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13年已过去，民生观察团队感谢大家这持续一年的关注。这一年，我们报道了大量被精神病侵权案件，得到社会广泛关注，为被精神病公民争取了维权的时间。并提供大量的相关案例，作为国际社会审查中国人权的依据，及以此引起了国际人权机构对中国政府乱用医院关押正常人的谴责。其中，民生观察重点关注的黑龙江哈尔滨现仍在精神病院中的被精神病者邢世库案，在相关人权机构的推动下获得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关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该案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质询。

这一年，我们采访的“被精神病”人员范围极广，有比较高层的党委书记、法官、大学老师；也有底层的猪贩、农民工、普通职工；有政治反对的公民遭受迫害的；有家庭暴力被送精神病院的；有被村政府关铁笼的精神病人；有无法出院的精神病人；人数最多的是上访被政府送入精神病院的正常公民。这一年，我们从电话采访、网络访谈、实地暗访、面对面交流、网络搜索等仔细的了解被害人的情况。跟他们的家里人沟通，全面具体了解侵权行为和迫害遭遇，以及后来的申冤无门、司法不公等，帮助受害人呼吁，谴责这种不人道的行为。

这一年，我们知道了精神病院的十大酷刑，分别是捆绑、长期囚禁、吃药、打针、电击、殴打、侮辱、威胁、鼻饲、虐待。这一年，我们熟悉了很多医学名词，如精神分裂症、偏执型精神病、精神病待查、偏执型精神病障碍、躁狂发作、偏执型人格障碍等。

这一年，我们继续登记被害者的数据，包括受害人的年龄、职业、家庭住址、性别、信仰、因何被害的基本信息，让大家一目了然的能看到中国被害者的基本情况，这也是我们日常工作必不可少的一个基本内容。民生观察网被精神病数据库整理的资料显示，数据库已收录了近一千名“被精神病者”。这一年，我们收集、发布大量的精神病卫生专家和法学专家讲座论文，全面探讨国家对于精神病患者以及被精神病权益保护的得失，社会对于精神病患者的无视和被精神病患者的冷漠态度，其中有文章指出“要治被精神病，先治权力病”等很有观点的评论文章。

二、2013年《中国精神卫生法》实施后被精神病现象远未终结

2013年5月1日起，中国政府颁布的《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曾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希望，但此后被精神病现象。尤其是公权力制造精神病现象并没有终结，甚至在北京这样的“天子”脚下仍肆意横行，其“执法”仅仅局限于书面上。通过我们一年的采访调查和工作，我们发现在2013年5月1日《中国精神卫生法》实施后被精神病现象仍屡屡发生。

辽宁张海彦。张海彦是辽宁省丹东市下辖的凤城市人，多年一直在上访。《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志愿者文风于2013年10月底电话采访了张海彦，2013年全国运动会8月31日在沈阳奥体中心开幕，当天张海彦到了奥体中心，但就在当天，凤城市凤凰城公安分局的七、八个警察赶到了沈阳，他们在沈阳奥体中心外抓住了张海彦。一顿殴打后，张海彦被带回了凤城市，他先是被拘留。拘留期间，张海彦被鉴定为所谓的“偏执性精神病”，于10月11日被凤凰城公安分局人员从看守所强制送进了凤城第四医院（精神病院），近二十天后张海彦才被从精神病院中放出，这是张海彦第一次被精神病。

上海范妙珍。范妙珍是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创建村136号人，2013年10月11日，范妙珍在村委会，碰到一个叫顾忠良的队长，跟他讲了几句话，政府雇请的打手唐小量说不要理她，范就问唐小量你在政府是什么身份，结果猛然一个耳光扇到范妙珍的脸上，并且把她推倒在水泥地上，搞得浑身是伤。为讨说法，范妙珍天天拦官员的车。2013年10月17日傍晚七点，崇明县创建村村委代表蔡石村长和长兴镇派出所民警史晨浩把范妙珍送到上海市崇明县精神卫生中心，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送范妙珍来了。范妙珍的大女儿王荷英联系不到母亲，在母亲的朋友孔令珍等多方打探下终于得知被关在这个县精神卫生中心的“囚笼”里，众人赶到救援时，医生殷杰等的回答是“她是政府关进来的人，要政府出面才肯放人”。

安徽代课教师方道明。方道明，安徽省黄山市歙县霞坑镇霞坑村人，因工作问题而上访。2013年10月12日，在北京上访的方道明为了生存，应聘到北京国泰保安公司做保安员，公司于10月29日发现方道明是上访人员，就予以辞退，并克扣了劳动合同法规定的500多元工资，他就跟公司相关负责人理论，在中共三中全会的前一天11月8日晚，国泰保安公司赵副经理和刘姓员工在方道明原上班的万寿路超市发厨房，将方道明按倒在地殴打，北京海淀区万寿路派出所随后赶到现场，未上前阻止他们殴打行为，反而将方道明反铐至万寿路派出所，并送往久敬庄信访接待中心，在此被非法关押二天后，10日上午，万寿路派出所刘涛警官（警号037854）问方道明你以后打算怎么样？方回答还要继续上访，就这样方道明被送到了北京昌平区华一中西结合医院精神病四科。这次方道明被关押上了21天。在此前，因上访方道明就被关过精神病院。
湖南唐学成。唐学成，1964年8月4日出生，湖南郴州市北湖区芙蓉乡廖家洞村五组，因承包金属矿纠纷而上访。因上访，2006年11月唐学成第一次被关精神病院。2013年8月8日早上，来到北京的唐学成像平常给各机关部委寄信一样，准备好材料，为了安全，坐车离开自己住处，跑到较远的地方找邮局，可在北京这个无缝监控的城市，就是你入地三尺，只要政府想找，就没有你的藏身之地，当他自认为安全的找到邮局刚踏入大门时，三位穿着制服的人就出现在他面前，就这样他被带到北京市丰台区洋桥派出所，下午由该所警官石志凯等三人押送至北京市昌平区华一医院（精神病院），唐学成从8月8日一直被关押到9月5日，期间没有给予任何书面检查报告或法律依据，只有一张出院时的物品扣押清单。

湖南彭兰岚。2013年12月20日，正在北京的彭兰岚再次来到北京右安门一带散发国家人权计划、人权信息登记表，被警察抓住要求彭随他们走，彭兰岚对此予以了拒绝，结果警察竟对彭兰岚动手殴打，打得彭兰岚多处受伤。最终，彭兰岚被带到了北京右安门派出所，到派出所后，警察在对她进行了询问并且查阅了她的身份信息后，结果发现彭兰岚是名“精神病人”，因为彭兰岚此前因上访曾被关过精神病院，警察当天即将她送到了北京昌平华一精神病院。

湖南张治。2013年10月25日上午10时许，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团结镇老王塞村一组村民张治给弟弟种完菜回家正做午饭，团结镇镇长麻清龙等人来到她家说，要带她去选新房子的地址。因为张治没有房屋，一直和她母亲住在一间塑料布盖的小棚子里。闻听此等好事，张治就跟着麻镇长等出了门，可走到半路上时突然有七、八个人将张治堵住强行塞进一辆小汽车中。小车上了高速公路，走了一个多小时后，张治发现她被带到一个她很熟悉的地方——湘西自治州荣复精神病院，她以前因上访曾多次在这里被关押过，
湖南访民辜湘红。2013年7月26日，湖南省湘乡市访民辜湘红在北京京西宾馆上访时被抓送到了北京昌平区华一医院，在该院她一直被关到9月6日，送到长沙救济站又关了几天，11月7日才回家。

当然，这并不是说《精神卫生法》实施后没有任何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一些医院和医生的压力上，而对于公权力来说，则不受此影响，他们仍然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尤其是公安人员，像前文所述的辽宁张海彦就是被警察送进了精神病院，而且张海彦这是第一次被精神病，就发生在2013年5月1日后。

三、2013年《精神卫生法》实施后精神病院和医生的表现

《精神卫生法》在今年5月1日起实施后，极少数精神病院和医生开始意识到迫害正常公民是违法的行为，他们偶尔也对被精神病现象说不。如2013年6月21日，湖北孝感市王树英被当地警方送往孝感市精神病院后，院方有人指出警方的做法是违法的，迫于压力医院收了王树英，但是并没有向以前一样给她强迫服用精神病药物，三天后让她回了家。同样来自湖北的柯尊傲于2013年8月23日被村委会送入十堰市茅箭精神病院，并申明柯此前有精神病前科，但是院方检查认为没有精神病，拒绝收治，最终柯尊傲未被收入院中。

