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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24年1月17日消息】牛腾宇父亲于2023年1月15日被山西晋城警方抄家后带走问话，于次日凌晨被放回家。其被抓原因是牛父在控告材料中写了牛腾宇被酷刑。

牛腾宇和母亲相依为命，他被冤后一直都是其母亲一个人在呼吁，去年11月底牛腾宇在狱中出现精神异常，牛腾宇父亲得知后痛不欲生也去有关部门申诉控告，且比较配合晋城维稳人员，按照他们的程序要求行事。然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山西晋城国保竟然勾结了广东政法帮，回家后即2024年1月15日遭到山西晋城国保、部分公安一行十几人的上门抄家抓捕，牛父在被问话后于次日凌晨被释放回家。

这次晋城国保等人上门抓捕牛父的原因是，他在控告材料中写了牛腾宇被酷刑，牛腾宇遭受了惨绝人寰的酷刑，那种折磨手段令人发指，已是全球瞩目。

可山西晋城国保却说：广东政法帮没有对牛腾宇施加过酷刑，你（牛腾宇父亲）只要提了酷刑我们就要抓你！（刑事案件需要办案方提供审讯录像，且时间点还必须对的上）。

一体制内人士提醒牛腾宇母亲：晋城国保甚至还提出了要来河南焦作跨省抓她！

另外，有网友从山西晋城内部良心人士处获悉，他们对牛腾宇案中关于酷刑的指控非常在意。

牛腾宇母亲表示：“广东政法帮为了他们的政治阴谋，假传中央指令拉了山西晋城的部分国保领导做炮灰，让他冲锋让他送死。此前，山西晋城国保的部分领导屡次威胁恐吓我在山西的亲朋好友，还对我发动了“断粮行动”，试图对我进行迫害，以此配合广东政法帮。

无论晋城国保那一小撮努力配合广东政法帮搞政治阴谋的领导收受了怎么样的贿赂和许诺，都是在替广东政法帮送死做炮灰！”

牛腾宇是“恶俗维基网站”网络维护员，因曝光习近平亲属个人资料，于2019年与其他24人一起被抓。其一审被中共广东当局构陷判刑14年。

在羁押期间其遭受酷刑。包括：被吊打、剥光衣服羞辱、用打火机烧生殖器、坐老虎凳、僵尸链等非人道虐待。

牛母因坚持为儿子牛腾宇申诉维权，持续遭到中共当局骚扰、迫害————住房之前被破坏，在住处附近不间断播放噪音，剥夺聘请律师辩护权，剥夺会见及通讯权等等。

2023年11月底，牛腾宇母亲在与儿子视频会见时发现其精神异常，后得知牛腾宇在广东四会监狱疑似被国安工作人员下毒造成，随后前往四会监狱欲进行探访。后被以暴力手段强行遣返回居住地河南省焦作市，造成其手指受伤。

2023年12月20日，广东四会监狱电话通知牛母说：暂停家属与牛腾宇的远程视频会见！

2024年1月1日，牛母收到了广东茂名法院邮寄的关于牛腾宇案维持原判决的通知书。牛母表示将向广东省高院提起申诉，继续为牛腾宇申冤。

近期，中共公安对两位新公民运动活动人士宋泽（宋光强）、张宝成构陷了寻衅滋事罪。先是2023年8月15日，宋泽被中共武汉公安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具体事实不得而知；9月2日，张宝成先生仅因到中共自诩为心脏地带的天安门广场，“八九.六四”屠戮之地，不堪繁苛的所谓安检，做了一个抗议的动作，而被中共北京公安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9月15日，在律师会见及中共检察院介入后，北京公安把刑事拘留变更为取保候审，张宝成先生暂时获释，但北京公安却不甘彻底认错，不肯痛快撤案。

比起北京公安强加给张宝成的寻衅滋事罪，武汉公安强加给宋泽的寻衅滋事更加诡异和荒谬，武汉公安明明以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留宋泽，却恬不知耻地狡称“宋光强涉嫌寻衅滋事案属于危害国家安全案件”。武汉公安恶意曲解法条，其无耻与中共北京昌平公安6月份骚扰王全璋、李文足一家时狡称“涉密”的流氓无耻如出一辙。

中共僭政三十年后才于1979年制定了首部刑法，寻衅滋事罪的立法史即可追溯至这部79年刑法中的流氓罪，是79刑法第160条所列“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三种流氓罪形式之一，第160条另有“其他流氓活动”这样一个兜底的箩筐、口袋。这种空洞、含糊，本质上是立法与司法不分，是把本属立法权的入罪空间拱手出让给行使司法权的中共公检法，立法权与司法权合二为一，流氓罪的立法条款及个案司法走向了专制。

邓小平发动的1983年严打制造了无数无罪乱判、轻罪重判的冤假错案，把流氓罪的箩筐、口袋式滥用推向巅峰，此后流氓罪罪名的含糊和滥用一直饱受诟病，1997年中共修改刑法，肢解了流氓罪，分化出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强制侮辱妇女等罪名。97刑法“寻衅滋事罪”法条详列了四种行为方式：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97刑法颁行之初，中共法律界、法学界、体制内外一片盲目乐观，一致认为解决了流氓罪的含糊、空洞、无远弗届问题，完全没有预料到仅仅十年左右之后，大概至2010年前后，从流氓罪母体中分解出来的寻衅滋事罪就被中共，玩弄成比流氓罪更加流氓的口袋罪，一个专门对付维权人士和底层访民的口袋罪。以寻衅滋事罪迫害依法行使公民权的民间人士以及合法维权的访民，是维稳沙皇周永康执掌中共政法时期密定的策略，这一策略并未因周永康的垮台而退出，相反，由于契合了中共把维权人士和访民视为敌对势力和黑五类之一的定位，这一策略越来越得到强化，越来越公开化，公开化的铁证之一就是2019年2月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关于依法处理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通篇回避中共的信访体系以及整个权力体系根本不能、拒绝解决访民正当、合法诉求之现实，无视信访徒耗访民生命、访民根本没有可行的维权通道之现实，企图全面禁锢访民、把访民困死在“合法”上访的绝路上。

