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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帝!我们该如何营救精神病院里的辜湘红、谢勋英们!

    2015年9月,民生观察网报道,湖南省湘乡市龙洞乡访民辜湘红在阅兵期间“失踪”,9月21日下午辜湘红80多的老母亲突然致电民生观察说,她打听到女儿的消息了,9月3日辜湘红被从北京押回后,即被关进了湖南省娄底市康乐医院(精神病院)。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到今日辜湘红一直还被关押中。据网上资料,娄底市康乐医院是由娄底市红十字会直接领导下的一所精神专科医院,属于私营性质的医院。

     

    这是辜湘红第十五次被关精神病院,今年1月7日,她刚结束第十四次二百多天的精神病院关押获释,几个月后就面对又一次的迫害!这个上访十年的女子,每年平均1.5次的被关押精神病院,就是正常人估计让迫害到这种程度也真的疯了,如果真是这样,那真是应验了那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是真理”,时间久而久之可能慢慢的改变了人们的看法,也许真觉得辜湘红是一个精神病。


    可事实就是事实,这不,第14次关押他的湘乡市康宁精神病医院的院长还一再逼着她写不再上访的保证书,说写了就放她,但辜湘红未有答应。


    10月10日,这个中华民国国庆的日子,辜湘红打电话给本刊志愿者,声称“昨日地方政府来看她,但是不放她出来,有一个叫小郝(音)的护士掐着脖子喂她吃药,掐的血管暴胀”。


    她一再恳求本刊想办法救她出来,不仅是摆脱地狱般的生活,她还于10月12日在北京有一个劳动仲裁开庭,如果再不放她就会错过开庭了!


    可是,上帝!我们拿什么去解救她!2014年5月她被关在湘乡市康宁精神病医院时,本刊指派律师前往交涉,医院院长等明确表示关押辜湘红是政府交待的事,没有政府的同意他们不敢放人,律师则指这是关押合法公民的违法行为。可就算是违法行为能这么着干?


    不幸的人又岂止是辜湘红一人!贵州省福泉市黄丝镇鱼酉村公民谢勋英比她更可怜,2015年5月25日,谢勋英被地方政府从北京接回,打算再次送入精神病院,湖南公民何芳武前往贵州营救她时,贵州地方政府表示除非嫁给何芳武把户口移走,否则这次要关到她死!这种开除“国籍”的做法它们真的实施了!


    为了营救谢勋英脱离魔掌,何芳武和谢勋英领取了结婚证,并且在贵州迁起户口,打算落户到湖南何芳武的户籍地,可是他们把事情想的太简单了!何芳武也是上访人员,曾经成功拦截过时任总理温家宝的座驾喊冤,今年还顺利拦截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车队,属于湖南省重点监控对象,有这么一个负担就够麻烦了,怎么可能让再嫁过来一个麻烦!迁走户籍地计划泡汤后,贵州地方政府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麻烦,还是决定把谢勋英投入了贵州福泉市精神病院。


    6月16日,谢的妹妹打电话告诉本刊,谢希望有人去看她,带她逃离那已经两次被折磨过的“地狱”,本刊要再了解点其它消息时,谢的妹妹表示她压力很大,姐姐的事此前她就被政府和她单位领导施加压力说“不要找麻烦”。15日,她再次被单位领导找,称如果继续管她姐姐的事将丢掉工作。


    转眼间这个 曾经两次被拐卖、两次被强奸、两次被地方政府关入精神病院的可怜女人,第三次被关入精神病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最近情况如何家属再没消息,本刊于10日拨打她妹妹时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在本刊发稿前,倒是何芳武打来电话说“湖南永州地方某书记承诺,过几天带他去贵州接谢勋英出来”。不知道此话是否是个烟雾,用了迷惑坐立不安的何芳武,但是有这个情况出现,本刊将继续关注事情进展。


     “珍惜眼前人”,这句话一直觉得很遥远!可当经历过一些事后,才发觉一次见面可能也成永远!记得从湖南省访民口中得知,湖南衡南县川口办事处豹泉新建组村民邓兰英,曾被关精神病院,在北京接受本刊采访后没多久,“出车祸”死亡,地方截访人员大叫“好、太好了,终于死了!”。这种一次的见面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在辜湘红和谢勋英身上!可政府内部应该有不少人盼着她们离开这个世界,然后敞开了大叫“好、太好了,终于死了!”。


    那些还被关押的“被精神病们”,我们真的不知道如何营救你们!因为我们能力有限,我们也是弱势群体!我们相互祈祷守护吧!纳粹在喊出“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后,没多久不也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我们相信天总会亮的!

    本文中提到的几位人物的相关报道——
    维权律师代理辜湘红被精神病案 赴院交涉要求放人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51/diershisiqi/2014/0703/10313.html
     
    维稳、冷漠、恐惧下——谢勋英再一次被送入精神病院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51/diershiyiqi/2014/0407/9687.html
     
    湖南何芳武哭诉十年被关精神病院的遭遇(附视频)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51/201305/2013/0616/7796.html
     
    兰英上访告状被关精神病院,无良医师实行电击酷刑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51/dishiliuqi/2013/1107/86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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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救“被精神病”的儿子 上海访民朱金娣奔波法院遭推诿

     (维权网信息员龚为民报道)2015年9月8日上午9时,为救“被精神病”的儿子,上海访民朱金娣来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将《解除强制医疗申请书》提交给立案庭7号窗囗的女法官。
    女法官拿了朱金娣提交的材料看了看,要求朱金娣到11号窗口找法官周军。朱金娣把材料提给周军,周军拒绝收下,并要求朱金娣找刑事庭法官。朱金娣说:“刑事庭法官不是我要找的,我要找的是你立案庭的事。”周军问朱金娣:“什么法律?”朱金娣说:“《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百四十条 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应当向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提出。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提出的解除强制医疗申请被人民法院驳回,六个月后再次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二百八十八条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有权申请解除强制医疗”。
    周军将朱金娣推诿到申诉窗口。朱金娣被申诉窗囗的法官推诿到1号窗囗。1号窗囗是一名警号为310856的警察。朱金娣将解除强制医疗的材料交给警号310856的警察,该警察也拒绝收下材料。朱金娣失望地问:“你们把我推来推去,你们到底谁管这事?”然后旁边一名女法官跟310856说了几句话,310856这才收下了朱金娣的材料。当朱金娣要求警号310856的警察给一张收据。310856却说:“没有”。 310856把填写材料应该提交给法院清单给朱金娣,但310856连签名也不签。在朱金娣一在坚持要求他签名,他才签了“成芳华”这3个字。
    据了解:朱金娣的儿子沈佳君,沈佳君的父亲沈金宝,全家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651弄3号102室陆家嘴金融贸易黄金地段的商铺在2008年被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强拆。至今没有建设项目,被剥夺了生存权和居住权的沈佳君和父亲沈金宝至今未得到分文的补偿和安置,朱金娣依法维权遭到上海浦东新区公安局的迫害多次被刑事拘留。
    2007年8月25日,朱金娣在北京上访遭到上海市政府驻京办接访人员的毒打,回沪后被浦东公安分局刑事拘留。2012年8月28日,朱金娣在北京最高法提交申诉状时,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沪东街道的警察与接访人员强行带回上海,被关押在黑监狱长达四个月。黑头套,跟踪监视,打了168个110报警电话,没有警察出警。沈佳君在这种没有人权的恶劣环境下,精神受到极大的伤害。
    2015年1月8日,朱金娣到上海市浦东新区沪东街道和陆家嘴街道找有关领导反映动迁之事,无领导接等。当天朱金娣在往返于两个街道找领导的时候,儿子在小区买烟跟店主发生了口角,用武术刀背伤了店主,鉴定为轻微伤。朱金娣得知消息后立即买了礼物到受害人处赔礼道歉,主动要求承担被害人的治疗等一切费用。
    上海浦东新区副区长、浦东公安分局局长李贵荣把致人“轻微伤”的沈佳君关押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看守所刑事拘留51天。
    2015年2月27日,沈佳君因不构成犯罪予以释放,警察打电话让朱金娣去接儿子。朱金娣不在上海叫儿子的父亲沈金宝去接儿子,被警察拒绝了。因朱金娣上访遭打击报复,其儿子被转移到上海市殷高路2号强制医疗所继续关押至今。
    朱金娣联系电话:13042111402
    http://wqw2010.blogspot.com/2015/09/blog-post_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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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重症精神病患者“散落民间” 如何防止肇祸

