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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一军先生钧鉴：

在您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部长之际，我们不安地得悉，在四川省巴中监狱服刑的中国著名人权活动人士、“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先生的87岁高龄母亲蒲文清肺肿瘤扩散，病情加重的消息，谨以此函恳请您保障蒲文清得予和儿子见面的权利并予以释放同样身患多种严重疾病的黄琦先生。

黄琦先生是中国著名人权捍卫者，为中国的社会公益服务长达二十余年。2019年7月29日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以黄琦“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及“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定罪的依据是黄琦在六四天网上张贴了《中共绵阳市游仙区委政法委员会关于访民陈天茂信访诉求办理情况和相关问题的报告》，而该《报告》是游仙区街道办事处主任拿给访民陈天茂拍照的，之后有关部门将其鉴定为绝密，并以此抓捕黄琦打击揭露政府不正当行为的中国公民。

在2018年4月17日至26日召开的由独立、公正的专家组成的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的第八十一届会议上通过的第22/2018号意见书认为剥夺黄琦自由的这一做法是独断的，并且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被告权利和国际法义务，其有关公正、不得无故拖延审判、获得合理辩护和与自己选择的律师的权利都未受尊重，其家庭成员及其所指定的律师都无法出席审判。

我们不安地注意到，黄琦被判刑并转到巴中监狱服刑后，家属一直无法探视，就连跟黄琦通电话也被禁止。黄琦的母亲蒲文清也被严控长达40多个月，不准她和朋友见面，不准上北京，不准会见黄琦，不准接受媒体采访，也不准请律师，多次阻止蒲文清欲聘请律师及见面，甚至人权律师欲代理黄琦一案准备与蒲文清见面时却被强行带往派出所关押讯问，变相剥夺了黄琦聘请律师的权利。

我们同时不安地注意到，黄琦在狱中的健康状况也令人堪忧，他患有肾功能衰竭、冠心病、脑积水等多种严重疾病。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鉴于，联合国第四十三届大会1988年12月9日第43/173号决议通过《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

第18条：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应有权与其法律顾问联络和磋商；应允许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有充分的时间和便利与其法律顾问进行磋商；

第19条：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应有权接受特别是其家属的探访，并与家属通信，同时应获得充分机会同外界联络；

鉴于，联合国第七十届大会2015年12月17日第70/175号决议通过《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第58条：囚犯应准在必要监督之下，通过以下方式经常同亲属和朋友联络：(a)书面通信，以及使用电信、电子、数字和其他方式的通信(如有的话)；(b)接受探监；

第61条：应当依据适用的国内法律向囚犯提供适当机会、时间和设施，以便其在不受拖延、阻拦或审查且完全保密的情况下接受自己选择的法律顾问或法律援助提供者的探访并就任何法律问题与之沟通和咨询。咨询可在监狱工作人员视线范围内但听力范围外进行；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的职能有参与有关国际司法协助条约的草拟、谈判，履行司法协助条约中指定的中央机关有关职责，参与联合国预防犯罪组织和刑事司法领域的交流活动，负责全国监狱管理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

鉴于，1955年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届联合国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并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1957年7月31日第663C(XXIV)号决议和1977年5月13日第2076(LXII)号决议予以核准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第37条：囚犯应准在必要监视之下，以通信或接见方式，经常同亲属和有信誉的朋友联络；

鉴于，1990年8月27日至9月7日在古巴哈瓦那举行的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

第8条：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四十七条“在服刑期间可以与他人通信”和第四十八条“在监狱服刑期间，按照规定，可以会见亲属、监护人”；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律师会见监狱在押罪犯规定》：第二条“监狱依法保障律师会见在押罪犯的权利”；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四条“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我们呼吁唐一军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根据联合国大会决议、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意见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律师法》，立刻纠正四川当局限制蒲文清人身自由和巴中监狱阻拦黄琦被探监权利的违法做法；

在黄琦恢复自由之前，依法保障他在狱中的各项权利，包括他的合法申诉权利，聘请律师的权利，他的亲属探视权利；根据《刑事诉讼法》对重病在身的黄琦先保外就医监外执行；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为改善全体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做出切实的努力，彰显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批准黄琦保外就医并无罪释放，在国际社会树立起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联署邮箱：minshengguancha@protonmail.com

联署人：2020年5月4日第一批联署人共115位

上海（19人）：顾国平、沈利达、张顺宝、宫敏庚、徐玮、王扣玛、方涛、沈玉青、孔令珍、颜兰英，、吕立基、宋伟忠、周坤、叶更生、于义明、郑建明、郑建芳、徐佩玲；
浙江（1人）：杨冬英；
吉林（3人）：王晶、张继新、王国平；
四川（26人）：蒲文清、李昭秀、姜成芬、杨秀琼、谢俊彪、郭应良、陈天茂、李学琴、王荣文、陈云飞、陈代宗、叶爱勤、胡金琼、叶建、洪英、刁礼杨、严塔凤、王义翠、廖敏、周文明、赵先琼、袁长清、文彬彬、曾荣康、罗开、廖才利；
重庆（32人）：刘林、危文元、肖建芳、陈明玉、胡贵琴、冉崇碧、唐云淑、郭兴梅、何朝正、谭敏、章秀芳、向平华、周必君、徐廷分、李发文、邹茂淑、杨光梅、汤代全、杨玲、王明、周富秀、周必兰、杜建碧、李建菊、李建平、李建琼、成世秀、谭华英、邓光英、张芬、肖成林、赖本富；
山东（1人）：管晓燕；
贵州（20人）：黄启红、黄启顺、黄燕、李龙全、艾方军、漆学敏、郑贵明、侯尚琴、勾建平、张秀、伍朝琴、杨光英、黄显菊、刘小华、方仁见、彭彦玲、岑仕敏、勾新建、杨得芬；
湖北（3人）：吴有明、柳学红、帅宗仁
湖南（1人）：邵凤平
河南（3人）：郑婵、邢鉴、徐金翠
甘肃（1人）：孙金秀
江西（1人）：孙金华
广州（1人）：谢镕丞
北京伤残者（1人）：齐志勇
广州（1人）：梁颂基

