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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武汉新冠病毒再度在中国多地爆发，一些地方政府假借控制疫病之名，收取高昂费用，大肆搜刮民财，大发国难财的恶行不断爆出。结合去年瘟疫以来中共极权当局种种应对举措，与牵涉控制病毒的各种收费情况可见，这种趁火打劫的搜刮民财绝非某地某个官员所为，恰恰是极权本性使然。

据民生观察报道：1月5日陕西西安9人赴河北参加婚礼，后被认定为与新冠病毒的密接者，因此与密接者同乘一地铁车厢的乘客已被管控隔离。截至1月7日，西安涉及到的隔离管控人员接近1000人，但有被隔离市民爆料隔离费用一天400多元需要完全自理。

西安市未央区卫健委工作人员说：凡是跟他们（密切接触者）乘坐同一（地铁）车厢的，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已经把这些人定为红码，都已经管控起来了，这两天西安市大概管控了上千人。

据被强制隔离者通过网络对外披露，每日被收取每日400多元的难以承受的高昂费用。如网民“月亮有点圆”埋怨道：“原本隔离是一件对自己和社会都负责任的表现，但是许多隔离者具备居家隔离的条件，而防疫人员却说不行，必须按政府要求到酒店隔离，而现在酒店隔离一天就收费400元以上，隔离至少14天，总共约需6500元左右，这还不算误工14天的收入损失，隔离期间直接间接支出要过万元以上，我们个人确实承担不起啊！再说，我们平时在本地住酒店，一般也就一二百块钱一天，现在隔离怎么就涨价到400多元一天呢？难道隔离也变成“割韭菜”生意了？也能借机发国难财？”网民“李晓建”发文称：“我和这两个密切接触者乘相反方向的地铁，相距早已超过防疫安全距离，但是我也被政府抓来隔离了，我到底招惹谁了？我工资一天不到100，你们就收我400多块钱一天，昨天晚餐我没钱缴费，酒店竟然给我断粮了，你们这吃得也太狠了吧？”另一名隔离乘客周先生被安排入住西安“度假酒店”，他表示，每日隔离住宿费用就要450元，这还不算核算监测费用，日杂费用等，价格比往常高了不少，常住14天确实有点“隔离不起！”“平时酒店卖400元一天吗？为什么高额收费？西安的工资水平低，隔离一天就要自费420元，加上核算检测320元，以及点个外卖或增加营养餐什么的，半个月万把多块钱就不见了，老百姓花不起这冤枉钱哦！”还有被隔离网民“张东辰”质疑说：“自己就是去外面买个菜就被抓来隔离，我们又不是境外输入，也不是从疫区逃跑出来的，明明是政府监管不力，我们已经很配合了，为什么要隔离我们还高额收费？我的隔离费是每天100的餐费，住的是300元一天的破酒店，还不算核酸检测费，误工费等开支谁来承担？我们都是普通人，这种无妄之灾凭什么要我们承担？是政府要隔离我们，所以这笔不菲的隔离费应有政府承担，凭什么转嫁到我们个人身上？”一个叫“2021鼠斯坦岛”的网友发微博：“你们这是杀猪吗？一天400多，我去巴厘岛的四星级酒店也不超过这个价。在西安，一碗面或一份快餐也不过十几块……老百姓买个菜被强制隔离，前后要遭宰割七八千元啊！况且，近期有专家说，隔离14天太短了，还要延长，因为有人隔离出来后才转阳的。也有专家说，有人核酸检测11次才转阴的。看来，又要多花钱了，哎！隔离变成了梦魇。”

如上各种被隔离者的痛苦呼声，其实今天听来并不陌生，因为早在武汉病毒肆虐的去年，类似情况在全国多地就屡屡发生：有一家被隔离，半月后被要求缴纳数万费用的；还有被隔离而无法支付费用被扣押在宾馆的：还有宾馆因隔离而倒塌致死几十人的：甚至有将公交车上人群拦截到宾馆隔离收取高昂费用的，等等。而这些形同打劫绑票的行径，在瘟疫爆发以来持续发生着，至今只是反复上演中的一幕，是剧情的延续，因此不是什么新鲜事。

由瘟疫发生至今一年多，全国爆出如此多的隔离收费事件，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居然一直无法杜绝，其中原因耐人寻味。只要稍微留意，就会发现这些各地政府所行收费，其实与中央呼应。因为病疫之后，中共已经喊出发展病疫经济，还经研究机构得出67万亿病疫产值结论，并高兴着会因疫病加快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如此，借病疫发财自然成为权力的共识。为此，中共一再遮遮掩掩地对武汉病毒疫苗收费不公开，后来有人不经意说出了免费，马上就有人出来纠正说是接种免费，疫苗自费。在结果招致网络如潮骂声后，于元月9日上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发布会，介绍近期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表示，附条件上市以后疫苗免费接种是在居民知情、自愿情况下，企业按议定的价格提供疫苗的费用，加上我们接种服务等全部的费用，将由医保基金和财政共同负担，居民个人不负担费用。

虽然中共卫健官员今天说疫苗不由居民个人负担，但医保基金最终是否落入个人头上，仍然是个问题，从中共一贯猎财手段，羊毛出在羊身上，那是必然的结局。

与此同时，各地围绕武汉病毒展开的种种敛财正层出不穷。1月4日下午，大连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六十四次新闻发布会，邀请大连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汤易就“14+7”居家隔离管控起算标准和截止时间进行通报，明确表示：在居家隔离期内人员擅自外出的，一经发现，该户所有居家隔离人员将被送至隔离酒店实施集中隔离，并重新计算“14+7”隔离时间，集中隔离产生的费用自理；同时，该户所在单元的全体住户都将因为可能感染病毒而全部居家隔离“14+7”天。

有大连官员这种发话，不难想见各地官员对隔离民众的高度热情与霹雳手段，因为其中滚滚财源会驱动官僚如蝇逐臭。

当公权力成为谋财手段而非服务于民时，任何灾难都是权力掳掠的口实。这从中共借日本侵略的民族危亡夺权，到屡屡借民族灾难掠财压民，都反复验证着中共极权统治就是建立在民众苦难上的政权，拯救民族灾难不会成为它的责任，而借灾难掳掠民财强大权力统治却是它的本性。如此，瘟疫之下各地政府上演的种种敛财害民之法，就不足为奇。

通过瘟疫之下中国各地政府的趁火打劫可以看清中共多难兴邦的实质，看清中共当局民生政策的欺诈，从而更清醒看到公民唯有争取到自己的人权，以实现将权力关入制度笼子中，才能最终保障民生。

民生观察 2021年1月9日

据民生观察报道，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李根山、张保其、牛海波等等一批环保志愿者日前被当地公安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拘押。这是在中国因关注环保而遭致拘押甚至判刑的众多事件中的又一起恶性事件。说明环保志愿者成为了极权统治不能容忍的存在，公民环境权与参政权通过志愿者途径的努力也被封死，一切权力掌控之外的民间力量均将成为极权灭失的对象。

