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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22年7月9日消息】福州访民都记得2022年6月28日，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信访局局长李文章到访福建，到省信访局考察。当天早上福州晋安区访民林天明恰好也到省信访局上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林一走出省信访局大门，就遭到晋安区鼓山镇雇请的黑社会人员劫持绑架上停放在路边的一面包车上开走。据林妻介绍，林就这样被黑社会人员强行控制在车上，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让大小便，甚至遭到殴打。直至下午约5点，当这些人得知李文章离开信访局时，林被这些人用暴力扼脖直接推下车开走。但林双手仍死死拽着车门，被拖行十几米后，突然面包车一个急转向，林被甩向车底，车轮从林身上直接碾压过去，后林不治身亡。

福州林天明上访访丢了命！是对国家信访局局长李文章考察福建信访局给予高度评价的一个响亮耳光和天大讽刺！林天明之死，可以说是因李文章局长的到访而死。林天明一案发生后，本是人命关天，警方不去追究或抓捕雇请黑社会人员的幕后晋安区政府违法官员，却对转发消息的许多访民进行警告和强令删视频。

日前福州晋安区维权公民林发珍和妻子林鸿一起，也来到福建省政府信访局反映原村支书王成良，在拆迁其房屋时，滥用职权通过搞双重补偿标准，霸占其房产的违法事实。没想到省信访局接访人员，打开电脑一看林发珍之前的诉求，就直接把他打发走了。愤怒的林发珍夫妇，只能在信访局大厅举起诉状表达诉求。

林发珍家住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西园村597号。2009年，因为福州火车北站改扩建工程，时任村支书的王成良滥用职权，上下勾结违法承包整个拆迁工作。违反福州市政府《关于福州火车站扩建工程征收工作有关问题会议纪要》(2009）115号文件精神，将广大拆迁红线范围内村民合法房产，为所欲为占为己有，然后套用其他村民的户口骗取国家拆迁安置房。根据当时的拆迁基本人口保护政策，王成良暗箱操作，利用王少华一家三口户口，套取西园雅居（东区）18#1708，12#1603.两套安置房，变成王成良儿子名下。王成良的住房不在拆迁范围内，还用陈心智的户口套取二套安置房18#604.18#1604，和用陈慧娟一家户口，非法套取二套安置房11#1603.11#1604。

林发珍妻子林鸿和村民陈美旺、陈康彬，经过批准依法合资统建一栋楼房，面积共1507平方，在本次拆迁征收红线范围内。此栋楼房被王成良暴力强拆，以“非本地村民统建房”为由被其强占，再上下勾结通过暗箱操作，套用其他村民户口方式，骗取国家拆迁安置房。就这样林鸿约500平方的房产，在福州火车站改扩建工程拆迁时，被无法无天时任村支书王成良仗势霸占了。

林发珍：我不想林天明的今天，成为我们的明天！因为告发村霸王成良和上访维权，我跟妻子林鸿和林天明一样，屡屡遭遇晋安区政府报复，殴打、暴力劫持、虐待、关押黑监狱。每逢全国和省市有重大会议或节点，晋安区政府都会派人（社会闲散人员）盯梢紧密监控，或被他们直接抓走关押。

2021年11月25日下午4点许，林鸿和同乡张华路过北京麦子店派出所管辖路段法使馆前，无辜被麦子店派出所限制人身自由并无端扣压。二人当时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当晚约7点十几个专门劫访劫财牟利的黑社会男青年，用暴力从派出所内将二人抬着，强行拽进车牌为京J—lN217的面包车里，遗返回福州。途中24小时二人在车上，受尽这些黑社会人员的非人折磨，虐待，和凌辱。手机、身份证，身上财物被暴力抢走，不给吃喝，不让上厕所，甚至被强迫脱裤子捜身。次日晚上7点，林鸿被黑社会人员绑架到福州市闽侯县青囗镇清龙山顶上，由晋安区政府私设的黑监狱非法拘禁。看管人员故意非人折磨虐待，使林鸿忍饥挨饿，一天只给一碗泡面果腹，被强迫跟男看守黑社会人员同房睡。

林鸿正常出行权和人身自由权无端被剥夺，合法财物被强抢。直至12月14日下午3点，黑社会人员将被折磨的处于昏迷状态下的林鸿，扔到西园路边。林鸿被关黑监狱18天，受尽折磨，简直是人间地狱，体重整整瘦了十斤。但直至今日，林鸿被暴力强抢的身上物品，手机，身份证都未被追回归还。报警后，当地警方说是政府行为，不敢受理。

2021年6月28日，林发珍乘坐火车前往北京旅游，在北京西客站出站口，就被几个不明身份人员非法暴力绑架。接着又被暴力夺走手机和身份证，后被强行塞进一部黑色的小车开走。途中一整天，歹徒都不给林发珍饭吃，不给水喝，甚至也不让大小便。次日，林发珍被带到福州晋安区宦溪镇峨嵋村南边54号（黑监狱）非法拘禁。期间林发珍被限制人身自由，並受尽折磨和虐待。歹徒甚至威胁：“你别把我们这几个爷惹火了，打死你直接埋在这山上，都没人知道，这是上面领导交代的”。几个歹徒随意殴打控告人，将林发珍打的遍体鳞伤，而且颗米未进。7月4日上午约8点多左右，林发珍突然看到有警车（闽a-5253警）从房门前路上经过，趁歹徒们没留意，拼命冲出来拦停警车大喊“救命”。警察急停下车时，歹徒等人随即赶过来，制住林发珍，并拉着警察到一旁说话。只见警察脸色一变，不管不顾林发珍正遭受不法侵害，开车扬长而去。因为拦车报警，惹恼了这几个歹徒，林发珍就此又遭到严刑毒打，遍体鳞伤。

