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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18年7月22日消息】本网获悉，山东昌邑市访民徐双喜因公司财物被他人侵占，当地警方始终不予立案而进京上访，随后几天与家人和朋友失去联系。

据知情访民消息，徐双喜，原是山东昌邑市昌祥瑞工贸有限公司法人，其业务经理范立彬利用职务之便伙同他人侵占公司数百万元，受害人报案后，昌邑市公安局民警进行调查，证据确凿属实，但报案几年昌邑公安局却始终不予立案。

徐双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2016年将问题反映到昌邑市检察院，昌邑市检察院请示潍坊市检察院后，向昌邑市公安局下达了立案通知书。同时徐双喜上山东省公安厅信访局上访成功，省公安厅也来了回执要求立案，查清事实。可截止到目前，徐双喜的问题还是不了了之。

今年7月初，徐双喜给朋友通电话说，近期要去北京去举报，随后几天电话微信都联系不上，朋友非常担心他的安危。因为他前几次刚到北京上访就被当地维稳人员抓回，并被多人监控在家不许外出，朋友猜测他这次也是凶多吉少。

据悉，2009年12月，吴英琦和孙明超将自己持有的昌祥瑞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徐双喜，当时注册资本为30万元。徐双喜以昌祥瑞贸易有限公司经营浆纱，销售纺织原料、布匹等业务。

2013年2月27日，昌祥瑞公司在昌邑市工商局变更登记，公司法人由徐双喜变更为其妻姜东艳，公司注册资本由30万元变更为100万元。

2014年11月27日，昌祥瑞公司进行名称变更登记，由昌邑市昌祥瑞贸易有限公司变更为昌邑市昌祥瑞工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200万元，公司的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聘请了专职的会计和保管人员，公司一切手续合规合法，所有业务均有账目记载。

2013年春节后公司聘请范立彬开始担任业务经理，负责联系业务，管理车间生产、货物调运等，当时昌祥瑞公司给范立彬的年薪是7万元（已结清）。高永胜为昌祥瑞公司会计，郭红是昌祥瑞公司的客户。

2015年春节期间，范立彬趁春节放假之际，伙同其姐夫姜卫国等4人，将昌祥瑞公司的监控线全部剪断，并把公司的全部账本、电脑、U盘（账目2000余万、信息等）、砂皮（近500余卷）、工具、铲车、传送机、保险柜等物资设备洗劫一空。

范立彬盗窃的设备和生产物资总价值为100余万元，在讨要无果的情况下，2015年4月20日，昌祥瑞公司法人姜东艳到昌邑市公安局报案。

报案后，昌邑市公安局经侦队办案人员魏松涛等人于4月22日来昌祥瑞公司调查案情，5月12日询问并做了笔录，范立彬、高永胜、郭红等人均承认通过造假账，侵占昌祥瑞公司货款45万元。

后经调查还得知，郭红于2014年至2015年2月份在昌祥瑞公司加工磨毛布1355万米（公安局查出来的实际米数），而范立彬与会计高永胜伪造账目实际少记420万米，仅加工费按每米0.09元计算，他们侵占昌祥瑞公司公款37万余元。以上事实，有郭红、范立彬、会计高永胜等人的供述，并有伪造的账目、人证、录音，及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为证。

2014年11月17日，昌祥瑞公司司机从客户孙仁海公司拉了两车布匹，共计76620元，是加工后发给孙仁海的客户刘鲁西的。但这些布匹加工后，范立彬却将孙仁海的名字改为陈绍林，伙同陈绍林将这些布匹卖给郭红，范立彬将该货款据为已有。以上事实有公司司机拉货的单子，会计高永胜书写的发货单，孙仁海出具的证明和昌邑市华宝印染公司的保管账为证。但办案民警姜福森上昌邑市华宝印染公司伪造了一份假证据，上边写到，账本丢失，华宝公司没有见到昌祥瑞公司的布匹，并盖有华宝印染公司的章，将此证据擅自改为假证据，以此为借口不予立案。

2015年，客户孙付伟欠公司磨毛费6.5万元，范立彬擅自与孙付伟结算将此欠款转到范立彬和其姐夫陈绍林的银行账户上，将上述款项据为己有。

范立彬在昌邑公安局经侦队的询问中承认伙同会计高永胜更改了付给9位客户的应付款项，并从中实施了大量的货款侵占的犯罪行为，涉及的9位客户经侦队均已做了调查。

而公司自2012年至2015年2月的全部账薄都被范立彬、会计高永胜隐匿、毁坏，并更改伪造。公安局办案民警魏松涛组织徐双喜、姜东艳、姜述平、还有协警一名与范立彬在公安局经侦队对质，民警姜洪远在现场录音录相。对质时范立彬嚣张的大声喊，账薄全部被他烧毁了，你们能把我怎样？这句话在公安局14楼上说了六七遍，事实证明范立彬等人有故意损毁账本的行为，但公安局并未对此采取行动。

2015年11月13日，昌邑公安局的《不予立案通知书》称：姜东艳提出的“范立彬侵占公司布匹磨毛款”不符合立案条件无侵占事实，不予立案。姜东艳对不予立案决定不服，提出刑事复议申请。2015年11月24日，昌邑公安局称因案情重大、复杂，决定延长刑事复议期限。

2016年1月，姜东艳再次提出刑事复议。2016年8月16日，昌邑公安局给徐双喜下发《不予立案通知书》称：范立彬行为不构成犯罪，决定不予立案。均以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没有犯罪事实等均不构成犯罪而不予立案。徐双喜两次提出刑事复议。

2016年1月12日，昌邑公安局再次给徐双喜下发《不予立案通知书》称：徐双喜提出的范立彬职务侵占一案，我局经审查认为，范立彬行为不构成犯罪，决定不予立案。徐双喜再次提出申请复议。

2016年8月23日依法受理。经审查，因案情重大、复杂，决定延长形式复议期限。

2017年1月18日，昌邑公安局下发通知书，称因案情重大、复杂，决定延长刑事复议。

2017年2月8日，昌邑公安局给徐双喜的《昌邑市公安局刑事复议决定书》称：经审查，认为原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准确，程序合法，决定维持原决定。

