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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日晚，俄罗斯宪法修正案全民公投结束。根据官方公布的信息，近八成选民赞成新的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解除总统任期限制引人关注。舆论认为，现年67岁的现任总统普京可在2024年继续参选，并在当选后一直连任至2036年。《俄罗斯联邦宪法》第81.3节规定，即限制同一人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职务的任期，不包括修正案生效之时曾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和（或）正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的任期数量，并不妨碍在该修正案生效之时曾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和（或）正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职位的人参加总统选举。普京此前曾明确表示支持让其总统任期重新归零的提议，如果全民公投通过该提议且宪法法院不反对，他有可能再次参加总统大选。

 

如果有证据证明普京利用其权势地位及影响，对此次俄罗斯修宪产生了任何影响，毫无疑问，普京有责任回避下一届总统选举，否则参加由自己参与制定规则的一场选举游戏有违宪政精神。普京自2000年担任俄罗斯领导人至今已统治俄罗斯超过20年，如果普京通过修宪的方式谋求继续连任无异于一种变相的终身制。臭名昭著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朝鲜金家王朝无论萨达姆还是金正恩都曾在强权操控下进行的所谓选举中得票率达到100%。如果不是萨达姆悍然吞并科威特、金家王朝对邻国的核讹诈与核威胁，国际社会恐怕没有人真正关心伊拉克及朝鲜境内长期发生的暴政及种种反人类罪行。伊拉克与朝鲜也绝非个例，一段时期以来，所谓文明世界对一系列反正义、反人道、反文明的现象习以为常陷于集体无意识。有外交辞令者，有你来我往做生意大发其财者。长久以来，西方国家缺乏对民族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兴趣，甚至短期来看，专制国家的存续客观上为其提供了更加廉价的自然资源、商品、劳力以及种种便利，这势必造成人类社会不断比下线的现象发生。从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伊朗神权政体、沙特世袭王权、东亚、中东、北非等形形色色独裁政权在世界上的持续影响以及其广阔的市场来看，与狼共舞成为世界秩序的常态惯例。各国政要也总能找到一些地缘政治、战略格局、历史及现实利益的理由，人类社会不觉陷入一场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当中。

 

没有一个独裁者不寻求终身制，没有一个终身统治者不是独裁者。权力终身制不仅造成对被统治人民的全面奴役与压迫，对于当权者自身的侵蚀与毒害也是超乎想象的。寻求终身制者无异于作茧自缚，权力成为目的本身让其越陷越深不可自拔。其所作所为不仅为本国人民带来种种人道灾难，势必对他国及世界构成潜在威胁。正如萨达姆、金正恩们一样，极权没有边界对内无限控制与对外无限扩张正是其本性。

 

2020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5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75年前二战结束联合国建立伊始，各国先贤们，没有单单沉浸于战胜法西斯走出至暗时刻的巨大喜悦之中，一代人汲取历史教训憧憬美好未来以极大的热情勇担人道使命。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的出世铭记着那一代政治精英的理想主义情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帜一时之间高张于整个世界。

 

二战结束75年来，理想主义、人道底线被一次又一次击穿。历史的教训在于，自由从来不是免费的。理想主义、抽象的信念无法战胜具体的现实利益。精致的利己主义政客可以找到种种借口乃至娴熟利用规则上的缺憾达到自己的目的让人无可指责。魔鬼往往装扮成天使的样子，现实并未像福山预计的那样发生，历史远未终结。即使在民主制度下，善与恶的较量无时无刻不在升级延续。人类文明如果不勇于向善的方向升级奋发注定将向恶的方向堕落毁灭。

 

75年后的今天，极权主义的挑战或将卷土重来，从全球化、信息化到人工智能、大数据无疑将为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福兮祸兮？信仰、制度、文化方面的重构无可避免。重申普世价值再一次凝聚文明共识迫不及待。尽管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的自由、尊严、文明乃至民主作为一个整体的无可分割性，重要的不仅是在文化理念上，在其基础上亟需形成普世文明规则具体的文明机制、行动准则，这一系统化的超主权普世文明机制必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安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制度及伦理的各个方面建设。彻底改变以往的状况：联合国似乎是这样一个场域，对人道主义事业承担者、对人类长远利益关切者、对世界道义担当者只能凭着良心道德觉悟做事，并无更多话语权和资源即缺乏这方面的具体机制给予支撑，事实上道义担当者从来都是受累不讨好的角色，联合国主要作为一个外交表演的场合或政治利益讨价还价的手段。对于人权、环保、普世文明以及人类长远发展利益几乎毫无有效的奖优罚劣的利益机制。

