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马卫、吴莉律师会见了李昱函律师，她健康情况比之前好些，胃胀气轻了，夜里不再需要起身来回遛才顺气，但依然要吃好几种药。
今天上午庭前会议由薛法官和两名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如此看来，本案审判长已改变。
庭前会议只开了一个小时，仅进行了“管辖”一项。一开始审判长有走形式的打算，未容辩方就管辖异议充分发表意见即作出驳回决定。李律及辩护人均提出抗议并要求休庭，审判长这才让双方又回应了一轮，之后李律欲再补充意见但不被允许，薛法官让她庭后以书面形式提交，李律不同意，坚持要求当庭记录，双方出现了几句争执，李律认为审判长不能保障其诉讼权利再次申请休庭。
李律认为自己不构成犯罪，所以说着说着，不自觉就带有一些情绪，并有几次未经允许直接就发言，审判长认为其状态不宜继续开庭，于是宣布休庭，下一次庭前会议日期待定。
会后，薛法官再与李律沟通，但谈的不大合拍。薛法官在跟辩护人交流时，言辞中透露他实际上同意辩方管辖异议的观点，但他认为“管辖问题并不是你们的重点”，辩护人予以否认，强调程序公正是非常重要的。辩护人建议下次开庭给李律准备纸笔和花镜，让她做些记录以便答辩，薛已同意；辩护人同时提出，就每项议程应是辩方先提出观点和基本意见，再双方发表意见，但最后应由辩方收尾，薛回答比较含糊，似乎同意。
本案提起公诉已三个月，审限到而案未结，辩护人已再次提交变更强制措施申请。
马卫律师、吴莉律师
2018.7.13.
现在是2018年7月11日上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此时此刻正在对中国湖北籍公民秦永敏就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进行宣判。
就起诉书披露的下列事实，我们认为秦永敏先生无罪，武汉中院应当即刻释放秦永敏先生，理由如下：
第一，秦永敏先生主张的“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等言论”完全属于《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范畴，其与当年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中华民国时期对全国同胞发表的“不打内战、民主宪政、还政于民、实行普选等言论、主张、追求和历史承诺在内涵上是完全吻合一致的。就此，如果判秦永敏有罪，那么，武汉中院岂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当年的所作所为都是犯罪行为？岂不是说中国共产党是违背历史承诺言而无信的政党？”
第二，秦永敏先生积极践行的“言论权、结社权、新闻出版权、集会权、游行示威权等”是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我国政府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在《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础上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的基本人权；更是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之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中华民国政府提出并要求兑现的权利。既然，如此，秦永敏先生何罪之有？
我们还要特别指出的是：
1,1982年3月，秦永敏先生因商讨成立中国民主党筹备小组而被武汉中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2,1993年12月，秦永敏先生因要求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切实保障公民基本的言论权、通信权、新闻出版权、集会权、结社权等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而被“劳动教养两年”。
3,1998年12月17日，秦永敏先生因发起设立中国民主党湖北省筹委会到湖北省民政厅申请注册而被武汉中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以上据以判刑和劳动教养的法律上查明的上列事实和正在宣判的案件所披露的事实均属于我国现行《宪法》所确认、赋予和所要保障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说，公民要求实现、兑现、行使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是犯罪的话，那么，岂不是说我国现行《宪法》条文相应的规定是确认、赋予和保障公民享有依法犯罪的基本权利。
综上，我们敬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莫要曲解和侮辱现行《宪法》；莫要忘记中国共产党建政前的建国主张和历史承诺；莫要无视法治中国的滚滚历史洪流。
中国人权律师团律师
2018年7月11日
【民生观察2018年7月11日消息】今日（7月11日）是中国民主党人秦永敏“颠覆国家政权罪”案宣判的日子，秦案辩护人之一的北京蔺其磊律师因故未能前去武汉中院出庭而于今日收到其所属北京瑞凯律师事务所勒令《限期整改的通知书》。
根据蔺其磊律师提供的信息，今日（7月11日）下午两点，在外陪伴家人旅游的蔺其磊律师收到律所工作人员发来的一份落款为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时间为2018年7月9日的《限期整改通知书》。
通知书称司法局在走访检查后发现蔺其磊律师所属的瑞凯律师事务所存在四个问题，分别是：一，收案管理及财务制度混乱；二，查阅律师案卷档案时发现律所未按规定建立档案管理制度，未对所内承办业务的案卷和有关资料及时立卷归档，妥善保管；三，律师事务所未悬挂营业执照正本；四，未与所内律师签订劳动合同，未按规定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司法当局根据各项相关规定，勒令北京市瑞凯律师事务所限期在7月19日前整改完成，并在限期届满前将整改情况书面函告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逾期不整改的，将按照相关规定对律所作出行政处罚。
蔺其磊律师称，7月9日当天，北京的市区两级司法局多次致电“要求（蔺其磊）必须参加7月11日武汉中院秦永敏案的宣判，否则后果自负”，蔺其磊表示，当时自己因与家人正在外旅游，因此拒绝了这种无理无法无聊的本来不算问题的问题，事后对当局的“小动作”曾有所预料，但从通知书的落款时间来看，当局是两手准备的，果然得罪政府是需要承担后果的。只是北京市司法局官员们的工作如此高效和快速以及抓住问题的准确率都令其深感佩服。
最后，蔺其磊律师表示，律所也正好趁此整改机会，对律所存在的问题落实整改，将律所的管理水平提升一个新的台阶。蔺律师还不无幽默地表示，如果这次整改能够顺利通过（司法局核查）的话，将及时召开“北京市瑞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提议修改律所的“律师事务所章程”，将“不折不扣地执行司法局指示”专条列明，以免再犯如此的低级原则性错误。
相关报道：司法部门恐吓秦永敏的辩护律师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2018/0709/17712.html