2020年5月7日新增6人联署
顾斌，上海市
邱家军，美国
豆吉福，甘肃嘉峪关
陈思明，湖南株洲
张淑凤，北京
张德利，北京

2020年5月8日新增2人联署
哎乌，渥太华
杨崇，渥太华

2020年5月10日新增1人联署
倪世忠，贵州

2020年5月13日新增1人联署
杨轶逢，美国

【民生观察2020年5月10日消息】云南昆明公民徐昆2019年8月17日，订好火车票要去苏洲参加朱承志大哥开庭，被昆明市盘龙分局国宝强行退票，退票后又到穿金所做笔录。做完笔录8月17日晚8点30分徐昆被送拘留所行政拘留15天，到了8月30日又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9月30日晚上8点以涉嫌寻衅滋事执行逮捕。现关押在昆明市盘龙区第二看守所三监。徐昆因推特发帖被构陷入狱。

徐昆现已经拘押近10个月了，一直被拘押在看守所，由于疫情原因一直拘押没有开庭，原本4月就有消息开庭，推迟到现在没有得到开庭通知，久押不开庭，开庭久押不宣判这是当局一贯的打压手段，709的律师余文生2018年到现在已经两年了，还有苏州戈觉平，吴其和等案件都是开庭不宣判，也不无罪释放，这样下去何时结束这样的非法行为？

徐昆在拘押期间，律师在第二次会见后就为徐昆提出了取保候审手续，但是没有获得公安局与检察院的批准，从年前12月份会见徐昆到现在已经有五个月不批准会见，监狱以疫情为由拒绝会见，也不允许存钱，现在全国各地都已经解封可以自由出行了，但是各地监狱都以疫情为由剥夺拘押人员探视会见权，律师不能会见，家人不能存钱，完全侵犯拘押人员的探视权与会见权。

徐昆在4月28日给家人邮递了信件，在徐昆给家人的信件中他非常关心女儿，兄弟，亲人，妻子等，他告诉亲人他在里面心态还好，也坚持锻炼身体，睡的也很好，也告诉妻子他的账户上还有820元，他说够用一阵子了，特别是最近疫情几个月他非常思念家人担心家人，最近几个月他的心态非常的平静，睡觉特别好，日子也觉得过得快，心情也愉快，每天在看守所多是看书打发日子，也在室内行走适当的锻炼，徐昆特别提醒妻子要有好的心态，保持好的心情过好每一天，另外还代问亲友们好。

本网人权观察员希望云南昆明公检法等相关单位依法履行职责，看守所不要以疫情为由剥夺会见权，还有存钱等，请昆明法院及时按照法律规定时间开庭，有罪判刑，无罪释放。

距离港大病毒学专家管轶接受《财新》采访已经21天了，全国确诊人数已近6万。“保守估计规模是SARS的10倍起跳”这一判断眼看就要实现。随着总书记开始露面视察，以及武汉市委书记和湖北省委书记的撤换，可以想见，这下疫情真正“可防可控”了——无论是以消灭疾病还是消灭声音的方式。只是，时间上会比预想的要漫长。这也意味着，除了政治和经济，我们也开始进入了公共卫生领域的“新常态”。这一变化，值得我们去想一想，“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过去了，还有什么“新常态”会出现呢？2014年以来的“新常态”，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在“新常态”下，我们变得更好了吗？

一、新冠状病毒下的中国模式

通过此次疫情，我们看到了一个典型的“复杂中国”（胡锡进语）：科技领先（2020年以前就向WHO公布病毒完整信息），政治龌龊（歌功颂德不因疫情有丝毫改变），对外负责（自1月3日向美国每日通报疫情），对内隐瞒（1月20日才正式承认疫情），专制奇迹（武汉、湖北乃至全国封城、停业已逾20天），治理溃败（武汉式封城）。

用《纽约时报》的话来说，就是看到了一个“行动缓慢的巨人”，“不愿意动，一旦动起来又有着惊人的紧迫性”。这种模式“掩盖事实，不作为，然后中央政府介入，采取严厉措施。这就像一场希腊悲剧。”

你能说它不好吗？7天之内建好定点收治医院，把1300万乃至5800万人都封在家里，全国范围内停工停业，这都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壮举，很振奋人心。但你也很难说它好。毕竟是它导致了如此严重的后果，却要求建筑工人放弃一年之中最重要的假期，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在零下十几度的户外不分昼夜的施工；要求如此之多的人口在没有基本的生活和医疗物资，没有足够医疗照护的情况下，仅仅为了确诊而在城市各个街头各个医院奔波。最后，要求一天只能领到2套防护服的重点收治医院日接诊800名发热病患，还“一定要坚持下去，坚决打赢武汉保卫战”——以视频慰问的形式。

在这个模式下，我们渡过危机的方法，就是去侵犯另一部分人的正当权益，让他们在英雄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裹挟下去弥补体制的错误。如果这一部分人反对的声音足够大，则继续侵犯下一个群体，继续让另一个不相干的群体为体制买单，直到最后一批人无力反对、遭受忽视。这种卑鄙的统治游戏周而复始，屡试不爽。

二、没有遗产的新冠肺炎

公众的不满，在李文亮医生去世时达到了顶峰。我们看到了一些熟悉的名字出现在呼吁书中，但更多的是陌生的名字。这些名字包括：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退休教授，文革后首批大学生（以人大为主）。他们多半是哲学历史文学美学等社科边缘专业出身，但都在引用宪法，要求兑现宪法承诺。

熟悉的名字，寥寥无几：著作下架的北大张千帆，授课停止的清华许章润，主动退休的中大艾晓明，刑满释放的郭飞雄，翻墙著书的笑蜀。还有一些熟悉的名字，却很难寻着：贺卫方、茅于轼、萧瀚、张鸣、浦志强、冉云飞、王克勤、艾未未、胡星斗、陈丹青、崔卫平、吴稼祥、吴祚来、徐友渔、于建嵘……细想起来，不仅仅是这次，好像2014年以后，我们就再也没听见他们的声音了——除了被抓、被封、被解职。

有一种观点认为，“新常态”下公民社会更活跃了，因为许多新的面孔站了出来。这可能是一种善意的说法，给自己打气也给外界打气。事实是，新面孔的数量比不上老面孔消失的数量，新面孔活跃的时间有没有老面孔长也有待观察。而且，公民社会不是一时的社会现象，而是一项维持数年的状态描述。有无持续的行动、持续的声音、持续的组织，是判断公民社会是否真正成型，能否推动社会前进的指标。遗憾的是，除了农民起义式的暴力革命，中国几千年来都只是有声音而无行动，有行动而无组织，有组织而无声音。无怪乎黑格尔认为中国是一个静止的社会，“中国历史的本质就是没有历史”。

