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名叫格雷‧贝克的记者去意大利采访了三个特殊的人物。
事情是这样的：一名负责运送精神病人的司机因为疏忽，中途让三名患者逃掉了。为了不至于丢掉工作，他把车开到一个巴士站，许诺可以免费搭车。最后，他把乘客中的三个人充作患者送进了医院。
格雷‧贝克关心的不是这个故事，他想了解的是，这三个人是通过什么方式证明自己，从而成功走出精神病院的。
下面是他对甲的采访：
格：当你被关进精神病院时，你想了些什么办法来解救自己呢？
甲：我想，要想走出去，首先得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
格：你是怎样证明的？
甲：我说:“地球是圆的”，这句话是真理。我想，讲真理的人总不会被当成是精神病吧！
格：最后你成功了吗？
甲：没有。当我第14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护理人员就在我屁股上注射了一针。
下面是对乙的采访：
格：你是怎么走出精神病院的？
乙：我和甲是被丙救出来的。他成功走出精神病院，报了警。
格：当时，你是否想办法逃出去呢？
乙：是的，我告诉他们我是社会学家。我说我知道美国前总统是克林顿，英国前首相是布莱尔。当我说到南太平洋各岛国领袖的名字时，他们就给我打了一针。我就再也不敢讲下去了！
格：那丙是怎样把你们救出去的？
乙：他进来之后，什么话也不说。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当医护人员给他刮脸的时候，他会对他们说谢谢。第28天的时候，他们就让他出院了。
格雷‧贝克在评论里发表这样的感慨：一个正常人想证明自己的正常，是非常困难的。也许只有不试图去证明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正常人。
那些用某种方式去证明自己真理在握的人，那些用某种方式证明自己知识丰富的人，包括那些用某种方式证明自己很有钱的人，都可能被认为是个疯子，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罢了！
（来源：腾讯教育http://edu.qq.com/a/20140124/012542.htm 2014-01-24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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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病院里如何证明自己是正常人
如何维护精神病人的权益
要维护精神病人的权益，就必须知道什么是精神病人的权益。以下是精神疾病患者的权益：
健康权 健康权是公民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力。精神疾病患者同样享有健康权，作为患者的监护人由于担心患者今后的婚姻、就业问题或是经济等原因，有的不愿将患者送到正规的医院治疗，往往耽误了病人的治疗时机，使病情不断恶化，对病人的健康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害，如果精神病人主动求医的，必须给予其及时的治疗。同样的，有选择不治疗的权利，或者在家或住院治疗的权利，而不应该受到强制的治疗，当然，其前提是该病人已经没有伤害自己或者别人，同时没有可能伤害自己或别人的风险。
知情权 患者有权利知道自己所患的疾病、严重程度以及预后。医护人员不能因为是精神病人而忽视他们这一权利。对于尚未完全丧失辨认和行为能力的病人，医生应将病人的病情性质、严重程度、治疗方案、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副作用等告知病人，让病人有机会作出选择;而对于完全丧失辨认和行为能力的病人，则必须征求病人的监护人的知情同意，才能对病人实施强制治疗。
受教育权和劳动权 精神病人与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宪法》赋予公民的接受教育的权利和劳动权。由于这种疾病多发于青少年及壮年。因此，病人的受教育权和劳动权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那么，作为医务人员应该如何维护患者的权利呢？
一、对在院治疗病人要强化人文关怀理念、尊重精神病人的人格与尊严。精神病人尤其是重性的精神病人，部分人易躁动、具有主动攻击性，但这是疾病所致，病人本身无法意识到其行为的性质和后果，所谓不知者无罪，作为医务人员，更应该充分尊重精神病人人格与尊严。只有在充分尊重和维护精神病人的人格的前提下，精神病人的权益才能得到维护。
二、对出院病人，要建立医院-社区-家庭康复治疗模式。精神病患者一部分不需要入院，通过门诊在家服药治疗即可，需住院的病人在急性期治疗后也可出院回家进行康复治疗。为了使病人得到更好的跟进治疗，及时掌握病人的病情变化，节约病人的开支，必须大力推广医院-社区-家庭康复治疗模式。通过这种社区服务，病人得到有效的跟踪治疗，降低病人的复发率，减少肇事肇祸的发生。(陈建)
（来源：《福建卫生报》http://www.fjwsb.net.cn/healthDayS.asp?main=9&pc=9&cc=344&id=32849）敞开大门后 如何应对安全风险
患者自愿原则是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精神卫生法》的核心要素，对自愿住院的精神病患者进行开放式管理是否会成为主要方式？开放式病房如何保证患者安全？一旦患者发生意外，谁来承担责任？这一系列问题成为精神科医务人员最关心的事。
患方更接受开放式住院
