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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19年12月25日消息】北京知名人权律师余文生被捕（2018年1月19日）快将满两年，而当局却一直不准律师会见以及家属探视，期间曾传出案件已经开庭审理的消息，但当局一直未予理会律师及家属的查询，家属仅仅知道余文生律师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妨碍公务罪”以及被羁押在江苏徐州市看守所。

家属与律师一直以来努力接触徐州公检法等部门，尝试了解余案详情，但均无所获。家属亦多次要求对余案进行信息公开以及控告办案单位不通知、不回应以及不予安排会见等违规行为，但几乎从无反应。

据了解，本周余文生妻子许艳女士在王宇律师及蔺其磊律师等人的陪同下，自驾车一千多公里再往徐州，走访多个公检法部门进行交涉，籍案件快将两周年之际再作最后的努力。

周一（12月23日），许艳女士及众人到徐州市看守所，要求所方为余文生作身体检查以及公开体检报告。许女士称，余文生被捕近两年来一直未获律师会见及家属探视，因此外界对余文生的健康状况一无所知。家属担心余文生在羁押期间因居住、饮食以及其他不可描述的原因导致身体出现问题，再加上家属曾在较早前申请公开余文生的身体健康情况，但徐州当局却无回应，因此令家属有合理的理由提出此项要求。

同日，家属与律师还去到徐州市中级法院，查问余案有关详情，但无所获。期间，王宇律师在法院大堂拍摄时遇到阻扰，手机被两名女警推搡之下跌落，许艳女士上前劝说同样被推搡，当时现场有多名男警增援，气氛一度紧张。其后，王宇律师在被要求当面删除所拍照片后才获准离开。

周二（12月24日平安夜），家属与律师又去到江苏省高级法院，就徐州中院对余案秘密开庭以及久拖不判等问题进行控告，要求江苏高院监督纠正，立即无罪释放余文生。江苏高院并未出面回应，而是转介由高院的信访部门进行接待。同时众人又去到江苏省检察院，向检察院服务中心反映问题。

余文生律师于2018年1月19日清晨在自家楼下送小孩读书时被捕，当时罪名是“妨碍公务”，羁押北京石景山看守所，一周后案件异地管辖指定江苏徐州警方接管办案，随即被“指定住所监视居住”，三个月后被批准逮捕，羁押徐州市看守所，至2019年5月被秘密开庭审理，至今未判。余文生羁押近两年来一直未被获准会见律师，期间家属曾聘请多位律师进行跟进，但始终无法突破当局的权力封锁。

10月13日，中国系狱人权律师余文生先生的妻子许艳再次对外公布余文生案目前状况，历数在整个案件办理中，中国徐州执法部门诸多违法侵权情况，提出诸多明显存在的法理、逻辑问题，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刻无罪释放余文生。民生观察一直来密切关注人权律师余文生案进展，完全认同许艳女士指出该案存在的严重违法侵权事实，对中共徐州执法部门肆意践踏人权，公然违反法制的行径，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北京人权律师余文生，出生于1967年出生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后改为中国矿业大学），从小成长在北京机关大院。读小学时就常以手电筒微光阅读一般中国人读不到的香港报章、当局的“内参”资料，看到外面世界，潜移默化。1999年通过律师考试，2002年起执业一直从事商业诉讼。

余文生原本“不愿意和制度硬踫，不愿意正面冲突”，只有在当局实在违法，他才会对抗。余文生说“不能说我是一个百分百的改良主义者，但我是改良思想非常严重的一个人，一直希望当局能做些改变，可现在我的改良思想几乎殆尽了，我不相信共产党能改变。”余文生认为“这个年代能让你做很多事情，能为民主的事业付出……总要有人去牺牲，为后人铺就道路，既然我已走到这一步，也就没什么退路了，我也不愿再退回去，那就一直往前走，直到中国社会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革命军中马前卒，那就革命军中马前卒吧……”