2018年2月5日北京市司法局决定注销北京悟天律师事务所。后本设立人向司法部提出行政复议，要求撤销注销决定，司法部维持。
2018年6月1日本人向北京市西城区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该注销决定，被告为北京市司法局和司法部，该院拒绝收取材料。
6月6日又向该院寄送了起诉材料，6月9日送达。因该院既不立案，也不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本人今天也就是7月10日下午，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起诉。
该院立案庭一个姓孙的法官收了以后拿进去研究，大概过了40分钟出来，张昆仑副庭长跟我说，对我的起诉的不予登记立案，你属于违法起诉，按照最高法院的规定不予登记立案。
我问他，我起诉司法行政机关违法注销决定怎么是违法起诉？他无言以对。我呵斥他说，作为法官你们理应依法办案，现在我是合法的起诉，你反辱为违法，违法不立案，涉嫌枉法裁判，滥用职权。你拿着纳税人的钱，也就不知道羞耻！我将投诉控告你们违法犯罪。对北京法官法院这种黑社会式的办案行为将予以控告，进一步维权，并想尝试起诉法院枉法裁判侵权。
程海律师
2018年7月10日
【民生观察2018年7月6日消息】本网获悉，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而逮捕的湖北荆门维权人士许光利，其家属李春与其辩护律师均收到湖北法院通知，称许光利案案将在（7月9日）开庭。
据知情人士透露，许光利家属李春周三下午接到湖北荆门法院来电，通知其说，许光利涉嫌“寻衅滋事”案将在7月9日上午9点15分开庭审理，如许光利的辩护律师预期不到法庭，他们将会为许光利指派“官派律师”为其辩护。
昨日（7月5日）张科科律师发文称：荆门维权人士许光利殴打国保涉嫌“寻衅滋事"一案，法院突然通知7月9日（下周一）上午9:15分钟开庭。张科科律师与蔺其磊律师为辩护人，已经均阅了卷，但至今未能会见许光利。
据悉，2017年12月26日，当时，正在广州经商的许光利购买了广东清远至湖北的车票后便与外界失去了联系。直到广西维权人士谭爱军因“同城聚餐”遭广西当局抓捕至派出所“喝茶”，一名为谭爱军做笔录的警察无意中泄露了许光利的踪迹，至此，外界才得知失踪一个礼拜的许光利已被湖北荆门当局抓捕。
1月12日，许光利妻子李春收到了来自湖北荆门当局的《逮捕通知书》，得知其已被荆门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快速逮捕。
1月18日，家属为许光利聘请的代理律师张科科介入此案，当天律师来到湖北荆门市看守所，要求会见被湖北荆门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快速逮捕的维权人士许光利却遭到拒绝，张科科到荆门掇刀区检察院、市检察院、办案单位、市公安局等公检法部门投诉一遭，结果被踢了一个”完美“的皮球。
4月9日，许光利的另一位辩护律师来到湖北荆门看守所，要求会见其当事人许光利，再次遭到荆门公检法各个“执法部门”的拒绝及相互推诿。
在两位律师前去荆门要求会见当事人许光利未果期间，均已将其手续递交到荆门市检察院，并复制了许光利的卷宗。得知，许之所以被荆门当局快速起诉、快速逮捕，其原因原来是许光利与本地国保发生冲突，致使国保受伤住院。
然而，时隔三个月后的周三（7月4日），许光利家属李春及律师均突然收到了荆门市法院通知，告知其许光利本月9日开庭的消息，法院并对家属说如果许光利的两位律师届时不到庭，他们会为许光利指派官派律师。
对此，本网人权观察员采访了许光利的另一位辩护律师蔺其磊。
人权观察员：蔺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本周三许光利家属李春接到了荆门市法院的通知，说许光利将在本月9日开庭，你作为许光利的辩护律师收到荆门法院的开庭通知了吗？
蔺其磊律师：周三下午我接到一个湖北荆门号码的来电，一个女的对我说许光利涉嫌“寻衅滋事案”在本月9日要开庭。我当时感到很惊诧，既然法院知道我是许光利的律师，为什么在我们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在短短几天时间内才通知我们开庭？并且一直以来都不允许我们会见当事人许光利。
人权观察员：你是怎么回复对方的？
蔺其磊：我直接回复她，这几天我没空，希望法院协调开庭档期。但对方说法院不可能修改开庭档期，并说她也是刚刚知道许光利还有两个辩护律师的。
人权观察员：你认为荆门市司法机关的违法之处在哪里？
蔺其磊：我从律这么多年见过官方违背司法程序的，但湖北荆门就许光利“寻衅滋事案”这样明目张胆的违背司法程序，还是第一次遇到。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看守所拒绝律师会见的理由竟然是办案单位同意才行，一个诉讼案件，检察院无论退回补充侦查或再次提起诉讼，检察院都会按司法程序通知律师案件进程的，其他敏感案件的当事人都允许律师会见，许光利一个“寻衅滋事”案却不让律师会见，并且荆门市掇刀区检察院已接收了律师的手续，我们都已阅卷，许光利再次被提起诉讼竟然不通知辩护律师，只能证明荆门司法界不是一般的黑暗。
人权观察员：你对荆门法院对许光利家属所说的“如果律师届时不到庭，将会为其指派官派律师”一说怎么看？
蔺其磊律师：这个不可能。如果要辞退律师，第一是当事人有权利辞退，但我们都没能会见到许光利，他可能都不知道他的律师是谁怎么辞退我们？第二是家属辞退，家属现在将希望都寄托在律师身上，更不可能辞退律师，况且家属根本不知道案件已经移送法院了，法院也应该告知家属询问是否为许光利聘请律师的。第三是该案件根本不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荆门法院是欺负家属不懂司法程序，所以敢乱讲话。
蔺其磊律师最后表示：许光利开庭我不是不想去，而是真的档期排满去不了。如果这次荆门市掇刀区法院以许光利没有律师就开庭审理许光利的案子，那真的是为司法荒唐又提供了一个新的范本了，另一方面也说明该案是某些公权力对许光利的打压与迫害。
不过，本网获悉，许光利的另一位辩护律师张科科将会在本月9日前去参加许光利涉嫌“寻衅滋事案”庭审。
民生观察会继续关注湖北荆门维权人士许光利因“打国保”而被湖北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控的庭审进展情况。
【简介】许光利，男，1968年出生，湖北荆门维权人士，向往并推崇自由民主普世价值。
2012年3月底发起“支持温家宝政改签名活动”，同年4月26日，许光利与尹卫和在湖南湘乡被抓捕。最初许光利被控罪名为“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2012年5月，被湖南当局构陷与别人合谋炸毛泽东故居以涉嫌犯“放火罪、爆炸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2013年12月25日圣诞节刑满释放。
2016年9月30日在和上海10余位朋友聚餐时，许光利和一名上海维权访民被绑架到上海外滩派出所分别关押至次日下午4时许，期间不给吃饭不让睡觉。之后，许光利被遣返回湖北荆门月亮湾分局审讯了三天两夜，不给他睡觉，致使身体变差，自此咳嗽不止。10月4号从许光利妻子李春女士处获悉，许光利被行政拘留7天。
2017年7月13日到沈阳祭奠当天病逝在沈阳医院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沈阳当局关押将近四十个小时，手机被破坏无法使用。2017年8月14日屠夫吴淦开庭，恰逢许光利去天津旅游，落地天津便被天津当局抓捕，被关押十余个小时后才被释放。
（2018年7月4日首发于《民主中国》，发表时题目改为《我观习近平的集权》）