稍微留意中国环保问题及其相关的民间环保志愿者情况的人士，当会记得曾经轰动一时的太湖环保卫士吴立红先生。

吴立红先生出生于1968年2月1日，从1989年末开始关注当地环境问题，1998年以来，公开不断向媒体和官方举报当地工厂污染太湖的情况。近十年中，他先后举报2000多家企业非法排污行为，其中200多家企业受到处罚。2005年被民众选为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候选人（吴是其中惟一的环保人士）、“中国十大环保人物”。他被中国媒体与民众誉为“环保斗士”、“太湖卫士”、“环保英雄”。2007年4月太湖蓝藻大爆发，水污染导致无锡二百多万人无干净清洁水饮用，一度造成人心惊惶。同年吴立红因莫须有“涉嫌敲诈”被拘捕并判处三年徒刑，关押在宜兴市拘留所和宜兴市丁山监狱。2010年4月12日，吴立红刑满出狱。他对媒体表示在监禁期间受到殴打与虐待。

众所周知，吴立红因关注太湖污染而被判刑事件是一起赤裸裸的权贵利益集团迫害环保志愿者事件，然而，中共当局就在这举世皆知的事实前，公然将吴立红投入监狱，并且拒不作出任何平反昭雪，且在吴立红出狱后严加监控软禁，已完全将他视为政权的敌人。

就在2018年3月16日，广东环保人士雷萍因为曝光当地石化厂与采石场污染问题被广东信宜公安行政拘留10日，警方抛出的所谓拘押理由竟然是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虽然在外界关注呼吁下，当地警方在拘押雷萍57小时后将其释放，作出暂缓行政拘留。但此事件让人再次看到在中国关注环保且意图为环境保护尽份心力者的危险。

而今天宁夏中卫市大批环保人士纷纷被拘押，就更鲜明地昭告世界，中国环保志愿者面临随时被拘押的严酷现实。

宁夏中卫沙坡头的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李根山，在2020年9月10日被中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警方在通告里说，他和另外两名志愿者张保其、牛海波，先后实施了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抢劫等违法犯罪行为。之后一天，又有6人被抓。截至9月底，涉及此案已经有14人被抓，其中两人获取保候审，12人在押。

环保志愿者李根山、张保其、牛海波三人都是中卫黄羊巡护队的成员。这些民间的野保志愿者平日都自己找车、掏钱、出力，前往野生动物栖息地观察保护野生动物，却常常面临危险，曾经在寒冷的荒漠深夜，追逐盗猎分子，随时可能出现各种意外。而这些志愿者行动的唯一依据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权利和义务。也因此，他们经常被地方政府以各种名义构陷。

李根山还是2019年腾格里沙漠黑色污染、罐车偷排污水事件的举报人。这次被带走前，他曾和张保其等人举报当地森林公安疑似包庇盗猎分子。此案在环保野保圈引发震荡，不少志愿者质疑，李根山等人是因此前多次举报而受到报复。

李根山在2018年被聘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下简称绿发会）“中华黄羊保护地·中卫”主任，他还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下简称中野协）的志愿者。同期被抓走的张保其、牛海波，都是环保志愿者，是绿发会旗下环保机构“中华黄羊保护地·中卫”的成员，三人平时会一起巡护。

耐人寻味的是，在李根山等人被拘押后，中卫市公安局在其官方微信“平安中卫”上，发布了“关于公开征集李根山、张保其、牛海波等人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称李根山、张保其、牛海波等人先后实施了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抢劫等违法犯罪行为，请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举报。警方这种先拘押定性再征集所谓犯罪证据的行径，暴露着中卫警方完全抛开法制程序，先定罪再取证，公然充当权贵利益集团打手的角色。

从宁夏李根山等人被刑拘，到广东雷萍被行拘，到江苏吴立红被判刑，及众多因为关注环保而遭遇殴打迫害的事件，深刻反映着中共极权对中国民间环保志愿者的防范仇视。

中共极权统治集团本质上是为了奴役搜刮国民，对于环境污染问题、野生动物保护等等问题，从来就不会放在心上，只是迫于世界与民众的压力而表面作出对环境的关心而已，而一旦环境保护影响到权贵利益集团获取利益时，那些关注、抗议环境污染的人士就成为权贵清除的对象。就此而言，中共极权统治下的环保就是为了应对世界与民众的招牌，是做表面欺骗文章的，而本质上就是一切为了权贵利益不择手段。

中国近年来民间涌现出一批批环保志愿者，他们本着捍卫生存的环境权与关注社会的参政权意愿，热心公益，自发自愿出来监督各种污染事件，结果常常触动各种权贵利益，进而招致权贵威胁、殴打，直至通过公权力执法名义的拘押与判刑。

中国环保志愿者的困境，说明中国公民在极权体制下环境权与参政权的缺失，公民从事服务于社会的公益性志愿活动途径的断绝。极权需要的只是安于被奴役的奴民，而不允许存在独立自我人格的公民，也容不得敢于担当社会责任而热心公益的志愿者。这就是中国当下民间志愿者必须面对的现实。

民生观察 2020年10月2日

据媒体报道，8月10日，中共当局指使港警国安处以涉嫌勾结外国势力、违反国安法为名，拘押了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其两儿子黎见恩及黎耀恩、壹传媒行政总裁张剑虹、营运总裁兼财务总裁周达权、黄伟强及吴达光等7人，还逮捕了“香港故事”组织成员李宇轩及前“学运思潮”成员李宗泽，最后在晚上拘押了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女士。一天共逮捕10名捍卫香港自由人士，引起世界震惊。

中共当局在香港《国安法》出台一个多月后，忽然如此大肆抓捕一年来各界参与抗议反送中条例而捍卫香港法治、民主与自由的代表性人物，原因除了报复国际社会对中共践踏人权的制裁外，还有就是要为中共极权统治彻底赤化香港而清道。

中共极权统治集团由来以维护其极权稳固为最高宗旨，而极权意识来到人间，就与人类积累的一切法治、民主、文明、人权、自由、平等、尊严等等普世价值水火难容、不共戴天。极权要想存续，消灭普世文明价值就成为必需条件。于是铲除一切文明元素成为极权维护自身生存的自然选项。香港回归后，因为带着曾经英属文明的法治、自由、人权元素，而严惩威胁着中共极权统治延续，所以设法剿灭香港这些现代文明价值，将共产极权彻底移植到香港，就成为中共极权统治集团梦寐以求的目标。

中共极权统治将香港极权化，可以说从收回那天开始就在努力，虽然曾经在修改23条，修改教课书，直至送中条例上，屡屡遭遇香港民众的以死抗争，而最终不了了之。但中共极权当局从来没有放弃对香港极权化努力，今年以来，借着将武汉瘟疫蔓延世界，文明世界忙于抗疫而无暇他顾之际，中共当局悍然推出香港《国安法》，赤裸裸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将极权统治套现在香港头上。

