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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20年9月10日消息】湖北潜江访民陈喜珍，姜尚芝，曾祥军，彭峰等四人，代表潜江被遭到非法关押过的访民，到湖北省信访局投诉潜江官员违法乱纪行为，多次非法关押潜江访民的非法行为。

潜江访民彭峰多次在维权中遭到殴打，被非法关押在废弃的养老院，还有私设黑监狱式的小旅馆里，多次在从北京遣返回来的路上遭到殴打，在驻京办遭到殴打等等，因为参加选举彭峰被构陷入狱判刑一年四个月。

陈喜珍因为遭到强拆多次到市信访局举报无果，然后多次去北京维权，遭到殴打，非法关押黑监狱101天，遭到非人的待遇虐待，每天被强迫下跪从早晨五点下跪到夜晚转钟凌晨一点，每天抄写信访条款很多遍，在被关押期间每天都要下跪被侮辱人格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在关押期间被打的脸部与眼睛都肿的变形，眼睛睁不开看不见东西，整个眼部像紫色的茄子一样，天天被殴打多次打到晕了过去，在生不如死的情况下，陈喜珍被逼迫强行签字按下手印遭到强拆。在2020年9月7日陈喜珍诉非法强拆合同一案开庭，开完庭陈喜珍立刻准备材料到省信访局，省中纪委，省组织部等单位投诉徐国亮违法乱纪，乱用职权等违法行为。

潜江访民姜尚芝，被逼签字遭到强拆，姜尚芝丈夫被徐国亮雇请的黑社会殴打头破血流不止住院了10多天，徐国亮为了政绩，为了达到强拆的目的随后雇佣的黑恶势力人员将姜尚芝非法绑架关押65天，在关押期间与陈喜珍一样遭到残酷的酷刑虐待，姜尚芝被酷刑虐待的生不如死的情况下割腕自杀，因为发现及时才没丢性命，姜尚芝家人弟弟因不服黑恶强拆被逼跳河，在三九寒天的情况下，徐国亮指挥黑恶人员几十人将家人弟弟围堵在河中不让上岸，这不是简单的逼迫强拆的问题而是有指挥有安排的刑事犯罪的行为，因为有权就任性，天高皇帝远，此地由我管。这就是基础干部的本质与无道德底线的问题。

还有潜江访民曾祥军遭到非法绑架，责任官员徐刚调入潜江开发区任党委书记时，在2018年3月8日为了达到强拆，动用黑恶势力人员绑架董滩村曾祥军非法绑架关押了53天，遭到酷刑虐待殴打致筋骨打断四根，在关押期间被写不再上访保证书后被释放回家，回家后曾祥军到医院做了身体检查结果四根筋骨被打断，医院出具到医疗证明。

就在前断时间陈喜珍与姜尚芝，曾祥军等人到省信访投诉结果被潜江住汉办工作人员强制带回汉办，等待潜江属地辖区工作人员遣返回来直接带到派出所，被审讯一整夜到早晨上班时间回家。

今天三人又是被遣返回潜江直接带到泽口派出所做审讯笔录，老百姓正常维权符合宪法规定，中央一再强调不允许警察参入截访工作，李克强总理一再强调要给老百姓绿色信访通道，这说明中央知道老百姓在下面底层要向上级领导反应问题很难，才一再强调要绿色通道信访，这绿色变成黑色信访，维权访民不是被殴打就是被“寻衅滋事口袋罪”入狱坐牢。信访绿色通道在哪里？访民合法维权是遵守宪法赐予的权利，希望各级官员及警察工作人员都遵守宪法之规定。

本网将继续关注潜江访民维权的情况，希望各级领导乡镇干部不要动不动就用警力威胁老百姓恐吓老百姓，所有的访民用行动见证历史与法制是否公正。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并无上访制度，只有信访制度。信访是“人民来信来访”的简称。维基百科这样解释，信访按照官方定义，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政府，或者县级以上政府工作部门反映冤情民意，或者官方（警方）的不足之处，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等。以上这个说法，在历次颁布和修改后的信访条例中都有相同和类似的表达。不过我们可以从官方将其称作信访民间称作上访察觉其细微而重大的差别。官方指出信访的主要方式是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等不过是书信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的衍生），在一系列方式最后才用了一个走访这个词。这个走访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上访。排序在最后体现了制度设计者们的无奈与机心，他们既不希望被指摘为剥夺人民的权利，因为中国宣称人民当家做主，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但是他们也知道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民众捍卫权利的行为很可能是无法完全满足，甚至对政治制度带来无法接受的后果。

许多研究者对信访制度和上访现象做了较为深刻的研究，并得出了迥异的结论。据我看来，这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信访制度本身就具有它诡异的出身，它就像生物进化论上处于断层和突变的一个物种，你要用常规的分类方法去了解分析判断它，肯定是不行的。不过这里我们不再纠缠于制度的缺陷以及存废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更大和争议更多的问题。我认为，理论和制度层面的东西在纠缠不休时，社会学的研究，具体案例的分析也许可以加深我们对该现象的了解，从而为明智的选择提供有益的帮助。

笔者从《访民数据》这个资料出发，选择涉土地和拆迁上访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是，一，上访的原因和理由很多，包罗万象的分析势必耗时耗力巨大，笔者力有所不逮。二，改革开放以来，涉及土地和拆迁引发社会矛盾较多，上访围绕土地拆迁方面的数量也较其它方面多，适合于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三，虽不能以涉土地拆迁上访来完全评价信访制度，但是上访者的遭遇无疑会很大程度上折射信访制度以及在现实中的操作和实效。

《访民数据》中涉及土地和拆迁案例，在访民数据现有的132名访民中，有59人是涉土地拆迁的访民，占总数的44.7%。在由于有些案例中，有些访民由于利益相关，亲属一起上访，所以实际案例只有88个。涉土地拆迁案例36个，占总数的40.9%。由此可见，涉土地拆迁上访不管是案例数还是参与上访的人数都占了总数的四成，成为上访中最大的一块。

