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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心在传递改变极权体制的渴望

    2024年12月20日,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作者项栋梁买下广州地铁体育西路站21日的广告广告牌时段,刊登“传统医学是文化,现代医学是科技”、“消费也会缴税,我就是光荣纳税人”、“谴责侵略战争,是文明世界的共识”等字样。

    21日,项栋梁这个广告广告牌存在不足一天,就被广州地铁传媒单方面毁约提前撤下付费投放的合法商业广告,原因应该是由于这个广告广告牌的内容触动了当局的敏感神经,所以予以提前撤除。

    意外的是,广告广告牌内容在中国社交媒体迅速走红,无数网民自发为其配上各种特效表达对内容的认同,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是,借此表达对中国当下逼仄恶劣的言论环境的不满,对民生日艰的愤怒,对现状的焦虑以及必须予以改变的期许。

    广告广告牌所刊内容确实只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基本常识,放在20年前、乃至10年前的中国,绝对不会激起一星半点儿浪花,那时候不管是在网络上还是在平面媒体上,对社会公共生活、公共议题甚至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现在已绝对成为“雷区”的议题都有公开讨论,民间氛围空前活跃,对社会发展前景充满了美好的期许。

    如此生机勃勃的状况,是由于官方加入WTO发展经济及举办北京奥运的需要,民间获得了有限度的政治松绑。上承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的余波,得益于互联网的传播,公共言说的空间被重新激活,使普世价值观念在中国大陆1949年以后出现前所未有的普及,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出现,使观念实现了付诸于行动的可能性,其对民众的传播、动员效应得到放大,很多社会公共事件都由社交媒体引发成为社会舆论热点,或者在社交媒体介入后出现重要转变。”我爸是李刚”,江西宜黄强拆自焚等公共事件,社交媒体无不显示了强大的传播力量,成为中国公共舆论场上最具影响力的平台。

    然而对党国一体的中共极权主义政体来说,社会的自由化必然会危及政权对社会的压榨能力,甚至危及到极权主义政体的生存。所以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绳子再度收紧,强化了控制社会的手段,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姿态回应社会自由化进程,从冒头才打的维稳模式走向全面打击的国安模式,持续打击、消耗民间社会。经过十多年对民间的“围剿”,整个社会陷入一片肃杀的环境。作为公共舆论场的社交媒体平台并不是真正的公共空间,是被党天下的中共随时控制的,大环境变了一直处于社会舆论中心的角色的存在感也就被剥夺,社交媒体平台走向鸦雀无声,成为娱乐八卦之地。

    随着中国繁华年代终结,经济进入漫长的衰退阶段,近两年来中国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迷惘、焦虑状态,经济上的沉重压力、社会上的死气沉沉、政治上的僵化倒退,编织成严密的天罗地网,所有社会阶层无一可逃,悉数成为习近平定于一尊的祭品。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对习近平、中共的质疑声音在暗地里象野草一样不停地滋生蔓延,社会心理、社会氛围发生明显变化。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目前中国经济的困境、个人生活的困窘归咎为是习近平定于一尊导致的,是中共一党专政导致的。在2023年9月10日,电商网红李佳琦在直播中质疑网民“有时候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引来了中国民众的愤怒,在如潮的“谁不想涨工资?但努力工作就一定能如愿吗”的质疑声中,李佳琦一天掉粉100万。在同一年,一项由美国与中国学界长期合作进行的大型调查显示,认为“努力总会有回报”的中国受访者只剩下28.3%。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富有的人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和关系所提供的特权。而在十年前,受访者将财富归因于能力、才华、良好的教育和努力工作。

    在这两年间,中国社交媒体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抖音、快手、B站等平台的崛起。这些平台固然以其算法根据用户喜好来推荐内容,形成“娱乐至死”的沉迷效应,但也不经意地把同温层的人聚合在一起,把关注同议题的人们聚合在一起,如果有社会热点突破审查就很容易形成网啸。

    社会心理、社会氛围的明显变化,同样明显在社媒新平台上反映出来。在这些平台上,对中共的质疑声浪因为审查的关系并不能以直接的内容表现出来,民众都采取了曲线抗争的手法。于是对民国的赞美,对前苏联的揭露,对民主国家的讴歌,对历史的重新解读等等都成为潮流。如果说这些内容还是含而不露,委婉地表达出对中共体制的不满,那么在这些内容下网民的评论就直接得多了,排山倒海一面倒地抨击独裁、怒责黑暗、要求自由。这就是民意。

    这种民意全是来自于普通人对当下社会的认知,与早期社交媒体由知识精英的引导风潮截然不同。正是这来自于普通人的真切感受以及诉求,确切地反映了中国民众的真实社会心理。正是在此变动的背景下,才使“传统医学是文化,现代医学是科技”、“消费也会缴税,我就是光荣纳税人”、“谴责侵略战争,是文明世界的共识”这些基本常识的走红传播成为可能,不是因为这些基本常识有多震撼人心,是人心在传递改变极权体制的渴望。中国越来越可能发生被称为“托克维尔悖论”的一个版本:当不断提高的期望因突然恶化的社会和经济条件而受挫时,革命就会发生。

    共产党正在失去民心,中国正在迫近大变革的前夜。

  • 争取女性权利的抗争也就是反对极权主义的抗争

    临近2024年底在中国接二连三发生的几个事件,把中国女性在这个极权主义社会所遭受到的不公对待、歧视、苦难再次暴露在公众视野,凸显了习近平时代专制社会加剧恶化中国的性别环境,女性的普遍人权、尊严以及自由被践踏的现实。

    12月初,在山西发生的女硕士被人口拐卖事件被警方轻描淡写定调为“收留”,掩盖了事件背后的强奸、拐卖、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行为性质,饱受公众批评的此案显示出的官民相护的包庇网络,与徐州铁链女事件如出一辙,弱化犯罪、标签化受害者,纵容虐待、侵犯、伤害女性。

    12月中旬,曾任中共外交官员如今摇身一变为“学者”的中国人民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的王宪举在与哈萨克官员的交流活动上,,抛出了一个令人无比震撼的提问:“如何能让女大学生服服帖帖生孩子”,显示以王宪举为代表的中共官员、学者,根本没有把女性当人来看待,需要的是民众“服服帖帖”听话服从,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在他们眼中也无非是生育机器罢了。

    而在11月份开始持续延烧至今全网强烈关注的卫生巾产品质量问题,更显示了社会对女性权益长期忽视的严重问题,体现了女性的健康、安全等需求长期被漠视乃至歧视,所以卫生巾的问题从来不止是卫生巾的问题,女性的声音从来在这个国家被缺席,在消费时代新女性看上去可能比以往的女性更加光鲜亮丽,但她们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只不过是在被权力剥削之外再加上被资本的剥削而已。

    这些并不是孤立的事件。正如一句民间谚语所言:“当你在阳光下发现一只蟑螂时,那意味阴暗处蟑螂多得挤不下了。”由于中共的信息审查控制,对各种官方认为“有害”的消息进行过滤严控,能被社会知悉关注的事件已是凤毛麟角,女性权利和其他基本人权一样在中国是属于被限制传播的对象,所以偶尔能突破信息封锁而曝光成为公众热议的事件无不透露了其背后女性群体受到不公对待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极权主义中国对女性的伤害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从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人权迫害到控制女性的子宫,子宫姓党,不想要你生,就不能生;想要你生,就得生。自1979年开始实行的长达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强迫妇女节育和堕胎,不但杀害了无数婴儿,更对妇女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身体健康终身受损。到了现在由中共一手制造的人口危机造成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当局又开始以“国家需要”的名义强制女性生育,不少地方政府荒谬到打电话关心女性的月经周期,被民众讥讽为中共恨不得拿女性当母猪一样去“配种”。这就是王宪举之流大放厥词的底气,是铁链女层出不穷的真正原因。

    极权主义体制的社会控制不但包括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也包括私人生活,通过家庭关系进行控制是其基本逻辑,所以子宫姓党是极权主义的重要特征。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中,在基列国这个极权社会,统治者不但禁止手机、计算机、电视、书籍、音乐、艺术等来控制人们的思想,女性更只是男性的附庸,分为四个等级,被驯化为传宗接代的工具,称为“行动的子宫”,专责生育。玛格丽特写道:“一群专制主义的男人掌握政权,试图重新建立一种极端的父系社会……任何独裁的政权都会采取这一措施。”

    这部写于1985年的小说的洞见是对的。极权主义体制与父权(男权)社会是高度重构的,专制体制不管怎么演变,都脱离不了“家天下”——“家国一体”为特征,君权就是扩大的父权,专制集权某种意义上为“父权型权威”的治理模式。中共的政治就是男性的舞台,从中共建党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没有一个女性,有实权而非花瓶的女性领导更是少之又少,习近平时代更是连把一两个女性放在政治局作为“花瓶”的官样文章都懒得做了。习近平宣称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引导”,正是要把女性重新恢复到传统的角色“养儿育女、照顾老人”,无不呈现出这个独裁者的传统父权思维。所以中国的新生代反对者旗帜鲜明地打出“父权不死,极权不止”的口号,是有其道理的。

    如果说在江湖统治时代,社会还有一定的空间,因而女性的权利意识觉醒与成长也曾在公共空间能发出声音,那么在寸草不生的习近平时代,女性议题完全消失在公共视野,自2021年开始,社交平台上众多女权账号、自媒体被当局封杀,微博等平台甚至新增了“挑唆性别对立”作为举报原因,官方媒体把女权主义者定义为“境外势力”等等举动,都显示了女性主义被中共视为对其政权的威胁。

    中国的人权捍卫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极权主义下中国每一个民众固然都是受害者,但男性的受害程度和女性所遭受到的苦难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铁链高挂在中国女性的脖子上,争取女性权利的抗争也就是反对极权主义的抗争。

  • 报复社会事件是极权主义制造的恶果

    2024年,中国接二连三发生无差别针对公众的血腥报复社会事件,造成惨重人员伤亡,特别是在11月11日发生在广东珠海体育中心的撞人酿35死43伤,震惊中国社会,由于这些事件中行凶者无差别杀戮更造成大面积的社会恐慌。有网友将中国今年的报复社会事件详细列出,数量多达25起,当中最少6例涉及驾车撞人,7例是持刀伤人,当中3例是针对幼童,事件的密度以及无底线烈度,显示中国社会戾气弥漫,病入膏肓。

    面对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报复社会暴力事件,中国媒体噤若寒蝉,不敢有一言半语,社交媒体上网民的相关言论均遭当局快速删除屏蔽,只有警方惯例“一切以通稿为准”的一纸蓝底白字情况通报,事件的真相、伤亡人数是否属实等等,公众完全无从得知,使社会根本无法追根溯源,反思吸取教训。

    报复社会暴力事件频发极大地动摇了中共的社会管治能力,党魁习近平批示称必须要从“源头防控”,随后当局定调为“三失一偏”人群为严控目标群体,在全国进行排查维稳。所谓“三失一偏”,即当局认为涉及生活失意、心态失衡、行为失常、性格偏执的四类人员是进行报复社会行为的高风险人群。

    当下中国经济萎靡不振,民众不但收入急剧减少,更严重的是,经济萧条下企业不是倒闭就是大幅裁员,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即使是官方也被迫承认问题的严重性,在9月25日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称“以不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作为底线,显示目前民众的高失业率已对中国的社会稳定造成重大冲击。

    除了经济问题外,成为中共社会治理的不稳定因素还有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环境等民生问题,贪污腐败司法不公渎职侵权政府失信等政治问题,贫富分化阶层固化歧视等社会问题,加剧了社会矛盾,造成中国民众的被剥夺感日深,对未来完全看不到希望,缺乏救济渠道、无力改变自身困境下,一部分人在被推向社会边缘且觉得没办法让人听取自己声音下,萌生极端的反社会心理,把问题归咎于社会,铤而走险制造极端事件拿社会泄愤让社会陪葬就成为其选项。

    所以说到底,中国的血腥报复社会事件是中共社会治理失败的结果,是极权主义这种完全以榨取民众为特征的极端不公体制必然出现的危机,根源在于政治,而不在于什么生活失意、心态失衡、行为失常、性格偏执“高风险”人群。

    中共当然回避且绝对不会承认恶在于己,而以一贯的高压手段“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各级维稳机构目前实行对“三失一偏”人群的严控手段,包括盘查目标人群的家庭现状、经济、就业情况、心理状态、思想动态,展开“专项教育”,督促“遵纪守法”,筑起思想“防火墙”等诸多手段,都以基层压制运动式排查而不是解决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为目标,当然不可能有效果,与之相反的是,这些专制政权特有的维稳手段更多的是激发矛盾触发逆反心理,更可能加剧了人群的反社会情绪,从而制造极端事件向社会“复仇”。

    固然报复社会事件是极权主义制造的恶果,但这种向社会“复仇”归根到底是弱者对强权怯懦而挥刀向更弱者的反社会反人类行为。事实上在专制制度下整个社会都是强权的牺牲品,中国人活得无比劳累活得没有任何尊严,生存焦虑、经济焦虑、政治焦虑、安全焦虑、信仰焦虑等犹如重重大山层层积压在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头上。严酷专制社会下多重压力积累,很容易导致人的行为偏激,从而产生社会的戾气,戾气弥漫的社会同样很容易导致人以极端暴力方式宣泄个人不满,这种戾气极具传染性,最后很容易出现社会的整体全面溃败。

    接二连三的无差别血腥报复社会事件是社会的整体全面溃败的先兆。同样一个比较明显的社会整体全面溃败的信号就是近几年在中国网络流行有关“张献忠”的梗。张献忠是明末民变首领,在统治末期对四川民众进行了疯狂屠杀,现在在中文互联网上流行的有关“张献忠”的梗,指代那些对社会不满,进行无差别攻击的人,“张献忠”被逐渐符号化,报复社会事件被称为“献忠”事件。“张献忠”梗的流行,显示社会戾气弥漫下,一部分绝望的人的心态倾向于既然这个社会已无可指望,不如砸了再说,出一口恶气。

    因而接连发生的无差别报复社会血案绝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极权主义体制造成的社会个体走投无路与社会整体日益暴戾的综合效应,总根源仍在中共这头丑恶怪物身上。中共的统治体系一天不崩塌,中国社会的衰败不可避免,中国民众的苦难不可止竭,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下一个潜在的受害者。

  • 表面的政策法规难掩极权对民企的打劫本性

    (编者按:无意间流出的《广东省情内参》披露,由于近年来土地收入锐减,各地地方政府财政紧张,个别地方突破底线,“抢劫”外地民企的现象逐渐成为常态,广东称其为“异地逐利性执法”,而央媒则直接比喻为“远洋捕捞”,据报道,仅广州市就有近万家企业受到影响。如此大规模常态化抢劫民企,暴露出中共极权对民营经济的嗜血本性。而出台所谓民营经济促进法,不过是欺世盗名,意图诱骗民企为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输血献命而已,绝不是真心尊重保护民营经济。对此,中国民营企业主及世界应保持清醒认识。)