就新冠疫情而言，或许会成为30年来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事件。不过，当疫情结束时，应该也不会给民间社会留下任何遗产（社会管控的经验倒肯定会增加，看看新任武汉市委书记和湖北省委书记的履历就知道了）。知识分子大面积沉默，NGO完全缺失，个人行动者寥寥无几，社交媒体满眼正能量都是值得悲观的因素。传统媒体不乏有一些亮点，但基本沿袭了过去20年的言论管制传统——重大社会事件时都会稍微放宽言论的尺度，给情绪一个小小额宣泄口。

这和过去30年发生的任何一次社会事件都不同。

上一次波及全国、引发停课停业的社会事件是在30年前。那时还没有互联网的概念，媒体较为直言不讳但仍全面受控，通过镇压、关押、驱逐、利诱以及言论管控，那场“风波”最终只给国内留下了只言片语，诸多事实仍然成谜，我们并没有学到很多。

2003年的非典同样是一场影响巨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但社会条件和今天略有不同，一个正处于公民社会上升期，另一个正处于衰落期。那时，互联网远未普及，公共知识分子刚刚兴起，NGO还在缓慢萌芽。非典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仍然只限于体制精英，但南方系报纸随后步入了长达十年的黄金时代。

2008年汶川大地震给公众提供了一个集中表达情绪的机会。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加持下，传统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都迎来了各自的辉煌，尽管还有豆腐渣工程、地震死亡人数、死难学生等问题遗留，但NGO成为了地震留给中国最珍贵的种子。他们第一次在公众面前集体亮相，第一次被当做政府治理水平的参照物，并在此后5年频繁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是少有的没有经验传承的社会热点事件，这一点和新冠很像。当时，社交媒体颇为发达，公共知识分子也十分活跃，传统媒体仍然有相当大的报道空间，甚至还出现了不少个人行动者实地调查真相——就连受害人群体也十分“完美”：较早乘坐高铁的一批人，多为商务人士或中产阶级，有着更为充足的社会资源来发出他们的声音。但该事件最终止步于铁道部新闻发言人调离岗位、高铁降速。无他，该领域相关的NGO极其稀少，并且受害人群体自始至终也没能形成一个组织。

三、无趣的中文

外媒形容李文亮之死激发了“暴动”——在网上，让人读起来不禁会意一笑。仔细想想，已有好多年没有见过这样有余味的文字了。这几年，除了00后抖娱乐的机灵，其他领域说什么都是一本正经的。“中国梦”就是“中国梦”，没有别的意思，“新常态”就是“新常态”，没有其他另外的含义。所有的公共事件，怎么定性怎么叙述，都已经自上而下定好了调子，公众根本没有发挥创造的空间。就连有态度的网易新闻，2015年被约谈之后也变得了无生趣，评论区盖楼水平一落千丈。如今，想找些热词典故，还得回到十年前。比如，2007年的“正龙拍虎”，2008年的“俯卧撑”、“范跑跑”，2009年的“躲猫猫”、“钓鱼执法”，2010年的“我爸是李刚”，2011年的“郭美美”、“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2012年的“表哥”。看到这些词句，就会想到背后的“趣事”。至于，为抗议PX项目而流行起来的“散步”，为挖掘真相而走红的“围观”，为自由集会而古文新用的“饭醉”，为揶揄公安询问而焕发新生的“喝茶”、“查水表”，简直已经成了公开的暗语。

然而，在重大社会事件中不产生一些新词，不流行一些经典语录，好像也只是“新常态”这几年的事。这在网络时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是这些词汇对抗的行为消失了吗？是中国人的创造力下降了吗？还是，大家都选择了沉默？

李文亮医生说，“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可能不是只有一种声音，而是，只有一个声音。总书记1月7号之前就知晓疫情，13天之后才做出批示，然后两天内就决定封城武汉。你可以说他效率高，行动果敢，但也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看法。只是，我们不能说，也不能揶揄，连“敏感词敏感词，还是敏感词”也不能用。

2013年秋，“图样图森破”书法作品在北大下架，与此一并下架的，还有我们仅存的，对公共事务保持快乐的，一点点的，权利。对比网络热词时代，如果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我们或许会听到其他的声音：

一个叫万延海的前卫生部公务员，会公布一份关于新冠病毒的政府内部文件，然后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秘密关押一个月。最终，警方在国内外压力下释放了他。万延海创办了公共健康NGO北京爱知行。

一个叫许志永的前大学讲师、法学博士，会组织律师为李文亮等八名“造谣者”提供法律援助，并对武汉式“无保障临时封城”的合法合宪性提出审查。之后，许志永会被控偷税漏税，通过民间筹资百万暂时躲过牢狱之灾。许志永和其他几位法律博士创办了宪政NGO公盟。

一个叫陆军的前网站编辑，会尽快组织一场平等权益研讨会。参会者将有学者、律师、和媒体，李文亮医生或其他确诊患者会远程参加会议。会后将会发布一项涉及疾病学、法律、伦理和社会治理的公共政策建议。会议成果经国内主流媒体广泛报道几天后会突遭屏蔽，组织者将在三个月内无法举办任何会议。陆军创办了反歧视NGO北京益仁平。

一个叫郭玉闪的前文字工作者、莆田人，会在武汉封城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通过秘密渠道，帮助有需要的市民逃离武汉，以获得应有的医疗照顾。郭会因此离开自己创办的机构以换取个人自由，同时也会发布一份公共卫生管制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成果。郭玉闪和其他几位北大同学创办了研究型NGO北京传知行。

以上，不过是一种设想，但都曾经真实发生过。他们或许只给疫情防控添加了佐料，却很有可能改变现实的走向，不会像现在这般苦涩——地方政府也不会如此动辄得咎。

四、新常态下的生活变化

和以前比起来，“新常态”下的生活并没有多好。但很多地方，确实变的更差了。随意盘查身份证，过去做得遮遮掩掩，现在查得理直气壮。地铁安检，过去得过且过，如今已经是一项硬性任务，甚至入住酒店也开始安检。互联网实名，过去每一步都吵的不可开交，如今手机实名互联网实名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更遑论人脸识别技术，不仅用在反恐治安领域，连社区门禁、学校课堂、旅游景区都开始大肆滥用。