约2小时后，没想到这部警车又开来了，警察把林发珍带到新店派出所，交接后就不管了。林发珍重新报警，但新店派出所同样有警不接，不受案。林发珍无奈之下只得带着伤痛先到医院救治。7月9日林发珍到宦溪镇派出所（案发地）报案，经办民警郑佐磊（警号：140538）接警，虽做了笔录。但后来当林发珍带着法医学司法伤情鉴定“轻微伤”再次找经办民警郑佐磊时，他只是丢下一份书面不予立案的通知书，理由是：政府行为。

2021年3月24日下午1点，林鸿在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逛街购物，突然遭受七、八个歹徒打昏，把她硬推上一辆面包车。在车上林鸿手机和随身物品皮包被抢走。后林鸿被绑架到岭头山上的一座民房里，囚禁了两天，其间不给饭吃，逼着林鸿与七八个绑匪共居一屋，受尽折磨、凌辱和围殴。次日下午4点左右，绑匪用闽AQ399丫面包车，把林鸿和另外一个女人押到新店镇古城遗址旁边的公路上，见四下无人就将二人推下车扬长而去。后二人当场就打110报警，新店派出所接警后，打120把被打得个半死，动弹不得的林鸿送到晋安区医院去抢救。但新店公安派出所充当绑匪的保护伞，不作为不立案。

林天明上访访丢了命，让许多福州特别是晋安区访民惴惴不安。幕后指使的福州晋安区政府官员至今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福州俨然已经成为法外之地。

目前福州很多访民都担心，今天的林天明也许会成为明天的自己！敬请各界关注林天明被劫持致死一案！

近日，河南多名银行储户和停工楼盘业主维权，发现自己的健康码被官方强制变红，导致他们行动困难，抗议活动也被迫取消，此事在网络引爆舆论，民众纷纷认为过去两年被用来防范疫情的健康码已经变成了当局的“维稳”工具，官方正在把健康码变成21世纪的“良民证”。

新冠疫情爆发后，为了掌握民众在疫情期间的踪迹，中共采用“健康码”制度，监控“所有人”行踪，所有人须透过微信、支付宝等App，由系统根据14天内足迹，发给“绿、黄、红”等级的“健康码”。民众出入公共场所、运输工具，必须有“绿码”才能通行，红码不能乘坐公共交通，不能进入任何公共场合。被赋予黄红码者，必须经过筛检等符合条件后才能解除。现在应用于健康的红码被用于防疫之外的事，使其失去了信用，此事引起了民众严重关注。

事实上应用于疫情防控的健康码被官方滥用于社会维稳，并不是在此河南维权储户健康码事件才第一次暴露出来。去年11月6日维权律师谢阳在推特及微信朋友圈发文表示，为阻止他去上海探视张展的母亲，5日长沙市公安局派两位警察到家中劝阻未果，6日就在他的健康码上做文章。长沙属于低风险地区，近期都没有确诊者，谢阳之前的健康码一直是绿码，在上飞机前突然变红了，很明显是当局的政治操弄。在谢阳取消去上海探望张展的母亲后，他的健康码又变绿了，而且要求其接种疫苗的通知也没了。当局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他去上海，阻止其目的达成了，红码就解除了。

无独有偶，去年11月8日，维权律师包龙军在前往苏州办事后欲乘车回到北京家中，在进站乘车时被要求出示绿码，其健康码被设置不准回京，且绿码变成黄码。中国经营报记者程维持绿码在杭州采访，被杭州市将绿码改成黄色，目前正被当地防疫人员强制隔离，关在昊丽酒店。福建省福州上访多年的林应强在去年11月的一场党内领导人会议召开前，他被警察从火车上带走，健康码变成黄色，要求他返回福州接受隔离，尽管他从未接近任何确诊病例。

由此可见健康码在河南维权储户事件前就已被官方充当限制异见人士出行的工具，沦为中共的打手。正如网民zhongsuxiaohua所感叹的，很多人都在感叹“万万没想到红码会被这么用”，是天真是外宾还是不记打呢？中国政府建立起一套如此完善和全面的管人系统，不这么用还能怎么用啊？

中共的统治基础建立在对社会、对人民的控制上，为了维持其独裁统治，控制社会、控制人民，中共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监控网络系统。这套监控网络系统以大数据、云计算、人脸识别、行为识别、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为核心，对舆论控制、信息封锁、社交出行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控制，把中国的极权主义快速进化到数字极权主义，从而对社会实施无缝隙的监管和控制，以无限的权力来控制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所有方面。

健康码就是典型的大数据技术控制社会的应用，通过健康码，中共体制搜集获得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出行数据，并成为所有国民大数据的一部分，最关键的是，用疫情为借口通过健康码对人民进行了一场大型的服从性训练，通过恐吓与剥夺训练之后让人民无条件接受“不惜一切代价”，从而彻底改变了社会的思维方式，服从于极权主义体制对人性的剥夺。

既然健康码本来就是极权主义控制社会的工具，既然极权主义的权力从来不受制约，那么健康码被用于社会维稳不就是必然的吗，凭什么健康码就成为极权主义各种控制社会工具的例外？

所以，健康码是不是被官方滥用于社会维稳不是关键，健康码才是关键，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正常的社会，本来就不应该出现什么健康码，任何权力都无权以任何手段获得公民的出行数据，任何权力都无权限制公民出入公共场所、运输工具。

而当一个社会的国民习惯于没有普遍的公民权利时，就是入鲍鱼之肆，久闻而不知其臭了。所以，与其惊侘于健康码成为良民证，不如惊侘于为什么会有健康码，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国家从来只是成为肉猪而不是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

民生观察 2022年6月21日

多年来，中国地方政府为了惩治上访维权人士而屡屡祭出各种奇着怪着，罗织众多让人瞠目结舌的罪名，来将上访者投入大牢，而“敲诈勒索罪”便是其中怪着之一。此罪被强势的政府套于弱势的访民头上，堪称滑稽可笑。由此引发众多法律工作者质疑，也获得一些地方法院的否决。然而，尽管如此，一些地方政府仍然乐此不疲，一再将这种让人笑话的罪名强扣于访民头上，肆意以此抽打访民，以期达致打压上访与掩盖罪恶的目的。

