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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何让女人服服帖帖生孩子”遭民众怒批

    中国生育率连年下降,导致人口出现负增长。日前中国官方学者在一场与哈萨克官员的交流活动上,抛出了一个令人无比震撼的提问:“如何能让女大学生服服帖帖生孩子”,此言一出,在中国社群引发轩然大波,迅速冲上热榜,受到中国民众热议和批评。网民指出,中国官方学者的提问,实际上揭示了一个真相,那便是中共潜意识中追求的正是民众“服服帖帖”,其制定政策的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听话、照做、服从,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在他们眼中也无非是生育机器罢了。

    哈萨克国务顾问叶尔兰∙卡林于11月22日参访中国人民大学,并以“哈萨克的改革和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主题进行演讲。11月29日中国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卡林这场演讲及问答的全文,开始没人注意到这样的官样文章,一直到12月中旬,有眼尖网民发现其中问题,转发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受到强烈关注冲上热榜。

    这篇题为“当这个高官说有6个孩子时,在场会心大笑”的官方报道里说,哈林在介绍了哈萨克斯坦人口政策改革经验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学者王宪举提到,哈萨克生育率高,中国生育率低的问题。他表示,目前大陆女生普遍不愿意结婚,也不要小孩,“家长也好,领导也好,你动员她、劝她,她不听”。接着,王宪举语出惊人地问:“哈萨克小孩很多,女大学生们怎么能够这么相信你们的话,老老实实的、服服帖帖的,就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王宪举这一番话令在场的其他中国学者讪笑,而卡林则尴尬地回应,哈萨克政府不会强迫女性生孩子,不会替她们做选择。她们可以积极地参与社会的各方面,包括参政。

    网民对王宪举的提问表达强烈不满,痛批中共拿女性当生育工具。网民联想起前不久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山西精神病女硕士被“收留”事件,讽刺“服帖”、“老实”和“收留”可以收录进2024年关键词汇。有网民留言:“女大学生是生育机器吗?要老老实实、服服贴贴生孩子?”有网民讽刺道,现在社会资源都被这种学者占据了,年轻人没有钱、没有信心,当然不愿意生孩子。也有网民说,“答案都给你讲明白了”,尊重妇女权利、财富归于人民、解决住房和教育问题,生育率就不会低。“这种言论不仅反映了说话者的无知和偏见,也揭露了背后的权力滥用问题。”

    民众的愤怒,主要来自于“老实”和“服帖”的用语,代表男性针对育龄女性的规训,还是上位者对下位者的顺从要求,而现场听众竟然没有异议,更是因为他们习惯了“不把下位者当人看”,还有人讽刺这两个用语可以收录进2024年关键词汇。正如当局建议“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可以先结婚生子”,“农民在县城买房开车回村种地”,“大学生应贷款买房”等被骂上热搜,这些建议也带着极权体制对民众的傲慢。

    在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网民的声讨排山倒海。露_202308说:“人问这个问题就是想说,怎么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让女人生孩子,直白的说就是怎么给女人脖子套铁链。”江湖边远说:“建国后的诸多运动已经把人的尊严与自由意志都消灭掉了。”史海勾陈2说:“人是有尊严的,怎么能强迫人的自由意志,强迫人去做不愿意的事儿呢,那样人与牲口何异。”甜诚兔兔茶说:“以前强制带环流产不也是这这样吗,他说的已经很直接了。”

    “如何让女人服服帖帖生孩子”遭中国民众怒批后,哈萨克官方意识到了众怒难犯,更要撇清和中国官方的不同逻辑,12月18日到19日,哈萨克国际通讯社官方账号连发多条微博,并创建了一个“女性权益的发展如何促进哈萨克斯坦的繁荣”的微博话题,全方位介绍哈萨克女性权益保障与生育的关系。该通讯社还引用该国总统哈斯穆-卓玛尔·特托卡耶夫的话说,“女性是民族的孕育和教育者,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文明、是否开化的重要标准,就在于其是否尊重女性。”

    哈萨克官方此微博和话题更把中国官方推上了风口浪尖,微博网友纷纷转发和热议,网友认为,哈萨克这次是打响了一场外宣战,成功展示本国形象。“这显然是在隔空回应王宪举的奇葩问题。打脸力度之强,频率之高,堪称毫不留情。”“哈萨克斯坦也窝火,有人巴巴地赶过来请教人家怎样让‘女大学生服服贴贴生孩子’”“气死了,不把人家当文明人看,拉扯着人家一起比谁更野蛮”“哈萨克官方怕被全世界文明国家误会,哈萨克国际通讯社连发多条介绍自己国家女性权益保护情况”“好家伙的,这piapia打脸啊”“对方拒绝了你的狗屎发言,并划清了界限”。

    公开资料显示,王宪举是中共官员,2005年7月至2011年8月曾任中共驻白俄罗斯使馆参赞。2011年10月至2014年12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2016年5月起,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在遭公众声讨之后,中国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的微信公众号灰溜溜删除了这篇题为“当这个高官说有6个孩子时,在场会心大笑”的报道。从现场提问,到审稿,到发布,当局没有一个人发现这些话有问题,全场“会心一笑”,被声讨之后,闷头装死毫无回应。

    作者二湘的十一维空间在其同名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人大王宪举教授粗鲁提问的背后,是国人的国际视野问题》,文章说,王教授为国分忧,精神可嘉,可惜这一问却成了七伤拳,让人民大学的声誉、学者的专业能力、他自己的体面,甚至国家的形象,都遭受了不轻的伤害。最讽刺的是,王教授竟然是驻外记者出身,曾供职于几大官方新闻机构,有很长时间的驻外经历。按理说,这样的职业履历,应该让他有比较开阔的国际视野、过得去的人文修养,不至于提出这么粗鲁丢人的问题。可叹的是,事实表明,他似乎既昧于国情,又缺乏应有的国际视野。正是:缘何服帖去生产?教授一问信惊天。可叹丢人现眼者,曾摇国际大笔杆。

    作者项栋梁在其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发表文章《打人不打脸,哈萨克斯坦这下手也太狠了…》,文章说,全世界文明国家的共识,都是尊重妇女儿童作为人的平等权利,同时基于妇女儿童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弱势地位尽量给予帮扶优待。至于妇女要不要生孩子,什么年纪生孩子,生几个孩子,需要尊重妇女的主观意愿。国家可以通过改善宏观环境来为妇女和家庭创造更好的生育条件,但绝不应该要求甚至强制妇女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地生孩子。很显然,以王宪举为代表的一部分身处国家智库和政府决策层的人,并不明白什么才是文明的,并没有拿妇女当人的基本观念。

    作者熊太行在其微信公众号“就叫熊太行也行”发表在现在已被删除的文章《人大教授:听说你国女大生毕业就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地生孩子》质问王宪举:“我(我们)能命令她们吗?我命令她们、控制她们的理由是什么,我是养了她们,还是给她们解决了上大学的所有学费,是保障了她们所有的后顾之忧,还是给了她们住房和工作?如果这些我什么都没做,我又有什么立场,去让她们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呢?”

    作者叶克飞在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发表文章《希望你老实又服帖的人,多到超乎想象》,文章说,这两天,“老老实实服服帖帖”成了热词。哈萨克斯坦官媒之后的种种隔空回应,也加剧了这种丢人感,很显然,这又是一个国际笑话,虽然很多人并不在乎。更大的笑话是,哈萨克斯坦的文明度也相当低,这类似于“被后进生羞辱”。

    叶克飞的文章说,别看“老老实实服服帖帖”遭遇了批评声音,但在现实生活中,它才是主流文化。一代代人早已习惯了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就像明朝人清朝人习惯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习惯了“学得文武艺报效帝王家”,习惯了下跪一样。哪怕“老老实实、服服帖帖”成了国际笑话,他们也不会服气的。他们不在意自己站在文明的反面、世界的反面,只会抱怨“世风日下,现在的人怎么都不好管了”。

    著名网络作家六神磊磊在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发表文章《年轻人已经够老老实实服服帖帖了》,文章说,这届年轻人其实已经够老老实实服服帖帖了。他们有情绪、有压力,以自己化解为主,不怎么制造麻烦。换句话说,本届年轻人在自我开导方面特别会。大家就这样自己宽慰自己,怎么不老实呢。他们看的诗歌、小说、摇滚、嘻哈,哪一样不老实的,我觉得我小时候看的东西都刺儿得多。连网络小说现在都是以“苟”为主,苟道流行。早几年的男频网络小说,主角都要“在生死之间磨砺”“越级挑战”,现在不磨砺了,都苟起来。还要怎么老实服帖呢。

    六神磊磊的文章说,老老实实、服服帖帖,这八个字是个父相伤害的循环。想着让人家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回头又会有人让你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可千万不要有自居食物链上游的幻觉。君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你琢磨如何让年轻人老实、服帖,别人一样琢磨怎么让你们这些机构、专家老实服帖。如此循环,何时是了啊。

