体的宏大国家利益本身。象征的实质功能在于，国家和国民在心理、情感上把无法像具体的私人利益那样直接触摸和感知的宏大国家利益寄托在物质、物理价值低廉的具体物品如国旗、区旗之上，在心理想象和情感上把因其过于宏大而对个体国民显得过于抽象的国家利益予以具体化、具象化，即国旗、区旗对国家利益的象征是一种精神和国民情感上的拟制，除了微不足道的物质、物理价值以外，国旗、区旗以及同属国家象征的国歌只是一种精神和情感利益，绝不能被等同于其所象征的实质、实体的宏大国家利益本身。

李国能在吴恭劭、利建润案判词中确认“公共秩序”的概念（内涵）既不能精确界定亦难以表述，它包含为保障大众福祉或为（保护）集体利益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它会随时间、地点及环境的改变而变。李国能这里使用的是典型的中共式一揽子、大而无当、眉毛胡子一把乱抓的综合思维，完全缺乏欧美自然科学和英美普通法判决独具特色的具体的实证分析思维，并为自己预留了偷换概念、从司法和法律偷渡到政治、神不知鬼不觉地对司法进行中共式政治化操弄的空间。公共秩序当然具有李国能所说的难以精确界定和表述的抽象性，但也并非不可捉摸。无论何时何地，公共秩序一定能够具体化为与特定场景下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和财产之物质利益的安全直接相关，在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未受直接侵害和威胁的时空场景，公共秩序就未受到侵害，反之，公共秩序才受到侵害，而法官的职责就是要在个案中把特定场景中的公共秩序及其是否受到侵害辨析、确定下来。从公共秩序必须事关具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这个原则出发，结合个案的具体事实，加上司法独立、法官从良智出发的自由心证，以及司法公开和舆论监督，完全能够在个案中准确认定公共秩序是否受到侵害，绝对不能像中共法院对访民和维权人士强加寻衅滋事罪和扰乱秩序罪那样不加论证，凭空一句话就强定访民和维权人士侵害了公共秩序。

李国能果然接着就对公共秩序实施从司法、法律到政治的偷换，这种偷换的诡秘和抽象、空洞的政治上的高大上很难被一般公众识破。李国能说“就现在我们所处的时间、地点及环境而言，香港已经处于新的宪制秩序”即从异族英国治下的不成文宪制、虽无成文宪法却有实质宪政的宪制转向了中共治下的以基本法和中共宪法为基础的有宪法却无宪政和不可能有宪政的宪制，“香港正处于一个新秩序的初期”，贯彻“一国两制”和维护国家统一（与保障个体自由）同样“极之重要”，保护国旗和区旗之“合法利益”就是大众福祉和整体利益即“公共秩序”的一部分，所以“保护这两面旗帜免受侮辱对达致上述目标”即贯彻“一国两制”和维护国家统一“也就起着重大作用”，“这些有限度的限制与施加这些限制所欲达致之目的相称，并没有超越彼此相称的范围”，“有非常充足的理由断定”《条例》对自由的限制进而对吴恭劭、利建润的定罪“是有充分理据支持的”。李国能这里隐密地把对吴恭劭、利建润对国旗、区旗的侮辱直接等同、认定为对公共秩序的侵害和对宏大而抽象的国家统一的危害，而无视吴恭劭、利建润侮辱国旗、区旗的行为并未对任何特定和不特定个人的人身和财产造成直接、现实的侵害，而是无端虚构、臆想触一个受到了侵害的公共秩序，并以玄幻穿越的手法，把司法个案应当认定的特定、具体、直接和相对封闭的时空环境中的公共秩序偷渡成宏大、抽象的“一国两制”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秩序和政治利益，对只应承担个案裁判职能的司法强加其不应承担更无力承担的维护“一国两制”和国家统一的政治职能，把司法政治化、工具化、刀把子化。一句话，作为终身法院首席法官即香港职位最高的法官，李国能在对吴恭劭、利建润一案作出判决时有意、无意地考虑了他作为法官不该考虑的法律之外的、与案件不相关的政治因素，受到了与个案无关的“一国两制”和国家统一之类高大、对个案裁判而言又大而无当和极其空洞的政治因素的影响。此外，果真要考虑“一国两制”这一政治因素，李国能法官理应肯定吴恭劭、利建润这样能体现香港人远比内地人更广泛、更大尺度同时又不直接侵害任何个人人身和财产的行为，而不是对这样的行为定罪，因为正是这样的行为才体现了香港不同于、优越于内地的另一制，才彰显了一国之下的两制。李国能的判决体现的并非什么“一国两制”，体现的只是一国或一治即中共在内地上演的那种专制高压、大脑统一的治理和统治，却实质背离了香港不同于、优越于内地的另一制，背离了“一国两制”。从善意角度推测，李国能法官或许是无心为之，若恶意推测，不排除李国能可能像后来被民间怀疑早就是中共秘密党员的梁振英和无底线媚共卖港的林郑月娥那样，早已被中共秘密统战了。

