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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撬门开灯”成为开年舆论“热梗”

    中共独裁体制热衷形象工程是全球闻名的。今年春节期间山西省大同市官员为了完成政绩考核,不惜突破法律和道德底线,强行制造“繁荣”假象。为此引发开年民众的汹涌舆论,并产生了“撬门开灯”的“热梗”。

    1月27日,大同市平城区古城街道办事处鼓楼社区下发的《古城亮化倡议书》,要求营造欢乐、祥和、喜庆的节日氛围,从1月27日(腊月二十八)到2月12日(正月十五),每晚18点到次日凌晨6点,属于亮灯时间段,要求室内留灯,古城内各商业门店应确保室内灯光充足,直至次日天明。事发2月3日晚,当地一家店铺关门后,没有把室内外的灯都打开,被巡查人员发现,而已经回家的店长不愿再赶回来开灯。结果十几分钟后,街道办工作人员和城管在没有提前告知店主的情况下,竟然拿着工具硬生生将这家店铺门上的锁给撬开,进入店内开启灯光,然后再用U型锁把门重新锁上。

    此举引发了公众愤怒,被认为是地方政府在经济下行压力下,通过粗暴行政手段强制执行“形象工程”的又一典型案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历史典故广为人知,如今山西大同又将之发展、改写成为了“州官半夜撬锁,强迫百姓点灯”。网民评论说:“店铺为私人场所,撬门进入与入室抢劫盗窃没什么区别!是真真切切的违法!”“私人财产不容侵犯,这不是私闯民宅土匪行为吗。”“哪个法律规定了商家必须彻夜亮灯,这是滥权,这是乱作为,这是违法!”

    还有网民表示:“店铺未按规定彻夜开灯,仅仅是违规;在未发生危险的情况下,执法人员就强行撬锁入室,这是公然违法,性质绝对不一样!”“这次大同出名了,可是我更不会去玩了,那里的执法人员太野蛮了,我怕!”有律师认为这是执法人员对法律的无视和践踏,民法典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岳先生对自己经营商铺享有的物权,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上述工作人员强行撬锁进入店铺,已经突破了法治的底线。

    舆论普遍批评官方在整个过程中毫无经济理性和法制观念可言,灯火辉煌带来的额外电费成本应该由谁买单?权力之手随意伸向百姓的门锁又会有何后果?最终决策目的与结果往往背道而驰,也丝毫不让人意外了。当年的大同市长耿彦波发起的古城大拆大建运动,导致人口约300万的城市,就有50万人需要被搬迁。那么当年背负巨额债务进行的古城改造效果如何呢?如今,这座古城已经沦落到需逼迫百姓过年开灯亮化,才能营造繁盛勃兴幻象。恰如网友的总结“十多年前的拆真建假,十多年后的撬门开灯,简直如出一辙。他们最擅长的,就是以道德意图伦理,压倒责任伦理。”

    在“撬门开灯”引发汹涌舆论后,山西大同市平城区古城街道在2月7日凌晨1点做出公开道歉,道歉内容与其说是反思自省,不如说是对舆论的敷衍应付。道歉中对于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避而不谈,也没有明确在造成经济损失后所需承担的责任,让一切又变成了——“问题无人负责,只是好心办了坏事”的尴尬局面。有网友评论道“为什么会有这种荒谬的事情发生呢?因为在他们看来虚假的繁荣也是繁荣,他们更在乎繁荣,而不在乎虚假。”

    官方的愚蠢连官媒也看不过眼了,南方都市报发表评论认为,从致歉信可以看出,当地政府根本没有意识到事件的性质,或者说不愿意公开承认事件的性质。先通过言语威胁不开灯的商户,然后动用消防员撬锁,入室自行开灯。公众甚至不需要精通法律,只凭生活常识和为人处世的基本道理都能意识到此事的恶性程度。足见当地一些政府工作人员法律观念、依法行政意识缺失到了何种程度。直接撬锁入室,至少涉嫌侵犯他人财产权和隐私权。身为政府工作人员,没有正当理由,没有执法权限,不走规范执法程序,至少涉嫌滥用职权。致歉信称,“今后我们将引以为戒、规范管理、改进工作、转变作风,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看来打算这事就到此为止了。这种连“罚酒三杯”都谈不上的“表态”,如何能让人相信“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作者项栋梁在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发表文章《州官半夜撬锁,强迫百姓点灯》,文章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故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历史典故之所以经典,就是因为洞察世情人心,即便跨越百年千年也不会过时。这不,山西大同,历史重现了。虽然咱也不知道这些披着制服的人具体执行的是哪个国家的哪条撬锁法律,但州官的命令显然是一丝不苟地被执行下去了。后人有诗赞曰:州官半夜撬锁,强迫百姓点灯。营商环境优化,还看山西大同。

    作者木蹊在微信公众号“阅后即瞎”发表文章《山西的“撬门开灯”,究竟照亮了谁的面子?》,文章说,在中国没有一个法条规定商户必须晚上开灯的情况下,他们仅仅凭借一个社区公章的“倡议书”,就把商户们管得踏踏实实。当权力之手可以随意伸向百姓的门锁,再璀璨的灯光也照不亮民生的希望。当千年古城沦为灯光秀背景板,我们失去的何止是电费?深夜11点被撬开的商铺大门,照出的是某些地方治理能力的”灯下黑”。真正的城市之光,不在彻夜通明的商铺里,而在法治的阳光下,在权力的谦抑里,在管理者对民众最基本的敬畏中。当一座古城需要依靠撬门开灯来营造盛世图景时,每个公民都有责任追问:这样的”亮化”,究竟照亮了谁的面子,又遮蔽了谁的明天?

    作者家传研究员在微信公众号“个人记忆库”发表文章《不按计划发财,不按规定点灯,不按级别落泪,州官破门纠正!一切操之于官》,文章说,以前说,人的悲喜并不相同,现在才知道,悲喜并不由你。山河四省官员搞经济,确实很可爱。州官半夜撬锁,强迫百姓点灯。让你发财,不发不行;让你乐观,不乐不行。同样的,该你哭时,不哭不行。

    家传研究员的文章说,1976年9月18日,京郊一村收看主席追悼会转播,一位社员觉得无聊,从兜里摸出一颗花生吃,被书记大吼指责破坏追悼会:「革命群众悲痛万分,你还高兴地吃东西!」因为一颗花生,社员被指反革命,获刑8年。好在时代也有变化,这次没亮灯的,没有被抓去判刑。有什么变化吗,有;有什么变化吗,又好像没有。这几十年来,奉旨摆摊、奉命亮灯、计划发财,一应悲喜皆操之于官。如今工资发放都有困难,他们终于急了,要拼经济。但他们根本就没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以及他们的这种做法,就是问题本身。

    作者写字的木白在微信公众号“木白文笔平平”发表文章《山西大同的这件事,本质是为了爷的喜好狠狠折腾普通人》,文章说,忽然想到了一些古代段子,即不管民众如何饿殍遍地,但老爷们来了,家家户户哪怕是借钱也要在门口放上红纸还有什么一些喜庆的东西,这个段子大概是在三刻拍案惊奇里看到的,那个时候我还读小学,记得我还为此写了一句诗:“鬼魅魍魉遍天下,哪管生民饥辘辘。”一句话吧,如果我是游客的话,知道了这个点亮的城市,是依靠这种撬门逼迫的方式来点亮的,这绝对不会是好的体验,只会产生罪恶感,因为繁华之下是个体的血与泪,会让我自己产生腐朽气息。

    写字的木白的文章说,本质上大同的这件事虽然打着的是照亮城市,温暖游客的名号,但本质上其实还是官老爷拍屁股做的决定。因为西北的冬天,大半夜,没有几个脑残游客还会在下半夜到大街上瞎转悠的,即便是本城的市民,下半夜好人家谁还会到街上瞎溜达。即便是温暖如春的南方,到了下半夜,这大过年的,也没几个人的。说白了,什么游客,只是为了一个老爷的喜好而已。而这个喜好,本质上与让饥肠辘辘的生民挨饿也要在门口贴大红的红纸和添加喜庆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都是为了爷的面子,折腾普通人。

  • 当政权比鬼怪更恐怖

    万圣节成为中共眼中迫在眉睫的威胁,这在过去数十年里中国人的经验是无论如何也是想象不到的,然而,自从在去年的上海万圣节引爆了中国网络,把万圣节成功改造成万梗节此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批判狂欢,直接触及了当局的敏感区以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可能性,当时就有网民在知乎上发问“你觉得2023年上海万圣节会是最后一届吗?”

    在2024年万圣节到来的时候,中共以其一贯的尿性向社会给出了答案。上海一片风声鹤唳,警方严控、逮捕、清查“奇装异服者”的行为处处可见。万圣节在现代的西方更多是人类以鬼怪、荒诞和狂欢为名的世俗欢聚,在极权主义中国,万圣节成为政权的威胁,为那些荒谬至极的传说、故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真实cosplay(角色扮演):一个反人类的政权比鬼怪更恐怖。

    万圣节成为中共的禁忌,原因一是2023年的上海万圣节大大拓展了此节日的边界与意涵,使其成为一场中国特色的反抗艺术,在不断压缩自由空间严控民间声音表达的当下是当局所不能容忍接受的;一是城市年青人大规模的人群聚集,是不安全感日增的中共严重忌讳的。

    万圣节作为西方国家来历悠久的传统节日,在现代已几乎仅仅是为节日的娱乐性而以鬼魂为名制造的一个噱头,它展现的已不是对鬼怪的恐惧,而是对人生的热爱和追寻。而在中国,传统的节日不是与家庭伦理身份认同有关如春节、中秋等,就是与宏大叙事有关如三八、五一、十一等,唯独缺少彰显个性、表达自我的快乐节日,同时由于中共严控社会而造成的民众公共参与公共表达渠道缺乏,所以万圣节这样的舶来节日完全迎合了新一代年轻人精神生活的诉求,迅速成为很多中国城市年轻人的新流行时尚。

    一切变化发生在三年疫情时期。中国年轻世代经历了一个他们从来想象不到的漫长噩梦,他们从小被塑造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党国一体的价值观以及在消费主义社会成长起来的观念在这三年里被摧枯拉朽,从而重新定义了他们的社会认知与国家认同。以前所憧憬的所喜爱的在那以后一切都不同了,如果说在以前欢渡万圣节只是小众的年青人“亚文化”,从中寻求自我、表达自我和创造自我,那么现在他们需要的是对把不确定不稳定的未来带给他们的这个操蛋的时代操蛋的社会的失望和愤怒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和接受。这就是在2023年疫情结束后的第一个万圣节中出现的以年青人的审美表达出他们的态度的原因。

    固然万圣节中他们向公众展现出来的绝大部分还是希望在安全线内的态度,以自嘲的艺术宣泄这个苦闷时代年青人的伤痛、逃离,然而其中对现实的戏谑、冒犯已是对习天下的戏谑、冒犯,是对“新时代”所刻意构建的“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主流叙事的戏谑、冒犯,更不用说不少年轻人把现实政治、社会议题联系起来的勇敢表达,所以它成为了中共绝对不能容忍的充满中国特色的反抗艺术,视之为对政权的重大威胁因素。

