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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20年12月22日消息】四川广元市利州区大石镇青岭村村民樊中银，因为人口多底子薄的个人因素，所以在全村很多人都是有钱人的时候，他还是政府和全村人公认的贫困户。2014年范中银被列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级贫困扶助家庭。

2016年大石镇争取到国家拨款修建的重点水土改造工程。大型项目需要一些装卸机械参与合作，在乡镇村党委政府的关照鼓励下，政府答应给他一些优惠特殊方式，希望樊中银能尽快致富摘掉贫困户的帽子。樊中银也凭借自己的勤劳奋斗，向亲戚朋友们借钱装置了大型装载车，相信政府的政策搞起了负债经营。当年底，樊中银就还清了借款，拥有了一部还可以挣钱的机械工具收支平衡，也算是实现了脱贫的目标。如果把项目工程还欠的工程款6万多算上，樊中银真的属于有钱的富裕家庭了。

没想到，从2017年到2018年的两年时间内，拖欠的工程款就是一直拖着付不出来。交通工具也需要资金来维修，没钱就变成一堆废铁无法挣钱。樊中银为此开始找领导要钱，乡镇党委干部总是推三阻四，最早是说“中央也没有把钱支付给我们。”后来再说“这个工程搞亏了，没钱支付。”被樊中银找的不耐烦之后，乡村官员就说“你还是重新返贫吧，我们今后再给你找机会。”

此后没多久，大石镇青岭村支部书记等人，果然又给樊中银找来一次新的挣钱机会。全村村民集体搞土地流转，将自家的承包地流转给青岭村合作社。这个合作社其实就是村干部们成立的。给村民说的是自愿流转，结果却恩威并施威逼利诱，最终大都是逼迫后强行流转。

樊中银在全村属于困难户，有8亩土地200多棵正在产果的核桃树。为了让樊中银安心接受集体流转的合作社模式，村支部书记等官员，多次找他做思想工作说服工作，鼓励他成为合作社一员，接受中央倡导的农业合作新政策。最后，乡村官员给樊中银承诺“全村3个特困户名额给你一个，每月领取900元困难补助金，不过每月要上交400元。”樊中银不知水深浅的接受了这个方案，同意砍掉核桃树再种上合作社的桃子树。结果，樊中银再一次的感到了被欺骗的伤痛，每月的500元领了不到一年，土地流转后困难补助金每月也没了。

从最早的贫困户到被政府的脱贫户，再到后来的“拖贫户”，政府官员的解决办法就是再给你一顶精准扶贫的建档立卡户。樊中银就是这样被“过山车”搞了几次晕头转向的高度刺激。到现在，樊中银认为国家的政策是好的，就是地方官员乱作为带头违反国家扶贫政策，折断了这些精准贫困户的经济命脉。甚至在落实脱贫政策中胡作非为、弄虚作假、欺上瞒下。

樊中银向中央最高层建议，对基层阳奉阴违骄横跋扈的各支部书记如果处理不及时、火力不猛，精准贫困户不可能“脱贫”，就是暂时脱贫了，照样还会把贫困户继续“拖贫”，这样下去这些贫困户永远也无法“脱贫”。

【民生观察2020年12月15日消息】本网获悉，湖北潜江王彩连是潜江市竹根滩镇董滩村2组村民，87年结婚，92年丈夫去世，94年王彩连带两个幼子去安徽全省到2004年回到本村，发现自己和孩子们的户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注销，原先的自留地已经不存在。据说是在2000年人口普查时户籍已经被注销。王彩连在过去的近十六年中，无数次与政府交涉，要求镇政府解决户籍和土地问题，但不能如愿。

王彩连，出生于1963年9月4日，潜江市竹根滩镇董滩村2组，身份证号码340621196309042824。联系电话13477532343。王彩连大儿子李云龙，出生于1988年，学历大学，现在潜江工作。

注销王彩连和孩子们户籍的相关负责人有，潜江市泽口镇党委书记法人代表人，徐国亮当时的书记。陈显谱为现任的镇党委书记。潜江竹根滩镇、乡镇董滩村委书记肖后德；竹根滩董滩村２组组长，肖和平。

王彩连1987年与潜江本市胡爽新结婚，育有两子，长子88年出生，二儿子89年出生，1992年王彩连老公胡爽新因病去世，1994年王彩连带着俩个幼小的孩子与安徽一男子一起生活没有结婚仪式没有法律手续的婚姻状态，到安徽生活后由于没有法律结婚证等问题，在安徽当然也没有户口，孩子无法上学，为了孩子上学，就把孩子户口临时上在安徽，所在管辖区的暂住临时户口。

2004年王彩莲与小儿子一起回到潜江竹根滩董滩村生活，回潜江董滩村后发现全家户口被非法注销了，3亩耕地也被村委会收回，当发现没有户口与耕地后，王彩莲就找到竹根滩镇，董滩村２组村干部说明情况，说明情况并问母子三人户口这么被注销了，还有耕地怎么也没有了。从乡镇到村委会各个部门没有给王彩连一个合理的法律政策解释与答复意见。

