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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22年1月8日消息】2022年1月7日晚9点，福建省屏南县公民张贤兰无端被福建屏南县公安局限制人身自由，经历了被精神病，不成又被关押到拘留所，失去自由约60小时后才走出福建屏南县拘留所。

原来张贤兰于1月5日上午在宁德市三都澳迎宾馆前路过时，遭宁德市两会安保警察盘查，只因她曾经上访过而被带走。

由于宁德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两会）将于次日（即1月6日上午）召开，宁德警方就将张贤兰转交给屏南公安。当晚一向神智清醒的张贤兰遭屏南县警方“被精神病”，强行送去医院，全身被五花大绑在病床上，整整一天动弹不得。可能是湘西李田田被精神病事件的余波未平影响，屏南县警方放弃了把张贤兰当成精神病人的决定，1月6日晚上又把张贤兰从医院押回城关派出所。当得知消息的张贤兰丈夫郑家发急匆匆赶去派出所了解情况时，看见张贤兰脖子被绳索勒的红肿凹陷，正被押往拘留所行政拘留。

直至张贤兰释放回家前，家属还未收到屏南县城关派出所有关张贤兰被精神病的原因说明，以及被精神病不成后张贤兰被行政拘留的理由和天数的告知。

张贤兰丈夫陈述说：2018年5月2日，张贤兰因为民间会钱纠纷遭同村人甘穗芳、苏林梧、张曼玲围殴致残，屏南县公安局民警陈毓提、甘晓林在办理该案件过程中，严重徇私枉法，在审问时反而对受害者张贤兰暴力殴打，严刑逼供的满脸是血，还致使张贤兰左手臂被扭伤，至今还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张贤兰在本起纠纷中，人被打伤残，而且她和丈夫郑家发更反被行政拘留。

针对民警陈毓提、甘晓林徇私枉法暴力执法行为，张贤兰表示强烈不服，不断的向上级公安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2020年5月23日，屏南县公安和乡政府领导对张贤兰的信访事项进行调解时，欺骗张贤兰签下《停访息诉承诺书》。同时，屏南县公安局副局长何锦洪与卓正斌亲笔签下了担保书“甘穗芳欠张贤兰会钱事宜，经相关部门协调，甘穗芳返还张贤兰会钱及政府救济张贤兰等款项共计15万元，一个月内付清。甘穗芳一方向法院申请撤回对张贤兰人身权损害的诉讼，并不得再因该事宜再起诉讼，以上事宜由下列担保人担保。”。然而，时至今日都过快一年了，上述白纸黑字所写的款项还没还清。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2020年7月10日，屏南县公安局某领导说是帮助张贤兰，申请一笔国家司法救助资金5万元，作为其被打致残的相关补偿。为此，张贤兰签下了“司法救助申请书”及《国家司法救助资金发放记录表》。司法救助资金申请下来后，屏南县公安局该领导却谎称司法救助资金，是作为甘穗芳的会钱抵还给张贤兰。

张贤兰无法接受屏南县公安局该领导如此荒唐的空手套白狼骗局，又上访举报。2021年1月15日，屏南县公安局该领导奸计未得逞，忙以“申请未成功”为由，急切假装返还张贤兰申请有关手续。

现如今，张贤兰只是路过三都澳迎宾馆，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却遭屏南县公安局违法限制人身自由长达60个小时。失去自由期间，被精神病不成，又莫名其妙被行政拘留，受尽虐待、折磨和痛苦。屏南县公安局竟限制张贤兰人身自由时间超过60小时，违反了办案留置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的规定，显然这是屏南县公安局乱作为，再次滥用黑司法，肆意报复迫害张贤兰的又一次罪责。

张贤兰电话：13959311362

【民生观察2021年12月10日消息】昨天是12月9日，国际反腐败日。一大早，福州冤民林发珍和张华就各自手持检举控告书，再次邮寄给上级纪检部门，痛揭发生在他们身边的福州晋安区官员腐败行径。

林发珍揭发说，2009年因为福州火车北站改扩建工程，他妻子林鸿家位于晋安区新店镇西园村的房子遭暴力强拆，镇党委原书记陈劲松勾结西园村村霸村支书王成良，大搞权钱交易外包拆迁补偿一应事宜，肆无忌惮霸占他妻子家的房屋，套取房屋补偿款。因此他夫妻俩不断上访举报腐败贪官，但官官相护，举报无门，没想到他夫妻俩反而经常受到暴力劫持、殴打、非法拘禁在黑监狱等打击报复。晋安区政府腐败贪官想关就关林鸿，有时十几天、二十几天，甚至四十多天，动不动就被非法拘禁。

今年11月25日，他妻子林鸿和同乡张华在北京路过法使馆前，无端遭北京麦子店派出所扣押。次日二人同车遣返回福州后，张华已回家，但林鸿却再一次被非法拘禁在晋安区政府私设的黑监狱。直至今日林鸿已失联半个月，生死不明。

昨天早上张华为了纪念世界反腐败日，同样再次向上级纪检机关邮寄举报材料，检举腐败的晋安区政府贪官。张华愤慨地陈情控诉，她也是房屋遭强拆的事和林鸿一起上北京，11月25日她俩在北京没有任何违法行为莫名其妙被扣，晋安区政府雇佣多个黑社会男青年，用暴力把她和林鸿强行塞进小车，从北京遣返回福州。途中她二人受尽黑保安的法西斯折磨和凌辱，手机被抢，强脱裤子搜身，不让上厕所，不给饭吃。在被送去设在福州闽侯县青口山区黑监狱时，因她大喊救命，才免被非法拘禁，被送回家。

昨天林发珍和张华都在检举书中强烈控告晋安区政府私设黑监狱，肆意非法拘禁、暴力殴打他人的违法行径。例如，2021年6月13日徬晚约9点左右，林发珍和妻子林鸿在福州磐石新城门口要打的士回家，突然从旁边冲出一部小车，截停的士车，七八个陌生男青年用暴力把林鸿劫持到小车上开走。后林鸿被关到福州北峰山区一黑监狱，林鸿因为不堪忍受暴力而反抗，遭到毒打遍体鳞伤。直至林鸿被非法拘禁21天后，于7月4日深夜，歹徒才把伤痕累累的她一个妇女扔到山沟沟里的路边，扬长而去。

据悉，每逢北京、省、市有重点活动前，或重大会议期间，以及进京上访的人员，晋安区政府都会借口维稳或疫情防控之名，将辖区内的所有访民抓走关押在黑监狱。我们不禁算一笔账，访民从北京遣返福州，乘坐火车每人次只要几百元，但晋安区政府滥用职权挥霍公帛，仅雇车和黑保安就要花费几万元。

2003年12月起，联合国决定将每年的12月9日确立为国际反腐败日。值此今年的国际反腐败日，福州林发珍和张华以邮寄检举书的方式，痛揭腐败，唤起国际社会对福州市腐败问题的重视与关注。

关注失踪的林鸿，依法惩治腐败！

——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趋严重，出现了养老问题。新华社等官方媒体11月25日授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创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模式，鼓励社会投资等多种方式发展机构养老。并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务、承担照料责任等。

《意见》甫出，顿时招致网络一片质疑斥骂之声。网友纷纷留言，有的直接而尖锐地指出：“明着告诉你，养老金没了。咋滴，你们还敢造反不成？”“政府来养老了！狗日地又开始讲国情了”“政府没钱养老了让各行其是”“一点义务都不想承担”“所以还要继续交社保吗？”“国家就没有一点责任和义务？”“水电气涨价找理由而已！”“这说明GF（政府）的养老保险制度已经破产”“那么问题来了，两家老人，和哪家一起生活？”“外出打工谋生，如何就近居住？”等等

有理性温和的网友认真陈述落实《意见》的现实困难：“父母年纪越大，越不想远离家乡，越想待在自己土生土长熟悉的地方，也越难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子女要外出工作谋生，就近居住要大力提倡，但具体执行起来确有难度。”“这叫什么政策，国家一推就溜光，你（政府）以前是怎么承诺的，现在他撇清了。现在一个孩子的负担有多重啊，挣不到钱，还要管老（父母）管小（子女），他们（政府）以前承诺的全都不兑现。”

学界人士普遍认为，中国依托于人口红利驱动发展的阶段正在成为过去，而人口下滑以及老龄化的问题将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广泛影响，中国目前出现普遍的421家庭模式，即夫妻双方上有父母4人，下面有一个孩子，对上要照顾4老人，对下养育一孩子，负担越来越重。而政府为了挽救人口失策造成的社会畸形，近期开放三孩政策，甚至生四孩也不会被征收社会抚养费，对曾经承诺的赡养老人，却全然甩给家庭自己解决。有人说，如今生孩子成了国事，养老却成了家庭私事。

中国今天出台看似关心老人的《意见》何以招致如此非议？原因就是如网友所言政府在推卸自己的责任。网友们清楚记得政府曾经为了推行计划生育而打出的各种养老口号及宣传的所谓政策：1985年，宣传口号是“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1995年，宣传口号是“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2005年，宣传口号就变成了“养老不能靠政府。”2012年，进一步宣传口号变成了“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到了2018年，居然打出了“赡养老人是义务，推给政府很可耻。”的口号。

中国强力推行计划生育从1982年底定为基本国策，实行审批生育，城里非农业只许生一胎，农村鼓励一胎，若头胎是女，间隔4年后才准再生二胎，坚决杜绝生三胎。为此，中共不惜动用社会暴力，将所谓超生家庭牵牛拔屋，弄得多少人家破人亡，流落外地。为了配合计生，中共开动强大宣传机器公开喊出“谁超生叫谁倾家荡产，谁超生叫谁家破人亡”“引下来，流下来，就是不能生下来”等等血腥暴力口号。

1985年，计划生育是作为中共政治任务来完成的，地方政府考核实行一票否决，执行起来非常严格，甚至还出台了连坐制度——“一人超生，全村结扎”。那时最光荣的证件是“独生子女证”。政府的口号是“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

1995年，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交罚款养二胎，罚款金额因地方而异，大致每超生一个罚款10万到30万人民币。关于政府养老的话题，中共开始模棱两可，此时的口号是“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

2005年，中国开始迈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持续加深。此时中国政府已经无力或不愿负担庞大的老年人群体，所以开始把养老这个包袱或明或暗地甩给了老百姓，政府口号变为“养老不能靠政府”！

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在这一年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大部分40、50后达到退休年龄，养老金缺口巨大，所以政府高举“延迟退休”的大旗，让老百姓继续工作自己养活自已。那些原本还想退休后享受天伦之乐的父母们，无奈之下只能继续贡献剩余价值。此时政府的口号变成“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