2014年在当局监狱官员拒绝让他会见一名被控支持香港雨伞运动的当事人后，他大胆进行一次公开抗议活动，2014年10月他被当局抓捕，羁押99天期间，被关进死刑犯监牢61天，被提讯近200次，不能见律师，遭当局谩骂酷刑，承受17小时审讯和身体虐待，导致他小肠疝气。他在过程中，被迫签下“不要律师辩护”等等声明，但拒绝屈服警方强逼“交代(栽赃出卖)别人的事情”。他还见证了死牢重刑犯行贿减刑的事。出狱后，余文生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控告北京大兴公安分局等部门违法。当年余文生还代理了河北三河市法轮功辩护案、王成诉全国律师协会和《法制日报》案(律师权)等著名案件，此外诸如：北京通州赵勇案(拆迁)、浙江朱瑛娣案(维权人士)、北京李华民案(维权人士)、吉林辽源市王春梅案(拆迁)、湖北襄阳的何斌、徐彩虹案(访民维权)、北京陈兆志案(智慧财产权)、江苏启东夏薇案(受害者申诉)等。

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后，余文生7月30日控告中共公安部及部长，违法拘捕公民。余说“我应该是就709向当局进行反击的第一个律师，我不能同意这种小文革式的抓捕……所以他们可能随时再次抓捕我，而且没有任何理由。”8月6日晚，公安撬锁破门强入他家，当着他妻儿面前，将他背铐带走24小时，10小时背铐，14小时正铐“变相的酷刑”。

2018年1月19日，余文生在中共十九大二中全会时发表《修宪公民建议书》，提出删除“宪法序言”等政治改革建议。 当天被北京市石景山公安分局抓捕。 1月27日，被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公安分局，指定居所监居居住。4月19日，被江苏省徐州市公安局执行逮捕。7月19日，被徐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2019年2月1日，被徐州市检察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罪，起诉到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5月9日，余文生律师，被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罪，秘密开庭。

从拘押2019年至8月6日，的一年多时间，中共执法当局对余文生律师案进行了8次延长期限和2次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包括审查起诉、起诉、开庭、起诉书等，都没有给家属看是否有法律手续，也没有看到文书。

8月6日之后，如果再次延期，只能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其延期。最高人民法院是否对余文生律师案延期了？延期到什么时候？家属与代理律师均不知道，因为去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电脑里，没有余文生律师案案件信息。办案法官又一直不见面，不接电话。

从余文生律师在2019年5月9日被秘密开庭后，至今己过去4个多月。余文生律师现在是被违法的秘密判决了，还是案件被最高人民法院延期了，或是别的情况，家属与代理律师一概不知。

从余文生律师因践行公民言论自由与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意见与建议的宪法权利而遭际抓捕，到整个案件进程中律师会见权、家属知情权、社会监督权等等基本人权均遭到剥夺，可见中共徐州执法当局完全无视法制，肆意践踏人权的现实。

针对中共徐州执法当局在余文生案办理过程中的种种违法侵权情况，许艳女士要求：

1、立即让家属和辩护律师，核实余文生律师现在身体健康情况。

2、立即让我请的辩护律师，常伯阳律师和谢阳律师，依法去会见余文生律师核实情况。因为这二位律师是最早代理案件，最早向徐州市检察院和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辩护律师法律手续的律师。

3、要求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法律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立即告诉，余文生律师案件情况。因为我作为妻子，依法享有对丈夫案件情况的知情权。对于关注案件的人士，也享有对案件关注、了解与社会监督的权利。我也要求法院能够作出一个公正、良知、希望、法治的处理结果。无罪释放余文生律师。

4、我要求余文生律师案，同级与上级的办案部门、各个监督部门与有关领导，立即启动监督、调查与给予处理、指导案件工作。立即制止违法与不公正的情况继续发生。还我的家庭公平、正义、法治。立即无罪释放余文生律师与家人团聚。