    目前,我国对精神病患者仍坚持“自愿就医”原则,加之精神疾病通常需要长期持续治疗,高额的医疗费用往往让不少家庭望而却步,由此造成相当一部分重症精神病患者“散落民间”。
      数据显示,我国目前重性精神病患者约1600万人。如此庞大的精神疾患群体,家庭监管模式隐患的存在造成了精神病伤人从一种偶发事件演变成一种频发事件。
      为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免受精神病人侵害并让精神病人得到妥善安置,2012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增设为四个特别程序之一, 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对强制医疗制度作出较为完整的规定。
      那么,什么是强制医疗,强制医疗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状况如何呢?
      强制医疗需要哪些条件
      根据新刑诉法第284条的规定,适用强制医疗需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精神病人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犯罪程度。二是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即实施危害行为时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三是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如果精神病人实施暴力行为后,由其监护人或单位将其送医治疗,病情得到有效控制,从而不具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则没有必要进行强制医疗。
      因强制医疗程序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故程序严格。
      强制医疗面临诸多难题
      “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至今,强制医疗程序已经运行了不短的时间,该项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浮现出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刑一庭副庭长吴小军向笔者介绍说,第一个就是程序启动主体的范围较窄。
      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看,我国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权为公、检、法三机关所专有,分别适用于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个诉讼阶段,而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则无此权利。这样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当事人权利的充分保护。
      吴小军说,第二个难题是实践操作程序意见不统一。新刑诉法规定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法院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应当为其指派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提供法律帮助。法院应当会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要求出庭的,法院经审查其身体和精神状态,认为可以出庭的,应当准许。但在审理方式、审理程序、参与人等方面的规定并不明确,从而造成了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认识。
      第三个难题是执行监督有待细化。对于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后如何具体执行和监督,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较为原则。新刑诉法第288条规定:“强制医疗机构应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但对评估的期限、具体的评估程序等均无明确规范。另外,法律对于检察院的监督权只有简要的表述,使得强制医疗中的执行监督未形成稳定的模式,可能造成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权无法具体有效的实施。
      另外,法律对解除条件规定得太过笼统。现行法律对强制医疗规定了两种解除模式,即法院依职权主动解除和依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申请解除。但在依申请解除的情况下,法律并没有进一步规定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具体条件,比如是否应提供被强制医疗人不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证据;也没有限定被强制医疗的人或其近亲属第一次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的时间,在实践中甚至出现了上述人员在强制医疗决定做出后不足2个月即提出解除申请的情况,从而导致了提出解除申请的主观随意性过强。
      “强制医疗”应尽快完善
      针对上述现实问题,吴小军建议尽快完善新刑诉法中的强制医疗制度规定。
      扩大强制医疗启动主体范围。将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均纳入启动主体范围,打破强制医疗启动权由国家机关专有的局面,实现对权力的制约。
      细化强制医疗的庭审规范。对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方式、参与人员等进行明确规定,比如增加通知被害人和鉴定人出庭的程序,以确保庭审的参与性和公正性。
      完善强制医疗的执行监督措施。明确强制医疗机构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的周期或频率,同时明确检察机关对治疗过程监督、对定期评估监督等的具体程序,以促进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责,确保强制医疗制度能够真正得到执行和落实。
    规范强制医疗的解除条件。限定被强制医疗的人或其近亲属第一次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申请的时间,并规定提出解除申请应符合的具体条件,避免申请解除的随意性。(窦京京 吴小军)
    (来源: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6-20/7357005.shtml )

  • 精神病人是如何当选文联主席的

    2015年7月1日,湖南耒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耒阳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熊艾春用“耒阳小竹子”的网名,在耒阳社区网站上贴出了自己写的几首诗作,遭到网友差评。7月4日上午,熊艾春带了几人将社区网站办公室一台电脑砸毁。7月14日晚,熊艾春在耒阳市宣传系统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同事告诉新闻晨报记者,在这次砸电脑事件发生后,医院方面初步诊断熊艾春是精神狂躁症,“他(熊艾春)大概在1998年和2000年左右先后发过两次病,也是由于精神方面的问题。(7月15日《新闻晨报》)

      一个县级市的文联主席熊艾春,因为自己发表在网络上的诗被网友差评,就跑去网络社区办公室怒砸电脑,要说他是正常人,可能没有几个人会相信,而且也有他曾经的老同事证实,其确实是精神狂躁症患者,曾经在1998年和2000年发病过两次,当时的市委书记袁延文还特批了3万元钱让其去郴州治精神。由此可以判断,其精神狂躁症的病症确诊无疑。

      按照精神狂躁症患者的表现,其发病时会出现躁狂、幻听、易激怒、情绪高涨等症状。从他被带到派出所后说话违背常识、语无伦次并且充满攻击性,民警也数次质疑,对方究竟是不是具有高文化层次的文联主席,种种迹象表明他当时正在发病。

      先不说他写的所谓诗的水平怎么样,他既然是一个精神狂躁症患者,还发病过两次,为什么他还能够当上耒阳市的文联主席?他的当选背后到底有没有“病症”存在?虽然在一些地方,文联是一个闲得蛋疼的单位,但也担负着团结和带领文艺工作者,贯彻落实党的文艺方针,组织、引导文艺工作者学习党的文艺理论等重任。而文联主席更是个实实在在的正科职领导职位,这么重要的工作岗位却让一个精神病患者来“当选”,这是不是太过于儿戏了?

      按照文联的章程,文联的委员会委员、主席、副主席都是要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的,当初的无记名投票当中到底有没有猫腻,为什么一个精神狂躁症患者都能够当选主席?到底有没有人在背后为这次的无记名投票选举开绿灯?这些都要耒阳市的上级部门衡阳市介入来调查。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当时他并没有犯病,但他有精神病的事实应该是有很人知道,当时的组织系统在考察人选时就没有核实过相关信息?就没有想到他的病症会有发作的可能?

    不管熊艾春在怒砸电脑时有没有犯病,他都病得不轻。此事件再一次告诫当地的组织部门,在考察任用干部之时要细之又细、慎之又慎,对于待提拔干部,必须深挖细查,才能确保不会再出现“有病”的领导干部。这不但是对组织负责,也是对干部自身负责。
    (来源:长江时评http://opinion.hexun.com/2015-07-15/177564467.html  2015-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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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如何保护精神病人?