指导意见无端指责“有的信访人员不到设立或者指定的信访接待场所走访、不向有权处理的机关反映诉求……有的在走访过程中实施抛洒、张贴传单、打横幅、喊口号、穿状衣等行为，有的借信访为名实施聚集滋事行为，有的多次进京信访滋事扰乱公共秩序”，指导意见紧接着虚伪、矫情地宣称访民的这些行为“严重干扰正常信访秩序，……影响其他信访人员合法反映诉求”，居心极其阴险，企图分化访民，更倒打一耙，反诬访民的“非法进京信访滋事行为更是对法律尊严和国家形象造成严重伤害”，企图掩盖正是中共自己的恣意践踏法律和腐败公行才是法律尊严扫地和中共自己在全世界声名狼藉的唯一原因。

就像宪法上白纸黑字写着的公民权利被中共在现实中玩得荡然无存，就像香港的一国两制被中玩得彻底残废。正因为寻衅滋事罪早已被中共自己玩成了鬼打架，即便明知张宝成根本不构成寻衅滋事罪，北京公安也必须无事生非、借题发挥，必须先给他强加上这个罪名，以达恐吓、威慑和保政权之效；正因为寻衅滋事罪沦为鬼打架，武汉公安才胆敢如此颟顸，公然狡称“宋光强涉嫌寻衅滋事案属于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寻衅滋事罪，信访，中共的法律和司法，中共的整个权力体系，统统是鬼打架！

民生观察 2023年9月20日

【民生观察2023年8月25日消息】安徽蚌埠活石归正教会涉嫌诈骗案目前已到检察院公诉阶段，近日教会弟兄姐妹陆续接到蚌埠禹会区检察院的电话，要求在公安机关做了笔录的人去签字，承认自己是受害人，以坐实教会牧师和长老诈骗的罪名。蚌埠活石归正教会请求大家关注和代祷。

2023年8月22日，蚌埠活石归正教会恳请代祷，蚌埠活石归正教会被认为是非法组织，说是因为没有在民政局进行登记；教会的聚会场所，被认定为非法场地，说是因为没有在民族宗教事务局登记；教会的万长春牧师、薛少强长老、王兆荣长老被认为是非法宗教神职人员，说是因为不是由基督教协会三自爱国委员会来按立，也没在宗教局审批备案。

因此，说教会的宗教活动是非法的，说教会牧师长老执事进行传道服侍和接收信徒的自愿奉献，是涉嫌诈骗犯罪，教会的五位弟兄姊妹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作为“诈骗犯罪嫌疑人”。

虽然，教会是基于圣经和基督徒两千多年传统而行事，教会的牧师和长老也是在教会弟兄姊妹公开见证下，由大家认可的神职人员公开给按立的，教会的事务更是民主决策的，执事等人员是公开选举的，奉献款的收支也是公开公布的，且奉献款的支岀是集体决定的，但是，教会仍然无力改变对他们认定为非法的局面。

自2023年8月21日开始，教会的人陆续接到蚌埠市禹会区检察院的电话通知，说该案目前还没有受害人，让在公安阶段做了笔录的人，公安认为的受害人，去禹会区检察院签字，就可以去当受害人了。现在接到通知和尚未接到电话通知的人，都很担忧。

不管教会、场地、牧师长老们是否被认可，每个人在参加教会活动中的体验、感受、判断，到底是有欢乐受益，还是有损失受害了，这不能由任何他人代为给出答案。这个答案必须是教会每个人自己真实的意见，不能被任何人或任何单位强加或强迫。案发至今，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恐慌和痛苦煎熬，大家不想要因为善良纯洁的信仰活动而遭遇损害、损失、甚至威胁。

教会呼求上帝看到大家的遭遇，也带领教会每个人诚实直面自己的真实体验和判断，尊重办案人员去讲真话，也让自己被办案人员尊重。

案件背景：2023年4月11日，蚌埠活石归正教会的牧师万长春被安徽省蚌埠市公安局禹会分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

随后几天，教会的薛少强长老，万春琴同工，还有另外一个弟兄也以相同的罪名先后被刑事拘留。

万长春牧师的妻子尤修林在发了第一封代祷信之后，于2023年4月14日也被采取“监视居住”刑事强制措施(现已释放），并遭受威胁式提醒：1、不可以发任何文字到网上；2、不可以和弟兄姐妹有任何交流，否则她也得“进去”。

2023年5月18日，案件又被更改罪名，经禹会区人民检察院批准，禹会分局对上述四人以“诈骗罪”进行批捕。时至今日，四人仍被羁押在蚌埠仁和集看守所。

近日得知，禹会区公安分局已经正式将四位同工，以及万长春牧师的妻子——尤修林姊妹，一并以“诈骗罪”起诉到禹会区人民检察院。

习近平的三年野蛮清零防疫窒息了中国民众的信心和预期，中共自信满满的后疫情经济复苏，并未如期而至，二季度经济数字虽必定添加了中共特有的水分，却仍十分难看。无奈之下，中共只得权且再利用一下私有经济。2023年7月14日中共及其国务院通过《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意见》声称以“新时代中国（实乃中共）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篇充斥着“持续”、“全面”、“完善”、“强化”、“构建”、“健全”、“引导”、“加快”、“鼓励”、“加强”等等正宗中共特色的“空洞句式和虚无缥缈的空泛许诺，全无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和操作规范。

在经济上，中共对私营部门也始终奉行利用、限制、防范、打压的机会主义手法和一阴一阳两面派策略。中共的这种两面派手法自1980年前后的所谓改开以来是一以贯之的，即便主导改开的邓小平本人也完全没能解决如何对待私有经济的问题，因而才不得不采取所谓在姓资姓社问题上不争论的鸵鸟策略。及至江泽民侥幸登位，慑于邓小平整掉胡、赵两位名义首脑之前鉴，江泽民企图对私营经济痛下杀手，以向邓小平输诚，导致经济停滞，惹怒邓小平，这才有了邓的所谓南巡，权益性地利用私营经济，开启了一波高速增长。