    另外一个对中共政权来说不能容忍的重要因素就是年轻人群的聚集。公众聚集活动一直是中共的维稳对象,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江河日下的今天,年轻世代受到影响最大,受伤最深,就业、生存陷入困境成为常态,“躺平”、“内卷”、“佛系”、“社畜”、“摆烂”、“韭菜”、“人矿”等高频热词在年轻世代的热传无不显示着他们对这个彷徨时代的压抑挣扎情绪,在中共政权眼中是构成重大风险的,而群体聚集活动就极有可能成为对政权的不满和抗议场所。尤其是在2022年的白纸运动发生后,为了防止再度出现类似的群体政治抗议,按照中共维稳体制的一贯逻辑,必须要把任何“不稳定”因素扼杀于萌芽阶段,所以万圣节必须成为中共的禁忌。

    如果专制政权的预防、控制、扼杀社会有效的话,那么专制政权确实可以江山永固了。事实上正相反,中共的应对恰恰暴露了专制政权越维越不稳的弱点,陷入危机不断和应付危机的恶性循环,就如在这次的政权扼杀上海万圣节活动,当把年轻人在安全线内的对社会意见表达加以禁止时,事实上是在更加刺激这个世代的不满情绪把他们完全推向政权的对立面,重新定义他们对政权的认知与集体经验,孕育出年轻世代的新反抗选项,从而成为中共政权崩溃的导火索。

    这就是万圣节成为中共禁忌的最重要意义。中国人习惯敬鬼神而远之,都是借鬼来说人间事,譬如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借鬼怪情讽人间事,最荒诞的故事反映的都是现实,当一个政权比鬼怪更恐怖时,这个政权运行的逻辑已然是荒谬的,在美学上亦然是审丑的,是被戏谑和嘲弄的,根基全然腐烂,只有等待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命运。

  • 镇压律师成为常态的中国依法治国的虚伪

    (编者按:律师卢思位再度被逮捕,张文鹏遭拘押,张庆方被吊证等等,接连不断的律师遭致打压事件的涌现,揭示着中共镇压人权律师的“709大抓捕”运动不仅从来没有停止,而且从近十年来的中共不断强化镇压维权人士,将人权律师作为新的“黑五类”严密监控,系统性迫害,株连其家属等等罪恶手段,可见中共一持在升级对律师的镇压,业已将镇压律师常态化。随着中国律师执业空间日益逼仄,大批人权律师遭遇迫害,中共依法治国的欺世遮羞布纷纷被撕下,中共那种践踏人权,漠视法制,仇视律师,背离文明的丑恶嘴脸日益暴露无遗,这也让世界进一步看清中共标榜依法治国的虚伪本质。)

    一、维权律师卢思位再度被捕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位的妻子张春晓向本台证实,卢思位已于10月10日被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分局逮捕,此前他因前往国外被抓回已被监视居住接近1年,原定于10月27日届满。张春晓表示不知道丈夫为何被捕,当局没有给家属逮捕通知。


    卢思位和妻子合照

    卢思位是「709大抓捕」中被捕的律师之一,曾代理过多宗敏感案件。2017年,他发起公民联署,呼吁全国人大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为「709」系列案件是否有使用酷刑进行独立调查。2021年,卢思位替「12港人案」被告辩护,被当局撤销律师执业执照。

    根据中国《刑法》的相关规定,首次偷越国境一般属于行政处罚,不构成犯罪,第二次才以犯罪论处。分析认为「卢思位作为合法公民,拥有前往美国的签证。数年前,卢曾计划以访问学者身份前往美国,但被上海边防人员限制出境。」他的罪名不外乎一个是偷越国境罪,另一个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就这两个。

    二、法律人张文鹏被拘押

    2024年9月24日,知名法律人张文鹏因为代理海韵集团案件,帮助当事人喊冤,被三亚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予以刑事拘留。


    张文鹏

    现年31岁的张文鹏,大学毕业后就考取律师资格证书,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实习一年就能获得律师执业证书。张文鹏反对官办律师协会,揭露律协的腐败,2022年在线实名举报青岛司法局长万振东行贿、挥霍公款、渎职等。他抵触到了权贵的既得利益,被上了司法部门的黑名单。青岛市司法局一直刁难他,他至今无法获得执业证,一拖就是7年,只能以实习的名义从业,张文鹏被律师界誉为“著名实习律师”。

    今年3月张文鹏在深圳被青岛公安局市南分局警方跨省传唤,当时在山东晓临律师事务所任职的张文鹏在社交平台微博发文称:3月20日,他被衣服扒光,内裤都不让穿,持续传唤八小时,理由是扰乱单位秩序。张文鹏到深圳本地派出所询问了解到,跨省传唤的事由是“曾擅自闯入了青岛司法局”。

    张文鹏曾经公开力主废除“寻衅滋事罪”,结果却自己遭致被以“寻衅滋事罪”拘押。可见中共当局对法律工作者的严酷镇压。

    三、著名律师张庆方被吊销执业证

    北京市司法局2024年9月20日发布的行政处罚告知书,拟对张庆方作出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行政处罚。


    张庆方律师

    网传一张截图显示,张庆方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上述处罚决定,并回应说:“谢谢他们的成全,这份历史的荣誉,是本人的选择,我欣然接受。”

    今年51岁的张庆方是北京大学刑法学博士、硕士导师,同时也是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创始人。

    今年1月,江西省吉安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吴敏涉嫌受贿案中,张庆方原本是吴敏的辩护律师,但据称江西鹰潭中院以“已指派法律援助律师”为由将他拒之门外。

    张庆方随后实名举报鹰潭中院副院长刘赛连学术论文造假,逼得南京大学出面证实,又用公开悬赏征集犯罪线索的方式,吓退了两名援助律师。

    张庆方最近一次引发舆论轰动的“壮举”,是今年5月在海南海口中院被法警架出法庭。

    当时被告人要求更换律师为张庆方,但被法院拒绝。张庆方扬言,审判长若不出来对此解释,“你们今天就把我抬出去”,于是便出现了这戏剧性的一幕。

    此事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舆论一边倒地支持张庆方,不少同行也发声赞扬他是“无畏的法律人”,为了公平正义“游走在深不可测的边缘”。

    中国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公安是做饭的,检察官是送饭的,法官是吃饭的,律师是要饭的”,可见完全处于边缘弱势的律师生存环境之恶劣,司法独立公正之欠缺。在此环境下,维权律师遭致709大抓捕之后的打压持续不断。张庆方成为最新打压吊证的例证。

    四、709大抓捕10个月中直接受迫害人319人

    2015年7月9日发生的律师大抓捕事件,截至2016年5月6日18:00,过去10个月后,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最新统计数字显示,事件中受影响人数已上升至319人。

    中国709大抓捕事件发生整整10个月,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公布资料,统计显示,有包括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在内的319人受到影响。他们或被约谈、传唤,或被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或遭到逮捕或失踪。目前已批准逮捕的共23人,强迫失踪2人,取保候审12人,软禁1人,限制出境39人,被短暂拘留或强制约谈或传唤、而目前已经获释的共有267人,并有锋锐律师事务所、李金星律师办公室及李和平律师在北京的办公室被查抄,涉及范围涵盖24个省份及缅甸。

    当局主要对这些维权者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寻衅滋事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以及“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

    分类统计(律师、律师助理、律所人员/其他公民):

    • 已批准逮捕:23人(11/12)
    • 强迫失踪:2人(0/2)
    • 取保候审:12人(8/4)
    • 软禁:1人(0/1)
    • 限制出境:39人(28/11)
    • 被短暂拘留/强制约谈/传唤(已获释):267人(127/140)

    *注:其中23人同时被归类在两个分类;1人同时被归类在三个分类。

    五、中共持续打压律师

    2021年新年伊始,中国先后有三名律师的职业生涯面临中断或终结,让外界担忧中国法律环境进一步恶化。

    1月5日,中国律师周泽的行政处罚听证会在北京举行。他去年曾在网络上公开内地警方对其当事人刑讯逼供的视频,于12月21日接到当局通知,要求其停业一年。

    1月4日,两名曾代理“12港人案”的律师卢思位、任全牛分别接获当局通知,拟给予吊销律师执照的行政处罚。

    这三名律师均对当局的处罚决定不服。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的打压近年一直在持续,此次他们三人的遭遇是中国政府防止未来人权案件吸引外部压力的一步举措。

    1月4日,卢思位接到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司法厅发信,信中指他在互联网上“多次发表不当言论”,“严重损害律师行业形象,造成恶劣影响”,计划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

    同日,任全牛接到向其颁发执照的河南省司法厅通知,称其因在代理的2018年一起法轮功学员案件庭审期间违反针对律师的规定,拟对其做出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行政处罚。

    这两位律师均接手过许多敏感案件,而他们认为,当局给出的理由只是借口,此次对自己的处罚其实与代理“12港人案”有关。

    2020年8月23日,12名香港人在坐船从香港偷渡至台湾途中被大陆当局查获,同年9月30日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这12人大多因参与香港示威被捕后获得假释,但被香港法院下令禁止离境。12月30日,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判决12人中的10名成年人囚禁七个月至三年不等,两名未成年人未被内地当局起诉,已被移送给香港警方。

    卢思位与任全牛分别被12名港人中的两名人士家属委任担任辩护律师,但被中国当局禁止进行辩护,最终十二人在庭审时使用的是政府委任的律师。

    卢思位在接到处罚决定后发表声明称,这次处罚是“莫名其妙的打压和迫害”,将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听证请求,保留一切控告与投诉的权利。

    任全牛律师还代理了另一起在12月宣判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炒作疫情”案。他认为,这件案件也与对自己的处罚决定有关。

    任全牛发表声明表示,自己在庭上发表意见从来都是合理合法,此次处罚“完全属于职业迫害”。他要求河南当局立即纠正错误,赔礼道歉。

    六、709升级版打压模式

    自2023年以来,中国政府对国内人权律师进行了新一轮打压,以国家安全为由进行新的拘留和更严厉的监禁、失踪、旅行禁令和骚扰亲属,但国际社会反应甚微。

    中共监控再升级,「709律师大抓捕」事件出现2.0版!多名中国维权律师日前受邀与各国政要会面,但无论有没有见到面,都被当地警方或国保「密集关切」,有被24小时贴身跟监,也有1个月被迫搬家9次,甚至直接被批捕,情势空前严峻。

    5组维权人士遭监控或迫害

    往年常见各国政要访问中国,同时在当地接见中国维权人士,像是德国前总理梅克尔曾在德国驻华大使馆,面见中国民主人士及维权律师的家属,关心他们,彼此合照也能对外曝光,不会因此受到中国当局进一步压迫。

    但是,今年情况丕变,已有多名「709事件」律师,疑因受邀与4月访中的法国总统马克宏(Emmanuel Macron)、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Ursula von der Leyen),或德国外长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会面,而遭到当局强烈报復,包括李和平与王峭岭夫妇、王全璋与李文足夫妇、余文生与许艳夫妇,以及周世锋、王宇等人。


    余文生与许艳夫妇

    其中,李和平与王峭岭一家人的租屋处,在房东遭受警察的施压后,自己带人砸破窗户,并把院子的大门拆了;王全璋与李文足一家人则是被迫不断搬迁,结果1个月内搬家达9次之多,李文足更拍下一群警察时常在半夜以有人举报为由,上门探查的影像,令她和孩子不堪其扰。警察:『(现场音)我们举报,您得配合我们工作,这是您公民的义务,我们正常出警,我们人民警察我们就不能去你家,他举报,我得先看看。』