    “精神病人不能成为不受法律约束的对象,而享受律法特权,继续危害社会……不仅需要法律的约束,还需要其他方面的约束、控制和治疗。”——@红楼小侠
    “我国法律里,如果精神病患者对公众造成威胁的话,是否有追究监护人责任的条款?”——@马伯庸
    最近发生的两起精神病患者杀人事件,让网友感到恐慌。7月17日,在北京青年路大悦城东侧,来自山东沂水的犯罪嫌疑人孝某持刀行凶,造成两名行人受伤,最终两名伤者不治身亡。7月22日,北京马连道家乐福又发生一起持刀伤人案,犯罪嫌疑人王某捅伤4名顾客,其中1人不幸死亡。
    精神病人杀人就无罪吗?他们不应在精神病院里吗?无辜的受害人谁来补偿?不应该追究精神病人监护人的责任吗?“监护人更该治罪!”网友“yasaken”如此感慨。
    监护人很委屈:希望把精神病人永远关起来
    2011年3月16日,北京房山区62岁的精神病患者路某一把火点燃了邻居家墙外堆积的10捆玉米秸、白薯秧等共计七千多斤的物品。法院对路某的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但判决其妻子赔偿邻居经济损失200元。
    很多时候,监护人也有苦衷,甚至希望医院或监狱将患有精神病的亲属长期关起来。5月1日实施的《精神卫生法》规定,针对住院治疗的患者实行自愿原则,除非被诊断为严重精神障碍,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或危害他人安全行为的,才能依法强制患者入院治疗。但实际上,有大量精神障碍患者康复后,因家人无力监护和担心隐患,无法出院回家。据《新京报》报道,仅在北京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经评估可以出院的患者达150人至160人,但其中约五分之四的人被留在精神病院里,占到全院患者数量约40%。
    张小令是北京的一名重症精神病患者,2000年在家中砍死自己的女友。经司法鉴定,张小令作案时具有行为能力,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后来,他被减刑3年,于2012年5月出狱。不料,他在恢复自由20天后就再次犯病,用拳头砸碎镜子,在地上翻跟头。最后,警察将张小令送进了回龙观医院。
    去年9月,母亲写信给张小令说:“小令,你是个极孝顺的孩子。你病好时极好,但有一点外界的刺激就容易犯病,你在这里住院,有医生护士看着,妈妈放心。你要有自知之明,这种病终身离不开大夫。”
    今年1月,张小令被送进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近日,医院请专家为他做了一次风险评估。医生认为,他已基本达到出院标准,“经过康复训练,恢复得更好一些后,就可以回归社会了。”现在,张小令已能专心地参与平绣康复,绣出的图案很细腻。他盼望着出院回家,做老师教小朋友英语,或者做厨师。
    可是,家人坚决不同意他出院。“如果他真的出院,我就选择离开北京。我承担不起,只能逃。”妹妹张小婷说。
    《精神卫生法》实施前,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曾召集符合出院标准的患者家属开会。对于院方“病人符合出院标准后可以自愿出院”的说法,四五个家属极力反对:“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家属。”院长王诚很理解家属的态度,他说,患者给家属带来的长期而巨大的压力,使他们的耐心几乎耗尽,医院也担心,如果病人不在医院,遇到了困难谁能解决,“比如张小令,出院后家人能否提供有效的照顾,院方、家人和社会都会担心。”
    调查显示,不少重症精神病患者或被“遗弃”于医院,或被锁于家中。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精神卫生处处长严俊说,原本估计《精神卫生法》出台后,大量精神病人会要求回家,但目前还没有这种趋势。尤其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滞留医院的现象更严重。而“很多贫困的重性精神病人,出院后没钱服药,还不如住院”。
    在广大贫困农村,一些被称为“武疯子”的重症精神病患者得不到任何有效的监护,无奈的亲人把他们关进自制的铁笼,“镣铐锁身”、“猪圈关儿”等悲情报道不时见诸报端,仅河北一省就有10万病人被锁。
    精神病医院很委屈:人满为患、床位紧张,治疗好了监护人不接纳
    当下,精神病人,包括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主要由家庭进行监护,虽然法律规定,在必要的时候,精神病人由政府强制医疗,但目前医疗机构的收治能力严重不足。
    根据1993年的统计,全国约有重症精神病患者1600万人(新的调查正在进行中),而精神科床位不足23万张,精神科医生只有2万名。同时,社区康复项目面临无钱、无人、无场地的“三无”境地,导致病人出院后难以得到充分的帮助,大大增加了家属的监护难度。因此,即使很多病人在医院接受了有效的治疗,家属也不希望他们出院。这导致原本就严重不足的医疗资源被占用,更需要康复治疗的患者无法入院,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被精神病高发的年代,“被精神病”者更委屈
    《精神卫生法》的出台是为了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消除“被精神病”现象。在我国,尽管大量真正的精神病人得不到有效治疗,但某些假精神病人却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精神病院收治。
    2003年10月,河南省漯河市农民徐林东因帮助残疾人状告镇政府,被送进精神病医院,6年半里被捆绑48次、电击54次。2010年4月,湖北省十堰市的网友彭宝泉拍摄了几张群众上访的照片,于是被送进派出所,又被派出所送进当地的茅箭精神病医院。这些“被精神病”事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关注。华龙网评论称,“该收治的精神病人,没有收治,国家责任体现不到位,真精神病人扰自家不算扰,假精神病人搅地方政府的局,那才是地方维稳神经难以承受之重”。
    今年7月5日,广西藤县42名病人集体脱逃。有媒体调查发现,这些病人脱逃的主要原因是想家。许多病人经治疗后病情稳定,但家属却不愿将其接回家,有位逃出的精神病人被送回后哀叹,“我可能一世不得回家了。”《新京报》评论员于平认为,“精神病人能出院却出不了院,堪称另一种‘被精神病’。”
    科学鉴定,有那么难吗?
    精神病人犯罪已成为一个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不少精神病人因为鉴定专家的错误鉴定或被处死刑,或被关进监狱,当然也存在一些因错误鉴定而逃离法网的罪犯。
    正义网发表河南省漯河市人民检察院胡君和薛永奎的文章“对刑事案件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审查”指出,由于鉴定体制的缺陷,对同一鉴定对象,不同的鉴定机构得出不同的鉴定结论,致使重复鉴定率高。其次,案件当事人无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启动权,导致其对鉴定结论的公信力产生质疑。再次,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书面格式名称不统一、存在混乱。最后,个别精神病鉴定机构责任心不强,草率作出结论。
    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科学鉴定在我国存在很大的困难,也因为没有健全的体制,所以造成了很多精神病鉴定结果的错误和偏差。
    精神病人行凶是全球性问题
    英国《电讯报》曾报导英国大概每周发生一桩凶手是精神病患者的凶杀案。1996年,精神病患者麦克·斯通残杀两名无辜民众的案件轰动全英。斯通此前有一长串违法行为记录,但并非刑事犯罪。他被医生诊断为有精神障碍,但无法治愈,按规定医院不能对他进行收治。于是,一个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就这样自由地在社会上游荡,直到杀人惨案的发生,才引发社会关注。
    此案发生后,精神病医生急着撇清责任,说自己并非警察,根据英国当时的《精神卫生法》,那些有暴力倾向、但医学上无法治疗的病人,精神病院无权强行收治,所以政府应该为无辜受害者负责。英国时任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发誓要医治这恐怖的治安毒瘤。他在下议院提出修改《精神卫生法》,要求将一部分对社会有巨大潜在危害的精神病重症患者强行收治。消息一出,民权组织就出言反对,说这侵犯精神病患者人权。但政府支持斯特劳的立场,认为公共安全应摆在第一位。该法案于2007年获得通过。
    2012年12月,美国纽约连续发生两起骇人听闻的精神病人地铁站杀人案。第一起案件的肇事者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精神病患者。事发时他与一名乘客发生争执,遂将其推入地铁轨道上。周围的乘客发现后,奋力向即将驶来的地铁车头跑去。可当司机看到时,制动距离已经不够。一个无辜的生命终究没能逃过死神的召唤。另一起惨案同样发生在地铁站,一名候车的乘客被推下站台。据目击者称,涉案女子当时紧贴在受害人身后喃喃自语,然后忽然将其推下轨道。据调查,涉案女子系精神病患者。
    接连发生精神病人当街行凶,致使无辜者殒命的惨剧,引起了各界关注。纽约为此启动了一个项目,围捕城区里的精神病人,确保他们服用法庭要求的药物。《纽约邮报》称,警方设计了一个跟踪系统,保证那些最需要治疗的精神病人能去医院接受治疗。批评者认为,警方的做法违宪。
    据美国专门研究精神疾病的网站Mindsontheedge.org介绍,目前美国正在探讨如何改进处理精神病人犯罪的方法,主要有三点意见:一是组建“危机干预团队”,训练警察更好地与精神病人打交道;二是组建“精神健康法庭”,由法庭决定将精神病人送进医疗机构,而不是监狱;三是组建“社区主动治疗”团队,为出院或出狱的精神病人提供精神健康指导和社会服务,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保护好精神病人,我们才会安全
    对于如何帮助精神病人回归社会,香港的经验值得借鉴。香港的社区都配备专业的精神科医务社会工作者,帮助料理精神病人的生活事宜,安抚病人的不良情绪,协调病人与家属、邻居的关系。此外,香港的精神科护理,也从医院延伸至社区。医护人员会通过定期家访、电话联系,长期跟踪观察病人的精神状况,一旦发现病人病情波动,马上安排病人住院治疗。为帮助病人融入社会,香港还为他们设置了庇护场所,例如中途宿舍,出院后的病人可在此居住两年,一方面接受照护,一方面通过工作自食其力。如果确认病人情况稳定,能融入社会,再让其回家生活。香港有50家庇护工场,为精神病人提供工作机会,在社区还有辅助就业部门,每位病人都在导师的辅导下参加工作。
    我们在为血案受害者感到不平的同时,不能忘了精神病人本身就是需要关怀的群体,他们更可能成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而不是行凶者。只有保护好他们,不让他们生活窘迫,流离失所,我们才更安全。为此,家庭的关怀、社区的帮助和政府的兜底缺一不可。
    (来源:央视网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79/84/24/9_1.html 2015-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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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重症精神病患者“散落民间” 如何防止肇祸