我们变得越来越像机器人，上班，吃饭，睡觉，不要说话，上班，吃饭，睡觉，不要说话。如果有说话的机会，连怎么说话，都要经由一套复杂的系统编辑。在如此无趣的生活中，只有反腐是少有的可以肆意谈论的话题。只不过，当反腐渐渐变成一出戏，而观众只能按脚本说话时，厌恶就成了人类本能的反应。

“新常态”不是我们的选择，也不是客观规律的结果，而是他的要求。他要求“新常态”，按下暂停键，前一秒还在party中的我们，就立马回家——连乱糟糟的狂欢现场都不需要收拾，有人会帮你收拾好，但你必须支付清扫费。一如新冠疫情，也是他要求欢乐祥和，他要求高度重视，他要求封城，他要求复工，他要求无私奉献，他要求打击造谣——一切都得按照他的要求来。

现在，我们都按照他的要求来了，又如何？

经济方面，中小企业纷纷倒闭，三大股指纷纷动荡，新经济纷纷爆雷。外交方面，邻国纷纷交恶，港台纷纷反对，欧美纷纷排华。内政方面，司法改革纷纷停滞，维稳能力纷纷加强，经济体制纷纷倒退。文化方面，国外教材纷纷下架，独立音乐纷纷被禁，网络正能量纷纷登台，伪传统文化纷纷还魂。社会方面，调查记者纷纷转行，维权律师纷纷入狱，知识分子纷纷禁言，大学教授纷纷辞退，NGO纷纷关停。

我们每天都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人民却快没了。

五、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

2008年汶川地震暴露了红十字会的无能，2020年新冠疫情还是暴露了红十字会的无能。兜兜转转12年，一点进步都没有。更不用提17年前人为隐瞒非典和今天何其相似。这就是中国这块土地上几千年不断循环的悲哀，而网络时代加剧了这种悲哀。

人的一生不过7个12年，真正能有所作为的，不过3、4个12年。经历十年浩劫制订的82宪法，也给了人生一种有限的期待：再动荡的政治，不过十年。这是苦难中国最长寿的宪法，却在2018年取消了国家主席连任限制，引发恐慌的记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向何处去，又成了我们黑夜里不断的自问，一如清末，一如抗日，一如文革。

诚然，在网络时代，社会进步的速度比不上理念进步的速度。许多人终其一生也不可能看到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尤其是那些站在理论前沿、引领风尚的人，其痛苦程度可想而知。我们看到太多的精英旅居国外，一生孤寂。国外再好，终不能融入其中。因为，亲身经历的进步才是进步，苦难中国的改变才是改变。

中国几千年来的旧历史，就是“仁政——暴政——革命——仁政——暴政”循环。历代王朝统治，也不过是“中央集权——王权消解——中央试图再次集权——奔溃”的循环。1949年之后，中国才算勉强挤进了现代国家。这两个历史循环能否被打破？现在做结论可能还为时尚早。

历史发展并不以人的道德想象为标准。中国改革第一人周厉王，竟因积极应对执政危机而亡命。他不用“旧章旧臣”，任人唯贤。为解决中央资金储备不足的问题，施行中央“专利”。收了地方贵族和百姓的国税，用来反击外来侵略。同时，法制能力也变得异常强大，被认为不可能完成的止谤任务，就得到了维稳机构“卫巫”完美的执行，“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看起来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却发生了“国人暴动”，自己也被活活饿死。

跟勤勉、胆识也无关系。比如，“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宫从无宴乐事”的明崇祯帝，登基第一年就铲除权倾天下的魏忠贤，年仅17，不可谓不胆大心细。此后权力完全在握，执政17年换了19个首辅，14个兵部尚书，最终亡国亡命。

甚至跟个人能力也没有关系。比如商纣王，“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简直文武双全，聪慧过人。同样身死国灭。

所以，与其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不如身体力行。与其寄望于遥遥无期的政治改革，不如投身基础社会的建设。最起码，类似红十字会的问题，肯定会在12年里有所进步。实在不行，就通过竞争法则让它关门，这也是一种进步。根本不需要打砸抢，不需要制造恐怖事件。

“在缺乏地方社会对于国家机构的制约力量的情况下，希望国家机构能够以公平和自制的态度来对待公民，只能是为专制权力开放通道”——孔令飞《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六、公民社会是真正的和谐社会

中国历史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都是统治和被统治，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的简单二元对立——时至今日，还盛行人民和敌人的语言习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把社会当成一个生态系统，所有人都可以在里面共生共存，人人自由而无害地度过一生，那就好了。当然，你也可以有一个不健康的生态系统，但那是狮群，猴群，狼群，鸡群，不是人群。

清末以来，我们先是认为需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引进西方军事技术来抵御外敌。后发现军事技术不是独立的，需要强大的民用工业支撑，于是又发起“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持续了30年，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就在一片向好之际，甲午战争惨败给了“洋务派”当头一棒。中国人又开始上下求索，终于认定政治改革才是根本，遂开启“维新运动”，推动“君主立宪”。“维新运动”在“戊戌变法”时达到顶峰，但在辛亥革命时彻底失败。辛亥革命选择了美国式的“民主共和”体制，经历了多年战乱，最终也在38年后宣告失败。

是“君主立宪”不好？英国、日本如今都是世界强国。是“民主共和”不好？美国如今是世界头号强国。是“社会主义”更好？迄今为止，世界200多个国家中，仅有5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中国是最强大的一个。

其实，我们不需要讨论哪个政治体制更优。因为无论哪种政体，最终都绕不开“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只要正确回应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权”，任何一种政体都能获得成功。如今，无论哪个现代国家，没有谁会说自己“不民主”，“不自由”，“无法治”，“无人权”。只会说自己采用了什么样的民主，什么样的自由，什么样的法治以及什么样的人权。我们所讨论的，所要求的，也不是采用某个新的政体，颠覆某个政体，而是要求享有某种“民主、自由、法治、人权”。

这样我们才不会跟过去200年一样，像个垂死的病人寻找救国良方，不会去简单的认为，我们有了某种技术，或者有了某种政体，就一定能强大。毕竟，社会主义朝鲜和民主国家缅甸的人均GDP就处于同一水平，英联邦也分三六九等。国家的强大，不在于一时，也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社会治理的细节。