 

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人民自古向往文明与进步，他们像所有爱好和平崇尚文明的国家族群一样，在今天21世纪文明进程中，不会接受和喜好任何国家的终身制独裁者，这一点早已为一百年多年前其反对帝制争取共和对袁世凯复辟专制的那场伟大历史斗争所证明。

 

无论一国还是整个世界的未来前景，归根到底取决于两种意志的较量，即和平民主意志与暴力专制意志的较量，二者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进行不是一两次而是千百次、无数次的较量，人们对于自由、文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人性的普遍欲求决定了文明战胜野蛮、光明战胜黑暗的历史趋向。

【民生观察2020年3月10日消息】3月7日19时05分，福建泉州鲤城区南环路欣佳酒店发生楼体坍塌事故，目前已致20人死亡，41人受伤，仍有10人被困。该酒店为新冠肺炎医学观察点。

据悉，入住该酒店的隔离人员共计71人，籍贯分别如下：湖北42人，福建14人，浙江7人，湖南6人，安徽1人，重庆1人。

目前初步了解，这是一起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该酒店违法建设，多次违规改建，暴露出地方有关方面安全生产责任不到位，长期安全隐患的盲区和漏洞。

据媒体【精品慢读】披露，该酒店老板名叫杨金锵，于2012年9月28日开始钢结构施工，2013年11月7日开始营业。

工商注册资料显示，欣佳酒店注册地址为：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常泰街道上村社区南环路1688号地上一层大厅、四至六层，这正是此次倒塌大楼的所在地。

欣佳酒店是当地的新冠肺炎集中隔离点，主要用于集中隔离从湖北、温州等重点疫区来的人员，这些隔离人员都不是疑似病例，只是从重点疫区过来，在这家酒店统一进行隔离观察。

目前尚不清楚是政府还是被隔离人员支付房费。有些地方是政府支付房费，这里面的操作空间更显得“不足为外人道”，而在有些地方被隔离人员自己付费的模式下，房费可是出奇的高！

凤凰网曾报道，在陕西靖边这样一个县城里，隔离14天收费高达6132元，不交费不让离开。

不知杨老板对于70多位房客收了多少房费，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别的酒店纷纷关门之时，杨老板的酒店一枝独秀，赚的盆满钵满。

除了这家个体酒店，杨金锵还有一家泉州市新星机电工贸有限公司，实缴资本为330万元，其中杨金锵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能进入政府制定名单的酒店，大家猜想要么是政府的酒店，要么是名声还可以的酒店。但超乎大家想象力的是，这家酒店可谓劣迹斑斑，多次受到政府处罚。

在2018年11月至2019年12月的一年多时间中，欣佳旅馆曾3次被泉州市公安局鲤城分局处以行政处罚。被处罚原因均为未按规定办理住宿登记。

工商局也没少处罚。2019年7月，欣佳酒店曾因未按照《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办法》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鲤城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令人费解的是，就这样一家酒店，为何还能接到令人眼馋的政府“大单”？

按说政府指定的隔离点，安全性肯定是没问题的，但真相随着大楼的倒塌浮出水面，令人震惊！

据新京报采访知情人士称，该建筑“2017年之前，每一层都是一个开阔的大厅。楼上要开欣佳酒店，2017年开始拉来水泥和砖，把宽敞的大厅砌墙，隔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房间，2018年酒店开始营业。”

另据媒体记者接触的知情人士称，起初，这栋大楼2、3、4、5楼并没有地板，是后来才增加的地板，据其推测，增加地板时必定会增加重量。在没有承重墙的情况下，“怎么受得了。塌掉不足为奇啊。”他说，老板杨金锵在招商时并没有加楼板，是酒店准备入驻时才开始增添楼板。

就是这样一栋楼房，连租户都非常担心，以致于有租户提前撤离。据时代周报采访一位已经搬离的租户说，这栋楼没有钢筋混凝土的承重墙，整体为钢结构。在他们搬走之前，这栋楼的玻璃就曾一直无故爆掉。

一直无故爆掉的玻璃，也是此次楼房彻底垮塌的先兆。

一名在欣佳酒店对面开便利店的店主告诉北青报记者，7日晚7点20分左右，他听到对面的欣佳酒店传来巨大的响声，“我当时以为是爆炸了，出门去看，发现巨响出自欣佳酒店的钢化玻璃，这些玻璃纷纷裂开，产生了巨响。然后就眼见着整栋楼倒塌下来了，露出里面的钢结构，这是不到几秒钟的事情。”