港版国安法出台所引发香港民众的誓死抵抗与文明世界的群起制裁，中共当局不仅没有反思悔改，相反变本加厉，一意孤行，在香港大肆拘捕迫害一切追求现代文明法治、民主、自由、人权人士，将自身罪恶而招致的困局嫁祸于黎智英、周庭等等民主人士身上，企图通过严酷镇压，来达成震慑港人，要挟世界，为极权香港化清道的目的。于是在10日发起疯狂逮捕民主人士行动。从本次被逮捕民主人士代表性人物黎智英先生的简历可以看出中共极权当局对香港追求自由民主人士的仇恨与报复。

黎智英（英语：Jimmy Lai Chee-ying，1948年12月8日－），香港企业家，佐丹奴、香港苹果日报、壹传媒创办人。生于中华民国广州市，祖籍广东顺德，现为香港永久性居民。

中共《人民日报》称他为“祸港四人帮”之首。

黎智英7岁时家里的大人四散，父亲去了香港，两个姐姐和哥哥在读高中和大学时都被调派到不同的地方，很少回家，而母亲被关起来劳动改造。家里只剩下他、孪生的妹妹和轻微智障的姐姐。他们三个小孩子除了邻居偶尔照顾，几乎自生自灭。开始时，他们依靠变卖家里的烂铜烂铁来换取一些生活费，挣不到钱时只好捱饿。后来，一个卖黑市的大婶到他通灵道的家中找他去火车站帮旅客搬行李挣小费，而他也试过卖其他东西。之后，他妈妈劳改放了出来，他仍在做，因家里需要他挣钱，直到十二岁偷渡去香港为止。

根据其著作《我是黎智英》的自述：“解放后，父亲叛逃香港，家财散尽，母亲也遭批斗送去劳改，8、9岁就要赚钱养活自己和姐妹。曾经替一名香港旅客搬运行李，但是他没有赏钱，只给一块由香港带来的巧克力，由于从未见、食过，放入口后，觉得是天下间最美味的巧克力。我心想，这是香港人，巧克力必来自香港，香港必是人间天堂，所以我也应该去香港了！”

1960年，他从中国大陆偷渡到香港后白手兴家。黎智英于12岁时只身携带1元港元经澳门偷渡到香港当黑工，其最初月薪为3美元。16岁那年，他在红磡一家做假发的工厂当小职员，主要负责对外物料交收和车间生产收发的工作。

后来，受人启发努力读书，曾经当过销售经理；但因公司对其记过处分一次，下定决心自己创业。他虽只有小学学历，但依靠自学说得一口流利英文，又在投资股票上获利丰厚，并于1981年，创办佐丹奴时装连锁店。

1990年，黎智英决定将持有的佐丹奴股权出售，在香港创办壹传媒集团，创办《壹周刊》。

1995年，创办《苹果日报》，日发行量曾超过70万份，当时其财富已逾5亿美元。

1999年6月，创办线上零售“苹果速销”（adMart），被投诉售卖过期水货，最后因亏损10亿港币而结业（新台币40亿元）。

2001年，将其传媒事业扩展至台湾媒体市场，创办台湾《壹周刊》。

2003年5月，创办台湾《苹果日报》，并将香港的八卦风与狗仔队文化带入台湾。

2008年10月，辞壹传媒集团首席执行官职务，留任董事会主席。

2009年起，在台湾筹办壹电视，经多次申请执照，于2010年12月28日正式开播。

2009年，成功申请中华民国身份证，获取中华民国国籍。

2013年3月，在台湾壹传媒卖盘案派生反媒体垄断运动后，表示不会再出售台湾《苹果日报》与台湾《壹周刊》等平面媒体。

2014年5月1日起再兼任香港《苹果日报》社长。12月11日，因参与雨伞革命、占领中环运动遭警方逮捕，自行辞去香港《苹果日报》社长一职；同年12月14日，宣布辞去壹传媒集团董事会主席及运行董事职务。

2015年4月，入选《时代周刊》年度“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

黎智英多年来一直是泛民主派主流政党的主要政治捐款者，2009年，黎智英的捐款更占民主党非会员捐款的99%，占公民党的68.2%。于2010年2月“五区公投”事件期间，黎智英分别给予公民党和社民连各100万港元。民主党及公民党均表示因为隐私所以不会披露捐款人的身份，又称不接受有条件的捐款，所以没有被操控的问题，而陈日君则承认获捐2,000万元。

黎智英说六四事件对他个人与事业影响深远，没有六四就没有《壹周刊》和《苹果日报》。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黎智英认识了香港民主党元老李柱铭；90年代，黎智英称因其于六四事件的致力参与，特别在一封公开信尖锐批评国务院总理李鹏之后，佐丹奴所有位于中国内地的业务遭北京政府封杀，黎智英被逼将手头上所有股份全部低价售出，自此专注发展传媒事业。黎智英与香港民主派关系密切，其下壹传媒、《壹周刊》、《苹果日报》经常批评中国政府、香港政府和建制派社团。

2007年，香港电台电视节目《传媒春秋》访问黎智英关于办报、民主的看法，节目中黎声言其身家丰厚几乎再无所求，唯一希望是不做契弟（奴才），他又谓：“如果为生意才支持民主，这便是一场交易，这场交易早已卖出了。”

2020年香港国安法出台后，黎智英表示：“我以身为中国人而感到自豪！我爱我的祖国！不幸的是，我的祖国被中共这个邪恶政权统治”。他高调赞扬特朗普是“有信用”的人，“非常希望”特朗普能在今个周末实施制裁，认为：“外界的支持也就是国际间的影响，绝对是我们唯一的救赎，我认为如果美国能给予我们强力的援助，其他国家也将会跟进，美国必须起带头作用。”

2020年2月28日7点左右，黎智英被以2019年参与反送中集会被警方逮捕。并带往九龙城警署调查。不久获得保释。

2020年7月13日黎智英等13人被控涉煽惑非法集结押后至9月15日再讯。最后在8月10日再度遭遇警方逮捕。

黎智英曾表示：“我两手空空来到香港，所得一切都归功于香港之自由，如今感恩得以以生命回报自由。”可见，黎智英为了香港自由，已作出牺牲自己生命的决心。

黎智英先生几十年的奋斗经历，谱写了一个爱港爱国追求自由民主良心企业家的光辉人生。然而，这样的具有现代文明价值追求的企业家传媒家却成为中共仇恨镇压的对象，这力证了中共当局决心清除香港存在的一切现代文明元素，为香港极权化清除路障的阴谋。因此，可以肯定，随着黎智英等等民主人士被逮捕镇压，中共将在香港持续掀起野蛮的追剿一切民主人士的狂潮。中共极权统治当局对香港民主人士的疯狂逮捕镇压，是假借国安法，公然背弃《中英联合声明》及一国两制承诺，是公然践踏人权，挑衅人类文明底线。所以理应受到文明世界的严正谴责与坚决反击！

民生观察 2020年8月11日

就在武汉新冠状病毒肺炎肆虐人间之际，中国各地为配合政府防治肺炎工作而冲在一线的医护人员、隔离点与临时医院建设者们，在付出艰辛努力甚至生命代价后，居然无法得到政府承诺的补贴报酬，甚至一些民工生活因此陷入困境，三餐无着，被迫流落街头。由此可见，中共极权统治下民众权利肆意遭受侵害，民生改善完全没有保障的状况。