    一、仅广州市就有近万家企业被政府打劫

    远洋捕捞,异地执法,广东不胜其扰,10月16日,有媒体披露了广东省情调查研究中心今年4月发布的《广东省情内参》。其中一个小标题是广东省“互联网业态公司遭受异地逐利性执法,生存难以为继”。

    由于近年来土地收入锐减,各地地方政府财政紧张,个别地方突破底线,“抢劫”外地民企的现象逐渐成为常态,广东的内部报告称其为“异地逐利性执法”,而央媒则直接比喻为“远洋捕捞”,据报道,仅广州市就有近万家企业受到影响。

    文章指出,近年来,深圳、广州、东莞等珠三角城市已成为异地执法的高发地区。仅广州一地2023年以来就有朴朴、壹健康等近万家企业遭遇异地执法,多为民营企业,且大部分明显带有逐利动机。

    由于本地企业不堪其扰,广东省不得不出台措施,以尽可能保护本地企业的合法权益,减少不必要的干扰。

    在10月14日北京举行的一场关于“趋利性执法”研讨会上,多位专家提及个别地方强夺外地企业财产的案例。

    比如河南某县一名“藏友”将其“藏品”交给深圳一家拍卖公司鉴定,支付了5000元鉴定费后选择报案,结果当地公安以“诈骗罪”立案,跨省抓捕拍卖公司47名员工,随后法院判处巨额罚金,查封扣押了数千万资产。

    塞北某县也因为有人报案,直接将生产保健品的广东公司管理层和员工一锅端,涉案金额据称达数亿元。

    重庆某县公安局因当地一名消费者投诉“瑶浴包”无效,便以“诈骗罪”立案,出动300多名公安到浙江杭州,捣毁了出售该产品的公司,抓捕了155人,涉案金额高达2亿元。据了解,该案存在擅自降低立案标准、缺少异地执法办案手续,以及带有标准答案的模版制作讯问笔录的问题,检察院已将100多名犯罪嫌疑人的讯问笔录撤回。

    办案机关对这些案件都是跨省办案,管辖权很微弱,甚至不排除人为建立管辖权的可能,通过“职业被害人”的角色来帮助办案机关建立管辖链接,这些案件都是能判处罚金的罪名,这就是“远洋捕捞”一词的由来。除了“钓鱼执法”,还有某些地方甚至直接“栽赃陷害”。

    有网友爆料外地公安向一名富人的账户转账后,随即冻结该账户并抓人,自己一些朋友也经历了“异地办案”。甚至有人捕风捉影举报企业家”,迫使其“交钱放人”。

    网民们纷纷留言:“吃大户他们是专业的。”

    还有人表示:“焦作对壹健康跨省执法,因千元案件致数亿资金被冻。”“这只是开始,经济越差,打击越多,逼迫他们转移或倒闭。”

    据报道,远洋捕捞有多种形式,包括冻结、划转财产;一些地方和部门则通过下达罚没收入考核指标,导致执法人员为完成指标过度执法;此外,还有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滥用职权,随意罚款、查封,威胁企业生存等。

    今年9月25日,有经济学家呼吁“停止地方政府以调查民营企业家并交钱放人以获取地方财政收入的做法”,以“防止其蔓延形成一场国民经济灾难”。

    此前,部分地方对外地民企的“捞过界”行为引发了舆论关注,央媒曾对此报道,并称之为“远洋捕捞”。

    有经济学家担心,如果不禁止上述做法,“全国各地的骨干民营企业都垮了、停了、关了、不干了和转移了,那么,国家发改委出台再多的促进民企发展政策,财政部搞再多的赤字,人民银行放再多的货币,降再多的息,对于复苏国民经济,也不会有多大用处。” 地方上抓的都是“肥肉”,一般被盯上的都是当地骨干企业,有的企业家一被调查,正在经营的企业股价下跌、订单减少,供方不敢供货,管理层和职工人心不稳,日渐萧条,甚至倒闭或外迁,职工被迫返乡……

    二、近年来中共迫害民营企业家最典型的孙大午、李怀庆案

    河北企业家孙大午遭重判,企业被吞并

    孙大午从在荒地上的小规模禽畜养殖开始,36年做成二十亿的大型农牧企业。大午集团发展过程和地方管理部门发生冲突,曾多次起诉对其”潜规则“的政府机构。孙大午的企业兴办义务教育,还为员工提供接近免费的医疗,引起广泛关注。孙大午支持宪政民主,结识自由派知识分子,同时信仰儒家学说和共同富裕共产主义理想。孙大午认为,这些理想是一致的,他独创“私企立宪”,大午公司实施“私有,共治,共享”。


    2003年孙大午曾向3000名农民发放贷款而被控以非法集资罪名收押,后被判刑三年,缓刑出狱。

    2020年11月11日,孙大午夫妇、孙大午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媳等家人以及一些公司高管等28人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等为由遭到河北省警方逮捕。

    2021年7月28日,高碑店市人民法院判决孙大午犯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妨害公务罪、寻衅滋事罪、破坏生产经营罪、强迫交易罪、非法采矿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三百一十一万元。

    2022年4月15日,高碑店市人民法院将大午集团旗下的所有资产,以6.861亿人民币的低价拍卖给河北保定芮溪科技有限公司。然而大午资产价值至少51亿人民币。买家获利至少44亿元。

    重庆企业家李怀庆遭重刑,企业被没收

    重庆市警方于2018年1月31日,突然以涉黑罪名刑拘李怀庆;其名下公司、妻子包艳及与胞姐资产及帐户,同年2月被警方以打黑名义冻结,涉及过亿元。

    重庆市检察院同年4月将李怀庆的罪名改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控他于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期间,7次在微信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据了解,李怀庆的律师2020年5月向法院提出11份有关案件相关人员出庭及鑑定的申请。根据法院通知单,李怀庆一方最多只能有两名相关人员出庭。

    根据经济网资料显示,李怀庆曾任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专家顾问理事会常务理事,可见是个与政界关联密切的人物。

    李怀庆旗下有多家公司,涉及动产质押典当、代理销售保险产品、销售建筑材料、五金、汽车零部件、摩托车零部件、化工产品、电子计算机及配件,公司拥有自有土地40余亩,固定资产过亿元。,居然全被吞没。

    三、中共近年来打击民营企业的系列“组合拳”

    1.全方位“国进民退”

    习近平对民营企业的打击手段是一套明抢暗偷、全面掌控的“组合拳”,上面的典型案例虽然是冰山一角,但大体体现了习近平时代,中共打压、严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兼并侵占民企资产,加速吞噬民营经济的种种做法。

    2.明火执仗“劫富济共”

    在习近平时代,通过发动新一轮“劫富济共”运动,明火执仗地强行抢夺民企资产和市场份额是中共的主要做法。习近平上台后强调金融安全,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没收民企和金融大鳄资产是其金融风险防控战略的重要部分。民营金融界因此成了“劫富济共”的重灾区之一。为了控制社会流动资本,从2015年开始,中共十部委联合对所有网上支付平台实施全面监控,并全面控制个人外汇流通规模。2017年,对明天控股肖建华、安邦吴小辉等一大批资本巨头设法拘捕,并强行将一批民企巨头收为国有。与此同时,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也被收归国有。各地政府也如法炮制,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3.混水摸鱼暗偷民产

    除了明火执仗强抢民企资产之外,中共吞噬民营经济最有效、迅速的方式是利用各种各样的经济政策来控制民企发展规模和吞噬民营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其中做法之一,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公私合营2.0版。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即让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其主要目的是吸收民营资本。很多民营企业家认为这一举动实际上是以改革国企为名,让国企借机大规模兼并民营企业,利用国资“抄底”收购民资上市公司。据统计,2018年至今已有近160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其中22家接盘方均为国资,接盘总市值已超过1330亿元。仅9月上半月,便有6家上市公司计划向国资转让股份、控制权。

    国资接盘的上市公司,大多存在极大的股权质押风险。如深圳国资控股的怡亚通,其控股股东共计质押该公司5.66亿股,占其所持股份的73.82%。民企科陆电子控股股东饶陆华,股权质押比例更高,已质押4.53亿股,占其所持股份的99.45%,而赫美集团的第一大股东质押比例也已接近100%。国资可以轻而易举地抄底这些民企,根本不会带来所谓混合所有制结构的优化,以及业务的强强联合。混改实际只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民企被大规模吞并,二是国资流出中饱贪官私囊。

    4.血染的民企融资路

    由于中国的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构建、执行运行体系、风控标准等等方面的制度性弊端,中国民营企业永远不可能享有与国企同等的待遇和权利。民企这种被歧视性地位在融资、借贷、授信方面体现最为明显。银行只钟情于国企和政府投资平台,民企历来向国有银行贷款困难,银行通过种种借口不借贷,或“肆意”通过各种苛刻条件增加贷款成本,或抽贷等方式置民企于死地,让民企举步维艰,只好靠借高利贷为继,造成恶性循环。在经济下行的当下,民企借贷授信处境更为糟糕;民营企业家不仅贷不到款纾困,而且也无门公开募集资金,民间集资者甚至会被政府以“非法集资”关进监狱或整死。所以,民企融资路是鲜血染成的说法并不完全是夸张。《上海证券报》文章称,在所谓混改中,“有分析人士认为,部分民企由于一时的流动性困难寻求转让,但所处行业前景不差,也有一定市场地位,国资进驻后有望盘活资产,不排除这些企业未来还能产生不错的效益。”这也反映了金融对国企、民企的不同对待,使民企处于被动地位。据统计,2013年以来,流向民营企业的银行信贷所占的比重下降了80%。

    5.高税负加高社保:政府转嫁负担,民企雪上加霜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税务专家李炜光教授称中国企业税收、附加税与各种商业保险之和占净利润之比计算出的中国总税率是世界最高的。中国企业的平均税率达百分之八十多。他还指出,中国企业的税费实际负担过高,过高的税负对企业意味着死亡,相应的税率或可以叫做“死亡税率”。13高税率对国企不会有影响,税收不过是国家把钱从左手换到右手,但对民企来说则是生死存亡问题。当然对民企而言更大的负担来自税赋、社保之外的权力压榨成本。

    6.限制民企海外投资转移资产

    据香港《动向》杂志2017年8月号报导,近期中国顶级富豪持续抛售资产套现,SOHO中国潘石屹出售资产约套现236亿人民币;前乐视董事长贾跃亭3次减持股套现约逾117亿人民币;海南航空最大股东在纽约设立2千亿美元的慈善基金。报导认为中国金融危机正在浮现,为防系统性风险爆发,习近平当局的新经济政策一改昔日的市场化及国际化发展战略,改成稳定和管制。风向改变,富豪先跑,中国外汇储备连续3年下滑,从2014年的近4万亿美元,到2017年初已跌破3万亿美元。

    7.借助P2P平台吸收并控制民间资本

    为了进一步控制民间资本,从2014年开始,中共不计后果全面推行互联网金融,各级政府拼命鼓励P2P平台大量吸收民间资本,再由各级政府控制P2P平台的资金流向,这也是各地政府为P2P平台背书和站台的真正原因。

    8.“党建全覆盖”民产变党产

    为牢牢控制民企,掌握其各种动向,从2013年开始,中共在民企和外企全面建立党组织,对重点企业还派特务渗透。

    为防止民营企业家与中共对抗,从2015年开始,证监会便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A股上市公司老总必须是中共党员。2018年5月,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在上市公司中,“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35到了2018年6月,中共便发布通知,要求中国上市企业必须建立党组织,该规定从6月中旬开始,进入为期一个月的“质询期”。此规定一旦生效,企业将不得不遵守。

    9.打着法律幌子严控民营企业家

    为了达到控制民营企业的目的,中共的各种招数不断翻新。但是,如果上述招数都不能奏效的话,中共还有一个最后的绝招,那就是一旦认为有必要“动”哪位不听话的民营企业家,就会通过“查找”和“制造”产生于制度之罪的所谓“原罪”包括走政策法律的边际线等行为,设计“构陷”,为民营企业家罗织各种罪名,最终迫使他们就范。

    四、中国民企在经济中的份量

    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分量太重,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民企也已超过30家。

    五、中国民营企业险恶的生存环境

    中国企业家网曾刊登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称“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在监狱,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这句话或许有些夸张,但却反应出企业家面临复杂的法律环境。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陈有西则称:按现行法律逻辑和罪名,中国企业家人人都是带罪之身,只要经营五到十年,列上五个罪名,量刑搞到死刑一点问题没有。如果想用公检法的力量来剥夺一个企业、一个富人的财富,只是分分钟的事。

    民营企业是经济繁荣的基础。当独裁者为了自己家族的利益,为了极权统治稳固,对民营企业家百般限制、敲诈、迫害时,中国民营企业只有死路一条,绝无长远发展生存的土壤。

    六、民营企业家最容易被构陷的十大罪名

    中共近年来惯常给民营企业扣的罪名主要有如下:

    一是虚报注册资本罪。《公司法》对注册公司的资本设有门槛。刚起步的企业,注册资本一般会比较少,随着企业的发展,资本的增加,就会随时招致责罪的风险。


    民企丧失的信心

    二是虚假出资罪。这个罪名和虚报注册资本罪容易混淆,两者的区别在于,虚假注册资本罪欺骗的是登记主管部门,而虚假出资罪欺骗的是其他股东或债权人。

    三是抽逃出资罪。跟虚假出资罪相关,在公司成立后,如果你是公司发起人或股东,除非是经其他股东同意的正常退股,不能把入股的资金、房子、技术专利等转走,否则就涉嫌将注册资金抽逃。

    四是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如果你是一家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将国有资产低价折股、低价出售或者无偿分给个人,可能会涉嫌此罪。

    五是私分国有资产罪。国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则涉嫌此罪。

    六是集资诈骗罪。如果未经主管部门批准,向不特定的社会人群募集资金,你就有可能涉嫌集资诈骗罪。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陈有西称,这是民企的专属罪名。实际上最高可到死刑。近年以此罪被判死刑的,都是民营企业主。

    七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如果你经营一家特许加盟店,对会员许诺以高额回报筹集资金,就可能涉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当然,还有以支持生态环保、植树造林等为幌子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

    八是高利转贷罪。如果你的公司从银行贷出了一笔款,没能立即使用而成为闲散资金,为了减少利息损失,你将这笔贷款借给他人使用并收取高于银行贷款的利息,就可能涉嫌此罪。

    九是虚报破产罪。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老板,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债权人利益受到损害,仍隐瞒财产、积极转移和处分财产后实施破产,就可能涉嫌此罪。