民生观察强烈要求中共执法当局无条件应允许艳女士的诉求，立刻无罪释放余文生，停止违法侵权打压人权律师的行径，并追究相关部门与人员法律责任，对受害人余文生及一切被打压人权律师进行国家赔偿。

民生观察 2019年10月14日

【民生观察2019年6月27日消息】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羁押已有十七个月的北京知名人权律师余文生一直遭到当局的回避处理，家属及律师自始至终未收到过当局的任何案件相关通知，外界除了知道余文生羁押徐州市看守所、相关办案部门以及疑似5月9日曾秘密开庭之外，并无获知更多相关消息。

周三6月26日，余文生妻子许艳女士以及辩护人常伯阳律师再次去到徐州市中级法院，准备向主办法官查询相关情况。不过主办法官并不在办公室，而拨打其电话则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询问法院其他工作人员则以不经手为由推脱。

随后家属与律师分别在法院的多个部门要求查询余文生案相关信息，但工作人员查询后告知法院的电脑系统内并无余文生案的立案信息，更无其他相关的后续信息，工作人员更以无法联络到该案法官为由推脱，令家属和律师感到无奈无助。

而过去的一年多里，许艳女士无数次要求获得丈夫的相关消息，但当局未予理睬，并以余文生写有声明拒绝家属所聘律师为由不肯承认家属所聘请的两位辩护律师。至于案情进展情况，当局除了不肯也不会告知家属聘请的律师之外，连家属都从未有收到过来自办案单位的案件任何相关信息，完全一副官人办案与任何人无关的霸气。

许艳女士表示，自从传出疑似开庭消息后，曾多次致电该案主办刘姓法官，但对方一直不予接听电话以及回避，令人无可奈何。家属的知情权严重丧失，理应由法律保障的公平正义荡然无存。作为余文生律师的妻子，对于案件一无所知令人非常着急与担心。在此呼吁司法机关勿对余文生律师施以酷刑，希望能依法、效率、人性化办案，并要求立即无罪释放余文生律师。

相关报道：余文生案恐已秘密开庭
https://www.msguancha.com/a/lanmu4/2019/0511/18614.html

余文生律师，1967年出生在语言文化大学（后改为中国矿业大学），从小成长在北京机关大院，经常见到当局高官。生活条件优越，家庭收入相当于高干子弟家庭。1970年代，外国人游历中国必须由当局接待，余文生的父亲原是空军技术军官，后来在当局的中国旅行社负责接待外宾的“政治任务”，接待过澳门前特首何厚铧的父亲、富商何贤等等，下班不时把大陆境外的报纸带回家。当时读小学的余文生，以手电筒微光阅读一般中国人读不到的香港报章、当局的“内参”资料，看到外面世界，潜移默化。“所以我和北京很多人的思想很不一样……我呢早已知道什么叫民主……”小时候就向父亲预测苏共会解体。

余文生1999年通过律师考试，2002年起执业，起初从事商业诉讼。用余文生自己的说法，自己走上人权捍卫之路，是被当局逼迫所致。余自称“不愿意和制度硬碰，不愿意正面冲突”，只有在当局实在违法，他才会对抗。余文生说，“不能说我是一个百分百的改良主义者，但我是改良思想非常严重的一个人，一直希望当局能做些改变，可现在我的改良思想几乎殆尽了，我不相信共产党能改变。”余文生认为，“这个年代能让你做很多事情，能为民主的事业付出……总要有人去牺牲，为后人铺就道路，既然我已走到这一步，也就没什么退路了，我也不愿再退回去，那就一直往前走，直到中国社会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革命军中马前卒，那就革命军中马前卒吧……”