2018年，新增劳动力进入拐点，从1985年到2018年，中国劳动力人口(包括学生)的平均年龄从32.2岁上升到了38.4岁。中共政府为了应对老龄化社会，才想起开放生育政策，先放开二胎，再放开三胎。政府的口号变成“一个难养老，再生一个好”。进而打出了“一人拒绝多生，全村人工受精”。现在推出了要求儿女与老人就近居住承担赡养的所谓《意见》。

从中共实行计划生育而相应承诺的养老政策变化可见，作为公权力的中共政府完全没有承担责任的意识，昔日为了完成计划生育可以承诺政府来养老，而今天为了甩掉人口老龄化责任，公然要求多生孩子，子女承担赡养老人，并说要求政府养老是“无耻”。这种短短几十年政府对待老人完全颠倒的政策，见证着公权力政府的失信与逃避责任。

国家公权力何以能够如此无视自己的承诺，将原本应该承担的责任推卸殆尽？根本原因就是公民没有基本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参政议政、选举、监督、罢免等等基本权利，也就没有对公权的起码约束，只能任由公权力如决堤的洪水，肆意泛滥为祸，任意宰割民众，将民众当作牲畜肆意剥夺生育权，实施阉割，而将养老完全推给业已被畸形化的家庭与个人。

中国公民在计划生育上遭受的种种苦难及今天养老面临的沉重负担，都力证着公民唯有落实宪法赋予的权利，实现对公权力的选举、授权、监督与罢免，才能让政府真正承担起责任，否则一切皆是空话、谎言。

民生观察 2021年11月26日

2021年10月中旬，野靖环、杨凌云、王峭玲、王秀珍、周秀玲、刘秀贞、张善根、范素君、郭树梅、李海荣、郭启增、李文足、朱秀玲、刘二敏共十四名北京居民（公民），包括三位“709”夫人王峭玲、李文足、刘二敏，集体公开参选北京区、镇两级人大代表，令中共惊恐失措，也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华人媒体的极大关注。当然，由于中共国的赤色恐怖局面，十四位参选人的举动不会受到中共官媒的关注，甚至连互联网自媒体也无法传播，与十年前江西新余女工刘萍等独立参选人被多家中共官媒报道及微博自媒体的高人气关注判若云泥，昭示了中共政治局势的急剧恶化。相同的是，十四位参选人像“新余三子”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一样享受了中共公安的高强度非法关注：传唤、盯梢、软禁、旅游、恐吓……

由于地处北京，国际关注度极高，加之稍稍吸取了六年前颟顸发动“709”大抓捕最终却一地鸡毛、狼狈收场的教训—“709”操盘手傅政华魔头而今也成了中共自己的阶下囚，用中共的口头禅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中共不会像2014年对刘萍、魏忠平、李思华那样，对这十四位参选人也抡起刑罚大棒。

同时高调参选的还有年逾七旬的重庆著名异见人士韩良先生、清华大学附中退休教师何志兰女士，他们也同样遭到了重庆、北京的中共公安和伪选举机构的非法阻挠。

与十年前刘萍、魏忠平、李思华的参选一样，十四位居民的集体公开参选，以及韩良、何志兰的个人参选，直刺中共假民主、真专制的面纱，又一次强烈地将了中共一军，让中共反民主、反宪政的本来面目暴露在世人眼前。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民主席卷全球，成为世界潮流，包括中共国在内的整个共产极权阵营也不得不在各自的宪法等法律中冠冕堂皇地规定民主条款，即便最顽固的北韩家族独裁政权也不例外—北韩“创造性”地把“民主（主义）”、“人民”、“共和”三个最能体现民主、宪政的同义词杂糅在其国名中，尽管与所有的共产极权国家一样，它既不民主也不人民更不共和。

试看中共的宪法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再看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另看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上述条款，像中共更多的其他法律条款一样，像中共从最高层到最低层的所有官员一次又一次老调重弹的“郑重”承诺一样，像中共毛太祖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样，悦耳动听，说的比唱的好听！

七十多年血淋淋的历史不仅让中国人明白了，而且也终于使很难理解中共所谓复杂“国情”的洋人渐渐明白了，中共是最善于、最擅长阴阳两手的，对他们的所有语言、文字最好反向理解，千万当不得真！明面肯定、暗中否定，笼统而抽象地肯定、明确而具体地否定，嘴上和纸上肯定、行动和行为上否定，当面肯定、背后否定等等两面手法不一而足。总而言之，对中共的话、对中共的法律、对中共向国际社会的承诺，是当不得真的！谁当真，谁上当，谁吃亏！刘萍、魏忠平、李思华把中共的宪法和选举法当了真，被抓捕、被判刑、被迫害；“709”律师把中共的法律当了真，被大规模抓捕、被颠覆、被强判重刑；女律师张展把中共的上述条款当了真，把自己的主人地位当了真，被抓被判被迫害；丁家喜、许志永把中共的法律和中共的“人民共和国”国名当了真，同样被颠覆，同样的重刑显然也在所难逃；WTO和国际社会把中共的承诺当了真，被中共的言而无信、背信弃义耍弄得晕头转向、满脸懵逼。

在活生生的现实中，中共的宪法第2条、第3条实际上是这么写的：

第二条：中国的真实国名叫中共国，中共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中共，中共国的人民不得独立享有或行使政治权力。

中共国形式上和表面上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实质上的权力机关是中共的各级委员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听命于中共的各级委员会。

法律的规定只是虚假幌子，人民不得果真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否则即构成颠覆中共政权罪。

第三条：中共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民主是虚假的和虚伪的，集中才是真实的，集中的主体是中共的各级委员会及其一把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虚假的、虚伪的民主选举产生，民主选举必须受中共各级委员会操纵，对中共各级委员会负责，如何选举和选举谁由中共各级委员会提前暗中决定。

中共为什么一贯如此这般地说一套做一套呢？这就不得不从专制政体的本性说起。

一贯地说一套做一套，也就是撒谎成性、谎言起家和谎言治国，另加暴力起家和暴力治国，是形形色色专制政体的本性，并非为中共所独有。今天，中共的说一套做一套之所以显得格外刺眼和令人厌恶，在于专制政体在全人类已屈指可数，尤其是在苏联东欧共产极权集团土崩瓦解之后，中共已成为所剩无几的几个专制政体中的大哥大，自然也就越发醒目。

说中共是靠谎言起家的，不需细数，看一看《历史的先声》和中共签署的入世协议就够了。

像所有新老专制政体如皇权（王权）家天下以及苏俄东欧共产集团一样，中共是靠暴力起家的，中共政体中充满了暴力、蛮横、不讲理、不妥协、不让步的血腥基因。回看中共的历史，无论是夺权前还是掌权后，满是血淋淋的场面，真真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饿殍万里，甚至在苏东阵营开始崩盘的1989年，中共仍然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几十万军队向天真无邪、满腔热血的学生开枪。暴力基因导致中共血债累累、罪孽深重，笔笔血债和罪孽是中共挥之不去的梦魇。

谎言和暴力的罪恶之果，使得中共无时无刻不深深地恐惧于失去政权，深深恐惧于一旦失去政权后被人民清算，进而深深恐惧于人民独立参选。这才正是中共十年前迫害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今天又阻挠、骚扰北京十四位集体参选人以及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的根本原因，也正是中共苦心孤诣对香港渗透、不遗余力摧毁香港的民主和法治，以掐断香港的民主和法治之风逐渐向内地扩的根本原因。

人类自有国家以来，经过数千年极其艰难的探索，经历了无数次血腥杀戮，无数个帝王将相如过江之鲫轮回跳梁登场、次第谢幕陨落，在1776年美国立国、1787年制宪后，终于创建了民主政体这一虽非完美却堪称最好的政体。再经两百多年的扩散，民主已成为无可争议的普世价值，实质、直观地体现着民主的选票和选举制度已成为所有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在有国家以来90%以上停滞不前、恶性循环的漫长历史中，一直作为夺取政权手段的暴力再也不能成为政体合法性的来源了。

靠谎言起家和治国，就必须防止谎言被揭穿，就必须绝对防止人民通过形式合法的选举成为议员（中共的人大代表）、行使权力。因为，一旦有不受中共操控的公民独立参选并成功当选，中共的权力垄断铁幕就开始被撕破，当选的议员就可能进一步成为行政官员，就会有更多的公民独立参选并当选，中共七十多年来一直高度恐惧着的失去政权的危险就越来越大，中共长期靠谎言掩盖着的杀戮、迫害、饿死数千万人、“六四”镇压等等血债真相就会被揭露，中共残存的一点愚弄、欺骗底层民众的能力就会丧失殆尽，他们将会面临何种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于是，他们怎么可能不对刘萍、魏忠平、李思华进行迫害？怎么可能不对北京十四位集体参选人以及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横加阻挠和骚扰？

延安时期，中共为了收买人心，也曾进行过有限的、可称真实的“三三制”选举，无党派者李鼎铭当选过政府副主席。只是，中共的这种选举实属权宜之计，昙花一现，一旦暴力夺权成功，中共连这种收买人心的表演也不再需要了，就再也不需要上演一下哪怕是徒具形式的选举了。1954年中共制定第一部宪法不久，毛泽东、刘少奇就公开或半公开地宣称“我们不依靠宪法治国”、“法律是用来约束敌人的，不能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于是，中共公然对自己制定的宪法弃如敝屣，竟至敢于近二十年不召开哪怕是表演式的人代会，刘少奇也终因他自己的“法律是用来约束敌人的，不能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而死于非命，实在是绝妙的反讽！说刘少奇是他自己的死因之一，虽然残酷，却不失历史真实。

与打压、迫害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与阻挠、骚扰十四位集体参选人及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出于同一逻辑，中共悍然发动的“709”大抓捕、对苏州和福州公民的大抓捕、深圳大抓捕、对NGO长沙“富能”三子（程渊、刘大志、吴葛剑雄）的大抓捕、厦门案（丁家喜、许志永、常玮平、李翘楚等人）的大抓捕、对张展等公民记者的抓捕等等不计其数的抓捕，无不是对公民行使主人权利、兑现主人地位的极度恐惧，以及对公民真正当家作主后其累累历史血债被曝光和清查的深深恐惧。

同样的，中共指示李锐先生的第二任妻子张玉珍起诉李锐女儿李南央、企图夺回李锐日记，亦是为了掩盖其AB团屠杀、陕北大杀戮、“六四”大屠杀等等历史血债的真相。中共正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地上演着《一九八四》的剧本。