据民生观察报道，3月20日上午，湖北武汉十余名保安人员来到湖北大学防疫隔离点，集体抗议防疫补助费遭领导侵吞。

现场保安人员控诉说，2月15日，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床位保障组发布了关于下达16所省属高校集中隔离点储备任务的紧急通知：为加大隔离点储备建设力度，经湖北省指挥部与湖北省教育厅协调决定，将征用湖北大学一期、二期、忠诚学生公寓，建设新冠肺炎治愈出院患者出院后的集中隔离点。

湖北大学等高校被征用后，数十名保安人员被派驻到这些隔离点工作，他们主要负责发热病人和密切接触者的隔离、防护工作，安保人员直接与这些发热病人接触，被传染的风险非常高。这些被隔离的病人由于心情不好，时常会吵吵闹闹要求回家，还有些人会找保安的麻烦拉拉扯扯，保安们冒着巨大的风险，耐心细致的做好劝导安抚工作。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数十名保安员兢兢业业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工作。

近日，安保人员的防疫补助费开始发放，发放的金额令人大跌眼镜：每人每天才250元钱。按照中央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通知，一线安保人员每人每天补助费是1000元钱、医院及隔离点的一线保洁人员是每天1200元钱。安保人员认为，其余750余元的补助费被上级领导侵吞了。

3月21日上午，十余名保安人员来到湖北大学防疫隔离点，集体抗议防疫补助费遭领导侵吞，而接待的领导却声称：虽然中央疫情防控指挥部是按照一线安保人员每人每天补助费是1000元钱发放的，但是安保公司需要从中提取管理费等费用，因此发放到一线安保人员手中的防疫补助费就只剩每人每天250元钱了。对此，现场安保人员一致反对，他们抗议说，既然中央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对一线安保人员按每人每天1000元钱的标准补助，那么奋斗在一线的安保人员拿到手的补助费就应该是每人每天1000元，而不是被扣除什么管理费之后的余额250元一天。至于公司提取管理费的问题，理应在员工每月的工资里常规提取，而不是在防疫专项补助费里面克扣。面对抗议人员的反对，接待领导不予理会，只说是会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

据悉，在此次“武汉肺炎”的防控中，已有多地领导克扣一线防疫人员薪资的情况曝出。3月3日，陕西省安康中心医院在补助发放方案中，一线医护补助最低400元，医院领导能拿8000－12600元左右，有的医院领导拿的补助比援鄂一线医护人员的还多得多。一些医生反映，部分领导偶尔背着手转转，在发热门诊的专家们值班一两次，就能拿全勤，一线人员却被克扣上班天数，导致最终院内领导所得补助比服务确诊患者的工作人员都高。

3月10日，一份题为《昆明市晋宁区宝峰中心卫生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临时性工作补助统计名册》发布出来。知情人称，这份名单上获补助最多的是该院院长汪某，而排名第二、第三的则是出纳与会计，每人达到近万元补助，而预检台的正式医生却并不在补助名单内。

另据一度跃上中国大陆热搜头条报道，称记者在湖北武汉火神山医院外的临时建设工地采访时，有十余位做病房防水工程的农民工，自2月14日务工时获得承诺白班600/天，晚班1200/天，日结。但开工四天均未拿到日结的工资，且相关的防护用口罩、饮水都无法保证，致使他们生活极为艰困。

再有宁波新闻网3月22日报道：除了一线的广大医护人员，不少其他行业的人也参加了支援一线疫情的工作，比如说一些疫情防控人员，医院里的志愿服务者，以及众多参与火神山医院的建设者，以及一线隔离区和防控区的保安人员等，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抗击疫情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都是本职工作，但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坚持走一线，也是值得尊敬的。

然而，这段时间也出现了一些不太协调的声音，比如一些医院后方的院长副院长每月拿疫情补贴1万多，而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有的只有3000多元。

同样是前一段时间，有媒体也报道了参与火神山建设的建筑工人工资被克扣的消息：原定3000块的工资，结果拿到手只剩800块钱了。

据了解，隔离区的保安也好，参与火神山建设的建筑工人也好，都是被克扣了工资和补贴，而且被克扣的是大头，自己只拿到一少部分。

如上这些披露在防疫中冲在一线的工作人员结果却遭到克扣工钱及补助的事实，只是众多权利被侵害情况的冰山一角。应该说，在中国这片土地，如上这种现象是普遍的，是日常化的，正常的。而如果不是上面这种克扣，那才是不正常。而今天之所以被媒体披露出来，不是因为它反常，而是因为这次瘟疫大灾的非常情况，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不满。

如此普遍克扣一线民众工钱补贴的行径，是严重侵犯公民的正当劳动所得的权利，是明目张胆的侵权。然而，在平常这种现象就成为了通行的规则。

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会出现这种普遍的侵犯劳工权利的“吃人血馒头”情况？就是因为极权政体下的等级设置与官僚本位意识，在这个体制下，官位具有分配资源的权力，官位也具有贪占他人劳动、功绩与荣誉的权力，社会劳动分配就不是公平劳动付出的报酬，而是依照地位高低的分派。在这种制度设置与意识形态下，贪占成为权力的本色，成为能力的象征，以权力来侵害普通民众的权利成为了本来状态。所以，中国社会充斥着种种劳动分配的不公。这也是中国传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封建专制意识的现代制度体现。

在这种依靠权力来分配所得的极权制度设置下，所谓改善民生就是权力满足自身需要下对民众的赐予，民众正当劳动所得永远被定格在权力恩赐上，民众不能获得正当的劳动报酬，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更无法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如此，一切所谓改善民生的政策与口号，注定都是权力的欺世谎言。因此，在中国要想真正能够获得公平公正的劳动报酬，使民生真正得到切实有效的改善与保障，就必须建立起现代民主、法治与人权的宪政制度。

民生观察 2020年3月24日

据民生观察报道，随着武汉新冠状病毒蔓延中国祸及世界，中国各地出现了千奇百怪的歧视湖北人行为。近日，随着疫情演化，湖北一些地方逐步放开封锁，让人外出打工，结果外出的湖北人遭致务工地警方封门强制隔离，甚至带到酒店自付高昂的费用隔离，并且不认作核酸检查及出具健康证明等，这使湖北人感到外出处处受歧视。

对于这种公然歧视最明显的是，北京政府居然在2月27日公开对外发布，“在湖北没有返京的人员一律不得返京”。直到今天，北京当局仍不断传出不许湖北人入京的讲话。这给整个社会树立了一个歧视样本，为各地纷纷上演各种歧视行为提供了依据。

据湖北萧先生反映：3月18日晚我刚到东莞虎门南栅社区，就被警务区贴封条封锁在家隔离14天。19日早上，我打电话咨询附近医院被告知可以自费核酸检测200元/人次，通过检测后医院会出具健康证明，凭健康证明就可以自由出行了，我随后打电话给警务区申请自费核酸检测，但警务区人员不耐烦的回绝了，说只要是湖北来的一律封门隔离14天。