在被捕之前，余文生大多时间是商业律师，但2014年在当局监狱官员拒绝让他会见一名被控支持香港雨伞运动的当事人后，他大胆进行一次公开抗议活动，2014年10月他被当局抓捕，羁押99天期间，被关进死刑犯监牢61天，被提讯近200次，不能见律师，遭当局谩骂酷刑[2]，承受17小时审讯和身体虐待，导致他小肠疝气。[7]。他在过程中，被迫签下“不要律师辩护”等等声明，但拒绝屈服警方强逼“交代(栽赃出卖)别人的事情”。他还见证了死牢重刑犯行贿减刑的事。出狱后，余文生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控告北京大兴公安分局等部门违法。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余文生深感中国人权改善的必要与紧迫，于是加入“中国人权律师团”，代理了多起法轮功学员无罪辩护案件、王全璋律师等案，他曾表示“法轮功群体遭受到的迫害，是当下中国最需要关注的人权问题。”他表示，当局镇压法轮功，如同十年文革，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明法轮功违法，但法轮功体现了中国美德，“从未以暴易暴、以怨报怨”。余说，“我们还是沿着高智晟的方法，他走的是公民路线，与草根群众结合在一起……你看这次709打击的，不就是与草根走在一起的律师吗？都是公民化的律师。”

2014年，余文生代理了河北三河市法轮功辩护案、王成诉全国律师协会和《法制日报》案(律师权)等著名案件，此外诸如：北京通州赵勇案(拆迁)、浙江朱瑛娣案(维权人士)、北京李华民案(维权人士)、吉林辽源市王春梅案(拆迁)、湖北襄阳的何斌、徐彩虹案(访民维权)、北京陈兆志案(知识产权)、江苏启东夏薇案(受害者申诉)等。

他致力帮助在2015年7月当局打压维权律师的大规模行动中入狱的律师，例如王全璋等人。709后，余有机会离开中国，但余最后选择留下，希望促进中国能走向法治。

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后，余文生7月30日控告中共公安部及部长，违法拘捕公民。余说“我应该是就709向当局进行反击的第一个律师，我不能同意这种小文革式的抓捕……所以他们可能随时再次抓捕我，而且没有任何理由。”8月6日晚，公安撬锁破门强入他家，当着他妻儿面前，将他背铐带走24小时，10小时背铐，14小时正铐“变相的酷刑”。

2018年1月19日，余文生在中共十九大二中全会时发表“修宪公民建议书”，提出删除“宪法序言”等政治改革建议。隔天就被当局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刑事拘留，家属委任律师要会见余，都遭当局拒绝。

中国民间、香港团体、台湾团体都发起活动。国际特赦组织也呼吁中共立即放人，称余文生是一个有良知的律师，因行使言论自由权利遭当局拘留。

妻子许艳持续奔走争取会见，获国际关注，包括美、德、荷兰、瑞典等国驻北京使馆均曾派员探视许艳，并呼吁中共执政当局释放余文生。妻子许艳2018年4月1日在家门口被当局依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带走，数小时后获释。她透露，警方希望她不要发声。许艳4月14日应约到江苏徐州市公安分局，准备和被羁押的余文生视讯会面，但警方却突然改口拒绝。维权律师黄沙表示，公安叫来家属的目的之一，是让家属劝当事人“认罪”；可是公安评估许艳在外态度行为，认为她不会太配合劝余文生“认罪”，因此就拒绝许艳会见。之后许艳还多次前往徐州要求会见余文生，但均被中共司法当局拒绝。

余文生被关押3个月后，2018年4月19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妨害公务罪”批捕。妻子许艳2月带儿子准备前往香港，被当局以“出境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拒绝通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在推特上声援李文足，要求释放709案相关人，包括王全璋、余文生、江天勇等人。

中共当局在关押余文生一年多后，居然在不通知家属、不通知律师、不依法在法院网站公布信息情况下秘密开庭审理。中共司法当局如此行径，是公然违反自己颁布的《宪法》承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也违反中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看守所管理条例》以及中国政府签署的《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人权捍卫者宣言》等等国际人权条约，自食依法治国诺言。

因此，民生观察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刻无罪释放余文生，追究制造余文生人权案件的相关人员法律责任，对余文生进行国家赔偿！切实兑现保障人权的宪法承诺！