中共出于掩盖、毁灭其历史罪恶的极度焦虑而对公民社会、对民间各界的全面打压已至不可理喻的疯癫、邪魔、歇斯底里的境地，中共已不甘于把其防范、围堵和迫害之网局限于大陆境内，中共蓄谋已久地对香港的法治和高度自治的摧毁就是这种歇斯底里症的发作。毫无疑问，自1997年香港被中共接收以来，关于香港的法治和民主对中国大陆所能产生的影响，中共一定始终心存防范，并越来越高度防范、警惕和焦虑。特别是在2010年后微博、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迅速普及以及内地-香港自由行开放之后，内地与香港的联系越发紧密，香港完善的法治和民主越来越成为大陆民众的向往，中共越来越把香港视为向内地传播法治和民主的星星之火，越来越把香港人民视为可能与内地民众紧密联系、从根基上动摇其极权、独裁政体的心腹大患，必欲铲除香港的法治和民主而后快。中共言而无信，在香港强推虚假选举，拒不落实真实普选，其阴险而不可告人的动机正在于此。

公民独立参选还从根源上拷问着中共政体的合法性。缺乏合法性是所有专制政体的共性，而中共的合法性危机则是空前绝后的。姑且不论中共1949年初次执政的合法性，1957年的所谓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随后饿毙数千万人的大饥荒、1966-1976年的“文革”、1989年的“六四”屠杀，以及1990年代以来一起又一起的政治迫害案件和对数千万访民的民生迫害案件，早已使得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荡然无存。

“历史终结论”倡导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认为，一个制度只有对更多的民众确立合法性权威才能延续下去，但在整个民众中缺乏合法性并不意味着合法性危机就迫在眉睫，而只是说它存在着根本的、内在的、长远而言会危及其存续的深刻危机；在民众中潜滋暗长的合法性危机会通过各种途径（民众自己供职于执政党、军队、警察等公职部门的亲友等等途径）传导至体制内部，并最终一定会动摇一直是体制的各级受益者乃至最大受益者的中坚力量（核心群体），导致各级既得利益者直至核心群体对他们自己的体制都失去信心，如苏东共产极权集团的崩溃。独裁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及其最终崩溃的契机就是其核心、铁杆力量的内部危机，或曰内乱。毋庸置疑，中共的这种内乱完全是可以期待的。

民主、宪政、法治思想以及独立参选人的选举行动从根本上刺穿了中共政权这个共产极权政体最后老大哥的合法性面纱。中共从2012年开始公开掀起“七不讲”、反宪政、反司法独立等普世价值的逆流，表明中共自认其政体与民主、宪政的根本对立，实即公开宣告其长期高喊的法治、民主的虚伪性—那种始于延安时期的、共产极权体制内在固有的虚伪性。

中共为了粉饰其合法性，煞费苦心，拼凑出空洞的“历史形成的”之歪理邪说，企图挽回其合法性丧尽之颓势。这一歪理邪说的实质是公开宣称其合法性来源于1949年前的暴力革命，是企图以它1949年暴力夺权的事实来强证其今天继续拥有合法性。

如前所述，中共如此自我赋予“合法性”的另一企图是要逃避它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来的累累血债，强使国民接受它家天下一般永久的、万世一系的合法性。显而易见，中共这种所谓“历史形成的”之歪理邪说与皇帝、国王的权力私下和家天下毫无二致，是永久的、万岁的、传之万世的，根本不需考虑1949年以后的民意，完全剥夺了1949年以来直至今日全体中国民众的选择权、选举权。

中共此种靠暴力、靠枪杆子和刀把子获得的“合法性”与靠选举、选票之宪政、民主程序获得的合法性显然势同水火。自人类进入宪政、民主阶段后，除了民主政体即真正的、实质的、由公开而普遍的选举所保障的人民主权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政治合法性，非经自由、公正、真实选举及人民的自愿授权，绕开公民投票而靠暴力夺取的政权，都不具有丝毫的合法性。

合法性及其来源问题，正是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以及此次十四位集体参选公民和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所揭开的要害问题，也正是一直使中共政权无法安睡的致命问题。面对这种被中共视为根本性挑衅、寻衅、颠覆的举动，中共只有一招，就是打压、迫害。

在有国家以来五千年左右历史中的绝大多数时段，人类一直浑浑噩噩地停留在奴隶制或封建皇权、王权专制的政治蒙昧状态，政治智慧一直原地踏步，直到西欧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人类的政治智慧才豁然开朗，才发生了质的飞跃，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发现、创立了民主（人民主权、主权在民）、分权、法治、宪政的崭新政治理念和理论体系。紧随美国1776年率先建立经典的三权分立民主政体、并在1787年制定实操性极强的宪法，1789年法国大革命又在西欧拉开了近代民主、宪政政体的大幕，尽管法国大革命的跌宕起伏和高强度暴力一直为部分知识人所诟病，但它与美国革命相继为世界指明了民主、法治、宪政的方向，无疑厥功之伟。根据福山教授的研究，1790年，美国制宪三年后和法国大革命一年后，全世界只有美国、法国、瑞士3个自由民主国家；1848年欧洲革命之际，全世界有5个自由民主国家，在美、瑞士之外新增了英国、比利时、荷兰3国，法国倒退为非民主国家；1900年全世界有13个自由民主国家，1919年（一战结束后一年）有19个，1940年二战期间倒退为13个，1960年增加为36个，1975年倒退为30个，1990年苏东共产极权阵营崩盘之际增加为61个。已故夏威夷大学教授鲁道夫.约瑟夫.拉梅尔（Rudolph Joseph Rummel）则给出了一个稍有差异的全球民主进程表：1800年有3个民主国家，1900年13个，1950年20个，1970年30个，2010年后约有130个。另据英国《经济学人》发布的2015年世界各国民主指数，实行完全民主的国家有28个，实行部分民主的国家有52个，实行总统制或半总统制加议会制或共和制的混合政权36个（混合政权显然包含有民主成分）。对民主国家或民主指数的这三种统计或评定都显示民主国家的数量、各国政体中的民主因素及世界民主进程越来越呈加速度之势。

中共一直自欺欺人地吹嘘什么马列主义（共产极权专制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苏东共产专制极权阵营的轰然倒塌无情地击碎了这一弥天大谎。相反，整个人类的政治制度史，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约400年的政治思想史，以及始于美国建国的约250年自由、民主政体的实践和扩展史，无可辩驳地表明只有自由、民主才是唯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无论是民主宪政之前的传统奴隶制或封建皇权（王权）专制，还是希特勒纳粹或苏东阵营的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斯库的新专制极权，或是继承了新极权并结合了数字技术的集极权之大成的后极权专制，都同样已经或必将败于自由、民主政治。自由、民主政治恰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人类历经数千年血泪和失败才摸索出来的政治趋势和方向，人心所向，势不可挡。

合法性缺失的困境对中而言共是先天内生的、致命的、无法克服的。马克思曾絮聒什么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孕育着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个臆断已被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实践而宣告破产，资本主义的劳资谈判、互让、妥协和全民的自由选举、定期选举和任期制等等自我完善机制持续地为政府更新着合法性；相反，倒是以苏俄为首的共产极权体制抱残守缺，固守暴力和斗争意识形态，引发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的全面失败和普遍人道灾难，导致合法性破产，最终自取灭亡。

与自由、民主政治之前可以完全罔顾民生的传统专制相比，其势汹汹、看似无所不能和无远弗界的当代后极权主义专制内生着另一个与合法性缺失相关的深刻危机和悖论：为了给自己多少涂抹一层合法性，它不得不为国民的生存提供最低的秩序保障，不得不发展经济并运用现代科技，不得不发展教育、培养知识型劳动力，不得不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进而不得不客观上促使民众启蒙、开悟、产生权利要求、主张自己的主人地位—民众越来越清醒，越来越不甘愚弄，越来越难以欺骗和驾驭。韩国的朴正熙和西班牙佛朗哥的军事独裁政权，以及苏东各共产极权政体的崩盘和转型，无不如此。一言以蔽之，当代后集权专制政体内在孕育着自我终结的基因。不妨借用一下马克思的那句著名臆断：后极权专制的独裁性与必须发展经济的内在矛盾使其政治制度自始不具有合法性，这一矛盾决定了专制政体孕育着自己的掘墓人人民大众，决定了其最终必然自取灭亡。

中共后极权专制政体除面临政治合法性危机外，也面临着经济领域或者说经济基础的合法性危机。出于对独立参选公民进行防范、围堵、迫害的相同逻辑，中共始终对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抱有深深的防范和恐惧。邓小平和中共在被动结束反人道、反人类的“文革”之后，面对民不聊生、濒于崩溃的经济，被迫对内恢复私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对外引进国际资本主义。然而，按中共的公有制为基础、无产阶级独掌政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反民主、反人性极权意识形态，对内外资本及自由市场经济的利用不过是1970年代末期为挽救其垂死的经济而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中共内心深处始终对内外私有资本高度警惕和防范，始终把内外私有资本秘定为潜在颠覆势力，这从中共一直在外资企业里以党委干预管理层正常经营，以及所谓的国计民生部门绝不对内外私营资本开放可见端倪。而今，中共自视在经济上羽翼已丰、内外私营资本已不再具有利用价值，即公然对内外私有资本痛下杀手，对内整肃、限制孙大午、马云等私营企业家，对外则束缚或逼破国际资本就范，尽管其靠倒卖农民土地而虚胖起来的房地产泡沫经济和中低端制造业根本就是外强中干，绝不像其自我感觉的那般强大。中共以阴阳两手对内外私有资本进行束缚、钳制的动因并不在于中共的经济果真已经足够强大，而是在于其挥之不去的政权丢失恐惧症，在于中共一直抱定私有资本是其敌对势力、终将撼动其政权根基的极权冷战意识形态。任由内外私有经济发展，自由、民主力量就必然继续同步壮大，中共极权必然终结；困死内部私有资本、逼走或逼迫国际资本就范，臆想着国有经济的所谓做大做强，中共必然在经济上困死自己，因为所谓国有实乃中共党有的国企、央企本质上是反人性、反自由、反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和自主决策、反市场规律的，已被苏东中央计划体制的崩溃证明是低效甚至负效的，逆市场经济规律而强推国进民退，中共极权的自我终结同样不可避免。这就是中共的经济（基础）的合法性困境。

总之，中共对自由、民主的防范和围堵是系统、全面和一以贯之的，既对本国人民独立参选等争取自由、民主、宪政的行为以及能够产生民主要素的私营经济严加防范、束缚、围堵，也对体现着自由、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的国际资本划定苛刻的边界，更屡屡公开叫嚣反宪政、反司法独立、反新闻自由、反普世价值，藐视和挑衅整个国际民主、宪政社会。极权、专制是中共及其苏俄老大哥为代表的整个共产阵营的天性，极权、专制与自由、民主针锋相对、势同水火，中共对独立参选人的防范、围堵、骚扰、迫害是其反民主、反宪政本性的必然要求。把各种自由、民主要素扼杀于未萌，是中共秘定的策略。为此，法律、法治，尽管是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以及中共自己一直空喊着的法治，统统都要一脚踢开。