    作者深涵在其微信公众号“深涵说”发表文章《和谐社会,又救了烂人一命》,文章说,东方的教育,一直贯彻执行的都是儒家文化里的“顺天命、从君上”。就是主流派所代表的王宪举这类人思想:老百姓就应该老老实实、服服帖帖、本分听话。上位者习惯于下面的人顺从,“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下属、妻子、孩子,是最受封建思想所待见的。让你打工13天,给631块钱,你卖命干活,这就是好员工;让你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相夫教子、上厅堂入厨房,三从四德,这就是好女人好妻子。反之,就是“破坏社会安定团结的元凶”。

    深涵的文章说,全世界的“顾问”,有钱的没钱的,发达的贫穷的,都知道生育率关乎国运,没孩子谈什么未来,所以,他们在放宽条件、开出价码、利民惠民,让女性有生育的“底气”。只有我们这里的“王宪举们”,还在绞尽脑汁地想着如何让女性老实听话。别人谈人文关怀的时候,强调“人的意志、人的权利、人的自由”,我们搞人文建设的时候,狗屁砖家、垃圾学者被奉为上宾,然后大放厥词代替官僚派当粗鄙喉舌。“让大学生贷款买房”、“让女人服服帖帖生孩子”、“让农民买车住城里,再开车去乡下种地”。3.5元的一桶泡面,他们都容不下,更何况是一个“服服帖帖”的老实女人。你要小心,你要提防,那些满嘴仁义的道德圣母,他们总是鼓吹让劳苦大众去做一个听话的好人,然后他们包藏祸心,变着花样的去当一个卑劣坏人。

  • 云南魏宇佳律师自述:我是如何“被犯罪”的

    竭尽全力,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为自己讨还清白。

    我叫魏宇佳,1989年生人,是云南曲靖的一名律师(目前已被暂停执业),也是一岁半和三岁半两个幼子的妈妈。我因提供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模版,于2019年被曲靖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刚满30岁的我,就因错误的刑事追诉,带着襁褓中的孩子,陷入了无边无际的泥沼。

    今天,我要向全社会诉说:我没有犯罪,既没有虚假诉讼,也没有强迫交易。

    如果司法能够肆意将像我一样没有实施任何犯罪行为的人定罪,并且可以轻易砸掉一大家人赖以为生的饭碗,那么,不仅是律师,我们每一个公民,都不是安全的。

    一、没有岁月静好:我被卷入所谓“强迫交易罪”的过程

    2011年云南警官学院法学专业毕业后,我怀着对法律的无限信仰,成为了一名执业律师。执业以来,我一直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哪怕在怀有身孕期间,也坚持开庭和参加培训学习,这些年,我从无当事人投诉及对我法律服务不满意的案件。

    2014年,我成为曲靖市麒麟区法学会第一届会员、曲靖市律师协会资产管理与财务委员会委员。如果没有错案的发生,我和家人应该还在曲靖市过着平静的生活。

    然而,2019年6月,刚刚生产完二胎仅一个月,我突然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我丈夫也因此事被抓,迄今仍然被关押在曲靖市看守所)。

    通过侦查人员反复的问话,我才知道,他们调查的是2016年7月我丈夫杨帆和他的债务人陈德生的一笔债务问题。(事后才知道,这笔仅仅只有10万元的债务,能让侦查机关成立专案、大动干戈,是因为牵涉到陈德生的一套房屋,以及房屋背后据说“深不可测”的“背景”和“人物”。)

    和很多律师一样,工作原因,我的电脑里存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合同模版。

    2016年7月,因陈德生对我丈夫杨帆负有10万元债务无力偿还,陈德生为了拖延还款时间,和杨帆二人商量用陈德生名下房产进行担保。在二人达成“让与担保”的合意之后,我为杨、陈提供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模版,该合同的相关数据、时间、签名等等内容,均为杨、陈二人自行填上。

    之后,因陈德生无法提供房产证,无法进行过户,在向房管局进行咨询后,杨帆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将陈德生起诉,后法院组织调解,出具调解书结案。

    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既没有代理诉讼、也没有起草合同,更没有签字或者出具任何法律意见,仅仅是提供了一份任何律师电脑里都有、互联网上同样内容比比皆是的合同模板,竟然被定为犯罪。

    2020年7月20日,麒麟区人民检察院将我和我丈夫杨帆、以及债务人陈德生一起起诉到法院,罪名是“虚假诉讼”。2020年9月8日,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庭审查明了事实:杨、陈之间的民事债务客观存在,我无任何诉讼的行为,也不可能构成虚假诉讼罪。

    曲靖市律师协会指派副会长田兴磊律师为我提供法律帮助,另外还有我们曲靖的资深刑辩律师王松峰律师,两位前辈均在法庭上为我做了无罪辩护。感谢他们以及近两年来帮助过我的律协领导、律师界前辈。

    上海斯伟江律师、吴布达律师、赵森律师、严涵律师在知道我的处境之后,立即为我提供法律援助。北京的刘长律师,立即飞到云南,来为我的案子提交委托手续和阅卷。

    我在此向各位深鞠躬!叩谢!是您们让我在风雨飘摇之中感受到了温暖。

    我执业的六年里,80%的时间都是与麒麟区法院打交道,我一直认为麒麟区法院的法官们都具有较深的法律功底,对待案件公平公正。我虽然被无辜起诉,但自知自己是无罪的,所以也对法院公正审理抱有信心。

    万万没想到的是,本案处理中,麒麟区人民法院受到了严重法外干预,最终把一起明显无罪的案件作为犯罪处理。开庭后,我多次去找过审判长,仅有一次找到,审判长告知我案件将要延期,原因是该案“上面”在关注,他们合议庭也不敢定,要将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还要内部层报。

    后来我才了解到,本案有曲靖市纪委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违法插手干预、主导审判结果,也有政府、司法公职人员打击报复、公报私仇,插手干预案件审理。

    2020年12月23日,我拿到了一审判决书,结果令人吃惊:麒麟区人民法院认为“虚假诉讼罪”不能成立,但仍然要给我定罪,于是将“虚假诉讼罪”改变为检察院根本没有指控、起诉的“强迫交易罪”。

    而为了判决强迫交易罪名成立,法院竟然将检察院指控的“被告人陈德生”变成了“被害人陈德生”,麒麟区检察院竟然也十分配合,将陈德生撤回了起诉。

    直到今天,房屋已经过户回给陈德生,陈德生仍然欠我丈夫杨帆债务8.3万余元本金,利息一分未付(不知道他哪里“被害”了)。

    而我却因此被硬判一个莫须有的“强迫交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接下来,我将面临的是吊销律师证,失去工作和经济来源,面对还在看守所的丈夫、两个幼子以及为我的案件整日焦虑以泪洗面的母亲,我不知道人生的道路,究竟该往何处去。

    二、程序处处违法:我是刑事诉讼流水线的牺牲品

    现在看来,我的案件与其说是刑事诉讼,不如说是治罪的流水作业。在这个案件里,根本看不到刑事诉讼的三角结构,看不到互相监督制约,开庭审理只不过是完成程序,走一个过场而已。所谓的无罪推定、证据规则都失去了意义。

    哪怕是读了这么多年法律,办了这么多案件,我必须承认,我还是太天真,在一审判决之前,无论是我还是给我辩护的律师,都有误判,我们小看了刑事司法一旦启动,惯性力量的可怕。

    (一)一审剥夺了我及辩护律师的质证权、调取新证据的权利,案件关键证据电子数据未在法庭上出示,亦未经控辩双方质证,对于辩护人提出的鉴定申请法院也未作出回应

    本案2020年9月8日的庭审当中,公诉人及法院以在案的电子数据“格式有问题”、无法当庭打开为由,未对电子数据组织质证,而是表示待“格式问题”解决之后再行质证。但是,自2020年9月8日之后,本案再未组织开庭,亦未组织对该部分证据的质证,一审法院即作出了一审判决。

    第一次开庭审理后,我的辩护律师向一审法官提交了《笔迹鉴定申请书》。申请书中提出,本案案涉的房屋买卖合同和收条,是本案最关键的两份书证,房屋买卖合同的落款日期“2007、1、29”以及“收到23万元购房款收条”的内容是否是我的笔迹,直接影响着起诉书对我的指控是否成立,也决定了我是否实施了虚假诉讼的行为。

    令人感到震惊的是,一审合议庭对于该鉴定申请,既未同意、也未决定不同意,而是完全置之不理,即于2020年12月23日匆忙地向我本人发出了一审判决书,且判决我有罪。

    后来,我们自行委托了上海的专业鉴定机关,对合同和收条上的笔迹进行了鉴定,得出的结论是,合同及收条上不是我的字迹!然而,为时已晚,还没等我们把这份新的鉴定意见提交,法院一审的有罪判决已经送到了我的手上!