至2001年，中共混进世贸组织，更利用国际资本即国际私营经济，趁互联网高科技之便，借助畸形透支未来的土地财政，短短二十年之间使经济规模急剧膨胀，形成了马云的阿里巴巴、马化腾的腾讯等私营互联网新贵以及王石、许家印等私营房地产大亨。胡温时期，胡锦涛以不折腾和但求无过的态度治国，温家宝以急功近利追求房地产GDP泡沫理政，私营企业家整体上较为顺风顺水。

及至2012年习近平上位，习近平形成了邓、江、胡未曾有过的、极端强烈且迫在眉睫的丧失一党专制和亡党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在他身上已达歇斯底里和迫害狂的程度。他的这种焦虑感集中表现在政治、法律和经济两个层面。

在政治、法律层面，习近平焦虑地感受到了中共靠暴力取得的一党专制之旧式政治被宪政、法治、民主所取代的必然趋势，感受到了来自国内民意和国际大势的巨大压力，并对其所属的一党专制与民主、宪政的水火不容心如明镜，因而才胆敢为了救党保党不惜撕下虚伪的法治面具，公然叫嚣抵制西方宪政、法治、司法独立等普世价值，悍然发动非法抓捕人权律师和维权公民的709大镇压.

在经济层面，习近平企图全面回归所谓公有制是中共一党专制执政基础的毛式路线，罔顾所谓的公有制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死路的血淋淋事实，强推国进民退，反复宣称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挤压私营企业生存空间，叫嚣“如果经济发展上去了，共产党的政权却丢失了，发展经济还有什么意义？”正是由于对私营经济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敌视，中共才对提出“私企立宪”思想的著名私营企业家孙大午先生痛下杀手、满门“抄斩”，将孙大午先生的家族企业大午集团的资产劫掠一空。

习近平公开修理私营经济，刺破了邓小平强行压制住的姓资姓社不争论的虚伪面纱——中共终究是要区分姓资姓社的，终究是要区分是敌是我的，公有就姓社，就是我中共的同伙，私有就姓资，就是我中共的敌人，至少也是潜在的敌人。

习近平和中共把经济折腾得千疮百孔。透支未来几十年的房地产泡沫濒临破灭，端财政铁饭碗者开始被拖欠工资，地方债如不定时的炸弹，险象环生。情急之下，习近平和中共铤而走险，放任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演变为银行金融风险，强令国有银行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超长期贷款，并暂免利息，以苟延残喘，推迟地方债随时可能发生的暴雷；效率低下、腐败丛生的石油、电力、高速公路等垄断国企、央企长期以“合法”亏损的伎俩掏空全民资产。

习近平和中共拿私营经济、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家当夜壶，权且利用、玩弄一把而已，是企图掏空私营企业的腰包以续中共及其“国有”经济的命，待到习近平和中共认定私营经济又对其一党专制构成威胁时，他们一定会把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家当作膘肥体壮的肉猪，磨刀霍霍，就像对待孙大午先生那样！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多处提及党组织和党的领导。第（十一）条称“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党组织作用”，第（二十一）条称“健全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建设机制。……做好在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教育引导民营经济人士中的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积极探索创新民营经济领域党建工作方式”，第（二十九）条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中央对民营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习近平和中共把经济蹂躏得如此萧条不堪，急需私营经济为其输血，却犹自如此念兹在兹，企图对私营经济、私营企业实行全面党化控制！中共自身腐败透顶，其党组织设置如同衙门的国企、央企尚且弊病重重、经营不善，在私营企业中设立中共的组织，根本不是要促进私营经济发展壮大，而分明是对私营企业怀有深深的疑惧，分明是对私营企业进行防范、控制和监视。

早在2005年，中共国务院就曾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三十六条”，所承诺的行业准入、平等保护至今仍是泡影。中共此次再发《意见》，仍旧是心血来潮，仍不过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仍然是临时抱佛脚，《意见》仍必然像“三十六条”一样，画饼充饥，口惠而实不至。

中共一党专制的政体不变，充满活力的私营经济、可预期的市场经济、私有财产权保护及其孪生兄弟宪政、法治、民主、人权统统无从谈起。真要促进私营（私有）经济发展壮大吗？那就立马释放孙大午先生，返还大午集团的资产，追究对孙大午先生炮制冤案的所有中共官员。

在发生聂树斌冤案的中共河北省，最近又曝出近似聂树斌冤案的原伟东、汤凤武案件，从业已披露的信息看，原伟东、汤凤武案属冤案无疑，尽管该案仍处于二十二年来三次发回重审、一次二审、一次申诉后指令再审又发回重审的第二次二审阶段。像聂树斌冤案一样，原伟东、汤凤武一案存在着太多的实体和程序瑕疵，存在着太多中共特有的刑事司法实践乱象，如中共公检法特别是中共公安的粗暴、野蛮、笨拙、草菅人命、玩忽职守等等，存在着由中共的专制本质和斗争哲学、战争思维决定的宁“左”勿右顽疾……
1995年11月29日晚，河北省廊坊市下属霸州市胜芳镇杨长林、杨雪松、杨山父子三人于家中被杀，一直未能破案。
2000年12月22日，胜芳镇刘德成、王俊玲、刘根一家被杀。霸州公安认定此案乃王晓敏（女）因争风吃醋，委托尚志红雇凶，尚志红雇用原伟东、原伟东又纠集陈瑞武和杨洪义所为。
原伟东于2001年9月被抓，遭受中共公安刑讯逼供，先被迫招认自己伙同他人杀害了刘德成一家，后又被迫招认伙同汤凤武等人杀害了杨长林一家三口，汤凤武遂于2001年11月6日被抓。
2003年6月27日，中共廊坊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原伟东、汤凤武杀害杨长林一家三口，原伟东、尚志红、陈瑞武、杨洪义、王晓敏杀害刘德成一家三口，六人均判死刑。上诉后，中共河北高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发回廊坊中院重审。
2004年6月2日，廊坊中院第二次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王晓敏雇凶杀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改判王晓敏无罪，判处杨洪义无期徒刑，其他被告人死刑。廊坊市检察院提出抗诉、除王晓敏外的其他被告人上诉，河北高院第二次发回重审。
2008年4月23日，廊坊中院第三次一审作出与第二次一审完全相同的判决，廊坊市检察院再次抗诉，被告人再次上诉。河北高院二审期间，河北省检察院认为抗诉不当，撤回抗诉。
2009年11月12日，河北高院作出第一次二审判决，认定原伟东、尚志红、陈瑞武、杨洪义杀害刘德成一家三口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认定原伟东、汤凤武杀害杨长林一家三口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但可不立即执行死刑，改判尚志红、陈瑞武、杨洪义无罪，改判原伟东、汤凤武死缓。原伟东、汤凤武不服，向中共最高法院申诉。
2013年7月1日，最高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指令河北高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河北高院并未依指令另组合议庭再审，而是于2014年3月24日裁定撤销其自己2009年11月12日第一次二审判决中判处原伟东、汤凤武死缓的部分，第三次发回廊坊中院重审。
2014年当年，廊坊中院对案件涉原伟东、汤凤武部分再审立案，却拖延至2020年7月8日才作出再审的一审判决，认定原伟东、汤凤武故意杀人罪成立，二人均被判处死缓，原伟东、汤凤武再次上诉。
2023年6月3日，原伟东、汤凤武再审后的二审在廊坊中院（河北高院借用廊坊中院的法庭）开庭。因原伟东罹患胃癌，河北高院拒绝了原伟东参加庭审的请求，而原伟东拒绝以视频形式参加庭审，法庭决定中止对原伟东的审理，而继续对汤凤武的审理。庭审中，汤凤武解除对辩护人的委托，审判长宣布休庭。

