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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马万军律师失联了，今天已整整一个月。

他微信朋友圈的最后一条更新，是在6月18日。发了一张图，上面是一句话：好的时代，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子，叫对错；坏的时代，人心中也都有一把尺子，叫利弊。

他在6月17日已被警察帶走，6月18日被帶回家，从家里和办公室，分别被抄走了几十本书。但十多天后，外界才知道这个消息。

他从朋友圈中消失，默默无闻。一个浓眉大眼的好人，一个憨憨的西北汉子，他的刑事拘留通知书上，写的理由是”寻衅滋事”。罪名是他在銀川当地的一个微信群里转发了一张有“不当言论”的图片，据说和疫情有关。

其实一切早有端倪。可或许是他太老实，或许是沒经验，或许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在他”进去”之前，他什么都沒说。这世界总是有讲理的地方呀，在还有机会的时候，他却并沒有将自己的遭遇说出来，请人们评评理！

早在四月，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几句。他说，前几天因为微信群里发了个图片，警察叫他去，給了他一个训诫。

训诫？我在电话里忍不住声音就大了。2月6日，李文亮医生在武汉去世，李医生生前得到的那个训诫书，让“训诫”这两个字深入中国人的心。

只因为在微信群里说话，他这个律师就被训诫？听我讶异，他在电话里只淡淡说，前阵銀川已有两位朋友进去。估计他这次沒什么，应该就过去了。

我忿忿，他倒安慰我，沒事。应无大碍。后来又说，六月他会出差來我所在的城市，到时好好聚下。

他并沒有来。直到六月下旬，当我突然想起他那个训诫书，想再问问时，却发现他失联了。我四处打听，才从朋友处得知，他已“进去”十多天了，只知“寻衅滋事”，家人也不知任何消息，请了当地的一位年轻律师申请会见，也一直见不上，说在”提审”。

说起来，这两年，身边屡屡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因说话而招祸，也竟渐渐不那么惊异了。但他这样一个好人，一贯朴实低调的，又是为人讨公理的律师，因微信说话竟然就被刑拘了，还是大出我意料！

其实我和他也是萍水相逢。

三年前，我所在的城市，一家文化空间开张庆典，他一家三口专程来庆祝，亦为和一干不相识但内心引为同道的朋友见面。

只此事就可知，他当然是极有情怀的了。他夫人美丽，孩子三观也很正。他呢，浓眉大眼，国字面庞，演电影，肯定是正面角色那种。他是典型的西北汉子，话不多，憨直，喝兩杯酒，脸就红如关公，是那种一望就知可信托的人。

见了也就匆匆一面。后来，收到他寄来一枚印章，箓刻了我的名字，还有一句古诗。收到章子，很感动，不知他还有如此細致的一面。

再后来，也沒怎么见。但我知道的是，他急公好义，心极善良，这么多年，资助了二十多名贫困学生，而从不对外人言。他见义勇为，小区失火，他不顾危险带儿子去救火。儿子受他影响，也是一个侠义少年。

他失联前一周多的朋友圈，关注的是南方洪水，关注的是跳楼的小学生缪可馨，关注的是运动员劳丽诗的独立思考。

他当然是一个好人，关心的，都是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触碰一下心就会痛的事情。

他2005年前后开始做律师，精于建筑领域的民商法案件。在银川这样的城市，他已经有十多年的律師经验，可以衣食无忧地过日子。

不过，他有一碰就痛的良知。他无法別过脸去，所以转发自己关心的社会问题。他帮助別人，关心同道，支持公义，做了一些温暖人心的事。想起他时，我沒有别的词汇，只有”好人”两字。

但是，他被抓了。被用“寻衅滋事”这个口袋罪名。

按照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如果37天內，他还不能出来，他可能被批准逮捕，被检察院起诉，被法院审判。而由头竟如此荒谬，只是他在微信群里的发言。

他被抓的消息传出来后，有很多人关心他。7月10日，广州律师闻宇已在银川的看守所会见到了他。

他会自由吗。如果这个国家还有最后残存的一点法治，我想会的。以言论来抓人的银川警方，还该有一丝丝对法律的敬畏吧！

我和许许多多的人，在这个七月，等待好人马万军的消息！一个公民的消息，就是这个国家的消息。也是关于我们每个人的消息。

2020年6月下旬，我来福州旅游和访友。既来此就不得不去宁德看守所探望好友陆祚钰。

我与陆祚钰是通过朋友的介绍相识的，她与家人在苏州的太仓市做生意，我们相距不远。

2018年12月22日我们曾一起去苏州看守所探望戈觉平、吴其和与朱承志。没成想今天我却怀着忧伤的心情来宁德看守所探望她了。

2020年6月29日上午，我在福州乘动车去了宁德，在车站见到了陆祚钰的妹妹（以下简称小陆）。小陆是从屏南县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客车过来的。小陆说宁德看守所要下午三点才上班，我们就在饭店边吃边聊。

据小陆讲：陆祚钰，女，1979年2月12日生，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古汾镇长汾村人，失地农民，维权公民，人权捍卫者，中国在押维权人士。

2008年，家中十余亩耕地被当地政府强征，因阻止反抗，全家人竟被政府雇佣的征地人员打伤，报警警方也不予理睬。后被迫走上维权抗争之路。2011年曾因组织村民集体维权而被地方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1年6个月。多年来，她在维权的路上帮助过很多人，亦积极参与其他同道的声援、旁听、围观等活动。

2019年10月底，陆祚钰在北京办理一起行政诉讼案件期间，顺便带着父亲陆代金在京游玩了几天。不幸遭遇屏南县劫访人员实施殴打和绑架，强行带回屏南。屏南县警方以“冒用他人身份证”为由处行政拘留9天；11月8日，刚获释的她再次被屏南县城关镇派出所警方予以传唤，随后即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至12月13日，又被屏南县检察院以同罪名正式批捕。

此案由纪中久律师代理，至今还没有开庭审理此案。

目前被羁押于福建省宁德市看守所。

下午两点多，我与小陆一起坐公交到了看守所，陆祚钰我们肯定是见不到的，只能给她存点生活费进去，让她知道我来过了。存钱相当顺利。最让我感动的是有两位不愿留全名的小潘和小张，听说我过来探望陆祚钰，他们都拜托我替他们转存了生活费。小陆给她姐姐存的衣服因疫情被拒，工作人员让邮寄或快递进去。