民主政体与独裁政体的最大区别之一是：民主政体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性格、政治理念、价值取向、执政风格虽然也会影响该国的的政治走向，但他还是要受到国会、民众、舆情等因素制约的，不会走得太远；集权专制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性格、爱好、知识结构、成长经历及价值取向对历史的进程或事态的发展有致关重要的影响。见微知著，观察其看似平常细枝末节可预知未来，如商朝的箕子见纣王象牙筷用餐而预知殷商之亡不远。
在现代，美国是最重视这方面研究的国家。当年共军打到南京，其他国家的外交机构均撤离，唯独美国留下，让司徒雷登通过其学生来了解毛泽东究竟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对华政策。1943年在硝烟弥漫的“二战”中，罗斯福总统组织全美顶尖心理学家，对希特勒的个人心态和行为规律进行系统分析，并准确预测到希特勒的自杀。——（书名为：《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从而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和有效的军事行动，赢得战争的胜利。
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及做法值得我们民运人士借鉴。为此我们有必要对习近平进行必要的分析、判断。主要作用有：1、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不至于因对某个人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无谓的陷进监狱；2、政治是实力的较量，在不断博弈的过程中，也是在不断地重新整合、重新洗牌，在敌友不明的情况下，需要预设未来潜在的争取对象；3、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争取体制内健康力量，自然是代价最小的好事，那么在此基础上就要解决好——谁是可争取的对象问题？4、该对象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争取？5、该对象值不值得你花力气去争取？其能量究竟有多大？6、在理念根本不同，既无争取的可能，还可能是敌手的情况下，敌手是猪式的蛮横蠢好，还是狐狸式的精明好？……等等，都须要有起码的心理准备和知识储备。
在此，要特别声明的是：我与习近平没有任何交集，只是通过公开的信息进行分析判断。
一、关于习近平价值取向问题——是不是形左实右、隐藏很深的改革家？
习近平上台之前和之初，许多人对习近平抱有幻想。认为习近平的形左实右是策略，其集权是为了以后的政治改革，是隐藏很深的改革家，其必将超越蒋经国成为中国的第一伟人。理由不外乎是：其父是党内少有的开明派，曾受到过毛、邓的打压，自己也13岁就进过少管所，对这个体制有清醒的认识。持此观点的人，不熟悉的人我就不说了，我熟悉的几个朋友和当事人就是因为对习近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捧习近平而进了监狱。
习近平一上台就到深圳大谈“中国梦、宪政梦”，2013年元旦《南方周末》就此发表新年献词，后遭广东省宣传部门的删改。有部分人就认为这是地方保守势力在抵制习近平，进而声援《南方周末》，认为声援《南方周末》就是帮习近平。
“南周事件”的处理过程是窥见当时中国政治转向的一个风向标。
大概是习近平新上任，中央领导换届不久，地方还拿捏不准中央的具体政策，当时地方当局还是延续之前惯性维稳思维方式——保障本地无事，不折腾。当时广州国保基本上是采取软性的怀柔手段来处理此事的——在声援现场安排便衣监控、暗中取证，警察维持秩序。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冲突，晚上国保找主要声援者劝他们最好不要参与此活动，即使要参加也最好在下午5点半之前必须结束，以免在夜间发生不可控的事件。这些参与声援者也基本上达成了此默契。此事件和平落幕后，在相当长的一时间里，当局没把它当作回事（没秋后算帐），既没以此事作为追责事由，也没借别的由头来报复参与者。
这个风向标的变化，可从标志性事件——刘远东案处理情况的变化和郭飞雄的“放”与“抓”窥见出来。（说明：我是刘远东的辩护律师，同时也是郭飞雄的同案当事人孙德胜的辩护律师。）
刘远东是2013年3月11日以经济罪名因涉嫌抽逃出资罪被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刑事拘留的。当然我们都知道所谓抽逃出资罪是报复的由头而已，但报复针对的不是声援《南方周末》，而是刘远东之前参与抗议朝鲜核试验等活动——这是广州朋友的共识，也是当时案情发展的实际情况。此案经二次退补侦查，在退补前公安侦查的方向和范围都是围绕刘远东企业的经营活动和曾参与抗议朝核等问题，没有涉及到声援《南方周末》。直到2013年12月5日检察院的《起诉书》才将抽逃出资罪改为虚报注册资本罪，增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此案拖了二年八月余，到2015年11月27日判决书干脆将虚报注册资本罪拿掉，只定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追责的范围也仅限于声援《南方周末》事件。
郭飞雄2011年9月13日刑满获释。自出狱以来，一直受到国保警察的严密监控和各种打压，一到“敏感期”或广州及周边地区发生群体性事件，郭飞雄均要被软禁在家。但2013年1月7日至10日，为捍卫《南方周末》的“宪政梦”，郭飞雄参加了南周大门外的街头抗争，并发表政治演说。此时的郭飞雄并未限制人身自由。因郭飞雄一直拒绝与国保喝茶聊天，故无论是在声援《南方周末》期间，还是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广州国保都没有以此事找过他。2013年3月份，中共“两会”期间及前后数天，郭飞雄被监控在家中达20来天——是因“两会”敏感期，而非此事件。解禁后，郭自觉其在广州无法容身，也为了避“六四”敏感期的监控，于4月初到外地关起门来做学问——写书。不料6月初，郭因与湖北一出版社编辑联系出书之事，被武汉国保盯上，于6月8日被广州国保带回广州。
2013年8月3日我要到北京参加“中荷律师公益法培训班”学习，因久未见面，便相约在武汉面谈。其告：2013年6月8日被国保带回广州后，未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晚上他当着国保的面走出派出所回到家，之后也没有再追捕他，可见这次带回广州还是因“六四”敏感期。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2013年8月8日郭飞雄在广州被国保抓捕，原因是：声援《南方周末》和“八城快闪”敦促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活动。
从上述两案处理的发展变化情况，我们不难看出：1、《南方周末》事件自2013年1月7日至6月8日，至少广州当局是没把它当做回事，认为已妥善处理，并不打算以此事来追究声援者的责任了；2、情况发生变化是在2013年6月9日至8月8日之间；3、将声援《南方周末》定性为犯罪行为并非出自广东地方当局之意，是来自中央高层，是北京当局对异议人士统一抓捕的全国性布局！
