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从精神病的榜单上被除名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中国也已在 2001 年停止将“自我认同型同性恋”划为病态范畴。就在这样的情况下，2015 年一名同性恋男子余虎（化名）却被协议离婚的妻子送进了当地的精神病院，并强制治疗了 19 天。
余虎在 2015 年向全家人出柜承认自己的男同性恋身份，并和妻子协议离婚。但就在签离婚协议的当天，却被妻子和家人送进了当地精神病医院。尽管他反复申辩，但医院拒绝释放他，还以“性偏好障碍”为理由对他进行强制治疗。直到报警后，他才脱离了被关 19 天的精神病院。前不久，依然深陷心理创伤的余虎已经向法院递交了诉状，希望判处医院赔偿他的精神损失并进行书面道歉。
余虎的经历并不是个案，这里反映了一些精神病院的通病：易进难出。
尽管 2013 年 1 月开始实施了《精神卫生法》，其中规定了“自愿原则”，即入院治疗必须是当事人本人自愿的，他也可以随时要求出院；除非当事人被诊断为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并且出现过伤害他人行为的，才会由监护人做决定。
但是从这次事件来看，已经实施三年多的《精神卫生法》并没有完全落到实处，胡乱收治、强制接收正常人的情况依然时有发生。就在今年 3 月，64 岁的咸阳人刘玉栈因为 80 多万元的补偿金被儿子领走，上法院起诉儿子；却被儿子和孙子绑架，用绳子捆绑、胶带封嘴的方式送到了洋县磨子桥镇中心卫生院。卫生院不仅接收了刘玉栈，甚至还开具了精神分裂者的诊断证明。直到刘玉栈的女儿来卫生院协调后，她才被放出去。事后卫生院负责人在一段通话录音中对刘玉栈的女儿承认：“上次你哥让我给帮个忙，现在我把忙帮了。你怎么还来威胁我。”
根据 2014 年底对黄石精神卫生中心的一项调查，该中心里的护士们对《精神卫生法》的认知度非常低。89.10% 的人的知晓程度都处于较差的水平，7.93% 的人处于非常差的水平，只有 2.97% 的人知晓程度为一般；对《精神卫生法》各部分内容的知晓正确率也比较低，最高的正确率也只有 51.49%。
在实践中，精神病院收治病人通常无须事先见过当事人，无须事先进行医学诊断，收治时无须听取本人的意见。仅凭送治人单方面提供的描述即可以把人强行收治起来，并不用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卫生机构的行业规则也没有对收治程序做出要求。尽管 2010 年召开的全国安康医院工作会议上强调：“没有公安机关办案部门的审查同意，对不是精神病患者的人员，一律不得接受。”但即便是这一道关卡，也是形同虚设。
在这样的情况下，想把一个人送进精神病院并不是一件难事。除了其他无法描述的“被精神病”情况，被伴侣送进精神病医院的情况也偶有所闻。
2015 年，河南新乡的李小燕和丈夫闹了矛盾，结果就在睡着的情况下被送到了精神病院。李小燕的娘家人在报警后才得知真相，精神病院却不肯放人，要求一定要丈夫本人来接走。直到当地媒体介入后，精神病院在承认李小燕并没有任何精神异常，放她出了院。
回顾历史，美国的经验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精神病医院的乱象在 1940 年之前的美国曾十分普遍。20 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正在经历全球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避开的经济大萧条，精神病院得到的补助越来越少，开始滋生各种问题。居住环境差、卫生条件无法满足、治疗不作为……以及虐待病患。
在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那段时间里，美国精神病院里突然涌入了一大批“病患”，那些养不起孩子的家庭就以精神障碍的名义把孩子丢给精神病院。1940 年，全美的精神病院里已经有了 100 万的病人，每年还在以 80% 的速率增加。