今天不幸的陆祚钰被关进了看守所，可她又何其有幸，听小陆含泪讲她姐姐被打时，是她父亲不顾自身安危扑倒在陆祚钰身上，导致她父亲被打折几根肋骨。当小陆说她多希望能替姐姐蹲监狱，好让她倔强的姐姐出来时，我的眼泪都忍不住要流出来了。她不仅有家人的呵护，更有很多朋友的关注和奔走呼吁……

陆祚钰，希望你坚强！更盼望你能早日出来再与我们相聚。

2020年7月1日

（第一部分）

在中国，右派负责干活，极左负责骄傲；右派负责实用，极左负责教条；右派负责学习借鉴全球自由市场经济、地方分权和现代管理经验，极左负责给自由化的成就冠之以极权统制优越性的名号。

在惨痛的新冠肺炎“国难”第一阶段暂告结束之后，蛰伏数月的极左僵化势力又开始推卸责任、重构叙事，把敬业医生、体制内实干家和自由公民突破极权禁锢奋勇出手、全民合力解危救难而取得的艰难成就，故伎重演地贴上“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制度优势”的教条主义标签。

但是，谁掩盖真相、曲解历史，谁就会遭受历史的严峻惩罚。自我封闭者总会两次跳进同一个陷阱，继续自我欺骗者可能还会第三、第四次跳下去，而亿万民众却往往成为强权者酿成的这类“人为灾祸”的受累者和主要承担者。因此，为自救、自立而计，我们必须致力于揭示应对新冠肺炎第一阶段的核心真相，让其间起主导作用的深层机制得以部分复原和透明，有心的民众可以据此在某种更充分的信息之下继续我们伟大的政治觉醒进程。

疫情远远没有结束，“次生效应”如经济萧条、巨量失业、中产返贫等已成为今日中国可惊可怕的现实。而且，疫情已经扩散至全球性祸乱，构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全球性事件，人类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和国家间互动方式或将因此发生重大改变，国际压力、全球制造业新一轮转移等“三阶负面效应”对于暂时缓解的中国大陆亦黑云压城，滚滚而来。身处大危机的“震中”，中华民族需要实现比平日更加高超、更加有效的大团结。但大团结必须是十四亿民众在人道文明、规则文明之下的大团结，必须是公民群体在独立人格、建设性批评、自由民主共识之下的大团结，而不应是被奴役的草民虚假的思想统一，或者如同生物化学机制驱动的蚁群和蜂群式的步调一致。

古人云：“集众智之所成，无不为也。”但万众之智慧得以集成的根本前提是信息自由、言论自由，如果万民之口被封闭，万民之声无法喊出，分散的一线智慧无公共平台呈现，更无现实渠道传播并相互激荡，处处皆是高压禁锢，处处恐惧弥漫、道路以目，“集众智、集众力”岂不成为痴人说梦？！

为了用真实立体的当下行动信息来滋润正在觉醒的公民们的健全理智，我在本文中推出了一个独特的“抗疫名人排行榜”，并对入选人物事迹进行了某种简要的分析、评估和批评。我的评述力求客观、审慎、包容，而且尽可能争取讲出我做出重要判断的充足理由，而不是独断偏执地表达某种个人偏好。尤其重要的是，我的思维线路有着一个基本的逻辑大前提，这就是，独立公民的自然主权视角和自觉的政治主权立场。

有人可能会说，目前是深刻批评政体错误和官员道德责任之际，不宜评选什么“抗疫名人”。我的看法恰恰与此相反。平章人物是中国历史的一项传统，一场特大事件，必定会出若干人物，事实上也出了若干人物；此时身当其位却又不能脱颖而出的，自身个性或心术必定存在重大疙瘩。在当下拒绝平章业已崛起的抗疫名人群像，拒绝对此次抗疫成就进行正面的建设性的总结，就直接等于把主导性议题、辽阔空间和大好资源拱手让给极左僵化势力，任其误导信息不充分和观念迷茫的民众。自由民主思潮要让数亿同胞真心认可，需要进入生活的内部，洞察真相并挖出事物的深层结构，处处把话说到点子上，而不是仅仅用几条抽象原则去套纷繁复杂、无限变化的现实，给大众一种迂阔而不切实际的印象。真相对觉醒者、正派人、实干家最为有利，对“谎言国”、“第二次义和团运动”、教条主义最为不利，真相传开之日即是谎言瓦解之时。而且，自由民间不可仅仅满足于“清议”，这一代人最终要把宪政民主事业彻底做成，靠的是理想纯正、厚德载物，也同时要靠高超深邃、系统均衡的操作能力。原则上，每一位胸襟开放的有心人都可以列出自己定义的“抗疫名人排行榜”，建榜、评估、论证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自己向当代人学习操作的过程。

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第一阶段抗疫名人排行榜

第一名，周先旺，武汉市长

1，周先旺是一位极富争议性的人物，在今年1月23日至3月间，这位武汉市长曾经是众多网友痛骂或嘲讽的主要对象之一。他够资格当选抗疫名人排行榜第一名吗？

我把周先旺列为第一名的理由是：

（1）周先旺在获得国务院“属地负责”这一央地分权性质的授权后，拍板做出了“封城”决定。

周先旺做出这一决定当然是基于科学家李文娟的战略建议，但科学家李文娟的作用只在于“谋”，身为武汉市长的周先旺的作用乃在于“断”，多中选一、果断行动、执行到位。在1月27日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周先旺讲述了他的“封城”初衷：“在人类史上大的传染病，黑死病、鼠疫、天花曾经对人类的威胁，使人类造成的死亡是不可想象的。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会不会这样呢？谁也说不清楚。在这个时候只有果断的关门，关掉城门，让有可能感染的这些人封闭在这个圈里，不要再出去传染别人。封闭在这个圈里住在自己的家里，在这个城里我也不能传染别人，所以这就是封城的作用。”新冠病毒传染性极强。周先旺当时掌握的信息肯定比一般人更多，他应该知道武汉已经有数万人（甚至更多)感染了新冠肺炎。此时此刻，可能只有“封城”这种最笨的办法，才能防止已因“人祸”而失控的疫情变为灾难性的大失控。所以，专家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有效合作，即李兰娟的“谋”、周先旺的“断”，构成为实实在在的有效的救危之举。