    王全璋说,当局这次逼迁的力度很大,因为今年4月除了有许多国际政要访华,还有维权人士许志永和丁家喜被法院重判,所以一些「709人士」周围被监控的力量就增加了。王全璋:『(原音)增加以后,对地方的警察来讲、派出所来讲,他们的警力增加,然后他们负担重,所以我们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麻烦,所以他们决心一定要把我们赶出管辖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吧。』


    打压升级 出动国保

    至于周世锋现在被国保加强监控,每天有3个人看守他,只要想出门,任何行动都要报备,且会被贴身跟监。另外,王宇是当天正准备出门和国外政要会面,结果直接被围堵在家中;余文生与许艳则是应邀前往欧盟驻华大使馆,在搭地铁时,遭拦截拘留,后来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嫌批准逮捕,现在更传出要被「罪加一等」,有可能再被冠上「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中国知情人士透露,当局企图给许艳增加罪名,且不给书面通知。『(原音)你要增加煽颠,你给我书面的,你这麽告知不行,但是看来律师会见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国际人权组织「29原则」执行总监叶七轮在央广《两岸新闻导报》节目专访中表示,很担心「709事件」会出现升级的2.0版,果真现在已经发生了。她提到,以前可以看到当局系统有一些人专门打压律师和维权人士,但这段期间看到的并非「原先势力」,而是一群像「流氓」的国保,恣意去扰乱当事人。

    七、中共将人权律师列入“新黑五类”,株连家属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8年12月至今,就有219件处分通报,其中被短期停止执业的律师共84人,被停业整顿的律所7间,另外有33名律师被永久吊销律师执业证书和2间律所被永久吊销执业证书。

    在美国华府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2024年4月15日发布最新调查报告称,中共加大对公民社会的镇压和迫害。受迫害的人说,中共维权人士等政治犯为“新黑五类”,“株连”其子女和家人,人身骚扰,剥夺子女求学或出国,关进精神病院,手段残酷,无所不用。

    人权团体中国人权捍卫者发布题为《如果我不服从,我的家人就将受苦》的最新调查报告,援引多起案例来详述中国境内维权人士所面临的迫害,包括对已经服刑出狱的政治异议者及其家人,中共仍不断进行株连式的“集体惩罚”。

    王全璋出狱不得安宁,屡遭逼迁、子女辍学

    中国人权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出席“中国人权捍卫者”4月11日举办的在线记者会时,细数全家过去一年来不断遭骚扰、迫迁的经过,她说,来自国保的迫害不分昼夜。

    李文足说:“凌晨时,孩子已经入睡,一群人冲进屋子就开始大声叫骂、摔东西;冲进卧室去把孩子叫出来,让我们滚出这个房间。”

    中共2015年发动“709律师大抓捕”,王全璋因常代理敏感案件,包括法轮功信仰案、农民土地案、基督徒案等而被捕入狱,后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王全璋2020年获释,不过,让他们夫妻没想到的是,新的恶梦再次降临。

    李文足说,自2023年4月以来,房东先是对他们一家人断水断电,逼他们退租搬家,国保还要求他们搬离北京,就算暂住酒店或朋友家,警察也会以搜查毒品等借口进屋骚扰,其中最令他们痛苦的是,两人的孩子经多次驱赶的波折后,现在连上学都成问题。

    李文足说:“我们今年就带他到广东中山一个教会学校,但是我们去到那之后第二个星期,连续两、三次,有20多个警察冲到这个教会学校,我们就没办法继续上学了,现在孩子暂时就是在在线网课。”

    不堪骚扰,李和平女儿精神受创

    另一位709维权律师李和平与他的妻子王峭岭也有类似的遭遇。他们同样是自去年4月以来就不断遭到逼迁,即便住在签有10年租约的房子,房东迫于警察压力,对他们断水、断电,甚至还丢石头砸碎玻璃,就为了逼他们搬走。

    王峭岭于4月11日的在线记者会说,在一连串骚扰后,警察也没放过他们的“软肋”。她说,因为夫妻俩被列为所谓的“重点人员”和“政治犯家庭”,所以小孩要上学都很困难,只能就读教会学校,但就算这样,警察仍不松手。

    王峭岭说:“那些便衣警察也会跟踪我们的孩子,给学校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孩子不能够正常上学,就在家里开始网课,但是因为房东的这种暴力手段让孩子其实心灵很受创伤,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所以,我的女儿从去年6月份就正式休学了。”

    迫于压力,王峭岭跟李文足说,她们都想过把小孩送出国念书。但王峭岭说,去年6-9月间,他们试图从四川成都或广东珠海出境,都被拦下,理由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由于女儿在次次被驱赶离家的过程中精神受创,王峭岭现在只能旅居中国南方一座偏远小城,陪她进行心理治疗,并将丈夫李和平独留在北京,一家人分隔两地。

    八、联合国人权专家指出中共打压律师的非法侵权行径

    2024年2月14日,联合国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玛格丽特·萨特思韦特(Margaret Satterthwaite)就影响中国境内人权律师的侵犯人权行为模式致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这封长达12页的信函在经过两个月的保密期后于2024年4月14日才公开,联合国专家在信中审查了针对律师执业和律师事务所的两项行政措施,认定它们“不符合有关公平审判权的国际标准,并且在适用时可能通过限制律师的工作和自由来限制中国律师的职能。”

    2016年修订的《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列出了律师的一系列禁止行为,包括“煽动静坐、举横幅、喊口号、声援”以及“利用网络、媒体”挑动对[中国共产党]或政府的不满”,或为“邪教”(用于指代法轮功练习者的术语)辩护。2018年修订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允许律师事务所对有上述行为的律师不予解聘或者采取制裁措施的,可以吊销其执业资格。这两项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对律师行业的思想管控,规定“律师应当以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作为从业的基本要求”。

    特别报告员还询问了司法部监督下的律师事务所每年三月至五月间进行的律师年检制度。

    联合国专家在信中提到了自2018年以来就个案向政府发出的12封信,其中包括李昱函、丁家喜、许志永、覃永沛、唐吉田、常玮平和余文生。

    她根据中国在国际人权法和标准下的义务,进一步审查法律规定和政府实践,包括尊重和保护《世界人权宣言》(UDHR)和具有约束力的习惯法以及《律师作用基本原则》规定的公平审判权。

    她对侵犯人权的模式表示担忧,这些“针对律师办理敏感案件的措施”的实施,干扰了律师执业。这包括通过暂停或吊销人权律师的执照,而在事实上取消他们的律师资格。这些模式“可能为系统性侵犯公平审判权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打开大门”,并为处理敏感案件的人权律师创造“令人不寒而栗的环境”。

    特别报告员认为:

    • 中国自2017年以来就采取了“利用法律规定吊销或暂停多名人权律师执业执照的模式”,鉴于“本办法的适用使中国当局有权暂时或无限期地剥夺律师的执业权利”,并且“如果律师没有就业,其执业许可证可在六个月后无限期失效”。采取这些措施,“律师没有任何反对或上诉的程序。”
    • “中国已实施这些法律,根据中国《刑法》指控处理敏感案件的律师犯有国家安全罪,特别是‘颠覆国家政权’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第105条),这些罪名可判处长期监禁。”
    • 这些措施“在实践中可能会限制律师履行维护委托人权利的专业职责,因为它们限制了律师在合法执业时可以使用的一些方法,尤其是旨在反对其委托人所遭待遇的一些公共活动。”
    • 这些措施“也可能对考虑承办某些敏感案件的律师构成威慑”。因此,“如果律师因代理委托人而面临后果,委托人、特别是人权捍卫者和被指控犯有国家安全立法罪行的人,可能会被剥夺独立的法律代理权。”
    • 这些限制“通过年度检查程序的制裁作用”和“强制要求律师事务所评估律师的工作”而得到强化。年检制度“可能会给处理敏感案件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提供威胁和惩罚的机会”,特别是在当局“延迟公布年检结果,或暂停甚至禁止律师参与”时。

    这些措施的实施“可能导致律师失去生计”,并给律师及其律师事务所带来“巨大的财务和社会压力”。

    根据29原则(The 29 Principles)、国际人权服务社和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的研究,2017年1月至2021年10月期间,至少有42名人权律师和三家律师事务所受到暂停或吊销执照的处罚。

    这些规定允许不当干涉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行使其法律职业的自由,因此可能会限制律师履行其法律义务,从而为系统性侵犯公平审判权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打开大门,并为某些案件的处理营造令人不寒而栗的环境。

    联合国专家谴责这些对律师的宗教、言论、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的不当限制,同时提醒政府,只有“符合合法性、必要性和相称性的标准,国际人权法才允许这些限制”。

    特别报告员还对一系列针对人权律师的做法提出具体关切,这些做法通常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其中包括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下的强迫失踪、对律师的拘留和闭门审判、强制政府指定律师、剥夺政治权利和旅行禁令(有关这些调查结果的概述,请参阅“背景”(见下文))。

    中国对从事法律工作的律师进行拘留和审判的惯例违反了有关律师执业自由的规范。
    中国必须审查其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规定
    鉴于这些因素,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呼吁中国政府“审查和重新考虑这些法律和行政法规,以确保它们符合相关的国际人权标准。”这一审查必须符合四个基准:

    • 任何法律和措施都应允许律师履行职责而不受骚扰或不当干涉,自由地咨询其委托人,不因履行职责而受到威胁或受到起诉或其他制裁,并享有言论、信仰、结社和集会自由以及参与司法和其他事务公开讨论的权利;
    • 应一视同仁地向所有人提供有效和平等接触律师的机制,被指控犯罪的人应能够迅速、私下接触自己选择的律师;
    • 不应委托律师事务所评估律师的行为,并废除履行此类职责的措施;
    • 无论其就业状况如何,律师都必须能够保留其执业执照,并且只有公正的纪律委员会根据公认的法律职业标准和道德规范才能终止该权利。

    特别报告员进一步呼吁中国政府:

    • 废除《刑法》第105条规定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及联合国专家此前呼吁的中国《刑事诉讼法》中允许使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任何法律规定;
    • 正如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2015年所呼吁的那样,废除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获得律师帮助和通知家人的权利的限制;
    •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纠正针对律师的模式,并向那些因实施这些条例而受到伤害的人提供补救;
    • 采取一切临时措施制止所指控的违法行为并防止其再次发生,并确保追究所指控的违法行为责任人的责任。

    截至2024年4月19日,中国政府尚未对特别报告员的信函作出官方回应。

    九、联合国专家指出中共打压律师的诸种手段

    除了与律师执业、律师事务所和年检制度相关的措施的实施外,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还对一系列针对人权律师的侵犯人权行为表示担忧。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下的强迫失踪

    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回顾了联合国专家此前在给政府的几封信中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强迫失踪的一种形式”所表达的担忧。她强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下的律师会受到审讯,并且经常面临遭受酷刑逼供的风险。”

    她进一步确定,“在没有司法监督、没有正式指控的情况下,在相当于隔离拘留或单独监禁的条件下实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做法,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9条,也违反了每个人不被任意剥夺自由并立即向法庭质疑拘留合法性的权利。”

    指派“政府指定律师”