我们同时还得解释一下我们如何选定涉土地拆迁上访案例的标准。一般说来，就是只要一个访民因为土地被占，房屋被拆迁，不管是农村的耕地林地，还是城乡的宅基地，不管是旧房改造，征地拆迁，移民安置涉及土地房屋而上访的，我们都列为这里所说的涉土地拆迁上访案例。另外，有三个案例，虽然看似跟土地和拆迁有区别，一个是河北滦平县李淑贤案，她上访的理由是2013年村土地配套工程未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将她自留地里的四，五百棵杨树砍掉，并且未给与适当的赔偿。虽然，她并无土地被占，但是她却是土地拆迁的受害者。这个案例符合由于土地的开发征收给他人带来侵害而未做合理赔偿由此产生上访这个基本特征。另一个就是河南内黄县冯改娣案，从表面看，这个案子似乎跟土地拆迁没有直接关系，而她的诉求也不是针对土地和房屋，而是她的女儿两次被闯进家里的工作人员吓得癫痫病复发加重，索要治疗费用。但是考虑到两次事件都发生在盖房子和扩建的时候，政府工作人员闯进家里的目的也是跟房屋有关，所以我们也将这个案子收录为涉土地拆迁的上访案子。四川凉山州徐开芳虽自己没有涉土地拆迁方面的利益受到侵犯，但是他作为基层教师和政协委员写了关于经济适用房的提案，由此受到打击报复，福利房被扣且被教育局领导殴打，甚至被教育局长以再告就是死相威胁。这个上访案例通过涉及经济适用房提案的遭遇，说明房屋土地拆迁政策的敏感，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弹，民众哪怕是政协委员都不能触碰甚至合法提出意见，更不用说保障权利了。因此我们也将这个案子列为涉土地拆迁案子。至于河北阜城县刘瑞生与邻居因宅基地纠纷认为法院判决不公而上访，笔者认为虽涉及土地房屋，但跟一般财物纠纷没有区别，所以不将其列入其中。

我们从《访民数据》可以看出，涉土地拆迁上访的时间跨度很大，最早的是湖北赤壁市的洪运周，他因为库区移民山林被占在1981年前就开始上访，至今已39年，而他的诉求至今尚未彻底解决。上访超过三十年的访民有三人，除洪运周39年外，四川成都新都区的韩永会和山东禹城市的李玉明上访的时间都有31年。上访时间二十年以上的访民有四人，分别是四川乐至县的龙和生23年，四川自贡的刘正有25年，他今年2月已经去世，广东珠海市陈风强、陈风明兄弟20年，上访时间在十年至十九年的人数最多，达34人。上访时间五年至九年的访民有16人。一些访民具体开始上访的时间我们难于从资料中得出，我们会根据他最早受到的处罚和处理来推出，但即使这样我们也难以得出大概的数字。比如云南昆明市的访民王远英，我们只看到公安机关在2018年对她得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描述她当时已经20多次到北京天安门、中南海等地上访，26次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府右街派出所对其进行训诫。考虑到云南跟北京的距离长达2500多公里，而且可能还有一些上访并未被抓获训诫的时候，因此我们认为她上访的时间应该在十年以上。

可以想象，这些访民为上访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因为你不但要有专门的时间，这些时间你不得挣钱养家，你还得买车票，吃住都得有开销。现在的信访条例将到北京上访视作违法行为，等待他们的不会是青天大老爷，除生活的不便艰辛，警察、黑监狱也在等待他们。回到家中当地政府也会将其视为抹黑捣乱分子，甚至会采取敏感时期限制自由不准外出的做法。长时间的上访对访民这样底层民众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这个几乎不用列举，点开表内的连接，几乎每个访民特别是那些时间长点的访民，他们的时间精力基本都在上访或无休止的各种拘留、黑监狱、劳教、监视居住或者服刑上。

《访民数据》里的访民是一个明确界定的访民，不是指采用书信或类似方式，比如电报，传真，电子邮件进行信访的访民，甚至也不是到所在的县市或省会城市走访，而特指到北京上访这样一个形式。当然，他们在到北京上访前基本都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了反映，有些还提出了诉讼，但他们觉得结果不让他们满意，有些特别是土地拆迁很多都是政府主导的行为，涉及此类维权进行起诉很多时候法院会明确告诉不予受理。比如上海陆立眀，2003年6月11日相关部门批准陆立明所在的民星东南小区拆迁。陆立明家祖传私房也被列入拆迁范围。但拆迁房只答应安置陆立明一户，对其他陆氏兄妹继承份额不予安置。对此陆立明拒绝签署拆迁协议，并起诉至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法院不予受理。2006年1月13日，区政府为了配合上海星云房地产开发商完成拆迁，建设商品房，出面强行拆除了陆立明弟兄6人和母亲共同继承的房产，导致陆立明上访。这个情况跟诸如下岗职工等一样，涉及政府行为以及群体事件或者被认为有害稳定，法院明确表示不会立案。认为权利受到侵害的人们别无他法，就采取到北京上访这条途径，企图高层的关注会解决他们的问题。

上访是一件艰难的事情，特别是到北京上访被认为是危及稳定和谐，越级上访更是违背法律的。许多人上访的地点除了国家信访局，还会选择在天安门、中南海、中央部委等地方上访，甚至会采取拦截车辆、堵塞交通、示威游行、散发资料等方式，特别在有重大活动或者接待重要外宾时更是访民上访的高峰期，由此，虽给政府方面带来压力，但同时也被视为高危人群。中央自下一直将是否有来京上访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一个指标，甚至是一票否决。因此，地方官为了政绩与驻京截访人员勾结，截访也成为一个产业。地方政府付给北京截访者一笔不菲的费用，北京的截访方将截下的访民交给地方政府，不将上访数据上报，不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不过访民落在截访者手中，遭遇却是很惨，饿饭，打骂是经常的事情。

《访民数据》里有一栏是是否有被酷刑，这个酷刑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打骂，我们也按照程度将由上访导致的对一般的对自由的剥夺以及严重的处罚两类列在里面，因为上访既然是人民天然的权利，也是法律允许的救济措施，由于行使权利而受到惩罚，哪怕是行政或司法机关作出的，也是一种邪恶。一般的对自由的剥夺主要有行政拘留，刑事拘留，非法拘禁三种。许多参与了群体性的上访，被截访后都会受到行政拘留，行政拘留时间在15天以下。刑事拘留本身是刑事强制措施，并不是一种处罚，一些访民由于被认为有过激行为，为了解决麻烦，就对其进行刑事拘留，不过许多时候由于证据不足或者其它原因会在刑事拘留期满释放或者改为监视居住，这个也可以视为对不听话访民的一种警告。非法拘禁指的是在截访后关在黑监狱等待接访以及接访后在当地扣留，办学习班，和当地政府在敏感时期，为了避免上访，将访民强制限制在一个地方不准外出，有时这种非法拘禁时间长达几个月或一年多。这种方式访民称作非法拘禁和绑架，因为这期间不会给你任何的法律文件就限制了你的自由。严重的处罚指的是对访民处以劳教和劳改。劳教虽名为行政处罚，但由于其可以处以三年以内的处罚，劳教决定不需要法院判决，只需要公安局自己就可以做出，而且劳教场所的环境更差，访民往往在里面受到更为苛严的对待，所以劳教制度在被取消前一直担当对付难缠访民的急先锋。劳改也就是刑事判刑，对访民主要采用寻衅滋事罪，妨碍公务罪，敲诈勒索罪等等。