自由学者张杰指出“封城”没有履行本来可以履行的、必要的法律程序，这一批评是很有力的。武汉“封城”决策对极其重要的程序文明的忽视，的确是一种巨大错误，它通向了对“战时管理”的滥用，甚至潜在通向了未来对“军管”的滥用，后果危甚，可以一，而不可以再。“封城”政策组合也没有实现对七百万民众日常生活需求和就医便利的切实保障，尤其是未能从法律上对过于刚性的禁令严重损害民众基本人权的趋势进行切实防范、平衡和救济。但是，“封城”决策本身是一种重大而有效的危机管理措施，它可以算做是迫不得已、较为可行的“第三选择”。

（2）借助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机会，周先旺说出了导致武汉官民损失了二十天抗疫黄金时间的核心真相，亿万民众由此知道了酿成此次惨重“人祸”的首要根源所在。

据报道，央视原定采访武汉市一名副市长，但市长周先旺听说后，主动要求接受采访。看来，他在中央电视台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国务院……要求属地负责，从这之后，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等核心线索，是有备而来。鉴于危急时刻法家历来有借无辜者的人头来稳定军心的“小传统”，周先旺揭露真相的行为实属一种合理自救。现在众所周知，1月1日国务院专家组在武汉已调查确证出现不明原因肺炎，1月3日和4日中国CDC主任高福分别向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做出紧急通报，而本国民众此时居然被政府蒙在鼓里，李文亮等八位“吹哨人”更被警方传唤而且被中央电视台诬陷为“造谣者”，后来“人传人”的致命信息又被刻意隐瞒。由此可见，1月份前二十天的欺瞒行为，的确是武汉市的“更上级”有意实施了一种全局性信息封锁。就在这二十天内，病毒感染人数由数十数百人迅速扩至数万人，或许更多。显然，酿成疫情大失控的首要责任者就是实施全局性信息封锁的决策机制，这就是新近诞生的“无限集权体制”，它使次级、三级管理层次失去了对烈性传染病的紧急处置权。周先旺在关键时刻说出了核心真相，让全国民众瞬间明白信息封锁枢纽之所在，多少人由此一夜之间成为清醒明白人，开始对“无限集权体制”进行反思和批评。在此，周先旺摆脱了官场恶习和奴性，展示了自然公民的生命勇气。周先旺被国人视为今年“甩锅”运动的发起人，但他的“甩锅”实质是拒绝背黑锅。他的“合理自救”行为客观促进了信息自由，但更重要的是，只有信息自由才能帮助他实现“合理自救”。

（3）在喻发胜教授建议、孙春兰副总理决策建设方舱医院之后，周先旺以雷厉风行的执行力，推动快速建成16座方舱医院。

“封城”之后，早期病人数量呈“井喷式”增长，医院却没有足够床位接受，家庭聚集性感染因之愈发猛烈，患者死亡之众令医护悲哭，亦令举国哀痛。有鉴于此，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喻发胜2月1日通过《光明日报》专报向中央提出操作建议：紧急征用公共场馆，建立隔离、治疗、生活三位一体的“全封闭”医疗救治点。据国务院卫健委主任马晓伟介绍，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果断作出决策，要求武汉市立即将一批体育场馆、会展中心逐步改造为“方舱医院”。马晓伟还在新闻发布会上赞扬，武汉市长周先旺“承受着巨大压力，靠前指挥、亲自调动，夜以继日组织力量施工改造火速建立方舱医院”。媒体报道说，第一批有4000张床位的3家方舱医院仅用了29个小时就建设完成。从2月5日开始收治病人，到3月10日全部休舱，16座方舱医院共收治大约1.36万名轻症病人，而且做到了零感染、零死亡，使病毒扩散势头得到极大的遏制。武汉市各区官员对方舱医院建设都颇用力，但市长周先旺大刀阔斧的执行力的确大大促进了行政效率。方舱医院后来还被正在抗疫的世界各国借鉴推广。

值得注意的是，马晓伟对周先旺的点名表扬别有深意。作为卫健委主任，他本人也遭遇了同周先旺一样的举国舆论压力和法家“甩锅”威胁。他对周先旺的功绩的传扬必定不为法家所乐见，这是一种难得的公正，同时也不无唇亡齿寒的考量和“背靠背自救”的深谋远虑。“信息自由与权力漩涡中的合理自救之间正相关原理”同样适用于这位实干家。

（4）此次抗疫真正足以彻底解决危机的核心决策“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由周先旺首先出手推动。这是关键的关键。

此次武汉抗疫的转折点在哪里？有人说是方舱医院的建设。但方舱医院只是收治轻症患者，截至5月10日，武汉市确诊病人50339人，累计治愈46464人，减去方舱医院的1.36万人，还有32864人是在主要医院或重症医院治愈的，而且这一部分才是真正的主体部分，真正的救急救命难点所在。还有不少人认为，“封城”就是抗疫的转折点，1月23日果断“封城”，就决定了抗疫必然取得胜利。这又是一种似是而非之谈。因为疫情在任何国家最终都会得到控制，但就看代价到底有多大。人命关天，如果“封城”之后武汉的应急和救治效率一直很低，导致死亡惨重，比如十几万或者数十万人，那就会证明“封城”是大失败，人们会认为不封城比封城可能效果更好。

真正找到有效阻止传染失控和大幅降低死亡率的方略，把“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三原则彻底化为现实的，乃是“应收尽收，应治尽治”。这一决策，据媒体报道，是在2月9日做出的。这一天，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在武汉防控指挥部召集会议，明确提出，“将排查出的所有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全部集中收治、分类隔离，确保应收尽收、应诊尽诊。”但武汉防控指挥部指挥长周先旺居然不在场，而是赶往几所市属大专院校，现场督导宿舍改造为新冠肺炎定点医疗点。由此，我们可以合理推论：“应收尽收、应诊尽诊”应该是由周先旺在昨日夜晚首先提议、得到了蒋超良的赞同的，次日二人分头行动；否则周先旺心中无数，不可能在省委书记前来召开紧急会议时，自己却不在场！！！蒋超良和周先旺二人应是“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实际决策者，而周先旺更是“决策者+提议者”。这一决策随后还应得到了中央应对疫情小组组长、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批准，从而上升为国家方略。方舱医院实际上也是从这时开始，由试点升级为大规模建设的。此前半月，全国前来支援的医疗人员在1万人左右；此后半月，国务院紧急调集了3万多人，前后支援湖北的全国医疗人员总计达到4万3千人。这也有力佐证了“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才是真正的转折点。