“患者自愿住院，就应当尽量不限制其人身自由，原则上都应安排在开放式病房。”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党委书记、医疗副院长王向群认为，《精神卫生法》实施后，患者自愿原则将得到更突出的体现，开放式病房将成为“主流”。北大六院实施开放式病房管理模式已经10余年，目前只接收自愿住院治疗患者。“病房尽可能为患者提供现有条件下较为宽松的生活和治疗环境，患者将享有现有条件下最少限制的个人行动自由，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唐宏宇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患者自愿原则、患者权益最大化，是《精神卫生法》确立的基本原则的重要内容。患者住院方式的改变，患者及其家属对治疗方式的可接受性，会影响到治疗决策，“医院的开放式病房将进一步增多，患者愿意在门诊、社区、居家治疗的比例也可能增多。”
据了解，目前，国内已有很多精神科专科医院实行了半开放或全开放式管理。前不久，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李箕君副教授、张宁教授等牵头，对全国53家以三级医院为主的精神科专科医院和综合性医院精神科进行了开放式病房管理调查。结果显示，在开放式病房，患者自愿入院、治疗依从性更好；与医生能够进行更多沟通，获得更多治疗相关信息；在治疗中能得到更多康复训练等。
调查还显示，现有的开放式病房大多针对轻性精神障碍或其他非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很少收治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对此，王向群认为，今后，医院首先要改变“开放式病房收轻性精神障碍患者，封闭式病房收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观念，在坚持病人自愿原则的前提下，患者入住封闭式病房、半开放还是开放式病房，应当根据对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评估，而不是根据患者所患疾病的“病名”来确定。“病情稳定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如精神分裂症患者也可以入住开放式病房，严重抑郁症患者也可能需要入住封闭式病房。”
根据患者自愿原则，封闭式病房的患者在病情稳定时是否可转入开放式病房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如果患者需要“转病房”，必须由封闭式病房和开放式病房的医生对其进行评估，都认为病情稳定后方可办理转科手续。
王向群提出，“以病人为核心”的主诊医生负责制，对病人权益的保护更为有利。主诊医生应该可以根据病人病情变化，决定自愿入院患者是否需要由开放式病房转入封闭式病房，非自愿入院患者病情稳定后是否可以再转到开放式病房。
病情评估是最关键环节
“更多患者选择开放式病房，也使开放式病房的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对病人病情的评估非常关键，患者自杀风险、冲动风险评估尤为重要。”王向群强调，开放式病房中，病人管理的核心是安全，必须对病人病情进行及时、全面的评估，确定是否适合入住开放式病房。
“开放式病房面临的主要是安全问题。”陕西省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领导小组副组长师建国也表示，提高病情评估水平的同时，还应建立风险预防制度。
患者监护人的责任也需要进一步强化。王向群表示，首先院方应当尽到告知义务，为此该院已经制定了知情同意书等系列文件，“在患者已经签署自愿住院治疗知情同意书的前提下，医院还特别要求患者及其监护人签署开放式病房住院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书，以强调相关重要事项。比如，医护人员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有权要求患者家属24小时陪住或雇护工陪护。陪住人对患者的个人安全负有责任。”
实际上，要求患者家属陪护也是目前精神科开放式病房较普遍采用的一种管理方式。精神科开放式病房管理调查结果显示，在病房的管理模式上，实行病人“无陪护”的医院较少，要求病人家属全陪护的医院在三成左右；超过七成的医院根据病人病情等原因进行“有选择的陪护”。
近九成的医院因为“患者有自杀风险”而要求家属陪护；七成左右的医院因患者“生活自理能力差”或“自知力不完整的精神分裂症或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而要求家属陪护。院方对陪护人员会进行安全监护、陪护职能沟通、卫生宣教等内容的告知。
王向群说，在患者入住开放式病房后，必须加强医患沟通、护患沟通及医护沟通，及时掌握病人病情变化并进行病情评估，“根据患者病情变化，因陪住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且患者可能出现精神卫生法提及的‘伤害自身’情形时，医院出于对患者安全性的考虑，有权将患者转入封闭式病房，如果监护人不同意可终止自愿住院治疗。如果患者出现冲动伤人行为或危险性，医护人员评估患者不再适合住开放式病房，医院将及时与患者监护人联系，转入封闭式病房并办理非自愿住院治疗手续。在紧急情况下，医院可在家属到来之前将患者转入封闭式病房。”
另外，由于精神疾病的特殊性，患者的心理、情绪及行为等方面容易受环境影响出现较大波动，这对开放式病房医护人员的业务水平和职业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护人员必须规范自身的医疗服务行为，不能因为医疗服务不周给病人造成病情波动。”王向群说。
住院患者监护权不发生转移