    (二)一审法院认定我“胁迫”陈德生在诉讼中做出虚假陈述,均系典型的事实认定错误,我根本没有、客观上也无法实施前述行为

    在案证据仅有陈德生一人陈述其是按照我说的和法官说,对于该情况,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陈德生陈述系孤证,显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纵观全案,也没有任何证据指向我对陈德生实施了胁迫行为,用什么手段胁迫,用了什么方式胁迫?语言胁迫还是行为胁迫?均无证据可以佐证。

    事实上,2016年7月,我作为一名刚刚小产后的女性,身体极度虚弱,客观上也不可能对身强力壮的陈德生实施任何胁迫的行为,一审判决认定我对陈德生进行“胁迫”,完全是罔故事实。

    (三)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变更指控罪名,又未按照法律规定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事实上剥夺了我对强迫交易罪的辩护权

    公诉机关指控我涉嫌虚假诉讼罪,一审法院也以我涉嫌虚假诉讼罪开庭审理,但在开庭审理后,一审法院毫无征兆地在判决书中将罪名变为了强迫交易罪。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1条规定,即便人民法院要变更罪名,也应当在判决前听取麒麟区人民检察院、我本人及我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此外,必要时还要重新开庭。

    这些白纸黑字的规定,一审法院均视而不见,一审法院是在未告知我及辩护人变更了罪名、更未听取我们意见的情况下,直接下判改变罪名,事实上剥夺我的法定诉讼权利。更离谱的是,我的辩护人在下判前一周去找一审承办法官提交《笔迹鉴定申请》时,一审法官都没有透露半点罪名将被改变的情况。

    这么严重的程序违法,二审毫无疑问要发回重审,然而,二审律师跟法官沟通时,法官只是一味的催促我的辩护人提交辩护意见,并且是马上提交。此外,二审法官已经明确告知我,他将要在两周内结案。

    也就是说,对于一审法院麒麟区法院赤裸裸的程序违法,二审法院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也不打算纠正,而是急于将这个从程序到实体都错误的案件维持原判、尽快结案。

    到今天,在曲靖这个我生活了超过三十年的地方,我真的已经完全感受不到任何的公平正义。

    三、我心如石,石赤不夺:如果二审定罪,我将喊冤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认为,我在该案中的行为,即提供合同模版的行为以及合同的内容均未违反任何法律规定,作为一名执业律师,我的行为不构成虚假诉讼罪,更不可能构成强迫交易罪。我还有很多新的证据、新的理由,希望陈述给二审法院和二审法官听。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意见似乎已经无关紧要,维持对我的有罪判决,看上去已是一件板上钉钉的事情。

    被暂停执业的一年半,家里陷入困境,生活举步维艰,我丈夫杨帆已被羁押超过一年半,母亲因为此事患上严重焦虑症,但我相信擦干眼泪,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挡我获得无罪判决的决心。

    我仍然相信法律,但目前,我感到,严重的法外干预已经让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难以独立作出公正判决,我只有将自己的冤屈大声喊出来,向国家职能部门、向全国律师协会、向律师同行、向公众和媒体、向一切法律职业共同体和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大声喊出来,让真正的违法犯罪行为及幕后黑手曝光于阳光之下。

    如果二审判决真的维持对我的有罪判决,或许我会失去生存的勇气;或许我此后生存的价值就是为了此事奔波!无论如何,我不接受任何有罪判决,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某些公权力的人面前,我们家人虽然是蝼蚁,但蝼蚁也会发出微弱的呐喊,我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这个,是在艰难的时候,最不能失去的。

  • 如何温柔地互看──《囚》的「精神病」与观看美学

    我们的文化是如何地发展过来,才会赋予疾病一种社会脱轨的意义,而且给予病人一个将他排除在外的位置?而且,虽然如此,我们的社会如何地再这些它拒绝在其中认出自我的病态形式之中自我表达呢?

    ──Michel Foucault《古典时代疯狂史》

    2016年,中国将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分裂情感性障碍,双相情感障碍(即躁郁症)、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和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六种疾病,列为严重精神障碍,需要进行在册管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报告指,中国一般性精神病人有亿;中国卫生部《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2-2015)》中的数据称,中国精神分类症等重性精神病患者有1600万。

    在中国谈论精神病患,数目之庞大固然瞩目;更为敏感的是,「精神病」的标签往往又与「政权、社会稳定」挂钩,「被精神病」事件比比皆是,例如2009年12月,深圳市康宁医院郭俊梅和几名护士到深圳市信访办反映奖金过低的情况后被诊断为「偏执性精神障碍」被强行治疗。「被精神病」所引申而来的还有监护人与患者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尽管2013年1月开始施行的《精神卫生法》有「自愿原则」,即是入院治疗必须是当事人本人自愿,当事人亦可随时要求出院,除非当事人被诊断为有严重精神疾病,并且出现过伤害他人的行为,才会由监护人做决定;然而病院当中的执行普遍是:必须由监护人办理出院手续。这样的情况,在《囚》当中亦有例子。因此中国精神病患面对的另一问题是「易入难出」,被送治以后,便难以离开。

    《囚》是导演马莉对「人的困境」的记录。拍摄事源还可追溯至2011年《京生》的拍摄过程。《京生》中,导演用六年时间深入北京城中的上访村,了解来自天南海北的上访人的故事,其中一名上访者的进京理由是为了撕下因意外事件而被贴上的精神病标签,这初衷最后成为未竟之愿──在一次接访的路上,上访者突然急病去世。这件事成为马莉的心结,完成《京生》的上访村拍摄之后,导演将下一步纪录片的拍摄地点锁定为精神病院,并且最后获得资源进入长春精神病院。上述提及的中国精神病患困境,在纪录片中将由其中的病患亲自现身说法。

    280多分钟的纪录片,对不少观众而言是一个挑战。马莉在访谈中透露,实际的影像素材长达250小时;与现时在大屏幕所见的,以病人自白、对话为主的片段相比,这些原始素材中还包含了大量的日常生活、医生诊疗等影像,然而马莉本着要把「舞台留给病人自己,我要让沉默者开口」的理念,最终以病人的话语为主,观众可以见看到这些在重症隔离区(不少更背负着严重伤人过往)的病人,对着镜头冷静而清晰地述说自己的发病症状、他们对精神病的理解,医护人员与病人半认真半玩笑的告诫等。

    与传统对精神病院的理解不同──那些光怪陆离、阴冷暴烈的画面(可以参考吕楠在1989年拍摄的贵州精神病院相片),《囚》所呈现的是大城市中现代化精神健康医疗管理面貌,井然有序又光亮开扬的院舍与一般医院无异。导演在影片开首只以一个非常简单的镜头,表现其中的困顿──片名「囚」字出现在任由狂风辗压的杂乱树丛中,下一个镜头,是医院的窗户,那是病人们每日探窗可见的日常景事;片中其中一个主要叙述者(亦是病人)的傅明雷在一排窗户前,逐个拉动窗把,尝试将之推开,并且全告失败。

    关于住院的必要、出院的可能性,医务人员总是重复着:要让你恢复社会功能,能够重新投入社会工作、投入家庭岗位,就是出院的时候。根据中国《精神卫生法》规定,必须实施住院治疗的有两项:第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第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在影片当中,除了少部分的病例以外,「隔离」的目标以社会稳定为前提,在理论上如此合情合理。但是,马莉从院内出发「外向」的视线,提醒着观众,所谓「隔离」,除了理所当然地将代表着剔除「失能」或「故障」以维持社会正常运作,对于在其中「疗养」之人而言,我们必须肯定患者有其入院的需求,但亦要承认,过程之中其失丧的,是更为基本的日常「风景」,与他人正常的对话而非全然落入病理分析的「妄臆」的可能。

    拉康在〈从其与任何的关系论偏执狂病态心理〉中以现象学的方法深入研究精神病发生机制中「主体」的结构变化与语言应用的密切关系,他认为精神病就是主体的人格病变引起的意识结构的变化,也导致主体应用语言方面的模式变化;在论文当中,他详细睇观察了患者的人格心理结构与语言使用规律变化的关系,分析患者人格结构中高估「自我」因素发生作用的机制在语言中的表现,发现患者通过语言表达显示其「不信赖」、「无力自我批评」及其他各种病态心理的潜意识结构基础。然而,根据上述的观察方法,对身处精神病院内的人而言,其所有的话语皆化成了诊断过程中的语言剖析,陷入单向的权威旋涡。

    极端行为以外,语言结构是标识「自我」的另一指标。马莉表示其拍摄过程的头三个月只是与病人共同生活,表明来意,并且强调对方有拒绝的权利;而最后的结果是,大多数情况是疗养者主动要求进入镜头表白。因此,观众得见因为无法抵受上司压制而锐意创业的小职员,因其狂热的集资举措而被断为躁狂,由妻子诱骗入院后,一再在镜头分析自己的行为、妻子将其放逐到医院的可能原因;一名被关八年的博士,透漏自己母亲对自己的不解,在工作机关因为不愿与其他单位合谋而被隔离;与妻子离婚后以挥霍分神、花天酒地的嫖客大谈自己「一夜六个」的辉煌战绩;受文革所累众叛亲离的老人回溯自己孤独而淡然的日子;因受不住父亲因乱搞男女关系被杀、母亲再婚的失足青年对「单亲家庭的孩子若果得到好的教育,一定是最善良的人,他们见过人间的苦,因此保有了最为美好的理想」这样美丽的见解。

    马莉并无全然倒向病人的叙述,其中间杂的医护人员与家人陈述,观众可见,这些陈述当中皆有其隐藏的部分。然而重点非在这些在镜头前自白的人是否「可靠叙事者」,甚至在病人与医生沟通的过程当中,导演所引导观众思考的,是在这种权威对非理性的对话架构当中,是否存在真正的「可靠叙事者」:病人固然在镜头面前隐藏了一部分的严重行为(例如小职员散尽家财、昼夜不分地出外公干,给所有朋友打电话造成滋扰;博士欲以巨款购买计算机,更为此对年老母亲动武。我们也必须承认,「隐藏」大概是所有人类表述皆具的特性之一),但是医生以纯然的精神学知识,应对病人的各种质疑,将他们对封闭环境与机械化的生活状态对人可能造成的身心创伤、由「监护人」决定入院与出院是否合理、只以药物治理而忽略跟进每个病人的心理状况等问题,理解成病发过程中对诊断与治疗必然的抵抗心理使然。

    一方隐藏了重要的信息扰乱判断,另一方则以自身非常坚固的标准压倒所有,在精神病院此异质空间之内,究竟所谓「可靠」、「合理」的界限在哪呢?除了理性/权威/正常对非理性/异常以外,能够有另一种互看、沟通的方式呢?