这种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思维偷渡，这种中共化的政治挂帅，这种司法的政治化和全社会的泛政治化，是中共政治和中共治下的中国大陆固有的现象，而这种泛政治化思维竟在香港回归之初就已经存在于李国能这样的首任首席终审法院法官的头脑里。香港司法的败坏，香港的法治、自由和自由市场经济之被摧毁，香港民主之被恶意拖延和扼杀，早就在中共的长期布局、蓄意策划之中。李国能的这一判决为后来的类似案件树立了极其恶劣的先例！

李国能等香港的法官们在吴恭劭、利建润等国旗、区旗、国歌案中遇到的事实认定和裁判问题，美国的大法官和各级法官们在针对美国国旗、国歌进行侮辱、焚烧等等异见表达的很多案件中早就遇到并令人信服地解决了。当然，美国也有像李国能一样认知糊涂的法官，更有认知糊涂的民众。

在美国众多的国旗、国歌案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约翰逊案（Texas v. Gregory Lee Johnson，德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

1984年8月22日，“革命共产主义青年旅”（Revolutionary Communist Youth Brigade）成员格里高利.李.约翰逊（Gregory Lee Johnson）参加了一个“共和党人筹款行”（Republican War Chest Tour）的示威活动，抗议里根政府的内外政策，途中有人递给他一面美国国旗，当示威队伍行至达拉斯市政厅前，约翰逊展开了那面国旗，浇上汽油，付之一炬，同时高呼“呸！红、白、蓝”，没有人受到身体伤害或人身威胁。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县刑事法院（Dallas County Criminal Court）认定约翰逊违反德克萨斯州一项禁止“亵渎受崇敬物体”（desecration of a venerated object）的法律，判处约翰逊一年监禁并罚金两千美元。

约翰逊向得克萨斯州第五上诉法院上诉，1986年被驳回；他又向得克萨斯州刑事上诉法院（即德州最高法院的刑事上诉法庭）上诉，1988年胜诉，州刑事上诉法院认为其行为是一种象征性的言论（symbolic speech），受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撤销原判，宣告约翰逊无罪；当年德州政府又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1989年联邦最高法院以5:4判决支持德州刑事上诉法院的无罪判决。

以联邦最高法院布伦南大法官为代表的无罪判决意见明确宣布对约翰逊当众焚烧国旗的行为定罪违反保障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肯定了德州刑事上诉法院对约翰逊当众焚烧国旗的行为并未危及治安的认定，即“社会治安并未遭到破坏，也没有证据显示行为引发了潜在的严重问题。不能把‘严重冒犯’等同于煽动破坏治安”，德州有能力在无需对焚烧国旗的行为本身进行刑事惩罚的情况下维持治安。

布伦南大法官强调，最高法院曾在1942年的巴尼特案（West Virgini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v. Barnette）（巴尼特反对学校和州教育部强制学生向国旗敬礼）、1974年的斯宾塞（Spence v. Washington）案（斯宾塞把用黑胶带制作的呼吁和平的符号粘贴在国旗两面并把国旗倒挂）等案件中认定利用国旗进行抗议或拒绝被强制向国旗敬礼是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合宪、合法行为。在巴尼特中，联邦最高法院明确判决政府不得强令人们向国旗表示尊敬，应“允许人们使用国旗来公开表达……不敬的和轻蔑的观点”，“强迫（国民）向国旗致敬”妨碍了《权利法案》所保障的个人的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政府应该用劝服的方式来推进（国旗所象征的）国家团结”。在布兰登伯格诉俄亥俄州（Brandenburg v. Ohio（1969））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否定（俄亥俄州等）政府那种认为所有（像布兰登伯格、约翰逊这样）的煽动性思想都将引发骚乱的观点，在判断（煽动性的表达是否危害治安的行为）时需要认定他是否“目的在于引发或者制造即刻的非法行为”并且其表达行为“可能引发或制造此种（进一步的非法）行为”，即仅仅煽动性的表达这样可能让部分民众反感的行为本身并不直接构成危害治安的行为，那种以无特定、明确、具体侵害对象的方式对政府的政策表达不满的行为并不是直接的个人攻击行为或制造混乱（危害治安）的行为，政府难以发现这样的煽动性行为到底妨碍了何种利益；在约翰逊案中，德州政府的利益并不在于保护一面个人拥有的国旗在物质上的完整性，德州政府“不是在保护国旗在物质上的完整或者其正当的使用方式，而是在惩罚……（被有些人认为）不可接受的思想”，即有些人所声称的损坏国旗的行为对他们的冒犯，这种对思想的“定罪必须被宣布为无效”。在斯崔特诉纽约（Street v New York, (1969)）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纽约州政府不能对激烈批评国旗的言论定罪判刑，以斯催特（Sidney Street）“缺乏为每个公民所需要的对于（国旗这样的）国家象征的尊重”为由对他定罪是错误的，应当对“思想上的……多样性甚至持反对立场的自由”以及“与既定秩序不一致的权利”给予宪法保护。同样的道理，（州）政府也不能禁止人们焚烧国旗、总统肖像复制件或者美国宪法文本。无论是在宪法条文还是对宪法的解释都不曾要求国民对美国国旗给以特殊的礼遇，政府不能用刑法来惩罚那些把焚烧国旗作为政治抗议手段的国民。约翰逊焚烧国旗的行为并未直接侵害他人，也未直接危害治安，不会危及国旗作为特殊象征的地位以及它所传达的情感，正如霍姆斯大法官所言“任何人都不能想象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士的一次表达行为会断然改变我们的人民对于国旗的态度”，维护国旗之特殊地位的合适方法，并非去惩罚那些对国家事务持有不同想法的人，而是说服他们。约翰逊焚烧国旗的行为本身并未直接扰乱治安，德州政府以保护国旗作为民族和国家的统一象征为由指控约翰逊构成犯罪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理由。