湖北施先生说：我18日下午到达广东南海市，防控人员说湖北籍人员要到酒店自费隔离14天。我稍稍想问一下工作人员“绿码有用吗？”检查人员就说我不配合防疫，要带走拘留，吓的我赶紧认错，表示完全服从指挥，自愿隔离。这就是广东南海这边的现状，其他地方不知怎么样！

抵达厦门的卫先生表示：厦门要求湖北人过去在指定的酒店隔离14天，一天200元，不包括早中晚餐，全部都要自费，租的房子也不让进，租金一分都不能少。湖北人已经在家隔离了2个月之久，基本可以认定安全了，每个出去打工的人都是为了养家糊口，谁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难道在厦门指定的酒店消费隔离14天，才能算健康的吗？能否体谅一下湖北人的处境！

另据网民“陆北风”19日反映：我河南鹿邑的，年前回的湖北荆州洪湖，被困2个月，现在健康证明和绿码都开好了，准备回去。今天打电话回社区问，说还要河南那边开社区接收证明，回去还要集中定点隔离，费用自理，我和孩子三人一天费用就将近一千元，14天得一万多呢，无语呀！二个多月的隔离，回去再隔离，一年有多少天啊！这样还能活啊？

网民“范玉田”说:我去贵州也是一样，哪怕持有健康码、健康证明都没用，只要是湖北人一律自费隔离，可怜湖北人。因为我是自驾车来的，现在被要求在铜仁大兴卡口等两天检测核酸，目前只能在车上呆两天等检测结果了，唉！谁受得了这百般刁难哦。

网民“退休老余”说：网民一家被困湖北洪湖，今天打卡湖北“荆易行”通过了，打电话到上海那边，我们一家四口人，父亲80多了，小孩上海那边上学，14天费用4个人要22400元，想都不敢想，不知道国家出的政策是否考虑到打工者的困难!无语了！

由上可见，湖北人或被困于湖北者，现在要离开湖北到外地就得被强制隔离，并且还面临自付高昂费用。这种完全不顾身体健康的实际情况，而仅仅以地域区分来限制自由与损害财产的行为，是赤裸裸的歧视。

然而，只要稍微了解中共历史就不难发现，其实歧视是极权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本色，在极权意识下的社会，歧视遍布于各个角落。因为极权意识就是金字塔社会结构意识，社会群体被以意识形态来区划成不同等级的所谓阶级，建立起一层层互相压制的所谓统治。这种不同等级的权利不同区别，事实就是违背平等原则的歧视。而制造这种歧视就是阶级先进专政理论的题中之意。

在极权意识指导下，中共展开夺权中将所谓资产阶级、地主作为政治劣等阶级而要消灭，而夺取政权后，实行土改、镇反、合作化、反右、四清，将一批批社会群体划入专政对象，剥夺他们自由、财产甚至生命。那些被划入“地富反坏右”的群体，是完全丧失基本做人权利的人，被政治宣传掀起的社会歧视所任意摧残。

当然，文革后这种歧视事实没有消除，只是变种为反自由化对那些被冠以自由分子的歧视，反精神污染对那些传播西方文明者的歧视。直到今天，中共当局又列出了新时代的黑五类，即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人群等，并对这些群体进行政治上的污名化，经济上的扼杀，人身自由上的限制。进而出现近年来持续的对709律师的大镇压，对宗教人士的大抓捕，对异见人士的大迫害，对网络领袖的大封杀，对弱势群体的大驱赶。这些公然将一个个群体扣上政治歧视的帽子而予以系统性打压行径，是新时代极权意识在社会制造歧视的闹剧。

今天，武汉爆发瘟疫，以极权固有思维模式，自然将武汉乃至湖北划入了另类圈子，成为了极权控制与抛弃的对象，进而掀起全国性对湖北人的歧视。这可以说是极权意识下的必然演化。因此，湖北人今天面临的歧视，不过是地富反坏右与新黑五类在当下社会歧视延续的变种，其深远的根由是极权意识中的阶级不平等外化。在极权意识中，一切有损于极权统治与极权形象的东西，都将被当作敌人或负能量被歧视与抛弃。所以，湖北人今天因瘟疫而面临被歧视的命运，不过是中国人民普遍命运的缩影。而要想结束中国人因这样那样原因被划入专政歧视对象的命运，就必须终结极权意识，确立现代文明的平等权利观念，树立普世的自由、平等、尊严、人权、法治、民主价值。惟有如此，中国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歧视意识与歧视制度。

民生观察 2020年3月22日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全国祸害世界，中国整个社会日益陷入了谈疫色变，惶恐难安的境地。而作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源地的武汉，一时之间成为了举世危地，死亡代称。武汉人或在武汉工作学习过的人，甚至到武汉出差旅游或路过武汉的人，一下也成为了各地恐惧防范甚至敌视的对象，遭到各地驱赶、抵制、抓捕、隔离。社会居然流播起一股“是武汉人制造传播疫病，武汉人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罪魁”的邪说。将本次泛滥祸害世人的罪恶归咎于武汉民众，而忽视了武汉人其实也是疫病的受害者，而真正导致这次祸及人类的灾难疫情是中共的极权制度。
 
我们且看看武汉人在疫情中遭受的苦难。据武汉市民披露，武汉肺炎爆发，大批医护人员感染，医疗物资严重短缺，缺少床位，病人无法被确诊，很多家人看着亲人慢慢死去，家人也纷纷被感染，得不到任何救助，只有上网发声呼吁帮助。
 
武汉一叫李涵的女网友撰文——《79岁父亲双肺感染 求治无门》，自曝全家抗新肺炎心酸经历：
 
我父亲今年79岁。1月18日晚上，他在南京路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就是武汉的原二医院，被查出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但医院说隔离病房床位满了，进不去。我们后续接连跑了几家医院，都不接收。经过努力，父亲现在有了病床，但不是专门的隔离病房，我们这些家属，也都处在暴露的环境中。现在，家里其他4口人都出现感冒症状了。
 
1月21日我去问医生，有什么治疗方法？医生跟我说，没有抗病毒药物，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还没有研究出来，只能常规治疗。然后他建议，如果经济条件好，就打球蛋白。后面三天，我每天给我爸打8瓶球蛋白。球蛋白一瓶570，其他花费每天1000块钱，每天要花去近7000块。我们也住进了普通病房。
 
这三天里，我每天心急如焚。今天急诊室又去世了2个人。正常人的血氧饱和度应该是95，我爸肺不行了，只到80多。但我父亲是可以救过来的，他能吃，人也清醒，打了球蛋白，退烧了，但还是呼吸困难，情况一天比一天差。
 
第一天进来的时候，他还可以把呼吸罩拿下来，自己去上厕所。第二天就喘不上气了。第三天更喘了，今天就不行了，穿着成人纸尿裤，根本不能离开呼吸机。现在官方统计的确诊、疑似病例，我们是不在里面的。现在所有的政策，隔离、免费治疗什么的，都跟我们无关。
 