    十是非法经营罪。如果你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都可能涉嫌此罪。此罪是从被取消的投机倒把罪中衍生而来。

    上述十大罪名,并不能穷尽民营企业家被构陷的全部“原罪”。只要认为有必要,一些层出不穷的罪名就会根据不同的企业家“量身定做”。在系统性的政策歧视之下,各级官员出于个人目的侵害民营企业的违法成本极低。

    有律师认为,中国民营企业面临三大困境:消灭限制私营经济的基础理论环境;公权用刑法手段强制剥夺私企财产的法律环境;以及高度垄断限制私营经济生存空间的金融环境。这三大困境,仅仅用微观的刑罚界限去解读,是无法找到答案的。

    七、中国经济崩溃下中共再骗民企救市

    中共接连出台一些外似改善民营经济环境的政策与法规,其实本质就是意图再次鼓动民企出来帮助中共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

    美国欧道明大学管理学院国际商业教授李少民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当局在出台了31条措施后,又要迫不及待地制定新的法律,可见31条一点效果都没有。这不仅是在炒冷饭,更反映出中国经济已经到了非常坏的地步。

    他说:“现在他们没办法了,放下身段,因为经济不行了,天天哄着,对民营企业说好话。”

    李少民指出,提振民营企业的信心就像爬楼梯,要一阶梯一阶梯地上,但信心的打压就像坐电梯,咔嚓就到了最底下。他说,中共对民营企业一会儿大棒,一会儿萝卜,已经让中共的信用丧失殆尽。

    美国马里兰州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青指出,中国当局出台旨在振兴民营经济的措施,是因为中国经济在大规模滑坡,以房地产为主,因为房地产和上下游加在一起占中国GDP的1/3,所以跟房地产行业相关的经济体都在一个濒危的状态里头。结果是,这些企业家做出一个无奈的抉择,那就是躺平,而民营经济一旦躺平,整个中国经济基本上就熄火了,导致失业人数大增。

    北京大学副教授张丹丹2023年7月的一份研究称,16到29岁这个年龄段2023年3月的失业数字最高可能达46.5%。中国官方公布的当年6月份青年失业率21.3%,创历史新高。

    李恒青说,大量的失业率是民营经济彻底躺平所造成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现在开始急了,因为民营经济不好了,影响了税收,尤其是房地产业,土地财政这一块,就没有了,影响到了中央到地方的税收。

    他说:“这个时候他们意识到了,民营经济现在是危在旦夕,但是又拍拍脑子,那我怎么办呢,我给你政策,我给你好的政策,让你又重新焕发起来在1978年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民营经济的活力。”

    “但是,已经为时已晚,因为你不守信用,已经变成一个新常态。政府所谓保护民营经济,实际上目的是为什么?是为了保他的政权,一旦民营经济恢复起来以后,又该回来收拾民营经济了。现在所谓的保护民营经济的做法是政府的权宜之计,委曲求全,”他说。

    八、《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难掩极权本性

    10月10日,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在门户网站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第一条为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保证各类经济组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保民营经济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

    国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此促进法出台后,有曾在体制内工作的法律专家感叹:一部法律案,一不小心漏了底裤,习近平之中共治下之中国竟然堕落到如此地步!周四,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公布了《民营企业促进法》征求意见稿,我在既往工作中参与过多部中国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在我看来,这样的表述令人毛骨悚然……草案强调:不能对民营企业不当立案、不能选择性执法司法、不能趋利性执法司法或地方司法保护,不能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财物等。征求意见稿明确,实施限制人身自由和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等强制措施,应当严格依照法定权限、条件和程序进行。禁止利用行政或者刑事手段违法干预经济纠纷。这些内容都是人之为人的常识,更是无数中共文件和刑法明确禁止的犯罪行为。而今如此大声重申,证明中共正式承认这个国家已经混乱失序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其既有执法、司法、刑法体系不仅已经失效,而且成了这个国家的祸乱之源!

    外界普遍认为,中共的法律本身是没有任何实效的,整个司法完全是听从上级的命令,可怕之处就在于它自己的法律它都不遵守。中共体制从上到下都不受法律约束,它想促进民营经济,另一方面对民营企业家还在不断地迫害。

    为了提振中国经济,最近北京又对民营企业家抛出橄榄枝,起草《民营经济促进法》,曾在中国经商丶如今在加拿大发展的华安说,这只不过是一个烟雾弹。“中共对我们的侵吞,从过去的巧取,变成到现在赤裸裸地豪夺,所谓保护民营经济,只不过是骗局,真正的目的是暂时稳住民营经济,给他们最後收割争取时间。”

    在香港和美国执业的律师裘伯纯在社交媒体上总结了这些高管们的评论:“皇帝的新衣美极了。”有些人指出,新文件中的大部分内容并不新,其中备受关注的一条是“积极稳妥做好在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文件要求企业家爱国,坚持党对民营经济工作的领导。

    九、不可忘记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对民营企业的改造历史

    从1953年起,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带来的根本变化是:企业由资本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资方开始丧失企业经营管理权。

    1954年以后,私营工商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遇到了严重的困难,部分私营工厂停工、停薪、停伙、甚至关门,部分私营商店停业。这些困难迫使私营工商业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政府的安排。接受公私合营的工商企业越来越多。

    由于银行、铁路、钢铁、矿山、电力、对外贸易等关键性经济部门,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再加上同一时期开始实施粮食统购统销,私营工商企业的经营更加困难。到1955年,私营企业已经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条件,离开政府的安排,就难以生存。

    1956年2月3日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资改工作座谈会上这样总结道:“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资本家的全部财产拿过来,约计全省私营工商业的资金有1亿9000多万,现在被我们拿过来了,国家发了一笔洋财。1亿9000多万元相当于19多亿斤大米。广东年产大米是18亿斤,即几天时间被我们共了一大笔财产。”

    详情请参看:

    1、广州近万家企业遭外地政府“打劫”执法,逼迫交钱放人,企业深受其害
    https://www.163.com/dy/article/JFE13R7M05567NUD.html

    2、【搬运研究报告】没人再敢做生意了:习近平打压民企的实例和手段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19917

    3、重庆民营企业家李怀庆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20年监禁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59632.html

    4、孙大午事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9%E5%A4%A7%E5%8D%88

    5、“国进民退”铁拳出击中国私企风雨沉浮
    https://is.gd/AvS94L

    6、“私企退场论”:国进民退加剧中国民企惶恐情绪蔓延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5522113

    7、中国为何打击知名企业家?
    https://p.dw.com/p/4O97l

    8、习近平昔高压清零打民企 今要扩大内需引外资
    https://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hengzhi/hx1-02162023032123.html

    9、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三大瓶颈
    http://www.ngo-research.com/Html/NewsView.asp?ID=881&SortID=31

    10、从公私合营到国进民退民营企业历史与现实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5665450

    11、聿文视界:民营企业家是中共自家人?
    https://is.gd/dDoT5b

    12、北京提振民企信心,但企业家们并不买账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230724/china-private-enterprise/

    13、中共一再向民企示好民企信心能否得到提振?
    https://is.gd/W4LVGO

    14、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https://www.ndrc.gov.cn/xwdt/xwfb/202410/t20241010_1393551.html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https://www.moj.gov.cn/pub/sfbgw/lfyjzj/lflfyjzj/202410/W020241010558066523823.doc

    16、受迫害中国民营企业家海外成立联盟讨公道
    https://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lf-03042024122958.html

  • 严控出境——极权维护对国民的奴役权

    (编者按:当学生、教师的护照也需要收缴严控时,极权对一切国民的奴役权捍卫的魔爪便暴露无遗。当体制内一切人必须无条件屈从禁止出境后,普通民众的出国自由权利必然被剥夺殆尽,虽然法律也似乎留有救济的条款,但在一个完全不讲法的国度,指望司法维护权利,自然成为幻想。)

    一、中共进一步严控出境

    英国《金融时报》10月7日报导说,他们访问了十几名中国国营机构工作人员,并查阅了6个城市的教育局通告,显示中国的出境限制自2023年起大幅扩大,包括学校、大学、地方政府及国企的普通员工。这项名为“个人出国旅行管理”的护照收集行动,允许地方政府官员控制和监控谁可以出国、出国次数和出国地点。

    “现在凡是归当局管的人,它都要控制”

    《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中国早在2003年开始就设立了一套严格限制中高级官员出国的制度,并允许地方政府就公务员出国制定规则。自2010年代中期起,一些地方开始对教师实施“因私出国”管理制度。2023年中国放宽疫情旅游限制后,更多地方教育局实施限制教师出国的措施,今年夏天更是加大力度。

    今年6月6日港媒指出,尤其是“局长”(按,县处级)以上级别的官员出境,含退休也受到永久性的严厉限制,过去一年来,中共从中央到地方,不断出台新的私人出境限制规定。受限群体均需上缴护照。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出国(境)管理监督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县(处)级以上党员干部因私出国(境)需严格执行相关规定,不得擅自或变相下放审批权限。是县处级领导退下来的一般都参照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审批程序。

    中共严控几乎所有公务员、大多数国企及国有银行职员,以及大学、医院的领导出境,都受到旅行限制,若要出国旅行,必须申请“借用”护照,审批程序复杂且不透明。包括报告旅行计划的每一个细节。

    出境限制越来越严学生、教师也成目标

    报道举例说,一名在四川某大城市工作的小学教师表示,所有教师及公共部门雇员都被要求上交护照:“如果我们想出境,要向教育当局申请,但我不认为会获批。”在湖北省宜昌市及安徽省的教师也表示被要求交出护照。今年9月新学年开始前几周内,广东、江苏和河南三省的教育工作者也在社媒上抱怨被迫上交旅行证件。

    报道认为,这和中共长期以来一直把培养学生的忠诚度放在首位,并将教师的政治教育作为工作核心有关。浙江温州对教师的旅行前指示显示,当地政府担心教师出国会受到不同意识形态影响。据温州市瓯海区教育局3月在网站发布的指示,出国旅行的教育工作者不得与被禁的法轮功或其他“境外敌对势力”接触,要严格执行保密规定和反间防谍规章制度等。

    通知还称,教师出国旅行必须向学校提出申请,一般每年只能出国一次,且逗留时间不得超过20天。该区还要求所有公立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教师上交护照,其姓名将在公安局边检部门登记。

    2023年中国放宽疫情旅游限制后,更多地方教育局实施限制教师出国的措施,今年夏天更是加大力度。

    二、泛滥的限制出境法规举措

    自2018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通过了五部新的或修订的法律,扩大了其实施限制出境的能力。目前,限制出境的法律总数已经达到15部。被限制出境者很多并不知情,直到他们准备通过边检出国时才发现自己已经被限制出境。中国有时会在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惩罚人权捍卫者及其家人,让活动人士噤声,或是挟持家庭成员,借此胁迫其家属返回中国,有时也会以此当作“人质外交”的工具或恫吓外国记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限制出境不仅限于中国公民,也包括外国公民。1995年至2019年期间,至少有128名外国人被禁止从中国出境,其中包括29名美国人和44名加拿大人。2016年至2022年间,中国提及出境禁令的案件增加了8倍。

    2018年,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11月1日在首都机场边检被告知不许出境,理由是“危害国家安全”,让他感到震惊。

    据人权卫士报道,由于缺乏限制出境的完整官方数据,排除数以百万计基于民族理由实施的限制出境后,估计限制出境的案例可能数以十万计。当中许多限制出境禁令是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实施,侵犯了国际人权法中明订的迁徙自由权。

    三、被限制出境的典型个案

    2023年中国出境限制的报道在媒体上不断涌现,而且日趋严重。以下是一些例子:

    • 权平,一名中国籍朝鲜族公民,曾因穿着嘲笑习近平的T恤衫被监禁,他为了逃离中国和出境限制,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乘坐水上摩托逃往韩国。
    • 林钰筠,流亡中国维权人士林生亮的12岁女儿,在试图与姑姑一起进入香港时在边境遭到拦截。
    • 郭于华,80多岁的杰出作家,被告知她将不被允许在今年夏天计划的欧洲之行离境。
    • 蔡金树,刚完成四年间谍罪刑期的台湾学者,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基本上被软禁在中国境内。
    • 李和平,著名人权律师以及其家人计划前往泰国度假,在机场被拦下。
    • 人权律师卢思位急于前往美国与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团聚,但又被限制出境,只好逃往老挝。不幸的是,尽管他持有有效签证,但他还是被老挝警方逮捕,并担心他将被驱逐回中国。
    • 2023年在六月,多岁的作家和历史学家章詒和在文化部的一次活动中被告知,在可预见的未来,她不会被允许离开中国。她原计划七月去欧洲旅行。
    • 因间谍罪被判刑四年的台湾学者蔡金树亦被禁止回家,理由是他还有被剥夺政治权利4年的附加刑。他目前无法离开厦门市的鼓浪屿,该岛位于中国福建省,面向台湾

    自2023年7月1日,修订后的《反间谍法》正式施行。授权出境禁令的新法或修订法增至15条。该法允许政府对任何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包括中国人或外国人)和被认为离开中国后有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的中国公民该法允许对他们实施出境禁令。 尽管警方依然继续骚扰人权律师及其家人和直言不讳的学者等政治目标,包括强制驱逐和压迫性监视,但北京越来越不愿意让他们离开中国。这意味着他们根本无处可去。

    四、中共限制出境种类

    根据中国大陆现行有效的法律依据,中共限制出境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刑事类
    (1)根据《出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条第二项、《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七十七条,被判处刑罚尚未执行完毕或者属于刑事案件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包括中国公民和外国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情形),公安机关可以对其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2)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三十六条,对于前往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严重地区且存在重大涉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嫌疑的人员、有前科的电信诈骗违法犯罪人员,移民管理机构可以作出限制出境决定。

    (3)根据《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四百八十七条,人民法院可以对涉外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对开庭审理案件时必须到庭的证人,作出限制出境和暂缓出境的决定。

    2.民事类
    (1)根据《出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条第三项,有未了结的民事案件(包括中国公民和外国人),可以对其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对可能逃匿的债务企业的股东和高管人员,可以依据当事人的申请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3)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三十七条,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可以作出限制出境决定。

    (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条,对涉外商事纠纷有未了结的诉讼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有逃避诉讼或者逃避履行法定义务的可能;出境可能造成案件难以审理、无法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作出限制出境决定。

    3.监察类
    根据《监察法》第三十条,为防止被调查人和相关人逃匿境外,经省级以上监察机关批准,可以对被调查人及相关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4.出入境管理类
    (1)根据《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条第一项,未持有效出境入境证件或者拒绝、逃避接受边防检查的中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机构可以阻止其出境。