聂树斌，呼格吉勒图是中国最典型的两个冤案，两人在被执行死刑的二十年后，在媒体的不断呼吁下，才改判无罪。曾经参与办案的人员，只有少部分被追责，对当事人和家属的赔偿标准极低，远远低于实际造成的损失。以下是我们分析为何当下中国司法体制仍旧在制造冤案。腐朽的独裁体制不变，无独立的司法制度，再多血的教训，对中国司法文明都无任何进步的意义。

一、刑讯逼供和命案必破

业已公开的案件信息足以从逻辑上确认中共河北省廊坊市下属霸州市公安一定存在刑讯逼供问题，尽管有近30名中共办案警员自证没有实施刑讯逼供——如果中共及其公安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他们是好人，那么坏人早就在人类绝种了；如果中共公安能让人们相信他们从不、从未实施刑讯逼供，那么人们宁可相信“八九.六四”屠杀压根从未发生；如果中共公安自证其没有实施刑讯逼供属实，那么原伟东、汤凤武否认杀人就更加属实、早就该被无罪释放。在全无客观实物证据的情形下，且不论原伟东和汤凤武被刑讯后留下伤痕、陈瑞武不堪刑讯而咬断舌头，只论如无刑讯逼供，原伟东、汤凤武、陈瑞武等人怎么可能自认杀人？
中共公安的刑讯逼供顽疾与中共假“对人民生命高度负责”的高大尚旗号所长期奉行的命案必破教条密切相关。中共口口声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却又致命地自负，一贯违反客观规律，命案必破即属此种致命的自负之一。刑事案件固有的规律是事后而非事前侦破、查找和确认证据，而刑事案件事前、事中并不必然留下证据，或者留下的证据零散、不完整而不足以证明案件事实，或者虽留有证据却难以被事后获取，这就导致无论是最严重的命案还是其他刑事案件，都一定存在大量的案件不能被侦破和确证，这是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无论是专门的警察（中共的公安）、检察、审判机关和人员，还是一般公众，都必须接受大量刑事案件不能侦破之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否则，在命案必破之执念驱使下，必然导致甚至为求“立功”而恶意炮制重大冤假错案，明知是冤假错案也要草菅人命、做成“铁案”，聂树斌、呼格吉勒图、佘祥林、赵作海、张高平和张辉叔侄等等重大冤假错案都与中共公安违背客观规律的命案必破执念有关。
命案必破之致命自负的刑事司法理念在根源上则要可归之于中共的对敌要狠、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宁“左”勿右之斗争哲学。在中共那里，宁“左”勿右在一切为了人民、尤其是一切为党的大旗下而天然拥有一种独具中共特色的政治正确优势，“左”是为了党，错了也有理，好心办错事，不用担责任，从源头上就对错案追究和国家赔偿制度形成了釜底抽薪。

二、被害人救济和补偿机制

犯罪首要和第一层次的被害人是特定的个体，英国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称之为犯罪的主害；犯罪次要和第二层次的被害人则是社会整体，因为特定个体及其权利、利益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代表和体现，所有个体都具有与特定被侵害个体相同的权利和利益，都可能受到同样的侵害，边沁称之为次害。主害是私害、私犯和民事侵权，次害则构成公害、公犯和对社会整体及国家的犯罪。正是由于犯罪不是单纯的私犯和民事侵权，而同时构成公犯，国家才以全体国民的身份惩罚犯罪。犯罪不仅体现着犯罪人与国家的侵害与被侵害关系，还体现着国家对被害人保护不力即失职的关系。国家当然负有查获犯罪人的义务，但也必须正视有相当数量的犯罪不能被查获，因而无法强制犯罪人承担刑罚责任以及对被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进而，国家就负有不能查获犯罪人时对被害人保护不力的补偿责任，国家应当建立犯罪被害人的救济和补偿机制。在这一机制下，即便犯罪人不能被查获、被害人不能直接获得犯罪人的赔偿，由于可从国家间接获得救济和补偿，被害人要求正义的情感也可得到部分满足，国家和警察部门的破案压力也会减轻，警方急于破案而刑讯逼供的冲动也会削弱。可以说，中共公安举世罕有的刑讯逼供痼疾与被害人救济和补偿机制的缺失存在割舍不开的关联，违反客观规律的命案必破恶习蕴含着国家对公民保护不力之责任的推卸。
此外，对于大量被查获的犯罪，由于犯罪人缺乏赔偿能力，纵然犯罪人受到了刑罚惩罚，被害人个人被侵害的权利和利益仍然不能得到弥补——这相当于中国民事司法中的“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现象，国家同样有必要建立被害人的救济和补偿机制。
原伟东、汤凤武被卷入的河北霸州两起重大命案无疑就是这种难以查获犯罪人、被害人一方既得不到犯罪人的赔偿又得不到国家的救济和补偿的情形。部分案件不能查获之情形具有普遍性和长期性，是犯罪自身固有规律和人类侦查手段局限性的必然结果，凸显出国家建立被害人救济和补偿机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近些年来，中共持续建立全国性的“天眼”监控工程，实质上具有利用高科技手段变传统的刑事案件事后侦查为事前的防范和“侦查”，把侦查、证据收集前置到案件之尚未发生，颠倒了刑事案件及其他法律案件先发生、后侦查（调查）的逻辑关系，实现了相当程度的时空穿越，也使得刑事案件的侦查、证据的收集比以往简单许多。只是，这种全国性的监控系统事实上是以有罪推定、以全体国民为假想敌为前提的，存在侵害公民基本公私权利的合法性诘难和重大宪政风险。