这个时候，精神病院对病人的虐待也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许多人把精神病院直接称为“地狱”。为了节省人力开支，病人们被成日关在屋子里；毫无必要的束身衣的使用也成倍增加；医生护士们甚至会给病人们服用一些药剂，让他们直接变成僵尸状态，除了吃喝拉撒什么也不做。
医生会在毫无许可的情况下擅自用病人做人体实验。在美国巴尔德莫附近的一家医院里，医生们用癫痫症儿童做人脑 X 光成像。为了让成像更清晰，他们在这些儿童的头颅上钻洞，然后把保护大脑的脑脊髓液抽走，往里注入空气或氦气。这给孩子们带来的后果是，他们在接下来的两到三个月时间里都会持续地头痛、晕眩、恶心呕吐、癫痫发作，直到他们的大脑自动填充了脑脊髓液为止。在最严重的案例里，被试的儿童会留下永久的脑损伤，甚至瘫痪。
直到 1950 年，出现了精神病院“去机构化”的浪潮，倡导者们要求把与世隔绝的独立精神病院逐渐取消，替换成融入社区的心理健康服务站；要求不再用隔离的方式对待精神病患者，而是想办法让他们重新回到正常生活中。
这个运动受到了肯尼迪总统的欢迎，他本人的妹妹罗斯玛丽（Rosemary Kennedy）正是在 23 岁时被父亲安排着做了脑白质切除术，来解决她的一些行为异常，但最后手术失败终身残疾，她在杰斐逊的一家精神病院里度过了余生。这件事使肯尼迪(John F. Kennedy) 一直都对精神病院的改革有着超乎一般人的兴趣。
1963 年，就在肯尼迪被刺杀之前，他推动了两条法案的通过：《亲子健康和心智不全计划修正案》和《心智不全救助机构和社区建设法案》。这两个法案促使联邦政府给心智不全患者的救助机构和研究单位投入了更多的资金，也推动社区成立了许多救助站。
尽管对于“去机构化”运动的结果，一直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它帮助许多精神病患者从完全隔绝的状态恢复到正常人的模式里，给他们带来了重生的希望，也减轻了国家支撑精神病医院的财政负担；但另一些人认为，“去结构化”运动的过程中，不负责任地把一些重症患者放归到社会里，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因素，也让那些本来应该在精神病院里的到特殊看护的人被送进了监狱或者无家可归。不过根据哈丁博士（Courtenay M. Harding）的研究报告，佛蒙特州立医院在进行了“去机构化”改造后，其中三分之二的病人都表现良好。
不管怎样，这个运动的确推动了美国精神病院的转型，但更重要的是，它对“非自愿承诺”起到了抗衡作用。
非自愿承诺是针对攻击性比较强的精神病人的一个医院政策，这本身是对失去自我意识或自控能力的病人提供医疗保障，也为他周围的其他人提供安全措施。当病人表现出过激的精神异常行为时，医生可以合法监禁他 72 小时；但在这之后，就必须提交法院，由法官根据精神科医生的评判，来决定是否能继续关押病人。
法官对是否继续关押的审判十分谨慎，甚至可以说有些过高标准。2014 年，美国马里兰的珍妮（Jennay Ghowrwal）无法继续忍受患有人格障碍、喜怒不定的母亲，在多次建议去看医生无果后，她试图向法官申请“非自愿承诺”来强制治疗母亲。但法官告诉她“除非你在你妈妈正对着别人挥刀子时，或者在她把自己锁在车内奄奄一息时，再递交上申请书，才有可能得到许可”。
“去机构化”一直致力于保障精神病患者的人权，独立选择权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要求哪怕是强制关押的危险病人，也应该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如今的“非自愿承诺”中已经包含了一项：即便是被强制关押的病人，如无紧急情况，医生也不可以在没得到病人本人允许的情况下对他进行治疗。