    联合国专家发现,被捕或被起诉的个人或其亲属指定的律师“无法查阅法庭文件并代表受害者”。相反,政府指派的律师,其身份“不向家人透露”,他们“经常拒绝与亲属沟通”,并且“经常无法提出实质性辩护,而是依赖当局提出的指控”。

    国际人权服务社在此前余文生律师和陈家鸿律师被拘留期间记录了这种做法。

    闭门审判

    这位联合国专家发现,“被拘留的律师经常在闭门审判期间被定罪,既没有通知家人,而且长时间不公开法庭判决”。她认为,“中国在拘留和审判律师方面所采用的做法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和习惯法]对公平审判权的保障”。

    国际人权服务社研究发现,判决通常是通过辩护律师口头通知的,或者直接通过政府官员通知的;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亲属并没有收到书面判决。这有违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五日内送达判决书”的规定(第202条)。

    国际人权服务社在常玮平、丁家喜、李昱函、余文生和许志永的审判中记录了这种做法:在这些案件中,当局在审判近一年后才发布了判决。在李昱涵律师的案件中,是在开庭两年后才发布判决。

    剥夺政治权利

    联合国专家描述了对被定罪律师剥夺政治权利的补充刑罚模式。根据中国《刑法》,这些判决“剥夺”个人的选举权、言论和新闻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

    然而,联合国专家澄清说,这“不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因为后者“禁止“剥夺”政治权利,并且仅在特殊和狭隘的情况下才允许限制此类权利”,但也排除了“政治观点的表达”。

    国际人权服务社在常玮平、丁家喜、覃永沛、陈家鸿、余文生、许志永、江天勇的审判中记录了这一做法。联合国专家公开谴责警方在江天勇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和之后对江天勇的骚扰和监视,称其为“无端惩罚性和法律上不公正的待遇”,并谴责该法律规定“只不过是一种压迫工具”。

    旅行禁令

    这位联合国专家解释说,剥夺政治权利的补充惩罚往往会转化为事实上的旅行禁令,这“侵犯了《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所保障的行动自由”。在这些情况下,“个人无法收到有关禁令的信息,也无法对禁令的实施提出有意义且公平的上诉。”

    《出入境管理法》第12条允许政府禁止“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人员出境。

    2021年6月2日,唐吉田律师在福州机场出境前往日本探望生病的女儿时被阻止,理由是他的旅行“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唐吉田随后受到警方的严格监视。自2023年1月起,他就被强迫失踪,因此无法参加2024年3月2日女儿的葬礼。

    律师家人和亲属面临的压力

    联合国专家报告说,“[律师的]亲属,包括未成年儿童,也会因家人被拘留和判刑而遭受有害后果”,其中包括:驱逐、在胁迫下被迫多次搬迁、持续的威胁以及反复断天然气断电。

    这还包括“向学校施压,不允许这些家庭的孩子入学,导致律师子女的受教育权受到侵犯”。

    联合国专家强调,“《世界人权宣言》保护享有适当生活水平的权利,其中包括失业时的住房和保障权”,以及“第25条规定的儿童获得特殊照顾的能力”和“第26条规定的受教育权”。她强调,“这些权利均不应因从事法律职业而受到侵犯”。

    2023年,北京律师王全璋和他的家人被迫搬家十多次,不断受到威胁,燃气和电力供应也一再被切断。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的儿子多次被不同的学校逼退。

    十、709受迫害律师的呼吁

    709律师团在《第七届709人权律师节(2023)声明》公开发出,在未来,我们在世界各地,团结抗共的力量。对漠视人权和法治的中共及港共政权进行控诉,呼吁各国及联合国警剔中共漠视人权及律师权利的后果及影响,并呼吁中共:

    一、释放709人权律师奖得奖者“余文生”、“邹幸彤”
    二、停止对709人权律师奖得奖者“周世锋”的所有监视措施,让他可以自由出国、出境
    三、立即交待被强迫失踪六年的高智晟律师的下落
    四、平反被判的709人权律师的冤案
    五、恢复人权律师正常执业的权利
    六、停止对包括李和平、王全璋等中国人权律师及其亲属的迫害和骚扰,包括律师执照年检制度、迫迁行为、令租借单位断水断电缷门、禁止出国、妨碍子女就学和监控等行为
    七、禁止所有对在囚人权律师的酷刑、强迫服药及所有非人道待遇
    八、关切在囚人权律师身心状况,及需保障其就医权利
    九、应允许人道探视、及在囚律师与律师自由会见之权

    详情请参看:

    1、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位涉偷越国境被捕 曾为「12港人案」辩护
    https://is.gd/jcClbU

    2、张文鹏被刑拘律师要求会见遭无赖式刁难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3/2024/0928/23782.html

    3、新闻人间:“刨坟式辩护”律师张庆方被吊销执照
    https://www.kzaobao.com/shiju/20240928/170401.html

    4、小心了!近两年数十位律师被吊销执业证书!这些行业将永远无法进入!
    https://www.lvxinnews.com/details/e40c0e09-3415-45a7-a54a-ac5ffd5faa14

    5、709大抓捕:至少319名人员受到各种骚扰
    https://hxwq.org/?p=3343

    6、709事件满10个月最新数据:受影响者达319人
    https://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xl1-05102016110223.html

    7、中国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
    https://is.gd/In30a9

    8、中国进一步打压维权律师法律公正空间恐“越来越少”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5556856

    9、709事件2.0版!维权律师见国外政要遭空前打压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69468

    10、维权律师遭逐出北京分析:中共加剧打压凸显外交困境
    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extends-repression-of-rights-lawyers/7080681.html

    11、被吊销执照维权律师发力成立“中国律师后俱乐部”
    https://www.chinaaid.net/2018/09/blog-post_91.html

    12、联合国专家谴责针对中国人权律师的做法
    https://is.gd/CGOZYY

    13、美媒:中国加大打压维权律师王全章两个月内13次被驱赶搬家
    https://rfi.my/9ebX

    14、中国维权律师无辜遭打压执业及生存环境愈发严峻
    https://is.gd/RL62uT

    15、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维权律师还剩多少生存空间?
    https://rfa.org/mandarin/duomeiti/tebiejiemu/wq-11222022170750.html

    16、最新报告:中共镇压“新黑五类”残酷“株连”家人
    https://is.gd/mX7J4K

    17、人权律师余文生料遭重判知情人:主因是对外联系
    https://is.gd/IsrKt2

    18、团结各界力量禁止中共对人权律师迫害行为
    https://is.gd/MkUtLl

    19、“每一次纪念709,都是对他们(中共政权)的一次警告”
    https://www.voachinese.com/a/7691951.html

  • 为什么邹幸彤成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一整肃对象

    5月28日,香港国安警察首次引用臭名昭著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基本法》二十三条,拘捕了仍在狱中的香港著名政治犯、前支联会副主席、大律师邹幸彤,以及她的母亲刘华珍、前支联会常委刘家仪及关振邦、社民连成员李盈姿、前荃湾区议员陈剑琴,在5月29日再拘捕关振邦妻子潘幼翠。

    镇压香港民主运动的刽子手、保安局长邓炳强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拘捕邹幸彤及其亲人、团队的原因是因为她们在社交平台Facebook专页“小彤群抽会”上从今年四月开始持续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帖文,挑起市民对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及司法机构的憎恨,及意图煽动市民组织或参与非法活动。

    邹幸彤在脸书的专页“小彤群抽会”,从4月30日开始发表以“六四X三五”为标题发文,并在第一则帖文表示今年是六四35周年,六四是5月35日,因此从当天开始的35天会每天更新35个邹幸彤与“六四”35相关的记忆和片段。迄今发表的贴文内容温和,基本都是邹幸彤个人参与“六四”悼念活动的经历、感想、有关新闻报道等,没有任何激烈的措辞,更没有任何呼吁、主张市民参加“六四集会”或其他抗议行动的内容。

    这样的温和言辞却成为当局眼中的“仇视政府、挑起憎恨、煽动组织参与非法活动”,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罗织文字狱之恶莫过于此。这种指鹿为马的手法即使是这些香港鹰犬的主子—-中共在大陆亦不会如此露骨,顶多弄个含糊其词的“寻衅滋事罪”,不敢上升到“仇视、憎恨、煽动”的“高度”。这个个案充分显示了香港自2020年实施《国安法》以后腥风血雨的红色恐怖状况。

    香港鹰犬之所以大张旗鼓地以《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一案对付邹幸彤,真正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解决党国的心腹大患。邹幸彤自从2021年被捕以后,面对恐惧成为香港红色恐怖下的常态,她以坚定无比的勇气,始终如一的坚持,决不妥协的硬骨头精神,成为香港人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也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她已先后获得了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杰出民主人士奖,独立中文笔会的林昭纪念奖,韩国光州人权奖,欧洲律师协会委员会年度人权奖,以及法国和德国政府颁发的“人权和法治奖”。她亦连续两年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今年3月,由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阿古智子出品,英国人权组织29原则发行的纪录片《幸彤在监狱》先后于美国、加拿大、英国、马来西亚、台湾接力放映,引起极大轰动。虽被投入监狱,仍拒绝沉默屈服的邹幸彤成为香港民主运动的象征性人物,澳洲等地已安排在今年六四期间上映以纪念天安门民主运动35周年。

    决不低头的邹幸彤已经成为党国的心腹大患。中共恐惧香港、中国出现这样的民主运动旗手,他们清楚地知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追求自由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此要以最严酷的手段扑灭邹幸彤这束照进黑暗的光。这一年时间以来,香港鹰犬秉奉中共主子的旨意,对狱中的邹幸彤进行了严厉的打压,包括超期押、拖延审迅时间以消耗其信念,断绝其与伴侣通信以让其消磨其意志,动辄关押进“水饭房”囚室以折磨其肉体(邹幸彤创下连续七个月被囚“水饭房”的香港监狱记录),再到这次的“狱中拘捕”,显示了中共不惜一切手段要解决此心腹大患的决心。

    第二,恫吓香港市民。2020年国安法在香港实施后,经过滥抓滥捕、媒体关停、团体解散、维园烛光熄灭、公民社会瓦解的红色恐怖,香港民主运动已完全陷入低潮,香港成为中共镇压政治异见者最多最密集最频繁之地,整个社会鸦雀无声,然而对中共来说这还远远不够。在中共眼中,这颗东方之珠一百多年的自由魂已深入骨髓,成为极权主义的重要威胁,无论如何重视都不为过,必须要香港整个社会都屈服于高压统治才能放下心头大石。

    今年三月,在中共的指使下,香港立法会傀儡迫不及待地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全面侵犯香港的人权,破坏与毁灭香港人民的各项自由与权利。《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以无比宽泛模糊的罪名,超低的定罪门槛,把香港带入全面压迫的新时代。在六四35周年来临之际,以《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一案来拘捕邹幸彤,赤裸裸地恫吓香港市民,企图让所有人完全噤声。

    中共对香港的高压统治给香港、香港人民带来无比深重的苦难,曾经闪耀世界的东方之珠暗淡无光,被糟蹋得面目全非,昔日自由、开放的国际大都会变成今天的国际金融遗址。然而,对中共来说,这一切都无足轻重,极权主义从来不在乎一座城市的兴衰,一座城市人民的生死,它只在乎自己权力的牢固,利益的得失。