日前，民生观察报道重庆访民曹礼淑又被当地政府以“敲诈勒索罪”刑拘。据曹礼淑的弟弟曹礼彪反映，其姐曹礼淑于3月18日被治安大队警察带走，在等待24小时后，他前往当地公安机关询问姐姐情况，被告知曹礼淑已经被刑事拘留，涉嫌罪名是敲诈勒索。曹礼彪向警方索要拘留通知书，警方出示了一份拘留通知书的复印件，并且不允许家属带走，无奈他只好用手机拍摄下来。3月21日上午，曹礼彪致电荣昌区公安局治安大队，询问曹礼淑到底犯了什么法，要求警方出具纸质的拘留通知书，但遭到推诿。

曹礼淑是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黄金坡社区二组村民。2019年5月19日，在没有签订任何协议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安置的情况下，荣昌区政府及职能部门组织几百人，拉起警戒线不准过路人和产权人进入，将曹礼淑姐弟几户人家的合法房屋强行拆除，室内外所有财物均被掩埋。曹礼淑为此多方投诉维权，但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2021年“七一”前夕，曹礼淑前往北京打工并顺路到郑州探望亲戚时，被重庆荣昌区信访办和公安局治安支队等七八个人拦截打瘫，后被带回重庆荣昌的医院，但政府对有关医治与费用不管。曹礼淑在医院救治，积欠医药费，院方将其病房断电，她和家人多次找街道办要求处理，但一直没有结果。曹礼淑要求打伤自己的有关部门赔偿相应医药费用，结果现在被地方政府扣上“敲诈勒索罪”。

当然，类似曹礼淑上访维权而遭致当地政府扣“敲诈勒索罪”的案例并不鲜见，甚至一度成为全国地方政府打压访民的风行利器。

2014年10月，安徽访民徐思兰被控“敲诈勒索”宿州市北关街道办事处，检方指控徐思兰多次敲诈勒索宿州市北关办事处人民币累计9200元。而徐思兰拒绝认罪，她坚称这些钱是上访期间因生活困难，由其申请或是当地政府主动给予的救助款，而非敲诈。而当年的2月，埇桥区法院也审理过一起因上访被控敲诈勒索的案子。

再如山东青岛市的柳娟，因为认为自己遭遇司法不公，2012年3月起多次进京上访，其虽曾与所属街道办签订息访协议，但之后仍继续上访，2015年6月，即墨市法院判决柳娟犯敲诈勒索罪，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吉林的郭洪伟与母亲肖蕴苓因“吉林市公安局龙潭分局新安派出所插手经济纠纷”，多次进省进京上访。为解决他们的信访问题，2010年至2012年，吉林市公安局多次共给付33.8万元救助金。2016年6月，铁东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二人构成敲诈勒索罪而判处重刑；另一起吉林农民景春因身陷冤案申诉11年，直至2007年终于得到无罪判决。此后，景春以被错判为由向法院索赔106万元未果而不断申诉、上访，2011年开始，景春先后5次从地方镇政府拿到了2.7万元“息访费”。2014年7月，吉林省磐石市法院一审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景春10年有期徒刑，认定其申请106万元国家赔偿为敲诈未遂，2.7万元息访费为敲诈既遂。同年11月，吉林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如上种种针对上访维权者的判决，网上比比皆是。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涌研究，自2004年以来，随着信访压力增大，因上访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判例越来越多。他搜索的结果显示，仅2014年公布的相关案例就有上百例。

针对将上访维权定成敲诈勒索罪，在中国各地法院也有有罪判决与无罪判决两种不同的看法。无罪判决认为以上访进行“威胁或者要挟”，不足以使政府因恐惧而被迫交出财物，检方指控访民犯敲诈勒索罪的证据不足或不充分。更有判决明确指出，“政府不能成为被要挟、被勒索财物的对象。”而众多个有罪判决显示，检方指控的“敲诈款”基本上为访民与当地政府书面约定的救助款或赔偿金，或者是上访者索要的上访花费等经济损失，作为被敲诈一方的相关政府部门，多为迫于“压力”，满足了对方的所谓“无理要求”。有罪的理由竟是救助金、赔偿金成为“敲诈款”。

所谓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公私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勒索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1．行为人为一般犯罪主体，即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2．行为人必须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勒索财物，这是敲诈勒索罪最主要的特点。威胁和要挟，是指通过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精神上的强制，使其在心理上造成恐惧，产生压力；3．行为人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如果是其他目的，如债权人为讨债而威胁债务人的，则不构成本罪。

从敲诈勒索罪必须同时具备的“目的”和“手段”要件，结合地方政府对访民扣以该罪情况，可以看到其中的荒谬。

首先，“非法占有”之目的，是成立敲诈勒索罪的必备主观要件。也就是说，若行为人得到财物是合法所得，自然不成立该罪。而一些多年上访的公民一般都生活困顿，地方政府本来就有救济困难群众的职责，若公民向所在政府提出了救助申请，当地政府根据申请向其发放了困难补助，就难以认定其为“非法占有”。

其次，采取“威胁”之手段索取财物，是成立敲诈勒索罪的必备客观要件。上访是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本不应成为威胁政府的手段；制度的瑕疵使上访成为官员政绩考核的因素，板子不应打到上访公民的头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上访只会对当地政府形成压力，压力不是威胁。

许多访民由于长期上访，生活非常困难，急需救济，若地方政府对于其救济的申请，开出暂不上访的条件，事后又以敲诈勒索追究之，这无疑有“诱民入罪”的嫌疑。上访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对于访民的诉求，正面引导和依法解决，才是根本办法。而各地政府为了达成阻止上访的目的，竟将敲诈勒索罪当作了鞭子肆意抽打到访民身上。