美国人民似乎对普通民众形形色色侮辱国旗的行为仍嫌不够刺激，于是就连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也被他妻子拉进侮辱国旗案的漩涡。2024月5月22日《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报道称，在民主党总统拜登2021年1月就职典礼的前几天，阿利托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家外悬挂了一面倒置的美国国旗。面对批评，阿利托称这面倒挂的国旗是由他妻子玛莎·安·阿利托（Martha Ann Alito）悬挂的，他当时曾要求妻子将其取下，被他妻子拒绝，之后才被取下。批评人士要求阿利托回避最高法院正在审理的2020年大选相关案件，但阿利托致信国会参众两院的民主党人，声称自己没有必要回避。

联邦最高法院对约翰逊焚烧国旗案及其他更早的有关国旗、国歌案件的判决一以贯之地坚持四个核心论点：针对国旗、国歌的言行包括焚烧国旗和拒绝对国旗敬礼属于言论和表达自由的范畴，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仅仅焚烧国旗本身而未对他人人身或财产造成直接侵害或威胁的行为并未危害治安，对危害的认定应坚持“明显而现实”（clear and present）即实证的法律原则而非不可实证的主观臆想的政治原则，情感、不被冒犯等精神性的因而也难以确定的利益一般不是刑法保护的利益，只在极少的情形下适用于对个人而非对集体利益的保护。

对比以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关国旗、国歌的众多判例及其裁判论证，不难洞察李国能法官对吴恭劭、利建润以及香港各级法院和法官对后来所有包括焚烧国旗在内的侮辱国旗、区旗案件判决之荒谬。首先，李国能等所有香港法院和法官要么仅仅蜻蜓点水地承认，要么基本避而不谈吴恭劭等人涉及国旗、区旗的行为是合宪（符合基本法）和受法律保护的的言论和表达自由行为；其次，李国能等所有香港法院和法官像大陆的中共法院和法官一样，直接并越来越武断地把并未危害他人人身或财产，仅对行为人自己所有的、物质和物理价值很低的国旗、区旗的损毁，等同于危害治安；再次，李国能等所有香港法院和法官未能恪守“明显而现实”（clear and present）的法律实证原则和独立、纯粹的法律思维，而是完全适用大陆中共法院和法官的那种不讲实证、不讲逻辑、主观臆想、漫无边际、无限上纲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思维，为吴恭劭等人并无直接危害后果的行为虚构出一个遥不可及、虚无缥缈的危害了国家统一和“一国两制”的宏大政治后果，把香港原本良好、独立的司法玩弄成了与大陆一样的党化司法和刀把子司法；最后，李国能等所有香港法院和法官违反现代刑法对法律利益（法益）的保护以物质利益为主体、只对国民个人的尊严和名誉等极少的精神利益加以保护、不涉及集体的精神利益的原则，把刑法的触角扩张到本属宪法（教育）或民事法律的领域。

与三位球迷被抓同时发生并内在相关的，是香港终审法院三位外籍法官的密集离职。两位是辞职的英籍非常任法官岑耀信勋爵（Jonathan Philip Chadwick Sumption, Lord Sumption）和郝廉思勋爵（Lord Lawrence Collins），第三位是以年长为由表示任期届满不再续任的加拿大籍女性非常任法官麦嘉琳（Beverley McLachlin）。

岑耀信勋爵在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发文，详细阐述了他辞职的原因。他表示香港法院审理民主派初选47人案的判决“在法律上站不住脚”，这个判决“是香港司法系统日益萎靡的一个症状”，批评香港的政治气氛压抑，法官无法作出独立决定，称“香港法治处于严峻的危险之中”（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is in Grave Danger），香港法官身处由中共制造的不可能正常履职的政治环境中，《香港国安法》及有关煽动的条文严重限制了法官的空间，中共人大释法可以推翻法官的决定，香港政府的“过度偏执”导致民主派媒体关闭及编辑被控煽动、公民团体解散、公民领袖被捕；“我留在（香港的）法庭上，（本意）希望海外法官的存在有助于维持法治。我担心这不再现实。”郝廉思勋爵也称他辞职是因为香港的“政治状况”，但又称继续对香港终审法院及法官独立性有充分信心。

2022年3月，曾任英国最高法院正、副院长的韦彦德勋爵（Lord Robert Reed）及贺知义勋爵（Lord Patrick Hodge）宣布因为中共当局在香港强推国安法，他们已经无法发挥作用，因而辞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职务，韦彦德并称无法以香港终审法院法官的身份替一个背弃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政权背书，而岑耀信勋爵彼时仍对香港的法治和自由抱有期待而未一同辞职，两年过去，岑耀信勋爵的这一期待终于破灭。