     目前,我国对精神病患者仍坚持“自愿就医”原则,加之精神疾病通常需要长期持续治疗,高额的医疗费用往往让不少家庭望而却步,由此造成相当一部分重症精神病患者“散落民间”。
        数据显示,我国目前重性精神病患者约1600万人。如此庞大的精神疾患群体,家庭监管模式隐患的存在造成了精神病伤人从一种偶发事件演变成一种频发事件。
        为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免受精神病人侵害并让精神病人得到妥善安置,2012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增设为四个特别程序之一, 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对强制医疗制度作出较为完整的规定。
        那么,什么是强制医疗,强制医疗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状况如何呢?
    强制医疗需要哪些条件
        根据新刑诉法第284条的规定,适用强制医疗需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精神病人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犯罪程度。二是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即实施危害行为时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三是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如果精神病人实施暴力行为后,由其监护人或单位将其送医治疗,病情得到有效控制,从而不具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则没有必要进行强制医疗。
        因强制医疗程序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故程序严格。
    强制医疗面临诸多难题
        “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至今,强制医疗程序已经运行了不短的时间,该项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浮现出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刑一庭副庭长吴小军向笔者介绍说,第一个就是程序启动主体的范围较窄。
        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看,我国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权为公、检、法三机关所专有,分别适用于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个诉讼阶段,而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则无此权利。这样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当事人权利的充分保护。
        吴小军说,第二个难题是实践操作程序意见不统一。新刑诉法规定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法院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应当为其指派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提供法律帮助。法院应当会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要求出庭的,法院经审查其身体和精神状态,认为可以出庭的,应当准许。但在审理方式、审理程序、参与人等方面的规定并不明确,从而造成了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认识。
        第三个难题是执行监督有待细化。对于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后如何具体执行和监督,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较为原则。新刑诉法第288条规定:“强制医疗机构应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但对评估的期限、具体的评估程序等均无明确规范。另外,法律对于检察院的监督权只有简要的表述,使得强制医疗中的执行监督未形成稳定的模式,可能造成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权无法具体有效的实施。
    另外,法律对解除条件规定得太过笼统。现行法律对强制医疗规定了两种解除模式,即法院依职权主动解除和依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申请解除。但在依申请解除的情况下,法律并没有进一步规定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具体条件,比如是否应提供被强制医疗人不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证据;也没有限定被强制医疗的人或其近亲属第一次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的时间,在实践中甚至出现了上述人员在强制医疗决定做出后不足2个月即提出解除申请的情况,从而导致了提出解除申请的主观随意性过强。
    “强制医疗”应尽快完善
        针对上述现实问题,吴小军建议尽快完善新刑诉法中的强制医疗制度规定。
    扩大强制医疗启动主体范围。将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均纳入启动主体范围,打破强制医疗启动权由国家机关专有的局面,实现对权力的制约。
    细化强制医疗的庭审规范。对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方式、参与人员等进行明确规定,比如增加通知被害人和鉴定人出庭的程序,以确保庭审的参与性和公正性。
    完善强制医疗的执行监督措施。明确强制医疗机构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的周期或频率,同时明确检察机关对治疗过程监督、对定期评估监督等的具体程序,以促进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责,确保强制医疗制度能够真正得到执行和落实。
        规范强制医疗的解除条件。限定被强制医疗的人或其近亲属第一次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申请的时间,并规定提出解除申请应符合的具体条件,避免申请解除的随意性。
    (来源: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legal/2015-06/20/content_35869930.htm2015-06-20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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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劳工维权人士王凯:广州天河法院是如何屡屡迫害我的