地方政府广泛滥施“敲诈勒索罪”来制裁上访维权民众，显然是周文深纳，为阻止公民履行信访权利，因此是公然违法侵权。重庆地方政府今再度祭起此臭名昭著的“敲诈勒索罪”来拘押曹礼淑，是赤裸裸枉顾法制，践踏人权，必招天怒人怨。

民生观察 2022年3月24日

【民生观察2022年3月21日消息】近日，前北京律师王宇发消息说，她和许多朋友都深受北京健康宝的弹窗之害，导致有人无法进京、离京以及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她曾因此导致40多天无法回到北京的家里，而流浪在外。王宇称，北京健康宝已成为官方控制人民行动的维稳工具。

王宇：“以北京健康宝控制民众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3月17号晚上回京时的健康宝还能用，18号早上就出弹窗。然后，社区就没完没了的打电话给我，问我的行程、问我是否去过疫区，问我是否做核酸了……我说我没做核酸就不能进京，我现在的行程除了北京有*，其他都是正常的，但弹窗还在。”

“19号下午1：30分根据社区要求做了核酸，20号早上核酸结果已经出来了，但至今健康宝仍然有弹窗。打12345热线电话，结果只有语音要求你去做核酸，然后就挂断了。”

王宇称：“自疫情以来，不只是我，我的好多朋友都深受这个北京健康宝的弹窗之害———有的因此无法进京，有的因此无法出京，有的因此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去年10月到12月期间，曾因此致使我40多天无法回到北京家里，而流浪在外。官方不过用此控制人民行动作为维稳的工具。”

“对于所谓疫情防控，根据病毒的特性专家认为已经比感冒还轻了。现在世界多数国家都已经放开，国际卫生组织权威机构也已经解除疫情防控，中国为什么还要以此限制自由民众的行动?还要强制没完没了的做核酸?”

王宇表示：“而最离奇的是，以前我的健康宝有弹窗的话，拨打北京12345热线电话还可以反映问题。现在，这个12345热线电话居然把我拉黑了。”

“我用我的手机拨打12345只有语音告知做核酸，无法转接人工客服，我还以为12345全部转智能语音服务了；但同一时间，用别人的手机就能拨通人工客服电话，这真是要多无耻有多无耻。”

今天3月21日早上，王宇打算再去做个核酸。结果，护士说健康宝有弹窗就不能做核酸。让人感觉这是一个怪圈：不做核酸就有弹窗——有弹窗就不能做核酸。

无独有偶，前律师任全牛近日欲前往北京，其北京健康宝竟也无缘无故弹窗了。

3月21日任全牛发推说:时空伴随者北京的“健康宝”，总是有理由又无需理由的给人来个“弹窗”，又不是把防疫健康码变黄或红，但是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一个个小小的弹窗不除，也一样可以稳控限制，甚至达到禁足的目的。

前两天好好的健康宝，就因我3月20号下午要去北京了就“弹窗”了，还是时空伴随者，北京健康宝犹如朝阳群众……

随着10月1日的到来，中国各地政府纷纷以各种所谓政绩向“十一”献礼，以烘托庆典气氛。各地多年来含冤受屈民众前往北京陈述冤情以求昭雪却倍受阻扰，遭致较过往更为严酷的打压，上访权、人身自由权、生命安全、言论自由权等等人权被肆意剥夺，以致形成了举国冤民血泪祭奠十一的局面。

中国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十一庆典而无视人权加强对上访民众的打压的行径，成为了中国大地每年庆典的常规献礼，使人看到缺失人权保障的国度，庆典就成为民众的劫难的现实。

据民生观察报道，今年中国十一庆典，中国大地又一如既往地上演着拦截、绑架、殴打、非法羁押、关黑监狱等等侵害访民权利的闹剧。

一、重庆向平华于2021年9月26日晨6点零5分，在北京国家信访局门口被重庆市渝北区回兴派出所韩所长带着一群黑打手抓打绑架上车，两膀多处受伤。车辆直接驶向丰台区高家场46-3号，到9月27日11点，向平华被非法关押29小时后，被转入商务车（京Akk11），至29日中午11点45分被强行送回到家。

二、重庆陈明玉于2021年9月27日早上六点多钟，在北京西城区被重庆市渝北区公安分局回兴派出所工作人员，强制挟持至一辆商务车（京FBB683）押回重庆，于28日中午12:20左右，被强制关押在渝北区回兴派出所办案区刑椅上，警察构陷陈明玉去北京国家信访局信访涉嫌寻衅滋事，关押了陈明玉25小时，于29日中午13:20分左右才让回家。

三、上海市黄浦区维权人士皋根娣，身份证号：310103195912070125手机号：136719905872021年9月27号对外发出信息：我去国家信访办以及建设部维权，我的北京行程码和北京健康宝都是正常的在使用。9月28号一早，我去公安部维权，由公安部警察查验我的北京健康宝时显示未见异常，但是照片就是显示不出来，导致我什么地方都不能去。我因为在2012年6月28号，在最高检全国第十四个宣传举报周，在最高检对面被北京警察无辜暴力殴打致伤，至今未立案。今天（9月29日）我再次来到北京市公安局旁的边道上拨打110报案，由东交民巷派出所警察(王健红)警号021448，接我到派出所，收了身份证，也不给做笔录，大约在上午10点45分左右，来了六七个人，其中有三男士要来接我，我问他你是哪里的？该男子回复说是黄浦区信访办的，也不说名字，我拒绝跟他们走，然后他们走了，说待会驻京办会来的。我向所有人保证，为了坚持维权，我是绝对不会自杀，如有意外，一定又是被上海市黄浦区派黑社会人员来害死的。我在此再次向大家声明，我皋根娣不会自杀的，如死就是被害死的。请朋友们，帮忙转发关注！

四、2021年9月28日17时41分，湖北潜江维权人土伍立娟进京信访，刚到北京西站即被强行拦截，现被拦截到了北京附近的“齐鲁情宾馆”关押。

五、2021年9月28日，重庆渝北区龙兴镇维权人罗文健、李育英，周天平，杨宏伟下午3点左右被带到北京专门关押访民的“黑监狱”久敬庄。当天晚上约19点50分左右，罗文建，李育英，周天平，杨宏伟被人从久敬庄带到驻京办高家场46一3号，现在电话打不通。

