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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束极权统治,消解暴戾之气

    ——民生观察就中国接连发生凶杀事件的声明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连日来中国多地接连发生恶性暴力凶杀事件:6月29日,广州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谢某将学校科研处罗处长夫妇杀死在校园车库;6月28日,上海世外小学浦北路校区门口一男子持刀砍伤两名小学生与一名成年人,后两小学生抢救无效死亡;6月25日,山东省烟台市一司机开着叉车当街接连叉向车辆,致1人死亡10余人受伤,多辆车受损;6月22日,一男子在西安公交车上刺杀乘客,致2人死亡8人受伤;6月18日,四川省乐山市公交爆炸,致15人受伤。由此可见,中国社会暴戾之气充盈,各种报复性或针对无辜民众的暴力凶杀事件频仍,民众生命安全面临威胁,社会恐怖气氛弥漫,中国整体性危机深重。

    在如上系列密集的凶杀事件中,尤其刺痛人们神经的是针对小学生甚至幼儿园孩子的残杀,而这种丧尽天良的事件,在中国却屡屡发生,只要稍作留意,就会发现最近十几年来每年都没有间断。这种严重挑战人类底线的恶性事件,显然在警报着这个社会已经出现严重问题。

    应该说,在任何社会的任何时期发生一些凶杀案件原本不足为怪,但如中国今日如此密集发生针对无辜民众甚至小孩的凶杀事件,却不是一个简单凶杀案件可以概括,其背后深藏着中国社会危机集中爆发的密码,应该引起世人的高度警惕。

    从已经揭露出来的这些接连发生的凶杀事件来看,并非是凶徒惯犯的图财害命,或是恐怖分子的蓄意所为,这些行凶者基本没有前科,甚至还有如广州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选择通过杀人这种极端方式来结束别人(或是完全没有利益相关者)的生命,同时也必然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种报复性的极端社会心态包含着复杂的原因,其中不同角度的不同看法也显示在这些新闻出现后的各种论坛与微信留言中,但不管社会对此的看法有多么不同,至少在如下几方面应该有难以回避的共识。

    其一、根源上应是积怨成灾。是由于长期的怨恨沉积,压塌了理性,最后爆发成灾难。作出这种针对无辜者报复的选择,那必是怨恨切齿而对社会与人生彻底绝望,且这种怨恨中有着深深的不公之感,进而将整个社会与人世视同对自己不公的客体。而能够如此深重积累起社会民众怨恨的,必是严重缺失社会正义,长期制造社会不公,给社会个体权利普遍造成严重侵害,使社会丧失基本底线,让民众日日处处生活于倍受压制逼仄与奴役中的制度。唯有这种制度性的设置,才能持久而深层地将整个社会民众推陷于怨山恨海中。

    其二、化解途径上彻底阻绝。在一个积怨深重的社会,如果提供起了基本怨恨化解途径,当然就不会使怨恨最终累积到爆发成灾地步。而在中国当今社会,怨恨日积月累,化解途径却彻底阻绝,即社会完全没有提供不公与怨恨遭受后的诉求途径,没有基本的解困希望。通常来说,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社会,人因为各种不同原因而遭受不公,进而积聚怨恨,应该都是正常的,问题是在遭受不公后能够寻求到相对讨还公正的途径,能够在社会获得心理的平衡点,哪怕是一种虚幻的精神寄托,情感宣泄,也可以使怨恨得到相对释放,但今日中国社会不仅没有提供现实的讨还不公的途径,也没有提供精神平抑愤懑的途径,于是一切因不公积聚的怨恨如堰塞湖的水,只有积聚没有出口,最后崩塌爆发就是必然。中国彻底阻绝一切怨恨化解途径的原因是权力垄断,极权与一切的公平正义为敌,民众任何寻求公平正义的努力本质上都是对极权的反抗,所以都被阻断与镇压。于是社会任何可能通向公平正义的途径,都成为极权坚决阻断的对象。如此,极权日日制造着不公不义,而且日日防范阻止着人们寻求公平与正义,社会就自然形成了只蓄积怨恨而没有任何化解怨恨的封闭系统,最后爆发与崩溃就是唯一途径,于是无目标的任意恶性报复社会式暴力事件频仍就是必然结果。