民生观察 2019年5月11日

余文生律师，1967年出生在语言文化大学（后改为中国矿业大学），从小成长在北京机关大院，经常见到当局高官。生活条件优越，家庭收入相当于高干子弟家庭。1970年代，外国人游历中国必须由当局接待，余文生的父亲原是空军技术军官，后来在当局的中国旅行社负责接待外宾的“政治任务”，接待过澳门前特首何厚铧的父亲、富商何贤等等，下班不时把大陆境外的报纸带回家。当时读小学的余文生，以手电筒微光阅读一般中国人读不到的香港报章、当局的“内参”资料，看到外面世界，潜移默化。“所以我和北京很多人的思想很不一样…，我呢早已知道什么叫民主……”小时候就向父亲预测苏共会解体。

 

余文生1999年通过律师考试，2002年起执业，起初从事商业诉讼。用余文生自己的说法，自己走上人权捍卫之路，是被当局逼迫所致。余自称“不愿意和制度硬碰，不愿意正面冲突”，只有在当局实在违法，他才会对抗。余文生说，“不能说我是一个百分百的改良主义者，但我是改良思想非常严重的一个人，一直希望当局能做些改变，可现在我的改良思想几乎殆尽了，我不相信共产党能改变。”余文生认为，“这个年代能让你做很多事情，能为民主的事业付出……总要有人去牺牲，为后人铺就道路，既然我已走到这一步，也就没什么退路了，我也不愿再退回去，那就一直往前走，直到中国社会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革命军中马前卒，那就革命军中马前卒吧……”

 

在被捕之前，余文生大多时间是商业律师，但2014年在当局监狱官员拒绝让他会见一名被控支持香港雨伞运动的当事人后，他大胆进行一次公开抗议活动，2014年10月他被当局抓捕，羁押99天期间，被关进死刑犯监牢61天，被提讯近200次，不能见律师，遭当局谩骂酷刑[2]，承受17小时审讯和身体虐待，导致他小肠疝气。[7]。他在过程中，被迫签下“不要律师辩护”等等声明，但拒绝屈服警方强逼“交代(栽赃出卖)别人的事情”。他还见证了死牢重刑犯行贿减刑的事。出狱后，余文生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控告北京大兴公安分局等部门违法。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余文生深感中国人权改善的必要与紧迫，于是加入“中国人权律师团”，代理了多起法轮功学员无罪辩护案件、王全璋律师等案，他曾表示“法轮功群体遭受到的迫害，是当下中国最需要关注的人权问题。”他表示，当局镇压法轮功，如同十年文革，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明法轮功违法，但法轮功体现了中国美德，“从未以暴易暴、以怨报怨”。余说，“我们还是沿着高智晟的方法，他走的是公民路线，与草根群众结合在一起……你看这次709打击的，不就是与草根走在一起的律师吗？都是公民化的律师。”

 

2014年，余文生代理了河北三河市法轮功辩护案、王成诉全国律师协会和《法制日报》案(律师权)等著名案件，此外诸如：北京通州赵勇案(拆迁)、浙江朱瑛娣案(维权人士)、北京李华民案(维权人士)、吉林辽源市王春梅案(拆迁)、湖北襄阳的何斌、徐彩虹案(访民维权)、北京陈兆志案(知识产权)、江苏启东夏薇案(受害者申诉)等。

 

他致力帮助在2015年7月当局打压维权律师的大规模行动中入狱的律师，例如王全璋等人。709后，余有机会离开中国，但余最后选择留下，希望促进中国能走向法治。

 

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后，余文生7月30日控告中共公安部及部长，违法拘捕公民。余说“我应该是就709向当局进行反击的第一个律师，我不能同意这种小文革式的抓捕……所以他们可能随时再次抓捕我，而且没有任何理由。”8月6日晚，公安撬锁破门强入他家，当着他妻儿面前，将他背铐带走24小时，10小时背铐，14小时正铐“变相的酷刑”。

 