董滩村没有任何领导找王彩连告知她的户籍被注销，耕地被村委会收回了，乡镇村各级领导没有任何文件与相关法律程序与手续就注销了户口，还收回了3亩耕地。一直到2009年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大儿子李云龙已经大学毕业回到潜江找了工作，由于孩子上大学后户口迁移到了学校，回潜江工作了就应该落户在潜江所管辖区，王彩连在户口问题上多次找村干部都得不到解决，由于王彩连多次找村委会干部，村干部最后同意王彩连与小儿子的户口落入本村，大儿子李云龙户口始终不同意落入本村。

直到2009年王彩莲与俩个儿子都回到潜江董滩村生活后，大儿子李云龙大学毕业后回到潜江找工作安居并已经结婚，但是户口一直没有着落，村干部不同意孩子落户，现在大儿子已经结婚与妻子都在潜江生活定居，目前大儿子已经做了爸爸，由于没有户口，一家三口无土地，无耕地，王彩连家原先在1992年所分了３亩左右的耕地在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中才发现耕地与户口都被非法注销了，随后王彩莲找竹根滩镇，董滩村村委会联系要求解决大儿子户口与3亩耕地的问题，村委会至今没有做出回应。

2012年王彩莲修建房屋上下两层建筑面积大约300平米左右，在2017年搬迁中，按照其他村民分得补偿房屋套数与面积，与每人安置一套安置房的政策，王彩连母子三人只分得了两套房子，安置补偿没有大儿子李云龙的房子，由于利益关系村委会就是不愿意给李云龙落实户口。

泽口镇党委书记，竹根滩乡镇党委书记，竹根滩镇董滩村委会干部们应立即解决王彩连儿子李云龙一家三口的户口问题，以及王彩莲与两个儿子的耕地问题给予解决，根据国家耕地政策30年不变的原则，应当立即归还耕地，并且立即同意李云龙户口落实到董滩村2组。

本网将继续关注王彩连儿子户口所在地的落实情况。

【民生观察2020年12月2日消息】四川宣汉县樊哙镇是人多地少的山地农业区。九十年代后期全国推广退耕还林，人与资源的矛盾更加突出。为了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方式，本镇古风村村民杨锡云（513022197401058215）携全家四口，于1999年12月去东北打工创业开拓视野。

由于家中无人，古凤村一些村民和基层官员处于嫉妒眼红，以无人种植和管理为由，将杨锡云全家20多亩承包田，未经许可、不打招呼分给了村社其他村民种植林木野草。同时还破门进入杨锡运自建的私宅房屋，将屋内的全部物品和屋门房顶等材料，一并公开盗窃取走。这些财物最后不是据为私有，就是变卖损毁权当公共所有。为此，杨锡运开始了上访喊冤的维权历程。

上访十余年的时间，杨锡云去樊哙镇上千次以上，宣汉县政府、县纪委、县公安局也接近千次。到达州市政府至少百次有余，跑成都找省政府也有几十次，被逼无奈去北京也有十几次。导致上访喊冤的全部原因就是基层组织和官员违法乱纪。樊哙政府掩耳盗铃用红头文件，给上级领导假报告、假回复，告知上级已经给杨锡云处理好了，杨锡运对处理的结果很满意。

直到2015年省委第三巡视组来到达州宣汉，杨锡云结合过去多年投诉举报上访无门等行为，当面向巡视组控告地方官员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具体事实。在巡视组的干预下，杨锡运和宣汉县樊哙镇人民政府，达成一份并不全面也不合理的调解协议。此时此刻，杨锡运才知道地方基层官员为何如此热衷整合圈地，为何长时间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是始终不能彻底解决的关键原因，原来是基层官员为了骗取国家退耕还林的补偿款，以及享受某些农业优惠政策，一直采取作假的方式骗补套取公家政策上的资金，而这些年这些钱早就被他们秘密截留，进入到官员们的小金库，被他们私分挥霍变成无名帐。

调解协议的主要内容是，私人财物的损失放弃追责，也不追要若干年来维权产生的各项费用，由政府一次性给予赔偿。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待遇，核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是政府的文件和领导的承诺，到了2018年也没有全部兑现。虽然持有一个土地承包正，但是却没有具体的承包土地，有一套大面积的私人住宅，但是迟迟不能入住安定。面对这样的困境，地方政府为了安慰缓和稳定杨锡运，再搞了一个变通政策的违规办法。将杨锡运假定为建档立卡精准扶贫特困户，除了享受当地贫困户的各项福利和优惠政策，还为杨锡运获得更多的经济补偿等待时机创造机会。

在这个荒唐作假的现实社会中，就出现了杨锡运这个有豪宅（有合同）、有耕地（有证件）、有基本生活收入的打工者，成了国家级“建档立卡精准扶贫特困户”，依然还是用欺骗国家的方式，套取获取国家的政策补助资金，安抚稳控这些不愿做奴隶的抗争者。更为奇特的是，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采用的都是同样的手段欺骗，目的就是一个维护到手的利益不被剥夺。