三、疑罪从无之异化和发回重审之滥用

中国大陆从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开始即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即“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要害在于，中共宁“左”勿右的专制政体内在决定了其立法抽象空口肯定、司法实践具体否定的极“左”本性，立法上的疑罪从无被中共公检法在司法个案中异化成疑罪从有，如原伟东三次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最好的结果也是疑罪从缓，即中共法院自欺欺人的所谓留有余地，如原伟东两次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而极少甚至根本没有痛痛快快实行疑罪从无的案例。至于2001年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冤案，也根本不是什么疑罪从有的问题，而是中共公检法特别是野蛮成性的中共公安赤裸裸地杀良冒功、草菅人命、恶毒构陷冤案、直取小民呼格吉勒图性命的问题。
法定的疑罪从无被异化为疑罪从有或疑罪从缓并不仅限于中共的基层和中级法院，尽管主要发生在这两级法院，而是流行于包括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在内的中共各级法院，只是由于基层和中级法院的案件最多、法官素质最为低劣而更为常见，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案件较少、法官素质较高而相对较为少见，但由中共宁“左”勿右专制政治所决定的从重、从严的极“左”刑事司法则是各级中共法院和整个司法体系的固有本质。这一本质决定了中共各级法院全无任何动力纠正本院制造的冤假错案，决定了上级法院针对下级法院制造的冤假错案全无主动纠正、勇于纠正的担当，而是本能地推诿责任、优先选择发回重审甚至重复发回重审，冷血地延宕程序，漠视蒙冤者的生命和人身自由，导致冤案经年累月长期拖延。原伟东一案中，河北高院最初两次发回廊坊中院重审，而不是直接提审改判；中共最高法院指令河北高院再审后河北高院不是自行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而是继续推诿责任、第三次发回廊坊中院重审，听任原伟东等蒙冤者的生命、身体健康、人身自由被刑罚公权吞噬。与一审法院廊坊中院简单粗暴判处原伟东等人死刑的疑罪从有相比，河北高院的这种推诿责任、缺乏担当、漠视人权的无休止的发回重审本质上同样是疑罪从有；2013年中共最高法院指令河北高院再审而不是直接改判，亦属疑罪从有，并且更加隐蔽、更加虚伪、更加不易为人所知。法定的疑罪从无原则，在所有层级的中共法院那里统统得不到遵行！炮制了聂树斌冤案和血案的河北司法当局压根没有吸取任何教训！2013年中共最高法院将原伟东等人冤案指令河北高院再审之际，正值河北高院对聂树斌冤案负隅顽抗、拒不纠正，中共最高法院明知原伟东等人重新落入河北高院之手必将面临与聂树斌冤案一样的拒不纠正之命运，却依旧推诿责任，不是直接提审、改判，而是冷血地指令河北高院再审，听任原伟东等人继续身陷牢狱。
中共的最高法院就是如此与基层法院等地方法院一丘之貉，顽固奉行专制的疑罪从有。高级法院滥用发回重审，最高法院滥用与发回重审本质和功能相同的指令再审，无不是疑罪从有之极“左”专制司法的体现。

四、超期羁押顽症

原伟东、汤凤武二人均于2001年被非法抓捕，非法超期羁押达二十二年。该案中，包括中共最高法院在内的各级中共法院丧尽职业伦理，毫无对超期羁押的警醒意识，听任二人被长期非法羁押。
粗略统计，自1993年以来，中共最高公（含国安）检法各家单独或联合发布的有关防止、清理超期羁押的文件至少有以下九个：1993年中最高公（及国安）检法联合发布《关于严格执行刑事案件办案期限切实纠正超期羁押问题的通知》、1998年中共最高检察院《关于清理和纠正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问题的通知》、1998年中共最高公检法联合发布《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的规定坚决纠正超期羁押问题的通知》、2000年中共最高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2001年中共最高检察院《关于进一步清理和纠正案件超期羁押问题的通知》、2003年7月中共最高法院《关于清理超期羁押有关问题的通知》、2003年11月中共最高公检法《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2003年11月中共最高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的若干规定》、2003年12月中共最高法院《关于推行十项制度防止产生新的超期羁押的通知》。
这些文件大多空喊禁止超期羁押，却回避超期羁押的法律后果和救济措施，仅最后三个2003年的文件明确规定了法律后果和救济措施。《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规定“对已被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其法定羁押期限已满时必须立即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经过两次补充侦查，仍然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要依法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认为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要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二审法院“对于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案件，只能一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对于查证以后，仍然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案件，要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不得拖延不决，迟迟不判”，“严格执行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度”，“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期羁押，情节严重的……以玩忽职守罪或者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关于在检察工作中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的若干规定》称“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应当及时、依法作出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的决定，释放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对于违反刑事诉讼法和本规定……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关于推行十项制度防止产生新的超期羁押的通知》规定“对已被羁押超过法定期限的被告人，应当依法予以释放，……需要继续审理的，应当依法变更强制措施”，“建立严格的发回重审制度。……对于原判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案件，只能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一次，严格禁止多次发回重审”，“无罪坚决放人。……证据不足，在法律规定的审限内无法收集充分的证据，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案件，应当坚决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绝不能搞悬案、疑案，拖延不决，迟迟不判”，超期羁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03年，河北高院第一次裁定撤销廊坊中院对原伟东等人的一审判决，发回廊坊中院重审；2004年，上述三个2003年的文发布、实行后，河北高院公然违反这些文件禁止二次发回重审的规定，第二次发回廊坊中院重审；2013年，中共最高法院指令河北高院再审后，河北高院第二次违反上述规定、第三次发回廊坊中院重审，而中共最高法院也无视其自己的上述规定，既未作出无罪判决，更未追究廊坊中院法官和院长的刑事责任。