（来源：网易新闻http://view.163.com/16/0620/17/BQ15S1IS00012Q9L.html 2016-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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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院进易出难法制保障何时能够落实？
方红城：精神病人自主权亟待立法保障
12月10日，界面新闻记者报道，“精神卫生法第一案”二审败诉，原告近日已正式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3年5月，徐为（化名）将上海市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和自己的大哥兼监护人以“侵犯人身自由”为由，告上法庭，被媒体称为“精神卫生法第一案”。（12月11日湖北网络广播电视台）
徐为再败诉是精神病人“出院难”的缩影。至今，徐为已经在精神病院待了14年之久，但出院仍遥遥无期，最大的阻碍就是“谁送来的谁接走”这一精神病医院约定俗成的行业规则。
目前的相关法律并不健全，精神病人的自主权得不到保障，还会加重病情。由于精神病人在法律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监护人往往会以“监护”为名，替精神病人包办一切，一切决定还是监护人说了算。因为“精神病”的这顶帽子，让精神病人无法证明自己是“正常人”。这对已经好转的病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其丧失了自我选择的权利。并且，长期使病人与家庭、社会隔离，即便是没有病的正常人也会憋出病，更别说有精神障碍的患者了。本来短缺的医疗资源更加捉襟见肘。一方面是精神病人出院难，一方面是由于治疗需求大导致的“一床难求”。让已经不需要住院的精神病人占据床位，无疑加剧了医疗资源短期问题。
目前的法律缺少对非自愿治疗精神病人的保护。事实上，2013《精神卫生法》出台后，“被精神病”现象仍时有发生。由于制度理念和程序设计方面的疏失，直到今天，这一领域仍存在一定的乱象和权力滥用的空间，而且这一措施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其实在一段时间内，由于精神卫生法的缺位、上访排名制度的存在，不少人因“反复状告政府”而“被精神病”，一些地方政府将医院当成变相羁押的场所。随着新法实施和信访改革，这类现象在消减。可各地是否还存在“历史遗留问题”未解，当引起各方重视。“被精神病”可怕，而容忍“被精神病”现象一直存在，不及时纠错，也挺可怕。
不涉及刑事犯罪的非自愿治疗非常“危险”。因为没有限制期限，非渉刑精神病的强制医疗剥夺人身自由的期限很随意，很有可能超出涉刑强制医疗的期限。而且仅凭偶然行为，就介入非刑精神病强制医疗，显然缺乏正当性。在社会保障层面，需要推广社区医疗并消除社会偏见。长久以来，精神病人在家庭和精神病医院之间无其他选择，一旦被家庭当包袱甩，便只能待在精神病院，还有一些没有得到医疗救助的患者流浪街头。
目前在中国，精神病人属于被忽视的人群，只有当精神病患者造成恶性伤人事件发生后，他们才会进入公众视野，这无疑更加深了公众根深蒂固的偏见。如果法律不能完善，对精神病人的偏见和歧视有增无减，那么只会有更多的“徐为”身陷囹囵。
（来源：荆楚网http://focus.cnhubei.com/original/201512/t3482796.shtml 2015-12-14）30余在京访民打横幅要求保障公民生命安全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5-8消息：今天上午，30多名在京访民在东城区法院门前打出 ““访民期望三严三实能立竿见影”“官员公开财产要全面透明利于监督”“严惩凶犯保障公民安全”的横幅，抗议极权统治阶级言行不一，随意枪杀民众的犯罪行为,要求保证公民生命财产安全.