    2014年8月26日,我去广州市天河区法院立案,这是法院搬迁后第二次来。第一来是2013年7月13日来旁听王爱忠告公安局的行政诉讼案,他(传说中开着宝马X5追求民主的人就是他)因在广州广场举牌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而被广州警方拘留,王爱忠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天来自全国各地要求参加旁听的数十热心人士,被法院和警方拒之门外,警方、国保出动100多警力,严密封锁,原告王爱忠出庭指控,律师吴魁明应要出庭辩护,经过2个多小时激烈辩论!法院当庭驳回诉讼请求。当天几乎所有前往法院办事的人都被拒绝在据法院大门一百多米处的路口,只能打电话联系法院工作人员出来交接。
    我人生中第一个劳动争议案就是天河法院错判的,那是2009年,法院在被告完全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全部驳回我的诉求。【穗天劳仲案字(2009)274号,仲裁员:麦佩婷,书记员:陈丽华。(2009)天法民一初字第1454号,审判长:伍双丽,人民陪审员:黄小珍、霍廷菊,书记员:麦英杰,谢玲】上诉到中院后才获得部分支持。(博客记录在【猫眼看人】凯迪社区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3164940&boardid=1)
    事发当天我提交了5个案子的立案材料,三号窗口的工作人员要求被告是广州的企业的工商资料必须去工商局打印才行,我说深圳的所有法院以及广州的其他法院从来没有这样强制要求过,这样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不合法,她去办公室请示后很快回来不再那样要求,继续办理。
    她又提出说我有一张企业的注册资料是废纸,他们不收废纸,那是因为由于一面没打印清楚,我在另一面又打印了一遍。于是我跑出去复印了一份。回来后她又说少了一个被告的工商资料,我又跑到隔壁审判楼的复印中心打印,被拒后,我跑去距法院近1.5公里的石溪村里打印,烈日炎炎,我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只是为了能立案。
    等她找不到任何材料问题的时候,她告诉我说,你的案子今天立不了,你改天再来一趟吧,我问她为什么?我碰见的两个朋友就能当天立案,而且其他人基本都是当天受理的,能否让立案庭长出来给我解释一下?她不理我,我坐在立案庭的椅子上等待十多分钟后,又过去窗口对她说,即使不立案也要给我材料收据的。她说没有,我说这是违法违规的,她说她说了不算,我说那请说了算的出来,她去办公室出来后,开始不理我了。我站着等了五六分钟后,喊了一声庭长在吗?没有任何人回应我,等了五分钟后又喊了一声“庭长,出来!”,这时突然从庭长办公室冲出来一个中年胖子,什么也不说径直跑出办公区,冲向我!他长得真的很像雷政富,从法院办公室里冲出来这样的一个人以百米冲刺的势头冲向我,我当时震惊了。
    他冲向我的时候,法警们和其他人一样,吃惊地看着冲向我的他,他边冲边恶狠狠地喊“抓住他!抓住他!把他手机抢过来!快抓住他!”法警没听他,他冲到我跟前,死死掐住我的双臂来回疯狂地推搡,企图让我失去平衡,我挣脱后退,他又死死掐住我的双臂,愈发用力,并试图抢夺我的手机,我再次挣脱后退,这样反复五六次,他发觉自己失态后跑回办公区,我问他是谁?为什么?他边躲边对法警喊“抓住他!抓住他!把他带走!快抓住他!”我开始对他拍照取证,他气急败坏地咆哮“把他抓走!快!抓走啊!”,法警无动于衷,只是过来友好地说先生这里不许拍照,我说我被不明身份的人打,你们作为法警不作为,反而阻止我取证,法律只规定了在审判厅里拍照要经过允许,并没有限制立案庭不允许拍照,何况我是在被人身侵犯、人身攻击的紧急情况下被迫拍照取证的。他们说我们有监控的,把照片删了吧,我说好,在我删除照片的时候,里面出来一个老女人,出来指着我“把他带走,流氓!无赖!”,法警依然没有听她的,她对我的喊叫变得焦急起来。后来收到指令的法警突然从温和变得异常的野蛮粗暴,抢走我的手机,并迅速反扭我的双臂,将我带往隔壁信访室里。
      随后一个自称信访局长梁法官的老头咄咄逼人地用手指着我的鼻子喊道“你个流氓,无赖…好嚣张啊…”他的广州话或普通话很糟糕,但我还是听得出来是羞辱我。我感到莫名其妙和愤怒,如果不是看他年纪大,我也许就动手打他耳光了,虽然面前有一群法警在看着这一切。我一直后退,等我退到墙边的时候,我开始问他“请问可以知道您的姓名吗?你为什么不敢告诉我你的名字?你到底是谁?你真的是法官吗?你的履历公开了吗?谁任命你的?你有没有公开财产?有没有包二奶?”,他立马跑掉了。
    后来法警开始轮流要训我,“你问人家财产干什么?关你什么事?你无权知道?”,我说“公开财产是官员的义务,就连俄罗斯官员都公开了财产,我是纳税人当然有权利知道,不仅和我有关和大家都有关”。另一个警察马上说“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公开财产?他财产早公开了,只是你无权知道”,“按照政府的承诺和国家法律的规定,全国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知道,不允许公民知道算什么公开?你说公开了你知道吗?”,这时门口的几个法警开始上来支援已经哑口无言的同事“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公民的,公民是用来区分犯罪分子的是没有权利的,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他看到我们被他的话搞得一愣一愣的,我问他是不是口误说错了,他否认。我再三确认他确实是警察后说,你的话很奇葩。
    他被同事交出去后,我听到他们在门外议论“居民身份证不是公民,哪些公民了?哦,公民身份证号。人民是个政治感念……”
        他们开始警惕我,不跟我说话了,当我听到我的手机响时,才发觉他们拿着我的电话,并且当着我的面接我的电话,而且之前也在翻看我的手机,我说还我手机,“待会会还你的,就你这破手机,没人稀罕,三百都不值”,“胡说,那是我刚买的锤子手机(罗永浩躺枪),三千元,弄坏了要赔的”
    我要求上厕所,他们说要请示领导,但是他们依旧在门口闲聊,没有任何请示领导的迹象,我说如果拒绝我上厕所,我就就地解决了,他们立刻带我去厕所,四个法警左右前后领着我去了审判楼的洗手间。在接近法院大门的时候他们紧紧的抓住我的已领,我说别怕,我又不是犯人,怎么会跑呢?
    在我第二次去厕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看守我的法警们轮流吃了饭,开始有人抱怨不能下班,我说要吃饭,要喝水,没人理我。我多次要求并说“吃饭喝水是基本人权,就算是罪犯也有人权的,你们快请示你们的领导,不然我就喊了”,他们请示后没有任何回应,我又等了很久开始大喊“我要吃饭”“我要喝水”“无耻”,歇斯底里地喊了十多分钟,筋疲力尽,他们就像僵尸一样没有任何回应。他们在我喊的时候开始增加警力并用两台执法记录仪对我录像。我开始沉默,之后躺在长椅上昏昏欲睡,他们叫我坐好,我不理,他们作罢。我隐约听到他们说领导们在开会研究怎么对我。
    后来魏副庭长和立案庭长带着一个女的在众法警的簇拥下,来到我面前,气势汹汹地对我说“王凯还不认罪?带他到那边去!”,法警开始强行把我架到另外一个房间,他们开始强行把我按在椅子上让我写悔过书,我拒绝!他们就野蛮粗鲁地把我使劲往椅子上按往我写,我越挣扎他么越用力,反扭我的手腕,疼得我嗷嗷叫,我开始大吼“啊”“啊…”“啊”“啊”“啊”……,最后他们放弃了,我累得躺在了地上。
     在立案庭的人又出去开会商量对策的时候,法警们看着躺在地上的我,沉默了,像是犯了错的孩子。不知道是接到命令还是为何,他们开始给我倒水让我喝水,又给我买了一盒快餐,让我吃。可那个时候的我因为疼痛呼喊,嗓子充血嘶哑,没有任何饮食欲了。
    他们见我宁死不屈的态度,似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一个劲劝我起来,吃饭,喝水,但我筋疲力尽躺着一动不动,他们也没有再敢碰我。后来法警领导样子的人,进来说是我老乡,说你这是何苦呢?起来认个错,就送你回去了。
    过很久以后,立案庭的人回来再次告诉我,如果不写悔过书就抓走拘留我,我说没违法犯罪,凭什么拘留我,我不怕。他们又出去商量。警察头又进来劝我,其他警察也跟着劝我写悔过书,我说违法的是他们,应该他们写。
    然后我就对警察说,我说我不该恨你们,是我父母的错,他们 把我生在一个人权可以这样随意被践踏的国家,他们没有为了自己和儿女的自由去抗争,我愿意,为了自己家人以及子女的自由去抗争,这些代价比起那些被判刑十几年的良心政治犯们不算什么。我应该感谢你们,把麻木的我唤醒。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原先嬉笑蔑视的表情发生了变化,我有理由相信他们给我感动了,因为我也被自己的话感动了,因为我的眼睛湿润了。这时我想起了艾未未的遭遇以及他父亲艾青著名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我脑海里响起了,左小祖咒与陈升用这首诗歌作为歌词的歌曲《我爱这土地》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在我又一次拒绝他们的要求后,魏副庭长终于对我宣读了拘留决定书,我看到他的手在颤抖,让我签字,我拒绝,他们说拷上带走!我从容得伸出双手,法警让我背着手,生平第一次戴上了手铐。