但是绝大多数的被精神病者没有王树英、柯尊傲那么幸运，他们还是被投入了精神病院。至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只有极少数医院和医生的良心发现及法制意识的觉醒使他们顶住了压力，坚持了正义，而更多的医院和医生则抗不住公权力的淫威，挡不住利益的诱惑，助纣为虏，把医院变成监狱，把白衣天使变成打手，干着与医院、医生职业道德完全悖离的迫害生命的行径。医生本来是一个神圣的职业，救死扶伤从小学课本就告诉我们这是医生的天职，可面对这些被迫害的人时，他们的救死扶伤职责已荡然无存，甚至变成冷血的施暴者，并且在其中享受着压迫的快感。如2013年11月4日，被关于北京昌平华一医院的安徽访民方道明，护士在电击他的时候，还要边电击边问，你以后还敢来北京上访吗？这样恶毒的行为就不单单是一个无知所能形容的了；湖南访民唐学成被关在郴州市精神病院期间，主治医师冯晓蓉告诉他如果敢再到北京上访，我们就关你一辈子。如此赤裸裸的威胁，也不知道她的我们两字代表了谁，或者代表了谁们的利益和权利。至少我们从她说话的语气和作风看得出，人权、法制 、人道、医道这些正常思维名词，跟他们没有半点关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拯救医道也就成为我们应当考虑的一个重点了。

四、2013年发现的被精神病受害人群

在中国现阶段，遭迫害的“被精神病”人，范围之广，涉及各阶层，从富翁到农民、从官员到反对派，应有尽有。今年我们调查的“被精神病”受害对象有：民主人士、维权上访人员，亿万富翁、支部书记、法官、经济分析师，还有猪贩、农民这样的底层民众，也有被家人送进精神病院的，更有当局的自己人（公职人员）。可以说在这种体制下，人人都可能被精神病。

1、维权上访群体

政府迫害群体以访民为主，占整体“被精神病”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之多，经过我们一年案例调查，就我们调查过的政府关押的这些访民，还没有发觉他们一个人有精神病，甚至很多访民还思维敏捷，文笔出众。为什么这个群体受害最多？应该说各种因素组成了这种迫害行为，有的访民如哈尔滨的郭敬哲跟其父母在文革时期就开始遭遇迫害，后来一直没有得到平反，因为持续上访，给地方某些官员造成了政绩障碍，影响了他们所谓的升迁机会，他们就采取关押、劳教的手段来迫害，直到被关进精神病院里。在本网采访他时已接近乙肝晚期，还带着12岁的儿子在北京流浪，这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牵带到现在的问题，一个问题不解决，到后边越结越多，最后只能迫害一层层加深而无法解决。

也有如湖南何芳武在北京拦温家宝车鸣冤，温家宝批示要求地方妥善解决，貌似看到希望的何芳武被湖南省委副书记带队抓回投入湖南境内的永州芝山精神病院五年之久，后在弟弟的保证书，自己写请假条下才逃跑出来，到北京避难。中国自古就有拦轿喊冤告御状的传统，可活在这样的文明社会，拦车喊冤换来的不是冤屈平反，而是持续五年，将近1800天的非人道迫害。

再有江苏南通俞强，因为简简单单的工资被扣问题，以法定程序走遍了地方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就是解决不了如此简单的问题。到北京申诉后，就接到镇政府的电话，说案子有进展了，让俞强回去补充材料，结果等待他的是被送进海门市仁济精神病院。如此简单的案子，政府都能折腾出一个上访人，一个精神病，可想而知，人民的话语权和自我防护权到底有多少！！

三个案例说明了不同的维权路径和相同的“精神病”遭遇，当政府握有无人监督的行政权力时，不管你选择何种维权渠道，都将遭到严酷的迫害，本来5000块钱可以给一个访民解决问题，政府宁愿让你上访，来争取更多维稳资源的使用，这也就成为了政府一套标准的维稳流程。而关于公民权利的问题，则不在此考虑范围之内。

2、民主人士 “被精神病”的情况

政治反对在中国一党专制的社会里是头号大敌，本着一切消灭于萌芽之内的指导思想，可以说很多政治反对人士一辈子都是在关押、释放、再关押中度过，在这个立场上政府是不跟你说人权的，所以这些人士遭受各种迫害，其中就有“被精神病”，迫害的程度也相当厉害，如49岁张长虹是天津市人，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参与者，因参与2011年中国“茉莉化革命”等活动，被关进了精神病院。58岁的张文和，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民运人士，1979年1月因在北京参加中国人权同盟、西单民主墙等民运活动，前后三次被关押在精神病院，从来没给做过鉴定。还有老资格民运人士60岁的湖北武汉任秋光，他从事民主人权工作已逾三十年，然而伴随任秋光的是长达二、三十年的被关进精神病院二、三十次的遭遇。这样严重的迫害，人权又从何谈起！

3、当局自己人（公职人员） “被精神病”迫害的情况

不是说反对政府的，它就迫害你，而是只要涉及到政府利益的，哪怕是“自己人”，那么你也避免不了“被精神病”的下场，如胡东圣，中共党员，曾于2000年任安徽省合肥市合裕路社居委第一党支部书记，后改任第九党支部书记。2005年因合肥市大拆违法建筑，其老宅被政府认定为违章建筑拆除而上访维权，两次被关精神病院。潘仁强，湖北省黄陂县人，就职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为刑一庭法官。由于抗议老宅被拆，结果遭受一次残酷的暴力袭击、两次刑拘、四次被关入精神病院。

在法治缺失的情况下，不管你是政治反对人士，还是党内的书记或法官，只要违反当局的利益关系，那么精神病院可能就是你的最终归宿。健全的社会制度，尤其是法制制度和行政权力监督制度，能有效的限制公权力的滥用，能依据法律有效的限制正常公民被关精神病院，这样的人权社会，对每一个热爱生命的人同样重要。

4、被家人送进精神病院的情况

除了被政府送进精神病院的情况占绝大多数外，少部分的公民是被家属送进精神病院的，他们也是正常的公民，因为家庭的各种纠纷而成为精神病的受害者，如内蒙古呼伦贝尔公民刘晓梅在接受《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网络月刊采访时说因为两会到北京公安部上访，被作为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的儿子在公安部阻止上访，回来后，被儿子和其他人送入精神病院。也有经济纠纷被父母、兄妹或者儿女送入精神病院的，如45岁的亿万富翁煤炭老板冯学光，因投资1.26亿元建峡谷旅游区，被家人两次送入精神病院，后在护士的帮助下逃脱。上海男子徐为（化名），2003年与家人发生矛盾后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送往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接受治疗，后来他父亲去世，监护人变更为其兄长。一年后病情痊愈，作为监护人的哥哥拒绝接他出院，被关十年，直到《精神卫生法》实施后才获得自由。2011年1月31日，安溪易某，因与两个哥哥的经济纠纷，被他们送到安溪第三人民医院，并向医院述称易某珍“敌对亲兄弟、兴奋冲动”。

家属随便能把人送入精神病院，体现出入院治疗的门槛之低之随便性，泛滥之严重。抛开家属社会人伦道德的缺失不提，还能看出医院在接受患者的时候，没有按照严格程序检查的违规行为，这种向“钱”看齐的做法，祸乱的不仅是人性人伦，也体现出社会整体价值观的走向！

五、2013年被精神病迫害依然残酷让人恐惧

在医院关押期间，医生的迫害手法之多样，之残忍，是贯穿古今，创新百出。2013年，有人总结了精神病医院的十种酷刑，分别是捆绑、长期囚禁、吃药、打针、电击、殴打、侮辱、威胁、鼻饲、虐待。在这里面，鼻饲、电击、吃药、长期囚禁最让受害者感到恐惧。

鼻饲就是对于刚进精神病院不吃药、闹绝食的，精神病大夫把受害人手脚都绑在铁床上。用一根1厘米粗的管子，从受害人鼻孔里捅进去，带着鼻涕和鼻血一直到胃里。管子经过喉咙的时候，引发剧烈的恶心和干呕，胃里面猛往上翻，吐又吐不出来，长达十几分钟，这过程是一种特别痛苦的折磨，生不如死。大夫故意把时间拖长，那就更是一种威慑。管子插到胃里之后，往里面灌食物药品。每次到吃饭来一遍，多来上几遍，任谁都要屈服。长期囚禁是在封闭的楼房中，一关就需要好多年，生活没有希望，整个人都已经陷入绝望，那是一种发自内心最深处、深入骨髓的绝望，长期接触不到外界社会，多年完全的与世隔绝，让你永远没有希望。

电击亦称电休克疗法。把电极接到受害人头部，以一定量高压电流通过患者头部，尤如万把钢针在脑中攒刺，电击导致全身剧烈抽搐。受害人清醒之后，失去全部记忆，连自己姓名与他应该在哪张床上睡觉都不记得了。多来几遍大脑整个都废了。精神病医学书中写到：常见副作用是，短暂的意识混浊和记忆丧失。在治疗的病程中，记忆损害几乎成定论。常有受害人太阳穴被电流烧糊。

在医院大夫和护士的监督下关押者被强制吃药，明知是那药会吃坏自己的大脑、变成白痴，却要无可奈何的眼睁睁把它们吃下去，心如死灰，心情就象走向象刑场一样无奈。2013年许多被精神病者向我们反映，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被强迫吃药，因为一吃就是数月、数年，进去时还是清醒的、健康的，出来时往往精力萎靡不振、四肢无力，像真精神病一样，把人身体搞垮了。