毫无疑问，中共对自己的合法性危机，对它不可能永远抗拒自由、民主、宪政之现实，一定心知肚明。只是，作为古今中外极权、专制的集大成者，作为苏东崩盘后“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个超大型极权、专制堡垒，除了对自由、民主死扛到底，中共别无选择，它的后极权、超极权本性决定了它只能如此。至于还能死扛多久、还能苟延残喘几日，中共已经完全无暇顾及了。

从严防公民独立参选看中共及其民主的伪善

 

2021年10月中旬，野靖环、杨凌云、王峭玲、王秀珍、周秀玲、刘秀贞、张善根、范素君、郭树梅、李海荣、郭启增、李文足、朱秀玲、刘二敏共十四名北京居民（公民），包括三位“709”夫人王峭玲、李文足、刘二敏，集体公开参选北京区、镇两级人大代表，令中共惊恐失措，也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华人媒体的极大关注。当然，由于中共国的赤色恐怖局面，十四位参选人的举动不会受到中共官媒的关注，甚至连互联网自媒体也无法传播，与十年前江西新余女工刘萍等独立参选人被多家中共官媒报道及微博自媒体的高人气关注判若云泥，昭示了中共政治局势的急剧恶化。相同的是，十四位参选人像“新余三子”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一样享受了中共公安的高强度非法关注：传唤、盯梢、软禁、旅游、恐吓……

由于地处北京，国际关注度极高，加之稍稍吸取了六年前颟顸发动“709”大抓捕最终却一地鸡毛、狼狈收场的教训—“709”操盘手傅政华魔头而今也成了中共自己的阶下囚，用中共的口头禅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中共不会像2014年对刘萍、魏忠平、李思华那样，对这十四位参选人也抡起刑罚大棒。

同时高调参选的还有年逾七旬的重庆著名异见人士韩良先生、清华大学附中退休教师何志兰女士，他们也同样遭到了重庆、北京的中共公安和伪选举机构的非法阻挠。

与十年前刘萍、魏忠平、李思华的参选一样，十四位居民的集体公开参选，以及韩良、何志兰的个人参选，直刺中共假民主、真专制的面纱，又一次强烈地将了中共一军，让中共反民主、反宪政的本来面目暴露在世人眼前。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民主席卷全球，成为世界潮流，包括中共国在内的整个共产极权阵营也不得不在各自的宪法等法律中冠冕堂皇地规定民主条款，即便最顽固的北韩家族独裁政权也不例外—北韩“创造性”地把“民主（主义）”、“人民”、“共和”三个最能体现民主、宪政的同义词杂糅在其国名中，尽管与所有的共产极权国家一样，它既不民主也不人民更不共和。

 

试看中共的宪法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再看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另看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上述条款，像中共更多的其他法律条款一样，像中共从最高层到最低层的所有官员一次又一次老调重弹的“郑重”承诺一样，像中共毛太祖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样，悦耳动听，说的比唱的好听！

七十多年血淋淋的历史不仅让中国人明白了，而且也终于使很难理解中共所谓复杂“国情”的洋人渐渐明白了，中共是最善于、最擅长阴阳两手的，对他们的所有语言、文字最好反向理解，千万当不得真！明面肯定、暗中否定，笼统而抽象地肯定、明确而具体地否定，嘴上和纸上肯定、行动和行为上否定，当面肯定、背后否定等等两面手法不一而足。总而言之，对中共的话、对中共的法律、对中共向国际社会的承诺，是当不得真的！谁当真，谁上当，谁吃亏！刘萍、魏忠平、李思华把中共的宪法和选举法当了真，被抓捕、被判刑、被迫害；“709”律师把中共的法律当了真，被大规模抓捕、被颠覆、被强判重刑；女律师张展把中共的上述条款当了真，把自己的主人地位当了真，被抓被判被迫害；丁家喜、许志永把中共的法律和中共的“人民共和国”国名当了真，同样被颠覆，同样的重刑显然也在所难逃；WTO和国际社会把中共的承诺当了真，被中共的言而无信、背信弃义耍弄得晕头转向、满脸懵逼。

在活生生的现实中，中共的宪法第2条、第3条实际上是这么写的：

第二条：中国的真实国名叫中共国，中共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中共，中共国的人民不得独立享有或行使政治权力。

中共国形式上和表面上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实质上的权力机关是中共的各级委员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听命于中共的各级委员会。

法律的规定只是虚假幌子，人民不得果真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否则即构成颠覆中共政权罪。

 

第三条：中共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民主是虚假的和虚伪的，集中才是真实的，集中的主体是中共的各级委员会及其一把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虚假的、虚伪的民主选举产生，民主选举必须受中共各级委员会操纵，对中共各级委员会负责，如何选举和选举谁由中共各级委员会提前暗中决定。

 

中共为什么一贯如此这般地说一套做一套呢？这就不得不从专制政体的本性说起。

一贯地说一套做一套，也就是撒谎成性、谎言起家和谎言治国，另加暴力起家和暴力治国，是形形色色专制政体的本性，并非为中共所独有。今天，中共的说一套做一套之所以显得格外刺眼和令人厌恶，在于专制政体在全人类已屈指可数，尤其是在苏联东欧共产极权集团土崩瓦解之后，中共已成为所剩无几的几个专制政体中的大哥大，自然也就越发醒目。

说中共是靠谎言起家的，不需细数，看一看《历史的先声》和中共签署的入世协议就够了。

像所有新老专制政体如皇权（王权）家天下以及苏俄东欧共产集团一样，中共是靠暴力起家的，中共政体中充满了暴力、蛮横、不讲理、不妥协、不让步的血腥基因。回看中共的历史，无论是夺权前还是掌权后，满是血淋淋的场面，真真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饿殍万里，甚至在苏东阵营开始崩盘的1989年，中共仍然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几十万军队向天真无邪、满腔热血的学生开枪。暴力基因导致中共血债累累、罪孽深重，笔笔血债和罪孽是中共挥之不去的梦魇。

谎言和暴力的罪恶之果，使得中共无时无刻不深深地恐惧于失去政权，深深恐惧于一旦失去政权后被人民清算，进而深深恐惧于人民独立参选。这才正是中共十年前迫害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今天又阻挠、骚扰北京十四位集体参选人以及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的根本原因，也正是中共苦心孤诣对香港渗透、不遗余力摧毁香港的民主和法治，以掐断香港的民主和法治之风逐渐向内地扩的根本原因。

人类自有国家以来，经过数千年极其艰难的探索，经历了无数次血腥杀戮，无数个帝王将相如过江之鲫轮回跳梁登场、次第谢幕陨落，在1776年美国立国、1787年制宪后，终于创建了民主政体这一虽非完美却堪称最好的政体。再经两百多年的扩散，民主已成为无可争议的普世价值，实质、直观地体现着民主的选票和选举制度已成为所有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在有国家以来90%以上停滞不前、恶性循环的漫长历史中，一直作为夺取政权手段的暴力再也不能成为政体合法性的来源了。

靠谎言起家和治国，就必须防止谎言被揭穿，就必须绝对防止人民通过形式合法的选举成为议员（中共的人大代表）、行使权力。因为，一旦有不受中共操控的公民独立参选并成功当选，中共的权力垄断铁幕就开始被撕破，当选的议员就可能进一步成为行政官员，就会有更多的公民独立参选并当选，中共七十多年来一直高度恐惧着的失去政权的危险就越来越大，中共长期靠谎言掩盖着的杀戮、迫害、饿死数千万人、“六四”镇压等等血债真相就会被揭露，中共残存的一点愚弄、欺骗底层民众的能力就会丧失殆尽，他们将会面临何种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于是，他们怎么可能不对刘萍、魏忠平、李思华进行迫害？怎么可能不对北京十四位集体参选人以及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横加阻挠和骚扰？

延安时期，中共为了收买人心，也曾进行过有限的、可称真实的“三三制”选举，无党派者李鼎铭当选过政府副主席。只是，中共的这种选举实属权宜之计，昙花一现，一旦暴力夺权成功，中共连这种收买人心的表演也不再需要了，就再也不需要上演一下哪怕是徒具形式的选举了。1954年中共制定第一部宪法不久，毛泽东、刘少奇就公开或半公开地宣称“我们不依靠宪法治国”、“法律是用来约束敌人的，不能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于是，中共公然对自己制定的宪法弃如敝屣，竟至敢于近二十年不召开哪怕是表演式的人代会，刘少奇也终因他自己的“法律是用来约束敌人的，不能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而死于非命，实在是绝妙的反讽！说刘少奇是他自己的死因之一，虽然残酷，却不失历史真实。

与打压、迫害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与阻挠、骚扰十四位集体参选人及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出于同一逻辑，中共悍然发动的“709”大抓捕、对苏州和福州公民的大抓捕、深圳大抓捕、对NGO长沙“富能”三子（程渊、刘大志、吴葛剑雄）的大抓捕、厦门案（丁家喜、许志永、常玮平、李翘楚等人）的大抓捕、对张展等公民记者的抓捕等等不计其数的抓捕，无不是对公民行使主人权利、兑现主人地位的极度恐惧，以及对公民真正当家作主后其累累历史血债被曝光和清查的深深恐惧。

同样的，中共指示李锐先生的第二任妻子张玉珍起诉李锐女儿李南央、企图夺回李锐日记，亦是为了掩盖其AB团屠杀、陕北大杀戮、“六四”大屠杀等等历史血债的真相。中共正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地上演着《一九八四》的剧本。

中共出于掩盖、毁灭其历史罪恶的极度焦虑而对公民社会、对民间各界的全面打压已至不可理喻的疯癫、邪魔、歇斯底里的境地，中共已不甘于把其防范、围堵和迫害之网局限于大陆境内，中共蓄谋已久地对香港的法治和高度自治的摧毁就是这种歇斯底里症的发作。毫无疑问，自1997年香港被中共接收以来，关于香港的法治和民主对中国大陆所能产生的影响，中共一定始终心存防范，并越来越高度防范、警惕和焦虑。特别是在2010年后微博、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迅速普及以及内地-香港自由行开放之后，内地与香港的联系越发紧密，香港完善的法治和民主越来越成为大陆民众的向往，中共越来越把香港视为向内地传播法治和民主的星星之火，越来越把香港人民视为可能与内地民众紧密联系、从根基上动摇其极权、独裁政体的心腹大患，必欲铲除香港的法治和民主而后快。中共言而无信，在香港强推虚假选举，拒不落实真实普选，其阴险而不可告人的动机正在于此。