对于两位英籍非常任大法官辞职，警察出身的特首李家超以纯属大陆中共官僚的口气回应称香港的政治制度没变，市民依法得享人权和自由。

香港自1998年以来的对系列国旗、国歌案越来越重、越来越内地化和中共化的定罪判刑使人联想起中共“文革”时期对那些即便是无意对毛太祖肖像不敬的行为也强定反革命罪并处以重刑甚至死刑，使人联想起北韩金家王朝对“偷窃”了印有三胖金正恩名字的政治洗脑海报而被酷刑致死的美国大学生奥托·弗雷德里克·瓦姆比尔（Otto Frederick Warmbier），想起了汉武帝的腹诽罪和和罗马国王狄欧尼西乌斯的梦中割喉罪。

2016年2月29日瓦姆比尔被逼在北韩中央电视台认罪

香港受英国治理共156年，原本已建立了成熟、先进的实质法治和自由，在此基础上回归中共后再实现民主选举本是水到渠成、易如反掌之事。然而，铁心要固守共产红色万年江山的中共岂能容忍在它的专制卧榻之旁另有一个法治、自由、民主、高度自治、有似于国中之国的香港政治特区酣睡，岂能容忍中共专制统治之下的大陆人民眼睁睁地看着一河之隔的香港同胞独享法治、自由、民主并对之朝思暮想、心向往之，而不再甘于被中共愚弄和奴役，岂能容忍香港的法治、自由、民主潜移默化、潜滋暗长地浸润、诱变着内地的民心，从而动摇、瓦解中共在大陆的专制独裁统治。于是中共就采取长线布局、长期潜伏，采取收买、发展梁振英等为地下党员、高官厚禄诱惑林郑月娥、以中共公安模式对港警进行洗脑等等无耻手段，处心积虑摧毁香港的法治、自由和已经近在咫尺的民主，根除大陆人民对香港法治、自由、民主的向往。

果如彭定康所忧虑的，法治、自由且民主指日可待的香港，就这样在中共和梁振英、林郑月娥、李家超以及众多被中共蓝金黄手段收买、掌控的卖港、媚共官员的联合绞杀下，在李国能这样被中共的党化司法和刀把子司法洗脑而间接卖港的法官的拱手相送下，短短十余年间就被彻底葬送了！香港的自主权，香港独立、公正的司法，未能经受住中共蓄意、持续、得寸进尺的侵夺，就这样“一点一滴地断送在香港某些人手里”！

（一）公民电子设备可随机检查？

《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以下简称《国安执法规定》）这部重要的部门规章将于今年7月1日施行。对于这部规章，生效后其可能的对一般国民的影响主要会体现在哪方面？对此，最近的网络传言其实已经精准地定位了。

笔者开始注意这部规章也是源于这些网络传言，因为如果诚如这些传言所说，7月1日之后在入境时可以随机地检查个人的手机和电脑。海关的这项检查权无疑是对个人隐私权的减损。因涉及公民权利问题，笔者就仔细研读了这部规章。

对于未来国安机关如何适用该法，笔者无法逆料，同时笔者也认为以上网络传言可能更多来自于民间对该规章望文生义或者道听途说的粗浅理解，并不准确。在这部重要的规章生效之前，笔者想从应然的角度来探讨一下这部规章的适用条件，更准确地说是谈谈本规章第40条的适用条件，因为公民之所以产生以上的担忧，主要是由该规章第40条所引起。

我们先看看第40条是如何规定的：第四十条，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有关个人和组织的电子设备、设施及有关程序、工具开展查验，应当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制作查验通知书。紧急情况下，确有必要立即查验的，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执法人员经出示人民警察证或者侦察证，可以当场实施查验。

从该第40条看，要检查个人或者组织的电子设备，需要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这一条规定的检查条件，是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场景的，当然也包括国人回国入境时。

入境人员按照其国籍不同，分成两类，一类是本国人，一类是外国人。对于后者的入境检查有特殊性，其特殊性表现在它是一种国家主权行为，它可以基于国家主权或者国与国之间的对等原则而对入境的外籍人员进行特别的检查，美国海关人员就会检查外国入境者的手机和电脑。

笔者不知道美国这种检查是否有歧视性（即只针对中国大陆人员），不过即便歧视性存在，也无法指控它违法，此时入境的外国人也不能援引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平等适用条款来救济，而且它也不违反国际私法。因为这被视为是一个国家的纯主权行为。

外国人要想入境，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可以要求外国人负担一定的义务，让渡一部分的权利，手机和电脑接受检查就是对隐私权的让渡。一旦在检查电子设备或者在海关询问时，发现有不适合入境的情形，政府可以无因的拒绝外国人入境。不要以为给了签证，就意味着一定允许入境，因为签证与海关检查是两个独立的行政程序。

具体到中国，如果我国政府基于主权原则或对等原则也对外国人进行特别的检查，检查入境外国人的手机和电脑。这当然没有问题。但对于自己的同胞回国入境，如果想检查手机和电脑，从应然的角度来说，则必须满足本规章第40条规定的检查条件，即必须由设区的市级以上的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才可以，而不可以随机的检查。

事实上，第40条规定的检查条件，只是检查国人电子设备的程序条件，从应然的角度，它还必须要满足实体条件。所谓实体条件就是被检查者必须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政违法事由存在，或者至少行政违法事由的存在具备高度盖然性。而且此高度盖然性的认定不能依靠对特定人价值光谱的定位，以自由心证的方式来进行，而是必须有某些客观的外在行为，这些外在的行为虽然本身并不能直接确定其行政违法，但基于行为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牵连关系或者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可以基于常识常理来推断行政违法的高度盖然性。