    (2)根据《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条第四项,对于因妨害国(边)境管理受到刑事处罚或者因非法出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被其他国家或者地区遣返,未满不准出境规定年限的中国公民,可以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3)根据《商务部、公安部关于严禁向境外博彩色情经营场所派遣劳务人员的通知》公安机关不得为赴境外博彩、色情经营场所工作的人员办理出入境证件,且可对曾赴境外博彩、色情经营场所工作人员作出一至五年限制其出境的决定。

    5.行政类
    (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证监会关于办理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证券监管机构可请求公安机关协助对证券期货违法有关涉案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2)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四条,对于欠缴查补税款的当事人,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或者他的法定代表人。税务机关可以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阻止其出境。

    (3)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八十八条,对于涉嫌交通肇事逃逸的外国人,可以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6.国家安全和利益类
    根据《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条第五项,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决定不准出境的中国公民,可以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7.党内纪检类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第三十四、四十条,对被核查人及相关人员,经严格审批手续,纪检监察机关可以作出限制出境决定。

    五、被限制出境后的绝望

    无处申诉
    许多人不知道自己被限制出境,直到他们准备通过边境检查出国时才发现。当中许多受害者并未被告知他们禁止出境的原因,而补救渠道往往不起作用甚或并不存在。

    2023年3月,山西省吕梁市警方告诉中国维权人士高旭强,他们不能透露他被禁止出境的原因,因为「这是国家机密!」

    高早前曾提交信息自由请求,要求警方解释他去年被禁止飞往欧洲参加研讨会的原因。当时边防人员甚至直接剪掉了他护照的一角。

    他告诉保护卫士,他一开始感到「绝望和无助⋯⋯我的计划被毁了」。后来他接受了这一点,并决定通过法庭对禁令提出质疑。他说这种做法是「一种相对安全的抵抗方式」。 除了逃亡别无他法

    因为出境禁令可以持续多年,一些人权捍卫者在绝望中不得不铤而走险以走私方式逃离中国。

    在2017年,艺术家以及活动人士向莉在多次被禁止出境以及被无视限制出境的书面通知的申请后,最后逃亡到了泰国。

    向莉告诉保护卫士:「我觉得他们永远不让我出去了…我就想我要偷渡离开中国。」

    六、限制出境具体规定缺失,操作程序不明

    中共限制出境从法律层面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限制出境的适用对象范围存在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对可以适用限制出境的人员范围没有具体规定。毫无疑问,限制出境的对象应该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确定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适用该自然人的属人法。作为案件当事人的自然人可以被限制出境,但是当案件当事人为法人或其他机构时,限制出境的对象范围在实践中就产生了分歧。最高法院《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93条规定法院在审理涉外商事纠纷案件中,只能对未了结案件中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限制出境。有观点认为,限制出境对象的范围应适当放宽,只要是与案件纠纷解决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均可以限制其出境,如主要业务代表人、业务经办人、董事、执行董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甚至包括承包经营人。[5]

    2.当事人提起限制出境申请的时间不明。如上所述,现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有关文件对当事人申请限制出境的时间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有观点认为,根据法律关于“有未了结民事案件不能出境”的规定,当事人只有在诉讼阶段或强制执行阶段才存在所谓未了结民事案件,在立案之前,案件尚不存在,因此诉前采取限制出境措施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有观点认为,限制出境属保全措施,自然如同诉前财产保全一样,可以在诉前申请对有关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从广东各地法院报送的限制出境申请来看,当事人在诉讼前、立案阶段、或在诉讼过程中申请限制出境的情况均有存在,省高级法院未因此在审批或备案上有所区别。

    3.申请限制出境是否需要交纳申请费没有规定。《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没有规定申请人向法院申请限制出境是否需要缴纳申请费。最高法院《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法院采取限制出境措施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由申请人预交,最终应判令由败诉一方当事人负担,但是没有进一步明确申请费计算标准和费用范围。在收费内容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广东法院在实践中未曾向当事人收取过限制出境的申请费用。对于申请人在办理限制出境中实际发生的费用,如办理申请担保产生的担保物评估费等,即使申请人一方胜诉,实际也由申请人一方承担。虽然从结果上看,申请人办理限制出境手续中实际发生的费用属申请人的实际损失,有权要求败诉的被申请人承担,但由于没有依据,实践中很难获得法院支持。

    4.法院是否可以主动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存在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规定由法院通知公安、边防机关限制出境,因此,有观点认为据此推断出法院可以主动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相反观点则认为,限制出境措施应参照财产保全制度,以当事人申请为主,特殊情况下由法院依职权采取。最高法院《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则认为,限制出境措施在案件一方当事人提出申请后采取。

    5.被限制出境人没有依法获得救济的途径。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相关文件未为被限制出境人提供任何救济途径。限制出境是对当事人人身自由的重大限制,立法应当为被限制出境对象提供法定的救济途径,如复议权等。

    七、民事诉讼及执行程序中关于限制出境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二条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

    2.《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05年12月26日,法发〔2005〕26号)
    94.限制出境措施在案件一方当事人提出申请后采取。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有效的担保。
    95.限制出境采取扣留有效出境证件方式的,被扣证人或者其担保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有效担保(提供担保的数额应相当于诉讼请求的数额)或者履行了法定义务后,人民法院应立即口头通知被扣证人解除限制,收回扣留证件证明,发还所扣留的证件,由被扣证人签收,限制其出境的扣证决定自行撤销。作出扣证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将解除出境限制的有关情况书面通知公安、边检部门。
    96.人民法院采取限制出境措施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由申请人预交,最终应判令由败诉一方当事人负担。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被限制出境的人认为对其限制出境错误的,可以自收到限制出境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决定。复议期间,不停止原决定的执行。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正)
    第二十三条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规定对被执行人限制出境的,应当由申请执行人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申请;必要时,执行法院可以依职权决定。
    第二十四条被执行人为单位的,可以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限制出境。被执行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对其法定代理人限制出境。
    第二十五条在限制出境期间,被执行人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债务的,执行法院应当及时解除限制出境措施;被执行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或者申请执行人同意的,可以解除限制出境措施。

    八、限制出境的有限且不一定有效的救济方式

    当我们了解了被限制出境的具体原因后,根据作出限制出境决定机关的不同,可以采取以下不同的救济措施。

    (一)由人民法院作出的限制出境决定

    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对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被执行人、被执行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可以作出限制出境决定。

    1.人民法院作出限制出境决定的方式
    人民法院作出限制出境决定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由申请执行人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申请,二是由执行法院依职权作出限制出境决定。人民法院作出限制出境决定应当制作执行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同时应当告知被限制出境人申请复议的权利和期限。

    2.认为依申请作出的限制出境决定错误
    认为人民法院依申请作出的限制出境决定错误的,比如程序违法、申请人恶意等,被限制出境人首先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向作出限制出境决定法院的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其次,对于依申请作出的限制出境决定侵犯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还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起诉申请执行人获得救济或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出境是否属于国家赔偿范围的复函》申请国家赔偿。

    3.认为依职权作出的限制出境决定错误
    认为依职权作出限制出境决定错误的,除了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向作出限制出境决定法院的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还可以通过申请国家赔偿获得救济。

    另外,在诉讼期间被限制出境的当事人,可以通过提供有效经济担保的方式申请解除出境限制。根据《关于依法限制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出境问题的若干规定》,相关机关可根据具体情况,责令提供财产担保或交付一定保证金后准予出境。对于保证金的数额,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九十五条进一步规定:被限制出境人应当提供与诉讼请求相当的数额。以确保在其败诉之后,即便其不在境内,也有相应的财产可供执行。

    (二)由监察机关作出的限制出境决定

    监察机关采取限制出境的适用对象既包括涉嫌职务违法犯罪的被调查人,也包括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以及与案件有关的其他相关人员。采取限制出境的审批权限必须经省级以上监察机关批准,交由公安机关执行,对于不需要采取限制出境的人员,应及时通知公安机关解除限制出境措施。

    对于监察机关作出的限制出境决定,首先应确认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程序是否合法,其次应积极配合监察机关进行调查,越早查明不属于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或相关人员就能越早被解除限制出境措施。最后,若监察机关作出的限制出境决定程序不合法,比如未经省级以上监察机关批准,或延长限制出境期限未经省级以上监察机关批准,可以依据《监察法》第六十条第五项和第六十五条第八项向该机关进行申诉。

    (三)由税务机关作出的限制出境决定

    税务机关作出限制出境决定的适用对象包括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或者他的法定代表人。

    对于税务机关作出的限制出境决定,可以通过及时补缴税款、滞纳金或提供纳税担保后再向税务机关申请解除限制出境。

    (四)由公安机关作出的限制出境决定

    1.公安机关作出限制出境决定的方式
    公安机关除因司法诉讼活动主动对案件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采取限制出境决定外,还会依其他有关部门的申请或要求协助配合其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2.对于公安机关主动作出的限制出境决定
    对于公安机关主动作出的限制出境决定,可以向决定机关提交解除限制出境决定申请书。被公安机关限制出境一般是涉嫌刑事犯罪,当事人是否具有无罪的可能,以及确实构成犯罪但罪轻罪重以及责任的承担大小均应成为作出限制出境决定时公安机关需要考量的情况,故在解除限制出境决定申请书中可以充分论证不构成犯罪或罪轻需要承担的责任较小,不应作出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决定。

    3.对于公安机关被动协助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对于公安机关应有关部门要求,协助配合控制相关人员出境的行为。有学者认为此行为属于行政法上的“协助行政行为”,对于公安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可以进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对此作者赞同上述观点,认为公安机关在非依据司法诉讼活动作出的对特定自然人限制人身自由的限制出境决定时,被限制出境的自然人可以根据《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进行维权。

    最后,对于不符合限制出境情形的被限制出境人穷尽上述手段仍不能得到救济时,宪法赋予每个公民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也可以根据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的通知寻求信访救济,提出不服决定机关职务行为或决定机关职务行为错误的具体理由,以引起决定机关的重视,启动审核程序。

    九、违法限制出境属于国家赔偿范围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出境是否属于国家赔偿范围的复函》(〔2013〕赔他字第1号),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对于因违法采取限制出境措施造成当事人财产权的直接损失,可以给予赔偿。

    详情请参看:

    1、中国扩大出境限制 强化思想管控还是防止资金人员外逃?
    https://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ehui/kw-restriction-going-abroad-10072024145445.html

    2、最新报告“困于笼中:中国日益泛滥的限制出境问题”
    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zh-hans/node/599

    3、华日报道中国限制出境案例:欠七千美元债务就可能被限制出境
    https://rfi.my/ATZW

    4、关于对因私护照(通行证)进行集中收缴的通知
    https://www.jlufe.edu.cn/info/1046/4745.htm

    5、中共收缴护照严控公职人员出国
    https://www.tuidang.org/2024/06/13/698496/

    6、限制出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90%E5%88%B6%E5%87%BA%E5%A2%83

    7、关于加强失效因公护照管理工作的通知
    https://www.sport.gov.cn/gdnps/html/zhengce/content.jsp?id=25531555

    8、中国的限制出境日趋严重,甚至有人因此乘坐水上摩托车逃离
    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zh-hans/node/639

    8、新疆收缴居民护照统一保管引发争议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6/11/161124_xinjiang_passport

    10、湖北省外交护照、公务护照和公务普通护照收缴管理实施细则
    http://wqj.jingzhou.gov.cn/z/zhengwuzhongxin/zhengcefagui/2017-02-07/99.html

    11、【过期】因公护照收缴情况通报
    https://wb.beijing.gov.cn/home/wswm/crjxx/qzxx/qztz/202006/t20200612_1923689.html

    12、民事诉讼及执行程序中限制出境及审查规则
    https://www.sohu.com/a/673594718_120677543

    13、民事诉讼中限制出境措施的若干实务问题
    https://www.faxin.cn/lib/flwx/FlqkContent.aspx?gid=F93338

    14、被限制出境后有何维权救济路径
    https://www.dehenglaw.com/CN/tansuocontent/0008/029442/7.aspx

    15、护照领取及收缴管理
    https://wb.fujian.gov.cn/ywxx/ygcg/hzlq/201912/t20191223_5166549.htm

  • 生活于“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极权之下的劳苦大众

    (编者按:当中国大陆南方洪灾与北方旱灾交织之际,中国政府给出的救助,到每个受灾民众头上或田亩上只以几毛钱计时,网民却发现中共当局大笔援外,于是网络怒声涛涌。然而,翻开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不难发现这种“宁赠友邦,不予农奴”是由来已久的常态,而更远追溯到专制王朝满清,便存有慈禧太后这句名言。可见,中国人民若不能摆脱专制极权统治,企望政权真正关心爱护民众,真正救灾济民,那只能是痴人说梦。所以,民众将属于自己的权利争回来,才是保证自己免于灾荒的根本。)

    一、赠斐济3亿美元修路,救河南3千万人民币旱灾

    6月24日据斐济的一家新闻网站《斐济村》(Fiji Village)报道,为了促进斐济瓦努阿莱芜岛的道路项目,中国政府向斐济政府赠款3亿美元,帮助斐济人民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经济发展。

    河南大旱受灾人口和面积比斐济多数十倍,财政下拨救灾款3千万元人民币抗旱,落实到河南耕地,每亩能分到时0.3元,根本就是杯水车薪。3亿美元可是相当21.9亿人民币呀,够河南农田统统贴瓷砖了。

    另据6月20日央视网消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6月19日紧急预拨3.4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地方做好防汛抗旱及地质灾害救灾工作。

    大家需要看清的是,这是在中国整个南方十几个省市发生严重洪灾情况下,两部才“预拨”3亿多人民币,也就是最后到灾区多少上天才知道。而在受灾面积达近半个中国之广,人口达数亿之多下,这个3亿救援,实在是杯水车薪,摊到受灾人头,每人不知有几毛钱。相对斐济地窄人少的3亿美元赠助,那真是天壤之别。

    二、甘肃地震撕下的赈灾与脱贫遮羞布

    甘肃地震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消息称,截至2023年12月22日8时,甘肃积石山县18日发生的6.2级地震已导致148人死亡、超过22万间房屋损毁、14万人受灾。

    由于中共一向隐瞒真相,实际伤亡人数可能远超官方发布的上述数字。

    地震之后,许多灾民在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极寒天气里生活困难,缺衣缺食缺帐篷。 而被地震摧毁的一座座没有水泥钢筋的土坯房,揭开了当地真实的贫穷面目。

    “今日头条”20日发布题为“甘肃地震我们看到了西部贫困现象这也是真实的中国”一文称,甘肃灾区农村全部是土坯和砖头垒的房子,哪能抗一点地震?“我们为遇难者感到悲伤,更为活下来的人感到担心。”

    微信公众号“兵叔聊事”21日在题为“甘肃地震揭开农村贫穷真面目,谁在欺骗谁?”一文中称,甘肃地震震惊了全国,“看着那些被地震摧毁的土房子,我们感到无比的心痛。”

    在灾区,还有灾民的住房水平停留在上世纪80、90年代,甚至50、60年代,但在当地官方的数据中,一定是所有农村人口均已脱贫、发展形式一片大好。

    文章询问,在欺骗谁?“退潮后,方知道谁在裸泳。”新农村建设已经喊了多年,经过数年的扶贫后,为什么灾区依然看到如此贫穷的农村?