在《访民数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59个涉土地拆迁访民中，有28个访民明确表示自己受到肉体酷刑摧残，有一些造成终身残疾，四川韩永会被打终身残疾，湖北武汉孙春秀被打断五根肋骨。二人（河南南召县贺立顺，辽宁沈阳刘振）在看守所死亡，贺的三名家人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看守所宣布刘自然死亡，但儿子发现尸体胸口淤青内陷，提出尸检被失踪。一人（黑龙江贾瑞峰）在服刑期间死亡。一人（陆立眀）在上访中多次被精神病。25人被行政拘留。20人表示自己受到黑监狱，学习班，绑架等各种非法拘禁。6人被劳教。有34人被判刑，其中16人以寻衅滋事罪判刑，14人以其它罪名判刑，4人的罪名既有寻衅滋事罪，也有其它罪名（不是一次判处的）。需要提醒的是许多访民经历了这数种酷刑。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普遍表示看守所，拘留所，黑监狱和劳教场所是打人和折磨人最厉害的地方。工作人员包括警察经常自己或唆使牢头狱霸打骂访民。经常以罚站罚跪教训人，以及吃不饱不给水喝，冬天不穿冬衣在户外罚站，夏天任由蚊虫叮咬等折磨人。广西天峨县韦亚妮表示，她“在劳教所被用手铐铐起来，然后脚尖着地吊着。被绑在床上，例假期间被扒光衣服，被殴打，给穿束身衣手脚捆绑得紧紧的，坐也坐不了只能站着。广西几乎一年四季都有蚊子，不给蚊帐，也没有其他祛蚊虫的措施，被叮的全身是包，奇痒无比。因为毒性存留体内，出来一年多后才慢慢不痒了。在里边有多种多样的体罚，面壁思过是其中一种。整天整天让站在离墙壁一米远的地方面对墙壁。”劳教所规定了超长劳动时间和超强的劳动强度，完不成任务就将受到惩罚。韦亚妮表示，她们“全体加班劳动，从早上5点半到晚上10点，有时到晚上12点甚至天亮。伙食很差，有时1年多不让购物，营养严重缺乏导致浑身水肿。总之忍受的是生不如死的折磨。”四川西昌曾广秀表示自己在拘留所多次遭到殴打，在劳教感化期间胸腔颈椎变形，因完不成规定任务被加教8天。这些酷刑很多种，许多都是超出法律之外的，其目的就是胁迫这些访民放弃权利停止上访，比如新疆张建华：“种植的两千亩地因使用伊犁州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除不合格除草剂导致药害全部绝收，为此起诉到昭苏垦区法院，可法院在被告没有任何反驳理由和证据的情况下作出了违法，违纪一边倒的民事判决，举报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直申诉都没能得到合法的解决，举报人有寃无处申只好到北京申诉”，为了将其家人逼出办学习班，“昭款垦区公安局的民警穿着便衣估计20人左右把我家团团围住，楼上楼下，楼道里全部都是便衣，进出的人全部都要盘问，24小时守候，把举报人张建华家的水，电，暖全部停了困其三天三夜逼其出来到学习班，被困人员还有举报人的前夫和70多岁的老母”。

一些访民对拆迁手续表示质疑，对补偿额太低不满进而上访，会被认为是恶意的犯罪。比如江苏常州市姚宝华，2002年开始，常州市政府以建设开发区为由征用村民土地兴建大批商品房。因征地部门缺乏相关征用手续和补偿额度偏低，姚宝华开始带领村民维权。钟楼区人民法院2014年3月14日开庭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书中称：被告人姚宝华、刘勤凤、姚纳新以获得非法收入为目的，煽动不明真相的村民，以征地不合法、补偿不到位、安置不合理为借口，采用阻碍施工的方法，使开发商蒙受停工损失，迫使与其无利益关联的开发商与其进行交涉，强行索取开发商的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最后判处他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上访本是民众用于维护自己权益的一种方式，属于一种行政救济措施。一般说来，上访是民众觉得权利受到侵害，当地政府无法解决，而且这种侵害很可能就是当地政府或者在当地政府官员支持纵容下造成的，民众既不可能从当地政府那里，也不可能从当地法院那里得到他们认为公正的结果，于是才采取上访这个途径。那么上访到底有用吗？我们上面从数据中看出上访对当事人是一个多么艰难和代价巨大的旅程，那么总得有相应的收获吧，不过我们从访民数据中得到的结果却让我们失望，36个涉土地拆迁案例中只有两个案例的访民表示他们的诉求得到部分解决，一个是湖北洪运周表示他们反映得事情得到部分解决，但是他又说：“现政府拿出不管前任的霸道作风，再一次对洪运周的个人权益做出新的侵害行为。”一个是四川乐至的龙生和。所以从严格意义来说，这些上访的成功率为零。即使将两个部分解决案例算作上访的作用，这个成功率按照案件数也只有5%，按照访民人数则只有3.4%。这个数字让人觉得上访真是一件费力巨大成效低微的方式。

当然，从《访民数据》来研究上访制度难免有自身不足之处，这些我们也需考虑。首先，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特别是当前将越级上访赴京上访视为违法将这些访民视为高危人群，有关访民资料的收集相当困难，案例数量相对较少，由此必将给研究结果带来影响。因此加大收集资料的力度扩大收集渠道，是进一步研究的前提。第二，这个研究不是对上访制度全面的研究和评判，也不是企图改革上访制度。要注意到我们收集的资料带有它自身的特点。一些简单的短期的信访诉求可能由于在早期通过一些方式得到解决，而没有进入公众视线，由此我们也要有足够的警惕，防止以偏概全。当然这些都需要相应的资料和研究来支撑。

上访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和制度，公正的寻求和对民众疾苦的关心绝不只是法律的规定和宣传口号。上访和访民现象得出现不是偶然，绝不仅仅是刁民无理取闹，也不是天恩浩荡的展示。这个研究只想将上访的某个侧面展示出来，随着资料的收集完善研究的深入，相信我们才可以更为准确的描述以及正确对待上访。

【民生观察2020年6月28日消息】近日，湖北十堰市郧西县维权人金汉艳（女）告诉本网志愿者，她在2020年6月22日到郧西县纪委举报公安局领导时，被两名保安殴打受伤。报警后，派出所警察只带走她做笔录，没有将施暴者带走调查。

金汉艳反映，她们两姐妹金汉艳、金汉琴，家住在距县城2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田少地偏，长期以来温饱都成问题。94年姐妹俩同时参加高考并被丹江农校录取。97年毕业后，满心希望有一份固定工作却因被他人冒名顶替。在向当地相关部门反映、申诉没有任何效果后。2004年4月开始，姐妹俩10多次到武汉、北京上访不仅无功而返，还遭到当地政府的报复。2005年金汉艳、金汉琴同时被处劳教一年零九个月。