公民独立参选还从根源上拷问着中共政体的合法性。缺乏合法性是所有专制政体的共性，而中共的合法性危机则是空前绝后的。姑且不论中共1949年初次执政的合法性，1957年的所谓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随后饿毙数千万人的大饥荒、1966-1976年的“文革”、1989年的“六四”屠杀，以及1990年代以来一起又一起的政治迫害案件和对数千万访民的民生迫害案件，早已使得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荡然无存。

“历史终结论”倡导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认为，一个制度只有对更多的民众确立合法性权威才能延续下去，但在整个民众中缺乏合法性并不意味着合法性危机就迫在眉睫，而只是说它存在着根本的、内在的、长远而言会危及其存续的深刻危机；在民众中潜滋暗长的合法性危机会通过各种途径（民众自己供职于执政党、军队、警察等公职部门的亲友等等途径）传导至体制内部，并最终一定会动摇一直是体制的各级受益者乃至最大受益者的中坚力量（核心群体），导致各级既得利益者直至核心群体对他们自己的体制都失去信心，如苏东共产极权集团的崩溃。独裁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及其最终崩溃的契机就是其核心、铁杆力量的内部危机，或曰内乱。毋庸置疑，中共的这种内乱完全是可以期待的。

民主、宪政、法治思想以及独立参选人的选举行动从根本上刺穿了中共政权这个共产极权政体最后老大哥的合法性面纱。中共从2012年开始公开掀起“七不讲”、反宪政、反司法独立等普世价值的逆流，表明中共自认其政体与民主、宪政的根本对立，实即公开宣告其长期高喊的法治、民主的虚伪性—那种始于延安时期的、共产极权体制内在固有的虚伪性。

中共为了粉饰其合法性，煞费苦心，拼凑出空洞的“历史形成的”之歪理邪说，企图挽回其合法性丧尽之颓势。这一歪理邪说的实质是公开宣称其合法性来源于1949年前的暴力革命，是企图以它1949年暴力夺权的事实来强证其今天继续拥有合法性。

如前所述，中共如此自我赋予“合法性”的另一企图是要逃避它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来的累累血债，强使国民接受它家天下一般永久的、万世一系的合法性。显而易见，中共这种所谓“历史形成的”之歪理邪说与皇帝、国王的权力私下和家天下毫无二致，是永久的、万岁的、传之万世的，根本不需考虑1949年以后的民意，完全剥夺了1949年以来直至今日全体中国民众的选择权、选举权。

中共此种靠暴力、靠枪杆子和刀把子获得的“合法性”与靠选举、选票之宪政、民主程序获得的合法性显然势同水火。自人类进入宪政、民主阶段后，除了民主政体即真正的、实质的、由公开而普遍的选举所保障的人民主权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政治合法性，非经自由、公正、真实选举及人民的自愿授权，绕开公民投票而靠暴力夺取的政权，都不具有丝毫的合法性。

合法性及其来源问题，正是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以及此次十四位集体参选公民和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所揭开的要害问题，也正是一直使中共政权无法安睡的致命问题。面对这种被中共视为根本性挑衅、寻衅、颠覆的举动，中共只有一招，就是打压、迫害。

在有国家以来五千年左右历史中的绝大多数时段，人类一直浑浑噩噩地停留在奴隶制或封建皇权、王权专制的政治蒙昧状态，政治智慧一直原地踏步，直到西欧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人类的政治智慧才豁然开朗，才发生了质的飞跃，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发现、创立了民主（人民主权、主权在民）、分权、法治、宪政的崭新政治理念和理论体系。紧随美国1776年率先建立经典的三权分立民主政体、并在1787年制定实操性极强的宪法，1789年法国大革命又在西欧拉开了近代民主、宪政政体的大幕，尽管法国大革命的跌宕起伏和高强度暴力一直为部分知识人所诟病，但它与美国革命相继为世界指明了民主、法治、宪政的方向，无疑厥功之伟。根据福山教授的研究，1790年，美国制宪三年后和法国大革命一年后，全世界只有美国、法国、瑞士3个自由民主国家；1848年欧洲革命之际，全世界有5个自由民主国家，在美、瑞士之外新增了英国、比利时、荷兰3国，法国倒退为非民主国家；1900年全世界有13个自由民主国家，1919年（一战结束后一年）有19个，1940年二战期间倒退为13个，1960年增加为36个，1975年倒退为30个，1990年苏东共产极权阵营崩盘之际增加为61个。已故夏威夷大学教授鲁道夫.约瑟夫.拉梅尔（Rudolph Joseph Rummel）则给出了一个稍有差异的全球民主进程表：1800年有3个民主国家，1900年13个，1950年20个，1970年30个，2010年后约有130个。另据英国《经济学人》发布的2015年世界各国民主指数，实行完全民主的国家有28个，实行部分民主的国家有52个，实行总统制或半总统制加议会制或共和制的混合政权36个（混合 政权显然包含有民主成分）。对民主国家或民主指数的这三种统计或评定都显示民主国家的数量、各国政体中的民主因素及世界民主进程越来越呈加速度之势。

中共一直自欺欺人地吹嘘什么马列主义（共产极权专制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苏东共产专制极权阵营的轰然倒塌无情地击碎了这一弥天大谎。相反，整个人类的政治制度史，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约400年的政治思想史，以及始于美国建国的约250年自由、民主政体的实践和扩展史，无可辩驳地表明只有自由、民主才是唯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无论是民主宪政之前的传统奴隶制或封建皇权（王权）专制，还是希特勒纳粹或苏东阵营的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斯库的新专制极权，或是继承了新极权并结合了数字技术的集极权之大成的后极权专制，都同样已经或必将败于自由、民主政治。自由、民主政治恰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人类历经数千年血泪和失败才摸索出来的政治趋势和方向，人心所向，势不可挡。    

合法性缺失的困境对中而言共是先天内生的、致命的、无法克服的。马克思曾絮聒什么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孕育着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个臆断已被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实践而宣告破产，资本主义的劳资谈判、互让、妥协和全民的自由选举、定期选举和任期制等等自我完善机制持续地为政府更新着合法性；相反，倒是以苏俄为首的共产极权体制抱残守缺，固守暴力和斗争意识形态，引发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的全面失败和普遍人道灾难，导致合法性破产，最终自取灭亡。

与自由、民主政治之前可以完全罔顾民生的传统专制相比，其势汹汹、看似无所不能和无远弗界的当代后极权主义专制内生着另一个与合法性缺失相关的深刻危机和悖论：为了给自己多少涂抹一层合法性，它不得不为国民的生存提供最低的秩序保障，不得不发展经济并运用现代科技，不得不发展教育、培养知识型劳动力，不得不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进而不得不客观上促使民众启蒙、开悟、产生权利要求、主张自己的主人地位—民众越来越清醒，越来越不甘愚弄，越来越难以欺骗和驾驭。韩国的朴正熙和西班牙佛朗哥的军事独裁政权，以及苏东各共产极权政体的崩盘和转型，无不如此。一言以蔽之，当代后集权专制政体内在孕育着自我终结的基因。不妨借用一下马克思的那句著名臆断：后极权专制的独裁性与必须发展经济的内在矛盾使其政治制度自始不具有合法性，这一矛盾决定了专制政体孕育着自己的掘墓人人民大众，决定了其最终必然自取灭亡。

中共后极权专制政体除面临政治合法性危机外，也面临着经济领域或者说经济基础的合法性危机。出于对独立参选公民进行防范、围堵、迫害的相同逻辑，中共始终对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抱有深深的防范和恐惧。邓小平和中共在被动结束反人道、反人类的“文革”之后，面对民不聊生、濒于崩溃的经济，被迫对内恢复私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对外引进国际资本主义。然而，按中共的公有制为基础、无产阶级独掌政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反民主、反人性极权意识形态，对内外资本及自由市场经济的利用不过是1970年代末期为挽救其垂死的经济而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中共内心深处始终对内外私有资本高度警惕和防范，始终把内外私有资本秘定为潜在颠覆势力，这从中共一直在外资企业里以党委干预管理层正常经营，以及所谓的国计民生部门绝不对内外私营资本开放可见端倪。而今，中共自视在经济上羽翼已丰、内外私营资本已不再具有利用价值，即公然对内外私有资本痛下杀手，对内整肃、限制孙大午、马云等私营企业家，对外则束缚或逼破国际资本就范，尽管其靠倒卖农民土地而虚胖起来的房地产泡沫经济和中低端制造业根本就是外强中干，绝不像其自我感觉的那般强大。中共以阴阳两手对内外私有资本进行束缚、钳制的动因并不在于中共的经济果真已经足够强大，而是在于其挥之不去的政权丢失恐惧症，在于中共一直抱定私有资本是其敌对势力、终将撼动其政权根基的极权冷战意识形态。任由内外私有经济发展，自由、民主力量就必然继续同步壮大，中共极权必然终结；困死内部私有资本、逼走或逼迫国际资本就范，臆想着国有经济的所谓做大做强，中共必然在经济上困死自己，因为所谓国有实乃中共党有的国企、央企本质上是反人性、反自由、反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和自主决策、反市场规律的，已被苏东中央计划体制的崩溃证明是低效甚至负效的，逆市场经济规律而强推国进民退，中共极权的自我终结同样不可避免。这就是中共的经济（基础）的合法性困境。 

总之，中共对自由、民主的防范和围堵是系统、全面和一以贯之的，既对本国人民独立参选等争取自由、民主、宪政的行为以及能够产生民主要素的私营经济严加防范、束缚、围堵，也对体现着自由、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的国际资本划定苛刻的边界，更屡屡公开叫嚣反宪政、反司法独立、反新闻自由、反普世价值，藐视和挑衅整个国际民主、宪政社会。极权、专制是中共及其苏俄老大哥为代表的整个共产阵营的天性，极权、专制与自由、民主针锋相对、势同水火，中共对独立参选人的防范、围堵、骚扰、迫害是其反民主、反宪政本性的必然要求。把各种自由、民主要素扼杀于未萌，是中共秘定的策略。为此，法律、法治，尽管是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以及中共自己一直空喊着的法治，统统都要一脚踢开。

 

毫无疑问，中共对自己的合法性危机，对它不可能永远抗拒自由、民主、宪政之现实，一定心知肚明。只是，作为古今中外极权、专制的集大成者，作为苏东崩盘后“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个超大型极权、专制堡垒，除了对自由、民主死扛到底，中共别无选择，它的后极权、超极权本性决定了它只能如此。至于还能死扛多久、还能苟延残喘几日，中共已经完全无暇顾及了。

 