惨剧已经酿成。被隔离人员逃过了新冠病毒，但没有逃过本来应该安全的隔离点。

试问，危楼何以成为隔离点？

今天是2016年11月11日，阿里巴巴平台未经审计的数据显示，零时6分58秒，天猫淘宝平台成交额（GMV）超过100亿元。去年达到这一成绩，花了12分28秒。一场狂欢又开始了。但了，伴随着狂欢，假货这个恶魔离开我们了吗？
 
2016年5月，国际反假货联盟(IACC)暂停了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的会员资格，原因是该组织一些会员认为阿里巴巴是世界最大的假货市场。在此之前，古驰北美、迈克尔·科尔斯(Michael Kors)和蒂芙尼等知名品牌因阿里巴巴的加入纷纷退出这家总部在美国的反假联盟。去年，美国7家律师事务所宣布调查阿里巴巴及其旗下平台售假事件，法国开云集团更是指控阿里巴巴及其相关公司。
 
同样在去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对网上所销售的商品公布了抽查结果，其中淘宝网的正品率仅为37.25%。国家工商总局在《关于对阿里巴巴集团进行行政指导工作情况的白皮书》里指，阿里系网络交易平台存在的五大突出问题，包括主体准入把关不严、对商品信息审查不力、销售行为管理混乱、信用评价存有缺陷、内部工作人员管控不严。白皮书中提到，淘宝网、阿里巴巴平台网店销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存在大量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质量不合格、无进口来源证明、国家明令禁止销售、传销等类型的商品信息，假烟、假酒、高仿手机、假名牌包、假证、封建迷信与赌博用品、危害公共安全的物品、管制刀具、窃听器材等大量存在。
 
今年，官方尚没有正式的调查统计数据，但消费者仍未感受到网上产品整体质量的提高。笔者在淘宝网上购买图书时，超过80%的商家明确告诉书是“翻印”的，还发来了样品图片，意思是收到这样的货后别扯皮。而网上有的商品正品价一件得数千元，网上却能低至数百元甚至数十元。你说这能是正品吗？网上造假猖狂至此！
 
尽管阿里巴巴集团声称他们近年采取了大数据、提高开店门槛等种种打假措施，但很显然，假货仍在泛滥。有技术人士称，从技术手段上来看，是能够将假货拒之于网上的，但马云并没有做到其称的“对假货零容忍”，相反他理直气壮地说“假货比正品好”。这并不难理解，在数万亿的利益面前，要阿里巴巴、马云做到对假货的 “零容忍”难为他们了。奇怪的倒是中国政府，从技术手段上来看，政府更能将假货与网上平台管制住，但事实是没有。
 
这是默许与纵容的结果。
 
在数万亿的交易面前，政府是最大的受益者。有了这种巨大的利益，自然腰板直不起来了，何况私底下见不得人的交易谁又能说清呢？这就是国家工商总局那份白皮书迅速下架的原因吧。
 
更主要的是观念。假若对阿里巴巴等来了真格的，电子交易会不会垮，国家的经济会不会受影响。这世界哪有绝对真品的东西，各个领域不都有假货吗？或许假品真比正品好呢？
 
但民生观察要说的是，这样一种观念与不作为，考虑了各方的利益，却忘记了广大消费者和民众的利益。中国不是要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吗？合法权益不就是人权吗？在默许电商等利益集团挣得盆满钵满的时候，却不知践踏的是老百姓的人权。
 
当害怕惩治电商伤及了国家经济时，却不知上世纪风靡全国各地的假货和小商品市场消失后，中国的经济是更健康的发展。
 
当对虚假纵容时，殊不知这是对法制精神的伤害。明明虚假大行其道，法制却不作为，伤害的是法制的权威与信誉；当对失信纵容时，就不要怨整个社会道德沦丧、价值体系崩溃；就不要怨那些喝着用几十元从网上购买的价值几千元的XO，大骂商家造假的网民素质低下了。当外国机构和媒体一次次地曝光中国的假货和电商时，就不要怨丢了中国人的脸。
 
是该中国政府真正出手的时候了，中国政府不应让双十一继续成为假货的狂欢节。
 
民生观察 2016/11/11
 

——民生观察就所谓“非正常上访”的法律定义、法律依据致全国人大、最高法院的信
 
全国人大、最高法院：
 
始于1951年6月颁布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而建立的信访制度，试图在一元权力体系下以非常规、非制度化的渠道来解决社会矛盾，迄今已几经变化。在1996年1月1日起施行的第一部信访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明确了信访的权力技术装置地位。而2005年5月1日实施的新《信访条例》，在社会矛盾冲突开始频繁出现后把信访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和矛盾与纠纷的解决机制。
 