长期囚禁是在封闭的楼房中，一关就需要好多年，生活没有希望，整个人都已经陷入绝望，那是一种发自内心最深处、深入骨髓的绝望，长期接触不到外界社会，多年完全的与世隔绝，让你永远没有希望。

被精神病的残酷性还体现在对受害者长期、重复关押上。2013年我们调查发现的被精神病案例中，对受害者的关押次数之多，令人膛目结舌，两三次的是常态，有的达二、三十次；时间之长，堪比一次重度抢劫的刑期，有的单次关押就是五年左右。正如前文所述，民运人士任秋光，前后断断续续被三十年的精神病经历，次数也多达二、三十次，，而湖南江永县何芳武因为 拦温家宝车喊冤，被持续关押五年之久，只是喊个冤就限制了五年的自由，在医院里面遭受电击，强迫灌药等酷刑，看看《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采访他的视频，那悲痛欲绝的哭声，就足以让人心痛肠断！

六、被精神病与劳教所的比较

以精神病院现在的趋势来看，很多情况下被政府利用来关押上访人员和所谓的麻烦人员，这种情况类似于没有废除以前的劳教制度，只要一个辖区派出所所长点头，就能把一个公民随意的关进劳教所，现在精神病院也正在步其后尘，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被精神病”人，都是政府打压造成的，在这些公民当中，绝大多数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所致，在里面遭受各种酷刑的折磨，也跟劳教有的一比，甚至很多情况下有过之而不及，如精神病院要给病人打针吃药，这两项在劳教所或者相同的“法制学习班”“法制教育基地”“法制服务公司”等都是没有的，在其他地方公民受到的是酷刑的折磨，而在精神病院遭受的除了酷刑折磨，还有精神折磨，主要以服用大量精神病药产生的副作用摧残人的身体和精神。这种精神病类药长时间服用会致人精神失常或者记忆力下降，以及思维不清或直接疯掉，如甘肃军人王贵良被县民政局局长送入精神病院，在进去之前头脑意识清醒，人格健康，然后在遭到吃饭拉屎都被铐在床上等一系列迫害后，《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在北京采访他时，他意识还不太清楚，甚至都不记得自己何时被放出来的。

七、2013“被精神病”者释放后的维权状况与“被精神病”摘帽工作亟待启动

被关精神病院在里面或者出来后，面对自己的权益遭受侵害，要去维护也是特别艰难的，有各方面的刁难和歧视，如浙江杭州桐卢被精神病者钟亚芳出来后在依法起诉的过程中，法院以无民事行为能力为由，拒收诉状，这样就从精神层面发展到侵犯公民权、诉权的基本范围。还有的被关精神病院者，出来后继续上访告状情况更加恶劣，如湖南访民邓兰英，被《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采访半个月后，在北京上访途中，被摩托车撞倒身亡，具体原因至今不明，而在她死后湖南接访人员大叫死了好！

很多人被从医院放出来后，由于政府没有相关法律启动精神病赔偿的前提条件，更多的人在原来冤屈的基础上背着“被精神病”的帽子继续上访，漂流在北京，如哈尔滨郭敬哲，2013年还带着唯一12岁的儿子，住在北京南站的桥洞地下，甚至为了给儿子找个学校上学，都给北京一负责招生的人员跪下，也没有解决他孩子的上学问题，更别说他自己的冤屈了。也有一些被关押后继续维权的汉子，遭受殴打后，也不改申诉的意向，如湖南永州的易永吉，被关精神病院出来后继续为司法迫害加给自己的“强奸犯、精神病”两个头衔申诉，希望有机会摘掉这两顶帽子。

国家现在还没有启动相关被精神病的平反摘帽工作，这就标志着遭受人权迫害的他们还摘不掉头上“精神病”的帽子。这样导致更多的民事权因为“精神病”而被取缔，如武汉张霞英，到法院起诉的案件，至今不受理，理由就是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而浙江钟亚芳的多起民事、行政诉讼均以失败或不立案处理，也都因精神病问题导致的无民事权利所致。
这些艰难维权的精神病们，经过我们的采访，让大众了解了他们被迫害的真相，了解了他们维权的悲惨遭遇，了解了生活的困境，这也是我们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团队，一直努力向外界传出的信息，让大家更加关注这个受难群体。

八、被精神病们现在的日常生活和处境

被非法关押的被精神病们，在释放出来后，都面临严重的生活困难问题，有体力的可以打点杂工养活自己，没体力的靠捡破烂为生，还有的全家流浪无着落。

湖南永州何芳武，在被精神病院放出后，一直漂流在北京，靠在工地打短工为生，平时住在偏远的北京跟河北交接处，如果有人给介绍活，他可以跑到北京市区、河北廊坊等地干活，就为了挣点养活自己的钱，一个月200快的房租都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在没活干的时候，生活基本以馒头解决。

贵州纳雍张龙英，现85岁，为替儿申冤被关精神病院，被放出老后，已经没有劳动能力的她为了继续申冤，蹭饭店别人吃剩的饭菜来维持生命，靠捡破烂来交少的可怜的房租。常年在北京，无法回家。

山西吕梁任建财，因举报贪官被抓关精神病院，出来后因为无固定的环境和生活困难，8个孩子只有两个上过初中，并都没有读完。全家十口人被迫漂流在全国各地，现在的他们全家想吃一顿团圆饺子都是难以实现的梦想。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今年调查的结果显示，以上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为了最初始的念头“活着”，他们捡别人吃剩下的充饥，为了御寒，他们住在偏远的村庄角落，为了吃一顿团圆饺子，他们眼睁睁的等待好些年，造成他们今日悲剧的，其实也就是初始冤屈的再延续，也就是法律不公平的在延续。

九、真正的精神病患者的权益保护状况

2013年许多有精神病患的家庭是贫困家庭，但是由于政府缺少相应的救助机构和后援资金，自己家庭承担不起如此大的治疗资金，很多人根本住不起医院，也就放弃或截断治疗在家休养，但是这样的情况越多，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越将无法估量，家庭无法承担精神病治疗费用，而导致精神病伤人事情时有发生。37岁的精神病患者辛某拿起钢管，狠命的朝父亲头上砸，父亲倒地也没有停止，最终致其死亡，因家庭贫困，一直没有机会治疗，才有这突发的悲剧。就算是有的人经过治疗出院，后期的持续性服药对农民来说也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有些人为了节省开资就采取断药的方法，也是导致精神病发生暴力行为的一个渠道。常州韦某被丈夫用砖块、铁棍活活打死，潘某杀妻的原由竟然只是出于臆想，认为妻子与他人有奸情，准备加害自己，还要图谋自己贵州老家的财产。潘某2012年曾因精神分裂症入院治疗过，2012年发病入院治疗，却因医疗费用等原因提前出院，回去后未能服药导致病情加重。而就目前看来在家治疗，吃稳定情绪的药对于一个有精神病的家庭来说是最低的治疗成本，但就是这样也还是有很多人不能负得起，王某在上海闸北地铁上，拿水果刀连通乘客十几刀，致其重伤，经过上海疾病鉴定专家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王有精神分裂症，免于刑事责任，由于经济问题，在事故发生前一段时间，王已经停止用药了。

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国家现在缺少应急渠道或救济渠道，国内也不见专门针对精神病人的救济公益机构，那么在医院的治疗资金，基本农民是负担不起的，在山西太原这样的三级城市，精神病院普通的住宿治疗一个月就一万块左右，这样的消费，对年收入都不超三万的农村家庭，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这还是有劳动能力的，如果没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情况将更加恶化，他们只能放之任之！

十、2013年被精神病的新现象 摊派名额指标赤裸裸的制造精神病

经事实证明，医院已成为“被精神病”的一个迫害人权的法外基地，以前建立的救死扶伤的职责荡然无存，并且成为了跟劳教所、法制学习班、黑监狱并存的镇压人权的基地，被精神病以前就是见不得光的行为，可最近在《精神卫生法》已实施的前提下，地方官僚阶层还能想出给自己辖区摊派精神病名额，按名额抓人！在21世纪的今天，谁能想到还有这么荒唐的事情，可它实实在在的发生在中国河南郑州的卫生管理机构，该机构明确规定要求下属各辖区在1000个人中找出两个重度精神病患者。
这种行为，先就说你找到的2个人都是精神病，你能保证没有漏掉的吗？难道说所有区域一样都是正好的两个精神病患者？如果有的辖区超出两个，得不到名额救治，得给社会造成多大的损失？再有如果该地区没有两个精神病人，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完成不了名额就得抓正常人去填充？这又得让多少人限于“被精神病”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公民权利如何保护？如果在此基础上扩大推广的话，那些本来被无辜关押于精神病院的人，申诉的机会本来就少，现在有高层政府机关的支持，底层政府在找到合法关押公民的理由后，多少人权灾难在所难免？这样的话就不单单局限于普通上访的公民会被关，谁都会成为潜在目标。