控告人不服三次提出复议，而公安局先后三次均以案情重大、复杂而延长了刑事复议，由此可见昌邑市公安局的决定前后矛盾和引发不当，真是令人费解。

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徐双喜在第一次提出复议后，昌邑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经办人姜福森等人电话传徐双喜天天到经侦队去，谈问题长达8个多月。徐双喜说：“姜福森做我的工作让我说假话作伪证，我不从，姜福森竟然骂我打我并威胁我，目的就是让我放弃控告，实际上我被他们变相的非法拘禁了8个多月，当时亦有其他干警在场。”当时徐双喜实在受不了，在昌邑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的14楼上头昏脑胀，欲跳楼轻生，办案民警姜福森竟说：“你跳吧，你快点跳楼，省了我们的事了。”且不止说了一遍。

徐双喜无奈地说：“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昌邑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办案人员为范立彬通风报信，为其销毁有关证据。他们还找了大量的假证据给范立彬作伪证，使范立彬长期逍遥法外，气焰嚣张，这究竟是谁在充当他的保护伞？范立彬伙同会计高永胜、情妇郭红等人大肆侵占和盗窃昌祥瑞公司的巨额款项和设备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昌邑公安局也早已做了笔录，既然公安局都称案情重大、复杂，为什么一直到现在都拖着不予立案，这其中又有什么隐情？在法治社会的今天，公安部门应依法为老百姓办事，在此我请求昌邑公安局能根据事实秉公处理此案，以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而我本人也会坚持依法维权到底，誓要讨为自己和家人讨一个公道。”

徐双喜电话：18058853495

采访对象：张军
时间：2018年7月8日
地点：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奎星路

张军，男，汉族，1965年6月13日出生。原农行金乡县支行信贷科长，现无业。电话15092673760，13953749099。

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原农行信贷二部科长张军，中共党员，因举报本单位领导参与非法集资案件，及上访、联系记者反映情况，被维稳人员6次强制关押到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其中2次是《精神卫生法》实施后）强迫治疗。在“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维稳办教唆医院对没有任何精神病症状的张军实施了捆绑、强行灌药和强行打针等迫害，这违反了《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在《精神卫生法》实施后，即使有精神病也不能强制住院的规定。在住院期间，医院还禁止张军书写信控告，违反了《精神卫生法》“第四十六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限制患者的通讯和会见探访者等权利。”，并且医院还禁止张军阅读宗教书籍、背诵宗教经文，严重的侵犯了张军的宗教信仰自由。2018年7月8日，本网志愿者来到了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实地采访了张军自述被精神病的情况。

志愿者：张军先生你好！据悉，你因为举报济宁市金乡县农行领导参与非法集资，以及多次上访投诉，被济宁市金乡县维稳人员6次强制关押到精神病院强迫治疗。请问，确有其事吗？

张军：是的。我因为举报和上访，被济宁市维稳人员6次强制关进精神病院，强迫治疗。

志愿者：请问，你第一次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是什么时间，为什么事情，被什么人强制送去的呢？

张军：我第一次被强制住院是2005年8月1日到8月3日，住院2天，由农行金乡县支行领导杜建岭和司机王海山背着张军的家属，把张军强制送到“济宁市精神病防治医院”强迫治疗的。送医监护人是由农行领导杜建岭签名负者的。

事情的起因是，我举报我们金乡县农行领导王元宏违反组织纪律，瞒报存款损失带病提拔副行长，王元宏曾任金乡县农行资金组织科科长，他不仅没有因为该案受到处分，反而在案发后提拔为副行长。还有，在他任职期间，农行金乡县支行合金钢厂储蓄所主任李东峰（在逃）非法集资发生假存单损失资金2000万元和程传东假存单案300万元，被全部假存单资金非法调整为贷款科目，属于是造假帐将营业外损失调整为营业内损失，王元宏不但没有按程序向农总行申报损失，反而造假谋求升职；王元宏任职期间，为假存单关联企业济宁市煤炭工业供销公司贷款300万元办理虚假以资抵债；他任职期间，金乡县农行非法集资案2000万元所涉贷款没有收回等问题。

志愿者：你被强制关到精神病院强迫治疗期间，都有那些遭遇？

张军：我被强行收治到这家“戒备森严”的精神病院后，极力向医生解释自己没有精神病，但医生对此充耳不闻，他们反而认为我已失去理智，根本不配合治疗。像对待“犯罪”的人一样，把我的手脚全部捆绑到病床上，腰间再系一根绳子，这样的捆绑持续了24个小时。住院后，医生、护士强行撬开我的嘴给我“喂”药，同时还多次给我静脉注射一些不知名的药水。我稍有解释或不配合就会挨被暴力相向，毫无人格尊严可言。因为病房“与世隔绝”，次日松绑后的活动范围仅限病房、楼道，里面都是穿着病号服的精神病人，这些真正的精神病人行为怪诞、不可预测，让一个正常人与他们呆在一起感觉十分恐怖。在这里，除了神情麻木的医生、护士，就是冷言恶语的看守，没人可以沟通，也不准和外界联系，这导致我产生了抑郁情绪。

志愿者：你是如何被释放出来的呢？

张军：是我的家人强烈要求单位释放我的情况下，农行领导才让医院释放我的。

志愿者：那你第二次被送进精神病院强制住院是在什么时候，为什么事情，被什么人送进去的，住院期间都经历了哪些事情，最后又是怎么获释的？

张军：我第二次强制住院是2010年5月7日至2010年6月30日，住院54天，农行出资、派面包车及司机，由金乡镇第一派出所2名警察押解我，金乡县国保大队长李玉新送去的。主要是因为我再次举报，以及到多个上级部门去信访投诉，金乡县农行和国保警察就认为我影响了他们维稳工作，所以就联手把我再次押解到了“济宁市精神病防治医院”强迫治疗。这次强迫治疗把我关押近两个月时间，我在里面备受煎熬，多次被全身捆绑“喂”药，把我的全身肌肉都捆麻木了。我被灌药后，就会出现头晕欲睡的症状，整天精神萎靡不振，药物里可能含有镇静剂，药物的毒副作用造成我身体严重不适、口干舌燥、全身乏力。并且，此次关押，警方没有告知我什么时候才能获释，在我被关押快两个月的时候出现了绝望情绪，最后医生向警方和农行报告了这一情况，警方和农行才通知医院让家人把我接回家的。