（编者按：作者为“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成员律师，仅代表该律师个人观点，不代表“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观点。“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是由公益机构长沙富能和众公益律师共同发起。）

新冠肺炎爆发的起始点大致可以确定为2019年12月上、中旬，从那时算起疫情已经祸害人类将近一年。新冠肺炎爆发于武汉，故民间对其有“武汉肺炎”之称；由于中共在疫情爆发之初至少二十天左右的防疫黄金期间内恶意掩盖疫情，蛮横打压李文亮、艾芬等吹哨者和良心医生，致使疫情蔓延全球，民间及国际社会又将新冠称为“中共肺炎”。“中共肺炎”之称谓抓住了中共因恶意掩盖疫情真相、压制真实声音而对疫情蔓延所负之责任。毫无疑问，疫情在中国及全球仍处于肆虐不确定的期间。目前，中共官方公布中国累计确诊92，000余例，累计死亡4700余例；全球累计确诊约1345万例，累计死亡约125.5万例。疫情之严重可谓惨不忍睹！从中共官方一贯弄虚作假、掩盖所谓负面真相的历史劣迹，特别是此次疫情初期各级衙门竭力掩盖的恶行来看，中共承认的确诊和死亡病例，毫无疑问大大缩水，不足为信。

从2020年1月下旬中共无法继续掩盖疫情真相、疫情终于彻底暴露开始，中共政府应当对疫情受害者及其家庭赔偿的问题即浮出台面，民间主张中共政府应当赔偿的声音不绝于耳，以美国为首的多个西方强国也明确主张中共应当承担国际赔偿责任。然而，中共不仅拒不承认自己存在故意掩盖疫情真相，强横打压李文亮、艾芬等吹哨者和良心医生的主观过错，反而以病毒来源于自然界为由大肆耍赖，企图彻底推卸对于疫情泛滥和扩散的责任。

无论是对个体的人还是对一个组织、政党、国家而言，责任总是与过错相联系的。无过错则无责任，对于纯客观的、缺少人的主观过错参与的事件，如地震等自然灾害，任何人、组织、政党、国家都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尽管可以在道义上分担补偿责任。相反，有过错则必有责任，无论是人、组织、政党、国家自己主动实施的过错行为，还是原本纯客观的事件发生之后，个体的人、组织、政党、国家因过失或故意放任而在该事件之上施加了过错；前者如一战、二战的战争赔偿责任，后者则如中共今番在武汉肺炎（中共肺炎）疫情上的恶意掩盖、打压李文亮等吹哨者，导致疫情泛滥全球而应承担的过错责任。

确定无疑的是，中共政府在其被迫公开疫情之前至少存在约二十天至一个月的掩盖和打压期间。参与掩盖和打压的人员、部门不仅限于中共湖北省委及湖北省卫健委、武汉市委及武汉卫健委、武汉市公安局、中共武汉市中心医院外行女党委书记—这是一个毫无必要的笑柄式的赘疣职位—蔡莉，更包括中共公安部及其鹰犬、因屡屡发布强迫认罪画面而声名狼藉的央视，以及已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疫情论文的中共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等等部门和人员。2020年1月2日—3日，早已臭名昭著的央视全天候滚动播出关于所谓八名散布不实信息者被武汉公安非法传唤、恐吓的报道，足以证明中共公安部直接参与了对疫情的掩盖和对李文亮等吹哨者的打压。这是因为，央视之所以像它过去屡屡撒谎一样，再次在疫情问题上公然撒谎，毫无疑问是武汉和湖北两级公安上报至中共公安部后、受公安部指令后而为。同理，武汉中南路派出所滥用警权、非法传唤并恐吓无任何违法行为的李文亮医生，也是武汉市公安局直接指令的，而外行女书记蔡莉对艾芬医生的恐吓和咆哮显然也是武汉市卫健委甚至中共武汉市委指令的结果。从1月初至1月17日，武汉市卫健委对大量疑似和确诊病例隐匿不报，并一直谎称“未见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武汉封城前，武汉大学附属中南医院反复多次向武汉市卫健委报告疑似病例，武汉市卫健委竟屡次三番荒谬地斥责中南医院“政治觉悟不高”！这就是中共特有的所谓政治正确！中共一贯就是以这种另类政治正确强压科学和事实的！中共一向口口声声的所谓实事求是，中共最高党校门口所树立的“实事求是”招牌，从来就是愚弄人民、欺世盗名的！

上述个人和部门的过错和行为显然绝非其个人和部门的孤立行为，而是中共整部历史上一以贯之营造虚假繁荣、太平盛世、报喜不报忧的逻辑必然，是中共整个权力体系针对武汉人民和全国人民的过错、渎职和侵害行为，其逻辑和行为的必然性与“大跃进”、“文革”、“六四”以及最近的2003年北京“非典”初期的恶意掩盖毫无二致。正是由于自武汉地方经湖北省到中共最高层的系统性掩盖、打压之权力体系过错，终致疫情在被迫公开之前已首先在武汉蔓延开来，随后在春节来临、武汉封城之前的数日内蔓延至湖北全省和全国，继而在临封城之际的数小时后又泄露决定武汉封城之机密，短时间内大量人员离开武汉，分赴全国和全球，疫情终于蔓延全国，扩散全球。