一定意义上，所有的禁止性规范都可以被看作是公民权利与国家管制权力之间权衡的结果，而国家管制的目的不外乎是维持一种统治秩序。因之，执法的本质就是在权利与秩序两种价值之间权衡取舍。

从应然的角度，现代法律是建立在以尊重人权为目的的无罪推定、无错推定原则之上。电子设备的内容，它所安装的软件，这首先是个人隐私的范畴，如果没有违法或者高度盖然性的违法存在，从执法的正当性来说，此时秩序这种法的价值就应该让位于对隐私权的保护。如果不以此种原则来权衡取舍，把秩序这一法价值视为至高无上，认为权利这一法价值处于从属的地位，只要出于维护秩序之目的，就可以无视权利，那这种执法就不具备正当性。毕竟隐私权的减损是确定的，但秩序被破坏的概率是小的，在人类的正义观念中，除非在特殊状态下，不应为了保护一个未必受损的价值去损害一个必定受损的价值。

没有充分理据的随机检查公民的电子设备，不仅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也是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伤害，也损害政府的形象。本规章第40条并没有赋予国安机关随机检查公民电子设备的权力。

综上，从应然的角度，国安部门不能对一个守法公民的电子设备进行检查，哪怕获得了设区的市级以上国安机关负责人的批准。

（二）第40条与比例原则抵牾

行文至此，笔者认为在应然意义上，已经明白地阐述了第40条的适用条件，但笔者还想再进一步，尝试基于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来探讨一下规章第40条的合法性。

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先弄清检查电子设备属于什么性质的行为。从这部规章的立法目的来看，它应当被设定为是行政检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54条，“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

如果行政检查可以检查自然人的手机电脑，那就意味着行政检查的权限与搜查这一刑事强制措施几乎相同了。因为稍具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对自然人手机电脑的检查，是典型的刑事搜查行为。这就会让人产生一种错愕感。

我们知道，在法律诞生之前，人类就有自然的正义观，如果制定的实体法律符合自然的正义观，就会得到更好的遵守。检查电子设备，在权利意识高涨的今天，把它限制在刑事强制措施中，或许更符合现代人的自然正义观。

甚至基于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对于一个行政违法案，检查相对人的电子设备是否合法都大可商榷，至少应该非常审慎。

国家基于案件的重要性不同，会投入多寡不等的诉讼资源，这也是一种广义的比例原则，该原则最基础的逻辑可能是功利主义的，功利主义讲资源最有效率的应用，即用最少的资源达成最多的善，而善一般又被认为是人合法欲望的满足。

比例原则不仅要求惩罚后果与违法事实的危害性成比例，而且要求其投入的调查资源也与社会危害性成比例。刑事案件，因为被侵犯的法益更重要，同时一旦犯罪得到证成，对嫌疑人的惩罚也更严重，从查清案件、保障人权的目的出发，当然要投入更多资源，也会以更高的证成标准来要求公权力机关。这也正是刑事案件的证成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原因。正因为犯罪的证成标准很高，所以就赋予了侦查机关使用几乎所有侦查手段的权力，并且会要求犯罪嫌疑人让渡一部分权利。刑案侦查，在实体上几乎是无禁区的，唯一有意义的限制来自于刑事诉讼程序。

但是行政违法案，对其的证成却并不采取这种严苛的标准，行政违法案基本是按照“优势证明标准”来证成的。理论上，只要发现了行政违法的事实，一般标准的固定证据就可以处罚了。

一个可能只是行政违法的案件，其社会危害性较轻，其对应的对自然人的惩戒无非警告、拘留、罚款、吊销证照等。对于这种案件，投入很多的资源用于调查，本身就违反了比例原则。

有人可能会说检查电子设备很简单，无需耗费多少资源，又能获得更多证据，何乐而不为呢？这是狭隘化看待资源的投入，也忽视了善的减损。

请问，检查手机电脑不需要特殊的支持设备？不需要耗费人力吗？国家的外在形象是不是也是一种资源？被别人侵犯隐私，是公民所欲的吗？对人格尊严和隐私权的减损不就是善的减损？

支持的人中或许还有人持不便明言的想法：行政违法虽然社会危害性不大，但通过检查电子设备说不定能发现犯罪，所谓搂草打兔子，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斩获。

这种思路是把检查当作发现犯罪的手段了。笔者以为这种想法违反了无罪推定的原则，是一种权力使用的“诈术”，一个良治的政府，权力的行使应该出于善意，应该“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仁”，“不逆诈，不亿不信”。

从应然的角度来说，刑事案件正常的侦办逻辑是：发现国家安全利益遭受了严重危害，刑事立案、侦查、锁定犯罪嫌疑人，持搜查令状对嫌疑人进行搜查。如果不按照这一逻辑来办案，就不具有道德正当性。而且此处的国家安全利益应当是符合自然法的，不应当泛化解释。