信访制度公开宣示的功能之一是“联系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因此其本质上是国家为公民提供的一个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的渠道。作为社会冲突的“减压阀”，信访制度的基本设计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现行《信访条例》在属地管理、6条禁止性规定与代表不得超过5人的条款上，都与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相冲突，作为部门法规不能违反宪法上位法是基本原则。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条款在现实的刚性维稳体制下成为信访制度被扭曲化的主要原因。
 
对现行《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内容列举的上访行为，目前，各级政府、媒体常用“非正常上访”的提法。《信访条例》规定了信访的场所、层级、范围、人数等，违反这一条例者均被视为“非正常上访”。“非正常上访”的提出和运用，旨在规范上访秩序，但是在中国现行所有法律文件中均无“非正常上访”术语，“非正常上访”作为非法律术语，界限含混，涵义宽泛，现实中成为地方打压访民，遏制公民表达利益诉求和暴力化应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护身符。
 
“非正常上访”作为非法律术语的提出，显示了以维护秩序为导向，访民成为被治理的对象，偏离了信访制度作为权利保障的原则。“非正常上访”因此成为访民的“口袋罪”，访民的合理诉求不但未能得到解决，以截访为手段的“黑监狱”继续以“非正常上访训诫中心”面目存在，非法拘禁上访民众，成了变相的劳教所。更为严重的是，视上访为“闹事”，视上访者为“不稳定因素”，以处理“非正常上访”为名，打击、迫害上访者，各地出现了公安机关对“非正常上访”的访民进行行政拘留的大量案例。现在，“非正常上访”不仅成为了打压访民的由头，而且被严重滥用、扩大化。如在北京的上访人员哪怕仅仅是从天安门、中南海、中央官员驻地路过都会被认定为是“非正常上访”，押回地方后遭到报复。深圳等地更出台地方法规，将国家信访条例中规定的6种上访禁止行为扩大，深圳在本年10月甚至将非正常上访等7类人员列入不欢迎黑名单，不能办理居住证，使访民的人格受到歧视和排斥。而一些地方出台的涉及对人身自由权利限制的条款，更违反了宪法的立法规定，严重侵犯公民权利与权益。
 
所谓“非正常上访”之所以存在，正因为地方政府和官员本身就是大多数上访问题的制造者，绝大部分“非正常上访”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政府部门的不作为、乱作为、懒政所造成。而在刚性维稳体制下，维稳管制信访已是信访工作的常规常态，政府部门把“非正常上访”和维稳等同起来，把“非正常上访”公民当做维稳对象，正常的上访渠道被阻塞，“非正常上访”被打压，弱势群体的正当诉求受到损害而无正常解决途径，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
 
 
据此，我们认为：
 
第一，在目前的一元权力体系下，信访制度是公民权利救济的主要途径，以上访表达诉求，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以“非正常上访”限制和打压公民的上访行为，意味着剥夺公民的上访权利和基本人权。
 
第二，公民的上访诉求享有宪法和法律所明确规定的权利，不能被以“非正常上访”为由变相剥夺，不能成为“违法行为”而被公权力强力打击、惩罚。
 
因此，我们公开呼吁：
 
一，全国人大根据宪法保障公民权利条款，尽快立法制定《信访法》，把信访工作纳入法制轨道。同时立法制定《公民权利法案》，以完备的法律规范权力、保障人权，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以法律解决社会问题过渡。
 
二，在《信访法》和《公民权利法案》立法制定前，全国人大、最高法院应对“所谓非正常上访”的法律定义、法律依据作出界定和说明。如果 “非正常上访”之说缺乏明确的合法性，我们呼吁全国人大、最高法院明文取消这一非法律术语，禁止以“非正常上访”打压公民维权行动的行为，惩处因此的违法犯罪者，避免持续不断的因“非正常上访”而导致的人权灾难继续发生。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5/12/28