2018年1月19日，余文生在中共十九大二中全会时发表“修宪公民建议书”，提出删除“宪法序言”等政治改革建议。隔天就被当局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刑事拘留，家属委任律师要会见余，都遭当局拒绝。

 

中国民间、香港团体、台湾团体都发起活动。国际特赦组织也呼吁中共立即放人，称余文生是一个有良知的律师，因行使言论自由权利遭当局拘留。

 

妻子许艳持续奔走争取会见，获国际关注，包括美、德、荷兰、瑞典等国驻北京使馆均曾派员探视许艳，并呼吁中共执政当局释放余文生。妻子许艳2018年4月1日在家门口被当局依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带走，数小时后获释。她透露，警方希望她不要发声。许艳4月14日应约到江苏徐州市公安分局，准备和被羁押的余文生视讯会面，但警方却突然改口拒绝。维权律师黄沙表示，公安叫来家属的目的之一，是让家属劝当事人“认罪”；可是公安评估许艳在外态度行为，认为她不会太配合劝余文生“认罪”，因此就拒绝许艳会见。之后许艳还多次前往徐州要求会见余文生，但均被中共司法当局拒绝。

 

余文生被关押3个月后，2018年4月19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妨害公务罪”批捕。妻子许艳2月带儿子准备前往香港，被当局以“出境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拒绝通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在推特上声援李文足，要求释放709案相关人，包括王全璋、余文生、江天勇等人。

 

中共当局在关押余文生一年多后，居然在不通知家属、不通知律师、不依法在法院网站公布信息情况下秘密开庭审理。中共司法当局如此行径，是公然违反自己颁布的《宪法》承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也违反中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看守所管理条例》以及中国政府签署的《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人权捍卫者宣言》等等国际人权条约，自食依法治国诺言。

 

因此，民生观察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刻无罪释放余文生，追究制造余文生人权案件的相关人员法律责任，对余文生进行国家赔偿！切实兑现保障人权的宪法承诺！

民生观察2019年5月11日

 

由余文生律师的妻子许艳女士5月11日下午的推特获悉，中国著名人权律师余文生先生，被当局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已于本月9日在江苏省徐州市中级法院秘密开庭审理，徐州市法院检察院均未通知余文生的妻子许艳及其委托的代理律师常伯阳、谢阳，也没有依照有关法律程序在徐州中院网站公布开庭信息。民生观察对中共徐州司法当局如此肆意秘密开庭审判人权律师余文生，公然蔑视法制，践踏人权的行径，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据许艳女士在确实丈夫余文生被秘密开庭审理后发表《关于余文生律师被秘密开庭的严正声明》：

现在得知，余文生律师在5月9日，已经被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秘密开庭。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通知许艳关于余文生案开庭的信息，没有在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网站上公布关于余文生案开庭的信息，没有通知我请的辩护律师常伯阳律师、谢阳律师关于开庭信息。

在5月9日上午9点对余文生律师案进行了秘密开庭。

许艳认为，这样的开庭，没有保障妻子去旁听的权利，没有保障我请的辩护律师为余文生律师辩护的法律权利，没有保障大家对余文生律师案件的关注与申请旁听的权利，无法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下余文生律师的法律权利可以得到保障。

许艳对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余文生律师案件的违法秘密审判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表示不承认！不认可！不接受！

要求徐州市司法机关、北京市司法机关、中国司法机关，能够依法和人性化的对待余文生案件。

要求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即无罪释放余文生律师。

余文生律师的妻子许艳
电话：13718826079
2019.5.11.