    镜头是导演的幽灵。导演以自身作为媒介,观众得以透过导演的视线,探视这片封闭的境域,并且与院内的众人的目光相遇。审视的目光,从来难有所谓中立;作为一个纪录制作片者,马莉自觉于此。正如在拍摄《京生》时,马莉已表明不仅是为了记录上访村的苦难、不公、荒谬,拍摄时避免以猎奇目光呈现所谓的「不为人知」为观众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更不能只以勾起怜悯作为目标。在《囚》之中,医护人员、病人或病患的家属皆会尝试向马莉作提醒、征询意见、抱怨或让其作证,人物这些自然而言的反应正正提醒着观众,镜头的中介存在。然而这些向镜头搭话的举动带出的更重要的意义,是为了显明,镜头背后的导演是活生生的肉身存在,虽不露面,但是与窗口之内活动的人物同样有七情六欲;进入精神病院的举措不单是以冰冷的镜头机械介入,进行记录,更是肉身的介入,一个可以与之对话的人的进入、参与。纪录片并未要将窗口之内的物事人作为异质,以落实被摄人事「异常」的特性,镜头的功能在于,将这些已然落入隔离监禁罗网的精神病患回归为「常人」,与手持镜头的导演相同的「常人」,并且,并非只有拍摄者单向的审视。导演在精神病院内的位置,并非所谓「显微镜」的操作者的单向凝视与分析,是理性/权威对非理性(医生对病人)、受累者对肇事者(家属对病人)的凝视关系以外,提供另一种更温柔、更平等的互看方式,另一种对话方式的可能。

    因而,所有的独白与自我表述,不再只是病理学当中的语言剖析,只是审视精神异常者心理的现象学方式;在这种新的互看关系之中,病人得以还原为独立的个体,述说自己的生命故事,作为完整的个人,而非只是茫茫「病例」的其中一个档案。

    在导演的镜头之下,另一感人的情节是,当院方依赖药物作为疗程的同时,病人与病人之间的通过个人经历的分享互相开解、叮嘱,这种「疯狂」对「疯狂」的臆语,有时反而更为细致温暖地供予安抚,让人恢复平静:旧的病患教同房新入院的小伙子调整、放松自己的动作,宽容地对待自己;让医生束手无措的僵直症患者,在另一个病人的照顾下忍俊不禁,并且喝下了一直拒接饮用的牛奶;精神分裂患者互相讨论着自己听到的声音,最后得出风趣而奇幻的结论:「其实我们是外星人吧」;被送进病院的前副局长与经历文革的老人,在论诗的过程中惺惺相惜。因为精神疾病的标签而被驱逐至社会之外的众人,反而在边陲的位置,在另一套更为严格与直接的制度之下,辩证地得到任意言说欲望与臆想的空间;而向同伴分享自身故事并且为其他患者作出安慰、提供照顾的过程,模糊医患壁垒分明的界限,同时又可以说是「觅得知音」的奇妙过程。

    「常态」惯常把持「心智疾病对社会稳定运作的影响」这样的观看方式,一种由「社会/日常」向「病态」的单看凝视;《囚》向观众所呈现的,是我们刻板印象以外,如同导演所言,「我希望观者看到的精神分裂患者不再停留于这样的形象:服药后僵硬的身躯,呆板的行为,患病时谵狂的话语和暴戾的身姿。他们将回归常人,一个患有精神类疾病的常人。他们会因为疾病陷于癫狂,但这癫狂是荒诞的社会骚动的投射。因为无法根治,他们或许将终身陷于其中,被反复折磨。他们找不到出路解放自己,也退不回原路明哲保身」。

    如同观看「囚」字的方式:未观看电影之前,或许会猜测这是病人们在精神病院之中的形象写照──被隔离于四方之中,手脚被强制捆绑;只有在看毕电影后,方能明白,使围墙众人不看重负、匍匐在地的,是骚动而快速变动的社会,不断施加于个人之上的焦虑。呈现(或观看)精神病患生活的目标,除了满足「猎奇」眼光,在引起「关怀」与「同情」以外,对马莉(对作为观众的我们亦然)而言更重要的是,归还窗口中人「常人」的位置,有观看日常「风景」、言说日常的想望──这正是《囚》中呈现的,难能可贵的互看方式。

    (来源:映画手民 http://www.cinezen.hk/?p=7569 2017-5-2)

  • 如何看穿伪精神病罪犯?

    轰动全美但 38 年悬而未决的纽约杀童案终有裁决。被告 Pedro Hernandez 以多种精神病史自辩,案件因其病史延后审讯,经过 5 年审讯,最终被判有罪。常人道「我有精神病」是罪犯的一道金漆免死金牌,事实如何?心理学家会怎样分辨罪犯是真疯还是假傻?

    在 Pedro Hernandez (埃尔南德斯)的审讯法庭上,控方除了问「事发当晚你在哪里做甚么」之类的经典问题,以期建立犯罪动机手法和机会,还提出与别不同的问题,如:「你与其他星球通讯时遇到过困难吗?」「你的身体会不会间中出现奇怪的感觉?尤其在星期二?」「你曾经有被跟踪的感觉吗?那段日子胃口会不会特别好?」这些是法庭心理学家们用来判断被告是否真正的精神病患者的设计问题,是 Structured Interview of Reported Symptoms 第二版(SIRS-2)的一部分。

    外行人以为「愈痴线愈好」,对所有奇怪病征直认不讳,再加几分演技就能证明自己有精神病,其实大错特错,事实刚好相反,这只能证明你在诈病(Malingering)避责,因为你的答法透露了对真正精神病人心理状态的无知。在心理学家角度看来,特定的病征指向特定的精神病类别,全盘承认的人,除了冒牌精神病患以外不作他想。

    杀童案发生于 1979 年,6 岁的帕兹上学途中失踪,震惊全美,他失踪当天更被定为国际失踪儿童日,但事件本身调查多年没有进展,直到 2012 年警方才逮捕埃尔南德斯归案,当时他向警方承认自己引诱男童到一处地下室,再勒死抛尸。这时辩护律师出现,称他曾有幻觉和思觉失调等多种精神病史,而且弱智,无法分辨现实与幻想。另一方面,检控方质疑这只是被告为求脱罪的谎言。

    此时就到了 SIRS-2 派上用场之时。 SIRS-2 是共长 45 分钟的问题组合,专捉声称有各种疑似精神病经历的伪精神病人。设计出这套问题的心理学家 Richard Rogers 指,其中一个策略就是将多个性质迥异的病征组合一起,例如「你曾经有被跟踪的感觉吗?那段日子胃口会不会特别好?」,而事实上真正的偏执狂并不会因此提升食欲。另一策略是试探对于精神病的观念错误的诈病犯,例如「你与其他星球通讯时遇到过困难吗?」——星际狂想并不在一般精神病人的妄想范围。法庭心理学家及专家证人 Tali Walters 指,所谓妄想其实也与患者现实生活接轨,例如冷战期间的妄想症病人多妄想共产主义者对他们图谋不轨,美国 911 前后一个射杀警员的妄想症病人以为自己有份参与阿富汗战争——妄想虽是虚构,但都脱不了与现实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般来说,精神病犯病征愈多愈假,若能堂堂正正承认有病更假。Walters 分享最近一次监狱内的评估经验:「当我问那名病人想吃甚么时,他答我意大利辣肠和猫粮,说的时候还目不转睛地直视我。我就知道他 9 成在骗我。」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会明白自己的情况不容于社会,即使承认至少也会表现羞愧。

    总的来说,诈病需要拥有对精神病和其影响的深入认识,演技琢磨更是不容松懈,他需要根据自己虚报的病征,准确拿捏表现出来的行为。因此法庭心理学家采取最直接的拆解方法,就是把声称患精神病的嫌犯关起来长时间观察,Walters 说:「我从未听过任何诈病的人能抵得过连续 20 天 24 小时的监视不露出马脚,实在太累人了。」身为 SIRS-2 设计者,Rogers 对心理学家捉拿诈病者十拿九稳:「我们对于试探不出来的诈病者一无所知。」因为他们从不存在。

    (来源:香港cup新闻 http://www.cup.com.hk/2017/02/16/how-to-identify-fake-insanity/ 2017年2月16日)

  • 不少人受精神病症困扰 企业可以如何制订支持政策?