这个时候政治风向有明显转左的势头，有人仍幻想这些行为不是习近平的行为和本意，是保守势力在给习近平添乱和挖坑，没有认清习近平的真面目，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习近平毕竟是刚上任不久，权力基础还不够牢固。但联想到2011年“茉莉花”事件，当局也无辜的抓了很多人，但最后真正判刑的也只是北京的王荔蕻因不“认罪”给当局台阶，判了一年的刑期外。其他人均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相对柔性的方式放了。可见当时的中共高层还是有相对健康力量在博弈的过程中最后取得了平衡——既不伤当局面子，也不将事态再扩大化（不主动折腾）。如果说此时的习近平权力还未达到一言九鼎的地歩，那么如果他是党内健康力量，至少可以像“茉莉花”事件的处理方式——寻求平衡。要知道，这是政治惯性，沿着相对温柔的惯性，党内保守势力是抓不住攻击的把柄。就算是弱主，也不至于弱到光绪之于慈禧那样的地步，仍有相对的制衡作用。在“南周事件”已和平落幕，后续再没有别的行动的情况下，在过了半年之久，人们基本淡忘这件事了，仍旧事重提，秋后算账，纯属打破之前的“不折腾”的政治惯性。因此我认为当时对习近平的幻想仍缺乏基本的事实判断。
二、曾经的苦难，是否定旧制度的充分性理由之一，但不具有必然性
2015年4月份，我在办理武汉黄静怡（黄芳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开庭中得知：黄的同案人圣观法师（徐志强）在法庭上公开宣称：“我反对的是毛、周、邓的共产党，拥护的是胡、赵、习的共产党，赞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此我劝喻我的弟子不要给习近平添乱。他不集权，就无法与保守势力博弈，他就会成为第二个胡、赵。”，并孜孜以求地晓喻法官“习近平的父亲被毛泽东关了十几年，平反后又遭邓小平的打压，他不恨共产党吗？他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必将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统。”，云云。把其被抓的原因归咎于武汉地方国保的贪婪与愚蠢。
鉴于我国历史上和俄国彼得大帝改革的经验，我不否认中国这样的国情有时推动改革要有强人、用非常手段，但一定要搞清楚其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是往前还是往后？出发点是为了国家民族，还是为了其所在的政治集团？不是所有的改革都具有当然的正面作用。王莽开历史倒车式的改革，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就是灾难！
根据一般的经验法则，一个家族或其本人受到不公正折磨会有切肤之痛，而反思其受到不公正折磨的原由。可别忘了：中国历史上的皇位争夺战中，好些皇子所受过的苦难比习近平多得很嘞！其一旦上位，首先反思的不是这个皇权专制制度，而是从反面吸取教训，利用这个皇权专制制度来巩固其皇权。尽管其对先皇或许也有怨忿，会作些微调，但他还是要打着先皇的旗子，断不会贸然否定。由此可见，以习近平及其父亲曾在共产专制下受过的苦难来推测习近平就一定会进行民主、宪政改革，是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三、高度集权、个人独裁给国家和人民可能带来的危险
习近平刚登基就举起了“打虎”的大旗，获得了部分自由派人士的叫好，并提出要助习近平一臂之力。针对此，当时我发了条微信称“习有何可帮！它需要你帮吗？别自作多情了。人家要学普京效毛魔，待其集权成功之后要收拾的必是这些一厢情愿者，不信，请拭目以待。曾记否？当年邓借西单民主墙搞垮华国锋挑战毛毒，集权后西单下狱比华惨矣！历史教训不可忘啊！”。这条微信后来得海南的民主人士郑酋午先生的赞许。
历史经验！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当今，任何集权，不论是集于一人还是一两个机构，都是罪恶！因为历史上的大屠杀等反人类的罪恶都是在集权之后发生的——比如：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等。集权虽然可以干好事，但往往是干坏事的多。如果权力集在一人之手，甚至还可以吃人肉，比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非皇帝阿明就是如此。今天虽然世界已经是相互影响的世界，但是集权还是可以干很多坏事，比如朝鲜金正恩干的坏事就不少。所以，民运人士不能为任何名义下的集权叫好！
今天，中国的集权，虽然还只是集于一两个机构，向集权于一人过渡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能不能发展到集权于一人，还很难说。但不管能不能，这对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灾难！今天的集权是在借“改革”和“反腐”的名义下进行的，什么“新加坡模式”，有很大的欺骗性。真正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一定要有高度政治敏感性和预见未来政治走向的洞察力！不要为表面托词所迷惑。现在权力集中于一两个机构，能加大打压我们民运人士的力度，能随便破坏法律，但还是要借法律之名，还不能随意杀掉我们；但是如果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要杀掉我们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这不是危言耸听！参照标的，就是殷鉴不久的毛泽东统治时期！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上层集权，但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宣传不让他们欺骗更多的民众。我们必须头脑清醒不要在客观上成为独裁者集权的吹鼓手。
四、关于习近平的性格特点
1975年其父尚在狱中，他居然能以“反革命”之子被其所在的延安梁家河村推荐上清华大学，这可不是靠父亲的荫蔽啊！说明此人中庸，中规中矩，是个乖孩子，人缘关系比较好，也干了点实事。经历过那段推荐上“工农兵”大学时代的人就知道。否则，是做不到的。
1975年我就亲眼见到我们生产队推荐一个“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开会的场面。该学员刚从部队转业回来，在生产队集体干活时确实是勤勤恳恳，为人低调随和，也不表现出那种“左”得离奇的面目。就算是处理与地主、“右派”的关系上，其分寸也拿捏得恰到好处，能让对方接受。因此在群众推荐大会上，不仅有发言权的贫下中农对他赞许，就是那些没有发言权的地主、“右派”也是真心的支持。
就如何清涟描述那个时期“推荐”上大学或进城就业那样：“所谓‘不确定性’，是指红二代们必须到基层攒资历，一层层在权力阶梯上攀爬，但每个台阶都可能出现无法掌控的不确定性。红二代到基层锻炼，必须与基层官员打交道，因此至少得放下身段，让县长、乡镇长将其看作自己人。现在媒体上回放习近平当年在陕西老家插队、以及在河北正定当县长时的朴素(说习近平象炊事员的评价)与亲民，并非编造，确属当年习近平的真实表现；只有那样，才能过得了所谓基层推荐关。就我1970年代在修铁路时所见，无论是大学招生还是工厂招工，尽管上级指定要推荐某干部子弟，但群众推荐这一关，有人就是无法通过，只能另想办法。”
熟悉中共内斗史的人就知道：中共党人作为具体的自然人，他们首先考虑的也是与自身安全攸关的利益——抓捕江青后，邓小平对家人说“这下可好了，我可保性命无忧了”（说明：在后来宣传邓小平的时候，改为“我又可为党再工作20年了”）。所以不要简单以为能上大位者就是政治觉悟高，对党有多么的忠诚。习近平政绩平平，无论是智商还是韬略，就算是在红二代中他也不是佼佼者，何以能让中共政治寡头们选为储君，为各方所接受。说明大家都以为此人厚道，对自己不会有什么威胁。不似薄熙来锋芒毕露。这是政治平衡的结果。