志愿者：第三次强制住院是在什么时候，为什么事情，被什么人送进去的，住院期间都经历了哪些事情，最后又是怎么获释的？

张军：第三次是2011年3月8日至2011年5月9日，住院62天，农行出资、派面包车及司机，由金乡县公安局治安大队长和金乡镇第一派出所2名警察押解张军，唆使我的父亲张衍成签字办理的。这次也是因为我上访、举报，被维稳警方以破坏当地大局稳定为由，唆使我老父亲张衍成签字后强制送去的。这次住院也是被医院捆绑“喂”药、打针。最后，是因为关押的时间太长，我的身心出现了问题，警方才同意释放我的。

志愿者：那第四次呢？

张军：第四次是2012年4月10日至2012年10月26日，住院196天，农行出资、派面包车及司机，由金乡镇第一派出所指导员李广西和警察辛春强及两名特警押解张军住院，县公安局副局长解目法陪同。其前，2012年3月22日，农行出资、派面包车及司机，由金乡镇第一派出所指导员李广西和警察辛春强及两名特警押解张军，以旅游名义看病，到南京东南大学医院和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问看病，得到医生答复：张军先前在济宁医院被诊断的“双相情感障碍”，无需住院治疗，因此此次警方试图强制我住院目的末达到。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在济宁被警方送去强制住院是错误的。并且，济宁医院的诊断也未必科学，还有被维稳部门授意医院伪造之嫌。我这一次又被强制关押在精神病院近7个月，期间也如同前几次一次，饱受折磨，时常被捆绑“喂”药、打针，时常被医务人员呵斥、威胁，人格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志愿者：第五次被关精神病院是什么情况？

张军：第五次2013年4月28日至2013年7月25日，住院88天。由金乡镇第一派出所指导员李广西和2名警察押解我去住院。理由是，张军借金乡县“韩寒”公务员新闻事件进行炒作，影响社会稳定。被强制治疗期间，我再被时常捆绑“喂”药、打针。

志愿者：第六次被关精神病院是什么时间，什么情况？

张军：第六次是2014年1月8日至2014年8月15日，住院219天。由金乡镇第一派出所指导员李广西带领2名警察用一辆轿车押解张军，县公安局副局长解目法和国保大队1名警察带领张军的父母和妻子坐另一辆轿车，同时到达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由医生和护工捆绑住院、强行灌药、打针。出院后，公安局怕我联系记者和上访，扣押了张军的身份证，在2005年我去补办身份，但却历经半年时间也不能领到证件，而这导致我不能外出上访、举报、办事、求职等。警察对我的监控超越了法律规定的范围，监控我的电子邮件和电话。我父母和妻子都胆小怕事不懂法律，害怕警察找上门，我的家人在被恐吓下，配合官方，禁止与记者和律师朋友联系，禁止上网。

因此，获释后，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作出赔偿决定、复议决定时国家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尚未公布的，以已经公布的最近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为准”。最高人民检察院2016年5月16日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242.3元。以第一次强制住院是2005年8月1日到起诉日计算天数，精神病强制医疗共计3950天，张军要向法院起诉，要求金乡县公安局及农行，给予张军人身自由赔偿金242.3元×3950天=957085元，约96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万元，但最终因政法系统的干预，没有获得法院支持。

志愿者：据了解，在我国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收治，可能涉及到强制医疗、限制人身自由、名誉降低、经济受损等各类问题，这些都和人的基本权利——自由和尊严、私人财产密切相关。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维稳部门可能把一个精神正常者强行送入精神病院稳控，以达到减少维稳压力的目的，而精神病院可能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而随意诊断收治，这就加大了正常人被强制收治的风险。你认为，你被送进精神病院诊治存在这种情况吗？

张军：是的，我就是这种情况。我就是因为坚持举报和上访，我们当地的维稳部门就为了简单维稳，多次把我强行押送到精神病院强制“诊治”的。相关法律规定，非经法定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目前我国并无法律授权，警方、企事业单位、精神病医院等部门，有将精神病人或者疑似精神病人强行收入院治疗的权力。因此，金乡县警方、农行、精神病医院等部门，擅自派人将我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强制诊治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我的身体权和自由权，给我身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并且，上述部门还涉嫌违法犯罪，我国《精神卫生法》规定，违背他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体格检查，以及故意将非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的，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精神卫生法》在“法律责任”一章申明，医疗机构以精神健康状况以外的原因为依据将就诊者诊断为精神障碍患者，以及因故意或者疏忽将非精神障碍患者诊断为精神障碍患者的，相关责任人将受到暂停执业活动、开除、吊销执业证书等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出具虚假精神病鉴定报告的，将受到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因在鉴定精神病过程中故意犯罪或者职务过失犯罪受到刑事处罚以及被司法行政部门撤销登记的司法鉴定人，将终身不得从事司法鉴定工作。

志愿者：你近期还有没有被维稳部门找麻烦？

张军：有啊！近期因为我告知一家媒体我被精神病的情况，我们金乡县的警察就再次找到了我，他们威胁警告我，叫我不要“乱说话”，否则还会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关押诊治。

志愿者：哦！那你要注意安全。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采访就到此为止吧！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张军：也感谢媒体对我关注！

采访视频：https://youtu.be/hQXAKEi-3u8

【民生观察2018年7月17日消息】本网获悉，昨天上午，山东省聊城市万余名小升初阶段的学生和家长，拉着多条大型横幅，走上街头游行抗议，批评政府和教育局出台的教育政策严重不公。

有在场人士赵伟（音）先生透露，近年来教育部对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做了更加严格的规定,在聊城市沿袭多年的“小升初”考试被全面叫停,改为“随机派位”的招生方式。然而,聊城市教育局出台的“小升初”新政几度变异,最终,7月11日聊城几所民办中学将新政中的“面谈”变成了长达100分钟的书面考试,由此宣告聊城的“小升初”并未走出选拔性考试这一违法教育部规定的违规操作，并且即便是“随机派位”的招生方式也变异成“赌博抽奖模式”，导致山东聊城市的教育制度出现严重不公现象。昨天上午，聊城市的万余名小升初阶段的学生和家长，拉着多条大型横幅，走上街头游行抗议，批评政府和教育局出台的教育政策严重不公。
游行过程中，众多家长和学生相约汇集于各个街道，然后拉起多条长形横幅，沿街呼喊口号“我们要上学！”，直至抵达市政府和教育局门前集体抗议。