    你为什么需要这则新闻
    成年人每天花大量时间工作,职场上如何保障精神健康,是劳资双方共同的责任。企业应订立务实全面的政策,才能为员工提供适切的保障。
    不少人对「精神病症」闻之色变、不知所措。在美国,每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在过去一年曾受精神病症困扰。每25人就有1人因此受到功能性损害,也说是说,差不多每个工作团队中都有至少一人正受其困扰。
    较早前调查指出,香港有9成在职人士认为,公司应就精神病症向员工提供支持,另有6成受访者认为,精神病症问题令人才流失。世卫更表示,若无法提供适当治疗与支持,单是当中两种病症——抑郁症与焦虑症,每年就能令全世界损失120亿个工作天的生产力。
    纵然如此,在大部份香港企业,不单公司医疗保险未有把精神病症列入保障范围,企业管理上也没有相应政策,指导员工协助有需要的同事。对比一般健康问题,维系员工的精神健康,需要更花心思时间沟通,才能订立合适的支持政策。
    企业医健政策推行已久,但精神健康政策则在不少国家仍属于起步阶段,在保障权利、提供支持等层面,仍需多作讨论。实际操作而言,则可分作员工意愿、私隐问题、法律问题及支持措施等几个方面。
    精神健康政策宜明确务实
    首先,精神健康政策应有明确目标,基于对公司情况的了解,确定公司能够提供的支持方式及强度,以免政策流于口号。
    支持可分作工作安排,紧急状况的应对措施,保险及医疗等方面。草拟前宜先与员工直接沟通,了解他们对于精神病症的了解,对精神健康支持的期望,以及厘清一些误解。金钱支持或赔偿方面,则需要与公司合作的保险公司商讨。
    由于精神疾病远不似身体创伤或生理疾病般明显,而且社会上仍有污名与歧视,不少员工正在「无声挣扎」,怯于求助。因此,政策必须考虑如何保障求助者的私隠。
    将各方的期望整理后,交由人事部门主管草拟政策文件。文件推出前,可先咨询精神医疗专家,并应该与法律部门审核,以确定政策在法律上是可行而有效,且不会与现行其他政策抵触。
    最后一步,再次回归工作团队。企业可在员工培训课节介绍政策,甚至提供训练,讲解实行的原则与方式,解释各方不同责任,使其发挥实际效用。
    港职场精神健康政策欠指引
    根据卫生署文件,香港的精神健康问题一直被低估。根据统计处2012年向平机会提交的数字,本港三分之一成年人的精神健康指标低于中位数,其中以无业者、中年及低教育水平人士最高危。香港工时长、职场压力大,教师、医生、建筑师、律师等专业人士同样会受精神问题影响。
    然而,在医管局的《2010至2015成人精神健康服务计划》中,「工作间」一词仅于文件中「小区精神健康」一段出现一次,亦没有提供具体而完整的指引供企业参考。而世界卫生组织则提供指南,供企业于订立精神健康政策时参考。
    民间尚有其他组织推广精神健康教育,例如自2006年起,由怡和集团旗下关注团体「思健」每年举办的「鼠战中环」,就是推广职场精神健康。另外,心晴行动亦是香港另一关注精神健康的组织,两者均提供教育及面谈等服务。
    另外,香港心理卫生会亦有提供「精神急救课程」,训练学员协助身边遇到情绪危机或困扰的人,化解危机。
    (来源:关键评论http://hk.thenewslens.com/article/44453   16/07/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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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疑似精神病人?

     如果精神病人继续在正常人的人际社会里搅和,将会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
       日前,广东省人民医院口腔科陈仲伟主任被一名疑似精神病人袭击,不幸遇难。据报道,陈医生此前曾多次受到这位疑似病人的骚扰并报警,但惨剧仍然发生。为何这样的病人得不到收治?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疑似精神病人?
      精神病送医难、收治难
      陈仲伟医生的死,缘于一颗几十年前的烤瓷牙变色——这比那些单纯的“病人伤医”事件更令人震惊。如果是跟具有正常思维的患者发生矛盾,悲剧似乎还有可能避免。大不了,“孩子学医打断腿”也算个出路。但这次的凶手显然已经不正常。今天他可以对医生下手,明天就可能是老师、同事、邻居、陌生人,谁能躲得过?这种人似乎完全无法用理智沟通,无法预测,自然也无从防范。我们很难有办法将他们彻底隔离到外太空。也许有一天,一个素不相识的“怪人”找上门,认定跟你有不共戴天之仇,你毫无头绪,但他不依不饶,就是缠上你了。你怎么办?
      现实生活中,当你给医生打电话说有一位疑似精神病患者的时候,精神科医生不会像在电影中那样抬着担架跑过来,一拥而上把“病人”按倒,注射一针安定,再把他扛上担架抬走,此后就让他在精神病院度过余生。这是劫匪,不是医生。何况人家还搞不清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病人”——总得诊断之后才能确定。
      另外,作为病人家属很可能也不情愿带“病人”就医。一方面,看病还要排队花钱,另一方面,讳疾忌医是人类的天性。万一真的被诊断出“精神病”,不好听不说,现在精神医学也没那么发达,诊断出来了也不一定能治好,往往就是隔离。万一医生要把他长期“关”在医院里,作为亲人又于心何忍?现在在外面过得也挺好,就让他在外面吧。大不了就是多去派出所赔礼说说好话。
      很多针对疑似病人的这种投诉,就这样不了了之。
    尴尬的现状
      事实上,精神病性障碍作为一类诊断,有一点其它疾病都不具备的特殊性,叫做 “自知力障碍”,是说精神病患者缺乏对自身精神病态的认识和批判能力,否认自己有病,拒绝治疗,这也往往被看作病情严重的标志。
      这个特点导致了这样一个怪圈,“我越不认为自己有病,说明我病得越重”。这不仅仅是一个精神病人接受“精神病”时的障碍,也是一个非精神病人拒绝“被精神病”的障碍,因为否认就等于承认。“我没有病!”的呼声越大,对你的怀疑反而越确凿。因此从一开始就需要小心鉴别,让没病的人不至于被当成有病,避免那些本不该接受的治疗,这件事和“让有病的人接受治疗”同样重要,甚至也许是更重要。国外有研究,实验者冒充精神分裂症患者住院,尽管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了解如何“自证清白”,但他们最后几乎还是难以逃脱。
      精神病性障碍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 谁也说不清他们会做出怎样的事。因此,病人可能成为公共安全的巨大隐患——假如真的做了什么倒还好,因为《精神卫生法》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这说明,如果他的行为真的越过边界,证明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公安机关可以强制送医。只可惜, 我们常常不能提前证明这种危险。
      最怕的不是贼偷,而是贼惦记。
      就像陈仲伟医生的悲剧。如果疑似精神病人对他先动了手,或者威胁“我要杀了你”,警察不可能无动于衷,否则就是他们的失职。但如果对方只是说你没把我的牙治好,我要索赔,难道能以“危害安全”为由逼他去住院?
      保障所有人的权利,就没有绝对安全的净土。
    有病,到底要怎么“治”?
      每当讨论到“有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疑似精神病人”时,一种常见的思路就是 寄希望于精神病院,期待医院成为收容精神病人的机构——或者干脆把“收容”换成“关押”也好。只要是精神病人,最好就一辈子锁在医院里,不要出院危害正常社会秩序,仿佛是一座为他们量身定做的终身监狱。但如果真的那么做, 且不说医院会不会爆满,且不说算不算反人类,首先那不是医院应该做的事。医院只是医院,是一个治病的机构。
      “病人”的意思,据说就是“痛苦的人”。一个人得了感冒,没有人会强制他看医生,如果他承受不了痛苦,他就会主动去医院交钱,挂号,诊断,开药。精神病的特殊性,在于他们自己往往不自知痛苦,而别人痛苦。在别人想要“请”他治病的时候,就很难与传统观念里“治病”的概念发生呼应。
      同样说“病”,我们却在混淆两种不同的认知。每当被疑似病人伤害的人对医院说:“他有病”。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在于: 我的人身安全被这个人威胁了,我希望你们对他的行为进行限制——这是在公共安全管理的层面说话。而疑似病人(或家属)则是在医学的层面说话,他们说:“我没病”,这样就可以拒绝就医。背后的意思是: 我们并不痛苦,不需要医学的帮助。
      统一这两种认知的前提是,疑似病人(或家属)认同“病”是一种“痛苦”,只要是这种情况——或者说,只有这种情况——他们就会主动寻求医学的帮助。在精神病的领域,有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就是司法精神病鉴定。因为精神病人不用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
      不管这方面理论和实践有多少争议,一旦犯下罪行,犯罪嫌疑人(或家属)会想方设法地求一张“精神病性障碍”的标签,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时候他们面临着真实的痛苦,并非生理或精神上的切肤之痛,而是由人际互动的规则导致的惩罚:他的行为伤害了别人,他(或家属)必须为这种(疑似病理性的)行为付出代价。
      此种痛苦,某种意义上可以被医学——以一种特殊的形式救助,也就是说,免除一部分的责任,这种情况他们自然会翘首以盼。
      我们唯一发动病人(或家属)接受治疗的途径就在于此。让他们理解:如果他继续在正常人的人际社会里搅和,将会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惟其如此,他们才会认识到医院并非限制人身自由的囹圄,反倒是当前唯一宜居的福地。“此病不愈,寸步难行”。换句话说,限制其自由不应依赖于医院或医生,而在于正常社会中,每一个人,每一次互动,每一条规则对其言行的反馈。
    尊重规则,保护自己
      在接受为“病人”提供的诊疗之前, 任何人都需要活在准则之下。这些准则有时会写在纸上,更多时候则落实在我们的言行中。简言之,就是做这件事,有这件事的反馈:做错事要道歉,造成损失要补偿,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愿赌服输。无论情愿与否,必须为自己的一言一行买单。
      这是所有人都能放心活在这个社会中的基石。一个人总是破坏别人财物,就算他不自知,他的家人总要赔钱。赔得多了,自然就会需要医生治病。但如果苦主们都是高风亮节的君子,笑一笑:“算了,他可能就是有病嘛”, 这种看似宽广的胸怀,恐怕耽误病人自己。
      我有点担心,陈仲伟医生的悲剧,最终留给这个社会的影响,就是“正常人”在给予正当反馈时更加畏畏缩缩,为“病人”预留出更大的特权。人们也许会更倾向于逃避:“精神病人太危险,看见就要躲着走”,打不得,骂不得,惹不起,躲得起…… 因为可能是“病人”,一小部分人的言行失范,会让大部分人都选择视而不见,姑息纵容(同时不切实际地许愿,期望警察或医院把这些人管好)。某种意义上,这是在为这部分人制造一片横行无忌的真空。受到了这样的鼓励,无论这些人是否真的“有病”,他们的行为常常会不断恶化升级。
      对于一般人来说,保障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遵照正常人的行为规则,保证每个人对我做的事都会得到应有的结果。哪怕他投诉几十年前的牙变了色,只要是一份投诉,我就认真受理这个投诉,一份投诉就应该得到投诉应有的结果。而在投诉之外,如果我的名誉被诋毁,或者我的权利被妨碍,我也必须追责到底。
      一个人为其言行承担了后果,才能约束言行的边界。无论“病人”与否,只要活在医院外的世界,这一点都是一样的。
    (来源:果壳网http://www.bkweek.com/a/lanmu/xinlikafei/2016/0525/4960.html 2016-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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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度精神病患如何重返社会 康复会所助探路