近日，中国媒体有关司’改革的报道连篇累牍，声称新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开始“破冰”之旅，而且上了快车道。7月9日，最高院公布《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纲要针对审判权力运行、人权司法保障、深化司法公开以及法院人事管理、职能定位等重点领域提出45项改革举措，明确提出到2018年，要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随后，最高法院第一（深圳）、第二（沈阳）巡回法庭设立，北京、广州、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同样专司跨行政区案件审理的上海第三中级法院相继挂牌等等，司法体制改革看似在紧锣密鼓地切实推进。辅以徐辉、念斌、呼格吉勒图等冤案的纠正和平反，司法领域更显热闹非凡。面对如此的司法现状和司法体制改革势头，许多法律界人士和媒体对这一轮司法改革多有评论，赞誉有加并寄予了厚望，在他们乐观的展望之中，司法公正的美好未来和法治社会建设的大好前景似乎指日可待。
客观而言，这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相较于此前的仅仅是着眼于理顺司法工作机制的改革，无疑有一定程度的深化和进展，特别是在审判权去行政化去地方化两方面，都有所侧重和触及。但是，透过目前这些举措的表象，从更深一个层次观察，这一轮司法改革是否如一些人所赞颂的那样鼓舞人心，则显然可以存疑。同时还可以提出警示：热闹的表象，也可能是虚假幻象——只要现象司法体制的基础犹在，司法权没有真正独立，司法就不能在基本层面上有效维护社会公正、保障公民权利。司法体制改革就会沦为一场新瓶装旧酒的自欺欺人的游戏。
只要对司法现实有清醒认识，还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司法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司法腐败、司法糜烂倒逼的结果。这是一个司法不公可谓比比皆是的时代，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横遭践踏，党派特权桎梏司法，行政权利和地方利益集团对司法的干预和绑架司空见惯。前述这几桩业已纠正和平反的冤案，只是司法过程中冤假错案之冰山一角；一些盲目乐观者欢呼正义虽然迟到，但终究来了，来了就是胜利，而对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这一不可辩驳的注目论断或浑然不知，或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只是一味地谄媚赞颂。与此同时，也不能否认，现实的司法过程中，刑讯逼供，因言获罪，违背和歪曲法理的恶法、口袋罪依然存在，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现代法治理念并未得到贯彻。就在目前体制内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中，家法党纪也依然凌驾于法律之上。在司法实践上，依然存在着公权力肆意妄为的法律真空，例如许多因贪腐嫌疑或者因内部权力争斗而被“双规”的官员，竟然也和普通民众一样，不能及时获得法律援助，法律明文规定的人身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这些不胜枚举的司法不公，就是一种深入体制骨髓的司法腐败现象，不仅社会危害巨大，导致司法公信力丧失殆尽，而且已经对执政党的政权的稳固构成了威胁。当局意识到，司法领域中存在的这些问题，若不及时加以解决，迅速加以修正弥补，后果可能不堪设想。由此可见，司法改革之所以不得不为，司法改革中引人注目的去行政化去地方化措施，乍看是朝着司法权独立的方向迈进，实则是要调整、变换一个体位和姿势，以便更为有效地维护和巩固现行体制，而不是以司法公正和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社会正义为首要目标。
具体地看，这一轮司法改革，在司法权力整顿方面，通常被归纳为以下三点：1，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2，加大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3，保障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切实落实人员责任。这些举措，意在通过垂直管理，约束和消除影响司法公正判决的外部干预、内部干预和法官滥权等三个因素。表面上看，有着朝司法权独立的趋势；但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上收和与地方行政权力隔离的技术性动作，与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权独立并无实质上的关系。至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一轮司法改革并未在司法权独立这一关键问题上取得突破。所谓的司法改革，可能沦为在一种叠床架屋的举动，导致司法机构更加臃肿、司法成本更高却更加低效——而司法改革要避免类似的失败结局，则必须改弦更张，以司法独立为改革的终极目标，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各项权利，切实保障人权，尊重法律，践行现代法治理念，才可能切实推动司法进步，收获改革的善果，在真正意义上促进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实现。
民生观察特约评论员
2014/12/31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10-29消息：今天，知名维权人士倪玉兰在北京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据倪玉兰告诉本工作室，受洗时间在今天中午一点半左右，由胡适根、徐永海二位牧师主持。当时北京维权人士齐志勇、葛智慧以及许多访民闻讯也赶了过来，参加并鉴证了她的受洗仪式。
 
倪玉兰说他丈夫董继勤早已信了主，她自己2010年就准备受洗成为基督徒的，但因多种原因最终当时未进行受洗仪式，后她又入狱。
 
倪玉兰还说她现在身体很不好，入狱前经治疗她身体已有好转，甚至能驻拐走会，但入狱后狱方只给她看病不给她治病，导致她现在身体很差。
 
以下是今天倪玉兰受洗时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