2021年10月中旬，野靖环、杨凌云、王峭玲、王秀珍、周秀玲、刘秀贞、张善根、范素君、郭树梅、李海荣、郭启增、李文足、朱秀玲、刘二敏共十四名北京居民（公民），包括三位“709”夫人王峭玲、李文足、刘二敏，集体公开参选北京区、镇两级人大代表，令中共惊恐失措，也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华人媒体的极大关注。当然，由于中共国的赤色恐怖局面，十四位参选人的举动不会受到中共官媒的关注，甚至连互联网自媒体也无法传播，与十年前江西新余女工刘萍等独立参选人被多家中共官媒报道及微博自媒体的高人气关注判若云泥，昭示了中共政治局势的急剧恶化。相同的是，十四位参选人像“新余三子”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一样享受了中共公安的高强度非法关注：传唤、盯梢、软禁、旅游、恐吓……

由于地处北京，国际关注度极高，加之稍稍吸取了六年前颟顸发动“709”大抓捕最终却一地鸡毛、狼狈收场的教训—“709”操盘手傅政华魔头而今也成了中共自己的阶下囚，用中共的口头禅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中共不会像2014年对刘萍、魏忠平、李思华那样，对这十四位参选人也抡起刑罚大棒。

同时高调参选的还有年逾七旬的重庆著名异见人士韩良先生、清华大学附中退休教师何志兰女士，他们也同样遭到了重庆、北京的中共公安和伪选举机构的非法阻挠。

与十年前刘萍、魏忠平、李思华的参选一样，十四位居民的集体公开参选，以及韩良、何志兰的个人参选，直刺中共假民主、真专制的面纱，又一次强烈地将了中共一军，让中共反民主、反宪政的本来面目暴露在世人眼前。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民主席卷全球，成为世界潮流，包括中共国在内的整个共产极权阵营也不得不在各自的宪法等法律中冠冕堂皇地规定民主条款，即便最顽固的北韩家族独裁政权也不例外—北韩“创造性”地把“民主（主义）”、“人民”、“共和”三个最能体现民主、宪政的同义词杂糅在其国名中，尽管与所有的共产极权国家一样，它既不民主也不人民更不共和。

试看中共的宪法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再看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另看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上述条款，像中共更多的其他法律条款一样，像中共从最高层到最低层的所有官员一次又一次老调重弹的“郑重”承诺一样，像中共毛太祖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样，悦耳动听，说的比唱的好听！

七十多年血淋淋的历史不仅让中国人明白了，而且也终于使很难理解中共所谓复杂“国情”的洋人渐渐明白了，中共是最善于、最擅长阴阳两手的，对他们的所有语言、文字最好反向理解，千万当不得真！明面肯定、暗中否定，笼统而抽象地肯定、明确而具体地否定，嘴上和纸上肯定、行动和行为上否定，当面肯定、背后否定等等两面手法不一而足。总而言之，对中共的话、对中共的法律、对中共向国际社会的承诺，是当不得真的！谁当真，谁上当，谁吃亏！刘萍、魏忠平、李思华把中共的宪法和选举法当了真，被抓捕、被判刑、被迫害；“709”律师把中共的法律当了真，被大规模抓捕、被颠覆、被强判重刑；女律师张展把中共的上述条款当了真，把自己的主人地位当了真，被抓被判被迫害；丁家喜、许志永把中共的法律和中共的“人民共和国”国名当了真，同样被颠覆，同样的重刑显然也在所难逃；WTO和国际社会把中共的承诺当了真，被中共的言而无信、背信弃义耍弄得晕头转向、满脸懵逼。

在活生生的现实中，中共的宪法第2条、第3条实际上是这么写的：

第二条：中国的真实国名叫中共国，中共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中共，中共国的人民不得独立享有或行使政治权力。

中共国形式上和表面上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实质上的权力机关是中共的各级委员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听命于中共的各级委员会。

法律的规定只是虚假幌子，人民不得果真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否则即构成颠覆中共政权罪。

 

第三条：中共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民主是虚假的和虚伪的，集中才是真实的，集中的主体是中共的各级委员会及其一把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虚假的、虚伪的民主选举产生，民主选举必须受中共各级委员会操纵，对中共各级委员会负责，如何选举和选举谁由中共各级委员会提前暗中决定。

【民生观察2021年11月10日消息】2021年11月9日中午时分，福建屏南县公民陆祚钰和父亲及李穗财在微信朋友圈请求网友关注，她们三人目前被困北京潘家园派出所内，再次面临黑保安暴力绑架。

此时，在潘家园派出所外正有屏南县官员派出的二十几个黑保安正守株待兔，欲暴力绑架三人。陆祚钰三人在2021年11月9日早上接到北京潘家园派出所赵少文警官电话，谎称帮忙陆祚钰父亲做伤情鉴定，通知陆祚钰三人下午1点半准时到派出所。显然，警官赵少文是在设套，引诱陆祚钰三人到潘家园派出所去，再勾结屏南当地陆祚钰三人被打一案犯罪嫌疑人到来，其居心叵测。

此外，转自陆祚钰朋友圈消息：2019年10月28日，就是张家满和同事杨洁雇佣的这些匪徒打断我父亲肋骨5根，胸体骨骨折。所以这次我们才专程进京报警，潘家园派出所已经受理刑案。没想到今天又是他们再次纠集二十多人这样明目张胆围到潘家园派出所外，欲行不轨。现我已经打010-11088866报警。

据网络有关资料：2019年10月28日，陆祚钰三人因为一起行政案件应诉而滞留北京，在潘家园遭到了屏南县政府长期雇佣的截访公司人员暴力劫持。这次野蛮的暴力劫持，造成了三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惊吓和伤害。受伤最严重的陆祚钰父亲陆代金肋骨被打断5根，一根胸骨骨折，李穗财也是被打得伤痕累累。被押解回屏南，陆祚钰旋即又被构陷入狱，直到2021年7月7日才服完一年零八个月的刑期，走出了福建宁德看守所。陆祚钰出狱后得知两年前父亲无辜被打致伤一案，由于事发地潘家园警方的不作为，有案不立，有罪不纠，甚至不让鉴定伤情，而造成嫌疑人至今仍逍遥法外。前几天，进京报案的陆祚钰三人，没想到却遭到潘家园派出所警察的刁难，有罪不纠，甚至连报警回执都拒绝开具。陆祚钰几经努力，多方投诉控告已及网友的关注，才使潘家园派出所受案，但至今还未对伤者陆祚钰父亲进行法医学伤情鉴定。

下午3点钟得到李穗财消息，潘家园派出所警察赵少文在陆祚钰三人的质问和质疑下，不得已陪同陆祚钰和她父亲去司法所鉴定伤情，但李穗财不让随同，仍滞留派出所内。门口那些黑保安则兵分两路乘车跟随，车牌遮盖vip。

稍后时间，陆祚钰就留言多个好友指出后面跟随着戴口罩的人名叫郑彪，就是2019年10月28日打她父亲那伙施暴人之一。今天她一到潘家园派出所就发现有二十多个黑保安和几部车牌号被挡住的黑车在外面等着。她和父亲到了司法鉴定中心，赵警官就原形毕露了，说不会给你做鉴定，而后把陆祚钰强行控制在车里，并说是他领导吩咐要把她移交给当地。

陆祚钰最后留言说：“如果说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些，真的不知道是这么黑啊！”随之就失联了。

“黑，太黑了”这个社会无药可治了，正义不彰，法律蒙羞，敬请关注！

前几天网上热传着一份检方指控丁家喜律师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犯罪行为的帖子，继而又看到了许志永博士的起诉书。两者内容大同小异，明明是同案，却故意分案处理，这样辩护律师就无法交叉询问，庭审推进的很快，而且预计开庭时许丁相互之间也不让作为证人出现，以最大限度降低案件影响。有司对良心犯的处理，向来“闷着审”，目的就是波澜不惊的重判你。

对许丁两位的起诉，有司证成犯罪的逻辑简单粗暴，他们先将新公民运动或者公民运动定性为一个组织，而且是专以颠覆中共的统治为目标的“反动”组织，然后将许志永丁家喜定性为组织的核心领导，许博士过往发表的文章是组织纲领，华泽在电报群里的非暴力分享是策略培训，参加过两次线下聚会的是骨干成员，他们聚会的花费是组织资金。

于是，一个要素齐备的颠覆政权的反动组织就被刀笔吏们建构了出来。古代把刀笔吏们这种做法称之为深文周纳。

12.26专案组之所以由山东烟台警方领衔，从起诉书内容可以推测，是因为2018年几个公民在烟台聚会了一次，在烟台警方眼皮底下十来个人聚会成功，这肯定会让他们很没面子，挨批也是肯定的了，所以急于立功赎罪。估计烟台聚会之后警方就已经立案了。

709之前公民线下聚会是件极其稀松平常的事，当时戏谑地称之为“饭醉”，朋友们聚在一起集体吐吐槽，畅想一下未来，缓解下焦虑，然后各回各家继续艰难谋生。709之后，当局着眼于让社会更原子化，只要得到公民聚会的消息，有司就会想尽办法阻挠，所以聚会就不得不秘密地搞，不是聚会的内容需要保密，而是怕被阻挠。各地的国保千方百计地阻止公民聚会，但一旦公民成功聚会了，他们也就默认了，这是最近几年的潜规则。

厦门聚会后，警方以雷霆万钧之势突施抓捕，善意猜测他们应该获得了错误的情报，或者假想这些公民在搞事情，搞大事情，类似于百年前嘉兴南湖一条画舫上他们曾经做过的。党国这架统治机器，在保政权方面极端敏感，效率极高，真是体现了极权体制的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做坏事，恶法一个接一个的出台，挤压侵夺公民的自由空间，法律之间留下的空隙，又通过蛮横的执法和不公正的司法进行蚕食。

烟台警方立功心切，向政治高层汇报了这一信息，于是就成立了12.26专案组，当然烟台警方之所以敢于冒失的这样去做，是因为他们知道即便没有组党，没有组织化，对许丁二人进行预防性打击也是符合高层意旨的，完全可以先把人抓了边走边看。只要把许丁两位抓了就是功劳，区别仅在于吃相难看还是更难看一点。于是就有了泰山压顶似的抓捕，等到抓捕传唤了多个与会者之后，发现情报或者想象确实有误。这些人根本没有任何组织化的行为，所谓的组党完全是空穴来风，就是一次公民的线下聚会。除了许丁两位早就蓄谋要抓的人，其他被抓的陆续释放了，与会者人权律师常玮平的情况特殊，推测两度抓他是宝鸡地方国保的自选动作，许丁两位的起诉书把常玮平定性为组织的重点成员，是“作恶授权”的结果，疑似是对宝鸡国保的迫害行为背书。而后来抓捕的许博士的女友李翘楚并未与会，起诉书显示抓她的理由仅仅只是她注册了一个微博传播了许博士的文章，当然真正的动机是阻止有人为许博士呼吁、营救、申冤，降低案件的影响。这些与会者陆续被释放也证明了有司的情报或者想象有误。