    在此万马齐喑之际,在这沉默与逃亡成为常态之际,邹幸彤、黎智英、何桂蓝等极少数坚决抵抗的抗争者就成为香港社会仅存的良心,成为鼓舞人心的力量,也就成为中共控制社会的威胁,成为中共眼中的刺头,成为必须打击的对象。而现在,邹幸彤所拥有的跨越国界的影响力更成为中共必须除之而后快的重点,所以,把她作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一案的整肃对象就成为中共的必然选择项。

    然而,威胁与恫吓从来征服不了人心。邹幸彤的帖文没有挑起市民对“中央政府、特区政府的仇视、憎恨”,指鹿为马的鹰犬却激起了良心犹存的市民对极权主义中央、狗腿子特区的仇视、憎恨,中共完全陷入墨菲定律的泥潭:事情一定会朝其所想象的最糟糕结果发生,其所做的一切反人性反社会行为意图维持统治都是在加速度推动这个专制政权的崩塌。

  • “一带一路”逃避不了成为历史笑柄的命运

    10月17日至20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作为官方号称的“中国2023年最重要主场外交”,以及作为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新时代外交思想”的最重要象征倡议十周年,中共竭尽人力物力制造“万邦来朝”的“盛世”景象,自导自演,自嗨自乐,清空万巷,如临大敌,安保规格全球之最,排场之阔世界第一,光是在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设宴款待出席论坛的多国领导人,餐桌就长逾40米,极尽奢华。

    习近平出席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宣称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然而,和亡国之君隋炀帝一样花钱买场面铺张奢侈的会议,除了来了个被国际社会以战争罪制裁犹如丧家之犬的普京,和同样声名狼藉的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代表外,其它的来客都是在国际社会上以侵犯人权而臭名昭著的中共小弟如叙利亚、塞尔维亚、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之流,以及一众穷得叮当响急需在中共处打秋风的亚非拉小兄弟,出席的没有任何西方主要国家的现任领导人,这使急欲彰显大国地位的中共大扫面子。

    根据统计,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有29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其中欧洲国家领导人超过三分之一,2019年第二届则增至36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而这次的第三届则急转直下。有好事者制作的三届出席者合成图片,显示出中共大张旗鼓实际应者寥寥的窘境。

    中共“一带一路”面临窘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习近平多次公开宣称太平洋足够大,可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共存(2012年2月,还是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美前首次提出,十年来表述过无数次),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如果中国还不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老大,也至少应该和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导世界。所以,打造出一个自己的经济圈和势力范围来抗衡西方,实现习近平大力宣扬的“东升西降”取代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地位的战略野心,让中国将处于游戏的中心,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成为习近平念兹在兹的野望,实现此野望的最重要手段就是“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在2013年9月提出,到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一带一路”升级为国家战略,计划到2049年形成一个由70多个国家组成的联合体,总金额达1万亿美元。它已成为习近平“大国外交”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核心诉求是改变国际地缘政治走向和世界现行秩序体系,重新定义乃至规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因而,在表面上看来,“一带一路”项目是资本输出和基础设施建设,是为了输出中国过剩的产能,解决中国内部的劳动力过剩和资源过剩的问题,实质上它是中国推进地缘政治野心的核心工具,包括了政治军事的扩张和意识形态的输出,传播中国的政治价值观,特别是专制模式的输出。

    所以,“一带一路”从根子上就是一个陷阱和骗局,“一带一路”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无法承受的债务负担,使现在的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主权债务国。研究指出,“一带一路”项目给沿途国家带去7大类风险,包括侵蚀国家主权、缺乏透明度、不可持续的财务负担,脱离当地经济需求、地缘政治风险、负面环境影响和腐败等。

    最典型的例子是位于东非的肯尼亚的遭遇。2022年,肯尼亚政府公布了其在2014年与中国签署的耗资高达47亿美元的“标准轨距铁路”(SGR)合同中的三份文件,合约显示,从兴建到融资都在中方掌控中,文件规定,执行协议时出现的任何争议,必须通过具有约束力的中国仲裁解决,这甚至已不是不平等条约,而是附庸条约。而让这个国家成为附庸而修建的这条480公里铁路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是当时的肯尼亚总统在大选时宣扬政绩。这条铁路现在被当地舆论称为花大钱却无实用之物的“疯狂铁路”。

    还有斯里兰卡的亲中权贵拍板兴建“一带一路”项目汉班托塔深水港,因此深陷债务陷阱导致政府破产,中国一笔勾销斯里兰卡11亿美元债务的代价是将具有战略意义的汉班托塔港口出租99年给中国抵债,也冲击到周边60万农渔民的生计,进而引发社会动荡。吉尔吉斯则被要求交出铁路经营权,以换取中方提供兴建铁路的资金,以产权换基建。

    不同于西方的注重可持续发展、注重环境与安全等评估这些较高的援助标准,中共的“一带一路”除了输出专制模式外没有没有任何标准,特别是小国、岛国、经济落后国家、具有战略利用价值的国家等,都是中共眼里的香饽饽。

    在非洲威权国家埃塞俄比亚,在“一带一路”项目资源的支撑下,埃塞俄比亚的权贵紧密拥抱中国,对内严密控制国民,其互联网审查、封锁、政治专制、媒体被管控等等与中国如出一辙。在犯下达尔富尔种族灭绝罪的苏丹,中共的“一带一路”投资帮助了巴希尔极端伊斯兰主义政府在自由世界的围堵中苟延残喘。

    中共的“一带一路”深受中东、中亚、非洲、拉丁美洲等各类大小威权政体的欢迎,这些国家的既得利益阶级与中共一样共享“一带一路”的红利。在吉尔吉斯,中国贷款3亿美元,直接汇入前总统在维京群岛注册的公司账户。在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领导的前政府跟中共签订价值230亿美元的“一带一路”项目,中国安排了高达6.28亿美元转入纳吉个人账户作感谢。因此,美国著名商业杂志《福布斯》曾撰文讥刺说:“一带一路,贿赂满途(One belt, one road, many bribes)”。

    在中国与西方全面交恶的今天,中国甚至已被认为是世界邪恶政权的领头羊,而作为输出极权意识形态工具的“一带一路”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的强烈警惕和杯葛,因此这次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自然不可能再出现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前来捧场。

    而对中国国内来说,“一带一路”被网民深恶痛绝,把其戏称为“大撒币”。中国国民创造的财富被中共攫取拿来给独裁者的“老朋友们”大撒币,而中国国民却在沉重的负担下彷徨挣扎,这是“宁予外邦,不予家奴”的现代版。大撒币完全透支了中国国力,加剧了国民的痛苦感,也因此成为目前中国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中重要的致命因素。

    “一带一路”的衰败是必然的,它就是独裁者在暗夜中自娱自乐的一把烟花,短暂的闪耀过后,逃避不了成为历史笑柄的命运。


  • 将基本民生需求做成为支柱产业是祸国殃民

    2023年9年月16日,深圳南山公安分局发布案情通报,对恒大金融财富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恒大财富)杜某(法定代表人杜亮)等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恒大地产持续多年的债务危机首次由一个经营管理问题、中共政策决策者短视的问题,最终却上升为刑事犯罪的法律问题,由个人来背黑锅。

    截止2023年9月,恒大集团负债已达2.58万亿元。恒大爆雷不只表明恒大一家以及紧随其后的碧桂园和融创的经营模式走到了尽头,更表明中共铁血劫掠、背离房地产的民生本质、强把房地产当作所谓支柱产业之国策的破产。

    恒大爆雷的直接根源是盲目的外延式扩张,即不计后果的大举囤地。在房地产上升时期,房子就像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土地为王被房企奉为黄金法则。对单个房企而言,拿地构成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微观现象,相对应的,国家,或者说所有的地方政府,作为土地唯一的所有者和垄断卖方,其出让土地的行为就构成了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宏观现象。中共历年的统计年鉴和财政部统计数据显示,从开始实行住房商品化改革的1998年开始至2021年,除2005年、2008年、2012年、2015年四个年份小幅下降外,土地出让金整体呈持续大幅攀升态势,从508亿元狂飙至87051亿元,2022年上半年为23622亿元。从1998年,至2022年,中共的财政收入(含土地出让金)从9875.95亿元上升到2021年的202539亿元、2022年的203703亿元,财政收入中土地出让金的占比攀升到约40%。

    依中共财政部、国土资源部2006年颁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办法》)第三章,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范围包括征地和拆迁补偿、土地开发支出、支农支出、城市建设支出及其他支出,并不包括地方政府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而事实上,大致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开始,特别是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即房地产业突飞猛进开始,地方政府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即仰赖土地出让收入。

    随着土地出让金数额的急剧攀升,地价占房价的比例也迅速攀升。多数研究者的结论是,在2010年前后地价(及税收)占房价的比例约20%左右,在2020年前后则攀升到65%左右,由于各地方政府是土地的垄断卖方,房价飞升的主要因素自然也就是唯一地主即各级地方政府。中共政府,才是房价畸高的元凶,这本是明眼人一看便知的真相,中共一直恶意把民众对畸高房价的不满引向开发商。在二十多年的房地产狂潮中,在整个房地产的利益金字塔中,中共及其所有地方政府通过掠夺并倒卖国民的土地而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有媒体初步统计,恒大在全国范围至少有近800个项目没有完工,近120万人已预付7200亿以上购房款、等待恒大交房,极可能不得不接受烂尾的结果,恒大还拖欠施工方和供应商巨额工程款和材料款。更悲催的,购买了恒大港股的无数投资者眼睁睁地要血本无归。

    房子是基本的民生用品,房地产是基本的民生行业,房地产离不了土地,因而是资源型的,也离不了资金,因而是资金密集型的和金融性的,房地产涉及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有一定的科技含量,但房地产业整体上显然不是科技型的。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房地产业都不应、不配成为什么支柱产业。然而,中共两位总理朱镕基、温家宝出于急功近利的政绩需要,相继把本质上只是基本民生的房地产业强定为所谓的支柱产业。朱镕基1997年向房地产大亨、万科老总王石放言“我两年内一定要把住宅行业促成支柱产业”,而温家宝则在2003年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声称“房地产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更在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出于自己短期政绩之私利,置当时房价已开始下降于不顾,仓皇推出四万亿铁公基大基建刺激计划,房价应声飙涨,坐失房地产良性发展及抑制房价畸形上涨之良机,误国误民,贻害至今。

    急功近利的根源其实可以追溯至“总设计师”邓小平。奉行实用主义“白猫黑猫”论的邓小平自改开之初就一再高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属急功近利的外延式、数量扩张型发展思路,完全不提让什么人先富起来,完全忽视市场经济的规则体系即法治和契约精神的培育。“总设计师”尚且如此,又何怪朱镕基、温家宝,又何怪中共各级地方政府,又何怪一个房企的掌门人许家印?