弄虚作假是中共权力体系的内在习性。在本次疫情中，中共不仅存在对中国人民撒谎、打压的过错，而且也同样存在对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撒谎、欺骗的过错。正像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组织早已被中国重金收买和渗透一样，世界卫生组织也同样早已被中共金钱收买和腐蚀。中国被迫公开疫情之初，世卫组织一再随中共的指令起舞，按中共的口径通报疫情，一厢情愿地淡化疫情威胁，一再毫无根据地吹嘘疫情可防可控。及至美国总统川普下达暂停中美直航的行政命令后，中共外交部战狼发言人华春莹等人竟毫不顾及外交礼仪，公然对美国无端指责。时至今日，疫情波及全球，世界各国几无幸免，显然与中共恶意掩盖疫情、打压李文亮、艾芬等吹哨者和良心医生，致使中国自己及全球均错失疫情防控最佳时机，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

李文亮、艾芬医生被恐吓、打压以及央视恶意撒谎、发布虚假新闻等等信息足以确证中共权力体系对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存在根本性的主观过错。不仅如此，之后被迫逃亡美国的医学博士阎丽梦所披露的信息也进一步坐实了中共卫生行政和医疗体系内部存在更为广泛的恶意掩盖疫情的过错。

尽管中共存在如此明显和重大的过错，理应对本国和各国受害者承担赔偿责任，鉴于中共政权的恶劣秉性，有法律专家认为，中共对其在疫情早期系统性的掩盖和打压而对国民特别是武汉市民（包括路过武汉而染疫者）所造成的损害和伤害，依中共自己的法律，居然无须赔偿，受害者及其家人居然无法获得赔偿。这是因为，在法理和中共的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上，中共的掩盖和打压行为都不是所谓面向具体受害人的民事侵害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而是面向不确定公众的抽象决策行为和政治行为，中共自认无需对受害个体担责，疫情受害者及其家人根本不可能通过诉讼渠道获得赔偿。此外，鉴于中共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绝不认错的专制习性，中共也不可能通过政治渠道一揽子地确认、承担其掩盖、打压行为所导致的疫情扩散及不确定数量的公众染疫受害之责任，恰如对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的空头平反、中共从不承担物质性的赔偿责任一样。中共绝不会敞开对人民赔偿的口子，否则历次无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及其后人会随即跟进，纷纷向中共索赔，中共仅因赔偿就将颜面扫地、大厦倾覆。尽管中共理当赔偿并且应当首先以其党费进行赔偿，尽管完全可以类比适用中共自己的民事法律、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法律，把中共的这种抽象决策行为和政治行为分解、化约为对每一个染疫受害人及其家庭的具体侵害行为，通过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或国家赔偿诉讼的个案机制解决疫情赔偿问题，或者，中共完全可以制定特别法律，专门解决因其恶意决策和政治过错所导致的疫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中共统统不会敞开赔偿的窗口。中共的整部历史早已表明，人民对它提出的任何形式的赔偿、索赔要求，都无异于与虎谋皮！对中国人民，中共向来是一毛不拔的！

至于国际赔偿责任，在中国历史上倒是有先例可循。十九世纪中后期，因颟顸抓捕英国外交人员巴夏礼等人或因杀戮西方传教士等等恶行，清政府都承担了对外赔偿之责。然而，中共显然绝无就其疫情过错对外承担任何责任的打算，国际社会虽然也发出过零落的向中共索赔之声，但尚未见到任一外国政府正式向中共发出索赔的声明或者发起索赔的法律或外交行动。

其实，无论是对本国人民，还是对受中共肺炎危害的其他国家，中共原本均不需承担赔偿责任的，只要中共像各文明法治国家一样，不掩盖疫情真相，不打压李文亮、艾芬等吹哨者和良心医生，它就不存在主观上的过错，就没有人为地放大疫情，自然也就无需承担责任。问题在于，中共政权是与法治文明格格不入的，不掩盖真相，不隐藏它所认定的负面信息和负能量，不打压披露真相者，中共就不是中共了！

犹如苏共以及所有原共产集权一体制样，中共一直就是国际社会的另类、弃儿和孤家寡人，此次疫情进一步使中共在国际社会陷入更深的孤立。中共而今自认具有既能压制本国人民又能对抗国际主流社会的实力，推诿责任是必然的。无论事实上能否获得赔偿，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都应明确认识到，中共的过错首要的是其作为执政党的过错，而非中国国家和中国人民的过错；中共首先应当以其党费进行赔偿，其次才是以国家财政进行赔偿，即中国人民、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府都应当明确把中共与中国、中共与中国人民严格区分开来，各国政府和人民不应把对中共的怨气转移到中国国家和中国人民身上，尤其不应把对中共的怨气迁怒于当地的华人。