六、2021年9月28日下午3点40分，重庆维权人士杨光梅、杨玲、汤代群、周必君、周必琴、刘林、丁春霞、李邦秀、林跃兰被带到高家场46-3号的路上，另外有领导承诺回去给大家解决问题。2021年9月29号，杨玲被地方政府从高家场46一3号接出，坐15：09分从北京西到重庆西的火车。请友友们关注，杨光梅和汤代群坐的车在途中又上了两个穿黑衣服的年轻人。

七、2021年9月28日下午4时，重庆维权人士杨兴仪、汪远智、郑素碧、张庭福被大巴车带到久敬庄。

八、黑龙江访民马波发出消息：2021年9月28日，辽宁抚顺访民刘某来京被拦截，之后通知地方法院来车接他，法院的人穿着便衣，打了他一顿，导致他左边眼睛和脸部受伤出血。当日下午，刘某微信与我视频联系让我关注他，随后刘某的手机被人拿去，将我的微信删了，我多次打刘的电话成关机状态，现已失联。

从连日各地访民传出的如上一些遭遇的有限信息，可以看到中国大地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

依据世界通例，对现代文明社会的衡量标准，不仅看该社会的物质生活富裕程度，更看一个社会公民基本人权的保护状况。只有那些人权得到切实尊重与保护的国度，才能称其为现代文明，才能算进入到了现代文明。而一切不能保护人权的社会，都是处于野蛮而未能进入现代文明的社会。而从人类历史来看，任何不能很好保护公民权利的社会，最终肯定也无法建成物资财富上的强国，且各种灾难必将层出不穷，某时某地显出的物资的丰富与强大，必是昙花一现，断难持续。

一个国家最好的庆典应该是得到公民发自肺腑的拥护，而要得到公民真诚拥护，一个公平公正，没有冤魂的社会，才能让民众感到荣耀而由衷赞美。如果一个国家缺失对人权的保护，制造着累累冤案，让民众承受着权利被侵害的苦难，是不可能赢得民众真诚拥戴，也是无法营造庆典欢乐气氛的。

中国要想真正营造起民众对国家庆典的欢呼，就必须从保障人权着手，就必须立刻停止对受冤公民信访的打压。将侵犯公民人权作为国庆献礼转变成保护公民人权作为国庆献礼。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赢得公民的拥戴，也才能有真正的庆典可言。

民生观察 2021年9月30日

今天（2021年9月14日）是江苏省昆山市人权捍卫者王和英女士遭强迫失踪四个月整。至今外界无从知晓王和英被关押控制的具体地点，以致有人说她在江苏，也有说她在北京。而从所获信息来看，连王和英自身都不清楚自己被具体控制在何处，因为控制她的地点不仅多番变换，而且具体关押场所也不得而知。且中共维稳部门没有给王和英家属出示任何法律手续，拒不告知王和英亲属有关王和英具体情况，也不允许王和英亲人联系会见，更不让律师了解与会见，完全剥夺掉王和英获得法律救助可能。公权力对王和英采取如此控制迫害方式，是公然强迫失踪，是在中国大地再度制造高智晟失踪事件。

根据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强迫失踪（Forceddisappearance）是指国家代理人，或得到国家授权、支持或默许的个人或秘密警察、情治单位等组织进行的逮捕、羁押、绑架，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强行剥夺自由的行为，并拒绝承认剥夺自由之实情，隐瞒失踪者的命运或下落，致使失踪者不能得到法律保障。

由联合国对强迫失踪的定义，结合王和英女士的遭遇，可以清楚看到王和英女士正遭遇着业已强迫失踪四年多的高智晟律师的命运。

本次王和英遭遇强迫失踪，直接起因是2021年5月初,王和英女士向公民朋友发出邀请,邀请公民朋友5月16日到苏州昆山中乐小区参加她的茶庄开业典礼暨第一届公民朋友相亲大会。然而，前往参加开业典礼的公民朋友纷纷遭到当地警方的拦截、传唤、约谈、遣返，王和英本人在5月14日被苏州市公安局国保带走控制，从此外界无从知晓其下落。

王和英，现年48岁，出生于山东，现居江苏昆山县，“无地、无房、无家产”“三无人员”。因被政府强占耕地、强拆住房，得不到公正，2005年开始维权。2010年和2011年曾多次协助许志永、腾彪等人在北京进行打击“黑监狱”活动；帮助其他访民出庭辩护。2017年夏天为了帮助董瑶琼，向数个部门申请信息公开；关注戈觉平等并申请信息公开；关注江苏淮安毒疫苗案、昆山“爆炸案”等热门事件并申请信息公开；以及参与围观同道中人的开庭。

2019年2月24号王和英在北京大兴区青云店镇的公交车站，突然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架住两只胳膊强行推进旁边停好的中巴车里，同时手里的包被抢走，那些人当中她只认识当时村里的村长唐辉。

据王和英讲，“车子开了一个来小时，到了南站附近的丰台区洋桥店合家宾馆大门外，这时又换上来五个身手矫健的陌生人，把先前那些人都赶下车。他们看上去像便衣警察或是雇佣的黑保安。反正不像普通人，上来之后就打我，其中两个人左右两边摁着我的胳膊，还是让我一动不能动，另外一个人上来就恶狠狠用尽全力打我一耳光，当时就把我打蒙了，只感觉天旋地转，头疼欲裂，左耳嗡嗡响。接着就是对着我的肚子猛踹了一脚，这时我已经感觉不到疼了，虽然回到家看到肚子上一大块淤青，好多天才消下去。打完之后再把先前的那些人叫过来，换了一辆14人座的中巴车（车牌号是京EM9805）。”