具体到行政违法来说，一个人违法了，它一定是外在的行为被发现违法了，而且发现的方式一般也应当是常规方式，而不是通过高技术对特定人的定向聚焦，比如采用大数据对某公民的隐私数据进行汇总从而发现违法线索。这种做法是对特定公民的不公正对待，因为暗含着先入为主的成见。

综上，笔者认为，基于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在行政违法案中，不宜适用该规章第40条，如果一个行政违法必须依赖检查电子设备获取证据才可以认定，在笔者看来，毋宁不要处罚。因为检查电子设备必然构成对隐私权的减损，而待证的违法事实也许并不存在。

通常来说，作为一般主体，除了间谍行为，一般的行政违法都有外在的行为，完全可以由外在的行为及证明外在行为的证据来认定，根本无需检查公民的电子设备。

至于间谍行为，因为高度的隐秘性，确实很难发现外在的违法行为，但自然法意义上的间谍行为一般是被刑事立案的，一个仅构成行政违法的间谍案，基本说明所涉及的国家秘密根本不重要，或者干脆就不属于自然法意义上的国家秘密，否则无论既遂与否一定会刑事立案。

如果以涉及间谍行为作为行政处罚的事由，会显得轻浮，甚至会让间谍罪这一自然犯罪庸俗化，并不利于保障国家安全。而如果刨除间谍行为的行政违法，正如笔者在前面论述的，基于广义的比例原则，在行政违法案中检查电子设备的合法性都大可商榷，而且事实上也无必要这样做。

（三）结语

以前，国安机关自带神秘感，普通人尽管知道城市里有这样一个重要机关存在，但在地图上却找不到它的办公地点，而且在一般人的认知中，国安人员工作在隐蔽战线，他们不穿制服，轻易不抛头露面。这种神秘感，更增加了个体对它的敬畏，总觉得国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肯定都是间谍罪、叛国罪这种大案要案。普通人甚至法律人，一听说是国安人员侦办的案件，都会自觉的不去打听案情。

而今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国安类法律法规规章被次第制定出来，也让国安机关逐渐从幕后走向了前台，《国安执法规定》的出台，让国安机关甚至成了行政执法机关。作为行政执法机关，未来必然会有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的问题，届时它的办公地点、法人代表、联系方式，都可能需要公开了。人们对它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也必然会有所降低。这一变化未来会产生何种影响，只能拭目以待。

刘书庆
2024年5月29日

4月19日，中共宣布新组建信息支持部队，成为4个战略性兵种之一。按照官方的说法，“是全新打造的战略性兵种，是统筹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的关键支撑力量。它的成立，为解放军构建多领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党魁习近平称信息支援部队要“坚持信息主导、联合制胜，畅通信息链路，融合信息资源，加强信息防护，深度融入全军联合作战体系，精准高效实施信息支援”，换言之信息部队的职能就是统筹情报获取、技术侦察、电子对抗、信息对抗、舆论战、心理战、认知战等领域，以实现抗衡西方、武统台湾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组建信息支持部队，显示了中共把其一直信奉的“制脑权”扩大为国家战略级别的力量。特别是俄乌战争中双方在信息战的冲突对抗远远超越了传统的战争范畴，显示了数据信息已成为当代战争的重要作战资源，中共把此以网络、数据、算法为现代战争基本支撑的信息作战能量称为信息力，以传统的火力、机动力和防护力等军队要素并称。

中共的军事系统上相当重视信息力的研究与实战应用，把信息力分为认知信息、虚拟信息、时间信息与实体信息等作战领域，把信息战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定位为体系建设的关键支撑。中共的信息战是一种高度综合的作战样式，一切能够破坏和削弱敌方信息控制能力的作战行动都可以纳入信息战的范畴。中共的军事用语辞典《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信息化战争”被定义为“依托网络化信息系统，使用信息化武器装备及相应作战方法，在陆、海、空、天和网络电磁等空间及认知领域进行的以体系对抗为主要形式的战争”。“信息战”的定义比“信息化战争”更加宽泛，指敌对双方在政治、经济、科技、外交、文化、军事等领域，利用信息和信息技术手段争夺主导权的斗争。

中共对信息战的认知源于1991年海湾战争，美军自海湾战争到“13年战争”所展示的信息化联合作战的威力，使中共受到强烈冲击，让其看到党卫军实力的落后，由此开始研究、模仿美国的强军方略，正式着手研究以信息化为基础的联合作战，将信息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定位为体系建设的关键支撑。自2000年代起，胡锦涛体制提出了“一体化联合作战”和“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

习近平上台后，在2014年正式提出构建全军网络信息体系，旨在实现以网络为中心，将探测装备、指挥系统、信息化武器等各类作战资源联为一体，以信息为主导，进行相互融合、全网共享，撑起全军体系的”信息伞”，形成全军一体化联合作战体系能力。2017年的中共19大，习近平提出“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和“全域作战能力”，以重新实施精确化、隐身化和无人化作战，夺取制信息权为核心，攻击对象也不仅包括物理对象，还包括网络和认知等无形空间。

到现在的组建信息支持部队，是中共在军事上抗美统台的重要一步，中共深信以后势必会与美国打一场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同时也深信美国将会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台海冲突，就把继陆、海、空及太空的第五个作战空间网络空间作为谋求以小搏大、以弱胜强的绝佳战场，以对美军实现“弯道超车”，发展适合中共的信息战理论和具体战法。