据悉，“三严三实”是2014年3月9日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就关于推进作风建设的讲话中，提到的“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重要论述，简称为“三严三实”讲话。
但这些讲话精神并没有一项得以落实，当局对付民众的假、大、空、关、打、杀的现象日趋严重，甚至把随意枪杀无辜访民说成是击毙袭警暴徒。好在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今天访民就又一次揭开他们的假面目，要求三严三实能立竿见影。
精神病人被弃保障房谁来管？
“对我提的问题，每个职能部门都表示很重要，但都推说不归自己管。那么，这群独居在安置房的精神病人，到底谁来管呢？”广州市政协委员、社工工作专家朱静君长期对社区问题保持关注。近几年，她发现广州的保障性住房安置区出现的新的问题—由于“老、弱、病、残、穷”多问题交织，硬软件供给上的不配套，使得本应是对困难群众和边缘家庭的福利性社区出现一些问题。
朱静君向记者介绍，保障性住房政策在上世纪90年代末出台，旨在解决老城区住房紧张的矛盾，是对困难群众和边缘家庭的福利性政策。但在近年的调研中她发现，金沙洲、同德围等多个保障性住房安置区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有精神病人与家属一起申请廉租房，但申请到手后，家属便弃置不顾，让精神病人独自一人居住，使多个社区形成了精神病人独居又聚居的结果。
在她调研的一个社区里，聚集了十多个精神病人，高空抛物、失控暴力、扰民行为频繁发生,至今未有解决之道。昨日上午，她特意就该问题向民政局、国土资源局、公安局等多个部门问政，然而相关职能部门未能给予明确答复。“万一出了事，是人人都有责任，也就是人人都没有责任了。”她担忧。
问题：关键是缺乏责任主体
昨日下午在分组讨论后，朱静君特意留下向记者详细分析了现象背后复杂的社会成因。从表面上看，由于“空挂户”（户籍保留在原社区）现象突出，居委会人力不足，户籍信息不齐全，甚至有社区无法找到物业管理公司进驻。在她调研的一个社区中，一个住有3700多人的社区，居委会只掌握800多人的信息。
但深层的社会问题，还包括在老社区相互守望的邻里关系不复存在后，怎样培育新的社区关系，提供心理和实际上的支持；在“老、弱、病、残、贫”多个问题聚合于同一社区中，如何防止负能量的叠加。朱静君指出，当前最关键、最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责任主体的不明晰。
她初步建议，政府需首先明确责任主体，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完善社区居民信息。“比如，在国土资源局摇号后，通过公安系统，将居民在老社区的信息共享到新社区。”在硬件上，建议政府对保障性住房安置区的物管费用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在软件上，大力倡导专业社工进社区而非单靠街道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此外，居委会的人员配置不能使用传统按户籍数字分配人手的老办法。
（来源：凤凰网 http://news.163.com/15/0202/05/AHE5C46I00014AED.html 2015-02-02 05:32:00）武汉杨家喜：我应该有的社会养老保障为什么要进京去讨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紫阳街的一位八旬老人杨家喜为讨要社会养老保险进京一个多月，本来生活困难的杨爹爹为此借了许多债。
杨家喜老人系武汉市粮食机械厂的退休职工，，因为单位至今没有将杨爹爹的退休纳入社会养老保险，给杨家喜老人的退休收入造成很大损失，致使杨爹爹生活困难。
杨家喜老人患有脑梗，前期住院的医疗费单位在每月的退休工资中扣除500元、余款在1千元左右，本来生活困难的杨家喜老人，为讨要应有的社会养老保障至今流落京城。此次进京一个多月，为了节省钱杨爹爹每天从北京果子巷到北京南站去食用5元餐，来回十几站路。八十多岁的老人衣衫单薄、食露简餐，为的是依法依规本不应该出现的问题而上访。而且上访了很多年都得不到解决！
杨家喜老人称：“我是武汉市粮食机械厂的全民职工，单位和政府工作人员联合起来不给我的退休纳入社会养老保险，现在全民退休医保社保我成了‘外国籍’公民不在中国的退休养老保险之列。我的在编指标哪里去了？这里面的内幕法院不问、政府不查，想拖死我不了了之，我做鬼也要找他们算账。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口号喊了十几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我的合法诉求。上访还被打压，冤啦！”
2014/11/教育平权才是学生安全的根本保障 ——评十堰校园血案