    甘肃积石山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官网发布消息声称“紧急拨付救灾资金200万元人民币”。

    但在“以巴冲突”发生后,10月26日,中共党媒报导,当局在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100万美元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将再向加沙地带提供1500万元的食品、药品等紧急物资援助。

    在X社交平台上,网民纷纷批评中共“宁予外邦不予家奴”。也有网民发帖质问:“共产党把自己的灾民当成什么?尸体吗?你们见过哪个国家的政府这么无耻的吗?”

    还有大量网民发图文批评中共的“脱贫”全是谎言。有网民表示:“甘肃农村一场地震,让我们看到中华大地仍存在类似阿富汗的贫困地区。”也有人说:“一场地震把中共的遮羞布拉了下来。”

    网民“老司机”发文说,“这次甘肃地震又扒开了猪头的脱贫攻坚战,取得完满胜利的谎言,为什么不让外国及台湾地震救援队来中国?怕露馅啊!看看这些图片,惨状连小粉红都难以置信了。‘中国崛起’从来都是虚假口号,现实的中国到处都是破绽!”

    网民“大雄的微笑”也发布地震现场的视频说,电影《隐入尘烟》中的真实甘肃亮相世界! 网民“悉尼闲人”表示:一场地震震碎了“全面脱贫”的春梦、抖出了“全面小康”的笑话。它震出了西北地区的贫穷落后,也震出了小老百姓真实的生活水平。他继续说:“没有水泥、没有钢筋,也没有什么地基。只有土坯、砖头和瓦砾。这算是一个正常的房子吗?”

    网民“爰得我所”表示:一场地震,打脸中共“全民脱贫”谎言:土坯房,贫瘠地,灾民裸身而逃(无睡衣)……欧美日韩纷纷慰问甘肃地震灾民,而中共的“朋友”俄朝叙委等毫无动静,再次打脸共匪的敌友不分。

    中共是如何实现全面脱贫的呢?一位体制内的李姓官员对新唐人说,中共脱贫主要有四大戏法:一、降低脱贫标准;二、数据造假;三、突击慰问;四、野蛮封嘴。

    三、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共对外援助

    翻看历史,不难发现这种“宁赠外邦,不予家奴”是中共一贯作派,早在三年大饥荒时期,就宁愿看到国民大规模饿死,也不救济,却将大批粮食援助他国。

    中共在1980年代以前将大饥荒归咎于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4000万左右人。历史记录显示,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严重的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大饥荒完全是中共造成的彻底的“人祸”。

    中国政府在三年困难时期仍然大量进行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例如,据最新解密的外交部档案记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1965年5月10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又如,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外交部解密档案里,1960年除了对几内亚的援助外,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援助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

    除了对外援助,困难时期的粮食出口情况也逐渐被披露。1960年1月,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访华,中国给了6000万美元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1961年1月,中国和苏联分裂,中国希望阿尔巴尼亚帮忙骂苏联的赫鲁晓夫,给了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

    另据资料披露,1959年和1960年两年净出口合计680万吨粮食,按当时全国6.7亿人平均一下,不过人均20斤粮食,每人每天省5.5钱就出来了,确实是一小口而已,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想过没有,680万吨粮食,该是多少人的口粮?1960年《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定量标准的指示》规定,农村口粮最低可压到每人每年300斤原粮以下,丰收地区最高不得超过每人每年400斤。我们就按最高标准算,680万吨相当于3400万人一年的口粮。用得恰当的话,这680万吨粮食足足可使3400万人免予饥饿,让他们饱饱地吃一年!

    在国民遭受巨大饥荒时,中共当局还拒绝外援:

    中国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惨剧后,苏联政府闻讯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赫鲁晓夫兴冲冲地让苏联驻中国大使向周恩来沟通,准备就援助中国事宜与中国协商。周恩来与苏联驻中国大使谈话后向毛泽东汇报,被毛泽东一口回绝。

    美国人再三表示,他们的500万吨小麦的援助计划,是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甚至硬通货的支付方式,也可以在情况好转后再兑现。中方仍然拒绝,并转达了毛泽东的建议:如果美方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愿意勒紧裤带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麦。

    四、当下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20年表示,中国约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民众,平均每月收入为人民币1000元左右。而根据法律资讯网站“华律网”资讯,2022年,中国贫困户一年的补助是150元至1200元,依居住地区不等。

    据研究中国国情机构披露,中国还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其中2.8亿人的月收入远远少于1000元,只有537元,折合美金为每天2.53美元。他们每天的生活消费支出低于2美元,以联合国确定的每天生活消费支出1.9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为基准,这2.8亿人实际是在国际贫困线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总收入在不断增长,但贫富悬殊巨大。据北大2016年初发表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披露,中国约三分之一的财富被1%的顶端家族占有,而底层25%的家庭仅拥有社会总财富的1%。基尼系数(指国际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从八十年代初的0.3已增大到0.45以上的警戒线,当下的情况比五年前更严重。有人调侃道,中国120%的财富被2%的人占有,而98%的人则占有负20%的财富。

    五、近年来中国援外情况

    2021年前近四年,中国合计对外援助达到60365亿元人民币,其中,对俄罗斯援助款是4000亿美元,委内瑞拉650亿美元,印尼500亿美元,拉丁美洲1180亿美元,巴西100亿美元,厄瓜多尔120亿美元,非洲600亿美元,安哥拉74亿美元,中东国家550亿美元。

    如果中国对外援助资金平均分配给国内3000家上市公司,每家可获得20亿元人民币。如果贷给国内小微企业,可以彻底解决全部1000万户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平均每户60万元人民币。如果用于“三农”,可以一次性实现全部一亿农民的小康目标,平均每户6万元人民币。如果平均分配给每个中国人,每人4378.28元人民币。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2013年公布“一带一路”倡议后,迄今已对约163个国家投资超过8430亿美元,在当地的合作基础建设,包括了非洲和中亚多个国家。不过,国际发展研究室AidData去年就曾披露,中方“一带一路”项目让穷国背负高达3850亿美元的隐性债务。

    2022年8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上月宣布,将免除非洲17个国家共23笔对华无息贷款债务。当局虽然没有公布这23笔债务涉及的金额,但中国网民就对此表达不满:“经过房奴、卡奴的同意了吗?!”

    六、中国民众对中共大笔援外的反应

    “国家拿人民的钱,送给外国去,本国人根本不管。国内的不管,给外国大把大把送钱去。老百姓管不了。”吉林省四平市的一位居民听闻后对媒体如此说。

    这位居民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高龄80多岁的他每年需要花费3到4万元在医疗费上,但当地政府对于高龄民众的补助却很有限,他甚至听闻有民众穷困潦倒而被逼上绝路的例子。“有好多家庭困难、看不起病,这些医院都不给人看病,因为有些人(缴)不出钱。政府干脆不管。就说钱没地方出,没有钱,国家经济困难,钱不给。”这位居民说。

    自由亚洲电台为此在推特上征集民意。有网民表示,中国对外大撒币,对于北京政府来说十分值得,能收买许多非民主政体的独裁者,换得在国际组织对自己有利的投票,甚至使民主自由的国家“乖乖闭嘴”。不过也有网民表示,百姓就没有公共事务参与话语权,“一切权力归人民”那是官员讲稿和影视的表演,在中国,共产党权力支配一切。

    在湖南时政评论人士郭先生的眼中,中国如何将钱送出去,不是老百姓说了算。“对外几千亿就这样送出去,作为免贷也好、无息贷款也好,要的就是国际社会的认可……。(国内)老百姓过得好不好,不重要。”郭先生说,“这个钱它(政府)认为是它的钱,要怎么花不用征得老百姓同意。在它们(政府)心目中,我们就是韭菜。”

    2018年8月孙文广对美国之音说,现在国内穷人非常多,有的看不起病,有的没法养老,有的上不起学。这种现实之下,还去外面撒钱,本身就会激起民间的反弹。再者,你去外面投资,但对外部的情况又并不熟悉。国外很多国家情况复杂,而且很多也在民主上出问题。再加上,中国出去投资缺少经验,缺少市场经济的头脑,很多投资都可能会舍本而归。比如,高铁项目,国内也都没有几条高铁在赚钱的,你还建到国外去,人生地不熟,能赚钱吗?……

    北京独立时评人胡佳说,中共官媒在习近平出访过程中高调宣传习近平出访一系列国家所结出的“硕果”。而我们能看到的“硕果”无非是那些国家很欢迎中国去他们那里金元外交,把成百上千亿的资金投在当地。而正好就在他金元外交的过程中,中国国内爆发了“假疫苗”事件,以及有些地方提出要推迟养老金的发放。诸多国内问题都暴露出一个明显的缺口,就是国内的资金紧张,许多老百姓没有在民生方面得到基本的保障。最近的高温暴雨让多地全面受灾,而在这种时候,习近平却向外撒掉三千亿人民币。汶川地震的时候,中国老百姓倾囊相助也才捐了几百亿人民币。现在中国又面临各种社会问题,但习近平却把大把的民脂民膏向外撒出,所以国内已经怨声载道。

    七、中共对外大撒币对内人民生死不顾的病根

    有时事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党魁大撒币症的病根:

    第一种观点认为是自卑症,怕人家看不起。习的心里有阴影,总认为一百年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中国受人欺负,现在富起来就该显摆。十九大上,习提出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人类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都是自卑症的表现。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狂妄症,也就是暴发户的心理。以前穷,被人看不起,现在有钱了,就该扬眉吐气。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曾发表演讲,他要解决人类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但西方人听不懂,觉得习脑子出了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只有上帝能够解决。

    还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习并不傻,而是非常精明。他撒币的目的是洗钱,把原本属于全体纳税人的钱转移到自家人和红二代的腰包里。中共援助,一般都不是现金,而是项目,钱直接打给太子党开办的跨国公司账户。他们会留下大部分,然后再把工程转包出去。所以援外其实就是洗钱。

    有作者认为,习近平撒币症的病根是妄想症。习近平想成为世界领袖,组成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对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大撒币的原因是他想学毛泽东拉拢、收买亚非拉第三世界。一句话想当世界穷国的头。习近平是个有抱负的人,尽管他志大才疏。他的思维还停留在毛泽东的疯狂时代。

    在那个荒唐的时代,中国人被活活饿死几千万人,毛泽东向越南、阿尔巴尼亚、朝鲜、非洲各国、东南亚、巴基斯坦、埃及······很多国家撒了几百亿、近千亿美元。当年的几百亿上千亿美元在货币不断贬值的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至少是几万个亿美元了!毛泽东统治二十七年,勒紧了中国人民裤腰带向世界大撒币!毛泽东以饿死五千多万中国农民的代价向全世界大撒币!但毛泽东做梦也没想到,他的红卫兵习近平撒币比他更猛,简直就是撒币中的战斗机。

    八、医治中共“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痼疾的单方

    研究人士认为,医治中共对内漠视民疾,对外大撒币的病症,大处方是实行分权制衡的宪政民主制度,小处方是预算民主。北大法学院张千帆教授认为,在西方,让代表不同选民利益的议员组成的议会决定预算,才能保证国家的财政预算体现不同选民的利益和诉求;而在中国,没有人民代表大会的实质性参与,政府财政不可能有效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根本利益。西方议会和宪法是有牙齿的,而中国的人大就是橡皮图章,宪法就是共产党的赞美诗。习近平拥有超越宪法的权力,自然可以为所欲为,但一旦实行预算民主,钱袋子就从习近平的手里转移到了人民手里。习手上没钱自然撒不了币,装不了阔,炫不了富。

    习近平的撒币症是中国老百姓最痛恨的,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勤俭节约、量入为出,所以撒币症与中国文化无关。时寒冰先生在文章《血色奢华》中写道:我不知道这种奢华的张扬到底要表达什么,但我知道,这些费用,足以让全国所有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回到校园,圆他们含泪的求学之梦;但我知道,这些花销,足以让全国所有无依无靠的老人,得到最基本的养老保障,使他们不再生活在恐惧不安的阴影之中……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如此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让它们像幻影一样,散向无尽的黑夜。当然,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在恐惧无助、无保障、无尊严中,能够自豪地挺起胸膛——再没有比愚昧更好的庇护伞。

    当掌舵者一次次地向世界送去巨额订单,把金钱外交发挥到极致,不知道是否想过,爱护自己的国民,让他们生活在富足、平等、自有、尊严的法制化的环境中,激起内需的力量,更能促进一个经济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而民众也应该从一次被遗失的灾难中认清,只有自己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利,才能真正促进政权回到保护自己利益,救民于水火的正当位置。

    详情请参看

    1、中国向斐济免费提供3亿美元,帮助改善道路设施
    https://www.163.com/dy/article/J5DDA3HE055612JK.html

    2、甘肃地震揭穿中共全面脱贫的造假谎言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12/22/n14141803.htm

    3、"大撒币"究竟花了多少钱?中国民众不满贫困无助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cm-09122022131114.html

    4、三年大饥荒中国粮食对外援助与进口
    https://bbs.wenxuecity.com/mychina/993304.html

    5、60年代中国对外援助:援助阿尔巴尼亚100亿
    https://news.haiwainet.cn/n/2016/0205/c3541083-29623813.html

    6、三年大饥荒时,毛泽东拒绝接受美国粮食援助(图)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10/10/02/370580.html

    7、大饥荒时中共出口136亿斤粮够3400万人吃1年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7/2/17/n8822378.htm

    8、解密时刻:大饥荒-谁骗谁?(完整版)
    https://is.gd/GRfdRp

    9、大撒币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space/%E5%A4%A7%E6%92%92%E5%B8%81

    10、研究:北京给了其它国家多少援助资金?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business-41579400

    11、张杰:习近平的大撒币
    https://yibaochina.com/?p=240406

    12、时事大家谈:国内愤慨国外猜疑,撒币外交为何不得人心?
    https://is.gd/JncOER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援助
    https://is.gd/AiF22h