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引起国内国际震动的大案，如果劳而无功不了了之，无论政府还是警方均无法接受这种结果，何况许丁他们早就想抓了，特别是丁律出狱后仍然不改初衷，去各地旅游见公民朋友，有司认为许丁这是在尝试建立公民的社交网络，是在挑战中共将公民原子化、将社会散沙化的管制策略。这是他们无法容忍的。但以许丁去各地见朋友为由来实施抓捕，实在又摆不到台面上去，而且也无法重判，所以有司一直在寻找机会伺机下手。有司认为厦门聚会就是个机会，一个可以重判许丁的机会。

这些人没有组织化不要紧，可以发挥刀笔吏们的特长建构一个组织，一个矢志于颠覆中共统治的他们嘴里的“反动”组织。

熟悉党国对良心犯迫害的朋友都知道，法律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工具，只要想重判一个人，这个人就会在劫难逃，讲道理对他们不起作用。他们才不管你有没有犯罪事实，有没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也不会管你的行为有没有社会危害性，是不是在践行宪法所保障的权利。

以第三者的视角来看有司对许丁两人的指控，看他们证成犯罪的逻辑，你就会发现，他们玩的是有罪推定，而且是无处不在的蓄意歪曲。

因为要重判许丁需要一个反动组织，所以他们就将公民运动定性为一个反动组织，完全不顾及公民运动在一般人的认知中的所指，也不顾及这种定性与他们自己编定的历史书对各种类似运动的定性相违和。
新公民运动这个词是许志永博士率先提出并对其含义做了一个说明，据起诉书后来许志永把“新”字去掉了，改称公民运动。很明显，不管称新公民运动还是公民运动，这只是一个理念的倡导，其性质与民间所说的维权运动、劳工运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是相同的，就是一个理念，就是一个方便识别的口号。根据许志永撰写的《美好中国》系列文章，其本意就是倡导人们把公民身份当真，作积极的公民，捍卫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也敢于仗义执言捍卫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如果不是无国籍人，每个人生下来就自动地拥有公民的身份，但真正明了自己是公民而非臣民，明了自己享有宪法保障的各项自由和权利的人少之又少，这也正是“此国之所以不昌也”的原因之一。现代社会，国家应该以自由和人权立基，一个国家应当首先是正义的，然后才应当是强大的，而且一个不自由的国家，也不可能真正强大，所谓民权不彰则国家不强，已成公论。许丁等人倡导把公民身份当真，就是把宪法保障的自由和权利当真，这有利于建立一个具备正义品格的国家，一个民富国强的现代化国家。这样的倡导，初衷是建设性的，结果也是建设性的，于民于国都只有好处。

公民运动不仅与组织不沾边，而且此“运动”也非彼“运动”，它不是着眼于群体性的抗命和不服从，而是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所以它不是如五四运动或四五运动那样带有集会游行示威性质的社会运动。不能仅仅从运动这个词就想当然认定它有动员社会运动的意思，正如谁也不会认为厕所革命的革命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相同。如果真要类比的话，纵向比较，公民运动中的运动这个词指涉的含义与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和和国民党曾经倡导过的“新生活运动”中的运动语义更接近。

所以，公民运动不是一个组织，反动组织也就更无从说起了。

另外，看许丁的起诉书，有司对骨干成员的定性也相当任性，凡参加两次聚会的，提供聚会场所的，做了一个聚会会务的，统统是骨干成员。有司认为根本不需去证明为何这几个人是骨干成员，他们在组织中担任什么重要职务，承担什么重要角色，做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完全的自由心证，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

一个长期研究非暴力转型的知识分子在一个群里做了非暴力转型的知识分享，就成了颠覆的策略培训。

呼吁参与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就成了阴谋把持基层政权甚至伺机抢班夺权，尽管这竞选规则都是党国定的。有司认为这逻辑是很清晰的，也是无需证据证明的：因为你们是持不同政见者，所以都是不怀好意的，你参加竞选就是意图颠覆。至于通过这种方式成功颠覆政权的概率不高于南美一只蝴蝶煽动翅膀造成一场飓风在所不问。

在现阶段中国，讲自然法是奢侈的，讲政治自然法是危险的。你不能说政权不同于国家，也不能说政党轮替是自然之理是政治文明。在这里，党国一体。在党国的话语体系里，自打共产党出现，它就应当成为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朝代不断更迭的国家永恒的主宰，对不服气的，僧挡杀僧，佛挡杀佛，因为据称这是人民的选择，是我们的祖辈选择了它，一次授权永远有效，一辈授权辈辈有效。

所以，颠覆政权罪不仅要存在，而且在适用方面要灵活，只要需要，尽可以撇开刑法条文，撇开犯罪构成，把它从行为犯改成动机犯。

党国太有危机感了，他们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你怀揣一盒火柴就是有罪的。

读《左传》中《郑伯克段于鄢》这篇古文让人感慨，即便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在对手反行未著时不能预防性打击，仍然还是当时贵族恪守的政治伦理。

一个掌握几乎所有国家资源堪称无所不能的政府，一个维稳费用与国防支出并驾齐驱的政府，辅以无所不在的监控摄像头和大数据网络，却在21世纪践行着根据动机来给人定罪的最野蛮的做法。这是国人的悲哀，这也是党国的耻辱。

许博士的《美好中国》强调政治应当是美好的，也可以是美好的。现代社会的政治，本质应当是民主共和的，同时又是宪政的，涵盖的面向和层次也是很广的，一个人认真对待自己的公民身份，珍视自己的公民权利，改变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就是在参与政治。

类似于许丁这样的志士仁人，他们固然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这种抱负是将自己生平所学所知用于让这个国家变得更美好，让人活的更有尊严，而不是“彼可取而代之”的王霸宏图。指控这样的人犯罪从根本上是不义的。

一凡 2021年9月28日

【民生观察2021年9月24日消息】近日，重庆部分维权公民再次到公安部举报北京丰台区高家场46-3号（黑监狱）院内，涉嫌有非法组织残害百姓，请求公安部依法督查北京丰台区花乡高家场46-3号房屋内涉嫌有涉黑涉恶组织长期盘踞于此，实施绑架、打人、搜身、拘禁公民等违法犯罪活动。

9月23日，重庆维权公民陈子莲、田世兰、杨兴仪、邓孝碧、向平华、郑孝碧、张廷福、陈明玉、胡贵琴等人，前往公安部举报北京丰台区高家场46-3号院内，涉嫌有非法组织残害百姓，希望公安部依法监督查处，打击违法犯罪的行为。

据重庆维权公民反映，访友们在北京依法维权上访过程中，多年长期被不明身份人员，强制带到丰台区花乡高家场46—3号院违法建筑房屋内非法关押。有自称是警察的人（无警号、警衔、臂章、胸徽标识），对举报人进行殴打、威胁、恐吓、搜身、扣押身份证、人民币、手机等所有随身物品，不准报警，不准与外界有任何联系，24小时全监控和专人看守，不准出大门，不准大声说话，若有不从就会遭到毒打和漫骂。曾同样被绑架拘禁在此的，还有重庆奉节县的张治发、陈明玉、晏样菊、胡贵琴等，有多名重庆公民在此被打伤甚至被打残（比如：重庆何朝正、周茂淑、周克兰、郭兴梅等）。

对于上述事实，充分证明这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涉黑涉恶团伙作案。他们已涉嫌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罪]“非法拘禁他人或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规定，违反《宪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九条“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规定

2018年5月5日、9月29日，其中举报人陈明玉、向平华与有同样遭遇的重庆公民袁志英，肖建芳、郭兴梅等多人，先后到玉泉营派出所、丰台区公安分局报案，并向北京市公安局、公安部举报，要求北京警方依法查处并取缔长年盘踞在花乡高家场46-3号院房屋内的涉黑涉恶团伙。北京警方告知高家场46-3号是重庆市人民政府驻北京信访工作组，但是并没有拿出相应的证据证明。

经向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市公安局、北京市民政局信息公开核实，重庆市政府无重庆市人民政府驻北京信访工作组这个机构。重庆市公安局亦未派驻公安干警到所谓的重庆市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及重庆市人民政府驻北京信访工作组，也没有重庆市驻京办事机构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的信息。

据此，丰台区花乡高家场46-3号院，并不是什么重庆市人民政府驻北京信访工作组，而是一个有组织的涉黑涉恶团伙，私设残害公民的“黑监狱”。这给首都北京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给重庆公民造成了极大的身体伤害和精神伤害。

重庆维权公民表示，中央正在进行“政法教育整顿”，“打黑除恶”，铲除“黑恶势力和黑保护伞”的整治行动，为了维护法律权威，维护举报人的自身合法权益，为更多的人不再受到伤害，特此举报。请求公安部依法督查并取缔丰台区花乡高家场46-3号院的涉黑涉恶团伙设立的残害公民的“黑监狱”，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中共网信办日前再度召开整治网络会议，掀起封禁关停财经类“黑嘴”帐号狂潮，公开表示不允许公民评议、批评、质疑、叫衰中国经济的言论，宣示了中共网络只许歌颂赞美不许质疑、针砭的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中国公民言论自由权利被进一步剥夺，公民言论空间进一步被压缩，中国社会环境更趋严酷的现实。

所谓“黑嘴”，就是近年来在网络兴起使用的一个词，大概有如下一些意思：通常有说大话的意思，也有说话不着边际的意思，也有幽默的意思，也有一个人说完了话，虽然这话听起来不可能，但最后还是应验了；也有用来表示语言尖刻，一针见血，骂人骂到骨子！可以把活人活活气死！这样的人形容为“黑嘴”；还有就是说话好的不灵坏的灵，换句话说，谁黑嘴，谁就是诅咒专家。用百度注解证券类黑嘴指，一些非法证券咨询机构或个人，或者利用互联网等媒介发展会员、收取荐股费用，通过影响散户推高股价时出货套利，或者通过推销包赚不赔荐股软件牟取利益——他们通常被广大股民戏称为“黑嘴”。而中共现在用财经类“黑嘴”，主要就是指唱衰中国经济，预报一些危机，经常谈些财经负面信息的财经类帐号。

据中共官媒报道，8月27日，国家网信办开展清朗·商业网站平台和“自媒体”违规采编发布财经类信息专项整治会议。第一阶段从即日始到10月26日，为期2个月，国家网信办将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保监会等部门，督促指导主要商业网站平台对照专项整治要求，集中清理一批违规发布的财经类信息，依法依规严处一批问题严重的网站平台，封禁关停一批充当“黑嘴”、敲诈勒索、社会反映强烈的“自媒体”账号。