“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决策的核心在于，扩大“应收”的外延——把CT影像确认的“疑似”患者全部收治并分类隔离，大规模征用公共场馆以急速扩建病床数量，大规模调集各省医护人员保障所有患者得到治疗。这一思路最早起源于张笑春教授和自由民间人士的紧急操作建议，但紧急操作建议仅仅是“谋”，周先旺的优点在于“断”，而“谋”与“断”的连线是带有抗争意义的言论自由。能正面接纳带有抗争意义的言论自由所产出的前沿信息，足以说明周先旺具有一定的开放思维和非教条的实践理性（这当然还不是民主理念）。

几乎很少有人想到：如果1月23日选择“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方案，就不必采用代价过重的“封城”方案！！！

按照我的个人理解，应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最优选择是，1月1日晚紧急研判突发信息，1月2日由湖北省或者国务院上午谋、下午断，决策“乙类传染病，按甲类管理”，可给出五天试错和升级期，而不必追求一步到位。（未来的最优选择是，由人大立法，将处置烈性传染病决断权交由地铁两公里之内的地级行政层级拍板、地级人大决议批准。）次优选择是，1月23日开始，大规模征用公共场馆，全部收治而不必封城，可给出五天试错和升级期。（那些专门研究危机管理的专家可以快速拟定草案，这绝不是事后诸葛亮！）这两种选择都做不到，就只有作出第三选择：“封城”。在这个问题上，我仍然赞成中道操作思路，原因之一是封城仅仅只是第三选择。

在大灾突降、人心慌乱之际，周先旺居然能先后做出第三选择和次优选择，此人很不平凡。

（5）在灾难暂告平息之后，中国民众十分反感有人欢呼“胜利”。至少对于武汉和湖北民众而言，此次抗疫第一阶段结束不过是“惨胜”而已，旁观者可能用大脑断定“胜”了，但灾难承受者和目睹者更多地用心肺感受到一个“惨”字。

封城后半月内，武汉地区出现了和平岁月罕见的人道惨状：据多个民间视频报道，不时有病人倒毙于街头或医院走廊。多少市民举家被感染，有的甚至惨遭灭户之灾，一家四口染病去世的导演常凯留遗书伤痛于“一床难求”，堪称字字泣血。殡仪馆被曝尸体太多，官方需要调集若干省份的火葬队前来协助焚烧。

这是如同战争一样严峻的突发紧急事态，这是来真的，不是演电影。肩负种种高压的武汉市长周先旺自然会犯下若干错误：在我看来，最初接受专家建议选择“居家隔离”方案，是缺乏危机管理经验和信息储备的表现，这是能力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为避免造成更多感染而选择停开全部公交车，致使无车的患者就医艰难，一些需要肾透析、患急性肝炎和心脏病的患者因此在随后很长时间无法获得急救、上医院就诊或换药，可能导致了众多患者的非正常死亡，这就属于强硬过度的政策偏差，而且此事经过网络大量报道之后，政府依旧没有及时作出有力调整——这种核心信息反馈机制的严重阻塞，直接见证了极权政体下缺乏监督的权力专横傲慢、责任缺失，包括周先旺在内的武汉市主要官员应该为此感到严重的良心内疚！！！第三大错误是封城之初口罩、防护服等基本医疗物资奇缺，导致大量医生护士和就诊人员被感染；医院病床扩展缓慢，致使大量患者无法入院就诊，急症重症患者暴死连连。这与湖北省和中央政府应急储备严重不足、应急反应严重不力直接有关，但作为武汉抗疫指挥部指挥长，周先旺对紧急补救措施不到位，对各级官员的种种荒腔走板，对整个武汉市前半月的人道悲剧，毫无疑问负有重大责任。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周先旺是大危机的主要当事人之一，举国滔滔批评对他有很委屈的成分，也有不委屈之处。但公正的历史家不能求全责备，良心内疚对于有良心之人往往也是严厉的惩罚。将上述四大贡献的加分与各种减分相综合，周先旺仍然配当此次全国抗疫名人排行榜第一名的称号。如果换上另一个人处在他的位置，似乎也很难在大关节处做出他那样连续递进的有效应变和改进后的高度执行效率。

新任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通过快速分组管理、加大资源下沉力度等专业行为，证明自己的确是一位有功底的管理专家。我们不能因为其“感恩论”遭到网友正当的痛骂，就磨灭了其功劳。中央指导小组副组长陈一新在湖北辛苦忙碌50天，应该对武汉真有感情，虽然实质贡献如何，具体不得而知，但他回到京城后的言论重点强调了“市域治理现代化”而不是一堆教条，说明武汉的血泪抗疫对他的灵魂有所洗礼，善根似乎正在其内心萌发。当然王忠林、陈一新等人的思路还面临着由法家到儒家的艰难转型考验（我们姑且不谈走向宪政民主吧！）。

2.周先旺抗疫故事的政治实质是什么？

首先是分权之后，地方才有了部分决策自由。近年来新兴的“无限集权制”把一切权力尽可能上收，持续四十年之久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政策与执行分权被严重逆转，这导致次级、三级管理层次处处被捆住手脚，各类大事要务日渐不治。仅仅只是由于出现了“无限集权制”根本无能摆平的大危机，国务院才有机会通过“属地负责”这一中央与地方分权性质的授权，委托地方主导处置抗疫要务（“封城”由中央最后批准，“应收尽收”似首先由地方独立决断，中央加以扩展之），市长周先旺才获得危急时刻的独立决策机会，否则一切都成为空谈。所以武汉市政府作出极其重要的第三选择和次优选择是分权的结果，而绝不是集权的结果。

其次，举国压力之下，形成了局部性的责任政治，这构成为大危机时刻的第一政治生态。近年来法家集团试图通过严刑峻法在官吏体系内部营造行政高效，事实上却到处遭遇软抵抗，所谓的“懒政怠政”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但此次大危机早期医院乱象环生，民众死亡惨重，激起了举国愤怒，通过互联网信息爆炸形成的强烈舆论压力，以及压力下法家集团急于甩锅的次压力，反而促成了危机时刻局部性的责任政治。这种责任政治，实质反映的是民众主权控制与官吏治权服务之间的某种平衡，宏观上也可看作是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的某种平衡，这是广义政治分权的一大形式。在极权的中国，只有大危机时刻民众才有机会和强烈动力冲破禁锢，形成对政府强烈问责施压的巨大合力，其间亿万公民凝结压力、主权性监督干预政府的中介就是微博、微信、各种网络和纸质报刊所不断推动的极为有限、甚至断断续续的自由言论浪潮。基本可以这样说，正是危急时刻数亿民众挣扎发出的有限言论自由，才是部分责任政治的根源，而不是所谓法家的严刑峻法逼出了高度行政效率。