民生观察完全赞同并强烈支持许艳女士的声明！坚决要求中共司法当局无罪释放余文生律师！

【民生观察2019年5月11日消息】今日（11日周六）中午，余文生律师的妻子许艳女士发出一份声明，公布余文生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或）已于5月9日（周四）在徐州市中级法院秘密开审，许艳女士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表示不承认、不认可、不接受。

据悉，周四（5月9日）上午9点左右，正在北京家中的许艳女士听到有人敲门，来人大概三十岁左右，许女士过往并不认识或见过此人。来人在询问许女士姓名后提及余文生律师的情况，讲话吞吞吐吐语焉不详，大致意思是余文生案当日（9日）在徐州市中级法院开庭，询问许女士是否需要帮助，并强调上门是受人所托。

由于来人身份不明，许艳女士并未与之过多交谈，来人随即离开。其后，许女士下楼，准备出门办事，见到楼下停有警车，几名包括便衣在内的警员正在监视，见许女士下楼出门便一直尾随跟踪，直到许女士进入地铁站为止。

因事出突然，令许艳女士感到十分惊愕，在致电查问余案的辩护人常伯阳律师以及谢阳律师后，得知两位律师均未收到法庭的相关开庭通知，而作为家属的许女士亦未曾收到通知。如果造访许女士家的年轻人所言属实的话，那么余文生案已遭秘密开庭审理。

周六（5月11日），许艳女士发布公开声明，就当局无法无天的审判行为提出强烈抗议，表示“不承认、不认可、不接受”。

许艳女士在声明中认为，徐州市中级法院并未就余文生案开庭一事通知家属、通知辩护律师以及在法院网站公示的行为属明显违法，法院此举并未切实保障家属的旁听权利、辩护律师的辩护权以及公众对余文生案的知情权。

许艳女士还表示，法院此举无法令人相信当事人余文生的各项法律权利能够得到有效保障。同时，许艳女士要求徐州市司法机关、北京市司法机关、中国司法机关能够依法和人性化对待余文生案件，并要求徐州市中级法院立即无罪释放余文生律师。

另有消息指，余文生案秘密开庭前夕，余文生律师的哥哥被国保骗到徐州，在被禁锢24小时后，余哥在5月9日八点多时被带到徐州市中级法院，告知余案开庭的事情。

北京知名人权律师余文生律师于2018年1月19日清晨在自家楼下被北京市警方抓捕，随后被移交江苏徐州市公安局异地管辖，羁押徐州市看守所，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其妻许艳女士聘请河南常伯阳律师以及湖南谢阳律师作为余文生案的辩护律师，但两位律师在一年多时间里始终未能成功会见当事人余文生，当局更以余文生已有辩护律师为由拒绝承认律师和安排会见，并出示一张声称由余文生本人签字的拒绝妻子所聘律师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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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19年5月3日消息】北京知名人权律师余文生被捕已经超过十五个月，据信案件已经进入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但律师至今未曾成功会见当事人以及阅读案卷材料。从余文生被捕至今，家属及律师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当局由始至终都在根据需要随意运作案件，根本无视法治与法律。

余文生妻子许艳女士的处境十分艰难，一边是丈夫前途未卜，一边却要时不时遭受维稳机器的骚扰和恐吓。据称，目前许艳女士已经是该地区的重点维稳对象，每逢敏感时期、会议期间、外国元首访华等时间段，或者在许艳女士面见敏感人物、接受采访、发表言论等的时候，警方就会及时进行维稳骚扰，言语多有警告恐吓之意。

据悉，周四上午，许艳女士接获辖区八角派出所片警的电话，对方直接告知准备前去许艳女士家调查，许女士询问何事需要到家调查，对方不作回答，只是宣称工作需要，不愿透露半点。被问到是否有法律手续，对方回答没有，为此许女士断然拒绝了该警的无理要求。

该片警一直顾左右而言他，最后才道出实情，此次致电本意即是维稳，要求许艳女士不要接受外媒采访、不要与多国使领馆人员联系以及不准去多个地方，包括故宫、天安门广场等公众地方，直言上述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并暗示可能会给余文生及许女士自己带来麻烦。

为此，许艳女士向对方作出严正声明，表示强烈反对警方的维稳手段，会坚决维护自己的法律权利，也会坚持为丈夫余文生维权，坚持相信丈夫，并认为余文生目前所遭受的极其不公平的苦难都是政治迫害，与所谓的法治无关。