一位抑郁症患者要求入住开放式病房，考虑到患者有自杀倾向，院方要求家属陪护，并严格履行了相关告知义务，特别向患者家属强调要密切注意患者人身安全。但在一天深夜，患者趁家属睡着了，在卫生间自缢身亡。
事发后，患者家属认为医院没有尽到看护职责而将医院告上法庭。司法鉴定认为，虽然患者有家属陪护，但在家属睡着的情况下，病房护士未尽到“注意义务”，没有及时将家属叫醒。最后，法院裁定院方在这起意外中应当承担10%的责任。
由于患者病情的特殊性，精神科开放式病房发生患者自杀、自残等意外事件的可能性较大。师建国认为，患者入院后并没有发生监护权的转移，因此，精神卫生机构不是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不应承担监护责任，“在新的法律环境下，医生、患者、家属、社会都会有一个适应过程”。
据了解，《侵权责任法》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目前的法院裁定中，开放式病房中的患者发生意外，医院大多被判定承担1%～10%的责任。对此，相关法律界人士表示，“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是指医务人员应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可以理解为一般情况下医务人员可以尽到的，通过谨慎的作为或者不作为避免患者受到损害的义务。注意义务是侵权责任的核心要素，是界定过失的基准。“如果一个人能够合理地预见到其行为可能对其他人造成人身或者财产损害，那么，一般情况下他应对可能受其影响的人负有注意义务。（来源：健康报http://www.jkb.com.cn/htmlpage/36/369083.htm?docid=369083&cat=0I&sKeyWord=null）离婚案件中，如何保护精神病人一方的合法权益
离婚案件中若涉及到一方当事人为精神病人，如何保护精神病一方的合法权益，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致使我国在精神病人权益保护方面存在很多不足。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三条规定，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或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经调解无效，可依法判决准许离婚。依照该意见可知，法院可依据夫妻一方患有精神病且久治不愈来认定夫妻感情已破裂。法院可据此判决夫妻双方离婚，可见在我国的法律上，夫妻一方不仅可以与患精神病的配偶离婚，而且对方患精神病且久治不愈还是法院准许离婚的情形之一。
虽然我国的法律上允许夫妻一方与患精神病的配偶离婚，这样可以更好的维护未患精神病一方的合法权益，使其可以脱离不幸的婚姻，开始自己的新的生活，但是法律上却没有相关的规定来保护患精神病一方的合法权益。从而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对精神病人 合法权益的保护。
一、确定精神病人的代理人
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这属于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离婚是民事法律行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行为人应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可见当夫妻一方患有精神病时，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便无法通过双方自愿来实现离婚，夫妻间只能通过诉讼的程序来离婚，这样可以更好的保护精神病人一方的合法权益。精神病人在离婚案件中必须由监护人代理诉讼，《民法通则》第十七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下列人担任监护人：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其他近亲属、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精神病人所在单位或者住所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没有第一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配偶为精神病人的第一顺序监护人，按理应该成为精神病人在诉讼中的代理人，但是在离婚案件中配偶因与离婚案件有厉害关系且与精神病人的利益存在直接冲突，若仍然以精神病人的配偶为其诉讼代理人，会影响司法的公平、公正，也有损于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离婚案件中排除精神病人的配偶作为精神病人的代理人，那精神病人的代理人该如何确定。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配偶有虐待、遗弃等严重损害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的人身权利或者财产权益行为，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可以依照特别程序要求变更监护关系；变更后的监护人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法院应予受理。从该司法解释的条款中我们可知，当精神病人的配偶损害精神病人的人身或财产权益时，其他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可以按照法律程序来变更监护人；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可以代理精神病人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而且在离婚案件中排除了配偶作为代理人的可能；从而更好的维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