第三，周先旺对专家意见的采纳，事实上属于决策过程中谋与断的关系，此时还没有达到独立的专家委员会运作中法律性的专家分权程度。周先旺接受专家和自由人士操作建议的行为之更大政治意义在于，将个人精神世界融入言论自由与信息自由的大环境，向多元声音开放，并从中不断汲取立体的真知灼见。言论自由作为基本权利主要具有道德价值，信息自由则主要具有操作价值，充分的言论自由往往可以促成充分的信息自由流通，为管理和事功提供一线多元立体信息、价值线路反转和原创探索资源——这正反映了言论自由的“生产性”，而法家路线的一言堂和统一思想不可能获得这种真正能做事、真正能解决麻烦的“生产性”，所以自我封闭的法家总是“愚民”而后“自愚”，一遇重大危难，其大脑顿成一盆浆糊，这个本性几乎是无法改变的。

第四，周先旺的多次反抗，带有一个正派人拒绝背黑锅的合理自救性质，但其自然勇气和不屈个性的背后是最为尊贵的自然主权意识。在极权社会里，尤其是在权力漩涡中，这种自然主权意识可能只有身临绝境之际才会冲决而出。周先旺敢于在极其被动状态下主动借助央视说出核心真相，与近年来官场寒门子弟和实干家群体对用人不公的普遍抵制氛围有关，也应该与国内无形的自由启蒙氛围有关。这种谋求命运自主的自然主权意识，在周先旺那里表现为“拒绝背黑锅”，在危难之际亿万民众那里表现为强烈抗争意志，二者本质是一致的。所以，周先旺的数次鸣不平，应当属于今年举国生命性反抗的一部分，其示范效应，在马晓伟那里有回声，在高福、蒋超良那里其实也有所展示。这些来自官场的不同声音，实际构成为大危机时刻举国自由言论中多元声音之一极。当然，这些寒门子弟和实干家群体目前的发声仅仅限于个人合理自保，还没有达到担当公共道义的高度，不宜高估。但是，正派人的合理自保和不屈抗争，往往是走向担当公共道义的开始。

【民生观察2020年5月14日消息】近日，网上流传一段视频，武汉肺炎死者母亲杨敏女士，在市政府门口举牌，要求政府公开隐情，还女儿死亡真相，被警察和保安粗暴夺取纸牌，不许喊冤。她的女儿田雨曦死于武汉肺炎，年仅24岁。

杨女士今年50岁，家住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

她的女儿田雨曦今年24岁，在疫情中去世。这是她唯一的孩子。

她写了一份《申诉材料》，详细列入了疫情之初，武汉出现的种种不合理现象。

她写到李文亮被训诫，电视上说不会人传人。

她写到了武汉两会热闹举行，百步亭举办万家宴，武汉媒体报道。

她写到武汉各方面都在传递错误信息，让武汉市民疏于防范。

而她的女儿，在1月16日去协和医院就诊时，被感染新冠。19日出现发热症状，然后入住医院。

就在女儿出现发热症状的这一天，百步亭的万家宴如火如荼，热闹非凡。

武汉人还不知道，魔鬼正在悄悄扑来，而他们连防御的盔甲都没有穿戴。2月6日，女儿去世。

这期间，她也感染了新冠。但幸运的是，她活了下来。

失去了女儿的她，心力交瘁，悲愤不已，她写了《申诉材料》，主要提出了两点诉求：

一个是要求追究从上到下官员的反人类罪，一个是赔偿她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附：申诉材料】

我是一个年近半百的普通武汉市民,也是一个武汉新冠肺炎的幸存者,更是一个因为此次新冠疫情痛失24岁爱女的母亲。当我面对她的遗照,看着跳动的烛火,就好像她在向我哭诉她所遭遇的冤屈,女儿患病时痛苦的经历犹如电影画面一样一幕一幕浮现在脑中。

据国家卫健委对李文亮事件调查报告显示：

2019年12月27日,湖北中西医医院张继先医生收治3名不明原因肺炎病人；12月29日中西医院再次报告发现4例华南海鲜市场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内部系统下发《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等两份部门文件,后两份文件被他人上传互联网未向市民预警。同一天李文亮在微信群发出新冠肺炎病毒的小范围预警；

12月31日,武汉市已有27例新冠肺炎的感染病例,他们没有向人们发出警示；

2020年1月3日,李文亮医生被训诫,被各大媒体转载,武汉市依旧未向市民预警,反而传达错误的信息；

1月6日,电视上发出通告“未见人传人”；

1月10日,李文亮在接诊中被感染出现发热症状,12日入住其工作的武汉市中心医院,14日转入本院呼吸科危重病房,让国家调查组专家的论断出现医护人员感染就是人传人,此时还是未向市民预警；

1月6-10日,武汉市两会热闹举行；

1月19日百步亭万家宴依然大张旗鼓的开宴,并且登上了各大本地媒体的头版头条,进步向市民发出了错误信息。直到1月19日晚,钟南山领导的第三批专家组到汉后,才揭盖病毒人传人的盖子；

1月21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就“百步亭万家宴”接受东方卫视采访中承认预警不够。直至今日我们才知道,就在当时武汉市已有62例确诊,2例死亡。

我的女儿是在1月16日区协和医院就医时被感染,19日晚开始出现发热症状,连续几天高烧不退,就这样医生还不敢以新冠肺炎为诊断,病情一天天加重,一直到1月25日,几经周折才转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由于瞒报导致的仓促应对,医护力量严重不足,此时女儿已经卧床不起,连喝口水都十分困难,排泄物更是得不到清理,完全是睡在污秽物之中。每日的打针治疗,病情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出现了咳血、血氧浓度急速下降的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顾家人反对,于1月28日冒着生命危险,逆行到最危险的金银潭医院危重病房去照顾女儿,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要用我的身体我的生命去抵抗病毒对女儿造成的痛苦。然而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照顾,女儿并从死亡线上挣脱回来,女儿说她呼吸困难,我看她张大嘴巴用力去呼吸,就像把鱼从水里捞出来无法呼吸时张大嘴一样,我的心如刀割,我恨自己不能替女儿受苦啊!