车上共有十个人押送，车子连夜赶回昆山，25日凌晨三点左右把王和英送回政府安排的一间屋子里呆着，门外有人看守，王和英的手机和身份证都被没收。

25日王和英借用其表妹手机向北京警方报案，北京警方让她本人去北京才行。怎奈当时她没有身份证，更失去自由。

报警后第二天，昆山市政府就派人强行把王和英押进一辆用报纸糊起来的车子上，前面几个人再用黑伞挡在前面，车子绕了一个多小时后送进一家没有窗子的宾馆里。

王和英说，“在宾馆里每天有十来个人轮流看守。被打的头疼耳朵疼一直不好，再加潮湿等原因，留下后遗症。二十多天出来后，4月3日到北京被打时的案发地（合家宾馆洋桥分店）报案，洋桥派出所出警后不做任何处理，只是让我去医院做鉴定后再去。”

随后，王和英去北京耳鼻喉医院就诊，诊断为左耳神经性聋。头疼去北京协和医院被告知，诊断头疼最先进的仪器得预约几个月后，就没做。只是在另外一家医院看病时，医生诊断为神经性头痛。

等王和英拿着耳聋诊断证明再去派出所报案时，派出所只是简单的记录了一下，记录了什么也不让她看，不给她做受案笔录，也不给她受案回执单，更不立案。洋桥派出所不理，王和英就多次给丰台公安分局局长去过多次监督执行申请书，但都石沉大海。

从2019年10月初开始，王和英开始自愿探望全国各地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写出相关报道让世人记住他（她）们的付出。已探望过戈觉平、吴其和、朱承志、于新永、黄琦、追魂（刘进兴）、姜野飞、刘艳丽等人。王和英女士堪称大陆草根维权最杰出的人权护卫者之一。

十几年间，王和英不断遭受政府官员打击迫害。除开本次强迫失踪，她曾被行政拘留6次；刑拘34天；2008年被劳教一年，期间年仅14岁女儿无人照顾被迫辍学一年；被拘禁法外“黑监狱”近百次，共七百多天，其未成年女儿被非法拘禁两次，共三十多天。2019年两会前，王和英被打伤致听力严重下降、确诊为神经性耳聋。基于王和英为人权进步所付诸的努力与作出的牺牲，获得2020年的“曹顺利人权奖”。

在中共极权治下的中国，人权捍卫者被强迫失踪已经成为常态，至今为外界广泛关注的人权律师高智晟先生于2017年8月遭强迫失踪，至今已经四年又一个多月。而现在王和英女士又遭强迫失踪四个月。种种迹象显示，中共江苏当局决意不顾国际人权规约，不顾宪法承诺保障公民权利，而欲将王和英类同高智晟一样长期强迫失踪下去。值得文明世界关注与警惕。

民生观察 2021年9月14日

近一年来，在中国大地公权力强迫民众接种疫苗情况愈演愈烈，现在对未接种者的逼迫已经远远超过当年计划生育惩治超生者的惨况，以致使国人谈虎色变。中共当局为了迫使人接种疫苗，使出各种匪夷所思的手段，让国人防不胜防，使国人深感自身人权正一点点被蚕食，而相关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制也一步步被践踏。让人有理由相信中共当局正假借防疫之名，极力拓展毁弃法制与侵害公民权利的边界。

据民生观察9月2日公布的中共最新强制接种疫苗违法侵权情况的有限统计，可以管窥中共在防疫掩护下疯狂侵权的状况：

四川眉山网友管进：2021年4月从重庆回老家好不容易找了份驾校的工作。因拒绝接种新冠疫苗，遭到当地有关部门施压，驾校面临被停业整顿。管进说：“9月2日早上去了驾校，老板把工资给我发了，很委婉的说最近生意不好，让我暂停上班，不想让老板为难，把车还给驾校后我就走了，我心知肚明是交通执法大队为了他们的任务在搞事，把我当作牺牲品。我母亲每月靠微薄的社保度日，老婆现在东拼西凑四处借钱合伙开了间小店，两个小孩都在上学，彭山区交通执法大队违反中央规定变相强制我打疫苗，不打疫苗就断我活路，我现在无路可走，恳请大家帮忙给些建议怎样维护我的权益。”

湖北网友披露：我叫秦拥华，我妻子叫郭军，是湖北省红安县杏花乡凉岗村人。因孩子在县城读书，租住在杏花乡五丰岗社区，8月31日五丰岗社区3名工作人员进入我家，要求我妻子打疫苗。因我妻子身体一直不好，严重贫血，还有类风湿关节炎，再加上刚生完孩子，正在哺乳期，所以拒绝接种新冠疫苗。结果社区工作人员威胁我妻子：不接种疫苗的话，就滚出五丰岗社区，另外还拿我孩子上学的事相威胁，因此我辞职回家处理此事。特此声明：社区如果再去骚扰我的家人变相威胁强迫接种，我可以连我的生命都不要，干一件震惊湖北乃至轰动全国的大事。

2021年8月31日网友谍中谍发出信息：湖北省通城县五里中学！开学了，我的孩子却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到了今天，校长还在强迫，扬言不打针不分班！教育部27日的通知救不了我，因为通城县教育局说他们没收到通知！县政府救不了我，他们说让找教育局。

市教育局救不了我，他们说让找县教育局。省教育厅救不了我，他们说让找县教育局。

2021年8月31日，湖南张家界市民张建平，因拒绝打疫苗，被抓进阳湖坪派出所，派出所所长等人对其软硬兼施，威胁不打疫苗要将他送进精神病医院，之后张建平手脚被多人按住，被暴力强制注射了疫苗。

如上为了迫使公民接种疫苗而采取株连孩子上学，逼迫企业辞退职工，驱赶离开居住地，绑架威胁，直至暴力接种疫苗等等，显示着中国地方政府的无法无天。另外，多地爆出公共场所，如商场、医院、银行、交通车站等等，未接种疫苗者被限制进入；有的将接种疫苗纳入个人诚信记录，有的地方将疫苗接种与养老金发放、低保发放挂钩。可见，未接种疫苗已经成为了公权力动员起的各种力量围剿的对象，成为了社会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完全丧失了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人身安全、上学、工作、生活等等基本人权。