2009年9月22日，姐妹俩被郧西县地方政府同时以“精神病”为由，分别押送到十堰市红十字医院精神病科和东风汽车公司茅箭医院（十堰市精神病医院）无限期强制“治疗”。2010年4月22日，因十堰市“4·9事件”被媒体曝光，才被医院放出，此时，姐妹俩已被非法拘禁210天。金汉艳的亲友称，两姐妹根本没有精神病，但院方不听，仍然被强迫吃药打针（2010年4月27日北京市安定医院检查报告单可以为证）。由于长期被强迫服药、打针两次险些送命，身心受到极大摧残，至今头痛、头晕，四肢无力。金汉艳说为支付“医疗费”郧西县政府特批支付了住院费用，并且还特意给他们办了“低保”。

2013年4月3日，金汉艳来到湖北省委上访，在刚刚走到省委西门对面的路口时，突然从省委院内来了一辆无牌警车将金汉艳抓进省委院内，在车上金汉艳被这些人暴力殴打，之后又被关进了一间小黑屋内继续欧打，连续的殴打导致金汉艳身上多处受伤。并且，殴打的过程中，这些人还抢走了金汉艳的手机、射像机等物品。殴打过后，金汉艳看到省信访局工作人员刘楚明、魏俊、十堰市郧西汉办人员杨杰等人来到现场，这些人威胁她不许到省委来“闹事”，之后才把她驱离省委地区。

2020年6月22日，金汉艳来到十堰市郧西县纪委递交举报材料，她要举报郧西县公安局领导王维（音)，举报内容主要是：在2005年8月24日，时任郧西县委办公室主任王定斌，经过反复查验金汉艳、金汉琴姐妹被人冒名顶替工作后，就给两姐妹安排了新的工作单位，让她们在当年8月30日到县烟局正式上班，并且出具书面承诺，保障姐妹俩在一年内获得正式单位编制。但是没过多久，郧西县公安局领导王维就跑来抢走了这一文书。此后，姐妹俩的工作就再也无人安排，她们又开始四处上访告状。

2020年6月22日早上8时许，金汉艳再次来到郧西县纪委信访，县纪委来了一个接待人员对金汉艳说：“我现在要上二楼开会，你先等着”，这时金汉艳就站在接待室里等候。等了几分钟，突然来了一个保安叫金汉艳出去，金汉艳说：“我不出去，我等领导开完会后，找他们办事。”。趁金汉艳没有防备之时，这名保安突然抓住她的身体往外拖拽，此时另一名保安也冲过来加入拖拽，两名保安扭住金汉艳的胳膊把她拖出接待室，扔在了门外的马路口处，金汉艳站稳后才发现，自己的胳膊和左脚已经严重扭伤。

随后，金汉艳拨打110报警，8：50分左右来了两名派出所警察（警号分别为：047760和047912；其中一名警察叫余安平，他手机号为：18986907616），警察到场后把金汉艳带到了十堰城关镇派出所调查，说是调查，但是却滞留了里面二个多小时没人管，无奈金汉艳多次拨打警察余安平的电话询问情况，一直等到11：54分，警察余安平和警号为：047760的警察才把金汉艳带到派出所后面询问室了解情况，并做了做询问笔录，问询一直做到下午13：30分才结束。问询结束后，警察把的金汉艳手机和背包归还给她，但什么答复都没有。不仅如此，警方一直都没有将打人的保安传讯到派出所，出警时只带走了金汉艳一人，两名打人的保安一直都在政府门口值班。对此，金汉艳十分气愤，她表示会进一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金汉艳联系电话：13593756243

【民生观察2020年6月9日消息】2020年6月5号接到江苏维权人士吴继新的信息：吴继新从2003年上访到今年3月30号已整整17年的进京维权经历，吴继新说：徐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兼信访局的王局长还有公安局相关等，已责令徐州市中级法院重新调查其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两会”前为了维稳相关领导说的非常好，要及时的解决吴继新的上访问题，但是没想到全国“两会”一结束，这个王局长于6月5日下午，召集徐州市公安局的陈政支队长，及郅州市法院、邳州市信访局领导，到泉山区庞庄办事处信访接待室，告知吴继新他的合同纠纷案法律程序已经走完了，只有到检察院申请抗诉监督一条路了，江苏邳州相关领导与全国各地处理信访案件一样，维稳期间就是“画饼充饥”等维稳期间一过去，就“万事大吉”了，用尽各种非法手段无任何法律文书给案件终结。

2019年9月23日晚上，吴继新在北京70年大庆前被二十台车的北京公安局带走，依寻衅滋事罪刑拘37天后释放出来，随后被徐州市委、市政府、泉山区委、区政府接回来江苏徐州后，在2019年11月29日至2020年6月5日，徐州市政府王副秘书长监督徐州市信访局王局长，招集公、检、法、邳州市领导、泉山区领导、检察委领导多次开协调会议，当时王秘书长说：吴继新你不用说了你所反应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今天2020年6月5日我们所有部门都已经到会议现场，我们口头告知：你的合同纠纷一案经过一审二审，再审已经属于案件终结。徐州市中级法院叫吴继新抗诉，吴继新回答：永远不抗诉永远上访，吴继新知道因为法律不会为弱势群体主持公道。

徐州市信访局的那位领导当场宣布吴继新的事情终结了把所有的事移交给泉山区了。但是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口头答复告知吴继新没有任何文字法律文书，因为他们怕吴继新拿到终结法律文书后到北京告他们，按照案件终身责任制，所以谁也不敢给吴继新案件终结法律文书，有事的时候谁也不承担责任，即使目前口头告知案件终结，相关领导也可以不承认的。毁约与欺骗是他们处理访民的一贯作风。

吴继新手机号：13051785798

【民生观察2020年2月12日消息】湖南省湘潭县三级政府渎职枉法侵占村民土地1200亩长达7年，当地农民多次联名揭发检举，却遭到地方官员的打击报复，被信访拦截，被非法关押，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行政拘留等。

谭翠英，系湖南省湘潭县梅林桥镇谷塘村五星组村民，扶贫助学十二年，失地后为湘潭县易俗河镇谷洪村居民。

村民反映，湘潭县三级政府为谋政绩，打着打造新农村示范村的旗号，开发《湘潭县梅林山庄乡村旅游度假村》建设项目，无视法律法规非法暴力强征强占村民耕地与林地1200亩，至今长达7年的丑恶行径。

2012年6月18日，谷塘村组委会签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租赁谷塘村，五星、荷叶两组耕地与林地，时效为42年，即进行非农业建设，对耕地进行毁灭性破坏，在耕地上种树，修路，建湖，建房。

以上所述是典型的“以租代征”，通过租用农民集体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擅自扩大建设用地规模，欺下瞒上规避法定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同时规避交纳有关税费，履行耕地占补平衡法定意义，影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和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