就这样我也开始出现高烧不退的症状,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我要拼命活下去,我要活下去照顾女儿。可是我不知道的是,就在2月6日,女儿被送进icu后不久,就永远离开了爱她的家人。我的老公为了我能够有求生的欲望,一直骗我说女儿还在icu里治疗。在治疗期间我经历了女儿一样的遭遇一一呼吸困难,每吸一口气就要用尽所有的力气,肺里像有玻璃渣一样咯得疼,更不要提连续几天的高烧,烧的人意识都出现了模糊,我这才知道女儿是怎么辛苦的挺过病发时的那段日子,她是多么坚强的想活下去啊!!当我知道女儿去世后,犹如五雷轰顶,我的掌上明珠就这样带着遗憾,带着冤屈离开了这个世界,她才24岁啊!

现在,我的身体虽然已经治愈,但是心里的创伤却难以愈合,回到家中目之所及,全部充满的都是女儿的影子,原本幸福美好的回忆,如今变成了最让人痛苦的回忆。

由于前期政府官员的一己之私,瞒报疫情,欺骗民众,至民众生死于不顾,不作为乱作为,直接导致我的女儿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去世以及无数个无辜群众的死亡,间接导致无数家庭的破碎,致使他们身心受到了致命摧残,特向上级部门提出以下诉求：

1.追究瞒报疫情从上到下官员的法律责任及反人类罪行,并公开事实真相,向所有死难家属公开道歉；

2.赔偿本人家庭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3.本人将保留向媒体、网络、司法申诉的权利。

遇难者家属、确诊患者：杨敏
2020年4月7日

杨敏，女，1970年11月1日出生，民族：汉
微博：哭泣的亡魂，住址：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
公民身份证号：420102197011014
有需要为罹难去世的无辜逝者讨还公道的家人们请联系：13387660862

【民生观察网2020年5月12日消息】经过袭祥栋律师近两天的争取，昨天，他终于通过视频的方式会见到王永明。结果可想而知，王永明的身体状况比预料的还要严重。家属和辩护律师将该情况紧急反映给包头稀土高新区法院、东河区看守所之后，立即赶往呼和浩特，求助于自治区级司法机关。

据袭祥栋律师讲，王永明的健康情况在急剧恶化，包括：1.移植的肾出现严重问题，排尿困难；2.半个月内因低血糖导致了三次昏迷；3.因糖尿病病变引起眼底出血导致视力模糊，近乎失明；4.右腿肿胀，疼痛难忍，无法入睡，多次打止疼针。

王永明的家属也曾赶到医院，被警察阻止，无法到床边探望。家属从医院方面了解到的情况更令人惊恐：王永明身患内科疾病，但却被安排了骨科医生。没有人知道医院在给王永明实施何种救治方案。王永明曾经要求改善伙食，于是侦查机关的警察便向王永明的女儿要走500元钱，但很快又将钱退回了，医生已经不敢再给他打止疼针。

5月11日上午，包头案辩护律师团队的范辰律师、冯延强律师来到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约见了该院刑一庭庭长郭云楼。郭庭长与孙姓书记员在接访室接待了两位律师。今天的主题是保障王永明的基本人权，拯救王永明。来自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范辰律师，近年来代理了大量的监所机构被羁押人员非正常死亡案，堪称国内此类案件维权代理的第一人。

范律师开门见山：“王永明生命危重，不符合逮捕条件，应该立即被取保候审，去治病。如果王永明去世了，王永明的家属是无法接受的，必将会追责到底。我近年来代理了许多类似案件，如内蒙古乌兰浩特李长福案、唐山女企业家周广华死亡案等。如果王永明在被关押过程中去世了，那么本案中的各方将没有‘多赢’，只有‘多输’，一些相关的负责人将会因此而承担责任。被追责还是次要，更严重的是将会给我国的人权事业抹黑，损坏整个内蒙古司法机关的形象。”范辰律师还说：“我国宪法、刑诉法均规定了保障人权。保障人权已成为国家战略。根据刑诉法、看守所管理条例的规定，应立即变更王永明的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不要一错再错。自治区高院作为上级法院，有责任监督下级法院，尽快纠正他们的错误做法，不要让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本案的辩护律师团队一致认为，目前王永明正处于被非法拘禁中。对此，冯延强律师说：“包头稀土检察院逮捕王永明的决定本身就是错误的。他本来就不符合被收押的条件，但包头市东河区看守所却违规办理了收押手续。他是从包头第二附属医院急诊中心的病房内被东河区公安局的404专案组警察直接抬走的。东河区看守所从对王永明进行健康检查，还违规给他办理了“出所就诊或住院”手续。但该手续是针对嫌疑人被收押后出现病症的情形，而王永明根本就不符合收押条件，实际也从未被收押。并且该看守所从未对王永明实施过看管，他一直是由侦查机关的人员看管的，这是一种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羁押，涉嫌非法拘禁罪”。

郭云楼庭长表示：他们很重视辩护律师们的意见，已经注意到了有关问题（举了举手中的材料）。关于王永明现在的强制措施情况以及身体疾病情况，他会关注此事。孙书记员对约谈过程做了记录。郭庭长称将会向领导反映，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其他部门和人员的参与。他本人希望这个问题能够获得妥善的解决。

当天下午，范辰律师和冯延强律师又来到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约见第三检察部的陈雪梅主任，答复：出差了。又约见检察服务中心的徐主任，答复：生病输液中。我们希望徐主任早日恢复健康。一位比较年轻的男士接收了律师提交的《关于保障包头王永明基本人权的紧急情况反映》，并表示会按照检察院的工作流程，立即将文件扫描上传单位网络。

两位律师从内蒙古检察院来到内蒙古政法委。依然是拨打总机转执法监督处，依然是不接待但可以把材料放在门口传达室，他们会有专人来取。

王永明已经奄奄一息、命悬一线，家属们心急如焚，被迫在内蒙古检察院、政法委门前采用拍照的方式道出了自己的心声：“救救王永明！

姓名：龙生和，性别：男
出生日期：1953年114日
住址：四川乐至香泉乡二村八组
联系方式：18080458530
身份证：510602195310143735

上访原因：1991年初，四川乐至香泉乡地方政府侵占祖传房屋，龙生和将乐至县房地产管理所告上法庭，而三级法院都采取避实就虚的态度做出模糊的判决。龙生和数百次往返于省市县上访，问题得到了部分解决。
20017年11月，龙生和在成都遭遇无法律依据扣押电动三轮运输工具的执法行为。把成都市交通管理局上告到行政部门，也开启了投诉举报上访的奔走过程。