    他们把我带到院子里的警车上以后,并没有马上开走,法警们又劝了我十分钟左右后,警车开往天河区拘留所。车上三个法警,魏副庭长,女助手,司机一路沉默。
    到了拘留所,迎接的人说,这么多人送一个啊,平时都是一两个人送一群的,然后登记手续,法院的人对程序很陌生,似乎很少送人进来,法警们和我一样很好奇,四处打量着拘留所。做体检时,医生问我有哪里不舒服,我说头疼,腰疼,脖子疼,但是他让我签字的体检报告上没有写我的症状,我拒绝签,医生冷冷的说爱签不签。
    等我做了体检,让我在材料上选择是否要通知家属,考虑到父亲年龄大,去年因为交通事故导致偏瘫,我最怕他知道了,扛不住,选择了不通知。副庭长拿着拘留决定书让我签字,我不签,他似乎很为难,想要试图说服我签字。又开始劝我说“别那么冲动,兄弟,不是我要拘留你,是领导的意思,我做不了主,现在写还来得及,”
    在换囚服准备进仓的那一刻,他们让我在当着面脱光,说是要检查我的身体,我不愿脱,此时我听到了让我求饶的话语“你电话里不是有你家人的电话吗?”
    当他们知道我愿意按照他们的要求写悔过书的时候,开始兴奋起来,让我马上写,他给领导电话汇报,我写了以后他们用电话和微信传给领导看后,让我修改了几处后,签字按手印。魏副庭长说,黄局长会赶过来,处理。
    黄局长口音不是广东人,各自不高,戴个眼镜。第一次见,看到我后恶狠狠的说“写得不够深刻,不够真实,还有你之前说的被人打的是没说清楚,还要写承认你辱骂过法官,以及愿意承担你朋友在网络发布关与你失踪消息的不良后果,给你十分钟时间!”
    我写好后,他说“你太嚣张,我在法院三十年了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别以为写了就放过你,要么给你减轻几天或者罚款,你自己选!罚款范围是1000—30000数额你自己选(这是对违法单位的罚款标准)。”
    后来他要求我立刻拿出1000元才能自由,他们接了电话后向拘留所方匆匆要回了拘留决定书,说我们变更了处罚,我看到拘留所的人满脸的不快。
    他们把我带到附近的一个农村商业银行,让我取了1000元给他们后,放了我。放我之前,黄局长说“你老实点,别以为交了钱就会放过你,随时可以再抓你,你让那些网上发消息的都把消息给我删了,别以为上网发消息我就会怕,你信不信我让你上报纸?我们需要正面的典型也需要反面的典型,你明天上午必须来法院,我们给你个收据”。
    第二天给我了一份处罚决定书和收据,收据上注明的案由竟然是“产品责任纠纷”并要求我当面打电话给孙万宝,让他删除发布的前一天关于我在天河法院失踪的消息,并澄清,孙开始不情愿,后来同意了。孙发的微博我自己都看不到,他们却知道得一清二楚,看来他们十分重视表面的脸面。
    在送达给我的时候,又让我签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所谓笔录。可能是要跟领导汇报,全程特意让法警用指法记录仪录像。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4)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410号罚款决定书,
    违反法律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拘传、罚款、拘留必须经院长批准。但天河区人民法院在没有依法作出罚款决定书,也没有送达给当事人的情况下,通过非法限制申请人人身自由上达10个多小时、绝水绝食、以拘留15天来威胁,在深夜2点逼迫申请人拿出1000元现金来换取自由,直到送达罚款决定书给申请人时,也没有经过法院院长的审批。详见送达现场录像中的案件审批表。
    一、        罚款决定书法律依据错误:
    罚款决定书中依据的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全文如下“诉状应当记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二)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三)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此法条与罚款有任何的关联和逻辑吗?法院公然做出这样的事何其荒谬?罚款收据案由竟是产品责任纠纷?
    二、        罚款决定书依据的事实不实:
    罚款决定书中称申请人辱骂法官的事情并不存在,事实是申请人被立案庭庭长办公室突然冲出来的不明身份人员无故追打。立案庭有诸多监控录像可查。另所谓扰乱立案大厅审判秩序更是荒谬,审判秩序的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法庭内部的秩序,立案大厅是诉讼服务部门,用来立案的大厅,并不是审判部门,只存在办公秩序,哪来的审判秩序?扰乱机关单位办公秩序的事属于公安机关管辖,法院无权罚款。
    三、        法院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已向公安报案,调查验伤中)
    法院在申请人遭遇法官立案庭工作人员人身侵犯的情况下,不仅不依法处理申请人被不明身份人员人身侵犯的遭遇,反而非法抢夺、毁灭相关证据,被限制人身自由10小时里剥夺申请人吃饭、甚至喝水的权利。
    法院存在威胁、逼迫、诱导申请人写虚假的、不符事实的所谓悔过书、检查,伪造笔录时间已达到迫害申请人的目的,并在当事人不愿通知家属的情况下扬言登报纸,直到申请人手机里有家属联系方式来刺激申请人,申请人考虑到嗷嗷待哺的一双儿女,还有交通事故后偏瘫的老父亲,无奈被迫妥协。
    27日我打110报案,110骗我说法院的事他们不管,我继续向住所地鱼珠报案后,民警当面说,你这种情况公安机关应该受理,当面向我出具报警回执后并通知我去天河区法院辖区前进派出所处理,但前进路派出所一开始说,法院里的事他们管不了,我说我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权,请你依法出具不予受理的书面告知和报警回执,并给我验伤委托书,这时警察开始决定给我做笔录,后开具了委托南方医科大学验伤的委托书。
    28日晚,前进派出所来电说所长约见我,了解情况。我感到不安,因为我见识过太多肆意被抓捕的没有违法的人了,我特意写了委托书,告诉我的朋友放在哪,在去派出所的路上,我写了一首诗:
    请替我告诉父亲发生了什么
    如果我被拘留或者逮捕
    被父亲知道了
    请替我告诉我
    偏瘫了的父亲
    请他不必担心
    他的儿子没有犯罪
    告诉他发生了什么
    如果他
    我的老父亲能够明白
    我因维护人权而
    失去了自由
    他会骄傲而不会感到耻辱
    前后三名警察跟我谈话详细了解了案情,着重了解我在网络发布的揭露天河法院黑幕的信息,并提醒我要客观,最好别发,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我说我懂,你们这样是想我表达你们害怕真相。他们中间抱怨自己压力大,工作经常24小时值班,我说你们可以选择不做的。
    29日我依法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复议,并向中院信访投诉举报了法院的违法犯罪行为。
    然后去天河去纪律检查委员会反映问题,纪检委说不归他们管,他们管不了,我说你们管党员违法违纪的,法院的领导都是党员吧,真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是干啥的。他说涉法涉诉应该去找人大,显然纪检委的人故意骗我,因为涉法涉诉的部门是在他们楼下的政法委,但是那个部门的门锁着,我去政法委其他办公室问,怎么没人上班?他们稀松平常地说那个部门就一直没人上班,难道是吃空饷?后来他们改口,叫来了一个所谓领导的老女人,让我填表后说,这事他们管不了,也不归他们管。我说那你说说你们都管啥,她很不好意思的说管宏观的、统一的、部署的、协调的,我反映的问题他们会反映给领导的,我要个回执来证明我来过,什么也不给我。
    我去人大,我刚说法院打我迫害我,对方就急忙插嘴说“法院怎么可能打你呢?”我当时想说“你妈了个逼,你凭什么说法院不可能打我呢?”然后又让我填表,也是说我们管不了,不归我们管。我说那你让我填报干什么?“你不是都来了吗?填了我给你反映反映”,我翻了翻下面厚厚的发黄的投诉表有很多是2012年的,我说这些你们处理了吗?他说处理过来,就赶忙收回厚厚的投诉表。依然拒绝给我任何回执,这样我就无法证明我曾经去过那里了,然后我就绝望的走了,我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和希望,我绝望的是对他们的绝望,他们是谁你懂得!
    这就是我绝望的维权经历。谢谢大家!
    王凯
    QQ:443800614
    18681071518
     