再有最近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卫生部门在建立居民健康档案过程中，向各乡镇卫生院下达精神病、糖尿病和高血压病人的任务数，各乡镇卫生院又将任务数分派到各村。新化县坐石乡同心村的老乡村医生曹文光介绍，乡卫生院给同心村下达的任务指标是精神病人4个，但全村实际上只有1个精神病人。按照新化县卫生局的要求，如果没完成任务数，考核时会扣分扣钱。

如此荒唐的指标分配，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及抵触，底层工作人员只能作为弄虚作假、谎报数据，来应付上级的罚款扣分。如果碰到“敬业”的工作人员，有了上边的上方宝剑，就类似于计生打掉七八个月大的孩子一样，没什么不可能了，再造几个“被精神病”只是动动嘴的问题。
在《精神卫生法》实施后，还有地方卫生部门敢出这样的政策文件，说明一、根本不在意此法律的存在，也没有对相关负责人起到威慑作为，二、官僚作风严重，不考虑实际情况，三、法盲当道，缺少法律意识。

一切资源都在政府掌握的情况下，而它的执行者又不管具体的执行效果，或如上乱发执行文件，如果长此以往，刚刚颁布的《精神卫生法》形同死亡。就目前而言民间缺少具体的救治途径，物资、金钱、设备、医务人员等基本需要，所以只能在媒体上呼吁，但是声音太小，还不足以引起更高层的注意，也没有预防于未然的先觉制度，接下来民间的救治还是很艰难的。

十一、难出院的“被精神病们”和精神病们

难出院的“被精神病们”，一类是政府关押进去，没有相关领导的批示，无法释放；二是因为各种情况，家人不愿意让他们出来或者没有家属接收的。

面对着高墙铁窗，很多人都想出来与家人团聚，然而临近年关的时候，又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在医院里度过一个没有团圆的日子，被政府关进去的，会要求写保证书、声明书等文件，如不再上访和不在给政府找麻烦，就放出来。但是很多民智已开的人，为了尊严，都选择要争取一个理字，他们就这样的被关押在里面好几年，如湖北武汉市彭咏康，到2013年8月已经关押六年之久。在有家庭暴力的情况下，一方会把另一方送进精神病院，以此来剥夺另一方的民事权和监护权为所欲为，如武汉张霞英，被前夫送进精神病院就是为剥夺她的民事权，继而剥夺抚养权。也有家人处于经济的原因，而不让家人出来的情况，南京老人阿卫，60多岁，曾在青龙山精神病院被住院七年，后被同样住院的病人打伤，而因祸得福出院。离开青龙山不久，在家中休养的阿卫被前妻及成年女儿以“精神分裂症”复发为由报警送入南京脑科医院，至今已近三年。老人说女儿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为了房子，不想老人回去住。医院称也很同情老人，但无能为力，因为“谁送来，谁才有权接老人回去”。

还有一种“三无”精神病人，跟其他精神病人的区别是他们无人送、无人接、无家可归，三无精神病人由精神病院、公安局、民政局、残联联合进行救助，精神病院为其提供免费的食宿及医疗。医院是他们的监护人，对他们负全部责任，问题就是治疗好转后无法出院，此处的监护人—医院只对他们的治疗负责，而不能对他们的外面行为负责，送他们进来的公安局、民政局等更没办法承担监护人的权力，这就导致很多治疗痊愈的人，继续被关押着，《精神卫生法》条文中的“自愿原则”主要针对普通精神病人，并且出院必须经监护人同意。这种钉死的规矩造成很大一部分人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生活在精神病院里边。

十二、消除被精神病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更是中国政府的责任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在2009年初的数据显示，中国重度精神病患者人数超过1600万，也就是说不到100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是重度精神病人。而这个群体的救助机构和人员比例却非常的“弱小”，我国注册精神科医师只有2.05万人，护士3万人，医患比例高达1∶840，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年来状况持续恶化，而精神病救济渠道却未见扩展，并且由于得不到有效治疗，精神病人实施的暴力性案件有明显上升趋势，极大的影响到社会的安定与公民安全。有部分病人得到有效的治疗，但是治疗费用之高一般家庭难以承担，这就给其家庭造成严重的经济压力。而有些患者则被人为的关押或者放任不管，由于得不到社会的关注，也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反过来还给社会带了很大的暴力威胁，加之缺乏主流媒体的正面宣传，这就导致大众谈“精”变色，处于无知和无奈的恐惧中。这种情况造成，精神病患者成为众人之疾，见而避之。

那么“被精神病”者呢？他们多数成为正当维权时候的“遇难者”，政府职能部门对于自己错误行为不反思，反而对公民维护基本权益继续加深迫害，这种现象已经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政府、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送惹麻烦的人到精神病院，医院本质信任这些机构，还因为金钱与压力的缘故而放弃检查鉴定，被收治，还有一种拍马屁的风气如医生会说人家那某某领导送来的，绝对放心，并且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就转换成了对被害者的残酷迫害。这就导致如果你在劳教所能喊冤申诉的话，精神病院你说自己没病，他们会觉得你病的更加严重。
这一年来，我们经过调查得知，虽然被精神病问题已经在全国泛滥，但是还没有引起太多普通人的关注，政府相关部门预防和救济渠道又不通，相关报道信息封闭，主流媒体关注度不够，正面宣传渠道较少，缺少社会专业预防的公益组织，受到侵害时法律援助渠道也不通，这才是可怕的。当大家的邻居、朋友“被精神病”了，大家还不以为然的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没有为他们争取权利的冲动，或者一笑而过，那么说明我们的社会整体堕落到何等地步！甚至我们自己都成为别人眼里的精神病，而我们还在笑话别人，这值得所有人思考。

当然，最值得思考的是中国目前的中国政府。面对国内外社会的高度关注，面对民众强烈的不满和抗争，面对舆论的猛烈抨击，相信中国政府也不会认为被精神病现象是件光彩的事。我们也相信，你们也想遏制这一丑恶现象，但你们应想想，为什么《精神卫生法》都出台了，这一现象却仍然大量存在，看不到根除的迹象。《精神卫生法》得不到有效执行，难道不恰恰说明中国仍不是你们所讲的一个真正的法制国家吗？！难道不正说明权仍然比法大吗？你们现在开动国家机器进行维稳，把维稳视作维护政权和利益的法宝与命根子，为了维稳可以采取一切法外和没人性的手段，为了维稳可以完全不考虑法律和人权，绝大部分被精神病者正是你们维稳的牺牲品。是什么造成了被精神病这类无法无天的现象？那些维稳者，那些践踏法律和人权者哪来的胆子敢如此肆意妄为？是谁给了他们如此大的权力？答案是正是你们的默许、保护、纵容和骨子里的支持给了他们如此胆量，正是当下非民主的、专制的政治体制赋予了他们绝对的不受制约的权力。不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不在全社会树立人权和法律至上的意识和保障机制，不更新传统的高压的统治观念，不建立现代真正的民主自由体制，被精神病这类现象还将继续。

记得2013年民生观察主办的《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网络月刊出第一期刊时，最后的一篇文章呼吁社会关注正被关在精神病院的正常四位公民，此时距离传统的春节仅剩下两天的时间。在家家户户团圆，鞭炮已经响起的日子里，面对大街上浓重的节日气氛，他们只能面对铁窗感概，那种焦虑和无奈又能向谁叙说！我们认为这样的侵权和苦难，是我们团队继续工作的动力，也应是每个中国人为之努力的动力。

撰稿：晋贤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4年1月   

  

“被精神病”

目录：

一、前言

二、使用暴力手段强制“被精神病”人入院

三、剥夺“被精神病”者申诉、申请鉴定、与亲友律师联系的权利

四、将“被精神病者”反复关入精神病院的极端歧视

五、“被精神病”者在住院期间遭受凌虐、暴力、酷刑

六、“被精神病”者出院没有自主权，出院后没有人身自由，无法通过法律维权

七、中国“被精神病”问题是政府基于政治目的而制造

八、结论和建议

 

 

一、前言

 

2019年是中国历史上较特别的一年，不仅这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同时也是中美贸易战与香港反送中抗议如火如荼的一年，这一年给中国社会带来全局性冲击及对中国历史发展深远影响，必将随着时间推移而进一步显露出来。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告别野蛮人治专制的极权体制而转向现代人权民主宪政的文明体制已刻不容缓，否则中国将不为现代文明世界所容，也不能为信息时代的国民所容。这就预示中国进入深度内外交困危机深化时期，社会变革已迫在眉睫、

 

然而，中共极权统治集团面对如此历史潮流与世界大势，不仅不思改过自新，相反逆历史潮流而动，在人权法治民主上极速倒退，使中国社会出现全方位文革化。中共执法系统更显野蛮专横，完全将自己颁布的法制抛诸脑后。在对待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民众、信仰团体上，不仅继续滥施过往超越法律的任意羁押手段，而且依旧沿袭倍受诟病的“被精神病”方式，来达到所谓维护权力统治稳定的目的。

 

但是，在“被精神病”问题上，2020年中国面临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对落实《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的再次审查，中共当局为了应对审查，耍出一贯弄虚作假的伎俩，通过一些表面文章来予以敷衍。湖南株洲因涂墨习近平画像而“被精神病”的董瑶琼女士在遭关押一年多后，于2019年底被释放，就很经典注释出中共肆无忌惮地使用“被精神病”来镇压异议人士与虚情假意地应对国际审查的现实。

 

2019年11月19日，湖南省株洲市举世瞩目的“泼墨女”董瑶琼终于走出株洲市第三人民医院（株洲市精神病院），回到了攸县桃水镇母亲住处，直到2020年元月2日，才被允许与父亲董建彪相见。董父发现，女儿“在精神病院被喂药，现在比之前胖了很多，也完全不是从前活泼的模样，变得沉默寡言，神情紧张，甚至有痴呆状，（比被送入精神病院前）完全判若兩人，令人心痛不已!”