上访历程：
1997年，龙生和开启北京上访之路。从第一次到第七次，每一次都经历了押送回来继续关押7天的黑暗记录。
2011年7月，龙生和第五次去北京上访。在国家信访局附近先被殴再被送回资阳关押。
2013年到2016年之间，龙生和再经历2次去北京上访被截送回来继续关押的非法事件。
从2018年到2020年三月的二年时间，无数次到成都运输管理部门和拨打市长热线，反映投诉地方官员的行政乱作为。但每一次回复都是不切实际的官腔一番。

酷刑经历：
七次关押的七天时间，每一次都是白天罚站罚跪，不给水喝，也吃不饱，到了晚上就是几个人挤住在简单的床铺上。不管夏天酷暑或者冬季寒冷，常年累月都是相同的环境条件。
其次就是政府欺骗。接访后在北京，有省委驻京办、当地政府官员和上访当事人，签署息诉罢访补偿协议书，可是回来后再也不提这份协议。
政府的处理办法就是罚款，不说理由不给发票。稍有不悦就说“不同意那就去告吧！”龙生和在成都一边谋生，一边上访的数年，还经历了非法行政、非法扣押和非法罚款，状告政府的艰难过程。

背景介绍：龙生和是一个大法学员，李洪志先生的崇拜者。在力所能及的空间里，到处传播社会真相，力陈当前社会的丑恶和不公，用自己获悉的境外资讯唤醒大陆基层百姓的个体觉醒和觉悟。并且勇于用执政者自己的法律法规，抗争性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和生活质量。

【民生观察2020年3月31日消息】本网获悉，3月27日中午在深圳华强北，一名五十余岁外卖员因骑电动车误入步行街，被几名城管连人带车推到在地并拖行，外卖员趴在车上苦苦哀求停止施暴，但城管人员毫不理会。

在城管拖拽外卖员的时候，一名路过的年轻人上前劝解，要求城管人员文明执法，城管非但不住手，还群殴了这位年轻人，期间，一名坦胸露怀的城管骂骂咧咧的冲向小伙子，而后跳起来猛然将年轻人踢到在地，随即多名城管一拥而上对其拳打脚踢，场面一度混乱。

据被拖行的外卖小哥的同事称，事发地是深圳华强北的一个步行街，这里在今年实行了一条禁止电动车驶入的新规，但步行街中有好多商家，骑手要进去取餐的。当时城管的工作人员拦下了这名骑手，不允许他骑车进入步行街，并要对他进行停工教育。但是骑手认为当场教育即可，停工很难，因为公司不允许，双方为此发生了争执，随后城管人员就施暴推到车辆和外卖员。

这一过程中，引来大量群众围观，不少人都觉得城管工作人员采取的措施有些过激。其中一名穿着红色衣服的男子上前劝阻，称有什么事情可以报警解决，没必要这样野蛮施暴，却被旁边的一名城管一脚踹到地上，随后多名城管又群殴了他，期间几名城管还狂殴打他的头部。

3月28日，该外卖员的同事到深圳警方报案，警方表示会依法处理。

3月30日，外卖员咨询律师得知，城管打人是违法的，他们大多数无执法权。关于城管局的执法权问题。执法主体有三种：法定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法定机关委托行政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搜索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根据国发〔2002〕17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各省政府是否给区市城管局授权应当有文件依据，即使授权，区城管局的单位性质为事业单位。不具备授权执法主体资格。

城管打人处理程序应为：一、报警。对于正在侵害自己的行为，可以拨打110处理，由民警制止其不法行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一）结伙斗殴的；（二）追逐、拦截他人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第四十三条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一）结伙殴打、伤害他人的；（二）殴打、伤害残疾人、孕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三）多次殴打、伤害他人或者一次殴打、伤害多人的。城管打人，属于暴力执法，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需要受到行政处罚。

二、构成犯罪的，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如果城管打人后果严重，造成轻伤以上后果，并且有伤害故意，这时就可能构成刑事犯罪了，需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请求行政赔偿。城管员的行为属于职务侵权行为，法律后果由所在组织城管部门承担。但是城管组织属于行政委托机关，受害人在行政行为受到损害的，应该向委托部门请求行政赔偿。根法律规定，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3月8日，苏州吴其和因被“寻衅滋事”，已被非法羁押整整三年半，共1278天。一个寻衅滋事案，一个口袋罪，在苏州就那么难判吗？请问苏州当局：你们还要玩法玩到什么时候？玩法者，必自伤，人在做，天在看。

2016年的9月8日早上6时，吴其和因涉嫌“扰乱法庭株序”，被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城北派出所指导员包方带走，下天14时许，吴其和租住屋被抄家，电脑主机，手机等物品被扣，至今没有扣押清单。

2016年的9月9日。吴其和因涉嫌“扰乱法庭秩序”被常熟市公安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六个月期满后，被更改罪名为“寻衅滋事”。

2017年的3月8日，经常熟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吴其和因涉嫌“寻衅滋事”，被苏州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执行逮捕，至今一直羁押在苏州市第一看守所204监室。

2017年的10月8日，吴其和又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移送到苏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因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补充侦查两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三次。2018年的4月20日。再次被更改罪名为“寻衅滋事”被移送到相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018年的6月4日，相城区人民检察院以吴其和涉嫌“寻衅滋事罪”向相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8年的7月25日，吴其和以双手被反靠，脚镣的方式进行第一次庭前会议。一年多之后的2019年8月9日，吴其和涉嫌“寻衅滋事”案在苏州市第一看守所进行第二次庭前会议。

2019年的8月15日，吴其和被涉嫌“寻衅滋事案”在苏州市相城区法院开庭审理，至今未宣判。更可笑的是，一个正常的“寻衅滋事案”却经最高人民法院同意三次延期，至2020年5月7日到期。

感谢广大网友一直以来对“苏州908大抓捕案”的关注，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吴其和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代表全家向你们致敬，感恩有你们！

2019年10月27日，来北京多日，见天气不错，准备去北京远郊看看风景。

上午去昌平的银杏林看完后又去了昌平的香堂村。在昌21路公交车上时，我前面有位女士向旁边的一位老者打听哪是香堂村，老者说：“这就是正宗的香堂村，等会你下车后赶紧拍几张照片留作纪念吧，这里再过几个月就拆了，就看不到了。你看这里是果树园，再往前就是村庄，这里建设的多好？！想毁掉是很容易，但是想再回复原貌就难喽！”