【民生观察2020年9月23日消息】2013年5月，山东青岛村民王书春的房屋被强拆，此后王书春持续上访反映诉求，五年后即2018年8月底，在当地政府终于肯为王书春的信访事项召开听证会以后，王书春却被以敲诈勒索罪刑事拘留，同年9月21日被批准逮捕。

政府批准建设并居住十年的房屋 突然成了违章建筑

2000年3月，青岛胶州市的村民王书春向镇政府申请宅基地。2002年3月，镇政府批准了申请后，王书春在码头村自建了95.4平米的房屋。十年后，即2012年，青岛市委、市政府开展大沽河综合治理工作，认定王书春的自建房屋位于大沽河河道内，需要进行拆除。

本来，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当初是政府批准王书春建房，现在政府又要拆王书春的房，过错不在王书春，政府得赔偿。但是，胶州市的九龙街道却滥施阴招，将王书春的房屋按照违章建筑来进行评估，欲以极低的评估价进行补偿。合法的变成非法的、应赔偿的变成应补偿的、正常价格变成极低的价格，王书春当然不能接受。

然而，胳膊拧不过大腿，王书春的螳臂也挡不住街道办的大车。2013年5月23日，九龙街道向王书春下达了《限期拆除通知书》。两天后，直接强拆。

五年上访换来的听证会，却成了他的滑铁卢

从2013年11月开始，王书春多次到北京、山东省巡视组、中央巡视组上访，反映其被强拆的房屋应当按照有证房屋进行补偿。近五年后的2018年8月28日，九龙街道终于肯为王书春的信访事项召开听证会。当时，王书春仍然是拒绝按照违章建筑进行补偿，并要求参照相对合理的胶东机场、青连铁路的标准进行赔偿。听证会后，王书春被以敲诈勒索罪刑事拘留，9月21日被逮捕。

王书春敲诈了谁？法院说他敲诈的是政府

青岛胶州市法院认定，王书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上访为要挟，强行索要公私财物，要求政府赔偿房屋的价值明显高于其房屋自身价值，非法占有的故意和敲诈公私财物的目的明显，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刑三年半。

王书春不服，上诉。2019年11月21日，青岛市中级法院认定，王书春到中央、省、市各部门上访要求支付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房屋价格，实质上是以影响地方政府形象为威胁、要挟内容，达到从政府等有关部门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构成敲诈勒索罪。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不忍老汉蒙冤，家属委托律师申诉

接受代理申诉的是山东本地的两位青年律师，淄博的张凯和济南的周云昌。两位律师研究此案后，一致认为：政府作为行政机关，行使的是公权，当然不能成为被要挟、被勒索的对象。敲诈勒索罪中的被敲诈对象要产生“恐惧心理”，政府怎么可能因为产生“恐惧心理”？它也没这个生理功能呀。

住宅权是公民最基本的财产权，甚至是天赋人权。公民基于对政府的信任，依法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建设的房屋，政府不得说拆就拆，行政法上有一个基本原则，即信赖保护原则。政府辜负了公民的信赖，并因此造成了公民的经济损失，当然有权利主张赔偿。所以，本案不具备敲诈勒索罪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要件。

再者，公民依法提出的赔偿要求、正大光明的在政府组织的听证会上主张具体的赔偿要求，作为政府，只需依法作出赔偿与否或者赔偿多少的决定即可。岂能将公权和私权混同？

所以，青岛市两级法院的判决，明显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改判，王书春无罪。

【民生观察2020年9月22日消息】前律师任照因网络言论被八里岔乡派出所调查，为了监督八里岔乡派出所的执法行为，特向该所申请公开2019年至2020年维稳经费的使用明细，以行使一个公民的监督权。

任照：就在一个小时前，我爸爸打电话，说昨天八里岔乡派出所在调查我，爸爸说我要再在网上发表不当言论，就有可能失去自由。

我已经从6月份以来自动禁言，因为身为一个不能执业的律师，已经失去在法庭上仗义执言的机会，在网上说的再多也无济于事，所以，也就不再说话了。

但是理性归理性，如果理性能解决问题，恐怕历史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我重新在朋友圈发言，也仅仅3天左右，不想昨天就有派出所调查的事情出现。

没想到我失去律师证还不是故事的结局，是不是一句话不说就是结局呢？我估计也不是。我的同行们不是有不少身陷囹圄吗？他们都做了什么呢？在我看来，他们做的事都是作为一个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但是就连这最基本的权利都无法实现，甚至会因此失去自由。

但是，我想起一句话，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是法律对公权力机关的行权原则，公权力机关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且执法必须依法，没有任何例外。

那么，八里岔乡派出所对我的调查是否符合《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呢？如果不符合，它就是违法了。

为了监督八里岔乡派出所的执法行为，我要申请其公开2019年至2020年维稳经费的使用明细，行使一个公民的监督权。

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

申请人：任照，男，汉族，1983年8月3日出生，身份证号：411528198308037115，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息县八里岔乡莲花村任庄，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226号40号楼4层410号，联系电话：13598818106