2013年12月23日，湘潭县政府出具公示征地公告，未公示《湘潭县梅林山庄乡村旅游度假村》建设项目相关的审批手续及征地红线审批图。

2013年12月31日，湘潭县国土资源局、梅林镇政府、谷塘村组委会签定《土地征收协议》并成交，占地面积为196.1445亩。2014年成交土地面积为88.6965亩。2019年成交土地面积为267.18亩。少披多征面积总和为552.025亩，余下的700多亩被无偿占用。

2014年，湘潭县政府在此项目无相关审批手续及征地红线审批图，动用公检法非法关押村民，暴力强征强拆村民合法房屋。

2015年，湘潭县国土资源局拆迁事务所出具公示迁坟公告，未公示山林审批手续，亦无山林审批手续。雇佣黑恶势力打压村民，夜挖村民先人祖坟上百座暴尸荒野，毁村民油茶林与经济林。

当地7旬老人名罗竹清，家里先人祖坟被挖的尸骨无存，油茶林被毁，她的老公周汉秋信访几年，一直被政府相关部门踢皮球，最后气恨交加，劳累至死！

以上所述，句句属实，有凭有证，湘潭县三级政府违法、违规暴力强征强占村民土地7年，当地村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老无所养，病无所医，甚至有部分村民居无所住。

几年的信访维权，揭发检举，缘于上级部门将信访举报材料转回事发地，于是有村民遭打击报复，信访拦截，非法关押，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行政拘留。

他们公然不顾法律，凌驾于法律之上，对信访维权、揭发检举者采取的任何手段都不受法律控制。

村民今在此向社会，向媒体呼吁，希望能引起上级领导及上级职能部门的重视，依法查处，追责问责，让村民早日告别维权，安居乐业！万分感谢！

村民谭翠英：18711310199

【民生观察2019年11月25日消息】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73岁老人王际武因信访反映诉求，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在看守所羁押期间病重却得不到医治，申请取保被拒。

王际武，1947年8月出生，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五里铺镇人，今年73岁，退伍老兵，曾担任其所在村的村民小组组长。

1997年，原沙洋区（1998年撤区设立沙洋县）土地管理局、原草场乡政府部分工作人员突然借土地详查之名，要求草场乡各村住户宅基地限于100平方米，超出部分每平米罚款40元，不限期缴纳就拆除。王际武夫妇说，这个决定他们没有看到过任何书面文件。王际武当时所在的草场乡大元村（后草场乡并入五里铺镇）就此召开村组长会议布置任务，据称，完成任务会有奖励分成。

对此，王际武提出异议，一是之前从未有规定宅基地不能超过100平方米，区土管局的决定于法无据；二是大部分村民的宅基地都是祖辈世代居住继承而来，1992年左右又按村集体统一规划建设，没有违法违规的建设行为。沙洋区土地管理局等人岂能在没有任何政府文件的情况下就说是违法建设？以后是不是随时可以再说，超过90、80、70平米的是违建，再进行罚款？三是村里百姓生活拮据，人均土地只有0.7亩，小孩上学读书都比较困难。

由于王际武不配合工作，区土管局于1997年7月12日对大元村村民下达处罚决定书。村民推选王际武等为代表赴荆门市国土局反映情况，并请律师写了复议材料递交。1997年10月5日，区土管局对拒不缴纳所谓罚款的村民房屋进行强拆，村民世代居住的合法住宅被强行推倒，房屋、院落、厕所、猪圈转瞬沦为废墟。因影响恶劣、村民抗议，强拆7户住宅后被迫暂停。

在咨询律师后，王际武得知，按《城乡规划法》，只有乡镇一级政府和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才有认定违章建筑的职权，区土管局的处罚决定完全于法无据，更不合情合理。9月7日、10月6日，王际武就区土管局的处罚及强拆决定多次到沙洋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立案庭都不予受理，一直到1998年，以已过诉讼时效为由给出一份不予立案的裁定书。王际武不服，上诉到荆门市中级法院，中院发回重审，沙洋县法院仍然不予立案。

由于该案得不到公正处理，王际武开始向沙洋区、荆门市、湖北省等各级政府部门反映情况，自此开始信访，通过行使信访权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此期间，2010年，沙洋县出台《关于解决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障等遗留问题的意见》，王际武和妻子杨天香都符合参保条件，但五里铺镇政府拒绝给他们办理，王际武夫妇认为这实际就是镇政府对他们信访维权的打击报复。后几经反映、协商，2012年王际武才办理了社保，但每月领取的退休金比其他同类条件的人员少很多，而且金额不确定。王际武的家属说，他能领取多少退休金，要看镇政府工作人员的心情，有时别人领1400多元，而他才领300多元。

王际武的妻子杨天香的社保却一直无法办理。2015年，杨天香就此向沙洋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驳回杨天香的诉讼请求，后上诉、申请再审等，都被驳回，理由是依2011年以后湖北省当地出台的相关规定，必须具备城镇户口才可以办理社保，身为农村户口的杨天香不具备办理条件。但是，杨天香早在2010年就依据《关于解决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障等遗留问题的意见》提出了办理申请，应依当年的规定办理。据王际武夫妇了解到，当时沙洋县五里铺镇和杨天香相同条件办理了社保的非常多，唯独杨天香被一直拒绝。

2011年，王际武帮二女儿建房时，因高压线路导致安全事故，他这才得知从女儿住宅旁边低空架设而过的电线竟是上万伏的高压线，电线线路规划及安全措施不合规定，有极大的安全隐患。他向供电所申请做安全防护，对方称需支付100万元。王际武多次寻求协商，供电所仍然不予解决，甚至他们恼羞成怒，对王际武暴力殴打。据王际武的家属介绍，当时供电所的工作人员用拳头猛击王际武的太阳穴、挖眼睛，手伸进他嘴里猛戳，腮、腭、舌头，嘴里鲜血直流。之后王际武被送往医院，当时他因殴打而暂时性失忆，头部软组织挫伤、腭咽部粘膜戳伤。

出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后，王际武提起民事赔偿诉讼，但沙洋县人民法院不予立案，理由是该案已经经过司法调解了。王际武说，他对调解协议的事情完全不知情，也没有签字，沙洋县法院出具的一系列法律文书上却有手书的他的名字，他不知道是谁冒签的。王际武认为本案承办人员涉嫌伪造证据、枉法裁判，对其提起控告。

据悉，王际武刑事案件一审庭审期间，其辩护人对《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确认申请书》、《湖北省沙洋县人民法院送达回证》上“王际武”的名字进行了笔迹鉴定，鉴定结果表明这些签字不是王际武所写。

2018年11月15日凌晨，王际武和妻子杨天香到武汉看病时，在宾馆被沙洋县公安局抓捕，王际武说当时公安没有出具任何手续。之后，他们被带回沙洋县公安局五里铺镇派出所，当天王际武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羁押于沙洋县看守所。2018年11月19日，沙洋县检察院批捕，2019年1月17日移送审查起诉。2019年3月22日，沙洋县检察院向沙洋县法院提起公诉。