随着中共在经济上的崛起，攫取了大量社会资源应用于军事上，巨大的国家财政能力和综合国力正在迅速转化为军事力量，服务于其扩张野心。即使是近两年经济下行，但是中共投入军费不降反增，在2024年两会上公开通过的今年国防支出预算达16,655.4亿元人民币，增长7.2%，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军费支出国，军费在20年内增长近5倍。在中共眼中，社会上越是存在不稳定因素，越需要掌握军队来维稳。狂增的军费除了应用在武器的升级换代、人员支出外，终于就是在信息战的研发、应用、人员招募上。

信息战的人才培养、招募上，信息支持部队管辖信息工程大学，与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6所高校，以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等3家军工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开展专项培养培训，招募优秀人才。另外，在中国最高的两大学府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毕业于其计算机专业的资优生，就有超过数百人服役于军队的信息战系统。

2017年美国陆军亚洲研究小组一份报告指出，指挥中共间谍、网军、电信作战等非传统作战的“战略支持部队”（信息支持部队的前身）麾下用于信息战人员有十万常规黑客、十三万监听部队。上海61398与61486部队是中国网军基地；网军61419部队则位于山东青岛。不仅娴熟电脑资讯科技技术，亦精通日语。

除军队正式编制信息战网军外，由于中共的“人民战争体系”，还有大量非军方人员受其指挥，最主要的是人民武装部构建的预备役信息战团，譬如湖北省宜昌市由电力、电视、电信等20个市政部门的技术人员组成的预备役信息战团，拥有网络战营、电子战营、情报心理战营及35个技术分队，其预备役信息战训练基地能容纳500人。由此潜伏在机关、学校或民营企业的信息战“网军”预估高达超过800万人。这些都是信息支持部队的庞大支持力量，显示了中共在信息战的恐怖动员能力，以及未来对世界的恐怖破坏能力。

中共的信息战不只是为了准备发动物理战争，还包括网络攻击、搜集情报和认知作战等无形空间。中共的网军经常针对西方的重要基础设施企业和防卫产业，以技术侦察和掌握漏洞为目标，经常实施网络侦察等低烈度网络攻击。去年6月日本政府相关网站及气象厅网站，受到疑似来自与中共政权相关网军组织的攻击；去年7月名古屋港口的集装箱管理系统受到网络攻击，导致集装箱两天无法搬运。此外，中共的网军还试图在2022年日本参议院选举中窃取情报。在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中，中共的网军发动认知作战，建立“香港解密”网站，以“乱港头目”、“黄丝老师”、“无良记者”和“乱港暴徒”等不同的分类，公开2800名香港泛民人士、示威者、记者和普通市民，包括手机号和住址等资料。而所公开资料的详细程度，不可能是在公共领域拿到的资料，只能是国家机器在操作。

今年2月16日，577份文件和聊天记录在在线开发者平台GitHub上外泄。这些文件揭示了位于上海的、效力于中共政府的安洵公司八年来侵入英国、法国和亚洲（包括台湾、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多个国家或地区的系统，并获取数据的行为。多家英国政府机构、智库、企业和慈善机构以及印度国防部、北约和英国国家犯罪局等也出现在泄露的安洵数据中。其它文件显示亚洲和欧洲的公共机构和企业已遭到其成功入侵，还有人权组织也是目标。

安洵公司为中国军方、警方和国安单位提供提供多种情报收集服务，显示了中共信息战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危害。习近平政权极力推进的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把军事与经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力求既强军又兴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由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这一强有力的组织负责实施推动，推进新安全领域相关重点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在军事上积极利用民营企业研发的先进信息技术，民营企业发展窃取国家、军队不方便出面获得的国外先进技术和情报，以及进行认知作战，如散布大量虚假新闻，妨碍敌对势力的活动和选举的信息战。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字节跳动公司所拥有的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产品抖音，我们将在另外的专文剖析。

现在，中共新组建信息支持部队是实施信息战抗衡西方、武统台湾的急先锋。一切显示，极权主义中国正在成为未来世界战争的策源地。

（1）我不是反对大家谈性，而是反对网友对别人隐私权地侵犯；
（2）以笔者看来，她丈夫的行为足够行政拘留甚至构成刑事犯罪的程度；
（3）那么对这种吃瓜群众转发传播的侵权行为，平台与吃瓜群众已经构成共同侵权。这位女教师和学生家长可以起诉；
（4）毕竟双方都是普通人，没有权色交易，不涉及利益输送，也没有对公共利益的损害。根本上，这个事件不值得评论；
（5）这个社会对男女的性宽容度不同是个客观现实，从性行为的损害后果看，女孩明显要高于男孩。这种后果既是个体心理的，也是社会舆论的；
（6）我真的想奉劝这些吃的津津有味的瓜众：不要低估你们伤害别人的后果，不要认为她不是你身边的熟人就心安理得的伤害，不要自恃法不责众就可以胡来；
（7)不能撇开性别孤立地看待师生不伦恋的行为。也不能在绝对意义上要求男女平等，在刑法领域更是如此。

上海某中学一化学老师与16岁的男生发生了不伦恋，该女老师的照片和她与男生的微信聊天在网络疯传。在整个society因economical depression而呈现黯灰色，前途叵测的背景下，一谈起性事，整个互联网都春色盎然了。再次验证性事是最好的移情工具，几乎屡试不爽。