四五天了，我天天问主治医生，打院办电话，他们说他们没权力、没接到通知。我每天忙得团团转，我隔壁的一个女士却清闲得很。我问她，她说她爸的血氧饱和度不到70，老人太痛苦了，家人已经放弃，就在那里等着父亲死。
 
父亲住院，我跟老公轮流倒班照顾，我早上他晚上。家里还有80岁的老妈妈，还有我女儿。回家后，我们用消毒水把衣服擦一遍，把衣服拎到阳台上去，洗脸洗澡。但这几天，我女儿感冒了，老妈感冒了，我和老公也感冒了。过几天我们准备都去拍个片子。我们不确定是不是在医院被传染了，但急诊室天天人山人海，全是这种病人。你说这种环境我们能好吗？
 
我父亲的肺恶化得很快。看片子，我父亲的双肺感染的面积，之前只有60%，现在几乎全白了。但我们还是得不到确诊，不能转院，不能隔离。两个医生私下跟我说，要做好心理准备，病情发展很快，可能只有四五天了。我当时就哭了。
 
谁能告诉我，我要怎么样才能救我爸？怎样保护自己和家人？
 
另有叫黄海波的武汉市民写《求了6家医院都不收，我在门诊室熬命》：
 
我是武汉人，36岁。我发烧已经12天了，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天天跑医院，但还是得不到确诊和隔离治疗。
 
1月11日，我感冒了，我以为是一般的感冒，去医院开了点药吃，几天都不见效。我就换到湖北省人民医院复查，拍片子，诊断是肺炎。我抽了血，把22种病毒都查完了，都不是，没有别的可能了，就是新型冠状病毒。
 
测试的话，一个核酸检测试剂盒就行了，很简单，但是医院不给测。我找协和医院的朋友问了，99.9999%就是，没什么好怀疑的。做不做最后的核酸试剂盒，意义也不大。但是他们不给我确诊。我觉得他们是要人为控制病例的数量，才这样。
 
这十几天时间里，我每天去门诊排队，等五六个小时，才能打一针。现在人民医院已经不收病毒性肺炎病人了，让我们自己找医院去。但别的医院都满了，没床位，都是不收，让我们自己回家，自己找医院。
 
类似李涵与黄海波记述自己及家人遭受肺炎救治中的种种艰难的文章，当下网络上可谓铺天盖地，那些充满苦难艰辛与血泪的文字，浸透着对中共医疗救治上无能无力与绝望的控诉。
 
一个号称世界第二强大的经济体，一个随处撒钱，仅仅20天前一次就捐献伊朗37亿美元的国家，竟然对自己国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而缺医少药，无病床无医院予以救治，这是怎样的冷酷与残忍！
 
武汉民众挣扎在如此死亡线上，他们设法离开武汉前往外地求医活命，这是人的求生本能，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从网络爆出各地消息，中共当局已经动用各地警力严防死守武汉人，到处拘押抓捕武汉人，将武汉人当作病疫的罪魁祸首。甚至在社会营造仇视敌视武汉人的氛围，意图将疫病怪罪于武汉人头上。
 
大家只要稍稍关注思考，便会发现本次疫情完全是中共极权统治集团固有掩盖压制舆论，封锁消息，剥夺公民知情权，而导致的全局性危机。如果及时将真相公布于世，民众及早作出防范，断不至漫延祸害到如此地步。所以武汉民众是中共极权的受害者，而从武汉传播出去的疫病，正是中共极权祸害的扩散漫延，是绝不能怪罪武汉人的。
 
事实上，中共极权统治集团今天针对整个中国大地泛滥的疫病，仍然在重复着针对武汉爆发疫情之初的压制隐瞒欺骗愚弄手段，而这也必将再次放大重演武汉疫病的悲剧，将武汉扩展到全国，使全国乃至世界成为武汉死地。
 
中国及世界面对中共极权制造出来的这场病疫灾难，应该认真听取武汉民众的血泪控诉，清醒看到中共极权的罪恶本质，调动社会的一切资源，在努力救治武汉肺炎病人同时，警醒人们识破极权谎言，坚定人们结束中共极权的决心！
 
民生观察   2020年1月26日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全国祸害世界，中国整个社会日益陷入了谈疫色变，惶恐难安的境地。而作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源地的武汉，一时之间成为了举世危地，死亡代称。武汉人或在武汉工作学习过的人，甚至到武汉出差旅游或路过武汉的人，一下也成为了各地恐惧防范甚至敌视的对象，遭到各地驱赶、抵制、抓捕、隔离。社会居然流播起一股“是武汉人制造传播疫病，武汉人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罪魁”的邪说。将本次泛滥祸害世人的罪恶归咎于武汉民众，而忽视了武汉人其实也是疫病的受害者，而真正导致这次祸及人类的灾难疫情是中共的极权制度。

我们且看看武汉人在疫情中遭受的苦难。据武汉市民披露，武汉肺炎爆发，大批医护人员感染，医疗物资严重短缺，缺少床位，病人无法被确诊，很多家人看着亲人慢慢死去，家人也纷纷被感染，得不到任何救助，只有上网发声呼吁帮助。

武汉一叫李涵的女网友撰文——《79岁父亲双肺感染 求治无门》，自曝全家抗新肺炎心酸经历：

我父亲今年79岁。1月18日晚上，他在南京路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就是武汉的原二医院，被查出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但医院说隔离病房床位满了，进不去。我们后续接连跑了几家医院，都不接收。经过努力，父亲现在有了病床，但不是专门的隔离病房，我们这些家属，也都处在暴露的环境中。现在，家里其他4口人都出现感冒症状了。

1月21日我去问医生，有什么治疗方法？医生跟我说，没有抗病毒药物，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还没有研究出来，只能常规治疗。然后他建议，如果经济条件好，就打球蛋白。后面三天，我每天给我爸打8瓶球蛋白。球蛋白一瓶570，其他花费每天1000块钱，每天要花去近7000块。我们也住进了普通病房。

这三天里，我每天心急如焚。今天急诊室又去世了2个人。正常人的血氧饱和度应该是95，我爸肺不行了，只到80多。但我父亲是可以救过来的，他能吃，人也清醒，打了球蛋白，退烧了，但还是呼吸困难，情况一天比一天差。

第一天进来的时候，他还可以把呼吸罩拿下来，自己去上厕所。第二天就喘不上气了。第三天更喘了，今天就不行了，穿着成人纸尿裤，根本不能离开呼吸机。现在官方统计的确诊、疑似病例，我们是不在里面的。现在所有的政策，隔离、免费治疗什么的，都跟我们无关。

四五天了，我天天问主治医生，打院办电话，他们说他们没权力、没接到通知。我每天忙得团团转，我隔壁的一个女士却清闲得很。我问她，她说她爸的血氧饱和度不到70，老人太痛苦了，家人已经放弃，就在那里等着父亲死。

父亲住院，我跟老公轮流倒班照顾，我早上他晚上。家里还有80岁的老妈妈，还有我女儿。回家后，我们用消毒水把衣服擦一遍，把衣服拎到阳台上去，洗脸洗澡。但这几天，我女儿感冒了，老妈感冒了，我和老公也感冒了。过几天我们准备都去拍个片子。我们不确定是不是在医院被传染了，但急诊室天天人山人海，全是这种病人。你说这种环境我们能好吗？