申请事项：申请河南省息县八里岔乡派出所公开2019年至2020年维稳经费的使用明细。

事实与理由：申请人系河南省息县八里岔乡派出所的公民，属八里岔乡派出所的辖区居民，八里岔乡派出所的维稳经费使用明细与我息息相关，为了实现公民的知情权，现向你所申请公开此信息，望从速公开。

此致
河南省息县八里岔乡派出所

申请人：任照
2020年9月21日

【民生观察2020年9月21日消息】2020年9月17日，四川成都邛崃市女教师彭射兰，通过邮政快递，向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递交了实名举报信，举报当地政府官员违法违纪，长期侵害教师合法权益，长期克扣教师工资薪酬等问题。

经网上查询，中纪委收发室已于2020年9月18日8时许，收到了彭老师的实名举报信。

彭射兰老师表示自己投诉属实，提供的材料也都是真实的。她说希望通过媒体公开曝光举报内容，把当地地方政府不落实教师法定工资待遇的事情，公之于天下；把任意打击报复污蔑维权教师的官阀主义作风，公之于天下；把对地方个别官员阳奉阴违，视法律为废纸的恶劣行径，公之于天下！

彭老师举报请求：查清地方相关违法官员的违法违纪问题并进行问责；责令邛崃市委市政府全面贯彻落实《教师法》和中央文件规定的教师法定工资待遇。

彭老师举报的事实如下：

一、当地公务员与其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终会享受到目标绩效奖金，而教师不能享受与当地工作人员同等的目标绩效奖金。

2011年邛崃市各机关事业单位开展目标考核工作，2012年开始每年发放目标奖。

2015年公务员人均发放3.8万的目标奖，包括“建投集团”、“兴农公司”、“新农担保公司”等公司工作人员都有这笔奖金，教育局工作的一百多位老师也有这笔奖金，唯独在学校一线上班的约四千名的教师，没有享受到目标绩效奖金。

2016年4月18日，邛崃教师476人联名向邛崃市委、邛崃市政府和邛崃市教育局递交了诉求信，请求按《教师法》规定的待遇发放教师奖金，但是邛崃市政府从来没有给过老师们任何回复。

2016年，公务员人均发4万以上目标奖，老师只发人均0.34万的教育质量奖；

2017年公务员人均发4.3万以上的目标奖，老师发人均0.74万的教育质量奖；

2018年，公务员发人均4.3万元以上的目标奖，老师人均1.5万的教育质量奖；

2019年公务员发人均4.3万以上的目标奖，老师人均2万的教育质量奖；

2020年，中央文件三令五申，要求确保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但邛崃市政府仍然拒不履行中央政策，至今已经给公务员发放人均不低于5.8万的目标奖，只给老师发放2.9万的教育质量奖。

当地教育局的信访书面回复：“教师要求有目标奖无文件依据”。

二、当地政府官员长期克扣教师的年终一次性奖金（通俗称呼第13个月工资）。

从2001年到2017年的17年间，邛崃教师只领过2008年一年的13个月工资。惠朝旭担任邛崃市市长和书记的五年时间，邛崃教师只领过2018年的13个月工资的一半和2019年的13个月工资。但这时的第13个月工资是从平时每月的工资中扣出来凑成的。

三、某些政府官员对依法向上级部门反映问题的老师及家人进行欺骗、打击、报复、迫害和恐吓。

1、2016年4月，彭射兰老师被推选为邛崃市教师代表后，一直依法依规向各级部门反映问题，但她本人和其家人却不断被恐吓。6月，邛崃市的某位领导找彭老师在政府工作的妹妹谈话，给彭老师定了“四宗罪”（妹妹的单位领导陪同）；同时，指派官员杨某趁彭老师上班时间，到她家中恐吓其老公。

2、在网上诬蔑彭射兰老师是“美帝的特务”，并且指使人发贴在网上对她和参与信访的熊老师、邓老师进行恶毒人身攻击！

3、2016年8月12日，邛崃五位民师（全四川只有邛崃还有184位1984年招聘的民师）到国家信访局反映“待遇未按文件执行，自己被扣了养老保险金，政府却没有给他们交养老保险”等问题，当地主要官员指使人在北京找12个黑“保安”，把五个民师抓进面包车，由7个黑“保安”将民师送回。

中途强行收去手机、身份证、现金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达四十多个小时，还使两个女民师被迫在车上当着十个大男人的面大小便，并一路拳打脚踢送到四川省新津县。邛崃市教育局派5辆车15个人到新津去接5个民师，教育局纪检组汪某当着民师的面数钱给黑“保安”，每人给5000元，共给黑“保安”35000元。

凌晨两点到邛崃教育局后，五人又被分别被关到5个办公室接受讯问和审查，直到凌晨六点才由各学校派人接回去。到2017年1月21日，邛崃市教育局专门对这五位民师发正式文件进行处理，涉嫌利用公权打击报复信访人。

4、欺骗、强迫三十多位向国家信访局投诉的民师签《息访息诉承诺书》。欺骗说签字后就全部解决问题，然而至今四年过去了，民师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邛崃民师仍然还在不停地上访中。