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情况是精神病人作为离婚案件中的被告参加诉讼，这时精神病人的代理人如何确定。要确定代理人首先应确定监护人，再由该监护人担任精神病人的代理人。首先，若其他监护人自愿担任精神病人的代理人，他们可向法院申请变更监护人，从而取得精神病人的代理权；其次，法院可以依据《民法通则》第十七条第二款及第三款的规定来确定精神病人的监护人，代理精神病人进行诉讼。
二、保护精神病人财产权不受侵害
由于婚姻期间的财产一般由非精神病人一方保管，造成在离婚时精神病人及其代理人提供不出相关的证据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导致精神病人无法得到其应有的财产。所以在审理精神病人离婚案件汇总我们法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七条无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离婚诉讼，当事人的代理人应当到庭；代理人不能到庭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一方面要求精神病人的代理人一定要到庭，另一方面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的时候，应该更为主动的调查取证，从而更好的查清事实，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好的保护精神病一方的财产权。
三、使精神病人的生存权得到保障
当精神病人的代理人（一般为精神病人的父母或兄弟姐妹）确定之后，照顾精神病人及保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便落到了其代理人的身上，当判决离婚后，便由其代理人对精神病人进行抚养。但是离婚后，精神病人的生活费、治疗费等费用该由谁来负担，如何负担，法律上没有相关的规定。致使精神病人在离婚后生活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精神病人的生存权面临挑战。
由于法律对精神病人权益的保护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致使在审判实践中，法官只能利用现有的法律规定来保障精神病人的权益。如：我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7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称“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使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之规定。法官可以依据该法条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将精神病人看成是生活困难的群体，从而要求其对精神病人的生活给予一定的帮助。但是该法律规定不够具体，没有规定帮助对象为精神病人的特殊情况，也没有规定具体的帮助方式及帮助到什么程度，致使法官在运用法律裁判过程中难以操作，无法真正的保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婚姻法》第二十条规定，夫妻有相互抚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抚养义务时，需要抚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给付抚养费的权利。在精神病人为一方当事人的离婚案件中，若法院判决离婚，法官可以依照夫妻间具有抚养的义务，要求非精神病一方承担精神病一方相应的生活费及治疗费。但是给法律规定同样不够具体，法官在审判中裁量权较大，不利于对精神病人权益的保护。
笔者认为，既然法律规定夫妻一方患精神病且久治不愈，可认定为夫妻感情已经破裂，这就表明法律是准许与精神病人离婚的。但是离婚之后如何保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法律上却没有具体的规定，致使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所以笔者认为，应该完善立法工作，使保护精神病人的法律法规更加具体。同时应该明确规定离婚后，非精神病一方应该给予精神病人一方予以生活上的帮助，确保精神病人一方的生活能够达到当地的基本生活水准，对于需要治疗的还应给予医疗费，从而保障精神病人的生存权。（作者：奉新县人民法院
皮智勇 http://jxf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81556）法律上如何防范"被精神病"
近年来，“被精神病”事件屡见不鲜，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那些“被精神病”受害者，人身自由被限制、身体健康被伤害、合法权益被剥夺，当事人遭遇投诉难、出院难、申诉难、索赔难。2013年1月10日，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法院一审宣判一起“被精神病”案件，让公众看到了司法带来的希望。
“被精神病”，谁该担责?