    2023年9月23日,中共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表示“房地产供应过剩,……14亿人可能住不完。……再要大力发展房地产是不明智的,……房地产业必须转型”。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也曾坦陈,20世纪“世界上130多次金融危机中,100多次与房地产有关。2008年次贷危机前,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超过当年GDP的32%。目前,我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39%,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

    无论如何,中共背离民生本质的房地产支柱产业是要破产的,经济规律是不会迁就任何人的,当然也不会迁就骄横成性的中共。郭树清担心的灰犀牛是一定会出现的,只不过可能会因中共的颟顸抗拒而迟到或更加隐蔽而已。只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一定会害苦百姓,害苦恒大的购房者,害苦千千万万底层房奴、人矿和韭菜们。

    民生观察 2023年9月27日

  • 不让女儿成为铁链女,别让儿子成为胡鑫宇

    ——致中国公民的公开信

    中国官方2日为江西中学生胡鑫宇案正式定调为自杀,并启动维稳机制,不但在网络删文、禁言、封号,更对数亿密切关注该案的国人发出恐吓,宣称对“故意编造、传播谣言”者依法进行“打击处理”,以图堵住悠悠众口。

    在全国民众为之群情汹涌的江苏省丰县铁链女事件却能不了了之后,中国官方的公信力早已破产,一个专制的政府不关心真相,不追求社会公义,唯一关心的是权力与利益。所以,现在的胡鑫宇案官方的定调完全在意料之中。

    由于中国专制政权不容许民间社会、言论自由、独立调查等公民社会要素的存在,国人根本没有任何获得真相的机制,所以官方对胡鑫宇案的定调并没有使数亿国人的种种疑惑和质疑得到解答和回应,在中国网民还能拥有言论自由的推特上的投票显示,十多万参与投票的网民有超过7成的人不相信官方的调查结论,而仅有不到7%的人相信官方的说法。

    全国民众对胡鑫宇案最核心最迫切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国家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监控摄像头,用大数据、人脸识别以及健康码、行程码等全世界最严厉的对民众监控手段,却仍然有胡鑫宇等青少年失踪事件层出不穷?这些失踪事件是否和中国猖獗的移植器官和贩卖器官有关?

    根据中国非营利组织“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的数据,仅在2020年中国就有100万人失踪,平均每天失踪2739人。而就在胡鑫宇失踪的2022年11月,湖北、江西、广东及河南就发生十多起中小学生失踪事件。胡鑫宇案和其它青少年失踪事件都使国人担忧是人体器官被非法买卖所致。

    中国已经成为移植器官和贩卖器官的世界中心,器官移植呈指数式增长,根据《中国移植发展报告(2019)》数据,2019年中国器官捐献量和移植手术量分别为5818例和26121例,位居全球第二位;2015-2019年器官捐献量和移植手术量复合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0.43%和19.53%,远超全球增长水平。中国卫生部前副部长黄洁夫更宣称要在2023年将中国变成器官移植第一大国,每年要达到5万利的规模。

    官媒《环球时报》2019年4月报道说,英国人赴中国移植器官,一次肾移植手术的花费约10万美元。韩国媒体《东亚日报》2017年9月报导说,调查发现2000-2016年期间,在韩国以外国家接受了肾、肝移植的韩国人为2206人,其中97%的肾移植和98%的肝移植,都是在中国做的手术。

    即使是官方制订的实质上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和黑市价格的对人体器官的指导价格也显示了人体器官市场的繁荣和暴利。2021年6月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等联合下发的国卫医发〔2021〕18号文件《关于印发人体捐献器官获取收费和财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后,各地出台的人体器官的官方指导价格显示,河南省为肝脏26万元、单肾16万元、双肾23万元、心脏10万元、肺脏8万元、胰腺和小肠均5万元、眼角膜单只1万元、双只2万元;湖北省的肝脏移植为26万元,肾脏20万元,心脏和肺脏都是7万元;天津的人体器官价格为肝脏25万元、肾脏20万元、心脏8万元、眼角膜1.2万元、胰腺2万元。

    由于移植器官和贩卖器官的暴利,全中国除了三甲医院,许多不具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也纷纷改建成移植中心或开始开展器官移植业务。但由于器官移植供需的极端不平衡,从而产生了庞大的地下人体器官市场,各种非法的使用死刑犯器官、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被失踪的青少年等都成为这个庞大利益链条的牺牲品。

    2019年,《澎湃新闻》、《新京报》与《南方周末》等中国主流官媒公开报导了在2017年至2018年间的安徽怀远县非法摘取11位死者的器官案,该案判决文书显示,该案涉及京津江苏安徽4个省市、6家医院、5名主任医师或专家医师操刀,相当于覆盖半个中国的移植龙头医院与业界大佬,通过“假捐献表”非法摘除了包括李萍在内11个人的14个肾脏和9个肝脏,再送往黑市买卖。安徽怀远器官案表明,中国的各级卫生部门对于非法器官移植不仅缺乏监管能力,甚至官官相护,涉嫌息事宁人、大事化小。

    中国卫生部前副部长黄洁夫多次公开承认有90%以上的移植器官是来自死刑犯。2003年曾揭发中国政府瞒报非典疫情的中国著名医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医蒋彦永在2015年3月向香港媒体有线新闻揭露解放军腐败内幕“冰山一角”,称(解放军总后勤部掌控)军医院普遍违法“擅自移植、买卖死囚器官”,勾结公安、检察院、法院,包括301解放军总医院都派车至刑场拉死囚“争抢活鲜器官”,犯人一枪未被打死,即被拉回医院手术台摘器官、移植给患者,手法惨无人道的内幕丑闻。

    2022年12月9日,87岁的中共文联前党组书记、副主席高占祥因病在北京死亡。2022年12月11日,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撰写标题为《沉痛悼念高占祥部长》的现已被全网封杀文章透露“这些年来,高占祥一直在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身上的脏器换了好多,他戏称许多零件都不是自己的了。”此文显示了坊间传闻给中国高官进行器官移植的新闻并非空穴来风,区区一个副部级官员身上的器官换了很多次,其他更高层级的官员又是如何呢?

    在2008年,超过70国的医学代表共同发布伊斯坦堡宣言,明文禁止器官买卖及器官移植旅游,并要求所属成员在其本国推动立法。2012年10月的世界医学协会泰国曼谷大会,再次重申移植医学的伦理准则,必先基于核心原则:利他性,自主性,公益性,公平正义。且在任何地方,无论是分配系统或执行移植器官的行为,所有过程应该是透明的,可被公开审查的。

    在中国这个一党专政的国家,缺乏法律监督,权力在人民的头上运行,没有公平正义可言,却成为移植器官和贩卖器官的世界中心,基本的器官移植伦理准则根本做不到,更不可能做到“所有过程应该是透明的,可被公开审查的”,是绝对不适合发展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

    无数失踪的青少年、每年失踪的100万人,我们每一个公民的生存权、健康权正在受到专制权力的无情蹂躏。

    在这个国家,民众是名副其实的“人矿”,从生下来就被当作消耗品使用,一辈子被剥削、压榨套取利益,最后还被买卖人体器官的终极“韭菜”。

    我们关注铁链女,关注胡鑫宇,因为在这个国家,没有一个人能置身事外,能袖手旁观,我们都只是现在的幸存者,未来的消耗品。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对家人的爱是我们最深切最真挚的感情。不让女儿成为铁链女,别让儿子成为胡鑫宇。

    公民们,行动起来,改变这个不正义不公平的专制社会。

  • “人矿”爆红成为2023年第一个敏感词

    1月4日“人矿”一词在新浪微博上爆红,迅速登上热搜,这是继“躺平”、“润”走红后,又一个爆红网路的新名词。随着“人矿”这一新词在网络上不断的发酵,在数小时后立刻被所有社交媒体平台封杀屏蔽,成为2023年第一个敏感词。但是“人矿”被封杀后引起更多关注和热议,被称为顶级的知识创造,传递出了这个时代缩影下的人间悲歌。

    “人矿”一词最早可追溯到1984年由中国官媒提出。1984年3月,党媒《人民日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首先使用“人矿”一词,意思是说,人是一种“资源”。2020年中旬,光明网发布一篇题为《高质量发展的人力富矿:中国拥有1.7亿人才资源》的文章,并称要让“人口红利”叠加“人才红利”,为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

    “人矿”在今天被网民重新定义,用作对在中共极权下无力掌控自身命运的民众个人命运的调侃和比喻。网民把这个词翻成了英文,叫“Huminerals”,就是human(人类)跟minerals(矿物)的合体。而人矿的定义就是读20年书、还30年房贷、养20年医院,从生下来就被当作消耗品使用的中国人,一辈子被剥削、压榨套取利益,最后还被买卖人体器官,是为终极“韭菜”。

    在网络上流传的一张“人矿解释图”称:“我们不过是和石油、铁矿一样,不可再生的资源,燃烧制炼,发光发热,用完后,只剩几两矿渣。”字字句句皆凸显中国民众对于现状的无奈。知名作家李承鹏认为,我们“人矿”除了拥有被掠夺、开发一生的优点外,还有再生下一代人矿的独特优势,并自费抚养、教育、培训,如发现下一代出现异常,会自动阻止,惩戒。只有少数不愿再当人矿,但会被矿主和其它人矿视作放射性污染物质,孤立、放弃、粉碎、深埋。无聊,或惊心动魄的一生。

    在问答平台知乎上,网民们对“人矿”一词进行了热烈讨论,不少话题被网民广传,成为传播“人矿”的主要平台,因此相关讨论全部遭到当局的清理。知乎网民拉丁鱼Latinfish说:“人矿这词好,不在于它的辞藻多华丽创意多新颖。人矿好,就好在难听,好在直截了当,好在鲜血淋漓,好在把太平背后的血与泪、骨与髓活生生地挖了出来,血淋淋地呈在你眼前,叫你无从可逃。”

    知乎网民“叶泊枫”说,“‘人矿’相对于‘牛马’,更容易被接受,也就更容易被传播,相对于‘无产阶级’,‘人矿’更加富有斗争性。无产阶级只是描述了一种财富状态–你除了自身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却并没有概括出你一无所有的原因。而‘人矿’则不然,一看到这个词,你会立刻代入一种情境–谁是矿?谁在挖?”另一个网民懦夫拉黑吧说:“如果称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有很多事情无法解释。如果称人矿,那就全说得通了。”

    知乎网民章挽之撰写的《关于人矿的十个真相》受到众多网民的欢迎,走红网络。文章写道:

    1,人矿意味着,你是资源,不是主体,你是手段,不是目的。耗尽一生的能量,是为了成全他人,而不是追逐自己渴望的人生。

    2,人矿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开采,使用,残渣及废气处理。最初十几年,在你身上投资教育,目的是把你开采出来,成为可以使用的矿。中间几十年,是使用和消耗的过程。最后不能用了,以尽量不污染的方式处理掉。

    3,人矿一生所产生的能量,除了用于推动社会前进之外,还有一部分,用于开采新的人矿。因此,人矿是可再生资源。适合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时代。

    4,但特殊情况下,人矿也可转换为不可再生。可能情况有:人矿的能量被极度消耗,无力开采新人矿。人矿有了主体意识,认为消耗自己开采新人矿无意义。人矿本能抗拒作为矿的一生。

    5,人矿的价值,与煤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类似,人矿过于充足,反而变得廉价,稀缺才使其昂贵。

    6,石油燃烧不充分,会产生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同理,人矿消耗不充分,也会有余力琢磨有害的事情。良好的社会环境,需要找到充分消耗人矿的办法。

    7,与人矿对应的概念是矿主,指家里有矿的人。矿主采煤矿,是给了煤燃烧自己的机会,矿主采人矿,则是给了人奉献自我的福报。社会进步的过程,是消耗不可再生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的过程,是矿主从煤老板进化为人老板的过程。