    其三、提供保护公民生命安全的机制缺席。纳税人供养的司职于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机构与成员在极权社会是完全虚拟的,因为极权社会的核心价值是维护极权统治集团的奴役民众的持久与稳定性,一切机构的核心是保护统治的机构与统治成员的安全。所以,那些专政机构不仅高墙深院,而且岗哨林立,真正武装到牙齿,不留任何空隙与死角。而对民众生命最可能受到威胁的公共领域,学校、医院、车站、交通等等,完全缺乏切实有效的事前安全防护,与事后有效救助。中国之所以屡屡发生且得逞针对民众与幼儿的恶性屠杀事件,皆因提供保护机制的公权力完全丧失其职。

    在中国今日如此极权统治下不断制造怨恨,又彻底阻绝怨恨化解途径,并完全不提供给民众生命安全保护机制下,社会报复性事件自然就落到了民众与幼儿的头上。这从某种意义而言,正是极权统治集团刻意设置的结果,极权需要民众的相互残杀来寻求统治的合法性,而社会民众的灾难是极权存续的滋养。

    中国社会历经近70年的极权统治,至今积下深重怨恨已经到了集中爆发期,在极权完全阻绝任何化解社会积怨的途径的情况下,又拒不提供民众生命安全的保护,中国民众灾难命运已与日俱增,而亡族灭种绝非危言耸听。为了避免中华民族沦陷于血与火的报复性灾难深渊,就必须结束不断侵害人权制造怨恨的极权统治,开启一个公平正义的民主宪政时代,疏通社会怨恨化解的法治途径,让公权为民众生命安全切实提供起有效保护机制。只有如此,中华民族才能长久跳出治乱循环的历史魔咒。

    民生观察 2018年7月1日

  • 徐行健:极权政治〝制造〞精神病

     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北大教授孙东东有言,“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我相信,他的观点代表了当局维稳官僚的普遍认识。
        以现今的医学水平,仍然无法对精神病进行生理指标上的客观精确鉴定。对躯体疾病,通过生理指标的检测,能够进行客观诊断,而对于精神、心理问题的诊断,全凭精神病医生的主观判断,依据就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在一个致力于培养顺民的极权社会中,那些不屈不挠地抗拒强权、捍卫自己权利的上访户,当然不符合顺民的“正常标准”,当然是“精神病”,是“偏执狂”。
      
      极权社会的正常标准
        精神的“正常”和“不正常”,具有时代性、社会性。所谓“正常”,乃以特定时代的社会常态和多数人的表现为参照系。譬如,大清朝男人留大辫子,是正常的,到晚清时期那些接受了现代文化的留学生和革命者,率先剪掉了辫子,在清政府和民众眼里,必定是“不正常”的,今天看来,却是“伟大光明正确”的,是开风气之先的超前者。
       
    当今世界,日趋多元也日趋文明,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正常”或“不正常”的标准,常常大相径庭,乃至根本相反。宪政民主制度下,一个人在大街上讲演,公开批评政府,乃天赋人权,是社会常态,没人会认为“不正常”;而在官僚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则会被视为“不正常”,甚至被关进精神病院。
     
       可以说,在极权社会中,对“精神病”的判断并非单纯的个人身心健康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内涵。极权社会对“精神病”的认知本身,即反映出制度之恶、社会之病
        为什么极权社会中的少数官僚阶层能够长期统治和压迫大多数人?把答案仅仅归因于暴力的使用,过于简单化。试想,如果让官僚极权来统治美国人民,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就如同把一群自由的野生动物突然关进了笼子里,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必然会遭到普遍反抗,这种普遍反抗会使得专制统治所要付出的精力和成本如此高昂,以致一天都维持不下。
       
    专制统治要维持运转,需要一整套的机制来持续不懈地大批量地制造“顺民”,制造出一个顺服统治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常态。中国数千年的专制制度都在致力于把民众驯化成“顺民”,只有“顺民”才是“良民”,那些不屈服于专制统治的人,则被归类为“刁民”,要受到毁灭性打击。今日官僚当局对维权者的“精神病”污蔑,正是旧日王朝对待“刁民”的版本翻新。
        极权统治就是在制造顺民的同时,把“逆民”制造成“精神病”,剥夺其一切权利,包括作为正常人的生存权。大量个案反映出,其“造病”机制主要有三种:“诬”、 “逼”、 “治”。
     
      ”——正常人被精神病
        所谓“诬”,是当局把不顺服专制统治或在原则问题上“较真”的正常人,诬为精神病,今天,“被精神病”成了当局维稳的流行方式。
        两种人最易成为受害者:一种是那些对自身权益遭到侵犯不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人,他们不肯向专制官僚低头妥协,不屈不挠地坚持抗争,最典型的就是孙教授口中的上访户;另一种是那些不遵从“潜规则”,对专制政权的表面文章信以为真,去跟专制权力的潜规则“较真”的人。
       