我父亲的肺恶化得很快。看片子，我父亲的双肺感染的面积，之前只有60%，现在几乎全白了。但我们还是得不到确诊，不能转院，不能隔离。两个医生私下跟我说，要做好心理准备，病情发展很快，可能只有四五天了。我当时就哭了。

谁能告诉我，我要怎么样才能救我爸？怎样保护自己和家人？

另有叫黄海波的武汉市民写《求了6家医院都不收，我在门诊室熬命》：

我是武汉人，36岁。我发烧已经12天了，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天天跑医院，但还是得不到确诊和隔离治疗。

1月11日，我感冒了，我以为是一般的感冒，去医院开了点药吃，几天都不见效。我就换到湖北省人民医院复查，拍片子，诊断是肺炎。我抽了血，把22种病毒都查完了，都不是，没有别的可能了，就是新型冠状病毒。

测试的话，一个核酸检测试剂盒就行了，很简单，但是医院不给测。我找协和医院的朋友问了，99.9999%就是，没什么好怀疑的。做不做最后的核酸试剂盒，意义也不大。但是他们不给我确诊。我觉得他们是要人为控制病例的数量，才这样。

这十几天时间里，我每天去门诊排队，等五六个小时，才能打一针。现在人民医院已经不收病毒性肺炎病人了，让我们自己找医院去。但别的医院都满了，没床位，都是不收，让我们自己回家，自己找医院。

类似李涵与黄海波记述自己及家人遭受肺炎救治中的种种艰难的文章，当下网络上可谓铺天盖地，那些充满苦难艰辛与血泪的文字，浸透着对中共医疗救治上无能无力与绝望的控诉。

一个号称世界第二强大的经济体，一个随处撒钱，仅仅20天前一次就捐献伊朗37亿美元的国家，竟然对自己国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而缺医少药，无病床无医院予以救治，这是怎样的冷酷与残忍！

武汉民众挣扎在如此死亡线上，他们设法离开武汉前往外地求医活命，这是人的求生本能，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从网络爆出各地消息，中共当局已经动用各地警力严防死守武汉人，到处拘押抓捕武汉人，将武汉人当作病疫的罪魁祸首。甚至在社会营造仇视敌视武汉人的氛围，意图将疫病怪罪于武汉人头上。

大家只要稍稍关注思考，便会发现本次疫情完全是中共极权统治集团固有掩盖压制舆论，封锁消息，剥夺公民知情权，而导致的全局性危机。如果及时将真相公布于世，民众及早作出防范，断不至漫延祸害到如此地步。所以武汉民众是中共极权的受害者，而从武汉传播出去的疫病，正是中共极权祸害的扩散漫延，是绝不能怪罪武汉人的。

事实上，中共极权统治集团今天针对整个中国大地泛滥的疫病，仍然在重复着针对武汉爆发疫情之初的压制隐瞒欺骗愚弄手段，而这也必将再次放大重演武汉疫病的悲剧，将武汉扩展到全国，使全国乃至世界成为武汉死地。

中国及世界面对中共极权制造出来的这场病疫灾难，应该认真听取武汉民众的血泪控诉，清醒看到中共极权的罪恶本质，调动社会的一切资源，在努力救治武汉肺炎病人同时，警醒人们识破极权谎言，坚定人们结束中共极权的决心！

民生观察 2020年1月26日

据民生观察报道，北京人权捍卫者、新公民运动积极参与者张宝成先生日前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公诉，罪名在原来“寻衅滋事罪”的基础上，增加了“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而所谓的罪证却只是空泛指控他近年来在网络通过推特等自媒体发了2000余条信息，但却没有具体明细的事实依据。由此可见，中共北京当局正在以言论来罗织罪名，迫害人权捍卫者张宝成。民生观察对中共当局如此野蛮违反法制、践踏人权，一再拙劣以言打击维权人士、公民运动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据中共北京检察部门的起诉书显示，北京当局指控张宝成通过互联网制作虚假内容视频、自发或转发抹黑、辱骂涉及国家领导人、反党反政府、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辱骂司法机关等内容的信息，并散发涉及国内重大事件、损害国家形象、危害国家利益的虚假信息。另外又指控张宝成在互联网散发涉及暴力恐怖、极端主义的视频。

而北京当局所查明的指控张宝成的所谓“犯罪事实”均来自于张宝成的网络言论内容，即制作、散发的上述信息、视频等内容，总共达到2000多条（篇），除此之外并无实质性“犯罪事实”。

北京检方在起诉书的最后强调，张宝成曾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刑，并在释放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不过，不同于其他案件，这次北京检方并未在起诉书中出现具体的量刑建议。

据家属透露，张宝成于2019年5月28日凌晨在北京家中遭到入室警察的拘捕，当时丰台警方入屋后随即对张宝成的住所进行详细搜查，查抄了多件私人电子设备以及部分纸质材料。当时警方入屋后随即收走了张宝成的手机，张宝成只好用住所的座机电话致电女儿，告知自己被抓的情况。当时张在电话里同女儿提到警方出示的手续是涉嫌“寻衅滋事罪”，不过口头表达称因“涉枪”。

张宝成家属后来收到了北京警方的《逮捕通知书》，显示张宝成已被批准逮捕，通知书落款日期为7月4日，即张宝成被拘捕的37天届满期限。通知书内容同时显示，张宝成的涉嫌罪名除了被拘捕时的“寻衅滋事罪”之外，另外多了几条更为严重的罪名，包括“宣扬恐怖主义”、“宣扬极端主义”以及“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等罪名。

网络一度有传言说，警方声称在张宝成住处搜查到了枪支。从种种迹象显示，这是北京警方故意通过一些渠道放风，以便为张宝成定重罪。

无独有偶，这种肆意栽赃涉嫌恐怖犯罪的行径，近日又发生于山东烟台张忠顺先生身上。据张忠顺的女儿通过推特对外披露，中共当局成为针对厦门公民聚餐案的“12.13专案”，在搜查前烟台大学教师张忠顺的住房时，声言从中查抄到了245发子弹。试想一个从来主张和平非暴力，且从未接触过枪支，连枪都没有摸过的教书匠，居然一下家中搜出那么多子弹，这是何等拙劣的栽赃陷害？！

中共极权统治当局在夺取大陆政权70年后，由于累累罪恶，民心丧尽，现在面临内外交困，眼看统治摇摇欲坠，为了掩盖自己暴力镇压民间的罪恶，中共当局接连通过张宝成、张忠顺这种案子，对外释放民间反抗力量正走向暴力涉恐的信息，以图为自己违法侵权的镇压找到借口，以便欺骗世界，继续愚弄民众。这显然是中共极权统治镇压中国大陆非暴力不合作维权运动的新诡计。

张宝成是一名中国人权活动家，出生于1959年6月19日，曾参与“茉莉花运动”、新公民运动的“教育平权”和“要求官员财产公示”、“声援陈建刚组建人权律师团”、“声援许志永”、“声援郭飞雄”、“抗议中国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等活动。其政治理念为“反对一党独裁，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的社会民主制度”。