家长们反映，近年,聊城市教育局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市义务教育学生入学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文件中指出,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和民办学校一律实行免试入学,任何学校不得采取考试方式选拔学生,不能搞任何形式的选拔考试。如果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通过随机派位的方式录取学生,一旦被录取,则按照物价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交费入学;没有升入民办初中的,必须回户籍所在地片区初中入学。严格实行平行分班,严禁举办各种类型的“实验班”、“提高班”、“创新班”、“英语班”等。

但是，“随机派位”在实际执行中被演绎为了“摇号”,而这被一些家长戏谑地称之为“抽奖”，学生的前途命运居然要依靠这种博彩抽奖的方式决定，许多家长对此不满。《意见》出台后后,聊城市许多家长对新政提出抗议,认为“随机派位就等于拿孩子的命运来摇号,俨然把升学变成了赌博”,并将这一政策定性为“教育上的倒退”。

数日后,《聊城市城区民办学校“小升初”招生办法》出台。根据这一办法,民办中学招生方式为:根据民办学校的招生计划,由学校以面谈的方式确定录取计划的50%;剩余的计划,在未被录取的所有报名学生中,以随机派位的方式确定。在之后的几天里,这一招生办法也发生微妙的变化——不是先面谈,再“摇号”,而是先“摇号”,然后所有报名考生同时参加“面谈”。此后,聊城教育局的官方网站便公布了文轩中学的摇号录取名单。

文轩中学和东昌中学规定,随机派位录取的学生,也参与7月11日的面谈测试,面试成绩作为分班的依据。7月11日上午,家长和学生证实,所谓的“面谈”长达100分钟——其实就是书面考试,而且语文数学英语一门不少。至此,聊城小升初新政貌似落实,实则异化为变相的考试入学——考试并未被取消,分班依然在继续。

和其他城市一样,“划片招生、就近入学”在聊城喊了很多年。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无论是民办初中还是公办初中,历年来都会举办各种形式的“考试”,只不过,几所市属民办中学的考试像“掐尖”一样,将成绩优异的学生揽进怀抱,将达不到分数线的学生拒之门外,而公办初中的考试则是被迫实行,而且对于片内的学生,即使成绩很差,也要照单全收。民办学校挤破头、公办学校难招生。并且，文轩中学和东昌这种持续多年的“掐尖”与“保底”渐渐形成了恶性循环——通过考试招来优质生源,势必在三年后的中考中取得较好的成绩,进而使得学生家长更加青睐,想方设法花费高昂学费甚至行贿托关系也要进文轩、东昌。如此一来,公办中学在家长眼中渐渐地不值一提。

部分家长指出,这一问题的形成由来已久。众所周知,聊城一中、聊城三中是聊城的两所名校,这两所学校历年来的高考升学率最高,尤其是一中,经常会培养出全市的高考状元。中学,则分别是基于聊城一中和聊城三中的有形无形资产逐渐发展壮大的。这就是所谓的“名校办民校”,也是后来出现种种问题的始作俑者。

资料显示,1995年前后,按照山东省教育厅的文件要求,聊城一中作为省重点中学,不得再招收初中生。1996年,一中在校外成立了一所初级中学。为了纪念聊城一中的艰辛历程,这所初级中学沿用一中曾经的名字“文和轩”,取名“文轩中学”。为了彰显“民办”,这所学校当时的法人代表是一中已经退休的一位教师,而第一届校长则是一中的在职中层领导。当年,文轩中学的人事、财务都是不独立的。文轩成立第一年,一中初中部的教师几乎全部进文轩任教。校长、教师的工资都是聊城一中发放。从第二年开始,才陆续招聘教师。三年之后,东昌完全中学创建,开始与文轩中学分庭抗礼。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文轩中学和东昌中学早已完成了自己原始积累并成功转型,业内也少有人再提及当年两所学校姓公还是姓私这一敏感话题。

一些家长反映，本来小升初，就跟四年级升五年级一样的，在绝大多数国家是没有台阶的，因为它是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国家举办的、免费的、就近的、非淘汰的。造成乱象，完全是因为政府不依法行政，不依法办学。如果政府积极地依法行政、依法办学，这种现象很容易消除。

比如上海，它的小升初就比较平静，原因在于两个基本制度：一、重点学校制度。上海没有一所重点高中有初中部。1999年，国务院关于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高中和初中脱离，初中不允许有重点学校，这是为了保障初中阶段的平等性。在这一点上，上海做到了，山东没有做到。上海的择校竞争主要针对民办学校。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办"。公办教育是政府举办的，不能办成三六九等的等级制，家长的选择需求通过民办学校满足，这是全世界的通例；二、上海规定公办教育不许择校，每一个名额都在网上公布，没有多余的名额。如果公办学校能够收钱，教育的公信力和品质就败坏掉了，变成了过硬的社会关系的竞争，权和钱公然进入教育领域。小升初乱象的制度性的原因就是这两个制度。重点初中的存在，是最根本的原因，它为了自身的利益，从小学开始选拔，把小学教育的生态给破坏掉了，把小学变成了高度竞争的教育。

山东聊城市的教育问题，重要的不是改革招生制度，考试还是不考试，最重要的是缩小学校的差距，学校的差距缩小了，就没有择校的需求了。这在很多地方都试验成功了。聊城的问题恰恰就在这儿，基本没有在缩小差距上做文章，反而持续不断地扩大学校差距。由于“豪门”学校的存在，把整个义务教育的秩序搅乱了。目前，聊城市还在做锦上添花的事情，因为这些重点学校是政府的窗口，有很多政府工作人员的子女在那里读书。现在的改革，政策的制定者，远离市井，高居庙堂，想当然地制定规则。而且他们的孩子根本不用担心进不了重点学校，所以即使现行规则出了问题，他们也懒得去改，因为根本不会危及到他们的利益，所以无论家长们怎样到政府及教育部门去反映，官方都推来推去不给出确定的解决方案，