    中国目前有重度精神障碍患者429.7万人,大多依靠低保过着封闭、缺乏社会交往的生活。目前,国内已有几家服务重度精神病患者的康复会所,试图帮助他们重返社会网络,恢复其社交能力和人际生活,但前程阻力仍多。
    二层楼房的大门开着,几个年轻人围坐打牌。
      狗在楼房的外面不停地叫。这是午休时间,有几个人在屋内的一旁玩电脑,有人厨房里帮忙。一个微胖的男人独自坐着,沉默地对着一个空的八宝粥罐头掸烟灰。
      这是一间服务重度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会所(Clubhouse),位于杭州市下城区的潮鸣街道,类似的机构在全中国大陆只有四五间。
      杭州市潮鸣精神康复会所依托潮鸣街道而建立,它深深地藏在街道里的艮园社区内,位于一间独立的两层楼房内,与街道办事处、养老服务站等其他服务性机构毗邻。这间会所旨在帮助重度精神障碍患者重返社会网络,恢复他们的社交能力和人际生活,并提供非营利性质的服务。最初仅有街道内部的病人参加,渐渐地,也有街道之外病人前来。
      他们仿佛上下班一样,早上九点到场,下午四点离开。在这里,重性精神障碍患者被称之为“会员”。会所的社工人员则为这些会员病人组织日常的学习、娱乐活动。在会所活动中,展现出较好的工作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的会员,会所还会尝试给他们找工作。
      潮鸣康复会所是全中国大陆得到国际会所发展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lubhouse Development,下称ICCD)认证的三家康复会所之一。ICCD这个非营利组织是由1948年建立于纽约的第一家精神病患者康复会所发展而来。“会所”模式的宗旨是为在家疗养的精神病人安排日常活动,帮助他们在接受治疗的同时,保留工作、教育机会和社交生活。ICCD鼓励全球各地的会所与其它社会机构合作,帮助精神病人找到可以胜任的工作岗位。
      为了获得认证,潮鸣会所之前按照ICCD提出的“会所”标准进行了改正,包括将原有的七个部门调整至目前的两个,将重性精神病患者的业务与自病症患者分开等等。据称,ICCD人士曾经到潮鸣会所考察并颁给证书。
      瞿芝雅对此觉得很骄傲,虽然ICCD并没有给她们带来实际的资金投入和经常性的指导。她告诉财新记者,在ICCD提出的大框架之下,潮鸣会所比其他类似机构更注重为患者设计一些文娱活动,例如广播操比赛、下棋比赛,和厨艺比武大会等等。
      重度精神障碍患者是一个不该被忽视的群体。据国家卫计委去年9月发布的数据,中国目前有重度精神障碍患者429.7万人,18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76.1%,贫困率达到55.3%。全国的精神科床位却只有22.8万张,多数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无法长期在院内接受治疗。由于医疗资源紧张、院后治疗机制缺乏,大量患者只依靠低保,过着封闭、孤独和缺乏社会联系的生活。而像潮鸣会所这样的精神病患者康复会所,则想填补这一块社会服务功能的空白。
      会所成员的日常生活
      楼房的二层有一面落地的大镜子。一个会员与其他二三十人围坐成一大圈,午休结束之后,会员们围坐在一起,讨论昨天会所的“厨艺比武”活动——切黄瓜比赛。康复会所的后勤部部长在会上评论道:“某某的刀工很好……黄瓜排列的形状我没见过,在饭店里没吃到过这样的。”
      在潮鸣康复会所里,较为活跃的会员患者被分为两个组,分别称为文书部和后勤部,部长均由会员担任。
      瞿芝雅解,为了符合ICCD的要求,做到社工和患者会员在会所内的完全平等,他们决定在会所内,不称“主任”、也不喊“老师”,而是以“阿姨”作为会员患者对社工的称呼。
      在“阿姨”们的指导下,文书部收集会员们写的文章,编辑成会刊,兼给潮鸣街道写活动报告;后勤部负责采买、在厨房里帮忙。每天早晨,会所里要开个会,安排一天里会员们的各种工作。此外,会所还会开设书法、乐器和刺绣课程供会员们参加。
      潮鸣会所的会员男女老少都有。除了个别人会在开会时突然站起、愤愤然地离去外,其他人看上去并无明显的异于常人之处。这里的会员,都是重度抑郁症、狂躁抑郁症或者精神分裂症患者。一部分人有住院的经历,一部分人没有,而所有人都在长期服药,依靠药物维持目前的状态。有几个会员曾经是重点中学的学生,是在高考前夕发病的。
      据瞿芝雅说,在这些会所里的会员,大多无法恢复到发病前原有的精神和生活状态。除了精神类药物带来的影响,疾病本身也使他们的执行力变弱。有几个会员已经在这间会所度过了将近10年。
      瞿芝雅说,重性精神障碍患者不可能完全停药。“我和他们说,你们就当是得了慢性病,得了高血压。”在日夜相处下,有些患者可能不太信任家属,然而信任会所的阿姨。为此,会所的工作人员有时还需要在患者及家属之间充当桥梁,帮助家属说服病人服药。
      除了靠服药抑制精神病症状,在会所里,重性精神障碍患者需要从最平常的能力开始恢复。在这间会所里,如果是本街道的人员,连会员的午餐都是免费的。但是会所坚持每个会员每天要交五元钱给后勤部,由后勤部存入银行。到了月底,再由后勤部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一一还给所有人。通过这个过程,后勤部的会员可以重新学习如何和银行打交道。
      还有的会员们在厨房帮忙,自己用刀。只要他们仍在接受药物治疗,瞿芝雅都觉得很放心。让她最不放心的,其实是会员的认知状态。有一次,一个会员离开会所之后,没有按时到家。社工们先是和家属四处寻找,最后一起报警。稍晚,这名会员才自己回了家。她说,她只是突然觉得“做人没有意思”——这样的事,才是会所真正的风险。
      瞿芝雅时常会鼓励会员,要恢复过正常生活的信心。她说,最近曾劝说一个姑娘自己晾衣服;她不大会用晾衣夹,衣服总是落到阳台下面,让她几乎绝望。而财新记者在办公室里看到,这个姑娘正在忙忙碌碌地填表、写报告,她就坐在瞿芝雅的对面。瞿芝雅指导她说,“这里你就写,某月某日,陪同深圳友人出游。”
      QQ窗口不停地闪动,新的文件去而复来。会所要申请新的项目,就要和其它社会组织、机构竞争,还要对街道办及区残联作沟通和说明。会所也鼓励会员参加这些社会活动,让他们能更多地与外界交往。
      重返社会路漫漫 诸多空白待补
      “不管什么活动,‘阿姨’对大家都呵护备至。这里更像一个幼儿园。”民间组织志愿者智空(化名)对财新记者表示。
      作为狂躁抑郁症患者,智空自己就是国内另一家精神病患者康复会所─深圳蒲公英康复会所的会员。在加入会所后,他继而参与各类活动并获得一个民间精神障碍患者权益保护组织——深圳衡平机构的资助,开始走访、研究各地的精神病康复会所。
      据智空介绍,目前中国共有五家模式类似的康复会所,分别位于长沙、杭州、深圳、昆明和成都,另有贵阳的一家正在筹备。
      这些会所的出资方背景各异。有的是当地的区残联和精神病院出资;有些会所使用的是当地残联或精神病院的活动场地;有的是与民营的居家养老服务站合办。
      智空认为,既然此类康复会所的初衷,是要让精神病人与主流社会能够沟通、融合;那么,与养老服务站合办,对于康复会所亦有帮助。智空说,他很喜欢潮鸣会所“幼儿园似”的气氛,这或许与潮鸣会所就设在社区内部有关。
      但实际上,会员如果光是在会所里活动,距离会所之外的日常社会,仍有相当距离。由于根据ICCD的要求,会所不能与会员发生雇佣关系。因此,潮鸣会所和当地的潮鸣街道达成了合作意向,将安排状况良好的会员,去街道老年服务中心当清洁员、资料输入员,或者去文化站当图书管理员。
      虽然只是很普通的工作,但除了当地的街道办之外,其他企事业单位很少愿意雇佣精神障碍患者。在会所楼梯一侧的墙上,挂着一张“会员某某在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担任保洁工作”的照片。图中,是一个会员和保洁工具的合影。能有会员被社会上的其他机构录用,对于会所来说无疑是值得庆贺的大事。
      瞿芝雅对财新记者强调,用人单位应当尽早去除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歧视。她认为,即使是在发病时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疾病,只要经过合适的药物治疗,患者也可以很好地控制住症状。
      精神病康复会所的运营模式并不复杂,在国内却较为少见。因为,建立一家类似的康复会所需要成熟的社会组织及相应的资金供给。康复会所的机制还需要社工有自觉和能力,与患有重度精神病的会员,建立良好而密切的关系。此外,对此类机构的公共监管机制目前仍模糊不明。除了ICCD提出的国际标准外,目前国内并无明确的监督管理部门,对此类精神病患者的康复机构设定标准。康复会所并非医疗机购,但又承担了帮助精神病人恢复、促进生活状态的职能。这样的机构究竟该由谁管评、依据什么来管评,在中国仍然没有答案。。
      一位民间公益人士对财新记者指出,康复会所的模式难以商业化,因为它“看不见疗效”。虽然国内有数量庞大的精神障碍患者,但精神康复会所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发展前途、路径及效果,目前仍难以预料。
      现在,若一名患者想成为潮鸣会所的成员,家属需要与会所签订知情同意书。但由于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无法作为承保人购买意外险,一旦患者到社会上工作时遭遇意外或造成事故,监护人就要为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承担可能造成的庞大费用。这也成为家属犹豫是否让病患参加会所活动、强化社会交往,及接受可能工作机会的心理门槛。
      而在艮园社区里,潮鸣康复会所的稳定运行,是建立在街道及传统社区相熟的人际关系之上。瞿芝雅说,自己从前也害怕精神障碍患者。过去,她是艮园社区居委会的党委书记,退休之后才到潮鸣会所来工作。她对精神病患者和社区的融合情况和安全性颇有自信,因为在整个楼道里,“哪一户是什么情况,我们不是全都知道嘛?”
      阳光之下,有几条犬无事可做。牠们看见有人从会所里出来时,会高兴地摇起尾巴。在杭城的仲春时节,许多房屋的顶都被大团的树丛淹没了。春风柔软。康复之路漫长。
    (来源:财新网http://china.caixin.com/2016-04-06/100928868.html 2016年04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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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是“赵家人”如何享受赵家法 浙江林松兰六次被精神病