    中共官僚政权的一个特点是,运用“潜规则”进行统治。如果只从某些政策宣传来观察官僚政权,你会误以为它颇为开明,殊不知这只是一种欺世愚民的表面文章。在现实中,权大于法,官僚权力主宰一切。有人将此归纳为“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但有些真诚的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和公职人员,却对官僚政权的欺骗宣传信以为真,真诚地按照表面文章办事,去跟官僚专制权力“较真”。在官僚们看来,他们就是一些不识时务的“傻子”,往往就会“被精神病”。

        一些披露出来的案例反映了这种情况,如陕西某国企的一名干部,不肯为上级官僚的营私舞弊大开方便之门,而是按照原则进行抵制,结果遭到打击报复,他又坚持向政府部门举报,政府却把他关进了精神病院。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某派出所一名警官,不肯按照上级官僚的指令办案,去袒护违法者,而是按照原则为受害人伸张正义,结果被撤职审查,他不断上访,却被自己供职的公安局送进了精神病院,惨遭折磨。在重病几近死亡的情况下,精神病院不愿承担责任,才让他的家人把他接出精神病院。他的家人带他到天津去重新鉴定,结果是完全正常,根本没有精神病。诸如此类的案例举不胜举,在现行体制内部,一些真诚地按照当局宣传的原则行事的人,往往要为这些两张皮的“原则”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
      
    ”——极权统治把正常人逼成精神病
        在专制统治下,人们的心理压力是十分巨大的,因为严酷的政治环境不允许人们自由表达,不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和良心行事,而是要把人的一切思想、言论和行为,都压抑在蛮横僵化的专制制度躯壳内,导致那些有很强的独立性和道德感的人,心理上产生很大的矛盾和冲突。如果他们既不愿让自己的人格扭曲,又不得不适应极权统治的社会环境,内心必然是天人交战、无止无休,当外在压力和内心冲突积累到极限,很容易造成心理崩溃,精神失常。
      
      所以,社会的精神病发病率,与政治环境存在极大相关性。每当政治环境黑暗、社会氛围严酷时,比如历次政治运动、文革时期,社会上发生精神病的人数就大大增多。良知本乎人心,自由乃是天赋,而专制制度恰恰要压抑人的良知,扼杀人的自由,这必然会在人的精神心理上造成巨大的压力和无处申诉、无从解脱的冲突。
      
    ”——正常人被治疗成精神病
        正常人“被精神病”后,在精神病院经受黑暗、残酷的“治疗”,而被“治”出精神病的几率是很大的。
        那些治疗精神病人的手段,对正常人来说就是酷刑。这种残酷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很容易就弄假成真,把一个正常人“治”成真正的精神病人。有一名中学教师,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因不满和批判当局镇压,被关进精神病院。结果,在精神病院的残酷“治疗”下,他的精神受到强烈刺激,以致失常,成了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虽然他后来被放出精神病院,但精神病的根子已经埋下,以致几年之后,他精神病发作,竟杀死了自己的亲人。
      
      通过“诬”、“逼”、“治”等种种方式,官僚极权统治大批量地把正常人变成“精神病人”,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中共曾经制作了一部政治戏剧,叫《白毛女》,主题是所谓“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但是,“白毛女”在现实压迫下还可以逃到山里去,还有“做鬼”的空间和自由,有朝一日还可以恢复正常人的生活。而中共官僚政权把正常人关进精神病院,让人生不如死,连“做鬼”的空间和自由都没有,它把正常人“治疗”成真正的精神病人,让人的精神永远失常,再也不能恢复正常人的生活。精神病人的生存,是最没有尊严的生存,只能给自己、给亲人带来无尽的痛苦。
       
    极权政治之下,人不如鬼。
        六十年的中共官僚极权统治,造成病态的政治环境,对精神病的判断标准本身早已变得“不正常”。逆来顺受、甘当奴隶被视为“正常”,而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却成了“不正常”、不识时务,所以才有那些维稳官僚和“叫兽”们的奇谈怪论。苍生无辜,为政有病。在一个专制自闭、黑暗窒息的政治环境下,价值判断标准已经黑白颠倒。唯有以宪政民主制度,造就自由、开放、多元、包容的社会环境,价值判断标准才能恢复正常,健全理性的公民社会方能形成。
    (来源:民主中国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393272014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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