同时许艳女士就该警在三月“两会”维稳期间对其辱骂的行为进行了强烈谴责，并提出尽量不要随便打电话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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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19年4月20日消息】北京知名人权律师余文生被捕已有一年零三个月，但迄今为止家属聘请的律师无法得到官方认可以及获准会见当事人和进行阅卷了解案情，因此外界至今未知被捕已有十五个月的余文生律师到底所犯何事而触犯堪称高大上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年多来，家属与代理律师十数次与余案办案地徐州市公安局及徐州市检察院交涉，均被以各种理由搪塞阻扰。

对于徐州当局在经办余文生案时产生的诸多违法违规事实，余文生律师的妻子许艳女士多次提出行政复议，但均无回应，因此许艳女士于2019年1月就徐州市公安局不予受理行政复议一事提出诉讼，徐州市铁路运输法院于1月22日受理，该案辩护律师为天津马卫律师。3月18日，徐州市铁路运输法院发出传票，通知许艳女士案件将于3月27起开庭，但稍后时间法院又致电许艳，声称因主审法官健康原因而取消原定27日的开庭。

不过在案件没有开庭的情况下，许艳女士却在4月18日收到徐州市铁路运输法院于4月15日作出的行政裁定书，判决驳回了许艳的诉讼请求。徐州市铁路运输法院审议认为，徐州市公安局不予受理许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并无违规和违法。

而许艳女士较早前曾通过邮寄方式向徐州市司法局局长等负责人提出申请，要求对余案赵强及岳松两位官派律师违背律师职业道德、违反律师执业纪律的行为给予公开谴责并给予行业处分，并责令赵强、岳松两位律师退出余文生案的辩护代理。不过邮件遭到退回，理由是地址搬迁、电话不通。许艳女士重新找到徐州市司法局的新办公地点地址后，已将申请材料再次寄出。

据了解，余文生案在过去的一年零三个月里，办案机关曾作出多次延期，包括公安局所谓侦查期间延期一次、2018年7月移送徐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延期三次和一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一次、2019年2月1日移送徐州市中级法院起诉后延期一次，而目前法院阶段的延期期限早已过去多时，家属猜测目前已是起诉阶段的第二次延期。只是当局从头到尾未有将案件进展通知家属或提供相关法律手续，因此家属只能依靠程序时间去推测。

【民生观察2019年3月26日消息】本网获悉，许艳女士在胡佳等友人的陪同下去到徐州，以律师不作为为由，要求两名官派律师退出余文生案，并到律协投诉，不过两律师始终未露面。

据了解，当局在抓捕余文生律师已十四个月，但家属聘请的律师一直未获当局认可及批准会见，期间警方出示声称由余文生律师亲笔签名的字条，声明不接受妻子许艳女士聘请的所有律师。之后，当局顺理成章指派两名律师充当余文生案的辩护律师，但时至今日（包括2月1日余文生被起诉至徐州市中级法院）两名官派律师均未主动联络许艳，更未就案件进展知会家属。

3月26日，许艳女士在胡佳、吕动力、王素娥等好友的陪同下去到徐州，分别去到两位官派律师赵强以及岳松的办公地点，不过两处律所均不见上述律师，均以办案未回为由推却查问。
在未寻获律师的情况下，许艳女士等人随即去到徐州市律师协会，就两名官派律师长期不作为的行为进行书面投诉，律协相关人员接受了许艳女士的投诉，表示到时会将调查和处理结果知会许艳女士。

许艳女士表示，余文生律师被捕一年多以来，除了存钱存物证明余的确在徐州看守所羁押之外，自己并无其他方式知道更多有关余文生的消息，当局至今未能获准自己聘请的律师会见，而所谓的官派律师又根本形同虚设，连最基本的案件进展都不知会家属。一直以来家属都在争取当事人获得辩护律师会见的权利，而由政治迫害引出的余文生案细节根本无从得知，当局就是利用这种闭门手法将迫害案件构陷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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