 

（泼墨女董瑶琼已获释出院 父女相见 神情紧张痴呆令人心痛 

http://wqw2010.blogspot.com/2020/01/blog-post_2.html）

 

 

董瑶琼是2018年7月4日早上6点过，于上海市海航大厦对面，用手机视频直播泼墨习近平的宣传画像，声称反对习近平独裁暴政以及中共对其施加的脑控迫害，而于当天下午被警方带走，后被警方押送回湖南关入了株洲第三医院（株洲精神病医院）。

 

由于董瑶琼泼墨事件引起世界关注，有记者给医院打电话，医生说：“是政治犯”，不便谈什么情况。可见，医生们非常清楚董瑶琼完全是“被精神病”。然而，董瑶琼却在世人聚焦之下，公然被关在精神病院，直到2019年末才放回家。

 

之所以列举此案作为特别关注与研究，原因：一、这是在举世瞩目之下公然上演的“被精神病”。而不是通常外界不知情下悄悄制造；二、这是在残委会第一次审查中国执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在《精神卫生法》、《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颁布实施后出现的事件。因此此案经典注释出中国当下“被精神病”状况。三、董瑶琼离奇获得释放并非说明中国“被精神病”问题得到缓解，其回家后受到的严密监控与被隔绝与外界联系，正说明有关方面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联合国残疾人委员会审查而作出的表面姿态，因为在中国没什么能有效保证在残委会审查过后，董瑶琼不再被关入精神病院。

 

在“被精神病”问题上，2019年中共当局处于内外危机激化中强化对民间镇压时，一则沿用过往“被精神病”，一则又不得不应对联合国残委会即将到来的审查。在这种矛盾状态下，检视中国2019年中“被精神病”的诸种状况，从中可管窥中国人权的实质。 

 

本报告所讲的“被精神病”就是指不该收治的个人被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启动任何纠错机制，受害者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在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实践中，“强制收治”（被精神病）通常指的是被公安机关、地方党政负责人、维稳机构送往医院的收治。

 

由于从2014年以来，民生观察每年都出一份研究当年“被精神病”状况的报告，已将中国“被精神病”问题作过逐年相应分析，故在此就不赘述。本报告只针对2019年中国“被精神病”一些案例所反映出的问题予以评述。

 

 

二、使用暴力手段强制“被精神病”人入院

 

中共当局长期来打着维护稳定的旗号，对那些起来维护人权、追求民主法治，要求公平正义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宗教信仰团体采取严酷镇压，但常常又无法从法律上自圆其说以掩天下芸芸之口，故在穷尽心机之下索性抛开法律，以精神病为由而将人强行控制于医院之中。为把人送入医院，中共有关维稳机构成员普遍采取违法侵权的绑架、殴打等等暴力强制手段，完全无视人的尊严、权利与个人自主原则，严重伤害人的身心健康与安全，肆意剥夺人的自由。

 

2019年9月18日，湖南81岁的上访维权人士陈碧香突然被政府派来的街道办人员及协警等多人冲进家里绑架走，再一次关进了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科。强制关押后，郴州维稳当局派驻了12人日夜看守老妈妈，其中病房里驻守了六人、外厅里驻守了四人加两名协警，他们非法阻止陈碧香出门及会见亲友，声言是为了保国庆大典，防止陈碧香到北京上访。

 

陈碧香是为了16岁儿子段建军被冤判死刑一案到北京上访至今30年有余，期间多次遭到郴州市驻京办人员殴打、绑架、强制关精神病院整治。

 

陈碧香的儿子段建军生于1971年12月12，户籍地的湖南省耒阳市遥田镇灯塔村有证明。1987年，正在读初中二年级的段建军，因为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而偷窃了汽修厂的价值近百元的废铜，结果在“严打”中被重判2年。到1988年9月28日，一个名叫樊智仁的犯罪嫌疑人于深夜被送入看守所段建军所在的号间死亡，未成年的段建军被以牢头狱霸判处死刑、并执行。为此，陈碧香开始了长达30年的替儿上访伸冤。

 

2017年9月23日下午三点左右，陈碧香老太在北京杜家坎附近的458公交车上，被湖南郴州市下湄桥街道办书记罗晓金、庞勇及辖区派出所的十几人用中巴拦截，然而从公交车将陈碧香拖到中巴车内，其中庞勇再次殴打老人致伤。陈碧香老太被截押回郴州宜章后，关在四面环水的仙姑岛上10天。陈碧香的二女儿说：因为恰逢中秋节，参与截访的罗晓金、庞勇等购买了大量礼品回家，就把我母亲陈碧香送进郴州市北湖区看守所，因看守所的胡所长不同意，就送到一九八医院戒毒中心与精神病人关在一起

 

由于陈碧香被非法囚禁在精神病院，身有残疾的陈碧香的小女儿段春英于2017年10月14日去北京报案，回来后又被郴州市公安局与下湄桥街道办抓捕，关押看守所一个多月，强迫签下息访协议、并交二千元保证金后放出，人身自由受限制，不准随便离开郴州市。

 

2018年2月13日，已经80岁的陈碧香老太被郴州市北湖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一年，缓期执行一年，理由是陈碧香老太在途径北京天安门广场时，被查到口袋里一小瓶酒精。对这一小瓶酒精，陈碧香女儿说，妈妈因为在上访中经常被截访人员打伤，无钱到医院治疗，就在门诊配了酒精，是伤口上消毒所用。判决后，地方官员强迫陈碧香的大女儿和儿子签下息访协议，才放老人出看守所回家过春节。

 

春节刚过，地方官员为了“两会”维稳，又以给老人治病为由将其关押在位于下湄桥的第三人民医院，每天分三班、每班六人看守，家属不准探视。

 

2018年3月28日民生观察网曾采访过陈碧香老人，陈碧香向介绍说：“自我开始上访以后，我所在的郴州市下湄桥辖区政府、公安、社区维稳人员就三番两次的对我实施非法截访、绑架、暴力殴打、拘留、关精神病院等残酷虐待，我的身上至今还留有被他们暴打所形成的严重伤残和伤痕（脊柱骨后下端被打断、前胸遭殴打造成大面积破皮结痂、腿骨被踢打扭曲青紫伤等等）。2010年以后，这些维稳人员更是采取非法关黑监狱、关精神病囚禁的方式对我实施维稳迫害。如：2012年1月中旬，我就被维稳人员绑架到北京丰台区玉泉营记家庙黑监狱达40余天；2013年7月4日，我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门口排队上访整整一晚，却被维稳人员找来一顿毒打，将我的腰椎骨等多处打残；2017年9月23日下午三点左右，我在北京杜家坎附近的458公交车上，被湖南郴州市下湄桥街道办书记罗晓金、庞勇及辖区派出所的十几人驾车拦截，而后从公交车上强行把我拖拽到中巴车内实施殴打，之后又把我押送回郴州关到一个四面环水的仙姑岛上10多天才释放；此后我又辗转来到北京上访投诉，但又被截访人员罗晓金、庞勇等人殴打绑架回郴州，并送往郴州市北湖区看守所准备关押，但因看守所的胡所长见我身受重伤就不同意接收，之后他们就我送到了郴州市一九八医院的戒毒、精神科与精神病人关在一起，时间长达4个多月；2018年春节刚过，地方官员为了“两会”维稳，又以我有精神类疾病为由，将我绑架到郴州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关押，直至两会结束后的3月24日才放我出来。”

 

2019年10月1日是中共夺权70周年纪念日，因举行大规模阅兵仪式，中共当局为了保庆典平安，而将各地异议人士、维权公民大量非法控制维稳。陈碧香老人因为坚持上访维权以致再度被强制关入精神病院，直到10月7日之后方释放。

（湖南陈碧香被关精神病院稳控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0926/18979.html）

 

 

三、剥夺“被精神病”者申诉、申请鉴定、与亲友律师联系的权利

 

中共当局在暴力将“被精神病”人关入精神病院后，以精神病人为由剥夺当事人申诉权、申请精神病鉴定权、与亲友会见权、与外界的通讯权等等基本权利，以阻止“病人”获得司法救济与外界亲友的声援帮助，达到对“病人”的完全控制。