2018年7月16日，投诉无门的众多家长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冒着炎炎烈日相约汇集到聊城市的各个街道，随后拉起多条长形横幅，沿街呼喊口号“我们要上学！”，直至抵达市政府和教育局门前齐声抗议。

【民生观察2018年7月1日消息】本网获悉，6月29日上午，刘建军律师在济南郭洪波的陪同下前往济南看守所，第二次会见被以“侮辱罪”逮捕的山东维权人士于新永。

据悉，今年5月16日，山东济南、青岛等地十余位维权人士先后遭到警方传唤，其中济南资深维权人士于新永在被警方传唤后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并抄家。在被非法羁押一个多月后，于新永于6月22日被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变更罪名，以涉嫌“侮辱罪”执行逮捕。

今年5月31日，刘建军律师曾在济南维权人士申贵军、王传辉的陪同下，前往济南看守所会见了于新永。6月29日上午，刘建军律师又在济南郭洪波的陪同下，第二次前往济南看守所会见了于新永。

据于新永介绍，侮辱罪应该与他2014、2015年在博客发表的三篇抨击时政的文章有关，题目他隐约记得为《公民与访民》、《看了习近平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论官员的道德》。他在其中一篇文章中以汉宣帝与辅政大臣霍光影射习与江的关系，抨击的色彩很浓。他依稀记得当时在博客中发表这三篇文章后，阅读量仅47人。

于新永表示，侦查人员的讯问，多是围绕此三篇文章。他认为上述三篇文章没多少人阅读，也没有造成任何社会危害，且为当时网络环境所允许，谈不上违法犯罪。

于新永认为，济南当局显然是在各种力量推动下为对他实施打击报复而罗织罪状，因为他曾做过很多给政府官员们“添乱”的事，比如：他曾起诉过山东发改委、大众日报社、济南市建委、山东省监狱管理局等，也曾代访民们写过向中央巡视组控告济南市公安局的文字材料。于新永最后说，他应该感谢济南历下区检察院将他的罪名由重变轻。

对此，刘建军律师透露，济南市维权公民李红卫曾与于新永同日被刑拘，李红卫在被羁押36天后获释，李红卫说济南当局之目标是必欲在她和于新永之间择其一进行打击，以达杀鸡骇猴之目的，如今于新永被逮捕了，所以她就暂时没事了。李红卫此说，且视为一家之言。

而于新永的前律师舒向新则介绍说，烟台有一例因网上言论被以侮辱罪判刑两年的案子。淄博资深维权公民翟云国在于新永被刑拘之初就判断他此次凶多吉少。

刘建军律师还表示，于新永目前在看守所身体状态良好，没有遭受虐待，并期盼早获自由。他同时劝老于要做两手准备，既要努力争取自由，也要准备为正义坐牢。

最后，刘律师告诉于新永现在外面很多朋友在关注他，国外一些关注中国民主宪政和人权事业的媒体也在关注他，于新永很感动，说到北京的李英之时，老于几乎掉泪。

作为辩护人，刘建军律师将于近日为于新永代书取保候审申请并呈交济南公安部门。

【简介】

于新永，籍贯山东淄博，1963年生，1982年入山西财经大学，1986年入职山东省冶金工业厅，后辞职下海。

于新永曾于2014年10月联系山东许多维权人士，拟发起成立“山东维权联盟”，由此被山东警方视为重点维稳对象。今年3月3日，于新永与十余位维权人士前往山东聊城朋友家聚餐，被警方深夜抓回济南连夜传唤，之后于新永又被街道办事处人员劫持到桃源酒店非法拘禁，期间每日三餐送饭，不允许外出，不允许晒太阳，直至3月22日才被释放回家。关押期间，于新永曾强烈要求出席3月6日济南市历下区法院的开庭事宜，却被燕山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拒绝，导致历下区法院裁定于新永撤诉，从而给他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获释后，于新永曾要求拘禁他的行政机关出具法律文书，但遭到拒绝。不得已，他只好向其上级政府“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递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要求区人民政府责令燕山街道办出具关押他的书面文书以及要求燕山街道办赔偿他的经济损失3万元。

今年3月至4月期间，于新永又多次向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要求回复他递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并要求燕山街道办赔偿他经济损失3万元，5月16日于新永就被辖区警方传唤，并于当天以涉嫌“寻衅滋事罪”为由将他刑拘抄家。6月22日，于新永被济南市检察院变更罪名以涉嫌“侮辱罪”执行逮捕。

【民生观察2018年6月23日消息】本网获悉，山东济南维权人士于新永，于6月22日被济南公安局历下分局以涉嫌“侮辱罪”执行逮捕，现羁押在济南市看守所。

据悉，今年5月16日，山东济南、青岛等地十余位维权人士先后遭到警方传唤，其中济南资深维权人士于新永在被警方传唤后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并抄家。在被非法羁押一个多月后，昨天，于新永被济南公安局历下分局变更罪名，以涉嫌“侮辱罪”执行逮捕。

据山东维权人士李女士透露，五月中旬，包括她在内山东有十余名维权人士遭到警方传唤，其审讯内容主要是5年前他们纪念6.4学运的事，警方称，有人举报他们在5年前非法聚会纪念6.4学运并拍摄视频上传网络，此举涉嫌“寻衅滋事”。经过一天的审讯后，十余维权人士被警告：近期山东维稳任务很重，这段时间不许上访及聚会，不许到青岛、北京等地去上访或旅游，更不许在网络上散布传播政府的负面消息。警告完毕，十余维权人士被释放，但是维权积极分子于新永却被刑事拘留。

对此，山东维权人士赵未分析，山东警方于5月16日前后传唤十余名维权人士，并刑拘维权积极分子于新永，指控他们5年前非法纪念6.4学运，这显然是在找借口打压维权人士。

在于新永被刑拘期间，刘建军律师曾于5月31日，在济南维权人士申贵军、王传辉的陪同下，前往济南看守所会见了于新永。据于新永讲述，在他被羁押之初，济南千佛山派出所一付姓副所长曾讯问他过他几次，内容多为几年前参与的纪念八九六四学运、新公民运动、为访民维权等一些旧事，之后他就被转到看守所羁押，此后他就再也没有被讯问了。