其处储君位时，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竟然不顾外交礼仪替江泽民个人赠书于默克尔，上位后对江系打压，并以“人走茶凉”羞辱江。说明此人有心计、韬光养晦、前恭后倨。人要在得势时才能露真容。我村有个邮递员，之前其对乡邻谦和、口碑甚佳，10年前有许多村民出来打工挣了钱，那时还不能通过银行直接汇款到家里，就只能通过邮局汇，渐渐求他的人多了，他架子也就大起来了，对乡邻变成另一面目了。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实为得势露真容罢了。
五、关于习近平的知识结构问题——他出口便是毛式语言，说明此人受到毛泽东的影响很大
习近平好卖弄学问，但又经常读错字而露陷。谁都有读错字的时候，文化程度不高，只要会用人也能治理好国家。写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刻意去贬损一个人，而是要通过客观的分析来因势利导地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故读错字就没必要拿出来作特别的分析了。
一个人那方面的书读得多就会潜移默化地在其日常的言谈举止中自然而然地表露出来。他出口便是毛式语言，说明此人受到毛泽东的影响很大。读过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如果你反反复复读某一个人的著作，其话语、其语言风格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不用装，也装不了！比如：你看《圣经》看多了，你会很自然地流露出一些基督教语言。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革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后来又不读书者），不管是崇毛者，还是反毛者都会不自觉地流露毛式语言。
习近平一出访就到受访国晒书单、掉书袋，说明此人心理自卑，怕别人看不起，所以就要强装自己博学。尽管习近平有清华文凭，博士头衔，但知情的人都知道，“工农兵”学员的大学教育和在职博士的含金量。在那个疯狂而又封闭时代，习近平的全面教育就是从红小兵到红卫兵的洗脑过程，他的文化素养和知识结构就可想而知了。
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并消化知识，而不是为了博览群书而博览群书。博览之后不消化、不转化为自己的技能还不如不读。我对读书有切身的体会，我一生中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在职读书过程中一年能真正消化一、二部著作就不错了。他晒出如此长的书单，就算是不消化，囫囵吞枣地一个字一个字去看，也是看不完的。下面是我就习近平2013年6月份以国家元首身份访美晒书单时所发的一条微信。现重录之，算是对他心态的一个剖析吧！
“没文化的人心里自卑，怕别人看不起，所以就要强装自己博学，掉书袋。草包就是这样的人！一个真有学问的人无需掉书袋背书名。而是将所读过的书学过知识自然而然地融入日常言谈举止之中。这是潜移默化的，不是强装。孔乙己“茴香豆”茴字的四种写法不是学问，徒添笑料耳！今堂堂国君与孔乙己比肩，岂不悲哉！
蛤蟆好卖弄风情和学问，尚能骚首弄姿唱几曲歌，再捎上几句英语、俄语。在这方面草包与蛤蟆有得一比，但糟糕的是：草包卖弄学问的本事都没有，就只有象中学语文考试时记几个作家和书名。难道草包出国访问是到受访国应试？！丢人不？！”
六、习近平今天表现出来的强悍性格，是由于他过去的软弱
有个律师朋友跟我说，他与习近平是从小在一个院子里长大的，那时习近平的父亲成了“反革命”，所以小伙伴们都欺负他。为储君时，儿时伙伴薄熙来不服气，看不起他，说他是汉献帝。他今日得势之强悍，就如《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一书分析希特勒“他的强悍是由于他太软弱；他的歇斯底里是过于抑郁的结果；他对童年的美好回忆，其实正是掩盖紧张、扭曲和创伤的情感慰藉。”，是一种受虐狂式的满足。
他以国家元首之身出访俄罗斯，却对普京说：“我的性格象你”——这是他对强者的真实情感流露，但在正式的国事访问中，此说很不得体，有讨好普京之嫌。说明此人有强人崇拜情结，却又人情事故不练达。
他执意在非传统日“阅兵”，说明此人好大喜功，急于巩固自己的权力。“阅兵”时满脸愁容、无精打采，竟然发生敬左手礼的事故。说明“阅兵”没有达到其预期的目的，乱了方寸，没有定力。
他在深圳时公开场合说“中国梦、宪政梦”——忽悠国内民众；对苏联崩溃扼腕叹息，在内部讲话说“苏联竟无一男儿”——对自己人是内心的真实表白。说明此君无世界眼光，言行不一。
他因无知故无畏，无毛泽东之才却幻想成为毛泽东式一言九鼎的人物，说明他志大才疏。
七、习近平有小聪明，但没有大智慧
习近平在18大前夕，为了博取其政治利益最大化，神隐有十余天，可谓算得上高超的政治手段，但仍不是大智慧。
自以为得计，实为最愚蠢，就是美国特工斯诺登叛逃到香港后的处理。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外交权是归中央政府。处理此类重大涉外事件，没有最高权力者的首肯，下面的人是不敢轻易表态处理的，就如当年方励之在美大使馆政治避难时，最终要由邓小平表态（定调）才得以解决。在处理斯诺登事件时，习近平的权力已不是当年的江泽民之于邓小平了。
各国都有特工落到对方之手，本来是与美国讨价还价一张很好的牌。斯诺登居然能从香港“逃”到俄罗斯——这样的鬼话3岁小孩都骗不过，美国人会信吗？在两国之间玩平衡，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你有必要得罪一个大国，去取悦另一个大国吗？况且美国的国力远超俄国。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将烫手山芋丢给俄国吗？要知道古今中外，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最忌恨的就是背信弃义——暗中资助敌国！这比你自己保护斯诺登还可恨！——我想，就算是两个自然人也是如此心态。
如此可见，习近平小聪明还是有的，大智慧却全无！
最后结论：基于他的家庭背景，及所受过的教育，他对毛泽东是爱恨交加，时时处处摩仿毛泽东，他的信仰体系中只有毛泽东的强人政治，不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其价值取向不可能有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观，企求其集权之后会走民主、自由之路，无异于缘木求鱼；其表面的强悍是虚旺的，再加之其信仰的缺失，在足够强大的外界压力下，不排除其有崩溃的可能。（请注意：此处的用词是“崩溃”，而不是“妥协”）。
说明：在习近平刚上台不久的2013年上半年就有初稿，因惰性使然，一直未写完。还有许多事件与习近平有关，如其与日本首相安培会面握手时的那张脸、“香港占中”等，要分析，限于篇幅问题，待以后再分析。
刘正清 2018年6月24日
今天2018年7月4日上午，浙江左契律师事务所纪中久律师在福州市第一看守所会见了“福州大抓捕案”当事人之一严兴声。他向律师反映至今为止，福州中院法官还没有到看守所会见当事人，二审合议庭成员组成也未告知。严兴声要求会见驻所检察官的请求也被一拖再拖，没有落实。他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二审法院急着让律师交辩护意见，意图不开庭审理，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滑天下之大稽。