在9月1日开学第一天，湖北十堰郧西县城关镇东方小学发生了4死5伤的校园血案。凶手的暴虐残忍令人发指，弱者挥刀向更弱者的现实更是令人震惊。毕竟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杀人的借口，却因女儿报名与老师发生矛盾，身为人父竟把罪恶之手伸向孩子，在如此惨案的背后，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类似血案不断发生，到底是什么原因？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0年来，全国已经发生过近18起导致学童和幼儿伤亡的恶性事件，导致约180名学生和老师死伤，十堰校园血案是今年的第二起。十堰校园血案的嫌犯陈某是该校学生家长。就目前媒体披露的案情看，陈某女儿正处在在义务教育阶段，却因学习成绩差、暑期作业未能未完成，时值开学，学校却不允许孩子上学。陈某为此曾4次向老师求情，“差不多向老师跪下”，但仍然被拒绝。媒体报道认为，上学被拒一事成了惨案的导火索。但日前又有媒体报道称，十堰警方称校园血案非因孩子上学，而是另有隐情，暂时不便透露————案情虽然因为警方的说法变得混沌，要晓以时日才能澄清，但并不能因此改变此案中陈某的家庭穷困，女儿上学被拒等事实，也不能无视血案背后，显见存在的教育公平问题。
在每一次的校园血案发生后，校园安保问题总是被率先被提及，安保责任直接而表面，首当其冲顺理成章。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甚至可以说是事端的根源，如教育未能实现平权，教育资源缺失和分配不公等等，往往少有人提及，从而提出的应对之策，往往步入了治标不治本的误区。事实上，即使将校园安保的堵缺补漏和升级视为当务之急，其本质上也是一个教育公平问题。城乡治安环境的差异、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校园安保投入的大小等等，都与学校和师生的安全息息相关，都可以归结到教育公平的问题上来。十堰校园血案案情所披露的一些细节看，就存在着明显的教育不公,以及受教育者的教育权益受损的问题。
首先，该校以成绩差，暑期作业未完成而拒绝陈某女儿上学，违反了《义务教育法》，严重侵犯了她受教育的权利。在一些学校和教师动辄以拒收、开除等粗暴手段对待学生的现实中，《义务教育法》的强制性荡然无存，这种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情况，甚至在全国范围来说，都是屡见不鲜的常态，体现的是学校教育管理的低劣和教师基本素质的欠缺，也正是陈旧、僵化、效率低下等教育制度弊端的具体体现。其严重性和不可预测的恶果是：姑且承认学校的“并非真要拒收陈某女儿，只是向家长施加压力”的辩解，这样罔顾受教育者权利的做法，终究成了“压垮陈某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次，十堰校园血案还暴露了当事学校师资设施不足的事实，这也正是全社会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缩影。该校有900多名学生，却只有17各班，已经超过每班45人的行政限额。而该校当地户籍生仅占学生总数的1/6，无疑会扭曲教育资源的配置，同时又是户籍恶制侵犯人权，危害社会，祸及教育的一个明证。
另外，嫌犯李某的家庭经济状况、病况等，昭示的是一个生活和权利都缺乏基本保障的社会底层的困境，李某身为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在理智丧失的绝望之际，挥刀朝向更弱者，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变异和认知缺失，无疑可以归咎于教育的不足和社会保障的缺失，更是教育不公的体现。
放宽视界，教育行政垄断，党化奴化教育横行；教育观念陈旧，应试教育大行其道；以及随之而来的教育资源配置不当，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巨大，共同涂抹了一幅教育制度陈腐不堪、教育不公处处可见的惨淡图景。官方统计数据显示，60%的农村学生，所获教育投入仅占总投入的23%，仅此一项，已经足见教育资源分配的扭曲状况和教育不公的严重程度，也不难感受到，在目前的教育制度之下，教育平权之路的漫长和艰巨。
将近些年来频发的校园血案置于这一背景之下，可以断言，要确保学生安全，避免一再重蹈覆辙，必须从制度层面获得突破，首先是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教育上则关乎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教育公平，其次，应该将出现的问题归结到教育平权的基本面上予以解决。一个普世皆知的常识是，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教育公平是社会正义的基石，教育资源的公平和合理配置，是教育成功的前提，也是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动力，是保障学生生命安全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解决校园安全问题的关键。
民生观察特约评论员
2014-9-4上海沈莲满：我被劳教，谁来监督保障公平正义？
近来，中共对司法改革在大肆宣传，说地方政府不得不干扰判决，法院的财政支出和法院的任免脱离地方政府，从而来保证法院的审判，达到公正公平。
但在一党统治下，法院真正能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吗？
我在想法官脱离了地方政府‘政法委’的束缚就能做到司法公正公平吗？要是法院的判决还是将公正公平踩在脚下，我们这个社会谁来监督？监督机制在哪里？媒体能为法院的不平等判决进行报道吗？媒体没有这个胆，长此以往，百姓还是在进京的上访怪圈中游荡。