  • 中国严重的校园霸凌犯罪揭示着极权体制的罪恶

    (编者按:连日来占居热搜高位的河北邯郸三初中生残杀同学事件,再度引发人们对校园霸凌犯罪情况的讨论。校园霸凌犯罪在世界各地都有,但如中国这般高发而普遍存在确属罕见。究其根由应是等级特权弱肉强食的极权体制,造就了等级特权的社会心理及以强凌弱社会风尚,进而浸染出学龄少年霸凌逞凶显能习气。因此,要扭转中国校园霸凌严重状况必须改变极权体制,根植普世价值,形成包容异己敬畏生命风尚,养成尊重人权平等博爱习气。)

    一、邯郸极端校园霸凌犯罪案——三初中生残杀同学

    据央视新闻报道,3月17日,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联合工作组发布情况通报:3月10日,邯郸市肥乡区初一学生王某某被杀害。案件发生后,肥乡区公安机关立即开展侦破工作。3月11日,涉案犯罪嫌疑人被全部抓获,现已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司法机关将对犯罪行为依法予以惩处。

    网络披露更多细节:3月10日,邯郸三名初中生将同班同学王子耀骗至蔬菜大棚内,将其活活打死后将遗体填埋于坑内,最后用铁锹残忍敲碎死者面部。警方称,初步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案件,三名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意极大。为了掩埋尸体,他们先后两次在废弃大棚中挖坑。

    另据网络消息称,犯罪嫌疑人在残暴杀人后表现得异常冷静,该吃饭吃饭,该上课上课,等到警方上门时还躺在床上玩游戏,全程没有慌张,甚至通过撒谎误导刑侦方向,心理素质极佳。

    有家长发信息说:这个被杀的孩子是我儿子的同学,他挨欺负的事班级同学都知道,这三个小孩总找他要钱,不给钱就打。这三个小孩是学校的一霸,被他们欺负的学生远不止这一个孩子。没想到这回搞出了人命,真是太令—-

    三人的卑劣行径引来网友的集体愤怒,人们感慨“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

    二、触目惊心的校园霸凌犯罪

    据调查研究中国校园霸凌犯罪报告显示,中国各地校园霸凌的比例不低,且地区间有较大差异。Cheng等研究者(2010)在2003年对北京、杭州、武汉和乌鲁木齐的九千多名中学生进行了调查。25.7%的学生报告曾在过去一个月遭到霸凌,其中有10%的学生被霸凌的时间超过20天。其中,北京市的校园霸凌比例相对较低,为20%,其他三座城市的比例在32%左右。

    Wang等研究者(2012)在2009-2011年对广东省四座城市八千余名中学生的调查显示,20.83%的学生报告曾经历霸凌。其中18.99%的学生是受害者,8.60%是霸凌者,6.74%既霸凌别人也遭受霸凌。

    中国人民大学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中,有2013-2014年对全国随机抽取的28个县区112所学校约2万名七年级和九年级初中生进行的调查。调查中,约有11%的学生报告,在其最好的五个朋友中,有打架情况。

    Zhu和Chan两位研究者(2015)对西安市三千多名15-17岁中学生的调查发现,54.9%的学生过去曾受到过霸凌,其中44.6%的学生在调查前一年遭到霸凌。另外,对校长的调查显示,19%的学校在调查前一周发生了至少一次学生打架斗殴事件,约6%的学校发生了校内或校外的帮派活动。约19%的校长认为,学校所在社区有很多青少年不良行为。64.55%的校长认为,学校所在社区的青少年不良行为减少了,28.18%的校长认为比例变化不大,7.27%的校长认为比例增加了。

    从知网上搜索与校园欺凌有关的文献发现,中国最早关于校园欺凌的研究出现在2002年,但2002年至2014年的论文数量基本无增长,呈现平稳趋势。2015至2022年论文数量增加显著,呈急速增长趋势,且2016年校园欺凌研究成果是2015年研究成果的10倍之多。由此可见校园欺凌问题是近几年出现的一个热门话题,且热度持续升高。

    为全面了解校园欺凌现状,2019-2020年,华中师范大学教育治理现代化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在我国山东、广东、湖南、湖北、广西、四川等六省进行实地调研,分别对省会城市、地级市及县级市的中小学进行抽样调查,样本涵盖东中西部地区130余所中小学的1万余名学生,问卷中对校园欺凌有关内容进行了专项调查。

    课题组对全国六省的调查数据显示,校园欺凌的发生率为32.4%。与以前其他课题作的调查相比,课题认为,近年来校园欺凌发生率总体呈降低趋势,但发生率仍旧偏高。

    与2017年中国应急管理学会校园安全专业委员会的调查报告相比,课题组认为,各形式的欺凌行为发生率有所降低:关系欺凌发生率为10.5%、语言欺凌发生率为17.4%、身体欺凌发生率为12.7%、网络欺凌发生率6.8%。

    同时,课题组调查结果显示,校园欺凌的“恃强凌弱”特征愈发明显,且父母在欺凌的发生率中影响显著。

    在学生个体特征上,流动儿童欺凌发生率与普通儿童相近,但留守儿童受欺凌的概率显著高于普通儿童。课题组分析,留守儿童缺乏父母日常照料,在校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容易遭受欺凌。由于青少年时期的男生精力旺盛,多存在“拉帮结派”现象,男生的欺凌发生率显著高于女生,身体健康、成绩较好的青少年受欺凌的概率更小。

    在学生的家庭特征上,父母离异或再婚家庭子女受欺凌概率显著更高,而丧偶家庭子女受欺凌概率相对更低。课题组分析,大多离异或再婚家庭背后的原因是父母情感破裂,其子女往往缺乏某一方关怀,父母支持相对较少,因而更易遭受欺凌,而大众对待丧偶家庭子女往往持有“怜悯”“关爱”等心境,因而其遭受欺凌的概率更低。此外,父母学历越高、家庭经济条件越好的家庭,子女遭受欺凌的概率越低。

    总的来看,校园欺凌事件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成了更易遭受欺凌的对象,给其身心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再据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2023年6月1日电,最高人民检察院当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2)》(以下简称《白皮书》)显示,从2020年至2022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分别为37681人、55379人、49070人,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分别为54954人、73998人、78467人,总体呈上升趋势。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占比上升。2020年至2022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14至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分别为5259人、8169人、8710人,分别占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总数的9.57%、11.04%、11.1%。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着中国学龄儿童校园犯罪严重情况。

    还有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课题组2020年至2022年针对3108名未成年学生的调研显示,53.5%的学生遭受过校园欺凌,其中占比较高的现象包括东西被偷(52.8%)、被取笑或捉弄(37.2%)、被辱骂(33.7%)、遭教师体罚(28.3%)、东西被人故意损坏(20.2%)、被人歧视(19.1%)、不许上课(15.4%)、被人孤立排斥(14.1%)、受到暴力威胁或恐吓(13.2%)等。

    “面对这些校园欺凌,63.6%的学生一旦发生就会向老师、校领导或家长报告,也有8%的学生隔1天至3天再报告,4.7%的学生隔一段时间再报告,20.3%的学生如果再发生同样的事情再报告,1.5%的学生会等别的同学身上发生再报告,还有1.9%的学生从不报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负责人、副研究员张晓冰告诉记者。

    三、校园霸凌的严重社会危害

    校园欺凌指受害者被一个或多个学生故意、反复、持续地作出负面行为,对受害者造成身体上及心理上的伤害或不适应。是中小学生之间经常发生的特殊攻击行为,可分为关系欺凌、言语欺凌、身体欺凌、网络欺凌等形式。

    校园欺凌,不同于发生在学校里的短暂暴力行为,而是一种“长期的、持续的、隐秘的、难以直接察觉的”精神伤害,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施暴者通过欺凌发泄心中的怨恨,以此消除自身挫折感,或是利用暴力行为证明自己的存在,获得成就感;而受害者往往不知道如何求助,一些孩子被欺负后不敢吭声、反抗,害怕欺凌者实行报复,同时也不想惊动家长,把事情闹大,可越是这样越容易被欺负。


    (校园霸凌)

    校园霸凌对中国社会的严重影响,可以从庞大的在校中小学生数量看出。中国大陆2020年0-5岁儿童9443万人,6-14岁义务教育阶段儿童1.59亿人,15-17岁高中学龄儿童4427万人。

    2021全国小学招生1782.58万人,在校生1.08亿人,毕业生1718.03万人。全国初中招生1705.44万人,在校生5018.44万人,毕业生1587.15万人。2022年,高中阶段在校生2713.9万人,较前一年增加108.8万人;招生947.5万人,增加42.6万人。全国共有中等职业教育学校9752所;在校生1784.7万人,招生650.8万人。

    由上面统计的数据可知中小学在校人数近两亿人,如此占居中国总人口七分之一的学生,在校园的健康安全情况显然直接关系着中国社会整体的安全。

    学校学生心理状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校园状况。《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有关数据表明: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17.2%,重度抑郁7.4%。高中阶段重度抑郁的检出率在10.9%-12.5%。这意味着高中生的重度抑郁高达十分之一以上。《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指出,约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其中4.0%的青少年属于重度抑郁风险群体,10.8%的青少年属于轻度抑郁风险群体。

    202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健康时报、抑郁症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布《2022年中国抑郁症蓝皮书》,蓝皮书通过用户调研、文献研究、专家评定分析等方法,汇聚分析大量数据,数据表明:中国抑郁症人数9500万,每年约有28万人自杀,其中40%患有抑郁症,抑郁症复发率高达72%。在抑郁症患者群体中,50%为在校学生,其中41%曾因抑郁休学,有46%的抑郁症学生没有寻求任何帮助。其中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

    还有青少年高自杀率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中国校园儿童面临的严重问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1年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中国17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中,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心理行为问题的困扰。研究数据表明,青少年的自杀率要比成人高出近3倍,且大约60%的青少年自杀事件与抑郁症有关。

    《生命时报》等诸多媒体报道,“据北医儿童发展中心发布的《中国儿童自杀报告》,每年约有10万青少年死于自杀。”青少年自杀者中,中学生约占51%,亦即有5万多个中学生自杀身亡,主因就是抑郁症。

    以每年5万多个中学生自杀身亡计算,平均到每天就是137个中学生自杀,每个小时就是近6个中学生自杀,也就是每10分钟有1个中学生自杀。这是不是非常严酷的现实。

    从庞大的在校学生基数及其居高的抑郁病患与自杀率,都显示着中国学龄儿童在校园面临着严重的问题,而其中校园霸凌犯罪显然就是直接而重要的因素。

    校园暴力危害巨大,并具有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校园暴力具有复杂性和隐蔽性,受害者可能受到威胁而不敢向老师、家长和有关部门反映,甚至会发生反复遭遇暴力的现象,造成严重后果。分析发现,校园暴力的恶劣影响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

    (1)严重影响青少年的正常学习生活。遭遇校园暴力侵害的青少年往往会长期生活在暴力的阴影中,导致学习成绩严重下滑,有的甚至不得不进行治疗或 者休学。

    (2)降低未成年人的安全感。众多调查研究均表明,校园暴力事件对青少年造成了一系列的心理健康影响,主要包括“安全感大大降低”“做事更加谨慎”以及“不敢轻易相信他人”。广州市的调查数据显示,由于近期发生了多起校园恶性伤害事件,82.9%的受访学生对自己的安全也感到担忧[5]。

    (3)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养成。研究表明,校园暴力对包括施暴者、受害者、旁观者等所有的相关群体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校园暴力中的受害者往往会具有消极的自我认知,缺乏自信,对自己的智力与社会交往能力的评价与同龄人相比偏低,这种对于自信心与自尊心的影响往往伴随终身,可能会出现自杀倾向或报复社会倾向。而施暴者往往表现出盲目的优越感,缺乏理智,脾气暴躁且易怒,严重者会导致心理扭曲甚至心理变态,形成成年后的稳定心理特征而诱发犯罪。校园暴力还给旁观者带来了负面的示范效应,一些旁观者会采取娱乐或者模仿的行为。

    (4)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校园暴力在严重影响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埋伏下巨大的社会隐患的同时,对社会价值观和社会秩序都具有相当大的破坏性,受到社会包括各类媒体的高度关注。

    四、导致校园霸凌犯罪原因及破解困境

    众多研究机构通过调查分析校园霸凌犯罪,归纳校园欺凌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家庭教育不当
    2.监护缺失
    3.有些孩子攻击性强
    4.学校教育存在问题
    5.青少年不宜场所违规运营
    6.网络媒体上充斥着不健康的文化资讯

    2019-2020年,华中师范大学教育治理现代化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总结破解校园欺凌面临四大困境:

    (一)法律界定之“空”

    法律是保障公民基本权益的武器,亦是依法治校的根本依据。当前我国针对青少年保护的法律主要有三部:《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义务教育法》,但其中都未明确界定校园欺凌。

    有位全国人大代表曾言,当前校园欺凌事件频发的原因主要在于立法的缺失,正因为现行的相关法律中没有就校园欺凌问题进行明确的界定,以及相关预防和惩戒机制的缺失,最终导致群殴、辱骂、威胁等形式的校园欺凌事件频频在校园内上演。

    课题组分析,这一方面是由于法律尚待完善,但另一方面也因为校园欺凌难以监测,不好界定。青少年活泼好动,与同龄人之间经常产生细微矛盾冲突,这种冲突只有产生相应特征后才会转化为欺凌,由于没有专门的核定标准,相当一部分学校只是将欺凌视为普通矛盾进行处理,且欺凌行为中语言欺凌发生频率最高,不仅难以界定,更难以进行监测。

    今年,教育部在官网就校园欺凌提案答复称,将从法律层面建立校园欺凌防控机制,学生欺凌防治有关内容已纳入相关法案修订草案之中。

    (二)法制观念之“薄”

    校园欺凌频频发生且难以破解怪象的另一原因在于学生法制观念的薄弱。

    课题组分析,欺凌行为多发生在10-16岁的青少年群体中,由于未成年学生群体阶段性发育的特点,他们的心理发育与生理发育通常会出现短暂失衡的状况,导致心理成熟的程度不足以支配和控制其身体的行为。因此,他们经常会出现遇事不冷静,易冲动、易爆发的情况。且此阶段学生往往专注于课堂学习,普法教育严重短缺:一方面,欺凌者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构成欺凌,或是内心清楚但不以为然,认为自己还只是学生,最了不起的惩罚就是不读书罢了。往往在他们的内心中,“欺凌成本”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殊不知他们已经在触碰法律的红线了。另一方面,受欺凌者在遭受欺凌时通常会不知如何处理,加之欺凌者往往会威胁其不允许告知教师或家长,出于内心的恐惧及法律意识的淡薄,陷入了越不敢说就越容易被欺负的“欺凌陷阱”。课题组的调查数据显示,遭受欺凌后选择“藏在心里”的学生经常遭受欺凌的概率为45.2%,而选择“跟父母说”的仅占比11.7%,“跟老师说”的仅占比14.3%。