严兴声还向律师反映，看守所管理人员强行搜走他的案件资料和日记，让他没有办法准备好二审审理。家属和律师寄给严兴声的信件他还是不能接收。由于他的诉讼权利遭到践踏，他将申请福州中级法院全体回避本案。
严兴声让律师代为感谢公民社会和媒体对“小709案之福州大抓捕”的关注和支持！
本次律师会见通报完毕，感谢各界关注！
福州庄磊 2018.07.04
【民生观察2018年7月3日消息】本网获悉，湖南籍中国著名人权律师文东海，今发布《退出中国共产党声明》。
中国大陆著名人权律师文东海，因长期代理人权案件、信仰案件；特别是文东海介入“709王宇案”及民生观察创始人“刘飞跃案”后，便不断遭到来自当局的骚扰恐吓及打压。
自5月10日起，湖南当局便以“扰乱法庭秩序”为由，省司法厅委托长沙市雨花区司法局纠集街道工作人员、派出所民警多人先后不断到文东海律师家并送达“拟吊销本人律师执业证书”的《行政处罚案件当事人听证权利告知书》。5月13日文东海向湖南省司法厅提出听证申请；5月26日，文东海被“吊照听证会”，因暴力事件而中止；而在报警维权之际，湖南省司法厅迅速发文，取消文东海的听证资格并强行作出吊照处罚。
今天（7月3日），文东海律师又接到了湖南律协党支部的电话，他们要对文东海做违纪处理，并要求其配合他们，盛怒之下，文东海便发出了《退出中国共产党声明》。
文东海《退党声明》中称，为了不让有关领导操心，也为了简化相关手续，互相面见不爽，我在此声明：从今天起我自愿退出中国共产党，声明发出之日即是我退党之日！
附文东海《退出中国共产党声明》全文：
刚接到湖南律协党支部的电话，他们要对我做违纪处理，并要我配合他们，为了不让有关领导操心，也为了简化相关手续，互相面见不爽，我在此声明：
从今天起我自愿退出中国共产党，声明发出之日即是我退党之日！
声明人：文东海
2018年7月3日
附：文东海律师《关于本人拟被吊销律师执照维权历程回顾》全文：
一、拟被吊销律师执照所涉案件办理维权回顾
（一）办理云南省峨山县李琼珍信仰案维权历程
1、2017年1月24日下午，我在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看守所会见李琼珍时，她向我反映在2017年1月11日至13日，她被玉溪市峨山县法院副院长柏为良逼迫她认罪和解聘律师的情况，我随后给她做了一份会见笔录，将上述情况如实记录。
2、2017年1月24日晚上，李琼珍的丈夫卢文光将他此前所写的一个《关于到红塔区看守所会见的基本情况》（以下简称情况说明）给我，其中同样反映了柏为良胁迫家属到红塔区看守所劝李琼珍认罪的相关情况说明，和李琼珍在看守所所述情况基本吻合。
3、2017年2月13日，我撰写了《关于峨山县法院柏为良法官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的控告书》和前述的《会见笔录》、《情况说明》一并邮寄给峨山县法院院长那汝琼、玉溪市中级法院纪检、峨山县检察院控申科、玉溪市检察院控申科。
4、2017年2月16日，李琼珍信仰开庭时，我当庭提出了要求该院院长、合议庭成员回避的书面回避申请，并将我曾经向相关部门控告的事实和材料（包括控告书、会见笔录、情况说明）作为申请回避的事实和证据材料提交，但峨山县法院并未就我提交的相关证据进行任何哪怕是表面上的审核，而是在休庭几分钟即违反规定由院长决定驳回回避申请，我当庭表示异议，要求复议，提出了三点复议理由：（1）我申请该院院长那汝琼及副院长柏为良回避，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由该院的审判委员会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而不是由院长作出决定；其次，我申请回避时提供了两份证据会见笔录和情况说明，对于该两份证据所反映的情况，该院有义务去进行核实清楚，在回避事实弄清楚之前，作出回避决定是违法的；第三，我在开庭前已经向检察院对柏为良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控告，在检察院就控告事实作出决定前，他的身份相当于犯罪嫌疑人，此时不宜继续审理本案，理应回避。申请复议后，审判长柏为良仍然坚持以院长已经做出决定为由驳回本人的复议申请，维持原决定。我为此和柏为良法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后经反复抗争无效，我便决定配合法官把庭开完，此后庭审一直很顺利，没有再发生较大冲突。庭审中，我曾经多次要求公诉人对审判长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法律监督，谁知她们脸不红心不跳地说他们认为法官没有违法。
5、2017年2月23日，峨山县法院对李琼珍案进行判决，判决结果令我大吃一惊，我的当事人和同案比较明显存在违反刑事诉讼法的减轻、加重刑罚幅度的情形，我决心对峨山县法院的违法行为继续展开控告。
6、2017年3月5日，我收到峨山县检察院峨检举复字（2017）1号答复函，答复函内容为：文东海，你的来信，经我院有关部门审查（调查），未发现柏为良在办理李琼珍等人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案中涉嫌违法犯罪行为。但他们同样从未找过我的当事人李琼珍及其丈夫卢文光核实过会见笔录和情况说明所反映情况的真实性，我事后曾经向看守所核实过，检察院也未派人到看守所调取过柏为良2017年1月11日至13日会见李琼珍的监控视频。
7、2017年4月4日，我撰写了《关于峨山县法院、峨山县检察院破坏法律实施的报告》向玉溪市、云南省检察院和最高检察院反映情况，要求对峨山县法院违法审判和峨山县检察院渎职行为进行查处。
8、2017年6月7日，我收到了峨山县检察院峨检纪复字（2017）3号再次答复函，答复函内容为：文东海律师，你对峨山县人民检察院公诉人在公诉你的当事人李琼珍等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案件庭审过程中没有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峨山县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相关人员没有依法办理你控告的问题，构成玩忽职守犯罪的控告，经审查、核实，不存在你控告的事实。非常搞笑，我第二次控告是向峨山县检察院的上级玉溪市、云南省检察院及最高检察院控告，而且峨山县检察院也是被控告对象，可最终答复我的仍然是被控告对象峨山县检察院自己。
（二）办理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法院彭佩珊信仰案维权历程回顾
1、2017年7月4日全天至2017年7月5日，我作为信仰案被告人彭佩珊的辩护律师参加了该案的庭审，第一天由于合议庭法官表现克制，基本按照法律的规定在推进庭审，所以庭审按部就班进行，审辩相对和谐，但到了第二天即7月5日，法官一改常态，开始不顾一切想快速结案，律师话还没说完，就会武断打断律师发言，结果有其他辩护律师提出抗议，合议庭的法官根本就不理睬抗议，而是直接绕过那位律师问下一位辩护律师是否要发言，我是第四位辩护律师，当法官问到我时，我非常激动地说了句：如果法官你们不想依法办案，那就把我们赶出法庭，结果法官真的命令四五个法警当场就把我架出法庭。其他律师因为继续抗议非法庭审，也接连被赶出法庭。辩护律师都被赶出法庭后，该案继续推进并未结束，而是在律师没到场，当事人严重抗议的情况下走完所有庭审程序。
2、2017年7月5日上午，辩护律师董前勇、李静林、张科科、刘正清、李对龙均被赶出法庭后，随后到隔壁的检察院准备控告，可准备进楼前，十多位特警一字排开堵在检察院门口，不让律师进入，后我们只好到汕头市检察院控告，但汕头市检察院控申科的检察官在接到几个神秘电话后，就再也不愿意接待我们，也不肯收我们的控告材料。