     
     

  • 沈阳教师李启东被关疯人院逾四月——何时才能脱离魔掌!

    锋利的绞肉机
    我们如何来拯救你!面对公安机关执法犯法的乱作为,谁能阻挡了这部绞肉机器的运转;面对司法的不作为,谁还能担当正义的守护神;面对法律的执行停留在纸上,谁还能让“法律”从生;面对医院变成地狱,那里还有“天堂”。如此黑暗的制度下,李启东——你,只能是这部绞肉机械下的一堆烂肉,用你的躯体来润滑机械生锈部分的灵活,或者来向世人展示机械的锋利!
     
    李启东,辽宁沈阳人,曾为沈阳苏家屯区一小学老师,2013年12月15日2013年12月15日,李是被民主派出所五、六名警察在马路上绑走的,当时他舅舅就在现场,他的新浪微博(@沈阳李启东)发贴说刚走出住所居民楼楼口,两个警察就从车上下来制止他离开,并拒绝他上街的要求。在此前的12月13日,李启东刚刚向法院递交起诉了公安局2009年8月对他本人非法终止劳教所外执行,2010年11月被送入安康医院强制“治疗”的起诉状。然而,2013年12月15日被第二次送入精神病医院关押,迄今为止已经四个多月了,家属一直没见到人,也打听不出他在里面的生存状况如何。
     
    探视,一张纸条证明他还活着
    2014年4月10日,李启东父母到市沈阳市公安局安康医院探视,医院不让看,没有任何理由,也无需任何理由,他就这样被关着。
     
    李启东的父亲说“关进沈阳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四个多月了,一直没有见到人,不让见,电话也不让打给我们,人让他们糟蹋成什么样了,我们也不知道。探视完时,有人传李启东写的纸条到医院楼下,我们看到了,证明他还活着,这是几个月来唯一的”见面“情况”。
     
    为了给李启东鉴定出精神病,2014年2月20日,沈阳公安局从武汉一个大学请来三位鉴定师,给他做鉴定,然而又是两个月过去了,没有给鉴定书,也不说鉴定的结果。无需理由,他还是这么被关着。
     
    李启东的舅舅说“以前我们要求从新给他做鉴定,公安局不答应,这次是公安局主动开口要做鉴定的,2月20日,武汉一个大学(具体什么大学记不清了)来的三位鉴定师就开始做了,并且跟我聊过,还说会把鉴定书寄到沈阳这边,可这两个月了,也没有看到鉴定书,问负责事情的沈阳苏家屯区公安分局民主派出所时,他们的说法是还没寄过来,让在等等”。
     
    家庭背景及遭遇
    李启东的家庭情况非常糟糕,父母年龄大了,大哥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二哥有比较严重的精神障碍,三哥早年去世,唯独幼子李启东聪明勤奋,毕业后做了老师,在农村也算是体面的生活了,但是,因为一声正义的呐喊,他的受难情况,从此开始。
     
    2011年11月4日,在李启东即将劳教期满之时,他被转入了沈阳市安康医院这所公安办的精神病院。李启东的父母告诉本刊,李启东在安康医院内被强迫吃药打针。李启东被鉴定为所谓的“偏执性人格障碍”(狂躁发作)
     
     李启东在第一次被关精神病院出来后,面对一家外媒的采访呐喊到“我一个精神正常的人民教师,从事一线教学18年。教学成绩优异,却被载上了“精神病”的帽子!凭什么劳教我?又凭什么强制送到精神病院?又凭什么拒不放我回家?谁该对我的“病”负责任呢”?
     
    笔者想说:“面对公安机关执法犯法的乱作为,谁能阻挡了这部绞肉机器的运转;面对司法的不作为,谁还能担当正义的守护神;面对法律的执行停留在纸上,谁还能让“法律”从生;面对医院变成地狱,那里还有“天堂”。如此黑暗的制度下,李启东——你,只能是这部绞肉机械下的一堆烂肉,用你的躯体来润滑机械生锈部分的灵活,或者来向世人展示机械的锋利”!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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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何去除“被精神病”魔咒