笔者不是道学先生，也不想装13，更不会谈性色变。相反，在笔者看来性本身是有生命张力的，一个活力逐渐降级甚至冻结的社会，几乎必定伴随着禁欲的宣传，自由的谈性是不被容许的，因之大胆言性具有了某种反抗的意义。

文革结束后，为何是文学鸣锣开道？为何文学从伤痕开始从呼唤人性开始？为何经世致用之学如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在人性回归后才登场？这都是有迹可循的。

所以，我不是反对大家谈性，而是反对网友对别人隐私权地侵犯。

具体到上海这位女老师的行为，肯定是不符合教师职业道德的，教育部门对她进行处罚甚至开除都没有问题，但笔者以为应当止于职业惩戒，毕竟对方已经是16岁的少年，哪怕不满16周岁，男孩也具有了清醒的性意识。从微信聊天内容看也是双向吸引，没有任何内容能证明老师利用了自己的优势地位对学生进行了胁迫，女老师也还是妙龄少女，也不存在性剥削。

这个老师的行为固然违背了对丈夫的性忠诚义务，也可以说伤害了她的丈夫，但她丈夫在报复心里下公开并传播却是严重的违法。以笔者看来，她丈夫的行为足够行政拘留甚至构成刑事犯罪的程度。

掌握了妻子出轨的证据，丈夫可以请求离婚，也可以要求多分割财产，以体现对婚姻过错方的惩戒，但没有权利对妻子进行羞辱，试图让其身败名裂。

至于吃瓜群众，看到这种大瓜，都会下意识地窥视，这是人性使然，虽然丑陋但也无法杜绝。如果不传播并不构成侵权，但是只要你传播了就是对这位女老师和学生隐私权的侵犯。

奇怪，对吃瓜群众这种明显的侵权行为，我们那些能准确识别“违禁、敏感词汇”的网管和AI竟然听之任之，大人物的名誉不能被侵犯，小人物的隐私权就可以被无视吗？

个人以为，既然微信、微博、抖音等网络平台承认有内容审核岗位的存在，而且事实上他们的确无所不在。那么对这种吃瓜群众转发传播的侵权行为，平台与吃瓜群众已经构成共同侵权。这位女教师和学生家长可以起诉。

几个月前，武汉那位被轧死孩子的母亲，因为进入镜头时没有蓬头垢面，竟然被网暴到跳楼，可见人言可畏。我真的想奉劝这些吃的津津有味的瓜众：不要低估你们伤害别人的后果，不要认为她不是你身边的熟人就心安理得的伤害，不要自恃法不责众就可以胡来。如果这个女性想不开寻了短见，恐怕你们也会一生愧疚吧？其实，每个人都深陷爱恨贪嗔痴的万丈红尘中，有几个人禁得起凝视？对人多持一份善意，对人性的软弱多一份理解，庶几可以心安矣。

之所以这次郑重其事写这篇文字，是因为类似的情形太多了。每次看到这种网络狂欢就觉的很悲哀，这个群体没有长进，几件性事就能让整个社会失焦。没有几个人有权利的边界感，对人也缺乏足够悲悯，转发涉及别人隐私的文章图片，把人搞到身败名裂，其实和文革时期“抓破鞋”的游街羞辱如出一辙，只是换了一个平台而已。

这位女老师的行为，因为涉及职业道德，可以评论，但把人家的姓名、照片、微信聊天一起传播，没有任何的正当性，毕竟双方都是普通人，没有权色交易，不涉及利益输送，也没有对公共利益的损害。根本上，这个事件不值得评论。

行文至此，文章的主旨我已经表达清楚，但最后还想说点题外话。就是真有人把女教师的行为看的很严重，甚至还有人赞成仿照米国某些州的做法入刑。

针对这种看法，笔者以为不能刚性的看待，要看学生的年龄，要看情节，要法理情兼顾。我们这些老男人都是打男孩走过来的，很清楚年满14岁其实什么都懂了，对性也是渴望的，对漂亮的女老师是有幻想的。从情节看，女老师没有利用优势地位的强迫，顶多是勾引，而且是双向的勾引。

一个朋友戏言“这是高中男生的梦想照进现实”，另一个则玩笑说“我要是高中能恋爱女老师，就考上清华了”。虽都是随即生发的玩笑话，但如果以自然法的观点看，其实相当于为女老师无罪做了实质性辩护。

另外笔者以为，这个社会对男女的性宽容度不同是个客观现实，从性行为的损害后果看，女孩明显要高于男孩。这种后果既是个体心理的，也是社会舆论的。

因此不能撇开性别孤立地看待师生不伦恋的行为。也不能在绝对意义上要求男女平等，在刑法领域更是如此，男性不能成为强奸罪的犯罪对象即是明证，笔者认为这也是符合自然法的。

即便考虑到老师优势地位所隐含的“权力”存在，但女性受制于力量和生理特点，她对14岁以上的男生的强制能力不能高估。个人认为女老师与14岁以上的男生发生关系不应当入刑。但如果男老师与未满16周岁的女学生发生关系，可以入刑，至少开除教职是最起码的处罚。

刘书庆
2024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