每隔几年，都会冒出美国政府可能“停摆”的消息，有时还真的“停摆”了。克林顿时期遭遇过，奥巴马时期遭遇过，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还创造了“停摆”记录——35天。但和比利时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比利时自2010年连续541天处于无政府状态，都进了吉尼斯世界记录。而西班牙2016年结束10个月无政府状态时，经济竟同比增长3.2%，环比增长0.7%。这些国家在政府停摆期间，国家基本照常运转，公民照常自由生活。

能想象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样子吗？其实我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文革。文攻武斗，砸烂公检法，整个国家陷入混乱状态长达10年。乃至文革结束后两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还不如50年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当年的政治环境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即便放到今天，我们的表现就能更好了吗？一个没有活跃的自治组织的社会，一定会混乱。

欧洲有着上千年的市民/公民社会（civilsociety）传统，独立于国家和商业利益而存在。作为市民/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宗教势力一度超越了欧洲国王。这使得欧洲很少出现中国式的集权国家、集权国王，也很少出现因国力衰弱而社会崩溃的现象。所以契约精神在西方世界很流行，各方力量动不动就坐下来谈判，写合同。订了合同大家就相互遵守，社会自有它的规则自行运转。

美国也是如此。从社区图书馆到教堂，从学校到华尔街，从中部乡村到政治中心华盛顿，到处都有NGO。他们为你在白宫门前抗议，为你跟老板谈判，为你跟政府打官司，为你申请政府福利，为你游说。二战后，我们还见过美国选举出来不道德的总统，不检点的总统，撒谎的总统，“戏子”总统，白字总统，不靠谱的总统，几乎没有一位是“英明”和“高瞻远瞩”的。我们嘲笑它，诅咒它，美国却一直没有乱成一锅粥，对外还退出了几场战争，打赢了几场战争。这就是市民/公民社会的魅力。

我们如要生活在一个健康的社会系统内，不妨从建设市民/公民社会做起。这和技术、政治体制无关，人人都可以做的到。

作者：晁林深
初稿于2020年2月12日，修改于2月21日

【民生观察2020年2月21日消息】本网获悉，近期重庆有多名维权人士陆续刑满获释。他们分别是：重庆维权人士刘高胜于2月17日刑满出狱；重庆维权公民谭敏、黄伦于2月19日刑满出狱。

2017年2月20日，重庆15名维权公民因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他们从维护自己的权益开始，深刻认识到社会的转变，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源，于是到北京新华门喊冤。

重庆警方对此次参与者及家人实施了报复式抓捕，后刘代刚儿子刘高胜、曾利平老公何朝正、肖成林，谭敏、黄伦五人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分别为：刘高胜三年零两个月，肖成林、谭敏、黄伦三年，何朝正一年零九个月。至2020年2月19日，以上五人全部已刑满出狱。

据重庆维权人士陈明玉透露，何朝正，刘高胜，谭敏，黄伦他们才出来，现在还在隔离期，还没有电话，朋友们无法直接跟他们交流，他们才出来，也没有联系方式。听朋友说他们身体方面都还可以。另外，重庆长寿的邹茂淑，也是他们一起被抓的，也是3年刑期，她是在春节期间出狱的。

据悉，刘高胜是重庆北碚区人，因房屋被强拆维权而多次受到当地打压，2017年2月被捕后，被当地法院判刑三年零两个月，于2020年2月17日刑满出狱。

家住重庆九龙坡区的谭敏、黄伦，也是因房屋被强拆、偷拆，于2017年2月在北京向中央各部投诉、控告，后被重庆地方当局抓回，后以寻衅滋事罪关押在重庆市九龙坡区看守所。2018年12月29日，九龙坡区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此案，谭敏、黄伦被以“寻衅滋事”罪分别判刑三年，俩人于2月19日刑满获释。

据民生观察报道，2月15日晚上约六时，在广州番禺海鸥岛暂居的许志永博士被广州警方带走，一同被带走的还有杨斌律师一家三口。随后许志永在北京的女友李翘楚也与外界失去联系。虽然杨斌律师全家在24小时后被释放回家，但许志永与李翘楚至今没有消息。外界普遍认为李翘楚被警方要求协助调查并阻止在外援救许志永，所以一时半会不会出来，而许志永则应该遭遇刑拘。

许志永博士再度遭际警方拘押，显然直接原因是“12.13厦门聚餐案”。2019年12月13日，中国大陆一批人权律师与维权人士在福建厦门聚餐聊天，结果同月26日在山东的前烟台大学教师张忠顺，福建维权人士戴振亚、李英俊与北京人权律师、新公民运动推动者丁家喜分别遭到抓捕抄家，并全部被抓送到山东关押。警方透露出这是针对厦门聚餐而成立的“12.13专案”。随之全国掀起了拘押传唤参加厦门聚餐的狂浪，所有曾到过厦门聚餐人士均遭到警方传唤或拘押。

事实上，许志永博士当日并没有参加厦门聚餐，但警方却要拘押他。面对这种无法可讲无理可评的现实，为了避免无端受到纠缠、羁押，许志永选择了在祖国流亡。在流亡途中，许志永持续就中国时局发声，表达着一个学人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与对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真知灼见，也可能因此招致当局进一步忌恨，而加紧对他的追捕行动。

2月中旬，许志永辗转到达广州番禺海鸥岛居住时，终于被前去逐户追查的警察带走，第二次身陷囹圄。

许志永，1973年3月2日出生于中国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1990年就读于兰州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5年，再入兰州大学法律系攻读法学硕士学位，1998年毕业论文《论经济法本土化的经济误区》中批判了以反对西化、强调本土价值、主张法治服务大局而著称的法学家朱苏力，没能拿到硕士学位。[8]1998年7月-1999年9月，在《南方周末》等单位实习。199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师从朱苏力，200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2002年之后为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讲师。2003年11月当选为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2006年获得连任。2005年下半年，为耶鲁大学中国法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2003年，孙志刚在广州收容站被殴打致死，许志永在“三博士上书事件”中首次走入公众视野。许志永与另外两名法学博士俞江、滕彪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对废止该办法起到推动作用。同年10月，许志永、滕彪、俞江和张星水共同创办公益性民间组织“阳光宪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简称“阳光宪政”）。

