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大连律师被惩戒案
最近注意到一则消息，大连市律协对隶属于该协会的某律师，下了一纸处理决定，给予该律师警告处分。相对于律师被吊销、注销甚至被犯罪，警告这种层级的处罚原不值得关注。你我他，谁不是或明或暗的每天被自己或者他人警告着?
但处罚的事由，却能让人看出某种端倪：他们试图用权力的惩戒权神圣化权力。
权力一旦被神圣化，就成为一个让国民敬畏的存在，它只可以被服从，不可以被批评，当你说到它的时候，你会有动辄得咎的恐惧，你会下意识对话语进行审查，小心翼翼地遣词造句，最终你的表达是扭曲的，姿态是矮化的。而且一个神圣化了的权力，其权力的执行者也会自带神圣光环，会起到类似神父对信徒所起的思想压制效果。
事件的起因是该律师在为一公司涉黑案辩护时，针对警方以某些外在行为特点比如统一着装、统一手机号段、统一配车配房、组织纪律严明等来定性黑社会组织提出质疑，说如果不考虑公司成立的目的，单纯以这些外在特征来定性黑社会，公安机关更符合这些特征。
该律师在发表该质证意见时，还特别谦卑地强调“打一个并不恰当的比喻”，后来还补充说“但我们知道公安机关是我们国家为了打击犯罪，为维护社会治安所成立的组织，所从事的也是合法的行为”。可见从安全着眼，也是做足了功夫的。
这一比喻当庭就被控方投诉，律师当庭也表示了诚挚道歉，法庭也予以接受，没想到警方余怒未消，大连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市公安局扫黑办）郑重其事投诉，没说是向司法局还是市律协，估计律协入不了扫黑办的法眼，可能是司法局转律协处理。
扫黑办投诉书中说“律师的不当言论给某某涉黑案件庭审工作带来极坏的恶劣影响，性质严重，如不严肃处理，将对我市扫黑除恶工作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并引发其他律师效仿，后果无法预料，特投诉至大连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对被投诉人予以严肃查处”。
可以从这段话中梳理出该投诉脉络，出庭检察官出于维护公安机关高大无玷的形象，出于维护扫黑除恶大局的政治敏感性，在律师当庭道歉后，仍然觉得不能就这样简单地让该律师蒙混过关，于是向市公安局扫黑办“投诉”，此处用“汇报”更妥，估计市扫黑办再投诉于市司法局然后转市律协处置。
这一事件的整个处理过程，很值得探究一番。也的确引起了很多法律人的关注，尤其是律师。基于唇亡齿寒的感受，很多律师自然会觉得公检两家过分了，小题大做得理不饶人。
但在我看来，该律师并无过错可言，尽管他自己诚挚的表示了道歉。公检的错误不在于其咄咄逼人，而在于根本上是无理的。这对法律人来说应该是常识。
首先，公权力应当是谦卑的，并不具有任何神圣性。
公权力，从应然的角度来说，无论是行政的公安，还是偏行政的检察院，抑或是司法的法院，其权力来源都是人民的授权。是人民让渡部分权利组成政府，政府再组建上述机关，当然这里的政府做广义理解，并非特指行政系统。所以公权力人员才叫“公仆”，什么是公仆？不就是公众的仆人吗？神圣化一个仆人或者仆人的办事机构，把它们视为正义的化身，这合乎基本的政治伦理？
甚至正好相反，警察的存在本就是一种必要的恶。检法又何尝不是？不过相比于警察更消极谦抑一点而已，其职责定位的客观中立公正与个案正义并不能划等号。
或者撇开公检法本身是否善恶不论，但公检法权力的行使却肯定可能成为一种恶。因为徒法不足以自行，是具体的人在行使权力，是人都可能作恶，违法犯罪皆有可能。
这也正是制度设计中分权制衡和权利制约权力的理论基础。虽然我们这里不这样说也确实不存在分权制衡体制，但监督制约机制是有的。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公民的宪法权利，也有通过权利来限制权力的立法原意。
不谈论这种监督制约机制及权利制约权力在现实中是否有效，是否合理，起码它们的存在证明，人民意识到任何一种权力都可能作恶，都应当被限制。所以权力机关并非正义的化身，它只是一个个机构而已。
其次，公权力要禁得起批评和质疑，至于讽刺调侃，更应该容忍。
如果尊重基本的政治伦理，就应该认识到权力机关不享有法律意义上名誉权，所以现实中指控某人损害权力机关的名誉、声誉、形象是不当的。虽然其工作人员作为自然人享有名誉权，但对其是否廉洁，是否渎职等的批评质疑举报指控不应当被视为侵犯其名誉权，哪怕这些批评质疑举报指控并无确凿证据，甚至根本上没有证据。这是做公职人员的代价。如果这些人心理不平衡，就该多看看特朗普的裸体充气娃娃，多看看日本的首相如何低头认错，多看看网络上对他们的批评讽刺调侃甚至辱骂，尽管辱骂是不对。所以，既然吃这碗饭，心理素质就要好点，被批评被质疑，被投诉被控告都要忍受。
再次，公权力通过掌握的惩戒权，来压制公民的批评、质疑、举报、控告的权利，是权力的滥用。
米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说，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批评质疑都是表达异议的方式。而如果一个公民基于自知的事实和内心确信，认定某国家工作人员涉嫌与其职务有关的违法犯罪，对其进行举报控告，这是弥足珍贵的公民责任心的体现，是完全合法且值得鼓励的行为，哪怕这种举报和控告的事实最终并不成立。公权力不能以诬告陷害或者损害其名誉的名义来打压公民，否则就是权力的滥用，是打击报复。
回顾该律师被处分过程，可以看到在投诉书中，警方一直在上纲上线，夸大事件的严重性并虚构可能的危害后果，使用一系列带有强烈施压色彩的词汇和语句。如“极坏的恶劣影响”、“性质严重”，如不“严肃”处理，“将对我市扫黑除恶工作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并引发其他律师效仿，后果无法预料”。
警方在这里，故意对律师作比喻的事实，即“警方只是以公司外在表现来定位黑社会”是否存在避而不谈。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律师描述的事实成立，那么律师的比喻有问题？
他们觉得这无需去论证。他们自我加冕为正义的化身。他们受不了这种比喻背后的轻慢和造次。这是神圣化的第一步。
然后通过高位施压，借助另外的权力——具体到本案就是出庭检察官和司法局或者律协——对造次者进行惩戒，给他者一个示范，杜绝他们所担忧的“引发其他律师效仿”。这是神圣化的第二步，也是基础。没有惩戒权加持的自我神圣化寸步难行。
他者权衡利害，一般会敬而远之，如果要谈，尽量用敬词，即便批评，都会圆滑暧昧丧失锋芒。这是神圣化的第三步，也是权力想要达成的目的。
如果稍微引申，你会发现古往今来，宗教的传播和个人葱白的建构，与这三个阶段有点类似。
本来是一种世俗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却要像信仰一样行事。如果真成功了，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关心法律圈的人都知道，这并非孤立个案，就我目力所及，至少听过多个律师因为对检法人员所谓“不敬”被投诉，进而被律协或者司法局处罚。
法官诚然应当被尊重，是因为法律应当被尊重。但尊重不是驯服状态下的盲从，不是恐惧之下自由意志的熄灭。当法官蔑视法律，丧失其应有的中立公平立场，对他们进行批评质疑举报控告是公民的职责，是对法律最好的尊重和维护，当然我指的是真正的法律。
请大家记住，权力是有示范性的，而沉默往往是无垠悲剧的开始。
刘书庆 2019年4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