与各地政府强迫民众接种疫苗相应的是，中央政府一再出来表示要遵循“知情，自愿”原则，国家卫健委公开说“坚决杜绝将二码联查和强制性接种捆绑”。

9月7日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也承认：“有一些地方为了加快疫苗接种，出台了一些限制性的措施，个别地区对未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群不允许进入超市、医院、车站等重点公共场所，学生被拒绝入校等情况。还有个别地区存在有单位组织人员到外地接种”，“部分地区实行健康码、接种码二码联查的措施”，“将二码联查和强制性接种捆绑”，这些做法违背了接种“知情、同意、自愿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可见中国大地强迫接种疫苗的严重情况。

这种中央部门强调自愿与知情原则，而地方政府肆意强迫接种的现实，说明极权主义下公权侵害公民权利的无可阻拦，纵使中央部门明禁，那地方政府仍然大行其道，最后结果是侵权肆无忌惮，公民哭诉求告无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明证着，中国一切写在纸面的所谓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制条规，都不能成为公权力遵行的准则。正如当下中央防卫部门强调尊重知情自愿原则，而地方政府我行我素一样。这事实就是揭示出极权有着违法侵权的本性，对一切阻碍权力违法侵权的条规、政策与声明，最后都只能让位于违法侵权，进而成为违法侵权的掩护与伪装。

中共当局今天借瘟疫接种疫苗而大肆侵犯公民权利的行径，极大地为公权力以特殊时期来拓展侵犯公民权利的边界提供了方便，使公民更进一步沦为权力肆意践踏的对象。从过往历史可见，中共当局借疫情接种疫苗违法侵权的情况，将成为随后统治社会的常规模式，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现象。

民生观察 2021年9月8日

据中共大陆官媒披露，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石婆固镇，近期张贴给民众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到要对“一户一宅”制定标准，农户只有一个子女的认定为一户，两个以上子女，但只有一个儿子的，认定一户，两个以上儿子，父母随其中一个儿子居住，认定一户，而且规定超过167平方米标准的住宅，其占用部分要按阶梯收取“有偿使用费”。比如一幢300平方米的楼房，每年需要缴纳540元人民币费用（81.65美元）。而一幢500平米的楼房，每年需要缴纳人民币2,455元（371.24

美元）。此消息一经传出，农村居民质疑，城市可以一户多房，农村却要取消一户多宅。更多农民表示，“宅基地”是祖先留下的土地，政府这种收费对农民肯定不利。

对农村宅基地收费传言由来已久，今天中国大陆媒体公开披露石婆固镇公开信，坐实了这个传言，说明中国大地对农村宅基地收费时代已然到来，而绝非河南石婆固镇私自所为。事实上，中共早前各地政府已经出台了有关农村宅基地收费标准，如河北省当地农村宅基地的标准面积约为200平方米，城市或郊区面积约120平方米。地方法规将用于超过标准地区的部分收费使用，超过20平方米以内的不收费，超过20平方米以上的开始收费，具体标准如下：0~220平方米的部分不收费;220~270平方米的部分3元/平方米;270~320平方米的部分6元/平方米;320~370平方米的部分9元/平方米;370~420平方米的部分12元/平方米;420~470平方米的部分15元/平方米;470~504平方米的部分18元/平方米。

对照河北，今天河南石婆固镇收费标准显然更低，以167平米为收费起步点。由此可推知全国更多地区应该出台了各种不同收费起步标准的政策法规，并且借本次农村土地确权而展开对农民宅基地使用的大规模收费。

据现今中国人口分布状况，居住于农村人口仍然是大多数，也就是说农村宅基地收费是中国农民普遍面临的情况，这样一来，宅基地收费不仅涉及到广大民众，将对全国大多数人口带来负担，而且也深远地影响着中国传统千百年来的农村土地使用观念。

中国农村宅基地多是千百年祖辈传承的财物，与世代安居及祖业承继根深蒂固的理念相关。应该说中国传统千百年中并没有出现过向祖业宅基地征收费用之说，而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先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农村千百年传承的祖业宅基地也变成了集体所有，但几十年来，中共还是没有因此设立什么征收费用，还将宅基地当作村民自然传承的产业存在，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共极权统治日益深化，对社会资源管控日益精细与严密，对农村宅基地终于开启收费的闸刀。

中共今天对农村宅基地收费不仅增加着农民的直接经济负担，破坏了固有宅基地世代传承习惯与观念，而且向整个社会宣示了：普天之下，莫非党土。一切民众生息之地尽在共党掌控之中，必得共党批准，方有立足生存之地，且立足生存之地也必须时刻承受听党话，服从党管，时刻服务党的需要，时刻接受党收费与征收。也就是说，这种对宅基地的收费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是共党需要且能够统治、勒索全民的宣示。在这里，农民的宅基地所有权、使用权等等基本权利事实并没有得到保障，而是成为公权力随意切割榨取的对象。

从农民世代传承的宅基地被收费，可以看到农民地权的缺失。同样，农民承包耕种的土地经营权也是没有保障的。虽然中共一再表示说30年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而事实上全国各地只要政府需要征用土地，就随时不管承包权，有的甚至签订承包权没几天，政府就前来征用，根本不考虑承包经营权保障问题。因此，中国农民事实上是没有土地使用权可言的，从宅基地到承包地都没有权利保护。

当然，在中国当下不仅农民土地权利没有保护，随时可以被公权力收费、征占，事实上在中国所有公民的无论经济权利而或政治权利都是没有保障的，都随时面临被侵害与剥夺。只要公权力需要，随时就可以将公民的权利变成渔利的对象。由此可以产生计划生育，将公民生育权变成权力罚款与收费对象，甚至在人大政协上还出现对呼吸空气的征税提议，并且很可能在不久将来成为现实，至于饮水缴费，那已经成为了边远山村都逃避不了的课题。由此可见，一切的自然资源都将成为权力苛税收费的对象。在中国今天，公权力可以肆意根据需要列出种种千奇百怪的名目来收费，而公民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唯有承受剥夺的份。