2004年，与范亚峰、滕彪、秋风、王怡等法律学者共同起草完成《完善我国宪法人权保护条款的建议》，提出了全面修改中国宪法人权保护条款使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权保护体系的建议。2005年，阳光宪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无法继续在北京民政局注册，改名为“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公盟），在北京工商局注册。同年，为了撰写《中国信访报告》，许志永曾在北京南站的“上访村”住过两个月，还曾多次探访京城内关押上访民众的“黑监狱”，并受到不法分子的殴打。2006年初，主持撰写2005年度《中国人权发展报告》，同年12月，公盟着手开始对以北京为主的打工子弟学校的生存状况和法律保障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开始关注城市新移民子女的受教育权利。2007年，主持《关于国内法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衔接》的研究报告。

2008年6月，许志永与公盟大力协助北京维权律师推动北京律协的民主选举。8月下旬，律师们起草了《顺应历史潮流，实现律协直选——致全体北京律师、市司法局、市律协的呼吁》和《北京律师协会选举程序（草案）》等文章，这些文章在网络上迅速传播，被各界关注。9月中旬，向北京市近16000名律师分别发出信函。9月13日，直选律师开办的《律师沙龙》网站开通运行。11月，向北京市司法局和北京市律协发出《关于敦促律协换届审计并公开财务的公开信》。12月，北京市律师协会七届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市律师协会章程》。推动律协直选的活动以失败告终。2009年7月，公盟被政府取缔，并以“涉嫌偷税”之名义指控许志永，8月13日，以“偷税罪”的名义被正式逮捕，之后又被取保候审，获得暂时自由。

2010年3月，“公盟”改名为“公民”，继续从事公益维权活动。“公民”由许志永、王功权、黎雄兵、滕彪、李方平发起成立，是以建立约束权力的民主法治制度为目标，理性、建设性地推动民主、法治和社会正义的公民自发的公益组织。组织发起倡导以“自由，公义，爱”为主旨的新公民精神的新公民运动。同年8月21日，北京市公安局解除了对许志永的取保候审。

2011年11月，许志永参加北京海淀区北邮选区基层人大代表竞选。官方推出的候选人包括北邮校长方滨兴。许志永在竞选过程中受到官方层层阻挠，未能列入正式候选人名单。总有效票数为22000多（一票可投多人）。其中有3500多人用“另填他人”方式投给许志永，但不敌方滨兴的16000多票，最终落败。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当选总书记后，许志永发出《致习近平先生的公开信：一个公民对国家命运的思考》。11月24日，许志永被北京国保人员带走。12月22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一名汉人对一名自焚藏人的哀悼”，对藏区连环自焚事件中“为自由而死”的藏人的关注。

2013年2月26日在北京地铁站口发放传单，呼吁在京无北京户口的市民在2月28日到北京市教委大楼前聚众，表达要求教育权平等的呼声。27日遭北京国保传讯。后又参与推动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呼吁。同年4月12日，许志永应香港中文大学和滕彪的邀请，计划去香港参加“孙志刚案十周年研讨会”。在机场过了边检候机之后被限制人身自由，从此被软禁在家。7月16日正式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刑事拘留。2014年1月22日受审，1月26日被宣布判刑4年。2017年7月15日许志永刑满出狱。

许志永作为公盟创始人之一，新公民运动的主要创始人和标志性人物，中国著名青年法学家、宪政学者和公民维权的领军人物，北京市海淀区十三、十四届人大代表，倡导公民以非暴力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给予国民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并惩治腐败。

长期来，许志永本着这些理想与追求，致力于推进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为此被殴打、拘押、判刑，坐牢。出狱后许志永没有停歇自己培育公民社会努力的脚步，他到处奔波，启蒙网友，团结同道，深入穷乡僻壤了解民情民意，传播自由、公义与爱的精神，为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夯实社会基础。

许志永博士所行完全是践行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争取公民的自由、平等与尊严，是现代公民文明行止的典范。中共当局对如此推进中国法治民主文明进步的公民的一再拘押判刑迫害，是公然践踏人权，违背宪法。因此，中共当局应该立刻无罪释放许志永，并追究那些迫害者的法律责任。

民生观察 2020年2月21日

武汉高传染性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正席卷全国，祸延世界。一场危及广大公民生命安全的公共危机已经爆发。而导致如此灾难的根由显然与中共极权统治当局缺乏对公民生命安全重视意识，缺乏对事态严重性应有预估与防范，对社会信息披露不及时，并且还抓捕封杀禁止公民谈论相关话题与寻求事件真相，野蛮剥夺公民的知情权，为着所谓稳定的目的而肆意编造谎言来欺骗天下，终至事态严重恶化，社会陷入深度危机。

让人气愤的是，从目前可查到的一些消息，武汉出现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是在2019年12月8日。而真正有人在网络披露病情，却到了2019年12月30日，并且也不是官方正式披露，而是网上流传出了一份紧急通知，即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2019年12月30日发的《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

从2019年12月8日第一例病人出现，至今过去近一个半月，而几乎所有重大病情消息，都不是武汉当地官方正式发布，而是要么通过外地媒体追问，或外地专家讲话，甚至港台或国外媒体披露。

2020年1月4日门户网站网易以《港疑似肺炎个案增至7宗，港府启动严重应变级别》为题报道，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表示，香港累计已出现7宗到访武汉后疑似感染不明肺炎个案。嗣后又有新加坡、日本、泰国等地发现来源武汉的类似病例以及官方的紧急处置信息。英国金融时报则以《英国科学家：武汉肺炎疫情令人担忧》为题发表，英国公共卫生专家在研究后认为，截止1月12日，武汉市应该已有1723人出现症状。专家称，他“比一周前担心得多”。

在国外如此事实报道下，武汉当局仍对外封锁消息，并声称“可防可控”，还一度说不人传人，更有警方对坊间披露情况者严查苛责。2020年1月1日傍晚，武汉市公安局微博账号“平安武汉”发文称，近期，武汉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了多例肺炎病例，市卫健委就此发布了情况通报。但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已传唤8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警方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网上发布信息、言论应遵守法律法规，对于编造、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警方将依法查处。

在中共当局一贯严控民间声音的手段下，武汉病情急剧漫延，使国外都作出了各种防范严查举动，而中国公民却全然被蒙蔽于无知中。最后国际舆情斐然，中共当局看到再无法封锁消息的事实前，才被迫有限放开媒体的报道。而此时疫情已成燎原之势。