香堂市场站下车后，我就被那里的房子和街道迷住了，在北京很少见到这么气派的乡村别墅区，街道干净宽敞，街道两边随处可见如故宫或王府那种建筑。我到时正是中午，进了两家普通饭店，里面的设施宽敞洁净，食客很多。

沿着街道一路向北，又见到一个人工湖，湖水清澈，湖的周围有几处亭台楼阁和健身场所，四周遍布垂柳，周围是各式各样的别墅，湖的西北角还有一处古香古色的徽派两层小洋楼……

我欣赏完湖的美景后顺着湖的北面往东走，走到头左拐就是一个墓地，我原本不敢踏入这种地方，可实在是被里面的景致吸引了脚步，一进去左边是一整排还是如哪家明清时王府建筑的房子，右手边更是相同建筑的亭台楼阁和长廊，长廊下面是一大排汉白玉雕刻栩栩如生的“孝子贤孙图”及文字说明。再往里面是花坛和墓地，里面虽然景致优美，可我也没敢深入就离开了。

再一路往回返，见家家插着红旗，感觉奇怪，就问在自家门外站着的一位老妇人。她告诉我这里要被拆除了。我很惊讶，“这么多的别墅都要被拆除吗？为什么？太可惜了！这里三面环山，风水不错。”老妇人立马就对我说：“这可是风水宝地，听说这里和天安门故宫在一条线上！你看，这里三面环山像不像一把交椅？南面的‘小汤山‘有人说就像一个仆人在跪拜，如果你爬到山顶上就会看得明白。就因为这里是……”

和她聊完后继续往北走，没多远就是圣恩禅寺，前后三处殿宇，左右配殿。最让人赏心悦目的是殿前的一处”转运池”，池中观音雕像，周边景致甚美，爬山虎的叶子正红的浓烈……

香堂村我四处转悠了两三个小时，想着赶回住处也要两三个小时，不敢多做逗留，望山兴叹了好一会，因为走的脚疼，实在没勇气再爬到山顶一窥老妇人所言的充满神秘色彩的景致。
在等公交车时有几位本地人在谈论别墅将被拆迁的事，我就问一位老者相关事宜，老者说：“这里本地村民的房子没有列在拆迁范围，说是拆迁没有下正式公文，只有四个小区被贴了告示（香堂村共十个小区）。要拆的都是外地人建的别墅，属小产权房，但是人家手里有证据，有村和镇所盖的公章，业主当年都是花钱买的……前阵子好多人在“闹腾这事”，听说这两天好像上面来人给有的人家丈量房子呢，所以这两天消停了（那天是周日），嗨，就算赔，估计也陪不了多少，不可能像正常拆迁那样赔的！”

坐公交往回返的途中我就在想，以往看到的无论是有天堂美誉的苏州，或是其它地方如东北山东等地，即便是北京的丰台区、大兴区大面积的拆迁或棚户区改造，我见到的都是”脏`乱、差“级别的，像这样远离市中心且建设较豪华的别墅群被拆除了，真的挺可惜的。这些别墅矗立在别有乡野气息的优美环境中，真的是相得益彰。等以后有钱了，如果这里没有拆迁，我也要在这里买房子居住，这里的环境太美了！

王和英
2019年10月28日

2019年11月18日，我去南京就被“边控”的事情去中院和省高院要求立案，又去省公安厅索要相关文书。

顺便去南京第三看守所探望追魂先生。上午过去时正好赶上下班，等到下午要求见追魂不允，只能给他存200元，让他知道外面的朋友都还惦记着他呢。

我与追魂先生及夫人是去年认识的，去年的7月末，我与另外三人一起去北京宋庄他的家里拜访。曾得到他们夫妻二人的热情招待。

前些天再去宋庄拜访时，却只见到追魂先生的夫人刘立娇。

2019年11月2日，我在北京没事就去通州宋庄准备再次拜访追魂先生，因为他曾答应过我，下次去他家时给我看他的画。

看画是次要的，主要是想和他及夫人多来往，熟悉后看能不能指点我画画才是真的。

追魂：本名刘进兴，1972年出生于湖北大冶，毕业于湖北省美术学院，艺术家，现居北京通州宋庄。他热爱公益，平易近人，热情洒脱。

下午一点多到宋庄没有找到追魂先生。费了好大劲才联系上追魂的夫人。我们约在咖啡厅见面。

见到刘立娇我才知道，今年5月28日下午，追魂与宋庄五位艺术家原国镭、贾穹、庞勇、赵金鹤、程延安在良心运动在中国巡展途中南京被失联。六位艺术家的电话、微信全联系不上。2019年5月29日，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对追魂北京的家进行了搜查，带走了追魂的早期创作、书籍、艺术作品等，刘立娇至今也没有收到拘留证或其他法律文书（4月末我因“躲灾”和外界失联不知道追魂先生的事）。

据悉，追魂在2011年，因策划“敏感地带”行为艺术展，被刑事拘留一个月，罪名为“寻衅滋事”。2012年，因与其他艺术家一道举牌抗议劳教制度，被刑事拘留一个月，罪名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2014年10月，因声援争取“真普选”的香港市民，遭到逮捕，被羁押九个月零两天，罪名为“寻衅滋事”，2015年7月，以“不予起诉”为名获无罪释放。

这半年来刘立娇被迫搬了两次家，在极度恐慌下还要照顾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她是一位特别娇俏温婉的女人。那天她带着6岁的儿子，小家伙特别可爱！好像没有受到他父亲不在身边的影响，这完全是因为孩子有这么个温柔善良的母亲在照顾他。

刘立娇与我谈及追魂时，都是强忍泪水，忧伤焦虑之情令人唏嘘。除了语言安慰，别无他法。只有在谈及她的一双儿女时才能见到她脸上的笑容。

看到她们母子现在的凄惨状况，我也同样难过。这让我想起2008年我被劳教时，我的女儿也才14岁，因无人照顾而被迫辍学，在北京租一间地下室，在惊恐无助下还在为我四处喊冤告状……

刘立娇最难过的就是还没有抽空去南京探望过追魂。

临分手时我对她讲：“过几天我就回昆山了，等我抽空就去南京探望追魂先生，然后我再写信给他，告诉他，你和孩子都在等他回家！”15日我寄给追魂的信明信片不知道他是否能收到。

前几天，刘立娇告诉我有谣言说追魂被放回去了，她说哪有被放回来，纯属谣言。我回信息给她“希望这个谣言早日成真！”她回复说：“是的，但愿这样的谣言是真的！”

王和英
2019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