法治的先决条件是政治的民主，在中共这样顽固与民主为敌的专制政体下，无论多么动听的法律条款都会被专制的政治所消解，疑罪从无、禁止超期羁押统统不可能切实遵行，正如中共的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不可能真正落实一样，聂树斌案证明了这一点，聂树斌蒙冤含恨而逝二十八年后，同样发生于中共河北省的原伟东、汤凤武等人的冤案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刑事审判追求的是法律真实，即有证据支持的真实，而非已不能复原的绝对的客观真实。法律真实的标准要求在法定期限内无可靠证据证明的，必须对嫌疑人和被告人以无罪论，必须无罪释放，即使在只有上帝才掌握的绝对客观真实标准看来释放错误，也必须释放。如果未来又发现新的可靠证据能够证明被释放人确系犯罪人，可对其重新追究，但在法定期限届满之际必须无罪释放，此乃绝对的法治底线。
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这一断言适用于专制社会，不适用于法治、民主社会，专制社会是历史封闭循环的社会，所以黑格尔又这样评价中国传统皇权专制社会：中国的历史本质上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皇帝和皇权专制在中国消失一百多年了，但与皇帝和皇权专制本质相同并且更加邪恶的中共极权专制仍在，中共的法律仍是专制的政法而非民主的司法。正因为中共专制及专制政法仍在，聂树斌冤案发生地中共河北省才又注定地再次发生了原伟东、汤凤武等人冤案，中共河北司法当局，中共最高法院是不会吸取聂树斌冤案的教训的，恰如醉心于一党专制的中共最高头目不会吸取“文革”的教训一样，中共的司法也不可能从其专制政治之中产生任何实质的进步。
法律已死，正如改革早已死去，中国人必须思考改变中国、推动中国进步的新的路径。

笑果文化公司旗下的脱口秀演员李昊石在演出中，因笑称野狗“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被上纲上线指“侮辱”人民解放军，遭无限期停止演出并被警方立案调查带走，笑果文化公司也遭到当局1335万的天价罚款，暂停线下演出。

李昊石“辱军”事件使中国的脱口秀行业遭到沉重打击。在官方宣布处罚后的几小时里，上海、北京、深圳，以及山东省组织脱口秀表演的机构都取消了演出。甚至有舆论称““这种脱口秀直接封杀吧，一堆没文化没道德没思想的人表演，社会的退步。”

“脱口秀”是从英语词组TalkShow(口才展示)中音意同译的精彩典范，“脱口秀”形容人的口才很好，说出的话非常有吸引力，而且谈吐不俗，博得众人的喝彩，是西方常见的电视节目。在中国对疫情控制的三年时间里，民众的出行娱乐受到严厉控制，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作为放松解压、获得情绪释放出口的社交新方式，脱口秀不仅仅是娱乐节目，更成为疫情期公众讨论热点社会问题和表达态度的舞台因而受到民众欢迎，脱口秀表演在疫情期间蓬勃发展蓬勃发展。数据显示，2020-2022年，脱口秀行业票仓从2000万的体量扩大至4.8亿，翻了超20倍。抖音上“脱口秀”话题播放超346亿，快手“脱口秀”话题播放超31亿，微博“脱口秀大会”阅读量超105亿。

脱口秀虽然在中国迅速走红，但是因为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控制和审查，使其在表达题材方面受到相当大限制，用行业内人士的说法是：“这个行业需要用80％的精力创作内容，再花500％的时间精力去应付审查，是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对人的青春也是一种空耗——完全没有趣味也没有价值可言。”

即使如此，脱口秀毕竟是“冒犯的艺术”，如果脱口秀想的只是如何讨好时代，不可能有吐槽的能力。中国的脱口秀表演带着镣铐跳舞，仍然在尽可能在夹缝中试探着“红线”，结合社会议题针砭时政嬉笑怒骂，特别是中国政府在疫情期的荒谬防控给民众造成的各种磨难成为很多脱口秀的段子。

2022年“白纸运动”发生后，笑果的脱口秀演员孟川在微博写下：“希望我的软肋能成为南传孩子们那样的硬骨头。”其后孟川的微博被“禁言”。另一名脱口秀演员池子，在今年2月北美巡演中公开讽刺中国的防疫政策以及审查制度而遭到中国官方的封杀。今年2月初，李昊石曾到美国洛杉矶演出，座无虚席，有脱口秀爱好者专程从美国中部坐飞机到洛杉矶观看演出，而其花大钱看演出的原因是觉得中国脱口秀限制越来越多，不知道下次能见到这些演员是何时，“等李昊石回国搞不好脱口秀都没了”，结果一语成谶。

对中国政府来说，脱口秀的紧密关注社会议题已成为对中共控制社会的挑战，官方借李昊石事件对脱口秀行业进行整顿势在必行。官媒“浙江宣传”发文表示：“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我们深深理解脱口秀事业发展的不易，但也绝不容许打着艺术创作的幌子践踏底线、红线，以有意为之的‘笑柄’在公序良俗和法律边缘疯狂试探。脱口秀看似门槛很低，实则很高，因为幽默是一门很有难度的艺术。只有心怀敬畏之心、赤诚之心，下真功夫、练真本事，让脱口秀真正回归艺术，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脱口秀之所以不为官方所容，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它和讽刺、幽默、恶搞、政治笑话一样，成为新的解构极权主义的利器。极权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以谎言和暴力进行统治。极权主义对人与世界的关系全面颠覆与摧毁，调动起人性恶的一面，鼓励诬告、掠夺、欺骗、背叛，摧残道德良心，压抑和泯灭人性中的美好，民众的生活被封闭，被主宰，被监视，尊严被践踏。正如鲁迅所言“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被统治的臣民因为日常生活中的压抑、焦虑、愤怒不断累积而无处宣泄，所以在极权主义下一个重要的社会特征是冷嘲、讽刺、幽默、政治笑话盛行，在不自由的社会，私下里幽上一默间接表达不满给人带来些许解脱和自由感。