    为了法院判决能执行,林松兰荒废了十多年的光阴来上诉,要求法院执行庭执行判决,可中国式的法律从来没有站到过人民这边,在这个国家百姓从来不是“赵家的人”,如何享受得了“赵家的法”。
     
    林松兰,女,汉族,1951年1月3日出生,住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戴西村,没上过什么学。结婚后,老公跟弟弟去新疆谋发展,结果回来的只有老公,而弟弟不知去向。林松来后来也因为跟老公感情不合,过了三年后双方离婚,分割财产时,法院判决林松来分的一套房子,而执行庭却拒不执行,林松兰去找执行庭负责人,他说让等几天,林松兰就每天到法院去等,好不容易等到执行庭负责人出差回来,却告诉她需要递交一万元钱。
     
    2001年5月24日,她拿不出钱,再找该负责人商量,结果遭到了暴力殴打,林松兰脑部被打至积累了大量淤血,被打完抬出法院后拉到车上还没有放过她,又被暴打一次。
     
    这次被打激起了林松来进京告御状的想法,伤好后,她开始进京申冤,后来的生活一直穿梭于北京和乐清中间,随着时间的积累,此种常年上访的行为终于惹怒了某些领导,当然林松兰被迫害的闸门也就此慢慢打开。
     
    2004年9月下旬,在北京公安部上访的她,被截访人员带走,24日接到乐清,然后投入乐清戒毒所关押,每天和吸毒人员关在一起,稍有不顺从,就遭到训斥打骂。这种日子熬了两个月,11月底林松兰被带离戒毒所送到杭州第七精神病院。到了该院后,医生对她做了全面检查鉴定,然后告诉她一切正常没有精神病院,但是医院医生提出,你是政府送来的能不能配合在这里少住两天,林松兰回复到,我没有精神病,怎么能住精神病院呢?医生想了一一下觉得也对,最后作出决定,不收留她。
     
    而这种能抵抗住政府压力和金钱诱惑的医院毕竟是少数,这也并不意味着林松兰逃过此劫,恰恰是劫难的开始。
     
    第二天,她就被送到了浙江台州路桥区精神病院,林松兰形容“进去就吃药,吃的身体臃肿发胖,跟人死了多日未冷冻的样子。一天要吃3次药,每次2片,也给打针,但是量比较少,而如果抗拒不吃药他们就电击,两只手连上金属,一开电打得牙齿都抖,精神病院住的地方很糟糕,有些病人拉屎尿都在房间里!特别难闻,这次关押4个月后被释放出来,出来的时候身体胖的鞋子都穿不进去”。
     
    出来在家休养4个月后,身体稍微好转,她又出发到北京去公安部登记,没想到进去登记后就不让出来了,被接待窗口直接通知乐清截访人员带走,送回去关到乐清市康宁医院。
     
    林松兰说“在这里吃药打针天天有,搞得后面脑子开始呜呜的响,我去问医生怎么回事,他们的回答是“你自己的病,我们不知道”。这次我被关押5、6个月后释放出来”。
     
    关押精神病院就像一个堤坝,一旦决堤灾难将像猛兽一样扑面而来。第二次关押后,2008年奥运会时,出于维稳的需要,林松兰又被抓住关在康宁医院,这第三次被关押6个月左右; 2009年世博会时,同样因维稳需要她又被抓,也是关押6个月左右,这第四次还是关在康宁医院;2012年1月份,在北京上访被警方抓住后,送到北京昌平区的精神病院,这第五次被关押4天;2013年3月16日,在北京国家信访局被警方抓走送回乐清,关在康宁医院,3月18日释放。
     
    长长短短共计关押了她六次精神病院,只因最初要求的法庭执行,发展到后来的被打赔偿。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房子虽然现在已经属于了她,可挨打的赔偿遥遥无期,青春岁月也已浪费在这不可挽回年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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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轻判出狱的精神病人该如何监管?

    据媒体报道,陕西籍犯罪嫌疑人李某涉嫌故意杀害嫂子,因被鉴定患有精神分裂症获得轻判,减刑出狱后又将父母杀害。精神病人杀人获轻判,释放后又杀人,表明对该类人群刑事处遇措施的乏力。那么,精神病人如何认定,怎样有效监管防范其再次危害社会,值得反思。
      “精神病人”谁说了算?
      我国刑法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实施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上述案件中,李某之所以第一次犯故意杀人罪仅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关键就在于被鉴定患有慢性精神分裂症,作案时仅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那么精神病人认定书是怎么作出的呢?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等机关《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等文件,对于法医精神病的鉴定应当遵循以下三个步骤:一是由办案机关向在司法行政机关登记注册的鉴定机构提出精神病鉴定委托申请;二是由鉴定机构审查鉴定申请是否符合受理条件,并通过访谈、社会调查等方式接触被鉴定对象,再依据相关鉴定标准得出初步鉴定意见;三是鉴定机构出具精神病鉴定书,向办案机关答复,再由办案机关告知相关诉讼当事人。
      那么,鉴定机构出具的精神病人鉴定意见是否就是一锤定音呢?并非如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6条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诉讼代理人对法医精神病鉴定意见存有异议,可以向办案机关提出申请,要求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
     