待第一阶段结束，到时再看情况决定下一步整治。可见中共网络严打将持久开展下去。

据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专项整治重点聚焦财经类“自媒体”账号、主要公众账号平台、主要商业网站平台财经版块、主要财经资讯平台这四类网上传播主体，重点打击八类违规问题：一是胡评妄议、歪曲解读我财经方针政策、宏观经济数据，恶意唱空我金融市场、唱衰中国经济等；二是毫无立场、不加判断地转载搬运境外歪曲解读我财经领域热点的报道评论等；三是散布“小道消息”，以所谓“揭秘”“重磅”“独家爆料”“知情人士称”为名进行渲染炒作，甚至造谣传谣；四是转载合规稿源财经新闻信息时，恶意篡改、断章取义、片面曲解等“标题党”行为；五是充当金融“黑嘴”，恶意唱空或哄抬个股价格，炒作区域楼市波动，扰乱正常市场秩序；六是炒作负面信息对相关利益主体进行威胁恐吓、敲诈勒索，谋取非法利益；七是炒作社会恶性事件、负面极端事件，煽动悲情、焦虑、恐慌等情绪，借以推销所谓“财商课”、各类保险产品等；八是未严格履行身份认证程序，冒用滥用财经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或专家学者等名义开办财经专栏、账号等。

结合八项所谓违规问题严打，中共网信办还推出了明细的六项整改要求：一是禁止PUSH弹窗推送商业网站平台和“自媒体”账号违规采编发布、转载的新闻信息，推送新闻信息必须采用规范稿源。二是PUSH弹窗推送新闻信息不得渲染炒作舆情热点，断章取义、篡改原意吸引眼球、误导网民。三是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工具类应用不得PUSH弹窗推送新闻信息。四是禁止PUSH弹窗推送娱乐八卦、明星绯闻、血腥暴力、奇闻异事、低俗恶俗等有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五是禁止通过PUSH弹窗渠道放大传播失德艺人、负面争议人物的有关言论。六是遇突发事件、灾难事故，不得渲染血腥现场、过度强调案件血腥细节等，不得扎堆PUSH弹窗推送相关信息。

从中共网信办整治所列举的“重点打击八类违规问题”可以看到，所谓整治财经类网络平台，事实就是中共从惩治涉及社会政治的“妄议中央”，进一步扩展到惩治“妄议经济”，也就是要求从讴歌政治，崇拜领袖，到进一步讴歌经济，赞美经济。如此，中共事实上就是只允许公民唱赞歌，从政治唱赞歌，到经济唱赞歌，而坚决禁止一切质疑、批评、唱衰、提出不同意见与见解的国家政治、经济的言论。也就是说中共当局已经通过对政治严打，一统政治言论，而将严打手段伸入经济领域，也掀起财经严打，要将财经统一到中共一个声音上来，尤其结合近日中共对文化影视领域的严打及对社会领域一切异议人士的严打，不难看出中共正在全方位掀起从思想言论严控民众，从而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整齐划一的铁桶管治的图谋。至于中共具体列出的六项要求，更是赤裸裸表白了中共要将一切网络传播手段掌控于服务中共宣传目标上，让全国一切媒体只传播中共一个声音。

中共如此疯狂封禁公民网络财经评论，公然扼杀公民对财经发展经济的理解与预测，禁绝公民思考社会经济问题，只许公民听从中共要求对极权统治政治经济给予讴歌赞美而不许提出任何质疑批评意见的行径，是赤裸裸剥夺公民思想与言论自由的权利，是公然践踏宪法，侵犯人权。

中共当局如此严打网络财经评论，意图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与社会上来全方位严控国民，完全不顾自身颁布的宪法及国际签署的有关人权公约，显见其无视法制，背弃文明，为稳固极权不择手段的本性。值得世界高度警惕。

民生观察 2021年8月30日

——整顿“饭圈”的危险信号

连日来，中共网信办不断出台整顿影视“饭圈”重拳，表面看是对一批失范明星封禁，而本质上是在深度干预公民日常文娱生活，剥夺公民基本爱恶情感选项，蚕食公民私域，要将公民对娱乐影视明星的爱转化至对政治领袖的崇拜，为社会造神运动清道除障。值得各方高度警惕！

所谓“饭圈”根据中共定义，就是一个网络用语，拼音是fànquān。指粉丝圈子的简称，另外“粉丝”一词的英文单词为“fans”，单词fans本身由fan+s构成，s一般表示多个，其中的fan可以直接音译为“饭”。粉丝群体叫“饭”，他们组成的圈子叫“饭圈”，近义词有“饭团”。从前追某个明星或乐队，最多就是买专辑，看演唱会，基本都是散粉，并没有饭圈的概念。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普及，粉丝群体扩大，偶像经济不断发展，催生出为偶像买周边（衍生产品）、租广告位做宣传、投票以及做慈善公益活动等多种方式。就现在而言，饭圈由追星粉丝自发组成的文娱社群逐渐发展成为有组织、专业化的利益圈层。

对明星追捧古来有之，中外皆是。纵观人类历史罕见公权力出面封禁民众追捧明星的，众多历史剧中只见一批心灵阴暗的权贵之徒穷尽心计意图私拥明星，以垄断民众崇拜，而对崇拜明星民众大打出手，且利用公权禁杀民众崇拜明星，唯此当下时代的中国出现。

中共网信办近日出台所谓措施，集中对网络“饭圈”严打已成定局，可以看到接下来中国网络腥风血雨将再度到来，广大民众喜好不同明星将成为罪状遭致清剿。

8月27日中共官媒刊登出了中央网信办秘书局8月25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全文如下：

“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地落实有关工作要求，围绕明星榜单、热门话题、粉丝社群、互动评论等重点环节，深入整治“饭圈”乱象问题，取得了一定成效。为进一步加大治理力度，压紧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切实突破重点难点问题，不断巩固和扩大专项行动成果，重拳出击解决“饭圈”乱象问题，现就有关工作措施通知如下。

1、取消明星艺人榜单。取消所有涉明星艺人个人或组合的排行榜单，严禁新增或变相上线个人榜单及相关产品或功能。仅可保留音乐作品、影视作品等排行，但不得出现明星艺人姓名等个人标识。

2、优化调整排行规则。在音乐作品、影视作品等排行中，降低签到、点赞、评论等指标权重，增加作品导向及专业性评价等指标权重。不得设置诱导粉丝打榜的相关功能，不得设置付费签到功能或通过充值会员等方式增加签到次数，引导粉丝更多关注文化产品质量，降低追星热度。

3、严管明星经纪公司。强化网站平台对明星经纪公司（工作室）网上行为的管理责任，制定相关网上运营规范，对账号注册认证、内容发布、商业推广、危机公关、粉丝管理等网上行为作出明确规定。强化明星经纪公司（工作室）对粉丝群体的引导责任，对引发粉丝互撕、拉踩引战的明星及其经纪公司（工作室）、粉丝团，对其账号采取限流、禁言、关闭等措施，同时，全平台减少直至取消相关明星的各类信息发布。

4、规范粉丝群体账号。加强对明星粉丝团、后援会等账号的管理，要求粉丝团、后援会账号必须经明星经纪公司（工作室）授权或认证，并由其负责日常维护和监督。未经授权的个人或组织一律不得注册明星粉丝团账号。

5、严禁呈现互撕信息。切实履行管理责任，及时发现清理“饭圈”粉丝互撕谩骂、拉踩引战、造谣攻击等各类有害信息，从严处置违法违规账号，有效防止舆情升温发酵。对发现不及时、管理不到位的网站平台从重处罚。

6、清理违规群组版块。持续解散以打投、应援、集资、控评、八卦、爆料等为主题的粉丝社区、群组，关闭易导致粉丝聚集、交流打榜经验、讨论明星绯闻、互相做任务刷数据的版块、频道等，阻断对粉丝群体产生不良诱导甚至鼓励滋事的渠道。

7、不得诱导粉丝消费。制定细化规则，对明星艺人专辑或其他作品、产品等，在销售环节不得显示粉丝个人购买量、贡献值等数据，不得对粉丝个人购买产品的数量或金额进行排行，不得设置任务解锁、定制福利、限时PK等刺激粉丝消费的营销活动。

8、强化节目设置管理。加强对网络综艺节目网上行为管理，不得设置“花钱买投票”功能，严禁引导、鼓励网民采取购物、充会员等物质化手段为选手投票。

9、严控未成年人参与。进一步采取措施，严禁未成年人打赏，严禁未成年人应援消费，不得由未成年人担任相关群主或管理者，限制未成年人投票打榜，明确明星粉丝团、后援会等线上活动不得影响未成年人正常学习、休息，不得组织未成年人开展各种线上集会等。

10、规范应援集资行为。及时发现、清理各类违规应援集资信息；对问题集中、履责不力、诱导未成年人参与应援集资的网站平台，依法依规处置处罚；持续排查处置提供投票打榜、应援集资的境外网站。

各地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从维护网上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高度认识和推进“饭圈”乱象治理工作。要第一时间部署落实，进一步分解措施，制定细化实施方案，督促属地网站平台切实抓好落实。

从通篇《通知》内容可见，掀起网络所谓“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将再度从“明星榜单、热门话题、粉丝社群、互动评论等重点环节”入手，开列出了“取消明星艺人榜单、优化调整排行规则、严管明星经纪公司、规范粉丝群体账号、严禁呈现互撕信息、清理违规群组版块、不得诱导粉丝消费、强化节目设置管理、严控未成年人参与、规范应援集资行为”等十方面具体整治条目。

只要仔细看看这些整治内容，无不涉及公民个人对影视明星好恶情感，也就是说公民依据自己审美价值评判与兴趣爱好而产生的对影视明星的好恶情感要得到官府的整治，要服从官府好恶需要，以官府好恶为好恶。如此一来，中国公民文化娱乐生活的私人情感好恶已经完全被剥夺，今后只允许公民依从官府好恶标准的指挥棒而动，不许私自追星。这样必然任由官府引导民众将追星转向对领袖崇拜上，由领袖独占公民喜好情感空间。

一个连公民私生活文化娱乐好恶情感都要规范、干预、指挥的政权，也就是肆意鲸吞公民私域，剥夺公民生活自由的政权，这样的社会已经不允许公民任何私人空间的存在，连私自情感也必须在公权力安排之下。由此可见公民生活自由权利被剥夺的干净与彻底。

历史一再证明，极权主义在蚕食掉公民一切私人生活空间后，也就将社会的一切生机扼杀，整个社会将陷入高度组织化状态，而这样民族灭亡的危险必在眼前。

民生观察 2021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