2012年7月20日，正在办公室处理事务的郑州某酒业销售公司董事长吴某，被6名医务人员强行架上救护车带到了郑州市精神病防治医院。得知消息后，吴某的胞弟与公安民警、律师及媒体虽经反复交涉，但医院仍声称没家属同意，无权“放人”。警方调查得知，是吴某“妻子”谢某给医院打电话称丈夫精神失常，医院应家属要求采取强制住院治疗措施的。而事实上，吴某与谢某早已离婚，离婚后双方因经济问题发生矛盾。
2012年9月，吴某向郑州市二七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近日，二七区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该精神病防治医院仅凭谢某办理的住院手续，就擅自派人将吴某带到医院诊治，严重侵犯了吴某的身体权和自由权。医院应承担全部责任，判决其赔偿吴某精神抚慰金3万元。
“这个判决极具示范意义。法院认定医院应承担全部责任，这样的归责是非常精确的，判决也是非常正确的。”2013年1月17日，专门从事精神卫生法律研究的公益律师黄雪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
黄雪涛告诉记者，以前同类的案件虽然出现过很多，法院的判决中都没有全部追究医院的责任，大多数案件的判决，95%的责任由送至人去承担，医院只承担5%的责任，而这样的判决和责任划分是不正确的，不利于防范近亲属滥用监护权的发生。
黄雪涛认为，就此案而言，在法律归责方面，实际操作中很难判断吴某前妻的动机是否为恶意。医院作为专业机构应该去承担法律判断和医学判断的责任，因为利益冲突审查与排除，是监护关系设定时必须配备的环节，精神病院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限制“患者”自主权时，意味着医院在设定监护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法律行为。
如何防止正常人“被精神病”?
如何确保有病治病，没病不“被精神病”?黄雪涛表示，医院首先应当确定被送至人是否丧失行为能力，是否真的需要被监护。第二，医院在收治前应该对监护人的资格做一些甄别，判断所谓主张监护权的人与被监护人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冲突，主张监护权的人是善意还是恶意，以及提供的资料是否基本可信。“如果医院做好严格的审查把关，利益冲突者的恶意企图就不会得逞。”
黄雪涛同时建议，医疗机构在收治患者时，首先应当询问患者需要通知谁，是否有信任的人;送患者来的人是否信任，是否可以代表患者自己行使知情同意权。如果患者不相信送至人，医院应当联系患者相信的人。“医院应当尊重和保护患者的最大权益。”黄雪涛表示。
黄雪涛说，退一步讲，即使一个人真的患有精神病，也不必然应当被强制住院。如果患者自己不感到痛苦，所患精神疾病没有损害其身体健康或者不会导致其死亡，也无可能伤害自己或者他人，可以不治疗、不住院，外人不宜干涉。
如何破解司法与医学交叉难题?
然而，目前存在的一个困境是，精神病院医生同时肩负着医学判断和法律判断的责任。那么，从制度和技术层面而言，如何让“医学的归医学，法律的归法律”?而又如何从立法层面防止将两者混同?