起诉书指控王际武多次上访，“随意殴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构成寻衅滋事罪。沙洋县检察院指控其构成犯罪的事由包括：

（1）2016年2月的一天上午，王际武和妻子杨天香在五里铺镇信访办公室“缠访不走，一直到次日凌晨2时”。对此，王际武称，当天他是去信访办公室反映自己的信访诉求，因为前一天副镇长杨某某答应给杨天香解决社保问题。他们到镇政府办公室后，杨某某让他们坐在那里好好反省一下，为什么给别人都办了，不给他们办，“想明白了再说！”

于是两位老人就坐着等待，期间还因催促杨某某而遭遇殴打。王际武的家属说，打的胳膊都抬不起来了，之后为此事，家属、村里工作人员、镇政府书记还专门召开过一次协调会议。回忆起这些，杨天香感叹道：“我们两个70多岁的病弱老人，寒冷的冬天，谁没事愿意在镇政府坐到凌晨？又怎么‘缠’得动那些年轻力壮的人？”

（2）2017年3月28日早6时许，王际武夫妇把生活用品搬到五里铺镇政府办公楼一楼大厅，并“大声喧哗闹访，造成群众围观”。王际武解释，是之前他到湖北省政府信访部门反映情况，五里铺镇工作人员前去截访，当着省信访局领导的面表态说：“你跟我们回去，回去一定解决问题，再不给你解决，你就住到我们镇政府里。”但王际武和他们回到五里镇后，解决问题的承诺却没了下文。

2017年3月28日，王际武再次去镇政府反映诉求时，想起之前镇政府工作人员的承诺，就一同带去了生活物品。王际武说，他是早晨6点到五里铺镇政府的，现场没有人，他把生活用品放在一楼大厅靠近墙的一侧，没有引发围观。镇政府8点上班后，工作人员及派出所警察过来劝导，他就把物品搬离了，前后总共二十分钟左右，他没有不听劝，更没有造成镇政府工作秩序陷入混乱。

（3）2017年7月20日，王际武到沙洋县纪委信访室反映信访诉求，抓伤工作人员孔某某左臂和脖子。王际武及该案一审时的辩护人解释，他没有抓伤孔某某，“只是伸手做了一个拉的动作，连衣服都没碰着”。一审庭审时，公诉人出示的相关证据，病历材料竟然是孔某某全身软组织挫伤，有胸片、脑电图扫描，和指控的伤情完全不一样，且诊断票据编号显示是2016年！起诉书只是称抓伤该人左臂和脖子，一个70多岁的老人伸手做了一个拉的动作，怎么能让一个年轻力壮的人全身软组织挫伤？这份证据材料从何而来？

（4）2017年7月21日，王际武在沙洋县政府门口，咬伤县政府保安褚某某手指，伤情鉴定为轻微伤。对此，王际武否认他曾咬伤褚某某。据王际武一审的辩护人介绍，所谓的伤情鉴定，竟然只是依据据称是褚某某当时就诊的诊所的医生在一年多后出具的情况说明，没有任何医院的诊断证明材料。

（5）2018年1月9日，王际武夫妇到五里铺镇政府镇长办公室，王际武把镇长侯某某的材料“掀到地上”。王际武和杨天香解释，当天他们去反映信访诉求，期间杨天香因突然犯疾病呕吐不止，无法正常坐立，王际武希望工作人员帮他把杨天香送医，但遭到拒绝，王际武也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情急之下碰翻几本书。杨天香忍着病痛将掉在地上的书捡起来，诚恳地向侯某某道歉。但侯某某不依不饶，不但置忍受病痛折磨的两位老人于不顾，还打电话报警。

五里镇派出所警察把他们带到派出所，直到晚上近9点才允许他们离开。离开派出所后，杨天香求助当地的惠民药店，身体状况暂时得以平稳，但第二天她就住进了医院，住院8天后才有所好转，有惠民药店的证明和住院记录等相关诊断证明。

2019年7月9日，王际武涉嫌寻衅滋事一案在沙洋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尽管王际武及两位辩护人当庭陈述了详细的事实情况，指出控方诸多证据涉嫌伪造、证人证言相互矛盾，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王际武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但沙洋县法院还是于2019年9月3日下达一审刑事判决，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这位73岁的老人有期徒刑1年6个月。接到一审判决后，王际武向荆门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

王际武的家属称，他身患脑萎缩、白内障、高血压等疾病。在沙洋县看守所羁押期间，又因腹部疼痛肿胀难忍被看守所送往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直肠部位“见多处小隆起”，“直肠多发隆起灶”，医生称需要进一步观察、检查，但一直被羁押的王际武再未能就此接受充分检查和医治。王际武的家属咨询北京医院的医生，医生表示这种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应当立即住院治疗，确定病情，以防恶化。

王际武二审的辩护律师李对龙会见他时，他说现在腹部疼痛肿胀越来越严重，走路都困难，不能长时间站立。但老人对案件的态度依然坚定，认为自己是因案件处理不公而信访维权，不构成寻衅滋事犯罪。

二审期间，王际武的家属向荆门市中级法院递交了取保候审申请书，也向荆门市检察院递交了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但目前法院答复不予取保。王际武的家属非常担心，不知耿直倔强的老人还能坚持多久？

人权观察员认为，上访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也是公民反映个人诉求并寻求解决的一种途径。王际武是因上述三件事得不到公正处理而信访维权，有明确的个人诉求，目的和动机不是为了取乐、寻求精神刺激、无事生非，而是为了反映作为一名公民的诉求。故其不符合寻衅滋事罪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该案一审判决时，辩护律师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法官却未予采纳。

希望二审荆门市中级法院能公开开庭秉公审理此案，还73岁老人一个公道！

【民生观察2019年9月19日消息】本网获悉，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强拆受害者顾桂华，于9月11日被当地警方以扰乱单位秩序为由行政拘留7天。昨天（9月18日）顾桂华期满获释,此前被关押在 南通市第二拘留所。

顾桂华讲述，2018年3月29日她位于崇川区法果路南川园路交界路口西北侧的房屋，被南通市文峰街道办事处、南通市崇川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暴力强拆。她家房屋是多年前建造的，此房屋已经远远超过二年的拆违规定，根据相关规定，政府拆除她家的房屋必须走法律程序。但是，此次拆迁却时未走法律程序，强拆人员只是简单粗暴的派来打手，野蛮的推搡拉扯房屋所有人，非法控制她一家人的人身自由，而后快速的强拆了她们的房屋。