    8,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主要靠人矿驱动。作为人矿几乎别无选择,要么当燃料驱动它,要么被它的车轮碾过。反而言之,如果人矿不去驱动它前进,那么剩下的人矿也不会被碾。但总有人矿认为,作为燃料的一生,比被碾过的一生更有价值。

    9,当你意识到自己是人矿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自我意识觉醒的时候。“人”与“矿”,本身就是天然矛盾的。人是衡量万物价值的主体,矿是被人衡量价值的客体。矿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存在,而人之所以感受到自己存在,是因为他还有需求。

    10,觉醒了的人矿是痛苦的——如果他什么也不能改变。为了减少这痛苦,他只能糊涂,假装自己睡着。日复一日燃烧自己。所以,当你看到一片沉默的人矿,你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矿,其实是清醒的。直到某个特殊的时刻。

    作者“观众阿景”在知乎上发表《“人矿”近于枯竭,无矿可挖的经济体将如何持续?》,随即被官方删除。文章写道,我们日常聊经济聊工业化都避不开“人口红利”这个话题,相较于“人矿”,“人口红利”一词的确显得避重就轻。尤其是“红利”二字的春秋笔法一度让打工人们搞不清楚,到底这利对我而言有何意义?“东亚奇迹”是被“人口红利”撑起来的,“红利”其实利在国家经济高增长,利在工业化进程推进的快。

    文章认为,东亚地区人口结构偏年轻,劳动力相对过剩,人力这种资源就特别不值钱。成本一低,东亚国家在人力密集型的中下游产业链上就能卷过别人,就能维持高投资高收益。而国家靠人口赚到的收益转手用在工业化进程中,继续投资扩产。但可以投资硬件多盖厂房建大楼,却不能把收益投资到人力上——不能给员工加钱,不能买高社保,不能搞高福利。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住低成本劳力的核心优势,继续在全球化进程中抢蛋糕。所以,所谓的“人口红利”就是人的劳动价值不断被工业化挖掘走,变成整个经济体的增长红利。

    文章说,要持续保持“人矿”的低成本,首先是,社保劳动保障等公共福利肯定要持续处在低点,养老要靠个人。人矿贡献得100个价值里,工业经济拿走90个怎么可能再花出去给人矿接济?其次是把人类刚需生活用品价格抬高,比如说房子,把人矿那剩余的10个子,加上他们未来30年创造的价值一起拿过来。这“矿”就算被全方位发掘利用干净了。

    文章最后说到,“人矿”这个词的发明,之所以引发了社会深度思考和高度情感共鸣不是没有底层原因的。对于过多劳动价值被拿走,个人未来财富被高房价透支,社会公共福利保障欠缺的不满和抗议已经在民间形成共识。这提醒我们,需要尽快推进分配改革计划,同时需要政府加大负债来改善公共支出,提高居民福利,不能再一味的通过刺激房地产给居民加杠杆来加剧财富结构畸形。不然其后果只会比韩国更差劲,生育率更低,深度老龄化更快,老无所依问题更严重。到时候所谓的“提振内需”、“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就是一句空话,整个社会将会陷入结构僵化和阶层固化的泥潭不可自拔。

  • 中国女排口罩队大战伊朗头罩队成为奇观

    8月25日,中国女排在8月25日菲律宾举行的2022年女排亚洲杯小组赛对伊朗队的比赛中戴着N95口罩比赛,在中国国内掀起舆论风波,这一奇特情景让已对各种防疫措施见怪不怪的中国网民讥笑为违反科学的“奇葩”做法,“中国女排全员戴口罩出战”话题顿时成为微博热门并登上热搜。更多中国网民表达了他们的愤怒,认为这是为了新冠“清零政策”,牺牲球员的健康。还有网民甚至指责,这是中国极端防疫措施的结果,让运动员“丢人丢到国外去了”。

    身着红色球衣并戴着白色口罩的中国球员,面对全队都包着黑色头罩的伊朗运动员对阵,网上流传的画面显示,中国队选手不时在比赛过程中拿下口罩,不难想象,要戴着口罩进行排球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呼吸起来有多困难。社交媒体上众多用户引述官媒报道指出,戴口罩做剧烈运动,会增加呼吸道阻力,影响供氧,增加人体心肺负担。这可能对肺部、甚至可能对全身造成损伤。

    有网民留言,口罩队对上头罩队,“简直是体育史上从未见过的荒唐”,“看着我都憋得慌”,“剧烈运动戴口罩对身体的伤害不可逆”,有网民讽刺,双方都在不顾一切地展现自身文化,预防“想象中的伤害”。更有网民质问,“哪个混账领导下的混账命令?!”甚至有人认为此事属于“外交重大事故”,必须对有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也有人幽默以对:“一边是戴口罩、一边是戴头巾,充分展现2国特色”。

    有网友道:“去年全世界都在疫情肆虐中,而今年世界上只有两个闭关锁国的奇葩国家——中国和朝鲜。”还有不认为:“我之前戴着最普通的那种蓝色医用口罩健身不到1分钟就忍不住脱了,中国女排戴N95口罩真能忍,中国人果然是世界上最能忍的。”有网友说:“如果官方真对运动员负责任,就回国与百姓同处静默状态,是健康重要还是成绩重要?你要看重成绩,就别搞这种事成为国际笑柄,普通人戴口罩爬个楼梯都呼吸不畅,这么激烈的比赛,你要求戴口罩?想憋死人啊!谁想出的这馊主意,什么玩意?”“这场所谓的防疫闹剧还要持续多久?我们要成为所有其它国家的笑话吗?”

    就连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也忍不住在微博发文批评:“说实话,我也感到挺奇怪的,不明白戴口罩比赛是为什么,首先体感观就不好”、“戴口罩比赛肯定不是为了做给国内看的”,“应该是现场具体原因促成的,它与'政治'、与'动态清零'都不应该有什么关系,因为女排之前与三支球队的小组赛都没有戴口罩。”。

    面对排山倒海的批评声浪,中国排球协会26日将近凌晨4时于微博发文公开道歉。中国排球协会在声明中称:“由于我们临场经验不足,没及时提醒上场运动员摘掉口罩,因此第一局我们运动员均佩戴口罩上场比赛。第一局后半程,意识到戴口罩打球对运动员健康不利后,队伍及时进行了提醒,我们运动员摘掉口罩完成了后面的比赛。”

    中国排协的这一道歉声明立刻受到网民们的强烈批评,认为这样的道歉信有推卸责任的嫌疑。因为道歉信并没有明确说明“要求运动员进入比赛场馆时统一佩戴口罩”是什么人做出的决定,但却撇清了此人的责任,因为目的是“防范疫情传播”,“保护运动员健康”。戴口罩比赛则是“运动员保护自己”,“组委会未做明确规定”。至于排协本身,“我们临场经验不足,没及时提醒”。网民批评中国排协如此道歉是“强词夺理”、“踢皮球”、“怪事”,还有网民讥讽中国排协,在防疫问题上很有政治头脑,但却以罔顾专业常识为代价。

    在社交问答网站知乎,《中国排协回应女排戴口罩比赛,「运动员为保护自己,后半程经提醒摘掉了」,带口罩运动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影响?》的问题有数百万浏览量,838个回答。网友“一直住顶楼”回答说:“运动员擅自作主,领导爱护提醒。格局出来了……”网友“言德琴里音”回答说:“没有及时提醒运动员摘下口罩,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个解释既侮辱了女排队员的智商,也侮辱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智商。”

    网友“豹纹头的前天”回答说:“感谢领导为了掩饰自己的愚蠢把我们的运动员描述的跟没有感觉没有呼吸的榆木嘎达一样。换言之,这份声明是因为出了舆情以后,排协写给上级领导的。并不是给老百姓看的。”网友“道朗马泰尔”回答说:“足球结束了要交换球衣,排球可以交换罩袍和口罩嘛,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尊重互相的历史,毕竟中伊都是文明古国。”

    网友聞舞认为,网友对女排戴口罩比赛“骂声一片”,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更多是对现行防疫策略的一种“委婉表达”。

    媒体人“海边的西塞罗”在其同名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排协这封“口罩道歉信”,咋那么像崇祯皇上的罪己诏》,文章说,我高度怀疑,提排协草拟这份“道歉信”的领导,可能是前男足转业人员——你看他这皮球踢得比排球打得还好,且倒脚之间非常有国足的风采——责任就跟球一样,传上两脚,就能给你传没了。

    文章还说,最怕的就是“既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既要打好球,还要带好口罩,既要刺激消费、旅游,又要严格防疫。就像这场比赛已经证明的,这是件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最后很可能是忙活半天,两个目标都不能达到。其实,比赛只是这种矛盾中呈现结果最快的一个。随着疫情的持续,更多类似的抉择,是我们迟早或者正在面对的。就像竞技比赛中带个口罩、蒙个头巾就会与竞争者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一样,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将越来越难以保证“既要……又要……”

    作者“王旭的王”在其微信公众号“biubiu的biu”发表文章《让中国女排戴着口罩比赛,这是哪个大领导的主意?》,文章说,在防疫为绝对导向的今天,什么运动规律,运动员健康,都可以放在一边束之高阁,这种违反规律的事情,我想万人唾骂的中国男足都干不出来,女排真的让我们彻底震惊了。

    文章还说,作为运动员,包括他们的队医,我想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佩戴N95一类的口罩运动,可能会导致什么样严重的后果,但队员们一样戴着口罩出战,这是专业人士的建议吗?我想这应该不是什么专业人士的建议,很可能是排协的某位大领导拍脑门想出来的主意。戴着口罩比赛,这种违反基本运动规律,以及健康常识的行为,没有大领导拍板,是断然不敢有人这样做的,因为这可能造成这些国宝级运动员不可逆的运动损伤。

    作家维舟在其微信公众号“无声无光”发表文章《从“女排口罩事件”看公众心态变化》,文章说,我在意的既不是这场比赛本身,也不是这份声明所隐含的体育官僚主义(这也都是老话题了),而是公众对这一事件的反应:至少从网上来看,人们普遍觉得运动员戴口罩比赛是不必要的,甚至根本就是个笑话。

    文章还说,在今年春以来,当各国开始纷纷宣布疫情结束,生活正常化之际,我们的防疫却一年更比一年紧。不一样的是,如今人们的心态还是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周围的许多人,从一开始坚决支持严防死守,甚至庆幸“风景这边独好”,到今春以来渐渐看不懂这是在干嘛,到现在则全然麻木,反正配合着定期捅喉咙就是——这甚至好像成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标配。大部分时候,人们是以一种消极的忍耐或犬儒的嘲讽来应对这些,那句英文“be positive, be patient”(保持积极,保持耐心)不知被谁根据重译成了“成为阳性,成为病人”,一语双关,谁也想不到它在疫情之下竟然具备了这样另一重意味。

    文章认为,即便去年也有一些疲惫的声音,但社会心态的变化,从来没有像今春以来这样剧烈。和我当初预想的有所不同的是,那种围困的心态毕竟没有一直伴随着我们,还是有相当多的人开始觉察到有什么不对了。这种觉醒的速度甚至比我设想的还要快多了,尤其是在上海封城之后,似乎不久之前还被认为是“正常”的事,一夜之间就变得相当“不正常”了。这就是问题所在:女排戴口罩比赛,这件事放在一年前,乃至半年前,可能大家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甚至不戴口罩人们反而觉得有问题,因为当时对疫情的判断仍然让人觉得这有其必要,然而现在,只要稍微关心一点世界新闻的人都会意识到,我们才成了异类。