    (三)教师惩戒之“困”

    与其他欺凌事件不同,校园欺凌主体大多为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均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保护范围之内,且欺凌行为存在着“界定难、取证难、处理难”问题,难以进行刑事或者行政处罚,依法只能予以训诫。

    学校在面对欺凌事件时,处于政府部门与家长之间的“夹心”位置,同时承受两方面压力。由于缺乏教育惩戒权,缺少法律顾问和专职心理教师,学校欺凌治理权能有限。一方面部分教师出于班级团结、工作绩效或学校声誉考虑,不及时上报校园欺凌事件,造成校园欺凌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由于欺凌事件的处理缺乏法律依据,稍不注意便会造成“惩戒滥用”,教师也不能打学生,如果教师打了施暴者学生,那么他的父母会认为老师滥用权力,而当学校遇到此类事件时没有惩处的标准,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进而陷入惩戒之困——尽管《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规定,应当给予欺凌行为严重惩戒,给予了教师一定的惩戒权,但对于具体的欺凌行为定义及惩处仍有待完善。

    (四)校外教育之“缺”

    课题组调查数据表明,校园欺凌多与原生家庭具体状况存在关联,家庭的干预能够显著降低校园欺凌的发生,但实际上家庭有关校园欺凌的教育严重缺失。

    学生的父母往往忙于工作,对子女的关心大多停留在学习成绩上。另一方面,家长通常会告诉子女在校“别被欺负了”,但是很少有家长告诫子女“别欺负他人”,往往只有子女遭受到他人欺凌后,家长才重视对子女的欺凌教育。

    此外,校园欺凌虽名冠“校园”,但其发生并非局限在校园内,校园周边亦为欺凌行为的高发地,但极少有校园周边的社会群体参与到欺凌行为的教育及预防之中,校园欺凌的校外教育严重缺失。

    五、破解校园霸凌犯罪的参考举措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治理现代化课题组提出校园欺凌治理的四字要诀:

    (一)排查用好“细”字诀

    教育部曾多次强调,各地应当“建立健全校园欺凌治理长效机制”,但部分学校处理校园欺凌事件经验不足,缺乏科学的排查工具和手段,且重视程度不够,导致校园欺凌现象时有发生。

    校园欺凌治理的基础在排查。课题组建议,细致的排查工作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其一,建立校园欺凌排查机制,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敦促学校开展各类自查活动,基于学校的自查结果进行复查,并开展不定期抽检。在排查过程中不能漏掉任何一个可能被欺凌的学生,形成专项调查报告并及时公布。其二,完善校园欺凌排查基础设施,在学校各处死角安装监控设备,引进智能监管平台,一旦监测到疑似欺凌行为的发生即刻发出预警,并留存现场监控视频。

    (二)惩处用好“严”字诀

    当前少年司法领域配套建设的缺位,导致发生学生欺凌时惩戒手段不多。未成年人保护和未成年人刑事惩戒之间缺乏过渡惩戒机制,由于不到刑事责任年龄,往往只能以当事学生道歉、学生家长民事赔偿等方式从轻处理,惩戒力度不够。校园欺凌的惩戒不严,导致欺凌行为发生的成本较低,无法加强欺凌者自身的顾忌。

    课题组建议,校园欺凌事件处理中必须确立“零容忍”原则和及时性原则。应明确规定学校和教师对任何校园欺凌事件必须予以解决而不能搁置或推脱,以保护学生合法权益和最低伤害原则为指导,建立校园欺凌治理的激励与问责机制,激发教师对校园欺凌治理的主动性。要求教师将欺凌事件细节及处理措施和处罚结果记录在案,同时向上级报告事件调查与处理情况。采取帮扶与严惩相结合的方式:对于情节较轻,并未对受害者造成严重影响者,应公开道歉、认真检讨并适当补偿;对于情节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学校应当予以停课、开除处分,并记录在个人档案之中,更有甚者必须坚决依法惩处。

    (三)预防用好“法”字诀

    校园欺凌的防治中应当树立“法治第一”的观念,但当前有关校园欺凌防治的法律层级较低,未细化有关责任,司法保障制度不够完善。

    课题组建议,应整合目前已有学校防治校园欺凌的规定,将其提升至专项立法。在反校园欺凌法的制定中,应包含立法目的、范围、基本原则,学校安全管理制度,家庭保护责任与义务,政府与社会的保护责任与义务,教师惩戒权力等。

    同时,课题组建议,可参考国外已有经验,建立监护人责任追究制度,完善司法保护制度,确立监护人的第一顺位责任,未到达刑事责任年龄的青少年,设立“社会劳动令”,要求其进行一段时间的社区劳动,其间进行感化教育。另一方面,应当大力科普法律法规,提升学生法律意识,将有关法制教育的课程纳入中小学的教育课程计划中。此外,制定防治校园欺凌政策时可加强对于弱势家庭背景学生群体的政策关注。

    (四)杜绝用好“合”字诀

    校园欺凌的治理任重而道远,杜绝校园欺凌也并非某一主体的任务,而应由社会各界联结,共创“无欺凌教育”,让每个孩子都生活在阳光之下。

    课题组建议,家长需要和孩子保持顺畅的交流和沟通,多关注子女在校日常,既要教导孩子如何在不舒服的环境下处理问题,也要让子女明白,必须为自己欺凌别人的行为承担责任。最新颁发的《家庭教育促进法》中特别强调了家庭在关注学生心理健康,预防校园欺凌的重要作用。而教师应以身作则营造公正、互相尊重的师生关系,在处理学生事务时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支持和引导学生开展积极、健康的同伴交往活动。学校要健全学生发展支持体系,为学生提供防范欺凌侵害的主题活动。社会组织可开展面向青少年的线上援助,既向受欺凌者提供问题解决方案及心理创伤治愈,力争减轻欺凌给学生带来的身心伤害,也向欺凌者提供心理援助——研究显示,欺凌者往往存在一定的情感缺失及心理障碍,为其提供援助亦是降低欺凌发生率的重要一环。

    此外,家庭和学校双方应当积极探索防范及应对机制,学校要发挥好主导者角色,通过家长学校、家长会、网络等多种途径将校园欺凌的早期识别、化解方法、事后干预等信息和资讯及时传递给家长。教师要及时与家长沟通学生在校表现,主动与家长商讨解决校园欺凌的对策。家长需积极主动地与教师合作帮助学生抵御校园欺凌的侵害。多主体联结共同治理,向校园欺凌说不!

    详情请参看:

    1、邯郸初中生被杀害案追踪:18日凌晨进行了尸检律师团队已现场取证
    https://news.cctv.com/2024/03/18/ARTIaliyQLiYQX3doNePb7QW240318.shtml

    2、低龄未成年人犯罪上升,校园欺凌和暴力犯罪下降,数据升降说明了什么
    http://news.cyol.com/gb/articles/2023-06/01/content_8EdzlxHW49.html

    3、调查称校园欺凌发生率为32.4%弱势群体更易受欺凌
    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1/11-01/9599235.shtml

    4、“我没挨打,却比挨打还难受”
    http://education.news.cn/20230529/ba2d0ab59c164f62befa8510db802978/c.html

    5、校园霸凌在中国有多严重,在全世界有多普遍?
    https://think.sina.cn/jujiao/doc–ifxzkssy0885066.d.html

    6、我国校园欺凌问题的研究现状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PaperInformation?paperID=50367

    7、中国每年约10万青少年自杀每天有137个中学生自杀
    https://wrchina.org/archives/15248

    8、中国教育和人口报告2022版
    https://file.c-ctrip.com/files/6/yuwa/0R70m12000ampy2gu4814.pdf

    9、2022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统计监测报告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12/t20231229_1946067.html

  • 梅西事件是极权主义的一出滑稽戏

    2月4日,美职联足球队迈阿密国际与香港联赛选手队在香港大球场进行了一场表演赛,由于迈阿密国际队的世界著名球星梅西缺阵,引发成为一场令世界目瞪口呆的闹剧,让全球看到了香港的全面崩坏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疯狂。

    自香港实施国安法以后,中共曾向世界承诺的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完全荡然无存,香港的法治、自由、公民社会这些过去赖以成功的基础纷纷土崩瓦解,人权状况急剧下滑,营商环境持续恶化,从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完全沦落为无足轻重黯淡无光的国际金融遗址。

    中共政权的极权主义本质决定了香港的全面崩坏状况。对中共来说,曾经对世界承诺的所谓“一国两制”不过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摆脱内政外交困境的产物,为了利用香港的资金、资源与西方的技术,而做出的权宜之计。中共从一开始对香港的态度就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也就是说香港从来只是中共的利用对象,而绝不会是为了什么香港的繁荣与香港人的幸福。

    在中共的极权主义崛起成为自由世界威胁的当下,在中共党魁习近平踌躇满志作出“东升西降”论的现在,香港曾有的作用与地位在中共的战略布局里已大为降低,而随着在2014、2019年香港持续的两场争取自由的民主运动兴起,香港的自由社会对中共统治的威胁已超过其对中共经济贡献,为了防止香港的民主运动对中国大陆的民众形成效仿效应,进而威胁到中共的一党专制统治,中共悍然在香港全面出击,以国安法为手段,让香港从曾经的万马奔腾变成现在的鸦雀无声。

    中共对香港的强力控制对香港声誉和国际商业形象造成前所未有的损害,这座昔日享有自治、开放的国际都会正逐渐转为“中国城市”。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外资持续外流,累积流出港股已高达1.05万亿港币,新加坡取代香港成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而根据香港入境处统计,过去三年从香港离开却没有返回的人数高达53万,严重的是,离开的人很大比例是学历高、有专业技术的香港各行业的精英人才。在英国统治下经历一百多年港人筚路蓝缕栉风沐雨才绽放出来的东方之珠,在中共统治下仅仅20多年就衰落如此,极权主义的危害可见一斑。

    极权主义的恐怖统治笼罩香港让其经济日渐衰退,俯首听命为虎作伥的香港各级大小奴才官僚挖空心思以“说好香港故事”为名,大张旗鼓做政治宣传宣扬太平香港是“亚洲盛事之都”,粉饰香港“由乱到治”,不断推出“你好,香港!”、“开心香港”、“夜缤纷”及“盛事经济”的表面文章以图增强香港的吸引力,却依然门庭院冷落,一个与中国大陆并无二致的石屎森林完全丧失了曾经的魅力。

    在此背景下,香港奴才官僚把世界球王梅西之行视为摆脱困境的绝佳机会,迫不及待地高度政治化这场普通的商业活动。在迈阿密国际队比赛前一天的2月3日,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文汇报》发表社论《放大梅西效应壮大盛事经济》,宣称“特区政府要和各界一起,共同放大梅西效应……为香港带来更多国际关注和美誉,更加稳固香港国际盛世之都的地位”,充分显示了极权主义政体企图用定型化、程序化的“重大盛事”包装其陈腐统治的政治意图。

    然而,由于赛事承办商并未与梅西签订合同,梅西因而缺阵后,引起了不明真相一心一意为球王而来的球迷的不满,同时梅西于球队赛后颁奖仪式时,绕过了香港傀儡特首李家超等港府官员的握手队伍,使急于政治化赛事脸上贴金夸耀管治成果的官僚的意图落空。已然烂到透顶成为极权看家走狗的香港官僚阶层在舆论压力下,转嫁矛盾把商业活动上纲上线操作为“辱华事件”,指责梅西不尊重香港、不尊重中国,煽动民族情绪,上升到民族感情的高度,以极其愚蠢的操作在公众面前上演了一场闹剧,显示了一个曾经开放、自由的香港今天之全面崩坏。

    梅西事件被推波助澜炒作为“辱华事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投靠中共成为既得利益者的香港权贵的横行无耻。操作梅西之行为“香港盛事经济”粉饰太平的主要操盘手是香港足总主席霍启山,是香港红色权贵霍氏家族的核心成员,其爷爷霍英东于朝鲜战争时向中共走私军火而发家,与中共建立密切的关系。霍启山其弟弟、霍氏家族第三代的霍启刚是全国人大代表、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香港立法会议员,霍氏家族已把培养、操作霍启刚成为未来香港特首视为首要目标。

    霍氏家族一直通过体育而进入香港政坛,梅西香港之行是霍氏家族“壮大盛事经济”为霍启刚积累政治资本的重要工具手段。在梅西抵达香港之前,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突然冒出无数吹鼓手,肉麻地吹拉弹唱霍启刚的“政治情怀”、“家教”、“朴素”,操作舆论为霍启刚争取政治筹码。在梅西缺阵把事情办砸了后,恼羞成怒的霍启刚为转嫁矛盾,先后在Facebook和微博发表长文批评梅西和迈阿密国际,“不能就此事作罢”,煽动民众煽动舆论裹挟民意,成为针对梅西个人网暴的最主要推手。

    在官僚与权贵的双重加持下,一个只不过是买票入场观众与表演赛主办方的消费权益之争的商业活动急剧上升至“辱华”政治事件,《人民日报》旗下的民族主义标杆《环球时报》更上纲上线为“有政治动机,香港有意打造盛事经济,有外部势力故意要借此让香港难堪”,人民日报旗下杂志《环球人物》还以“梅西老板和中情局有关”为题,声称“梅西个人故意得罪香港观众和中国人的可能性不大,执行老板旨意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中国官方正式宣布取消阿根廷足球队3月份在中国的足球比赛,疯狂的中国民族主义向全世界展现了其丑陋不堪的面目。

    梅西事件向公众展现了真实的香港与真实的中国。极权主义政治摧毁了真正的社会公共生活,其僵化堕落的体系必然把公共领域沦为闹剧或滑稽戏。梅西事件正是这样一出在极权主义中国、极权主义香港上演的不折不扣的滑稽戏。

  • 十年公开一场空 极权之下无法治

    12月11日,社交媒体上传出一份《关于建设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的通知》。该《通知》由中共最高法院办公厅2023年11月21日下发至各高级法院。官媒财新证实《通知》内容属实,并报导说财新从北京、江苏等省份不同层级法院的人士获悉,自2022年底以来,最高法院相关负责人已在多个内部会议上表示要建设“对内使用的案例库”,“把以前传到外网的文书统一传到内网”。据《通知》,“裁判文书库”拟于2024年1月上线运行,仅支持“全国法院干警在四级法院专网查询检索裁判文书”,律师、法学研究者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公众无法查阅,并称此新政策是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严格公正司法的具体要求”。

    “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的出台,意味着施行了十年,外界关注的“裁判文书网”将步入历史。中国裁判文书网是中共最高法院2013年建立的全国法院统一的裁判文书公开平台,,也是司法公开三大平台之一,社会公众也可以查询公开的裁判文书。截止2023年11月28日,中国裁判文书网访问总量107,554,030,277次,文书总量143,065,993篇,其中民事文书87,599,625篇、刑事文书10,012,767篇、行政文书3,031,263篇、赔偿文137,277篇、执行文书41,104,742篇、其它文书1,180,319篇。