    《精神卫生法》实施一周年 谁送来谁监管并未改变 杜绝“被精神病”呼唤鉴定细则
      5月1日,酝酿27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将迎来正式颁布一周年。根据该法,“被精神病”和非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被强制住院治疗的现状被法律明令禁止。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住院、出院、康复和发病报告有严格的法定程序,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在上海,一场来自民间,旨在帮助公众了解精神卫生领域的医药和法律常识的研讨会也在进行。神经病与精神病有哪些区别?《精神卫生法》实施一周年带来哪些改变与实践困难?“被精神病”后的纠错又有怎样故事?
      文、图/本报记者王丹阳(署名除外)
      闭上双眼,想象你是在一个黑暗封闭房间,被人捆绑着。你可以提出三个请求。然而,会场一片静默,没人应答。
      渴望却听不见的“回声”
      4月11日,上海。这是一场被称为“精神卫生领域破冰研讨会”的开场。无人应答的小游戏其实是因精神病诊断剥夺话语权,难以听到或听不到当事人、患方的声音的一个体验。
      半个月后,《精神卫生法》将颁布一周年,这场研讨会意义特殊。
      主持人秋菊说,你不是疯子,却被送进精神病院,无论你说什么都没人相信你,没有回声,可能十几天,甚至十几年。
      精神病是神经病吗?能随便在大街上拉一个人去检验是否精神有疾病吗?
      面对提问,没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与会者会本能地说不,但说不出更详尽的原因。
      《精神卫生法》第27条规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以精神健康状况为依据。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违背本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医学检查。
      然而,在大多数“被精神病”亲历者看来,没按标准程序诊断与用药正是造成“被精神病”群体增多的一个关键点。
      “医生在诊断前就觉得正常人不会被拉来精神病院。情绪激动一点就是狂躁症。”秋菊说。
      在代理徐武“被精神病”诉讼案的公益律师黄雪涛看来:在中国,一个十恶不赦、被判死刑的人都有机会为自己说话,但“被精神病”的人却不能。
      百起精神维权胜案仅5例
      研讨会的主办方,公益组织“中国精神医学使用者与幸存者网络”(CNSUP)成立于2012年8月,是一个包括专业人士群体和亲历者群体的民间组织。
      根据CNSUP成员调查,中国“被精神病”人群涉及社会各阶层。被精神病的种类约5种:一是被家人送进精神病院;二是被单位作为监护人送进住院;三是上访;四是自愿“被精神病”,犯罪嫌疑人在刑事犯罪后装疯卖傻,逃避法律责任;五是其他疾病被误诊成精神病。
      “被精神病”群体回归正常生活,也面临四种难题:邻居的歧视,就业难、结婚难以及在漫长诉讼维权中耗费的金钱与精力。
      一名“被精神病”亲历者介绍,正常人长期服用精神药物,身体臃肿,精神混乱也是难免。
      据不完全统计,在2013年《精神卫生法》实施前,仅2010年被公开报道的“被精神病”案例有100多个,胜诉案例只有5个。绝大多数“被精神病”案件仍在漫长的诉讼审理过程中。
      被称为“精神卫生法第一案”的上海徐武案,从去年5月~12月的等待立案后,在2014年年初开庭前又被通知临时取消。
      法治下违规诊疗依旧存在
      “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是一个故事,而发生在自己身上就是不得不面对的困局。”
      2012年夏天,北京轰动一时的“被精神病”白领陈丹被父母和“医托”送至北京回龙观医院,强制住进精神科封闭病房近72小时。
      2个月后,陈丹起诉医院侵犯人身自由权、自主决定权、身体权。2013年11月,陈丹一审败诉并提出上诉,目前二审尚未作出判决。
      对于陈丹来说,《精神卫生法》从法律上杜绝了她的事件重演,但还未给予“被精神病者”救济、纠错,甚至从本质上杜绝“被精神病”的利益动机。
      陈丹认为,精神病医院暴利医疗费是“被精神病”的经济利益动机。即便上有法律,但在高额利润下,不遵守法律法规,收治违反诊疗原则的患者也在现实存在。
      一名来自江苏的与会者透露,在江苏镇江,一名被单位送进精神病院的职工,月医疗费用就达6000元~7000元,相当于处级干部工资。
      鉴定细则未出陷入两难
      与很多人不同,在中等身材、说话有条理的老王看来,“被精神病”或许不是“不幸”,而是一种不应该的逃脱。
      老王的儿子被他妻子同事史女士用绳子活活勒死。
      一年前有熟人告诉他,嫌疑人的家属正在运作,要保命。嫌疑人改口说自己有“精神病”,作案期间处于妄想期。随后,一年多,老王放弃工作,自费跑遍全国咨询精神鉴定专家。
      然而在《精神卫生法》实施后,我国目前仍没有对精神病诊断和鉴定的细则法规出台。
      在庭审上,老王对三份法医对史某的精神鉴定提出了强烈质疑。老王认为,让不是精神病专业出身的法医来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精神病,本身并不公平。从程序上,第一份鉴定和第三份鉴定有明显不一致的地方,互相打架。
      目前,该案至今还没有宣判。唯一让老王感到有效果的是,从开庭前检察机关建议从轻处理,到庭审时,检察机关建议量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然而,老王觉得如果他是法官,他也会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法律依据还是现实问题。
      “如果能有精神病鉴定的细则就好了。”老王说。
      (因涉及隐私,文中人物为化名)
      “谁送来谁监护”引辛酸
      呼唤自主委托代理人权利
      《精神卫生法》出台近一年,曾经历“被精神病”的人如何出院,维护自身权利仍是一大焦点。徐武在精神病院住了10年,希望出院,但他哥哥作为监护人拒绝其出院。而在现实中,很多符合出院条件的精神病患者也因家属和社会的拒绝,甚至利益关系,不得不继续住院。
      对于这一现象,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岳指出,“精神病的诊断主要依据病人家属的陈述和医生的观察。一旦家属虚构了病情,医生无从判断,疑似重症精神病患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所以应从经济角度给精神病院以制度保证,其次必须将司法程序纳入精神卫生领域。” 
      黄雪涛说,《精神卫生法》出台后,依然会出现拥有较完整社会功能的成年公民被精神科医疗界认为无行为能力。而且短期内估计也不能彻底统一医学标准与法律标准。主要问题是:其一,不经法定程序推定监护人;其二,出院遵循“谁送来、谁接走”的规则。
      因此,目前确保非自愿住院人士自主委托代理人的权利,通过司法程序来解决这一问题绝对有必要。
    深圳公益组织衡平机构研究员刘佳佳认为,民诉法第57条把“被精神病”一部分人的诉权交给监护人。实践中,谁送你去精神病院,谁就是你的监护人,没有正当程序,没有利益冲突排除。这么一来,住院者想讨个公道,就要通过送治人实现。这就是民诉法第57条制造的“乌龙”,而且同样适用于未成年人、一部分残疾人。这个不足两行字的条款所引发的辛酸血泪,难以估量。
    (来源:广州日报,2014-04-16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4-04/16/content_2599041.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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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精神病院里如何证明自己是正常人

    前不久,一名叫格雷‧贝克的记者去意大利采访了三个特殊的人物。
    事情是这样的:一名负责运送精神病人的司机因为疏忽,中途让三名患者逃掉了。为了不至于丢掉工作,他把车开到一个巴士站,许诺可以免费搭车。最后,他把乘客中的三个人充作患者送进了医院。
    格雷‧贝克关心的不是这个故事,他想了解的是,这三个人是通过什么方式证明自己,从而成功走出精神病院的。
    下面是他对甲的采访:
    格:当你被关进精神病院时,你想了些什么办法来解救自己呢?
    甲:我想,要想走出去,首先得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
    格:你是怎样证明的?
    甲:我说:“地球是圆的”,这句话是真理。我想,讲真理的人总不会被当成是精神病吧!
    格:最后你成功了吗?
    甲:没有。当我第14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护理人员就在我屁股上注射了一针。
    下面是对乙的采访:
    格:你是怎么走出精神病院的?
    乙:我和甲是被丙救出来的。他成功走出精神病院,报了警。
    格:当时,你是否想办法逃出去呢?
    乙:是的,我告诉他们我是社会学家。我说我知道美国前总统是克林顿,英国前首相是布莱尔。当我说到南太平洋各岛国领袖的名字时,他们就给我打了一针。我就再也不敢讲下去了!
    格:那丙是怎样把你们救出去的?
    乙:他进来之后,什么话也不说。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当医护人员给他刮脸的时候,他会对他们说谢谢。第28天的时候,他们就让他出院了。
    格雷‧贝克在评论里发表这样的感慨:一个正常人想证明自己的正常,是非常困难的。也许只有不试图去证明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正常人。
    那些用某种方式去证明自己真理在握的人,那些用某种方式证明自己知识丰富的人,包括那些用某种方式证明自己很有钱的人,都可能被认为是个疯子,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罢了!
    (来源:腾讯教育http://edu.qq.com/a/20140124/012542.htm 2014-01-24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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