      强制医疗与定点医疗
      即使犯罪嫌疑人被鉴定为精神病人,也并非放任不管,现行法律仍然规定了相应的刑事处遇措施,这主要包括针对不负刑事责任能力的强制医疗程序以及流浪精神病人的定点医疗制度。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对于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鉴定不负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由公安机关出具意见,检察机关负责审核监督,审判机关最终决定交由医疗机构执行。例如,在北京地区的强制医疗精神病人,均交北京市安康医院监护执行。
      对于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强制医疗条件的精神病人,查找不到家属、或者家属不具备看护能力的,同样应进行定点救治。按照我国精神卫生法规定,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精神病人,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措施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全国各省市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也分别出台了相应的执行文件。例如,根据北京市相关部门出台的《关于调整流浪精神病人救治救助工作模式及经费标准的通知》,由市和区县民政部门负责流浪精神病人救助工作,市民政局确定定点医院承接救治救助工作。目前,已将北京市华一精神病医院确立为流浪乞讨精神病人收治定点医疗机构。
      延伸阅读
      实践中面临诸多难题
      尽管如此,由于现行法律规定过于原则,且缺乏全国统一的执行操作标准,对涉嫌犯罪的精神病人的救治救助工作仍然面临诸多困难。首先,在救助范围上,就存在救助机构偏少,经费不足的问题。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难以从地方财政上保障救助经费的及时到位,导致救助工作持续性不足。
      其次,救助程序层面也存在诸多风险。对于强制医疗的适用,尚有公、检、法三机关进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保障精神病人权益。但对于流浪精神病人的定点救助,在救助程序上缺乏监督,可能引发“被精神病”的质疑,将没有患病的流浪人员进行精神病救治。
      最后,对于精神病人解除救助的时机存有疑问。强制医疗的解除由医疗机构报请审判机关批准,被强制医疗人及其近亲属可以申请解除,但流浪精神病人定点医疗的解除由谁申请、由谁决定,缺乏明确规定。不论是强制医疗还是定点医疗,都有可能出现为了获得政府财政支持收治更多病人而不及时解除救助,或者为了节约医院运营成本而过早解除救助的问题。
    (来源:中国日报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dzh/2015-12-17/content_14409821.html 2015-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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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律师浦志强被判三缓三 看民意如何评价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年12月20消息:今天(2015年12月22日 冬至)上午十点,令人瞩目的浦志强律师涉嫌“煽动民族仇恨、寻衅滋事罪”一案,继12月14日庭审以来,今天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宣判,浦志强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新华社消息称:“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22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浦志强煽动民族仇恨、寻衅滋事案一审公开宣判。鉴于被告人浦志强如实供述指控的犯罪事实,积极认罪悔罪,法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浦志强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上午十点过后,央视、新京报、新华社、人民日报、腾讯、网易等中共各大官媒对浦案进行了铺天盖地的通稿报道。
     
    从昨晚获悉今天浦志强今天将公开审理判决的消息后,外媒及网民们便开始翘首以待浦案宣判结果,大部分意识清醒的异见人士对浦志强无罪判决表示不乐观。
     
    知名青年人权律师燕文薪昨晚(12月21日)发消息称:“在这个时代,讨论某件政治迫害案件的判决结果是件并无多少实际意义的事,除了可以投射一部分私人情感之外。当人们对宣判无所谓的时候,才是真正确立了自身立场和态度的时候,也才是垄断权力的执政党已经丧失了对这部分人精神上的统治权的时候。其实任何期待,在心理上都具有与权力结构的同构性,也都代表着民间仍然不具有话语掌控能力。重判或者轻放,党国都在那里,不增一分仁慈,不减一分专制,政权的性质从未改变。26年前的坦克,26年来无数的义人入狱,以及空椅子主人的11年,难道还不足以让世人清醒吗?周而复始循环式的等待,除了给了自身逃避的借口,就只能让人耳边响起那句歌词: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今天上午在等待浦案宣判之前,美国之音发布消息:《与高智晟律师同一天宣判:律师浦志强该当何罪?》九年前的12月22日,高智晟律师经北京第一中院宣判,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而九年后,同样在圣诞节前夕的这个日子,律师浦志强也将面临最后的裁决。……
     
    浦志强的辩护律师莫少平周一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虽然他们为浦志强做的是无罪辩护,但判决无罪的可能性非常小。
     
    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尚宝军律师曾提到,浦志强在庭上的个人陈述中说“我相信法院,尊重法院的判决。如果我的微博有伤害到什么人,我愿意道歉。”
     
    有网友昨晚发消息揶揄:明天是冬至,选择明天判,是为了浦律可以赶回家过节吃饺子。有希望不一定能实现 ,没希望就一定不能实现。 让我们心怀希望一起加油!
     
    中午宣判结果出来网上一片大哗,有人欢喜有人忧。
     
    浦志强曾经为重庆被劳教案做过辩护律师的黄成城看到消息称,回家喝酒!
     
    李方平律师:【浦案评论】浦律师判三缓三,这是一个共赢共输的结局,不过未来还是在浦律师手中。但更多网友则对浦案有罪判决表示忧虑、绝望与愤怒。
     
    贺卫方:【果然】官家就是不肯认错,硬把无罪判有罪。不幸中的一点好消息是大个子即将走出囹圄。从历史的角度看,作出这种判决的人终究是罪人。
     
    周泽律师:浦案判三年,缓刑三年。这是一个包藏祸心的流氓判决。本来就没罪,也做无罪辩护了却说你认罪、悔罪,污你清誉;白关你近两年,还要监管你三年考验你,随时找个“新罪”,或者说你有“漏罪”,数罪罚你,或者说你会危害社会,分分钟恢复甚至考验期满前恢复三年实刑执行,足以让你失去八年左右甚至更多时间自由。律师证没了,随时对你收监,不是一般的狠毒!
     
    网友蓝无忧:缓刑暗含杀招。高智晟、杜导斌。
     
    陈建刚律师: 乌龟只能下王八蛋,下不了天鹅蛋。期盼天鹅蛋的人们肯定失望。
     
    著名诗人浪子:这个判决对老浦来说,就是个羞辱!
     
    燕文薪律师:一声叹息!党国赢了!希望老浦好好调理身体。
     
    杨子立: 看来要用对付高智晟律师的模式对付浦志强律师。
     
    不愿意透露身份的网友:
    网友a: 你没认罪但认错,党国就硬说你悔罪了,否则没法判缓。一认错,满盘皆输。
     
    网友b:真正应该感谢无数更换头像、转发帖子、现场围观的成千上万的网友。他们海潮般的呐喊,才是最直接的力量和压力。
     
    网友c:这不仅是对一个人的宣判,也是对所有追求言论自由、司法公正、社会正义者的宣判!是对日益增加的大胆讲出真话者群体的宣判!今天更是对宣判者本身的宣判!这一宣判本身比起任何文件、社评、讲话都更加清晰地告诉世人:什么是“依法”治国………
     
    肖雪慧消息:浦志强太太孟群说今天可以接他(浦志强)回家。她现在在法院正在办手续。
     
    据记者获悉,在浦案宣判后网络沸腾的同时,李美青、曼殊、吴京圣、林明洁、张宝成、野静环、陈燕华、辽宁铁肩等人士在北京二中院门口因围观声援浦志强被抓,现在已送到大红门办案中心。
     
    乌龙事件:据燕小云消息,新华社战地记者唐师曾今天到浦案庭审现场也被警察抓走,要新华社去领人……
     
    最后不得不提的一个很有趣信息,央视凌晨03:13发出浦志强案判决的消息(有截图为证)被细心的网友发现,央视又一次跑到了法院宣判浦案时间的前面,网友称:这是对法律的又一次侮辱,不信请看:今天上午的判决。
     
    附:浦志强因七条微博获罪博文:
     
    【浦志强的七条微博】
    第1条:“我老姐新闻发布会无聊,但记者人身有保障。她还证明: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真优秀,反正我信:铁道部毕竟让你问,中石油去年七一好悬把大连炸飞。今年周年搞纪念又放把大火,就不跟你说,还好老姐是母猪,换只疯狗就该问你:“你哪个单位的?你老总跟我熟啊,录音笔带我玩玩儿?”
     
    第2条:  “除了运气和血统,申纪兰当代表,毛新宇当委员,靠装傻和真傻。这说明人大政协啥也不是,人想如鱼得水,要麽装傻,要麽真傻。我不奢望毛委员聪明,只好祈求申老太活著轻于鸿毛,死去重于泰山,您一死了之该多好啊!您都84了当60年代表,终于到坎儿上了,趁机马革裹尸讹人大追封个烈女如何。”
     
    第3条:  “没有共产党,为什麽不行?我他吗的哪儿知道为什麽不行?!除了瞒骗推拖斧头镰刀,这个党有他妈什麽执政奥秘?我告诉你项平:中国没谁都行,少他妈的给爷指道儿,还“一本中国人应该读的书”?你写出这种破书,简直就是无耻之尤!要不是吴虹飞进去了,你的祖宗也会受性侵的!你让我看着就特恶心哼”
     
    第4条:  “藏区要寺庙“九有”,要挂毛邓江胡领袖像,伊甯禁穆斯林留胡子和戴面纱,连串组合拳打出,号称淡化宗教意识,是汉人头疯了?还是汉人的头儿疯了?!
     
    第5条:  “伊宁已全面禁止穆斯林戴面纱,号称淡化宗教意识,汉人全疯了?”
     
    第6条:  “昆明事件太血腥,凶手罪孽深重。说疆独制造恐怖,这回我信,但这是结果,不是原因。死伤极惨重,后果太不堪,你就给了我一句话,说疆独凶残你没责任,我不满意。天天说党的政策亚克西,维吾尔人心向党..

    法院外抓人

    封锁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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