就我举一个自身例子来说，公安在2012年决定对我沈莲满劳教一年，罪名是2012年7月1日，有多人聚集在本市桂林东街99弄小区内，以悼念陈小明逝世纪念为由，举标牌集体唱歌。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后背查获。
这个劳教决定本身是违宪违法的，《宪法》第35条，对集会示威游行明确规定了是公民的基本政治自由。同时，解释公民集会示威是言论自由的延伸和具体化。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27条也明确规定了公安的权利：“对非法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或者在集会游行进行中出现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情况的，人民警察应当通过广播、喊话等明确方式告知在场人员，在限定时间内按照指定通道离开现场。”所以，由此可见，《集会游行示威法》对非法举行集会游行也仅仅是制止告知。这是对《宪法》赋予公民的最基本的政治自由和尊重！而公安呢，却一句：扰乱居民正常生活，这么蹩脚可笑的理由竟动用劳教恶法将我整整关了一年，这是在赤裸裸地践踏《宪法》和《集会游行示威法》！
如今，劳教恶法已被废除，司法改革将在七月的上海试行，而法院居然在六月仍闭着眼睛的说我们集会示威是违法的，并驳回我们的申诉！请问，这样的判决谁来监督？中共无论怎样高调歌颂司法改革，公平正义离这个社会依然很遥远！用老百姓的俗话说，所谓的司法改革是一剂彻头彻尾的换汤不换药，是用来忽悠人民，缓解社会矛盾的广告。中共60多年一党专制，不可能一朝换来司法公正，而法官的集体嫖娼将会在未来做得更隐秘而已。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我们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就如我这张判决书，公安违宪违法，难道法院的判决就不违宪违法吗？
可是，谁来监督？
沈莲满
2014年7月停止政治迫害，保障基本人权—-关于许志永等受审的声明
—-民生观察关于许志永等新公民运动参与者受审的声明
从1月22日开始到1月24日，被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许志永、丁家喜、赵常青、马新立、侯欣、袁冬、张宝成、李蔚等八位新公民运动倡导者和参与者将在北京的法院受审。
民生观察严重关切许志永等八位因争取基本公民权利而受审的公民，以及去年12月在江西新余受审的刘萍、魏忠平、李思华和此前遭到关押的王功权、李化平、刘远东等新公民运动积极参与者，呼吁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这些遭到逮捕、关押、审判的公民，恢复他们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等基本公民权利。
新公民运动是一场民间主导的社会革新运动，不以政权为目的而以健全公共生活丶培育公民气质丶促进公民合作为内容之持久的公民训练，以提倡“自由，公义，爱”为宗旨，以推动整个国家以和平方式朝向宪政转型和推动整个社会从臣民社会朝向公民社会转型为诉求，争取的是每一个人作为公民的权利。
我们注意到，新公民运动推动的教育平权、财产公示、公民同城聚餐、公民守望工程等活动都体现了近年来中国公民社会的崛起和公民意识的增强，新公民运动倡导大家堂堂正正做公民，以建设心态推动民主法治，推动中国以最小代价完成宪政文明转型，这样的新公民运动对当下官民强烈对立的中国社会来说不是敌意，而是善意；不是破坏，而是建设。
我们认为，新公民运动无论是宗旨、诉求，还是推动的方式，都是在合法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所有被捕的新公民运动参与者都没有任何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相反，是公权力在滥用法律打压公民的合法活动和合法诉求,对推动社会进步的公民进行赤裸裸的政治迫害。
我们观察到，在过去的一年中，已经有160名合法行使基本权利的中国公民遭到拘捕，这种大规模的镇压行为是对宪法的公然践踏和对人类普世价值的公然侮辱和挑战。这种政治迫害只能震慑一时，长远看却是酝酿更大的社会爆发。
为此，民生观察强烈谴责当局对合法行使基本权利的公民的打压行动，呼吁当局：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和中国早已于1998年签署的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切实保障中国公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等基本人权。
二、停止政治迫害，立即无条件释放许志永、丁家喜、赵常青、马新立、侯欣、袁冬、张宝成、李蔚等在内的所有因和平行使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表达自由等公民基本权利的被关押者。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4-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