5、2016年12月13日，因为“乡镇工作补贴”、“13个月工资”、“目标奖”等问题，七个学校大约有三十几个老师想到市政府去问问情况，到达市政府约十分钟后被请到信访局，老师们认真向信访局领导和教育局领导反映了问题。但十几天后即被“秋后算账”：12月27日和28日，邛崃市政府指使教育局分批次通知这些老师共二十多人到教育局，派几十名工作人员轮番对老师们进行威胁讯问诱供，好多老师从早上九点到晩上八、九点才放回家。高何学校的邓贵祥老师因为在国家信访局投诉平台举报过，虽然没有去过市政府，也被哄骗到教育局“开会”被威胁恐吓，甚至工作人员还自己假摔，却诬陷瘦弱的邓贵祥“袭警”，把他带到东星派出所进行特别“讯问”到半夜十二点。

6、彭老师向邛崃市政府申请关于目标奖、第13个月工资等的政府信息公开，邛崃市政府“不予公开”。

2017年2月17日，彭老师向成都市中院起诉“邛崃市政府行政不作为”，被告人为邛崃市政府法人代表惠市长。惠市长很不满意，2月24日，指使人社局和教育局把彭老师从离家8里的拱辰中学调到离家55里的羊安中学上班（新年过后开学已经两周，彭老师的工作已经安排好，且彭老师与拱辰中学签有三年的聘用合同，还差一年半才到期）。

有教育局肖科长念的调令“经市委研究，将拱辰中学的彭射兰调到羊安镇初级中学校工作”的录音为证。彭老师要求将调令复印一份给其本人，遭到拒绝。彭老师又向人社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人社局给的调令上没有“经市委研究”几个字了。严重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信访权”和“诉讼权”！

四、设计圈套，刁难陷害教师。

1、2016年6月，邛崃教师准备向省委王书记写联名信，反映邛崃市政府克扣教师工资的事实。惠市长为掩盖不落实教师法定工资待遇事实，除了指使各学校校长没收老师的签名外，还指使众多工作人员以给老师“普法”为名，到各学校威胁教师。甚至晚上到教师家中威胁教师的家属和孩子。6月7日晩上9点，指派便衣数人去敲兰老师的家门，兰老师的妻子说“兰老师不在家”。便衣反而把大铁门拍得震天响，威胁说“再不开门就要砸门了”，吓得三岁的小女孩哇哇大哭。彭老师接到电话后赶去，问邓所长为什么执行公务不穿警服？他不回答，只说他们是执行公务。

2、某官员还指使杨某和赵某设计陷害彭老师：2016年7月29日晩上七点半，彭老师和楼上的邻居周老师在河边散步时，教育局人事科工作人员曹某突然跑过来拉彭老师制造事端，六、七个警员立马冲上来把彭、周两人抓进东星派出所，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达七个小时（赵江临当时在派出所当着彭老师家人和许多老师的面说：“今天这个事情，我跟政法委书记是通过气的”）。

五、涉嫌干预司法公正。

2017年2月17日，彭老师在成都市中院起诉邛崃市政府的行政官司立案后，她多次电话询问主审法官案件情况，主审法官一会儿说“要开庭”了，一会儿说“我做不了主”，到7月25日庭前释明时又说“8月上旬开庭，会提前通知你做准备”，但奇怪的是，到8月18日上午问书记员什么时候开庭时，书记员还回答“还没有确定”，同日下午就收到了成都中院的《裁定书》（我们苦苦等待和准备了六个月的案子，没有开庭就裁定了）。她不服，于8月22日向四川省高院提出上诉，直到2018年1月18日才收到四川省高院的《受案通知书》。3月6日，邛崃市司法局派人到成都市司法局去“勾兑”，成都市司法局召开各律师事务所主任会，明确要求不准律师接她的案子。结果她起诉邛崃市政府的六个案子和起诉成都市政府的一个案子共七个案子，在成都中院起诉裁定书和四川省高院的上诉裁定书共14个法律文书，但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只能查到2个，还有12个文书不知什么原因被“隐藏”了。很显然是有人在暗中作梗。

综上所述，当地政府某些官员，拒不履行《教师法》的法定职责，拒不执行中央教育政策，对依法信访的老师打击、报复、迫害，已经完全忘记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对全邛崃市教师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对邛崃的教育事业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严重破坏了党中央的兴国战略，所以请求上级部门派人查处当地官员的违纪违法行为，还邛崃教育一个公道！

四川省邛崃市的众多教师提出诉求，请求当地政府给予教师与当地公务员同等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有没有政策法律依据呢？

2019年12月20日，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务院督导办向各省级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通知，明确2020年要把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作为督导检查重点。

通知指出，各地要认真落实相关规定，在年终为公务员发放奖励性补贴以及安排下一年度财政预算时，务必统筹考虑义务教育教师待遇的保障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二十五条：“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八十条：“公务员工资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