 

从2019年发生的“被精神病”案例可见，“病人”被送入院后，便完全被隔绝与外界的联系，其应享有的人格与平等权利也同时被剥夺。医院通常不会告知病人有要求鉴定、请求律师援助、会见亲友的权利，纵然病人了解自己这些权利，也是无法获得保障，因为“病人”一旦入院，便被认为是丧失了行为能力的人，就“当作不具备法律权利能力的人对待”。 

 

2019年元月19日，重庆张吉林因宣讲民主、法制等普世价值而被警方拘押后送入精神病院。据悉，张吉林于1月18日下午去到重庆观音桥广场演讲，当时警方一早已在现场布置大量警力戒备，演讲途中张吉林被警方强行带走，延至19日，家属收到警方书面通知，张吉林被以“寻衅滋事”刑事拘留，羁押重庆北江区看守所。

 

据知情人透露，按照相关法律，张吉林的刑拘期限37天应该是在2月26前后届满，但期满后家属并未收到批捕消息，刑拘的张吉林一度去向不明。后家属从维稳人员口中得知，刑拘期满的张吉林已被政府送入重庆某精神病院强制接受治疗。

 

由于张吉林被捕后，家属一直遭到警方的恐吓和封口，因此家属比较排斥网友及陌生人，对于不熟悉的电话号码一概不理，特别是媒体的采访。

 

知情人表示，由于家属不敢与外界接触以及公开相关消息，因此外界至今未知张吉林的更多详细情况，包括何时被送入精神病院、具体哪家医院、张吉林目前“病况”以及家属有否探视等的相关信息，而张吉林需要在精神病院“治疗”多久时间则无从得知。

（重庆张吉林刑拘期满关精神病院：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0309/18443.html）

 

 

 

四、将“被精神病者”反复关入精神病院的极端歧视

 

中国“被精神病”者一旦被政府关入一次精神病院，那么就随时面临被政府反复关入精神病院。从调查到大量因批评政府、上访维权而被关精神病院者，发现有的一年被关几次，有的十几年来被反复送入精神病院十几次，甚至二十几次。这种反复将“被精神病”者关入医院的行径是对“被精神病”者一种极端的歧视，是公然违反《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二条：“基于残疾的歧视”是指基于残疾而作出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目的或效果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领域，损害或取消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对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认可、享有或行使。基于残疾的歧视包括一切形式的歧视，包括拒绝提供合理便利。

 

如湖南上访维权者辜湘红近10年中，被当地政府关入精神病院到2016年3月达16次，至2019年底已过20次。

 

又如，2019年3月31日民生观察报道，重庆市荣昌区异议人士刘刚，因翻墙发推特网文，指责重庆警方滥用职权，侵犯公民权利，而多次被送进精神病院关押折磨。一个月前，刘刚第七次被荣昌警方送到精神病院关押了约一个月时间。今天下午，获释不久的刘刚用一位朋友的手机发出了上述消息。刘刚透露，他获释后手机仍被当局扣押，警方警告他不许再上网发贴，同时告诫其父母配合警方监管，否则会再把刘刚关精神病院整治，对此刘家人倍感恐惧，自发的配合警方禁止刘刚上网。

 

刘刚还反映，自己根本没有精神病，只因自己时常翻墙发表不同政见，以及批评重庆警方滥用职权，而被重庆荣昌警方多次关进精神病院维稳。在精神病院里，刘刚被强制捆绑，然后强行打针灌药，这些不明药物对他的身体伤害非常大，现在已经导致他肚子肿胀，经常性的腹痛腹泻。退一步说，即使是真正的精神病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对精神病人实行“自愿治疗”原则，除非该病患有暴力伤害他人或自伤的情况。很明显，刘刚根本就没有暴力伤害他人及自伤的情况，其完全不应被警方关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

 

刘刚介绍，自己是重庆荣昌安富街道沙河村1组村民，出生于1985年，现因被关精神病院而失业。在他上高中时，开始有了独立思考能力，开始质疑中共的政治思想教育，后因收听“美国之音”广播而获得了对方邮寄来的宣传品，随后，他就被学校举报到了荣昌区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自此他就被国保警察列为稳控人员，并且多次将他送入精神病院关押整治。

 

在2008末2009年初的时候，刘刚因上网翻墙，向“自由亚洲”等网站陈述政见，后被辖区警方以他喜欢上网、不听话，且“反共、反党！”，把他送进了荣昌精神病院（永荣医院精神科）。刘刚反映，那个精神病院的条件非常的差，吃的伙食就跟猪狗食一样，而且医院还给他输液打针，如果不听话，就会给你配置不知名的针剂输液，输液完毕后，他整个人就很难受，第二天就会变得有气无力，并且医院还强迫他吃药，吃完“迪美”（音）药片以后副作用很大，他的肚子就会变的很大。这一次关了他1个多月时间才给予释放。

 

2010年11月，重庆市荣昌区多名国保警察，来到广州番禺石基（音）镇，再次抓捕了此打工的刘刚，并将他送到解放军324医院（音）精神科关押。警方说他近期又在网上发表了涉及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的言论，因为此前刘刚曾因涉王立军的言论被劳教两年，后通过保外就医的方式获释出来。此次，警方就以刘刚仍在保外就医期的名义，再次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关押整治。

 

2013年间，刘刚因在网吧上网时，说了一句关于王立军逃到美国领事馆的事情，并且发表一点自己的评论，就被广州市番禺警察抓住，并送去番禺区73（音）精神病院关押了10多天。

 

2017年7月15日，重庆市荣昌派出所警察郑国刚（音）、谢玉强（音）以及一名政府张姓人员等三人，来到广州市番禺区刘刚的居住地，强行把他绑架回荣昌区，送进了荣昌精神病院关押到2017年12月29日，约5个多月时间。此次关押，警方没有明确告知他涉嫌违法之处，只是含糊的说他在网上信访什么的才来抓他的，具体是为什么事情，警方没有确切的告知他。刘刚说，这一次，警方忽悠欺骗他家人签字同意，还找关系他给办了一个所谓的《残疾证》，精神残疾二级。这次被关精神病院的第一天刘刚就晕倒了，经过输氧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

 

2018年6月初，刘刚准备在“六四”学运29周年之际，以自己的方式纪念“六四”，呼吁民主，但又担心警方禁止，就主动打电话给警方请示能否纪念。次日，重庆荣昌区警方就来到他家搜捕他，但因他外出不在家而没有抓到他，此后他就被辖区综治维稳办的维稳人员抓获，之后就被强制送到荣昌区精神病院关押了3个月。

（重庆刘刚再被关精神病院月余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8/1014/18041.html）

 

 

五、“被精神病”者在住院期间遭受凌虐、暴力、酷刑

 

中共当局将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法轮功成员等等不顺从权力者强制送入精神病院后，不仅剥夺他（她）司法救济、医学鉴定、通讯、会见亲友等等权利，还经常对这些“病人”实施围殴、捆绑、几天甚至十几天固定于床上、电击、灌药等等残酷迫害。根据联合国反酷刑有关规定，基于政治目的而未经当事人同意的此类“医疗”行为构成酷刑和虐待。这类强制“治疗”经常是惩罚性的，尤其是医生认为病人“不听话”时使用的电击，还有医生受公权力指使对“病人”实施的严重伤害身体与精神的惩罚。

 

如民生观察志愿者对四川被精神病人杨志祥访谈录：

 

杨志祥：第二次是2019年4月9日那天，我离开雅安准备到北京边打工边上访，当我乘车途径河北石家庄站的时候，被我们乡政府人员谭青才（音）和警察刘健（音）等多人在列车上拦截，他们要求我跟他们回家解决问题，我不同意，他们就拉拉扯扯准备绑架我下车，这时列车上的乘警赶来干预才没能得逞，一直到河北保定站后，雅安警察与列车乘警协商完毕，并且拍照留下证据后，乘警才答应雅安警察和政府人员押着我下车返回雅安市。结果，一回到雅安市他们强行把我扭送进精神病医院，进院后就被立刻绑住手脚。在此期间，医院的领导跑来问政府人员说“人家（指杨志祥）的亲人找来了怎么办？”政府人员说“一切后果我们负责。”我被捆绑在床上后，医护人员准备给我强行用药，我激烈的反抗，他们就暂时作罢。此后，我宣称我会绝食抗议这种非法维稳，没想到，医护人员就真的故意不给我饭吃，饿了我五六天时间。一段时间后，雅安市的几位访民朋友找到医院看我，我当时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被饿的快死了，经朋友们与医院交涉后才得以进食。

 