在极权主义统治下，对这个荒谬体制的嘲讽成为民间反抗的普遍形式之一。在前苏联，政治笑话广为流传，共产党的高压专制，并没有那扼杀掉民众的幽默感，简直是全民吐槽，折射出苏联真实、冷酷、无情、让人窒息的社会现实。而中国的政治笑话也不相伯仲，特别是习近平上台后的残酷社会现实，更让习近平的诸多外号如“包子”、“宽衣帝”、“加速师”风行一时，坊间关于他的笑话络绎不绝。如一个流传的讽刺习近平头衔的笑话是：

习近平要去偏僻农村调研，下面领导先去预先布置，对要给习主席安排访问的农家两老夫妻说：你们很光荣，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中国国家军委主席、中央重大决策决定工作领导小组长、中共中央非常时期工作领导小组长、中共中央军事国防工作领导小组长、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长、中共中央经济领导小组长、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长、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长、全国人大上海市人民代表、中央军委联合指挥部总指挥、资深体育爱好者、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的核心、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要探望你们。两老听了战战兢兢地说：这么多中央领导光临好是好，但我们房子这么小，如何欢迎这么多人，也没有那么多的凳子啊。

在极权主义风声鹤唳的政治高压下，脱口秀同样成为民间非常有意义的一种亚文化，通过隐性的符号拼贴，以吐槽和自嘲的方式解构日常生活，用夸张的手法进行描述或者讽刺，表达边缘文化对官方意识形态的间离和解构。

刘晓波深刻地指出过这种解构与反对运动的逻辑关系：“真话政治是少数良知人士不畏强暴的公开挑战，为民间标示出严酷环境下的高贵人性。没有真话政治，便没有民间道义勇气的公开表达。玩笑政治是沉默大多数的私下挖墙角，让民间以柔性的方式表达不满。没有笑话政治，真话政治也就失去了赖以支撑的社会土壤。如果说，公开的真话政治是把后极权的非人性暴露于大庭广众，也把坚守人性尊严提升到不畏强暴的高度，对唤起民间觉醒和国际关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私下流行于民间的笑话政治，就表征着沉默大多数的良知未泯，也凸现出后极权制度的根基在民意中的腐烂。而根基腐烂的制度，或迟或早，注定要发生雪崩式坍塌。”

独裁者可以抵挡批评、仇恨、斥责，但是面对奚落、嘲笑，“皇帝的新装”成为极权主义的梦魇。反人性、反人类、反文明的极权主义在美学上是审丑的，必然成为人民吐槽的对象，这不会因为其抵制、扼杀脱口秀等亚文化解构而得到缓解，借用艾略特的名句“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不是嘭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的表述就是：

极权主义就是这样告终，不是嘭的一响，就是嘘的一声。

民生观察 2023年5月26日

各位领导：

你们好！本人张景珍，女，78岁，系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莘桥村人，现举报保定中院刘克伟在（2020）冀06民终1411号民事案件中罔顾事实、歪曲法律、枉法裁判，充当村霸保护伞的问题如下。

一、我家经营一处果园，承包合同签订于1988年5月，合同明确约定如果政策有变动的情况下村委会才可以收回果园承包经营权。但是我村原村支书兼村主任靳双羲从1999年至今一直霸占我家果园，阻挠正常经营，导致果园荒废二十多年。2018年6月份保定中院终审判决靳双羲败诉后，其利用担任村支书的便利，瞒着其他村干部和老百姓，于2018年9月份偷偷将果园确权至自己名下，然后2019年3月份靳双羲又以村委会名义通知收回果园，想利用职权据为己有（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已经被撤销，靳双羲本人也正在接受纪委调查）。为此，我及家人将高阳县莘桥村村委会诉至法院，保定中院法官刘克伟却不顾事实，歪曲法律，违背立法原意，擅自适用家庭承包方式的规定，断章取义地认定果园承包期为三十年，判决莘桥村村委会可以收回。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土地管理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只有家庭承包的耕地才有三十年法定期限的规定，对于其他方式承包的期限，《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九条明确规定由合同双方协商确定，并没有法定期限的规定，而且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物权法》的条文说明和立法理由，其他方式的承包里包含果园，所以承包期限应根据合同约定。但是刘克伟法官为规避上述规定，却故意歪曲法律，违背立法原意，引用《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其他方式承包的果园承包期不能超过三十年。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物权法》的条文说明和立法理由，《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就是引用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也是对家庭承包方式的规定，而且第二款明确规定“前款规定的承包期届满，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体现了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立法精神，有利于保障广大承包人的利益，更好地鼓励承包人在承包期限即将届满时，继续向承包地投入。如果刘克伟法官认为其他方式的承包可以适用《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六条，那就不应该断章取义，只适用第一款关于承包期限的规定，而对第二款承包到期后由土地承包人继续承包的规定却视而不见。

二、刘克伟法官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果园的土地性质为耕地，严重违背事实。

国土资源部为土地调查、规划、审批、执法、登记等工作需要，专门制定了国家标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01010-2017））明确将果园归属于园地，编码为0201，而耕地分类里只有编码为0101的水田、0102的水浇地和0103旱地。另外根据国家林业局林函策字﹝2005﹞121号复函，以生产果品为主要目的的林木属于经济林，其用地为林地。而根据政策，林地承包期为70年。但是刘克伟法官为达到判决我方败诉的目的，却罔顾事实，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果园为耕地，并移花接木，断章取义地认定承包期不能超过三十年。