顾桂华说，“2019年9月11日,我去江苏省高级法院就房屋被强行拆除一案询问再审事宜,结果被南通市文峰派出所一干人等，强行带进南通市观音山派出所进行所谓的“传唤”。随后由南通市崇川公安分局文峰派出所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我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其理由是:扰乱单位秩序。这样的理由让我很诧异,如此荒谬上不了台面的理由,居然变成了一个行政机关拿出来随心所欲压制民众,看起来还挺‘强有力的武器’。2019年9月18日,我刚刚从拘留所出来，就收到江苏省南通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书。判决书确认，被告南通市崇川区文峰街道办事处、南通市崇川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于2018年3月29日强制拆除我位于法果路南川园路交界路口西北侧房屋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

对此，顾桂华表示，“上访本就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也是公民反映个人诉求,并寻求解决的一种途径。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信访条例》,自觉维护公共和信访秩序,遵守法律、法规,向政府信访部门反映我的诉求,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试问有哪条法律法规规定正常合法上访会受到法律制裁?试问南通市崇川区公安分局文峰派出所，是哪条法律法规赋予你们异地执法的权利?试问南通市崇川区公安分局文峰派出所，对我进行行政处罚的证据依据又是什么?请大家给我评评理,持续关注我,谢谢！”

据悉，江苏南通市的暴力强拆现象特别严重，已经有多家私房遭到了暴力强拆，而差不多时间被暴力强拆的，还有南通市文峰街道的周建新、周跃荣以及南通市港闸区的张如英。

顾桂华电话：15051253062

【民生观察2019年7月6日消息】本网获悉，重庆维权人土肖建芳于7月2日前往北京上访，遭北京警方拦截扣押，后被交给地方接访人员带回，期间遭到警察殴打，在被非法关押长达20多个小时后，于昨天上午10点多钟获释。

据悉，肖建芳于7月2日上午9点30分在国家信访局反映征地拆迁，以及被地方政府打击报复构害入狱等问题。当天下午16点20分在西单商场门前，被北京警察以查验身份证为由带到府右街派出所；晚上19点30分左右被府右街派出所警察带到马家楼关押；20点30分被工作人员接到北京市丰台区高家场46一3号（黑监狱）关押；7月3日下午16点30分左右高家场46一3工作人员，把肖建芳交给重庆市渝北区龙山派出所接访人员贺朝阳及龙山街道和松石路社区等3人，后一起乘坐Z3北京西至重庆北的火车，于4日上午11点40分到达重庆。

当天中午12点10分，贺朝阳强行把肖建芳拽进龙山派出所进行殴打，下午16点10分左右在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警察对肖建芳进行询问做笔录，笔录的理由是告知肖建芳于2014年8月曾被北京警方拘留过，警察还要求肖建芳向龙山派出所报告其行踪和与朋友的交往。在被非法关押22个半小时后，肖建芳于7月5日上午10点35分才被释放。

肖建芳对本网表示，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说出事实的真相是公民的义务。但警察却威胁、恐吓她不许在网络上自由发表言论，不许发境外敌对网等等。

肖建芳，重庆市渝北区人，维权公民，公民记者，中国曾押维权人士。2003年重庆市渝北区政府在没有与她签订任何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就抢走其一家人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房屋，至今她都没有得到政府赔偿，为此她被迫走入上访维权之路。

期间，因其多次逐级投诉，且到北京上访维权，不仅毫无结果反遭当局屡次截访打压，随后开始意识到个人维权与群体维权、个人冤屈与国家自由民主政治的息息相关性，认识到社会公民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重要性，随后即成长为当地知名的公民记者，并帮助多起维权抗争事件进行适时的呼吁与报道。

2014年10月17日—18日，曾因进京维权，并与多人前往世界互联网大会现场举牌呼吁“保障互联网自由，停止打压维权信息传播”，而遭北京警方围堵，且被非法押送至北京市高家场46-3号黑监狱，期间遭警方使用电棍殴打、戴手铐等暴行。

2015年8月14日，再次因维权抗议行为而被重庆市渝北区警方非法传唤，并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随后被羁押于重庆市渝北区看守所，之后被渝北区警方转正式逮捕和被重庆市渝北法院不公开审判，判处有期徒刑2年4个月。2017年12月13日，刑满释放。据了解，曾被超期羁押于渝北看守所长达723天，曾被枉法刑拘和服刑，失去自由时间长达850天，法院开庭之日竟不通知家属，此前在重庆市女子监狱服刑。

2018年2月25日，肖建芳与重庆维权人士付淑清、郭兴梅等三人，在前往北京途中遭到拦截绑架；2018年6月4日，肖建芳欲前往济南旅游，在重庆北站又遭8、9名不明身份人员拦截殴打。

肖建芳电话：17823326093

【民生观察2019年2月10日消息】本网获悉，河北邯疫苗受害家庭韩现飞之子，于2019年2月8日晚上6时许因病不治，不幸去世。

据孩子的爷爷韩兆杰介绍，他们是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杜村乡人。他的小孙子在2015年8月6日，在乡卫生院下属的村卫生院接种麻风疫苗后，当天下午就开始剧烈发烧，虽到医院做退烧治疗，但两天后的早上就突然抽搐，呕吐，嘴唇发紫，脖子向一边歪邪，眼睛向上翻，全身缩成一团。见此情形，全家人崩溃的像天塌了一样的难受，急忙赶往县医院急救。路途中，孩子又在二十分钟之内又反复的抽了5、6次，之后就意识模糊。

到达县医院后，医院确定为病毒性脑炎，县医院建议转院，又转院到市医院，市医院院长过来看着孩子脸色发黄，血压高到160，摇头无能为力，这时孩子已不省人事，呼吸困难，完全昏迷。随后转院到省儿童医院，在路上跟车的大夫告诉我们孩子随时都可能不行了。孩子的妈妈和奶奶受不了这个打击，也晕到在了车上。抵达省儿童医院后孩子立即被送入重症监护室，会诊后主治医生就给家人下了病危通知书，孩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孩子昏迷了一星期，最终小孙子的命虽然保住了，但手脚乱动，眼睛看不见，意识完全模糊，从鼻子插胃管进食，睡觉只能靠水合露醛才能入睡，还不停地低烧，不时有癫痫发作。几经救治，孩子还是不见好转，至此省儿院也无能为力了，他们建议家长去北京的医院救治。

到北京儿童医院、儿研所等地诊断后，医疗专家们都摇头表示无能为力，他们只是控制发烧了。当年年底，家人又带孩子到武警总院做了一次干细胞手术，但疗效还是不尽人意。到今年为止，小孙子从发病到现在已快三年了，还不会翻身，不会坐，不会说话，意识不清醒，自己和家人轮番照顾孩子，老伴儿都累垮了，两老累的胸闷、气短，手拿不了东西了。孩子的父母又要工作谋生，赚取医疗费用，又要上访维权，也是累的不行。