很明确，公务员享受的各类奖金、车补贴等，是属于工资的，这是公务员法规定的，是铁的事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明确规定：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据上面的法律条文和相关政策，给予教师与当地公务员同等享受各类奖金、车补、年休补等工资福利待遇，是有法律和政策依据支持！

教师本来都是文化人，不好意思谈钱，更加撕不开脸皮，但教师也是一个教育者，我们天天谈依法治国，如果教师自己的合法权益都得不到保证，让教师如何相信自己所执教的依法治国内容？让广大学生如何相信教师所执教的依法治国内容？

在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工作的李斌审判长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办公室、私家车被北京派驻的工作组像罪犯一样搜查，中央派驻人员从他办法室里查出一部苹果手机，一张不属于本人的SIM卡。这部手机里存储有李与本单位女法官淫乱的视频、照片。

李斌法官并没有因为这些问题受到丝毫处分，因为他的政治立场帮助了他躲过作风败坏应受到的处分。

这次中央对政法系统秘密大清洗的目的针对的是信党不信习的政法干部、具有民主、自由思潮、登陆境外网站、发表党内信息的行为。中央派驻各省市、县公、检、法、司的工作组会对政法干部人人碰面谈话。每名干部都被“审问”式的诘问。乔所在的中级人民法院领导早在去年就从北京打听到这次大行动的部署细节，回到成都后组织本单位的政工干部编写、拟定问答策略。通风报信让自己单位内干部把不该看的毁了、不该做的停手、不该说的收敛！

从目前中央工作组问话内容看主要问题涉及到习修改宪法不设任期制怎么看，中国梦的伟大构想内容是什么？习的讲话语录等，这些政法干部的回答会记录下来形成分析报告。大体是信党多于信习情况时这名干警将在以后适当的时机会被信习的人替换。吹捧习是委以重任的参考依据。

政法系统干部注册的网络社交帐号全部自己书面申报，隐瞒情况的一录撤职。重点提到了大陆“知乎”帐号、“微博”帐号。已被搜查过的干部推测，搜查的目的是想发现政法干部是否在看违禁书刋。

目前观察中国时局的人士指出，中共这次秘密地对政法系统大清洗是习为未来的闭关锁国大规模挺迫害异议人士、家庭教会、少数民族反抗者铺平道路。以防止实施这些惨无人道的镇压时有不忠于习的干部消极怠工。政法系统历来是镇压中共反抗者的杀人机器，习接手政权，政法系统各种派系仍然顽固。这部分人被习清洗后，习推行的政令将如闪电般划向中共政权的反对者。

【民生观察2020年8月24日消息】本网获悉，因证道被中国政府判囚九年的王怡牧师妻子蒋蓉师母取保候审早在数月前结束，当局仍高度戒备软禁蒋蓉师母。

蒋蓉师母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中共当局一直强制隔绝她与亲人、教会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有消息传出，蒋蓉师母很想念弟兄姐妹们，常为这样的分离流泪祷告。

至12.9教案发生、王怡牧师获刑入狱以来，蒋蓉师母和她尚未成年的儿子王书亚小弟兄处于非人道的监禁状态。

成都公安对王怡牧师实施了残酷的报复计划，将王怡牧师、蒋蓉师母之子王书亚小弟兄每天押往指定的学校进行精神洗脑，对蒋蓉师母采取违背人性原则的软禁。形成王怡牧师在电网高墙里坐牢，他的妻子在外面陪着坐牢。

图为经历12.9教案冲击后秋雨圣约教会会堂23楼、19楼被街道办、社区强占出租的景象。

摄于2020年8月24日

【民生观察2020年8月22日消息】2020年8月20日晚上8点重庆江北区蔡邦英被不明身份人员，从江北区花园村派出所，不问青红皂白将其绑架到铁山坪碧海山庄进行关押，殴打。一个戴眼镜的边打边问：“为什么要去大竹林，去塞，老子打死你有政府为我买单，你也找不到我，弄死了大不了坐10年牢，你死得惨，老子还找得到你儿子孙子。”两男子对其毒打时，两女的在一旁拍照，尽管蔡邦英用力喊，没有人来。抢了手机钱物还要打死人。

21日下午近3点一位自称江北区分局的，警号102394，姓肖的警官来到碧海山庄，进门就拍照门，问是谁弄坏门的。但警察就不拍蔡邦英的伤情，简单的问了一下为什么来这里等情况。蔡邦英要求查出这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抢了手机和5千元钱。

他们是什么人，民警肖说他们是街道政府人员，民警走也解救蔡邦英，晚上7点许一男子问蔡邦英走不走（有人称他叫彭刚）9点左右，戴眼镜的和姓彭的他们共8、9个人，用一辆车牌为渝D876∪3，一辆警车为渝A3S320，和一辆轿车牌为谕A273U8，他们用三辆车把蔡邦英扔南桥寺公交车站。蔡邦英要求归还私有财物，一部手机，他们迅速逃离。蔡邦英报警石马河派出所，民警出警，并打了120来送蔡邦英去市中医院，经检查后医生说右脚子骨折，没有钱交费，在中医院抢救室，谢谢大家关注。

蔡邦英：15683254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