2012年10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该法将于今年5月1日施行，力图破解包括“被精神病”在内的多项法学医学交叉难题。
黄雪涛认为，精神卫生法中对监护权的设置，并没有排除监护人与当事人存在利益冲突。而监护人权利过大，可决定“伤害自身或有伤害自身危险”的患者是否住院与出院，患者没有申请复查和医学鉴定的机会。在近亲属滥用监护权，而患者得不到司法救济的情况下，依然会出现“被精神病”现象。
据了解，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精神卫生法的实施细则。黄雪涛建议有关部门在制定实施细则中应该注意目前法律中存在的三个“空白点”。一是送至人不是在警方介入的情况下，将患者送至医疗机构实施住院治疗的。二是医院在决定剥夺患者的自主权，设置监护关系的过程中，缺乏法律审查的环节和机制。三是精神卫生法对于近亲属送至患者的情况中，没有给予患者寻求帮助的机制。
（来源：人民网http://news.cqnews.net/html/2013-01/20/content_23682660.htm）
国外（美国）如何防止正常人“被精神病”
10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精神卫生法草案。草案规定精神病人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病人是否患有精神障碍、是否需住院治疗，应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严格依条件和程序作出判定，综合性医疗机构应当开设精神科门诊。草案还新增了精神障碍患者财产安全不受侵犯规定。
俄国作家契诃夫在其小说《第六病室》中曾塑造过一座阴森恐怖的精神病院。就连小说中的医生，也因为同情病人，和病人交谈，而被上司认定为患上了精神病，最终被强制关入院中，悲惨死去。只不过，契诃夫作品中对精神病院的阴森恐怖，其实并非只是想象中的虚构，也绝不仅存在于小说之中。由于对精神病认知的局限，甚至是精神病之外的因素，最终却导致正常人“被精神病”的悲剧，现实中其实仍在上演。
近年来，一些正常人仅仅因为上访等原因而被强制收治进精神病院的情形，仍然屡屡发生；甚至仅仅因为家族财产纷争，而被家人送入精神病院的，也并不鲜见。对于精神病院的收治乱象，及其对公民权益所造成的威胁与伤害，当然不应变相纵容，而理应加以治理并使之规范化，至少不能让“被精神病”成为悬于公民自由与财产权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从这个意义上说，此番精神卫生法草案的出台，明确精神病人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无疑充分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被精神病”的冤假错案，也该很大程度上得以遏制和规避才是。
诚然，把正常人也当作精神病人收治的情形，当然需要杜绝。但是，精神病人住院究竟如何实行自愿原则，是否意味着收治精神病人一定要经当事人的同意，恐怕同样值得商榷。有统计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风险比正常人高4~7倍，那么，要保护公众的安全，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在充分尊重精神病人权益的同时，的确也需要对重症精神病患者进行必要的干预治疗与行为限制。而重症精神病人连自己的情绪和行为都不可控，发生了暴力行为都可以无需担责，是否住院这事儿，全由精神病人的自愿来决定，是否足够理性，又是否能够为可能的风险担责，自然也就需要被打上个问号。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精神病患者的权益就无需获得关注与保障。在这方面，作为世界上精神病学最为发达的美国，尽管100年来有关精神病患者权益的争议也层出不穷。但经历了诸多黑幕与争议之后，对于精神病人入院治疗的规则，也逐渐达成了共识，即只有在精神病人病情极为严重，不进行治疗会危害到自己或者他人的人身安全时，才能对病人采取强制入院治疗。此外，美国对精神病人进行强制性治疗还形成了一套严格的法律法规，并有相应的监管机构。根据精神卫生法规定，必须向审查委员会递交治疗机构资料、诊断证明、病人意见书（无论同意或者拒绝）、监护人、家属意见书，经过审查委员会批准，才能对病人进行强制性治疗。而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必须包括精神专科医师、心理医师、护理师、社会工作者、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法律专家等。通过不断立法调整相关政策，不但减少了正常人“被精神病”的可能，还促成了精神病患的权益保障的不断提高。