    文章最后说,“女排口罩事件”只是茶杯里的风波,没几天可能就会被其它新闻所淹没,真正重要的并不是这一事件本身,而是由此折射出整个社会心态对于何谓“正常”和“不正常”的判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或许意味着,人们已经为迎接后疫情时代做好了心理准备,现在的问题只是:这一天什么时候、将以什么方式到来。

  • 佩洛西访台后胡锡进成为舆论炮轰焦点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中国官方铺天盖地宣传的“拭目以待”、“备战”一触即发、世界大战的氛围,吊足了全世界媒体和中国网民的胃口。在佩洛西没有遇到阻碍的情况下完成了对自由民主的台湾造访,曾出言激烈反对佩洛西访台的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成为中国国内舆论炮轰的焦点。

    今年62岁的胡锡进是中国“鹰派”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环球时报》开始以极主动姿态,就中国外交、国防及国际形势发表措辞强硬的社评,维护党国立场,为中共高举的民族主义旗帜推波助澜。胡锡进也摆脱官媒的高高在上,利用流行的社交媒体,在舆论第一线摇旗呐喊,发立场强硬的评论,外界将胡锡进视为中国政府舆论的风向标和宣传系统代言人,一些分析认为,官方有些明面上不好讲的话其实是通过他来讲,不方便发布的消息也通过他来透露,试试舆论水温。

    胡锡进为维护官方立场不惜“搅混水”和“和稀泥”的行为方式让他被网民称为“叼盘”:“无论主人把飞盘甩多远,胡锡进都会第一时间启动,奔跑,跳跃,把盘子给叼回来!”胡锡进在舆论场上创造了独树一帜的“中肯体”。网友总结“中肯体”的精髓,就是任何《环球时报》政论可浓缩为两句话:“党国这么做,一定有它的道理。有时党国看起来没道理,但其实还是很有道理。西方这么做,一定有它的阴谋。有时西方看起来没阴谋,但其实还是很有阴谋。”看破一切的网友研制出“胡编生成器”,也总结出“万金油”公式:近期互联网上出现了__,老胡也看到__,知道大家很__,老胡忍不住啰嗦几句,虽然__确实存在部分__,但是__,最后老胡呼吁__

    胡锡进在佩洛西访台前曾在社交媒体平台推特和微博频放狠话,如果佩洛西敢来,解放军就应派遣战机伴飞她的座机,如果美国军机护送佩洛西访台,解放军警告驱离,若无效,干脆“击落”;他甚至还说:“让她来吧,走之前做个祷告”。中国网民的民族情绪也被节节推高,纷纷称赞“老胡霸气”。还有网民将胡锡进年轻时参军的照片与佩洛西昔日的照片编辑成类似“结婚照”,并获胡锡进点赞。

    胡锡进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流量。有自媒体梳理出,佩洛西访台相关话题让胡锡进中文社交账号的单日阅读量上升了80%,网民互动评论量上升了130%。他在抖音上的三条与佩洛西有关的视频,点赞量都在百万以上,而他在今日头条的流量也因此达到最高峰值。

    佩洛西顺利访台后,中国国内的舆论开始掉转枪口批驳胡锡进,胡锡进成了被讥讽,被炮轰的头号目标,大量网民特别是小粉红战狼们炸锅了,对胡锡进表达了不满,认为现在中国面临的尴尬局面,胡锡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说他是误国误民。有的说,他是炮兵司令,打口炮的炮兵司令,有的说,他是什么呀,一会伴飞,一会击落,好像是一个中央军委主席。更有网友觉得他的建议很愚蠢,让老百姓怎么看待国家信誉问题。

    中共元老任仲夷之孙,红三代网红评论员兔主席直接点名道姓指责胡锡进的这类言论把调门拔得过高,利用政府公信力背书,宣传自己的观点来影响舆论,目的可能是变现个人流量,同时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而且胡锡进有非常强的“体制内”光环,给外人(包括外媒)营造出一种‘权威人士’的特殊身份,但屡次三番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甚至大是大非问题上,缺乏判断,也缺乏准确信息源。因此,胡锡进应对此承担主体责任,而且他“欠全国人民一个道歉”。

    兔主席质问,对于像胡锡进这样有特殊身份的退休人士,退休后继续高调甚至加码发表言论,是否合适?随后,网上一些自媒体也开始讨伐胡锡进,认为“现在的尴尬局面,老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言论“直接导致国家和军队的声誉受损”、“误国害民”,要求“调查胡锡进”。还有文章认为,是胡锡进一己之力,才有了洛佩西访台的举世瞩目,而胡锡进在这个过程中也获取了巨大流量。

    面对排山倒海的指责,胡锡进坐不住了,在个人微博发文回击,对于被“扣帽子”,胡锡进发出连串质问,“当老胡调动‘一己之力’的全部能量恐吓佩洛西和美国政府的时候,他们在哪?当老胡在佩洛西降落后承受部分民众失望怨气,扮演‘出气筒’,他们又在哪?”胡锡进也直接回应了“流量变现”的说法,不点名地反驳兔主席,“我从来不知道流量这么值钱”、“我这些年经历的风雨比他们洗澡浇过的水还多”。

    “兔主席”再发长文,指中国大陆政府和官方媒体严正公布对台军事演训及系列反制措施时,网民没有感受到来自国家的巨大正能量,反而被“泄气”、“失望”、“沮丧”等负能量包围;历史空前的军演一下变得“索然无味”,胡锡进应对此承担主体责任,而且他“欠全国人民一个道歉”。

    胡锡进也没有就此罢休,也发了一篇长文,直接针对“兔主席”,点出他是“80年代一位省委书记的孙子,曾在英美求学”,“在美国著名研究机构工作过”,“展示了他的不凡功底”。胡锡进称,一直视“兔主席”为共同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友军,所以对他“不搞倒我誓不罢休的样子深感不解”。胡锡进说,舆论场上相互批评是应该的,但不应搞诛心之论,不应害人。爱国阵营应该很庞大,声音也应该是多元的,而不是只有一个“正确的声音”。

    在问答网站知乎上,《胡锡进,请别再忽悠全国人民!》获得了1373个回答,《胡锡进才是第五纵队》也获得了836个回答。网民林冲认为:老胡也没想到自己会被人称为“高级黑”,“恨国党”。网民宁仔说:“胡锡进不是啥靠谱货,确实。但你想把这次的责任全推到胡锡进身上,啧啧……”

    网民寒武纪说:“明显是把外交部的错甩给胡锡进。要是没有外交部的说辞,他一个人说的话能激起多大波澜?胡不是好东西,但是他的坏其实没有那么大奸大恶。他的恶无非是立场只站官方,不顾百姓。他对官方的忠心日月可鉴,人人皆知,再脏再臭的盘子,只要官方丢出去,他都能叼回来。说实话,外交部说的话比他好在哪?作为天天吹嘘外交辞令潜台词一大堆的国家,外交机构说的那些话比胡说的还严重吧?而且这届外交部这么干不是一天两天了吧?学谁不好,学朝鲜,学俄罗斯,学伊朗。这些话是外交部该说的么?何况对方还是美国?”

    作者我是葱哥在微信公众号“非虚构故事”发表文章《胡锡进:一个两头“拱火”的人》,文章说,胡锡进这次翻车翻得有点狠。我以为会有很多“公知”嘲笑他,没想到骂他最狠的竟是“公知”对立的那个群体,比如“子午侠士”等人,真是意想不到啊。还有人给胡锡进扣上一个“误国害民”的大帽子。

    文章说,反对胡锡进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总是站在墙那一边。并不是说站在墙那边就一定不对,普通个人当然没问题,但作为一个职业媒体人总是站在墙那边,在我看来就是不对,就是原罪。因为媒体代表的是公共利益,理应站在墙的对面去监视它,以防它做坏事。

    作者周不在其电报频道“不周的生活观察”发表文章《当世间再无对手》,文章说,舆论场上,是一直需要和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人,通过不断的吵架增加话题点,很多时候都是互相成就。但最近胡锡进和兔主席都能互相撕咬,说明这微博已经没有他们的对手,他们的对手已经全部消失在微博,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呀。像胡锡进和兔主席这种,一直在舆论场的人,需要不断的找对手吵架,才能有热度,才有人愿意看,但现在国内他们的对手基本算是消失,就算还有也不用微博这个平台。他们找不到对手,需要互成对手。

    文章说,也很搞笑,就算把舆论场全部让给这些人,结果爱国也要分激进、温柔、左派、右派,我看兔主席的文章,有一种想把胡锡进打死的感觉,他们对自己人也是这么狠。你的爱国姿势,竟然和我不一致,你竟然比我更靠前。不行,我要吵架,我要举报,打死,打死。爱国主义之间的内战,未来应该还会出现很多,以李子陽、连岳、胡锡进、兔主席为代表,形成四种流派,互相殴斗,也一定会出现举报,封杀等等。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项栋梁在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发表文章《外交工作如何正确放狠话?以胡锡进为反面教材》,文章说,外交工作从根本上就是反战争的,任何国家都没理由要设置一个鼓吹战争的外交部,打仗那是国防部的事。如果非要有鸽派与鹰派的平衡,那外交部天生就是主和的鸽派,国防部天生就是主战的鹰派。如果外交部天天威胁要打仗,国防部跑出来说大家再谈谈,那国家就乱套了。

    文章说,威胁击落邦交国领导人的座机是什么恐怖主义行为?公然鼓吹要增加核武器数量是什么战争狂热行为?这些都是中国绝不会公开宣称的行为,都是与中国一贯的国际形象背道而驰的行为。放狠话最紧要的姿态摆足,而不是把话说死。放狠话没人怪你,可是在国际舆论中给人留下这么明显的把柄,简直是愚蠢,愚不可及!归根结底,胡锡进,以及其它做着跟胡锡进一样事情的那些人从根本上搞错了自己的定位。外交工作也好,对外宣传也好,都是用来解决国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麻烦的。如果你所做的事情都是制造麻烦,挑动战争,就算你再怎么宣称自己爱国,也掩盖不了误国害民的狼子野心。

    作者张3丰在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发表文章《胡锡进的末路》,文章说,胡锡进退休后,明显变得更激进了。一方面,没有“单位”的束缚,他获得了更多的表达自由;另一方面,他只有不断激进,才能维持他“舆论战中的鹰”的形象。以前的他可能都不会想到,自己会说出把佩洛西的座机打下来这样的话。

    文章说,谈论胡锡进多少让人感到尴尬,他那些言论值得认真对待吗?但是,我们不能想象所有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事实正相反,尽管胡锡进没有创造时代潮流,却也堪称是潮流的弄潮儿——他是中国民族主义声音的传递者和放大器,顶点就是前两天说的击落佩洛西的飞机。

    文章还说,在新一代看来,胡锡进已经保守、过时了。作为一只“舆论战场的鹰”,胡锡进必须和年轻人展开竞争,证明自己还能飞,所以他才发出了“击落飞机”的最强音。到了最终揭晓的时候。昨晚各平台的直播,把气氛烘托到极点,接下来是绝大的失望。很多人迁怒于胡锡进,这是可以预料的。胡锡进明显感受到压力,但是他应该明白,“掘墓人”几乎就是自己一手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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