3、2017年7月10日，我们六位辩护律师联名向汕头市检察院、广东省检察院、最高检察院、汕头市中级法院邮寄提交了《关于汕头市金平区法院破坏法律实施的控告书》，在辩护律师们的强力控告下，汕头市金平区法院不得不重新安排开庭，但后来不再准许原来的辩护律师介入辩护。
二、本人被湖南司法部门和律协立案调查及维权历程。
1、2017年7月14日，湖南省律师协会书面通知对我因办理云南省峨山县法院审理的被告人李琼珍一案中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等不当言行，决定对我立案，我此后接受了湖南省律师协会惩戒委员会的询问，并在调查笔录中明确提出要求他们调取庭审视频和柏为良违规带领无关人到玉溪市红塔区看守所逼迫我当事人认罪和解聘律师的监控视频，核实会见笔录和情况说明的真实性，调查该事件的前因后果，同时提出要求他们给我因律师执业权利受到柏为良等人严重侵犯维权。
2、2017年7月24日，2017年7月24日，我向湖南省律师协会邮寄提交了《关于请求湖南省律师协会维护本人执业权利申请书》，要求湖南省律师协会因我在办理李琼珍信仰案时执业权利受到柏为良等人严重侵害申请维权，但时至今日，不管是我在接受湖南律协惩戒委调查时口头向他们提出维权申请，还是事后提交的书面维权申请，事后都没有任何的口头或书面回复。
3、2017年8月4日，我接到长沙市司法局通知，说我涉扰乱法庭秩序一案已经由湖南省司法厅移交给长沙市司法局办理，并要我到长沙市司法局说明情况，我同样非常配合他们作了相关调查，此次立案增加了我代理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法院审理彭佩珊信仰案的扰乱法庭秩序一案的指控。
4、2017年8月9至11日，长沙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王剑四人到云南昆明和广东汕头对我涉嫌扰乱法庭秩序一案进行调查，我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特意和王剑通话，要求他们调取庭审录音录像、以及柏为良到看守所威胁我当事人认罪和解聘律师的监控视频，找我的当事人及其家属核实相关情况，同时我还提出我在汕头市金平区法院开庭并被法院赶出法庭后，我们去汕头市金平区检察院控告，结果有一批特警堵在检察院门口不让我们进去，我们特意强调要王剑等人去调查这个情况。
5、2017年8月13日，我向长沙市司法局提交了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长沙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工作人员赴云南调查的相关情况，后长沙市司法局于2017年8月31日对该信息公开申请进行了回复，我从那了解到他们根本没有去峨山县法院，而只到昆明云南高院调取了庭审监控，但并没有去玉溪红塔区看守所调取视频，也没有去找我的当事人及其家属核实相关情况。同时我撰文《法庭的主宰是法律而不是法官》作为我的申辩意见提交给长沙市司法局。
6、2017年9月28日，长沙市司法局向我送达《延期处理告知书》，认为案情复杂，经批准，决定延长办理期限30日，2017年10月30日，长沙市司法局向我送达《告知书》，告知我该案已调查终结，他们认为我涉嫌扰乱法庭秩序，干扰诉讼活动正常进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因案情重大，现已报请上级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处理。
7、2017年11月4日，我向湖南省司法厅举报投诉长沙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工作人员在办理我涉扰乱法庭秩序一案时滥用职权违法办案，反映该局滥用职权故意不调取对我有利的证据，故意选择性忽视有关峨山县法院法官柏为良严重侵犯律师执业权利在先，我当庭激烈对抗在后的事实，而是刻意渲染本人在法庭上因过于愤怒而展示出的抗辩言行，有涉嫌对本人打击报复的嫌疑。湖南省司法厅于2017年11月15日对本人的投诉举报立案，并于2018年1月14日送达给本人《延期答复告知书》。2018年2月14日，湖南省司法厅对上述举报投诉进行答复，完全否认了长沙市司法局的相关违法行为。并认为不存在本人所举报反映的问题。
8、2017年11月3日，因检察院和司法部门不作为，刻意忽略峨山县法院法官柏为良等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和对本人律师执业权利的严重侵犯，我不得已选择自救，并向长沙市雨花区法院立案庭现场提交了起诉峨山县法院法官柏为良名誉侵权的起诉书和证据材料，该院立案庭法官罗琪收取材料后，说要研究后七日内答复，2017年11月14日，该院立案庭胡晖副庭长答复我不给立案，并把起诉材料退还给我，我后到该院信访办投诉，但投诉后至今未有任何答复，2018年5月4日，我委托益阳万维律师事务所龙中阳律师再次到雨花区法院和长沙市中级人民院提交起诉状，长沙中院告知到雨花区法院起诉，但雨花区法院仍然拒绝立案，后龙中阳律师又向雨花区法院邮寄提交了起诉状，但被雨花区法院拒收退回。
9、2018年2月28日，由于我因为多个信仰案件律师执业权利被侵犯，事后向湖南省律师协会申请维权都得不到解决，湖南省律师协会也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维权措施，尤其是我在办理峨山县法院李琼珍一案执业权利受到柏为良侵犯的维权申请，还有在山西忻州市张春蕾一案时自始至终均看不到案卷，最后上了法庭辩护，法官还是不给我看案卷。对于律师执业权利受到如此严重侵犯，我想了解湖南省律师协会是否将该系列案件向湖南省司法厅、司法部汇报请示解决办法的情况，故向湖南省司法厅和司法部申请了信息公开，湖南省司法厅和司法部分别于2018年3月21日和3月19日对本人的信息公开申请以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存在和不属于信息公开范围进行了答复。
10、2018年4月29日，我再次向湖南省司法厅申请了信息公开，要求他们公开自2018年元月份以来，针对如何打压人权律师召开的多次会议情况及包括傅政华在内的有关领导的指示，尤其是2018年春节前湖南省司法厅召集公检法政法委召开联动会议对人权律师进行打压，并指令湖南省高院刘海洲协调对于我起诉到法院的所有案件要么不给立案、要么立案后不开庭驳回起诉，本人事后向刘海洲求证，他间接承认了上述事实的存在，并说他对我的事情他是没有办法的。
11、2018年5月10日，湖南省司法厅委托长沙市雨花区司法局纠集街道工作人员、派出所民警多人先后到我家并送达拟吊销本人律师执业证书的《行政处罚案件当事人听证权利告知书》，2018年5月13日我向湖南省司法厅提出听证申请，同时一并提出要求中止听证会召开的申请，理由是我被峨山县法院法官柏为良侵犯名誉权诉讼一案至今法院未给我处理，而该案审理结果直接关系到我是否存在扰乱法庭秩序的事实判定和情节考量。另一个理由则是我于2018年4月29日向湖南省司法厅申请信息公开，他们至今未给我答复，在给我答复之前应该中止听证会的召开，湖南省司法厅随后于2018年5月17日向本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并决定于2018年5月26日上午9点在湖南省省司法厅一楼听证室召开，但对本人申请中止听证会的申请则为给出任何解释和说明。2018年5月20日，我向湖南省司法厅邮寄提交了《证人出席听证会和复制证据的申请》，并再次向听证会提交了《延期或中止听证会的申请》，并增加了一条申请延期的理由，因为2018年5月26日是国家的法定假日，而湖南省司法厅在未经和本人商量的情况下在法定假日召开听证会是对本人劳动休息权利的侵犯。2018年5月20日，我同时向湖南省司法厅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公开该厅是否已经提前在听证会之前做出了相关的行政处罚决定，并要求公开作出决定的会议纪要复印件。