探望过程中，朋友们找到两名主治医生探讨我的问题。医生称：“4月11日7点左右，杨志祥被雅安沙坪镇政府6、7个人送来医院时，因镇政府手续不全，没公章，医院也曾拒绝收治杨志祥。但到了当晚24时许，镇政府人员补盖公章后，这才办完了入院手续收治了杨志祥”。朋友问两名医生“有没有给杨志祥用药？”医生称：“镇政府送来的，他们有他们的说法，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用药规矩和程序，杨志祥本来就没有神经病，主要是安抚情绪，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强行给他用药。杨志祥主要是上访被神经病的”。两名30来岁的医生说：“关在这里的访民很多，我们知道哪些该用药，哪些不能用药的”。朋友又问“有多少人？”，医生说“有10来个人“。之后，两名医生还当着众人的面劝说我称：“你就安心的在这里修养精神，反正是政府给你全额报销医药费”。医生最后还叮嘱我说“你上访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和共产党作对，特别是不要举报主要领导，否则就算你出了精神病院，也没有你的好果子吃的！”。

 

在我即将出院的时候，医院的院长助理张秉志（音）跑来对我说“你出去以后不要把医院里面的丑陋事情说出去”，我说我只实事求是的讲问题，我没有精神病，又不是自愿治疗，你们把我绑在精神病医院里，没有经过我和亲人同意，并且你们医护人员都说这是政府行为，所以我要揭露这种违法行为。

 

在我出院后我才得知，那几位来探望我的朋友都被警方集中处置了，其中雅安访民谭晓华、刘钰、陈德平三人还被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了。现在，仅陈德平一人取保候审了，谭晓华、刘钰、还被批准逮捕了，这实在是太过分了，朋友来医院探望我就“寻衅滋事”了？就要刑事拘留、逮捕？还有，来看我的万春秀（音）、高永刚（音）等四人还被警察在医院楼下抢走了手机。

 

志愿者：这一次被关了多少天？

杨志祥：这一次被关了38天。

 

志愿者：在这38天里你都有那些遭遇？

 

杨志祥：在里面被医护人员长期捆绑在床上，大小便都不让去上厕所，直接在床上排泄，由于臀部长时间浸泡在大小便里，导致了部分皮肤溃烂。还有，长时间的捆绑造成我手脚受伤，至今我的腿上还有严重的伤痕。在里面，我还被强制打针，不知道他们给我注射的什么药水，致使我的手臂上至今还留有几处肿胀的包块，尤其是肘部下的一个包块现在都又疼又痒。

 

志愿者：医护人员没有告诉你注射的是什么药物吗？被注射者是有知情权的。

 

杨志祥：他们只说是给注射的是蛋白质、葡萄糖等营养药物，还说是一针都要几千元的进口营养药，医院是在挽救我的生命，不能让我绝食死在医院里面。但是，在我要查看药品名称时，他们就是不给我看。

 

志愿者：捆绑期间你吃饭怎么办？

 

杨志祥：捆绑的时候就没给吃饭。到了后来几天，我要上厕所的时候，才开始派人来给我在床上接着排便。在里面我受尽了折磨，刚进去的时候我体重八十多公斤，出院的时候还不到六十三公斤。我关进去以后还被政府人员没收了手机、上访材料等物品，导致我无法与家人和朋友通讯，我在里面非常思念亲友，精神上也备受折磨，最后我出院时强烈要求归还我的手机等物品，政府人员才驱车给我送来了手机，但是上访材料却没有归还。

（四川被精神病人杨志祥访谈录：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0822/18879.html）

 

 

 

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病人，要想出院只有得到将人强制送院方的同意才能出来。而送院方通常都是地方政府维稳人员或警察，或者公权力操控的病人家属，公权力需要病人答应它们一系列要求，如不再上访，不发表对政府的异议，不再干公权力不高兴的事等等。否则，“被精神病”者就别想出院。如此，事实就是剥夺了“被精神病”者基本公民权利，使被精神病者在人格尊严与权利平等上严重受损害。且这些“被精神病”者出院后，也是在政府的严密监控下，不仅行动受到限制，而且随时面临被再次关入精神病院，这也就形成了“被精神病”反复被关医院的状况。

 

如前面已经提及的董瑶琼，因为泼墨习近平画像而被关精神病院一年多，期间董瑶琼的亲友们反复提出要求释放董瑶琼均无音讯，且亲人也受到控制，直到2019年11月19日才被政府授意株洲精神病院释放回家，显见，董瑶琼入院非自愿，出院也完全不由她自主。并且董瑶琼出院后仍然处在政府的严密监控下，不仅无法与外界联系，无法自由离开当地，甚至都不能如愿与父亲见面，只能等到出院40多天后，才得见到自己的父亲一次。当然，出院后的董瑶琼不仅无法通过司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也还面临随时被再次关入精神病院的危险，尤其等2020年联合国残委会对中国履行《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审查后，结果就更难预料。

 

再如，中国官方媒体上游新闻2020年元月4日报道——《浙江一民警两次被关精神病院 为证明“没病”将单位告上法庭》：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民警周洋在未做出任何危害他人和社会举动的情况下，“第一次是因为同事间有矛盾，第二次是因为我通过网上举报。”而先后被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强制去进行精神病鉴定并送至精神病院治疗，已导致其5年无法正常工作。2019年9月，周洋将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告上法庭，但浙江省杭州市经济开发区法院以不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为由，未予受理。

周洋称因被构陷为精神病，其妻子最终与其离婚。受访者供图

（浙江一警察2次被关精神病院 为证明"没病"怒告单位http://mini.eastday.com/mobile/200104164319033.html#）

 

由此可见，身为警察的周洋也不能幸免被反复关入精神病院，并且出院后也无法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与权利。

 

 

此前中国公民运动网报道，2019年8月12日邓福全去北京探访战友，8月16日中午，他在微信群里发布了一条短消息，大意是南充市国宝专程从南充赶到北京，要把他带回南充。他告知微友，这次他极有可能被拘捕。

1 1 月, 1970

提要：

 

一、由欧彪峰通过推特帮发董瑶琼“被精神病”信息而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押至今，可见中国对“被精神病”人及有关信息的封锁更加严密，对关注援助被精神病维权人士的打压进一步严酷，在这种情况下，披露出来的“被精神病”例只能是“被精神病”现实的冰山一角。

 

二、2020年是中国接受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对落实《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再次审查年，在这种时期中共当局仍使用“被精神病”来打击异议、维权人士，可见中共对“被精神病”作为常规维稳手段的依赖。

 

三、从严酷管控下透露出的有限的“被精神病”事例可以证明，中共当局至今仍将严重违法侵权的“被精神病”作为统治手段之一，在2020年审查年中没有对被精神病问题作出任何法规与政策上的改善。

 

 

 

 

2020年考察中国“被精神病”问题有两个背景值得特别关注：其一、2020年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对中国落实《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的再次审查年；其二、2020年爆发于湖北武汉的新冠肺炎瘟疫肆虐全球，至今人类仍没有切实有效控制住这场灾难，人类存亡面临巨大的威胁。

 

由于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审查年，依照中共粉饰太平的习性，理当全力应对审查，至少避免在当年再出现“被精神病”事件，尤其不出现造成国际关注的“被精神病”事件，然而，据极为有限的调查披露，2020年却仍接连发生“被精神病”事件，并且在国际高度关注下公然将人“被精神病”，如湖南的董瑶琼，山东的丰晓燕。这种在联合国审查时，在国际关注下，仍未能避免上演的“被精神病”事件，另一个侧面反证出中国“被精神病”的严重性，以及中共当局对“被精神病”维稳手段的常规性与依赖性。

 

同样，2020年因中共禁声8名武汉医生透露新冠肺炎病毒而延误控制病毒传播，致使整个世界蒙受至今仍不见尽头的灾难。在这种因剥夺公民言论自由权利而导致事关人类存亡的沉重灾难前，任何一个稍有理性与良心的集团理应深刻检讨反省法规、制度与政策过失，以避免今后灾难重演，然而，中共当局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继续强化违法侵权的维稳手段，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被精神病”，显示着中共极权统治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特权的不择手段与顽固性。

 

2020年末，湖南人权捍卫者欧彪峰先生因通过推特发布了湖南株洲“泼墨女”董瑶琼的视频，控诉“被精神病”遭遇，结果被株洲警方拘押、抄家，后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住所监视居住，面临被起诉判刑。董瑶琼从波墨事件后，先后三次被送精神病院，最近一次是2021年2月6日再次被送精神病院。

 

 

仅仅因为帮助“被精神病”人发布了简短的视频，竟然就遭致“颠覆国家政权罪”

指控拘押，揭示着中共当局对“被精神病”事件的严控，对披露有关事件的严打，明证着中共在管控“被精神病”事件上的严酷性。在如此严酷管控中，中国“被精神病”实际情况被严密掩盖起来，要想了解真实情况，困难重重风险重重，因此，披露“被精神病”案例极其有限。但这在严酷环境下有限的案例中，作为中国“被精神病”问题冰山之一角，仍可反映出中国“被精神病”的严重情况。也由于中共在“被精神病”问题上管控的严酷性，使任何公开调查与私下问卷，等等可能获得中国“被精神病”准确情况与客观数据的努力，皆难成行。所以，本报告只能立足于国内国外各种媒体极其有限的相关“被精神病”事件报道，来分析2020年中国“被精神病”问题的状况。