于新永表示，这些年来自己第一、没有里通国外；第二、没有在网上发表敏感文章和信息；第三、没有组织化行为；第四没有违背公安局对他提出的要求，因此不应遭受不合理打压。

而根据刘建军律师当时猜测，可能是因为青岛上合峰会即将在青岛召开，山东当局为了维稳需要才将于新永刑拘关押，峰会结束后于新永应该会被释放，不料6月22日于新永竟被变更罪名执行逮捕，这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据了解，新永现年55岁，山东济南人，1980年入山西财经大学，1984始在山东省冶金工业总公司工作，后辞职下海。他曾于2014年10月联系山东许多维权人士，拟发起成立“山东维权联盟”，由此被山东警方视为重点维稳对象。

今年3月3日，于新永与十余位维权人士前往山东聊城朋友家聚餐，被警方深夜抓回济南连夜传唤，之后于新永又被街道办事处人员劫持到桃源酒店非法拘禁，期间每日三餐送饭，不允许外出，不允许晒太阳，直至3月22日才被释放回家。关押期间，于新永曾强烈要求出席3月6日济南市历下区法院的开庭事宜，却被燕山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拒绝，导致历下区法院裁定于新永撤诉，从而给他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获释后，于新永曾要求拘禁他的行政机关出具法律文书，但遭到拒绝。不得已，他只好向其上级政府“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递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要求区人民政府责令燕山街道办出具关押他的书面文书以及要求燕山街道办赔偿他的经济损失3万元。

今年3月至4月期间，于新永又多次向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要求回复他递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并要求燕山街道办赔偿他经济损失3万元，5月16日于新永就被辖区警方传唤，并于当天以涉嫌“寻衅滋事”为由将他刑拘抄家。昨天，于新永又被以涉嫌“侮辱罪”执行逮捕。

相关报道：刘建军律师会见被刑拘的于新永
http://msguancha.com/a/lanmu4/2018/0601/17544.html

【民生观察2018年5月28日消息】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农业银行支行原部门经理张军，因发现所在银行支行行长领导涉嫌违规集资和放贷，便开始向上级部门反映问题，结果招致相关领导的打击报复。领导先是在银行内部散播他精神有问题，而后对他降职处理，先由部门经理降至保卫科副科长，没过多久又调到传达室担任门卫。

张军被降职后开始实名举报时任支行行长涉及非法集资、收受贿赂、违规放贷款等问题，但不久后他就被支行领导及维稳警察强制送进了精神病院关押，迄今为止他已经被先后7次强关精神病院。据张军介绍，从2005年开始他就被银行领导和维稳警察强送精神病院维稳，前后关了7次，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他信访举报作废，因为精神病人的上访举报会被视为无效投诉。

2005年第一次离开精神病院后，张军被农行革职除名，丢了饭碗。为了维持生计，他只能到处打零工，同时他为了讨回公道开始逐级上访。在他上访的同时他又接触到了开封市犹太人后裔的权益问题，并在网上撰文希望中国政府承认犹太人族群的身份，不要把他们的身份证都改为汉族，保障他们的犹太宗教信仰自由、结社自由、宗教活动自由等权益。

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张军帮助开封市犹太部落后裔郭研和李随生等人的两个社团，前往上海参加以色列国家馆日的开馆活动，后遭国保警察抓捕、审讯。审讯期间国保反复对他说，中共政府对中国境内的犹太族裔有三不政策“不承认犹太人，不承认犹太族，不承认犹太宗教”，要求张军不要过问犹太族裔的问题，但是张军表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合法的，不会放弃帮国内犹太族裔维权。张军介绍说：“我关注开封犹太人的权益问题，维稳警方认为我是在给政府找麻烦，就开始找借口非法稳控我。为了这事，警方曾试图将我送进劳教所劳教，但终因没有具体事实和行动而未能获批。劳教不成，警方就开始采用拘留和关精神病院的方式整治我，他们先后三次关我进精神病院，三次关我到拘留所。”

此后，张军就被山东济宁国保警方列为重点维稳对象，每到全国两会及省市重要会议期间，他都会被地方政府和国保警察非法稳控，这些稳控措施包括非法软禁、被迫旅游、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关押等。他最近一次被关进精神病院稳控是在2017年年中，维稳人员一直将他关到17年年末才释放他出来。

张军说自己学习研究过《精神卫生法》，该法明确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自己先后7次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整治，第1次是企业强制送进去的,其余6次是被国保警察押送进去的（农行出资），是由国保大队逼迫家属签字送去的，这显然违反了《精神卫生法》规定的自愿原则，这完全是违法行为。

不仅如此，维稳警方还通过向他的家人施压的方式，非法限制他的人身自由。自2017年底被接出精神病院后，辖区国保警方就向他的家人施压，要求他的家人配合警方对张军维稳，禁止他上网写文章、上网举报，禁止他出门上访。

时至今日，张军仍被软禁在家中不能自由出行。张军介绍说，由于自己的家人很多都是政府公务员，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不得不按照警方的要求，配合警方稳控自己，严禁他上网写文章、使用邮箱、上网信访举报，更不准他离开家门去信访部门上访维权。

张军：山东省金乡县原农业银行职工
身份证：370828196506133654
电话：15092673760

【民生观察2018年5月25日消息】本网获悉，山东青岛残疾访民杨乃九，因儿子孙晓被青岛高官赵宝玲毒打致残，并霸去其家产，案件沉冤31年，上诉至青岛南区法院，至今不予立案审理。

据今年78岁的杨乃九（曾用名：杨英环）讲述，她原是北京人，后嫁到山东青岛，她和丈夫孙玉海在文革均遭到迫害，导致她双下肢3级残疾。儿子孙晓出生于1962年7月，出生后9个月时便随祖父母生活，住青岛市南区湖南路33号4户。后孙晓祖父孙振先和祖母王素贞先后离世，时年25岁的孙晓，在1987年6月4日办完祖母丧事后，当天就遭到身为南区党委书记且是亲属关系的赵宝玲一家上门殴打，并威胁其搬离住处，恐吓骚扰持续4个月之久。

1987年10月4日凌晨5点左右，赵宝玲及其父母携斧破窗入室，将孙晓打得满头满脸是血，孙晓跑到附近泰安路派出所求救，却被片警李某挡在门口不让进，并喝斥孙晓：“到外边打去！”自此，被打成重伤的孙晓就莫名失踪了。