从人类历史来看，一个依靠暴力抢夺得来的政权，又依靠暴力掠夺来维持统治，自然不可能给予公民任何真正得到保护的权利，因为任何切实得到落实的权利，都将成为权力肆虐的阻碍，所以极权统治从来不容许任何公民权利得到落实。中国今天农民宅基地收费，既是中国农民丧失安身立命基本地权的反映，也是中国公民缺乏基本权利保障的写真。

民生观察 2020年11月16日

2020年7月1日晚，俄罗斯宪法修正案全民公投结束。根据官方公布的信息，近八成选民赞成新的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解除总统任期限制引人关注。舆论认为，现年67岁的现任总统普京可在2024年继续参选，并在当选后一直连任至2036年。《俄罗斯联邦宪法》第81.3节规定，即限制同一人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职务的任期，不包括修正案生效之时曾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和（或）正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的任期数量，并不妨碍在该修正案生效之时曾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和（或）正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职位的人参加总统选举。普京此前曾明确表示支持让其总统任期重新归零的提议，如果全民公投通过该提议且宪法法院不反对，他有可能再次参加总统大选。

如果有证据证明普京利用其权势地位及影响，对此次俄罗斯修宪产生了任何影响，毫无疑问，普京有责任回避下一届总统选举，否则参加由自己参与制定规则的一场选举游戏有违宪政精神。普京自2000年担任俄罗斯领导人至今已统治俄罗斯超过20年，如果普京通过修宪的方式谋求继续连任无异于一种变相的终身制。臭名昭著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朝鲜金家王朝无论萨达姆还是金正恩都曾在强权操控下进行的所谓选举中得票率达到100%。如果不是萨达姆悍然吞并科威特、金家王朝对邻国的核讹诈与核威胁，国际社会恐怕没有人真正关心伊拉克及朝鲜境内长期发生的暴政及种种反人类罪行。伊拉克与朝鲜也绝非个例，一段时期以来，所谓文明世界对一系列反正义、反人道、反文明的现象习以为常陷于集体无意识。有外交辞令者，有你来我往做生意大发其财者。长久以来，西方国家缺乏对民族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兴趣，甚至短期来看，专制国家的存续客观上为其提供了更加廉价的自然资源、商品、劳力以及种种便利，这势必造成人类社会不断比下线的现象发生。从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伊朗神权政体、沙特世袭王权、东亚、中东、北非等形形色色独裁政权在世界上的持续影响以及其广阔的市场来看，与狼共舞成为世界秩序的常态惯例。各国政要也总能找到一些地缘政治、战略格局、历史及现实利益的理由，人类社会不觉陷入一场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当中。

没有一个独裁者不寻求终身制，没有一个终身统治者不是独裁者。权力终身制不仅造成对被统治人民的全面奴役与压迫，对于当权者自身的侵蚀与毒害也是超乎想象的。寻求终身制者无异于作茧自缚，权力成为目的本身让其越陷越深不可自拔。其所作所为不仅为本国人民带来种种人道灾难，势必对他国及世界构成潜在威胁。正如萨达姆、金正恩们一样，极权没有边界对内无限控制与对外无限扩张正是其本性。

2020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5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75年前二战结束联合国建立伊始，各国先贤们，没有单单沉浸于战胜法西斯走出至暗时刻的巨大喜悦之中，一代人汲取历史教训憧憬美好未来以极大的热情勇担人道使命。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的出世铭记着那一代政治精英的理想主义情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帜一时之间高张于整个世界。

二战结束75年来，理想主义、人道底线被一次又一次击穿。历史的教训在于，自由从来不是免费的。理想主义、抽象的信念无法战胜具体的现实利益。精致的利己主义政客可以找到种种借口乃至娴熟利用规则上的缺憾达到自己的目的让人无可指责。魔鬼往往装扮成天使的样子，现实并未像福山预计的那样发生，历史远未终结。即使在民主制度下，善与恶的较量无时无刻不在升级延续。人类文明如果不勇于向善的方向升级奋发注定将向恶的方向堕落毁灭。

75年后的今天，极权主义的挑战或将卷土重来，从全球化、信息化到人工智能、大数据无疑将为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福兮祸兮？信仰、制度、文化方面的重构无可避免。重申普世价值再一次凝聚文明共识迫不及待。尽管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的自由、尊严、文明乃至民主作为一个整体的无可分割性，重要的不仅是在文化理念上，在其基础上亟需形成普世文明规则具体的文明机制、行动准则，这一系统化的超主权普世文明机制必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安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制度及伦理的各个方面建设。彻底改变以往的状况：联合国似乎是这样一个场域，对人道主义事业承担者、对人类长远利益关切者、对世界道义担当者只能凭着良心道德觉悟做事，并无更多话语权和资源即缺乏这方面的具体机制给予支撑，事实上道义担当者从来都是受累不讨好的角色，联合国主要作为一个外交表演的场合或政治利益讨价还价的手段。对于人权、环保、普世文明以及人类长远发展利益几乎毫无有效的奖优罚劣的利益机制。

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人民自古向往文明与进步，他们像所有爱好和平崇尚文明的国家族群一样，在今天21世纪文明进程中，不会接受和喜好任何国家的终身制独裁者，这一点早已为一百年多年前其反对帝制争取共和对袁世凯复辟专制的那场伟大历史斗争所证明。

无论一国还是整个世界的未来前景，归根到底取决于两种意志的较量，即和平民主意志与暴力专制意志的较量，二者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进行不是一两次而是千百次、无数次的较量，人们对于自由、文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人性的普遍欲求决定了文明战胜野蛮、光明战胜黑暗的历史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