    实际上,自2023年8月以来,全国各地法院便要求判决文书原则上不公开不上网,之前在裁判文书网上的判决书等也大量“下架”,从此以后生效裁判就不再向大众公开。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庭审直播网的公开数量今年也锐减。官方报导显示,今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研究启动建设人民法院案例库,履新四个多月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主持会议。案例库建设旨在落实习近平“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的指示。而据“财经E法“的报导,有法官透露,其所在法院正是在今年7月下发内部通知,“裁判文书原则上不必须上网了”。

    消息公开后,舆论一片哗然,公众是“一面倒”的质疑和反对声音。在财新的报导后边众多网友评论说:“可以想见这个系统的访问权限或者代查业务,将来甚至可能成为一种生意。”“依法审判公之于众不是应该的道理?”“内部查询?不管什么事,只在内部,就好不了。”“为什么不面向公众开放?现在的裁判文书网上的案例少之又少,基本上被媒体报导过的案件都查不到对应的文书,我试过几次了。”“不敢对外公开发布接受监督了,法治前景…”

    法律界人士认为,这是中国司法的倒退。有网友表示:“辛辛苦苦十余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还有网友说:“这是让裁判文书公开制度倒退20年”,有不少网友担忧:“这又会导致新的司法腐败”;有著名大学教授公开直言:“谁关闭裁判文书公开网,谁就是历史的罪人。包括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举办的“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制度研讨会”实录在内的多位法学专家的评论合集,在网络上获得网民大量转发表达对中国司法倒退的不满。

    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教授吴宏耀在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举办的圆桌论坛上表示,裁判文书公开是“审判公开”原则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明确了这一点后,一方面要思考何谓公众期待的公开;另一方面要研究如何维持这种公开。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在微博说:司法裁判文书不再规模性地公开,对法学研究与教育的影响可能还在其次。关键在于,裁判文书公开承载着法治的目标。司法本身属于裁断性的权力,除特殊情形外(比如涉及未成年人,涉及国家秘密等),对案件事实、裁判结果及相应理由加以公开,原是司法的必有之意。只有这样,才能通过个案的处理,向公众传达法规范作为行为规范的一般信息,从而避免类似的纠纷反复出现并不断涌入司法系统。换言之,通过法律的社会治理,只有通过法条与相应裁判的公开,才能有效地实现。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说:我感受的甚至不只是遗憾,而是痛心。裁判文书公开的意义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促进司法公正。司法裁判是“良心活”,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第二,提升司法公信。让人民看到,绝大多数判决是经得起检验的。第三,明晰法律规则。判例是法律的最好说明、行动的最好预测。第四,促进社会信用。法院裁判能够提供市场交易所需要的信息。第五,辅助领导决策。科学决策有赖于良好的“数目字管理”。

    伴随新闻带来的舆论持续发酵,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韩旭发表《吁请最高法院紧急叫停裁判文书转内网的做法》的公开信,呼吁最高法院紧急叫停裁判文书仅限内部使用的做法。公开信说,最高人民法院此举对中国法治的破坏不可估量。最高法院应当倾听人民呼声而不能一意孤行地开“历史倒车”。合乎民心、顺乎民意是赢得民众信任并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必由之路。面对网上汹涌澎拜的舆情,最高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行动积极回应。期待最高人民法院因时而动、因势而为,真正做守法的表率。作为国家的最高司法机关应当带头遵守法律而非以本部门文件代替法律执行,这样做给国人不守法带了个“坏头”,应予以纠正。连一个国家的最高人民法院都公然违法,又如何培养国人的法治信仰?又如何要求他们遵纪守法呢?

    有律师感叹在未来裁判文书不予公开的日子里,律师将无从查验各地法院裁判标准、赔偿标准,以及律师办案标准等,这让中国律师觉得唯有跟法官保持“良好关系”,才能获得法官公正判决。反之,律师很难代理案件。从事法律工作二十年的中国法律自媒体“烟语法明”发文警告,裁判文书不再对外公开,中国司法诉讼会跌回“关系时代”,十年一个轮回,裁判文书网即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只在内部掌握使用,标志着一个新的轮回开始。裁判文书不再公开,法官不必再担心自己的文书错误会被人时隔多年翻出来纠错,庭审中胡说八道的当事人不必再担心自己的失信记录会被其它人员或机构警惕,乃至行贿之人也不必再担心被人翻出来要求追究责任了……有人在哀嚎,有人在狂呼,有人在如释重负。

    “裁判文书网”即将被关闭引发的网民对中国司法大倒退的批评目前已经成为中国网络和社媒上遭审查封锁的敏感话题,部分相关文章在中国网络和社媒上被封禁。香港的凤凰网上有关劳东燕等几位教授的观点的两篇文章链接都被404,无法打开。网易网站上的《裁判文书网即将下线,公众将无法查阅!这意味着什么?》一文也被404。微信公众号“刑事正义”的文章《“裁判文书库”与“裁判文书网”的异同》,被微信以违规名义屏蔽。

    作者黑马诗语在其微信公众号“现实的模样”发表文章《裁判文书网,受不住,你就喊疼吧!》,文章说,“公正、公开”在忍受着疼痛的折磨,还有人想按住它,不让喊疼!疼了,如果不喊出来,时间长了,病就会加重,不是病死,就是病亡。死和亡,其实结局都是一回事,只是说法不同而已。为了避免法律的“公正公开”因病而亡,裁判文书网——受不住,你就大声地喊疼吧!至少,让人们从你的喊声中知道,这司法,到底是为民,还是为权力?

    作者倩倩财经在其微信公众号“倩倩财经”发表文章《裁判文书并不是给大家的福利,而是加入WTO的承诺》,文章说,裁判文书的公开其实也是中国加入WTO的一个承诺,对于这一点,同样在专利案件中体现的淋漓尽致,都以为裁判文书公开是福利,实际上是应世界组织的要求。众所周知,裁判文书的公开,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便利,检索类案、纠正发现问题、学习等,其正面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以后和我们无缘的话,无疑是法制的倒退。

    作者天涯笔客在其微信公众号“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发表文章《有五类人最害怕裁判文书公开:他们在害怕什么?》,文章说,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取决于对权力的约束程度。而司法,是最重要,最基础是一环。因为没有司法的公开公正,其它对权力的监督手段都会名存实亡,权力的这只怪兽,将会更加信马由缰。

    天涯笔客的文章说,有哪些人哪些单位最害怕裁判文书公开呢?一、法官群体。二、乱作为的办案机关。三、利益集团涉案者。四、有关领导。可以肯定的是,裁判文书不公开后,固然让一些人松了一口气,也让一些荒诞的案件不被众人看到,但这就能让捂着眼睛的司法信任,重回高大上了吗?

    作者王泰人在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发表文章《普通人再也查不到法院判决,这意味着什么?》,文章说,裁判文书公开是审判公开的必然结果,文书全面上网则是文书公开在信息网络发展下的必然结局。中国裁判文书网主动拥抱信息网络,反而避免了私人传播带来的风险。法条是冰冷的,正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案例构成了法律现实。网络的传播力如此强悍,司法公开、而判决文书不公开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裁判文书不公开,虽然不至于导致司法审判的情况完全不可获知,但无疑为普通人了解司法运行大大增加了难度。

    王泰人的文章说,如果裁判文书仅仅“内部可查”,相比“全面不公开”还可能带来更多的问题。当普遍的查询权利只对法官开放时,寻租和不平等便会滋生。有权查阅判决的人员是否会借此谋利?会不会导致律师和学者进行正常的工作和研究也必须要“找关系”?是不是只有富有或“有资源”的人才能在审判中占据优势地位?


  • 嘘的一声是极权主义的梦魇

    笑果文化公司旗下的脱口秀演员李昊石在演出中,因笑称野狗“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被上纲上线指“侮辱”人民解放军,遭无限期停止演出并被警方立案调查带走,笑果文化公司也遭到当局1335万的天价罚款,暂停线下演出。

    李昊石“辱军”事件使中国的脱口秀行业遭到沉重打击。在官方宣布处罚后的几小时里,上海、北京、深圳,以及山东省组织脱口秀表演的机构都取消了演出。甚至有舆论称““这种脱口秀直接封杀吧,一堆没文化没道德没思想的人表演,社会的退步。”

    “脱口秀”是从英语词组TalkShow(口才展示)中音意同译的精彩典范,“脱口秀”形容人的口才很好,说出的话非常有吸引力,而且谈吐不俗,博得众人的喝彩,是西方常见的电视节目。在中国对疫情控制的三年时间里,民众的出行娱乐受到严厉控制,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作为放松解压、获得情绪释放出口的社交新方式,脱口秀不仅仅是娱乐节目,更成为疫情期公众讨论热点社会问题和表达态度的舞台因而受到民众欢迎,脱口秀表演在疫情期间蓬勃发展蓬勃发展。数据显示,2020-2022年,脱口秀行业票仓从2000万的体量扩大至4.8亿,翻了超20倍。抖音上“脱口秀”话题播放超346亿,快手“脱口秀”话题播放超31亿,微博“脱口秀大会”阅读量超105亿。

    脱口秀虽然在中国迅速走红,但是因为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控制和审查,使其在表达题材方面受到相当大限制,用行业内人士的说法是:“这个行业需要用80%的精力创作内容,再花500%的时间精力去应付审查,是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对人的青春也是一种空耗——完全没有趣味也没有价值可言。”

    即使如此,脱口秀毕竟是“冒犯的艺术”,如果脱口秀想的只是如何讨好时代,不可能有吐槽的能力。中国的脱口秀表演带着镣铐跳舞,仍然在尽可能在夹缝中试探着“红线”,结合社会议题针砭时政嬉笑怒骂,特别是中国政府在疫情期的荒谬防控给民众造成的各种磨难成为很多脱口秀的段子。

    2022年“白纸运动”发生后,笑果的脱口秀演员孟川在微博写下:“希望我的软肋能成为南传孩子们那样的硬骨头。”其后孟川的微博被“禁言”。另一名脱口秀演员池子,在今年2月北美巡演中公开讽刺中国的防疫政策以及审查制度而遭到中国官方的封杀。今年2月初,李昊石曾到美国洛杉矶演出,座无虚席,有脱口秀爱好者专程从美国中部坐飞机到洛杉矶观看演出,而其花大钱看演出的原因是觉得中国脱口秀限制越来越多,不知道下次能见到这些演员是何时,“等李昊石回国搞不好脱口秀都没了”,结果一语成谶。

    对中国政府来说,脱口秀的紧密关注社会议题已成为对中共控制社会的挑战,官方借李昊石事件对脱口秀行业进行整顿势在必行。官媒“浙江宣传”发文表示:“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我们深深理解脱口秀事业发展的不易,但也绝不容许打着艺术创作的幌子践踏底线、红线,以有意为之的‘笑柄’在公序良俗和法律边缘疯狂试探。脱口秀看似门槛很低,实则很高,因为幽默是一门很有难度的艺术。只有心怀敬畏之心、赤诚之心,下真功夫、练真本事,让脱口秀真正回归艺术,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脱口秀之所以不为官方所容,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它和讽刺、幽默、恶搞、政治笑话一样,成为新的解构极权主义的利器。极权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以谎言和暴力进行统治。极权主义对人与世界的关系全面颠覆与摧毁,调动起人性恶的一面,鼓励诬告、掠夺、欺骗、背叛,摧残道德良心,压抑和泯灭人性中的美好,民众的生活被封闭,被主宰,被监视,尊严被践踏。正如鲁迅所言“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被统治的臣民因为日常生活中的压抑、焦虑、愤怒不断累积而无处宣泄,所以在极权主义下一个重要的社会特征是冷嘲、讽刺、幽默、政治笑话盛行,在不自由的社会,私下里幽上一默间接表达不满给人带来些许解脱和自由感。

    在极权主义统治下,对这个荒谬体制的嘲讽成为民间反抗的普遍形式之一。在前苏联,政治笑话广为流传,共产党的高压专制,并没有那扼杀掉民众的幽默感,简直是全民吐槽,折射出苏联真实、冷酷、无情、让人窒息的社会现实。而中国的政治笑话也不相伯仲,特别是习近平上台后的残酷社会现实,更让习近平的诸多外号如“包子”、“宽衣帝”、“加速师”风行一时,坊间关于他的笑话络绎不绝。如一个流传的讽刺习近平头衔的笑话是:

    习近平要去偏僻农村调研,下面领导先去预先布置,对要给习主席安排访问的农家两老夫妻说:你们很光荣,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中国国家军委主席、中央重大决策决定工作领导小组长、中共中央非常时期工作领导小组长、中共中央军事国防工作领导小组长、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长、中共中央经济领导小组长、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长、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长、全国人大上海市人民代表、中央军委联合指挥部总指挥、资深体育爱好者、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的核心、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要探望你们。两老听了战战兢兢地说:这么多中央领导光临好是好,但我们房子这么小,如何欢迎这么多人,也没有那么多的凳子啊。

    在极权主义风声鹤唳的政治高压下,脱口秀同样成为民间非常有意义的一种亚文化,通过隐性的符号拼贴,以吐槽和自嘲的方式解构日常生活,用夸张的手法进行描述或者讽刺,表达边缘文化对官方意识形态的间离和解构。

    刘晓波深刻地指出过这种解构与反对运动的逻辑关系:“真话政治是少数良知人士不畏强暴的公开挑战,为民间标示出严酷环境下的高贵人性。没有真话政治,便没有民间道义勇气的公开表达。玩笑政治是沉默大多数的私下挖墙角,让民间以柔性的方式表达不满。没有笑话政治,真话政治也就失去了赖以支撑的社会土壤。如果说,公开的真话政治是把后极权的非人性暴露于大庭广众,也把坚守人性尊严提升到不畏强暴的高度,对唤起民间觉醒和国际关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私下流行于民间的笑话政治,就表征着沉默大多数的良知未泯,也凸现出后极权制度的根基在民意中的腐烂。而根基腐烂的制度,或迟或早,注定要发生雪崩式坍塌。”

    独裁者可以抵挡批评、仇恨、斥责,但是面对奚落、嘲笑,“皇帝的新装”成为极权主义的梦魇。反人性、反人类、反文明的极权主义在美学上是审丑的,必然成为人民吐槽的对象,这不会因为其抵制、扼杀脱口秀等亚文化解构而得到缓解,借用艾略特的名句“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不是嘭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的表述就是:

    极权主义就是这样告终,不是嘭的一响,就是嘘的一声。

    民生观察 2023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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