杨乃九说，自儿子孙晓失踪以后，赵宝玲每天对她进行威胁恐吓打骂，逼迫她签字让她搬离住处。为此她白天到处躲藏，晚上则出去寻找儿子下落。而丈夫孙玉海因深夜寻找儿子孙晓，又不幸坠入深沟里，落下一身疾病，后因无钱医治久拖成疾，几年后含恨离世。几年后，在家破人亡的情况下，她为了躲避赵宝玲只好进京，之后孙晓居住了24年的祖屋被赵宝玲强行霸占。

无奈她从1987年开始，向青岛南区法院起诉，告赵宝玲侵财、伤害孙晓一案，案件几经起伏，现如今法院裁定不予立案，一起长达31年的冤案，至今没有任何说法。

而仗着公婆是37年的长征干部、叔公是青岛市公安局长的赵宝玲还曾扬言：“青岛执法部门都是我家开的，抢个房算个屁，要你命就像捏死个臭虫，如果再让我在青岛撞见你们母子俩，叫你们死不见尸。”

8年后，也就是1995年5月的某一天，有人发现孙晓被刺数刀在青岛某医院养伤，遂马上电话通知她，她马上赶到青岛将儿子带回北京，可这时的孙晓已是皮包骨头，伤病一身，衣食无着，并患有肺结核、肝病和要命的癫痫，智力也受到严重影响，已经呆傻(经医生检测智商为43以下）。

为了给儿子孙晓讨回一个公道，她开始带着儿子在北京上访，期间多次遭到打压迫害。2014年12月10日的世界人权日，她带着儿子前往人权大厦门前，还未靠近，就被北京警察连拉带扯扔进警车里带走，后被送到北京久敬庄（黑监狱）关押，期间儿子旧病发作，看守人员还不准她出去给儿子买药。

杨乃九最后说，现在儿子孙晓的癫痫症状愈演愈烈，一晚上经常要抽搐5到6次，目前吃药也镇不住了，只好把几种廉价药轮流换来换去的吃。而最近3、4年儿子又新添了精神症状，经常失神、幻听、幻视、常常一个人自言自语，在发呆时神情一阵阵就变成一尊“腊像”了，很是可怕。她曾带儿子看过多家医院神经内科，医生诊断后都是叫吃药，说做手术的话费用极高(10年前北京天坛医院就要23万保证金)，她家治不起。

在此，她请求有关部门给予主持公道，期盼能早日解决问题，救救儿子孙晓。目前，她和儿子孙晓住在她母亲留下的房子里——北京市西城区北长街101号。

杨乃九电话：010-66050648，13241566566

【民生观察2018年5月22日消息】本网获悉，山东青岛城阳区上马街道王林庄村访民苟翠珍一家，于5月21日早上被上马镇维稳部门雇佣二十几人开车堵住大门，禁止其一家人自由出入。

据山东访民消息，因6月上旬青岛要召开上合峰会，山东各地大小部门开始进行疯狂维稳。5月21日早上，苟翠珍家附近开来两辆小车，随后来了大约有20多人包围了她家，其中一辆白色轿车直接堵在她家大门口，这些看守人员轮流换班，一天24小时蹲守骚扰，致使她一家人无法正常生活。

无奈之下，苟翠珍家人只好多次报警求助，可警察就是不出警，之后打电话给王林庄村委办公室，向村主任求助，可村主任却说：“这是城阳区上马镇维稳人员所作所为，我们也没办法。”

下午时分，有附近朋友听说了苟翠珍一家情况，遂开车前去探望她，不成想她家周围到处都有人“站岗”，大门直接被两辆车堵死，前门后门到处是蹲守人员看守，根本无法靠近。无奈，只得开车离开，但在临走时被看守人员察觉，后被一辆白色轿车紧跟着穷追不舍，一路上遭多次拦截，一直被追到苟翠珍家附近的虾池才作罢。

据知情人士透露，上马镇政府雇佣的都是临沂的黑社会人员，每人每天630元工资。这些看守人员还对苟翠珍一家人扬言：“你们要是敢出来，再去上访的话，就弄死你们相信不。” 据悉，苟翠珍一家是青岛城阳区上马街道村民，家中以养殖业为生。她因举报前村主任黄永波贪污腐败问题，从而招致黄永波打击报复，一家人多次遭到黄永波唆使人员暴力殴打，可警察至今对打人凶手未抓捕，为此苟翠珍多次进京上访。

2015年3月23日下午2点左右，她家三弟正在虾池干活，突然被黄永波唆使的周华雷、牟凯等五人打伤，并于当日住进医院治疗。其一家人因害怕遭二次报复，当即报警寻求法律保护，但就在当天夜里11点左右，三弟家中又遭到不明身份人员袭击，防盗网被损坏，窗户玻璃全部被砸毁，家人整夜惊魂未定，天亮后再次报警求助。

3月25日中午，苟翠珍和丈夫、郭振峰等三人从家开车到养殖沲途中，遇上了本村黄永波的侄子黄回航、周华雷等六人手持铁棍、砍刀等管制刀具袭击（有监控录像为证），三人均遭到殴打追砍，一直被追打到附近派出所，这些人还未停手。后发现面包车玻璃都被砸碎，苟翠珍丈夫胳膊被打骨折，她和郭两人也全身多处受伤。报警后其中两名凶手被抓，其他几名凶手至今未抓，二年多了凶手还在逍遥法外，至今不给当事人立案调查。

苟翠珍电话：15275272701

【民生观察2018年5月22日消息】本网获悉，山东青岛城阳区上马街道王林庄村访民苟翠珍一家，于5月21日早上被上马镇维稳部门雇佣二十几人开车堵住大门，禁止其一家人自由出入。

据山东访民消息，因6月上旬青岛要召开上合峰会，山东各地大小部门开始进行疯狂维稳。5月21日早上，苟翠珍家附近开来两辆小车，随后来了大约有20多人包围了她家，其中一辆白色轿车直接堵在她家大门口，这些看守人员轮流换班，一天24小时蹲守骚扰，致使她一家人无法正常生活。

无奈之下，苟翠珍家人只好多次报警求助，可警察就是不出警，之后打电话给王林庄村委办公室，向村主任求助，可村主任却说：“这是城阳区上马镇维稳人员所作所为，我们也没办法。”