12、针对湖南省律师协会采取类文革式手法以假名作者于2018年5月16日起在湖南省律师协会网站发表文章《捍卫法治、坚守执业守则》等系列文章（该系列文章随后被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等二十多个省份律师协会转载）对本人进行诋毁污蔑，直指本人为“闹庭系”律师，我于2018年5月17日凌晨通过微信向湖南省律师协会秘书长汤力勃提交《向湖南省律师协会投稿的紧急申请》和投稿文章《法庭的主宰是法律而不是法官》，但湖南省律师协会以沉默应对，2018年5月20日，我再次向湖南省律师协会书面邮寄提交了《再次向湖南省律师协会投稿的紧急申请》和两篇稿件《法庭的主宰是法律而不是法官》、《法律之下方有法官的法庭指挥权》。为了核实在湖南省律师协会以假名发表文章的作者真实身份，我正式于2018年5月20日向湖南省律师协会申请公开该系列作者吕正声、邢正庭、蒋政、五月等人的真实姓名、职业、职责等信息。
三、本人办理上述信仰案件及被立案调查后维权经历的启示
1、以上历程回顾均有相应的文书、邮寄回单、有关单位的回复等证据证实，通过以上简单回顾，可以看出，在信仰案件中，被告人及律师诉讼权利被侵犯触目惊心，几乎每一个程序都存在公检法司不作为、乱作为甚至是故意迫害的情形。
2、本人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后，试图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依法积极争取自己合法权益，也增加我对现有“法治”的信心，但实践的结果是不管你如何相信法律、精通法律，一旦他们决定把法律的大门关上，你便有孙悟空的本事也会被压在五台山下。
3、我也曾经多次向司法部门表明心迹，我只是想做一位真正的律师，因而在维护当事人权利的时候不遗余力，得罪了不少的公检法官员，对我的投诉立案明显是打击报复，如果你们能够给我留退路，我今后可以少办理甚至是不办理维权案件，改做商业案件，我甚至在半年以前因为律师事务所在司法厅的指示下限制我接所谓“敏感案件”，我也没有再去争取一个律师应有的不受限制接案的权利，而是在按部就班把以前接的案子办完，然后考虑做点其他案件，但不管我如何退让，最后他们还是不愿意放过我，尤其是新任司法部长傅政华上台，更是对打压迫害律师雷厉风行，继续延续他在主导办理709案件时候的一贯风格。
4、此次对本人拟吊销律师执业证的处罚显然不仅仅是因为本人办理了上述案件的原因，更大的权重可能还在于本人办理其他比如709王宇颠覆国家政权案、广东袁朝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肖育辉信用卡诈骗案（当事人被胁迫解聘法院阶段退出）、刘飞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到了法院未安排开庭）、江西维权人士朱玉芳寻衅滋事案、叶剑被故意伤害案、李建新（惠阳欧伯）寻衅滋事案等，尤其是在办理709案过程中，本人和其它多位辩护律师、家属一起通过各种合法的法律手段极力维护王宇及其它被抓律师和维权人士的权利，在民间和国际社会的大力声援下，最后致使包括王宇在内的多位律师和维权人士不得不被无罪释放，当局对律师的围剿目的无法完全如意，从而掀起对维权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注销、整顿、停业、吊证的新一轮打压。
文东海 2018年5月21日
【民生观察2018年7月3日消息】本网获悉，湖北赤壁民主人士陈剑雄、袁兵等于去年10月初二度被捕系狱，近日谢阳律师前往看守所要求会见当事人却受到阻扰。
据悉，去年10月3日陈剑雄、袁兵、梁一鸣（陈剑雄女友）三人一起被带到赤壁市公安局，第二天被赤壁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三人在被刑拘将近四十天后，陈剑雄和袁兵于11月10日被赤壁市检察院批捕，罪名仍是涉嫌“寻衅滋事”，后羁押在赤壁市看守所。
而一同被刑拘的梁一鸣，则于11月11日被赤壁警方取保候审获释，并收到赤壁市检察院发出的“不予批准逮捕通知书”，同时由户籍地广东赶来的警察贴身陪同，被强制遣送回广东老家。据取保后的梁一鸣透露，陈剑雄当时已在看守所生病，似乎还挺严重，但病情不明。
今年2月12日，被超期羁押的陈剑雄涉案罪名已由“寻衅滋事罪”变更为“危害国家安全罪”。3月14日上午，谢阳律师与陈剑雄的姐姐一同前往赤壁看守所会见陈剑雄，其姐陈红梅在看守所与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和推撞，致使手部流血受伤。而谢阳律师的手机被抢，之后俩人报警，但却一直无人处理。近日谢阳律师再次前往赤壁看守所要求会见当事人却受到阻扰，而看守所人员亦没有说明拒绝律师会见的原因。
据了解，陈剑雄，实名陈进新，1974年出生，湖北省赤壁市人。自2013年以来，曾多次参与国内的围观声援活动，勇于多次举牌、拉横幅表达对民主宪政的政治诉求，是南方街头运动杰出代表之一，亦因此曾多次遭到中共警方的拘留、刑拘、酷刑和强行驱赶等；2013年5月25日，曾因与袁小华、袁兵、黄文勋等民主维权者在湖北省赤壁市宣传民主政治，而被当地警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为由刑拘，7月13日被取保获释；2013年9月30日，曾与民主维权者谢文飞在广东省佛山市街头举横幅，要求“废除一党专制，建立民主中国”，而被佛山警方再次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并关押在天河区看守所，备受酷刑折磨，10月30日被取保获释；2014年2月，曾因参加山东曲阜薛福顺非正常死亡事件观察团奔赴曲阜追查真相，多次在曲阜遭警方殴打和驱赶；2014年3月，曾因到黑龙江省声援“建三江律师被拘事件”，而被当警方行政拘留15日；2014年5月，曾因到武汉市与多名友人会见佛教法师徐志强，被武汉警方抓走，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5月17日被取保候审；2014年7月，因再次前往河南郑州参与公民声援“郑州十君子事件”，并到河南焦作市声援“张小玉夫妇杀警事件”，遂于2014年8月1日被警方在郑州第三看守所附近抓走，且被湖北省赤壁市警方直接报检察院以涉嫌“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罪”执行逮捕；2016年12月16日，被湖北省咸宁市赤壁市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8个月；2016年12月31日被刑满释放，此前被羁押湖北省赤壁市看守所。
出狱后的陈剑雄于2017年2月初，到广东佛山安居。2017年6月2日，陈剑雄遭佛山国保驱逐，女友梁一鸣店铺被封，二人一起被押回赤壁陈剑雄家中软禁。
2017年9月29日，因不满当局长期警告骚扰，决定面对当局要求给予“陈剑雄、梁一鸣犯下什么罪，要软禁家中不得正常生活！”的明确说法。却遭当局打击报复，同时还有去年5月25日刑满获释被稳控家中的良心犯袁兵（袁奉初），三人均于2017年10月3日被以“解决诉求”约谈骗至公安局后，第二天直接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同年11月10日，陈剑雄和袁兵被以同样罪名执行逮捕，而梁一鸣则被取保释放。
袁兵，网名袁奉初，湖北赤壁人，与陈剑雄俩人长期参与南方街头民主活动以及声援被抓的良心犯，袁兵此前被判刑四年，于2017年5月刑满获释，2017年10月3日再次被捕入狱，袁兵此次被抓距他出狱尚不足五个月时间。目前，俩人已被非法羁押超过9个多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