二、总论

头豹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中国精神医疗行业概览》说：“根据中国精神健康委员会披露的数据，截至2017年底，中国13.9亿人口中精神障碍疾病的患者有2.4亿人，患病率高达17.5%。”

 

面对如此庞大的精神病人，中国精神医疗机构及从业人员情况是，据智研咨询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精神病机构行业发展动态分析及市场前景规划报告》 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共有1545个精神病专科医院，较2018年增加了215个；2019年中国共有38个精神病防治所，较2018年增加了10个。2013-2019年精神病医院卫生人员数逐年增加，2019年精神病医院卫生人员数达到210806人，较2018年增加了26867人；2019年精神病防治所卫生人员数为2197人，较2018年增加了800人。2019年中国精神疾病床位数为6.5万张；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精神疾病床位数为6.6万张。

 

中国精神卫生医疗机构与从业人员的增长虽然很快，但相对于世界发达国家精神病人与医疗资源占比仍然很低。在发达国家，每2000人就拥有1位精神科医生，每10万人拥有近42张精神病院床位，有142人被接收入院；而中国当下是6593人才有一个精神卫生人员，21000余人才有一张精神病床，即10万人才有5张精神病院床位。对比之下可见中国现精神病医疗资源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可谓处于严重不足状态。

然而，在中国精神医疗机构与从业人员增长依然没有根本性改变中国精神病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情况下，中国精神病医疗收入却迅猛增长。从统计2014-2019年中国精神病医院总收入5年翻番。由2014年324.6亿元，到2019年661.6亿元。2019年中国精神病医院总收入为661.6亿元，较2018年的580.1亿元同比增长14.0%.

 

如此惊人的精神病医疗收入增速，说明中国医疗产业化在精神领域的“成就”，医疗机构成为谋利创收的工场，验证了中国精神病医疗渔利本性。而这种谋利性就直接决定着精神病院对出钱送“病人”来方负责，而非对病人负责，只听出钱者而不听“病人”的特色。于是，作为权力机构拥有国家财政支付的政府通过金钱来制造“被精神病”就成为政府与精神病医院双方合意的协同，极大增长着精神病院收治“被精神病”人的利益驱动力。

 

又因中国绝大多数（78%以上）精神病医疗机构属于政府管理，而事实上有限的所谓民营精神病医院也都是在政府卫生部门的管控下的。这样，精神病院听从政府各级权力安排接收“被精神病”人，就成为一种不会拒绝的现实。

 

如此一来，中国一则精神病医疗资源不足，导致大量该收治精神病人无法得到及时有效收治，一则许多非精神病人遭致政府与医院合谋而强制收治，就成为中国一种矛盾而荒谬的现实存在。

 

所谓“被精神病”就是通常表现为不该收治的个人被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启动任何纠错机制，受害者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

 

“该收治者不收治，不该收治者却被收治。”是目前中国精神卫生领域存在的两大问题。中共极权统治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权力而将大批维权人士、异议作家等等不臣服于权力统治者扣以精神病帽子投入精神病院，即“被精神病”，来达到控制与“消声”，已成为一种维稳常规手段。全国人大于常委会于2013年发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新法施行后，被精神病现象有所好转，但仍有一些权力部门花样百出的规避新法，以所谓的“疗养”、家属同意等为名，把执意维权及坚持发表不同意见的正常公民，送进精神病医院强制“疗养、治疗”。

 

中国“被精神病”问题究竟有多严重？至今究竟有多少人遭受过“被精神病”？至今究竟还有多少人仍“被精神病”关在精神病院？等等事关“被精神病”情况的数据，在披露“被精神病”信息将遭致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押判刑的凶险情势下，根本不可公开调查统计，因此不可能获得全面真实有效的“被精神病”数据。而只能通过全国各地一些人权捍卫者冒险披露出来的有限个案，来管窥中国“被精神病”严重现实。

 

三、2020年检测中国“被精神病”严重程度的标尺性事件——丰晓燕、董瑶琼

 

由于中共极权统治下严酷禁绝种种“被精神病”事件披露的环境，使得了解调查中国“被精神病”情况是件高危险的事，因此无法通过准确全面数据统计来反映2020年中国“被精神病”状况，但是，从在如此严酷环境下透露出来的有限几件“被精神病”案例中，尤其是山东临沂市人大副调研员丰晓燕与湖南株洲董瑶琼的“被精神病”事件，可以充分证明：其一、中共当局无视联合国对自己在“被精神病”问题上违法侵权的监督与审查，在《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履行审查年仍公然制造“被精神病”事件；其二、中共当局无视国际舆论，在媒体关注报道，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将丰晓燕、董瑶琼反复强行关入精神病院；其三、中共当局完全抛却自己颁布的《宪法》及《精神卫生法》，公然违反《宪法》：   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同时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据丰晓燕的女儿于2020年5月14日对外披露

我是丰晓燕女儿，学生。

4月28日，我的母亲，临沂市人大研究室副调研员丰晓燕从临沂来到北京。在王府井散发传单，促进民主改革，改选中国主席，反对社会不公。

4月29日，丰晓燕被送至临沂地方。在不进行精神检查的前提下，二十多名警察强行将我和母亲分开，并将母亲送入临沂第四精神病院。

 

丰晓燕证件照和被关精神病院后的丰晓燕

 

另据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10月19日报道

今年四月因到北京王府井发政治传单被关入山东临沂第四神经病院的丰晓燕，如今已出院。据丰晓燕的女儿Alice说，她的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摧残，说话大舌头，思维不如以往流畅，行动僵硬，脑袋发木，腰痛严重。7月25日出院后，她在家被强迫吃药，碳酸锂缓释片一天两次，早晚各一片，帕利哌酮缓释片早一片，富马酸喹硫平片一天一片。8月29日，她被常年家暴的配偶杨光再次送入医院，9月15日出院后的用药是丙戊酸钠缓释片、奥氮平口崩片、劳拉西泮等等。

 

丰晓燕在精神病院所戴病号手环

 

同样典型反映2020年中国“被精神病”问题的还有湖南“泼黑女”董瑶琼再次“被精神病”并失踪消声至今。

 

据“维权网”报道——《不断遭中共当局关精神病院迫害的泼墨女董瑶琼的境况堪忧》

 

2020年9月19日，本网获悉：不断遭中共当局关精神病院迫害的泼墨女董瑶琼的境况堪忧。 

泼墨习近平像与两次被关精神病院后的董瑶琼2020年11月30日的发声控诉

 

董瑶琼：1989年9月26日出生，湖南省株洲市攸县桃水镇人，原上海房地产公司中介职员，推特名：feefeefly，人称“泼墨女孩”，政治犯。

 

2018年7月，曾因用Twitter在上海市海航大厦前直播其对中共独裁专制的不满，并批评当局对百姓实施洗脑逼迫，随对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头像泼洒墨汁，7月16日，被上海市警方送回湖南省攸县老家，并以疑有“精神病”为由被变相关押于株洲市第三医院，直至8月1日其父在株洲市第三医院与女儿见面之后，方知其泼墨行为已被当局定性为“攻击国家领导人”；

 

2019年11月19日，取保释放，并被送到湖南省攸县桃水镇母亲住处； 2020年5月20日，其父亲发出信息，称女儿被再次关进株洲三医院。后董瑶琼被在株洲三医院关押两个月后出院。董瑶琼出院后比之前病情更加严重，痴呆发傻反应迟缓不说，有时候小便失禁都不治换裤，夜晚有时疯狂喊叫，尤其下雨打雷时候疯狂尖叫不叫任何人靠近，令人十分痛苦。

 

再据《 "泼墨女"董瑶琼视频控诉"被精神病"后 境况 随后即被消音》报道：2020年12月2日，本网获悉："泼墨女"董瑶琼11月30日在Twitter发布最新视频控诉"被精神病"后遭全面监控的情况，随后遭当地国保上门，随后其发的三个推文已经全部消失。本人已被当局控制。

 

另据美国之音电台追踪报道《董瑶琼再度发声称“被精神病” 外界关注 当局紧张》11月30日，董瑶琼在泼墨事件后首次在自己的推特账户上发出一段视频，称自己根本没有精神病，却因泼墨事件被送进精神病院，目前仍在遭受地方当局严密监控，她含着眼泪呼吁外界关注她目前受到当局监控和压制的状况，并激动地表示，“我不再恐惧，我精神没有问题。”董瑶琼在发出上述求援视频后的次日，将其推特账户上的一些相关推文和图像删除，据信她受到了来自维稳当局的压力。12月3日，住在湖南省宁乡市一直关注董瑶琼及家人的湖南维权人士欧彪峰在为董瑶琼转发两条推文及视频后被株洲市国保带走，后被处以行政拘留15天。12月18日，又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住所监视居住至今。华涌推特称，2021年2月6日董摇琼被当局第三次关进株洲市第三精神病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