下午时分，有附近朋友听说了苟翠珍一家情况，遂开车前去探望她，不成想她家周围到处都有人“站岗”，大门直接被两辆车堵死，前门后门到处是蹲守人员看守，根本无法靠近。无奈，只得开车离开，但在临走时被看守人员察觉，后被一辆白色轿车紧跟着穷追不舍，一路上遭多次拦截，一直被追到苟翠珍家附近的虾池才作罢。

据知情人士透露，上马镇政府雇佣的都是临沂的黑社会人员，每人每天630元工资。这些看守人员还对苟翠珍一家人扬言：“你们要是敢出来，再去上访的话，就弄死你们相信不。” 据悉，苟翠珍一家是青岛城阳区上马街道村民，家中以养殖业为生。她因举报前村主任黄永波贪污腐败问题，从而招致黄永波打击报复，一家人多次遭到黄永波唆使人员暴力殴打，可警察至今对打人凶手未抓捕，为此苟翠珍多次进京上访。

2015年3月23日下午2点左右，她家三弟正在虾池干活，突然被黄永波唆使的周华雷、牟凯等五人打伤，并于当日住进医院治疗。其一家人因害怕遭二次报复，当即报警寻求法律保护，但就在当天夜里11点左右，三弟家中又遭到不明身份人员袭击，防盗网被损坏，窗户玻璃全部被砸毁，家人整夜惊魂未定，天亮后再次报警求助。

3月25日中午，苟翠珍和丈夫、郭振峰等三人从家开车到养殖沲途中，遇上了本村黄永波的侄子黄回航、周华雷等六人手持铁棍、砍刀等管制刀具袭击（有监控录像为证），三人均遭到殴打追砍，一直被追打到附近派出所，这些人还未停手。后发现面包车玻璃都被砸碎，苟翠珍丈夫胳膊被打骨折，她和郭两人也全身多处受伤。报警后其中两名凶手被抓，其他几名凶手至今未抓，二年多了凶手还在逍遥法外，至今不给当事人立案调查。

苟翠珍电话：15275272701

【民生观察2018年5月16日消息】本网获悉，山东德州禹城市访民李玉明因进京上访反映问题，于2月14日被禹城市警方带回当地后刑拘，3月9日家属收到逮捕通知书，目前已被超期羁押长达90多天。

据李玉明女儿李桂芝对本网讲述，父亲李玉明因低保金被当地民政部门无故取消而上访多年，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2018年2月8日他再次前往北京国家信访局反映述求，期间老是有不明身份人员跟踪监视，数天以后他被山东驻京办人员截获，交给地方维稳人员强制带回，回来后被直接关进了德州市看守所，期间，家人多次前往禹城市公安局打听其情况无果。2月14日家人终于收到禹城市公安局下达的《拘留通知书》，才得知父亲被以“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和敲诈勒索罪”刑拘，现关押在德州市看守所。3月9日家人又收到禹城市公安局送达的《逮捕通知书》，获知父亲已被禹城市检察院批准逮捕，到今天为止已经被超期羁押长达98天了。

李桂芝介绍，2011年民政部门给父母办理了低保证明（证号为371484100305308），两位老人一直领取政府发放的低保金。有一天，父亲去医院看病，医院告知其低保取消了，药费不报销。在没有任何告知，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地方民政部门擅自将父亲的低保取消了。父亲实在咽不下这口气，遂开始逐级信访反映问题。可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不但不予解决他的信访问题，反而利用公权力对父亲进行截访、非法拘禁、传唤、拘留等一系列非法手段，进行打压迫害。

2017年10月3日父亲去济南探望一位受伤的友人，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禹城市维稳人员绑架，后被强行从济南带回禹城非法限制人身自由；2017年省两会期间，父亲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又被非法拘禁在某旅馆中限制其人身自由，直到两会结束后才被允许回家。李桂芝说，还有一次，时间记不太清楚了，也不知因为何事，当地维稳人员竟然在三更半夜来到家里把父亲强行抓走审讯。

据禹城市公安局出具的拘留通知书显示，李玉明被拘留的另一个原因是涉嫌“敲诈勒索罪”。对此，李桂芝表示事实情况是：2017年10月3日，父亲从济南准备乘车前往北京，在车站遭到禹城市维稳人员拦截，这些人为了达到不让他进京上访的目的，就提出救助父亲1万元作为补偿，并保证在19大期间不进京，父亲迫于无奈只好同意跟随其返回禹城，回到禹城后，对方实际先支付了5000元，另5000元经多次讨要才支付。之后，父亲在19大期间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长达20多天。

另外，因常年上访，导致家中经济窘困，父亲所住房屋无钱修复，所以他曾向当地维稳部门申请救助金，用以维修破旧的房屋，如今这也成了父亲敲诈勒索政府的证据了。

附：李桂芝举报控告信

举报人：李桂芝，女，47岁。地址：山东省高唐县杨屯乡云庄村，电话：15863531255

被举报人：禹城市公安局

举报人2018年2月14日收到【禹公（治）通字〔2008〕44号《禹城市公安局拘留通知书》获知举报人父亲被刑拘在德州市看守所，举报人不服提起举报控告。

依据《信访条例》及宪法的相关规定，信访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举报人的父亲向上级部门反映问题进行权利救济。2018年2月上旬某天，到国家信访局登记正常反映问题未有违反《信访条例》的行为。

政府部门不能成为被要挟、勒索财物的对象，因为政府是庞大的机构。被举报人无法证明举报人父亲向上级领导反映问题违法，如果上访诉求是合法的，那么地方政府没有理由受一个合法行为的胁迫。

“非正常上访”不是可以随便认定的，中央政法委打击处理违法上访五条要求第二条：认定违法上访，都要通过公开听证。举报人父亲的信访事项并没有通过公开听证，显然不能认为是非正常上访。

综上所述，禹城市公安局对举报人父亲采取的措施，是典型的滥用公权力实施打击报复信访人的行为。其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违反法定程序，滥用职权，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举报人依据《宪法》41条和《信访条例》的规定举报，控告被举报人的滥用职权行为，请求纠正为盼。

此致

举报人：李桂芝
2018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