据武汉当地官方公布的消息来看，单单1月18、19日两日新感染人数已有160例，该数字到了20日已增至224例。国内方面，官方报告显示，北京、广州、深圳等地已各有数例疑似病例，相关人员以及家属已遭隔离；境外方面，一周内已有多起疑似病例报告，包括香港、泰国、韩国、日本等地，并有部分已经确诊。

据21日下午国家卫计委报道：截至2020年1月20日0-24时，国家卫生健康委收到国内3省（区、市）报告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77例（湖北省72例，上海市2例，北京市3例）；9省（区、市）报告新增疑似病例27例（广东省4例，四川省1例，云南省1例，上海市7例，浙江省10例，安徽省1例，海南省1例，贵州省1例，宁夏回族自治区1例）。截至1月20日24时，国家卫生健康委收到国内4省（区、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291例（湖北省270例，北京市5例，广东省14例，上海市2例）；14省（区、市）累计报告疑似病例54例（湖北省11例，广东省7例，四川省3例，云南省1例，上海市7例，广西壮族自治区1例，山东省1例，吉林省1例，安徽省1例，浙江省16例，江西省2例，海南省1例，贵州省1例，宁夏回族自治区1例）。收到日本通报确诊病例1例，泰国通报确诊病例2例，韩国通报确诊病例1例。目前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739人，已解除医学观察817人，尚有922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从中共一贯封锁消息与谎言欺世来看，如上的消息未必是真实而准确的。但就算卫计委现在发布了准确消息，其严重性也一目了然。这种新型传染病，溢出武汉，扩散到全国，进而漫延到国外，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安全的病症，居然在发生地没有及时得到有效控制，居然使国人乃至世界无法得到病情源起与扩散的真实消息，而那些自发起来披露身边消息的公民却遭到警方以传谣追责处罚。至今，导致如此严重灾难后果，危及公民生命安全，显然与中共当局剥夺公民知情权相关。从人类历史无数经验教训来看，事关公民生命安全的公共事务，只有让公民及时全面准确地了解情况，才能更有效调动社会的防范机能，达到最大保障公民生命安全的目的。

中共当局无视公民生命安全，欺骗愚弄民众，使民众不知疫情危害，而缺乏应有防范，以致遭受疾病侵袭，扩大疫病传播，使整个社会陷入危机之中。中共当局这种剥夺公民知情权的行径，严重侵害人权，危害公民生命权与健康权，是公然反人类，反文明。

因此，民生观察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立刻中止舆论管制，切实落实新闻自由，让公民真正享有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以为公民生命安全提供有效保障。

民生观察 2020年1月21日

【民生观察2020年1月8日消息】2019年12月31日上午，重庆被寻衅滋事罪入狱三年的维权难友肖成林刑满出狱，随后，重庆朋友们相聚在一起，为肖成林接风洗尘。不料，2020年1日7日，肖成林和重庆冤民杨千志先后遭到当地警方传唤。

2019年12月31日上午，是重庆市北碚区维权人士肖成林刑满出狱的日子。当天上午，重庆公民袁影、袁英、钟容元、危文元、赖本富、肖建芳等人，早早赶到到重庆永川监狱，准备接肖成林回家，但迟迟见不到人，打听后得知肖成林已被当地政府人员用车接走，并直接送回了家中。

2020年1月6日，重庆维权公民第一波团年聚餐，同时为被牢狱3年出狱的难友肖成林接风洗尘。聚餐完毕后，大家在一起合影留恋。

2020年1日7日上午9点多钟，肖成林突然被4名警察上门，带到当地派出所问话，后于当天下午五点多钟才被放回家。原因是，警察说他在重庆市信访办旁边照了一张戴大红花的相，该照片之后被朋友传到了网上。肖与警察对话如下：

问：是谁给你照的相？
答：忘记了，地沟油吃多了记忆不好。
问：是谁给你带的大红花？
答：转基因食品、垃圾食品吃多了容易忘记。
然后，肖成林就一直被关在审讯室里多个小时，直到当天下午五点多钟才被放回家。

与此同时，2020年1日7日上午10点多钟，参加过聚餐的重庆冤民杨千志也遭到当地派出所传唤，原因是和重庆朋友在一起吃了饭照了相。

获释后的杨千志说，“7号上午10点多钟，我被北碚区公安分局蔡家派出所4个警察，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强行拉上车，拉到蔡家派出所，他们说我在重庆给访民肖成林戴了大红花，照了相，一起吃了饭，说是涉嫌寻衅滋事。我和肖成林一起吃饭，照相不犯法。他们问到其他的人和事，我说不认识，不晓得。把我关在讯问室、办案区一直扣留到下午五点钟才放我离开，离开前补了一张传唤证。他们任意乱抓人，侵犯人权，我强烈遣责抗议！强烈要求依宪治国！保障人权！”

据悉，肖成林是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三溪村光明社农民。1995年蔡家岗镇政府逼迫其缴纳本不该肖成林承担的公粮和农税费，并联合公安，区法院数十人持枪对肖成林进行了抄家、搜身，六万元现金被抄走。还将其作为抗交农业税的典型在北培区电视台曝光。肖成林认为此举严重侮辱他及家人的人格尊严。随后坚持上访，要求查明真相，恢复名誉。

就在肖成林上访期间，于1996年9月6日，其6岁的儿子被镇政府司机刘刚故意开车撞残，当时，大腿骨骨折，颅内出血。镇政府为了掩盖其罪恶目的，压制其上访，随意捏造罪名，将其非法拘留多次。

2006年，肖成林因上访被以扰乱社会秩序劳教1年半。其自小在担惊受怕中长大的儿子因承受不了这种打击跳楼自杀，身上多处摔伤，骨折。但镇政府拒绝肖成林家属要求其回家看望儿子的要求，肖成林劳教期间被迫害至身患多钟疾病，留下了长期腰痛、胃痛、头痛等严重的后遗症。获释后，在上访期间肖成林又遭遇多次毒打、捆绑、关黑监狱、行政拘留等迫害。

2016年9月22日，冤屈难申的肖成林到中南海新华门喊冤被擒，先是关押驻京办，9月28日北培区公安分局将其强制押回，行政拘留15天。10月13日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转为刑事拘留。在逼迫其家人缴纳保证金后于11月12日将其取保候审释放。