退一万步说，即使是耕地，无论是《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还是《物权法》，三十年承包期均是对家庭承包方式的规定，相关法律对其他方式承包的耕地，并没有三十年法定期限的规定。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九条已经明确规定其他方式承包的期限由合同双方约定，并且第六十六条明确规定：“本法实施前已经按照国家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的规定承包，包括承包期限长于本法规定的，本法实施后继续有效，不得重新承包土地”。

该果园承包合同签订于1988年，当时法律对于土地承包期没有明确规定，而且当时并没有区分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承包，但是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该果园原为盐碱地，而且建设果园投入比较大，生产周期长，所以才签订了附解除条件的承包合同。另外，1988年，当地农村土地承包费也就是每亩每年几元钱，该果园面积10.48亩，当时每年承包费超不过100元钱，莘桥村委会为归还银行贷款却一次性收取了一万一千三百元的承包费，也正是有这方面的原因，才附加了如果政策有变动，村委会才可以收回果园的条件。而根据国家政策，林地承包期为70年。

根据《合同法》和《民法典》的规定，合同可以附期限，也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合同可以附生效条件，也可以附解除条件。很明显，该果园的承包合同属于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只有合同规定的解除条件出现时村委会才可以收回。但是保定中院刘克伟法官却错误认定事实，歪曲法律，违背立法原意，从而导致枉法裁判，其认定果园承包期为三十年没有任何依据，明显违反当事人约定和法律规定，裁判结果严重错误。因为该案导致我家倾家荡产，我的丈夫齐良二十多年来每天忍受煎熬，奔波在上访道路上，身心受到巨大伤害，最后导致精神失常，含冤去世，我也将近80岁高龄，还要奔波上访，刘克伟法官却无视法律，充当村霸的帮凶，良知何在？人性何存？

希望各位领导能核实相关情况，查清背后的利益链，铲除村霸的保护伞。

此致
敬礼！

举报人：张景珍
电话：13257638676
2022年12月27日

中共二十大，中共党魁习近平不但一如所料取得史无前例的第三任期，甚至极大可能终身执政，而且清一色的习派人马窃据了中共政治局各常委位置，打破了邓小平时代以后不同官僚利益集团的权力分享，成为毛泽东之后权力最高的中共领导人。

习家王朝正式君临天下后，民间一片哀鸣，认为恢复毛泽东式个人独裁后，加剧未来中国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但我们认为恰恰相反，习家王朝的建立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转折点，习近平成为中共的掘墓人，中国的民主运动面临自一九八九年六四学运后又一次的历史机遇。

中共是列宁主义政党的一员。列宁主义政党特点是名义上为无产阶级掌权实际上却由少数寡头垄断权力的党专制，党国一体的一党专制成为领袖独裁的天然温床，所以产生了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等独裁暴君，其制造的红色恐怖不但让无数无辜生命成为他们的殉葬品，无视规则、践踏规则亦危及到一党专制本身，使政权失去合法性，让绝大多数共产政权很快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

对中共来说，其之所以能摆脱独裁主义政体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的命运，要归功于邓小平通过文革认识到领袖独裁及个人崇拜的危险，为中共留下了一套制度安排和规则，如领导干部任期制、年龄限制、集体领导体制、干部任用制度等。最坏的规则也是规则，邓小平留下的游戏规则使体制内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相对力量平衡，从而创造出一定的社会空间，使社会能量释放出来，受过良好训练的技术精英取代老一代的受教育甚少的农民革命领袖，革命动员型领导让位于改革管理型领导，从而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习家王朝的建立，是对列宁主义旧体制的复辟，全盘抛弃了邓小平设置的为中共续命的游戏规则。习近平要延续其终身独裁野心，就必须否定、放弃邓小平的制度安排，把政党、国家的权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化党为家，党天下变成习天下，从而狠狠挖了共产党得以续命的生存根基。最坏的规则也是规则，当连糟糕的规则也不存在时，中共名为政党实际沦为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野兽。

换言之，习近平的利益不是中共的利益。中共传统的利益集团如江曾派、太子党、团派在这场游戏规则的颠覆中惨败丧失了所有利益。对中共更致命的是，对习近平“政治忠诚”的家奴成为官场的唯一赢家，让中国经济得以腾飞的受过良好训练的技术官僚被讲究“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治觉悟和政治判断力”的党务官僚所取代，使中共以发展作为执政合法性得以维系的根基再度被清零，显示中共这个百年极权政党的惨淡未来。

对习近平、中共更不利的是，习家王朝的建立，使所有的社会矛盾，都聚焦到习近平个人身上，也就是说，执政出现问题，习近平要承受一切，成为所有社会问题的出气口，对体制的愤怒会聚集到习近平个人身上，对习近平的愤怒也同样不可避免地投射到中共身上，两者以后在每一次的国家与社会的冲突、撕裂中都成为所有社会愤怒的发泄口，呈现1+1大于2的加值效应，为未来的民主运动在社会动员上创造了条件。

党天下变成习天下，亦让中共以往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治国策略的结束。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独裁者都严重缺乏安全感，习近平也不例外，在中共二十大工作报告中，习近平使用“安全”字样达89次之多，显示其对政权，对自身安全的恐惧。习天下的治国策略毫不意外就是以“国家安全为中心”。当经济建设不再成为治国中心，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的“清零政策”丝毫不考虑对经济和民生的伤害。

亦即是说，习近平在中共党内一手制造了众多敌人外，治国策略的改变同样为其在社会层面把自己推向几乎所有阶层的对立面，受其伤害最深的毫不意外就是中国的资本家、技术精英和中产阶层。中国的资本家、技术精英和中产阶层一般来说具保守和依附性，所以才在江泽民时代成为“三个代表”的吸纳对象。从江时代的吸纳到习天下的排斥，最终将改变他们的成本－收益体系，迫使他们做出新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同盟军。

所以，习天下的建立，是以挖共产党的根作为代价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民间调侃习近平为“总加速师”在二十大后确实名副其实了，习家皇朝的建立为中共这副僵尸打下了棺材钉。不需讳言的是，习天下的个人独裁，确实要比党天下更黑更暗，民间的痛苦感愈加深重，但我们完全可以作出政治论断：习近平是中共掘墓人，现在是黎明前的最后黑暗！

民生观察2022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