（来源：深圳商报 作者： 吴 江http://finance.jrj.com.cn/opinion/2012/10/25100814568652.shtml）
医学界如何对待精神病人及其权利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精神病人一直处于非人道的待遇之中，人们讥笑、嘲弄、打骂、凌辱病人，根本不把精神病人当人看待，精神病人作为病人无任何权利可言。直到18世纪，法国医生比奈尔（P.Pinel）首先倡导以人道主义对待精神病人，提出：“精神病人绝不是罪人，绝不应惩罚他们，而必须给予人道待遇。”他把长期关押的病人从牢房里放出来，和他们一起生活、游戏，并在巴黎建立了第一个精神病收容所，使精神病人的境况得到了改善。美国精神运动开创人之一彼尔斯因患忧郁症住进美国州立精神病院后，亲身经历和目睹了虐待与摧残精神病人的大量事实，出院后写了一本有名的书《心灵重获》，揭露了该院摧残病人的严酷事实。1977年在夏威夷召开的第6届世界精神病学大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对精神病人人道待遇的伦理原则的《夏威夷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Hawaii）,其宗旨就是尊重精神病人的权益，为医务工作者以及社会成员制定道德行为规范。这一宣言成为了全世界医务界对待精神病人的纲领性医德文献。
精神病人权利，首先是其尊严和人格被尊重的权利。医务人员把精神病人当人看，尊重他们的人格是最为重要的、放在第一位的道德要求。正如乔那吉医生早在1778年指出的“把精神错乱的人作为一个人来尊重，是我们最高的道德责任和医疗义务”。只有在突出强调尊重和维护病人人格的前提下才能真正保证精神病人的医疗权。尤其是精神病发病诱因大都是精神因素引起，所以更需要精神安慰、精神治疗，更需要把病人当作人加以尊重。
精神病人享有的医疗权与一般病人是等同的，是无条件的。每个病人理应得到医务人员尽可能好的治疗和更为人道的服务。病人与医生的治疗关系也应建立在彼此同意、相互信任、开诚布公、彼此合作负责的基础上。精神病人有权获知识治疗信息的权利，医生不能因为是精神病人而忽视了病人的这一权利，医生应把病情性质、治疗措施、过程、危险性、可能的变化、不利之处及预后适时告知病人，使病人有机会作出选择。在医疗中，精神病人的自主知情同意权、保密隐私权等都是不容忽视的。
与精神病人权利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强迫治疗问题。由于精神病的特点，决定了医生在一些情况下必须采取强制性治疗的方法。这说明了，相比较一般病人，精神病人的权利在某种情况下是被限制的。较严重的精神病人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对自己的言行缺乏自知和自制力，不能判断自己行为所产生的善恶后果。因此，为避免病人自伤或对旁人构成威胁，医务人员可以采取强迫治疗和行为控制措施约束病人。但这仅仅是对病人权利有时间的、阶段性的限制，而不是取消病人自主和知情同意的权利。当然，强迫性治疗措施是被严格限制在病情需要、病情严重、对他人可能造成危害的情况下。《夏威夷宣言》规定了：“不能对病人进行违反其本人意愿的治疗，除非病人因病重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或对旁人构成严重威胁。在此情况下，可以也应该施行强迫治疗，但必须考虑病人的切身利益，且在一段适当的时间后，再取得其同意；只要可能，就应取得病人或家属的同意。”在使用强迫治疗时，医生切忌把其中的治疗方法如电休克等作为恐吓、威胁和惩处病人的手段，保证维护精神病人人格、尊严的权利。
另外，作为法律上的权利，精神病人在发病期间不享受法律规定的公民的某些权利，是因为患者发生精神障碍，不能对政治、生活的一些问题作出有意识、有目的的判断的特殊情况而作出的规定。这并不影响病人享有的与其他社会成员同等的社会福利和人道保护以及生命和健康的权利。在法律上，精神病人在患病期间如无责任能力而伤害他人，可以免刑事责任。这也是精神病人权利的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