孩子的父母找过村医院、乡卫生院、县疾控部门，还找过邯郸市医学会专家，他们就看看了孩子，就说是偶合的调查诊断。因孩子还在低烧期，还需要回北京治疗，也没有再用看病的钱去省医学会做鉴定(市医学会说做鉴定要支付5000元鉴定费)。再说，他们医学会、疾控部门还不都是一个部门领导，运动员、裁判员都是他们，他们的鉴定结果可信度很低。孩子的父母也多次到县信访部门信访，但最后都是互相推卸，无限期拖延查证，直至孩子病逝也无人问津。并且，上访的结果还将家人列为维稳对象，孩子的父母不时遭到维稳拦阻。

2019年2月8日晚上6时许，小孙子终因病不治，不幸离世。噩耗传来，家人哭的肝肠寸断。医生随即告知家长“趁孩子身体还有温度的时候，赶紧给孩子买身衣服换上，希望孩子走的体面些。”孩子的母亲闻讯当即哭的昏死过去。

我们的小孙子于2014年10月29出生，2015年8月在河北邯郸临漳接种麻风疫苗后致残‬，2019年2月8日致死。我们家人决定一定要为孩子讨个说法！孩子从打了预防针后就开始发烧，第二天接连犯病，这些病症与有害疫苗的人体反应一致，这就是接种了“问题疫苗”的最好证明。政府开办的疫苗接种机构，以及政府监管的疫苗生产企业，他们必须接受审查，政府必须查出真凶，并绳之以法。一针疫苗毁了孩子的一生，儿童本来是天真活泼可爱的“天使”，可一针疫苗一个健康的孩子从此就不能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家人就只能以泪洗面，这种悲痛，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好好的一个孩子再也回不到了，政府监管部门却不闻不问，令人心寒。不仅如此，家人准备到国家信访局上访时，维稳当局却多番阻扰、拦截。

据了解，中国官商勾结现象严重，疫苗监管混乱。问题疫苗大规模爆发可追溯到2007年山西疫苗事件，在山西省发生多起儿童注射疫苗后致伤致死。随后数年间，又曝出接连发生大规模影响之事件，如：2008年，辽宁省大连市的大连金港安迪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在11批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中，添加成分外核酸物质，但问题疫苗在2009年才检出；2013年11月至12月，中国南方地区出现多起婴儿注射乙肝疫苗后，引起致伤致死的事件，主要涉及厂商为深圳康泰生物，其生产之疫苗制品之前已屡次出现严重不良反应，但最终均被当地医疗主管部门认定为“偶合症”；2016年山东疫苗案，涉及中国的十八个省市，涉案金额达5.7亿元，虽然疫苗本体生产合规，但是由于运输与储存不达到冷链标准，而引起疫苗变质。涉案人员明知疫苗情况，仍然进行变造销售，后因涉及地方众多、社会危害性极大，成为公安部督办案件，同时也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关切；2018年7月，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曝出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不久又曝出生产量更大的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百白破效价不足疫苗，长生生物涉事252600支、武汉生物涉事计400520支）；根据披露，涉事企业之前曾发生行贿与疫苗不良反应的诉讼。一时之间引起信任恐慌，中国大陆历次疫苗事件累积的信任危机爆发。

问题疫苗事件爆发后，各地疫苗受害家长开始上访维权，但是他们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被遍布全国的维稳系统监控，有许多上访家长被拘留、非法截访、非法拘禁。

韩兆杰电话：18500850553

【民生观察2018年11月8日消息】辽宁铁岭杨秀梅，女，53岁。杨秀梅因父亲在1972年5月发生的工亡亊件，工伤死亡未得到工伤死亡家属待遇反而还遭到要一些不明不白的一些费用等，在逼迫下依法逐级上访，在维权上访过程中恶梦开始了，维权上访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反而遭到多种打击报复，手段极其残酷，用尽各种黑社会手段，断水断电，半夜三更到家砸锁敲门，持枪威胁等。

杨秀梅在1985年知道欠下不明不白费用就开始找，1991年到法院起诉无果后，然后就走上了无止尽的维权之路，维权过程中连续打压从不停止，并且在维权上访中非法拘禁拘留七次，刑事拘留一次，劳教三次共计7年，在劳教所被迫害患病严重的心肌梗塞，在辽宁‘马三家’劳教医院治疗过，劳教医院没有条件医治造成至今终身患心肌梗塞，现在经常发作，因为上访家里七旬老母被非法拘禁4天不给任何手续，被害患脑梗塞，有北京医治病历等。

杨秀梅在维权被非法劳教三次七年中受尽酷刑与折磨，“马三家”劳教所是众所周知的迫害法轮功的基地，“马三家”劳教所完全是一个反人类的法西斯基地，是薄熙来与王立军在辽宁任职期间的犯罪证据，杨秀梅在维权过程中在共计七年的劳教中，不堪回首的往事历历在目，那种心酸的历史永远无法忘记，这是历史的见证，永远刻在心里无法抹去，这些反人类的罪证终将会受到惩罚。

杨秀梅在维权上访几十年中，在北京多次得到中央信访机构的督办函等，多次督办，交办转办。责令地方解决问题，可地方政府的领导只是谈，录，照不解决任何问题，继续以各种理甴，欺上瞒下，不作为，乱作为，渎职顽固之首，如：2012年报假，称杨秀梅父亲工伤死亡信访三级终结；2016年再次报假说杨秀梅铁西的案子已三级终结，称杨秀梅不是铁西人，又不是铁西事；2017年至2018年又等再次报假。国家信访局的领导们，以前是许杰控制信访，截留信访登记次数，销帐，销号报假等行为最终许杰以贪污受贿罪被判刑。

中国的信访制度就是一个把访民“往沟里带”的一个机构，此机构造成上亿上访者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由一个小案造成滚雪球一样变成大案，有的因为上访造成命都没有了，无数上访者死在上访的路上，现在国家信访局还是一样有销号，销案，终结等手段，国家信访局局长舒晓琴在“两会部长通道”对媒体说信访案件解决了多少多少等，还说在家里动动手指网上投诉就可以得到解决问题，很多访民看到后指责舒晓琴说假话，众多访民要求舒晓琴公布解决访民问题的明细表，信访局能公布这些数据吗？。

现在他们还在风头浪尖上以身视法胆大妄为，是谁赋予他们的权利？又是谁在充当他们的保护伞？拿着人民的纳税钱不为人民服务呢？拿着人民给予的权力乱杀无辜，让百姓投诉无门，几十年上访被欺骗被坐牢，被失踪，被监禁，被致残等等系列案件数不胜数。

希望撤销国家信访局所有机构，不要再用信访机构欺骗维权访民，依法还民，依法解决问题，该解决就解决，该协调就协调，实行三权分立行政不干预法律，还访民一个安居乐业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