在获释后不久，肖成林又前往北京上访。2016年12月11日凌晨，肖成林被重庆驻京办押到北京市丰台区高家场46-3后，于12月13日被蔡家镇维稳人员押回重庆后失联，后家属多方打听得知，其已被寻衅滋事罪判刑3年，刑期至2019年12月31日结束。

【民生观察2019年12月29日消息】徐昆，男，1961年5月25曰生，现年58岁，大慨是2013年加入玫瑰团队。曾经担任过小组长玫瑰QQ论坛主持人，2019年五月份被国宝强迫退出玫瑰团队，在秦永敏被失联被抓捕后徐昆为秦永敏举牌呼吁寻找秦永敏先生，秦永敏几次开庭不远千里来到湖北武汉参加秦永敏开庭，徐昆也多次为同仁朋友被抓后捐款帮助。

2019年8月17日，徐昆订好火车票要去苏洲参加朱承志大哥开庭，被昆明市盘龙分局国宝强行退票，退票后又到穿金所做笔录。做完笔录8月17日晚8点30分送徐昆拘留所行政拘留15天，到了8月30日又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9月30日晚上8点以涉嫌寻衅滋事执行逮捕。现关押在昆明市盘龙区第二看守所三监。

以下是律师给徐昆家人的信息：第二次会见情况
徐璐，你好！
根据法律规定和委托合同，你有权了解委任律师的工作情况。
11月27日下午，第二次会见了你父亲徐昆。
关于身体，血糖高问题，口服了降血糖的药，降下来，医生说不用服了。小三阳的事不要紧。但我感觉他很瘦，尤其是脸，显得苍老，58岁的人，看起来像70岁。
关于案子，他从不否认自己在推特上转发评论自创的1000多条推文，是自己发的，不认为自己犯罪。是根据宪法三十五条，行使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
11月28日，我到盘龙区检察院复制了案卷，案子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从11月26日起，一个月内作出起诉与否或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决定，如果检察机关认为重大复杂，可以延长十五日。案件由王颖源检察官承办，电话0871-66106072、66106075。我已向检察院递交了取保候审申请，（如果你需要，可以复制一份给你）希望得到同意，你父亲早日离开看守所，回家与你们团聚。

第三次会见情况如下：
2019年12月18日下午三点三刻到，赶到昆明市盘龙区第二看守所会见徐昆，盘龙二看是一间修建的比较早的看守所，只有两个简易隔起来的会见卡位，比起昆明看守所硬件差很多。
去起之前心里想，但愿没有律师用会见实，可别让我等，否则浪费时间了，进了大铁门，办完登记，走到窗口，递上会见手续，工作人员答，会见室有律师用着，恐怕得等着，旁边一女同行说：她两点半就来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正担忧呢！工作人员说：看你外地大老远来的，等下去今天可能见不着，你要愿意给你安排家属会见室，我说好的，老徐的事是公开的，不担心啥，等下去今天会见不着，达成一致后，工作人员几分钟就把徐昆带来了。
家属会见室，一面秘密扎扎的铁丝网隔着我与老徐，但彼此说话都听的清楚，我的任务是与他核实笔录是否真实，把最重要的部分共16页，一页一页读给他听，他回答，记得基本正确，是他说的话，我告诉他案子到了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承办人会来见你，核实证据。问你认罪否？他说自己的行为不犯法，是在施行宪法，言论自由的权利，我问他有啥话给家人谈，他回答，我很好，每天跑步10-15分钟，请大家放心，快五点了，工作人员提醒要吃饭了，会见持续了约一个小时。

律师在第二次会见后提出了取保候审并写了取保候审，申请书递交给了相关部门，希望云南公安局，检察院，等相关部门允许公民徐昆获得取保候审，2020年还有三天了，离春节还有20多天了，希望徐昆能回家过年与家人团聚。徐昆本就是无罪的，应该给予获准无罪释放回家过年。

【民生观察2019年12月19日消息】本网获悉，2019年12月18日重庆维权公民郭兴梅、陈明玉在京反映诉求，被北京警方以查身份证为由扣押并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后被重庆驻京办接出带往高家场46-3号（黑监狱）内关押，今天得知两人已分别被遣返回重庆。

据重庆访民消息，2019年12月18日上午10时40分，重庆维权人士陈明玉、郭兴梅在北京米市大街东堂子胡同内的公安部人民来访接待处反映各自问题后，走在街上，被三名警察拦下检查身份证，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就将二人送去王府井派出所。之后二人被无理由扣押在王府井派出所内，从上午十点四十分许一直到当天下午17点45分，仍然没有放她们出去的意思。

陈明玉发出消息说，如果今天晚上8点后联系不上自己的话，就很可能是被重庆驻京办关进黑监狱，因为她以前有过类似遭遇。在派出所等待期间，两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不准离开派出所。郭兴梅因身体不适只能在派出所躺椅上休息。

当晚8点半左右，陈明玉和郭兴梅被重庆驻京办工作人员和地方公安政府的大约七八个人接出派出所，后带到高家场46-3号（黑监狱）。陈明玉随即被带到办公室谈话，于当晚10点40分左右跟地方公安政府人员离开，预计第二天回重庆。而郭兴梅则还在北京高家场46-3号内关押。

在此期间，两人手机均无法接通，曾短暂与朋友失去联系。重庆公民何艳于当晚9点多钟，拨打北京市110报警，称陈明玉和郭兴梅在京失联，要求北京警方出警，玉泉营派出所来电向何艳了解大致情况后，说知道了，随后挂断了电话。

今天（12月19日）上午朋友得知，陈明玉准备乘坐今天下午三点半的飞机回重庆，郭兴梅则乘坐今天中午11点左右的火车回渝。

据悉，陈明玉是重庆市渝北区两路镇花石村村民，因哥哥陈明华被重庆市渝北区公安分局两路镇派出所民警吴秀峰、苏德怀等人闯入家中开枪打死以及房屋被强拆等问题上访多年，期间无数次遭当地维稳人员打压迫害。

郭兴梅是重庆市沙坪坝区天梨路失地农民，2003年重庆市沙坪坝区政府在没有征地批文的情况下强拆了她的房屋。从此，郭兴梅开始踏上逐级上访的道路，但是10多年的上访非但没有给她解决问题，反而给她平添了许多灾难。上访的过程中，她多次被绑架、殴打、非法关押。

郭兴梅：13452835224
陈明玉：18983291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