1978年，张宝成被中国政府以“有历史根源的散布反党言论、破坏毛泽东思想传播”判处劳动教养三年。2006年，被中国政府以“销毁罪证罪”，判刑三年。

2013年3月31日，张宝成与朋友在北京西单休闲广场进行“要求官员财产公示”演讲，被中国政府抓捕、判刑2年。

张宝成出狱后控诉，在服刑期间，曾遭受酷刑逼供：电击生殖器、殴打、虐待等迫害，身体留下印记。获释后多次被拘留、拘禁、拘押调查，家庭长期被监控，通讯被监听，被抄家5次以上。

2019年5年27日晚，在中国北京被中国政府以“涉枪罪”抓捕。2019年5月28日，以“寻衅滋事罪”被拘留，关押于北京丰台区看守所。2019年7月4日，以“寻衅滋事、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被逮捕。2019年9月2日下达换押证，案件被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2019年9月23日，关押地转至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案件转至法院。期间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退回补充侦查一次，并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一次，最后至2019年12月30日正式提起公诉，整个过程从拘捕到起诉历时总共七个月，而所谓的“犯罪事实和证据”不过是两千余条的网络言论。

中共极权统治当局对人权捍卫者、公民运动参与者的栽赃陷害残酷镇压，是严重反自己颁布的《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违反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的条款，公然违背中共当局自己签署与加入的众多国际人权公约与组织，是野蛮践踏人权，违反法制，挑战人类文明。

因此，民生观察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立刻停止镇压公民运动，无罪释放张宝成及一切被羁押的人权捍卫者；切实落实国家保障人权的承诺，真正启动走向民主宪政的政治改革。

民生观察 2020年1月16日

“自由之夏”不仅仅是香港人为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而战，更重要的是，这场运动是中共极权政体从顶峰迈入衰败的拐点。

经过四十年的所谓改革开放，持续增长的经济使中共政体的专制统治地位愈加牢固。西方自由世界主流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人民随着收入的富裕会不可避免地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中国必然可以成为民主国家。在美国，通过接触改变中国一直是美国对华外交信奉了数十年的政策。所以，即使中国不断发生大规模的人道灾难，西方国家却坚信这些是中国在发展进步过程中的阵痛，中国在与西方的接触中会受其影响，带来改变，最终实现经济自由化、法治和政治民主，所以从来没有改变以接触改变中国的政策，更不曾相信中国有一天会成为自由世界的威胁。

改变始于2018年3月中国两会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消息一经披露，世界媒体一片哗然和震动。习近平走向终身集权显示了一党专政的中国离民主制度愈来愈远，无疑让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自由化想象完全破产。华盛顿邮报认为习近平正打造二十一世纪的极权模式，对世界民主和人权提出了挑战，金融时报认为西方国家必须制定出一致的战略来应对一个在内政外交方面都更为霸道的中国。时代周刊评论说如果习近平能够毫无顾忌地改写中国四十年来的政治规则，那么北京在撕毁国际准则方面也会毫无内疚之感。

通过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事件，中国是国际规则的破坏者，是一个崇尚丛林法则的极权野蛮国家，中国不会融入自由国际秩序，并且一定会向人类的政治文明、普世价值宣战，这种观点渐渐成为西方媒体、国际政治专家的主流看法。修宪事件导致了西方“接触改变中国”观念的逆转，对中国威胁文明世界的可能性进行准备和应对渐渐成为国际的主流声音。

“自由之夏”运动让世界真正认识到了中国是如何的无视普世价值，向人类的政治文明宣战，践踏人权、法治、自由。香港人民的英勇抗争也打动了世界还在珍惜自由的人们。挪威自由党议员古里·梅比尔访问过香港，香港警察的残暴令她震惊，抗争者的勇气也令她印象深刻，她决定提名全体香港人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希望这将鼓舞他们为自由和民主抗争：“香港人冒着生命和安全风险，捍卫言论自由、民主、法治等基本权利。他们所做的远远超越香港本土，影响到整个地区和世界其它地方。”11月，美国参众两院以压倒性通过了履行对香港自由民主的历史承诺以及建立惩罚机制针对在香港或中国内地压制基本自由的政府官员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表明支持香港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最主流共识。

从香港的遭遇国际社会认识到了极权主义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威胁，11月底，具有国际公信力由来自世界各地世界60多个国家的数百名记者组成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公开了从中共内部泄露出来的400多页的秘密文件，首次详细披露了中国政府如何在高度戒备的所谓“再教育营”拘禁设施内对上百万新疆维吾尔人展开“洗脑”，试图改变他们的思想和语言。在上世纪纳粹德国后人类世界重现大规模的集中营，其任意羁押和非人道折磨引起世界的关注和谴责。随后，美国国会通过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这是继《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后通过的有一部关于中国人权的法案，显示了文明世界与中共的新国际关系正在走向对抗。

所以，修宪事件导致中国与西方关系观念的改变，而香港“自由之夏”运动正式成为中国与西方关系改变的拐点，国际政治形势正在发生越来越不利于中共的变化。然而，更重要的是，由香港、新疆、西藏开始的边疆危机，是中共极权政体从顶峰迈入衰败的拐点。

极权政体衰落的拐点，往往是其统治的边疆地区首先出现动荡，然后边疆的危机都加重核心统治区域的社会问题，从罗马帝国到苏联极权的垮台，莫不如是。“自由之夏”不仅耗损中共统治的道义性与合法性，同时耗损中共巨额的资源以维持对香港的统治格局，加重本来就紧张的官民矛盾，而且通过网络社交平台不断把香港人民为自由而战的勇气穿透层层防火墙传递给被极权统治的大陆人民。这些追求自由的精神，这些组织、动员的社会运动抗争剧目，在未来中国的民主运动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又到一年一度的圣诞节了，中共极权统治的大陆正一浪高过一浪地掀起抵制圣诞的狂潮，今年不仅有社区受当地派出所指令而发布抵制过圣诞节所谓“洋节”的公告，还有商场以所谓稳定为名提早于平安夜关门停止营业，更有学校老师受上面指示监督学生不得于平安夜外出。由此可见中共党国极权统治集团为镇压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已经全方位向代表普世文明的基督教宣战，公然挑衅人类文明，鲸吞公民信仰自由，侵害公民基本生活自由权利，是赤裸裸违反法制，践踏人权。民生观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据微信披露，云南乾达盛物业公司于2019年12月17日发布公告——《重要通知》：尊敬的各企业、商户：接派出所通知，圣诞节期间禁止所有一切庆祝活动，包括宣传及相关的一切装饰品，此节日不属于中国的传统节日。敬请转告周知！

不仅如此，河北省保定市著名商城——银座商城有限公司于12月23日发布公告：12月24日营业时间变动通知：为配合政府部门“做好平安夜，圣诞时间安全稳定工作”，银座商城12月24日营业时间调整为：超市：8:00——15:00；百货：9:30——15:00.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更有甚者，中国各地小学、中学以及大学纷纷发布禁止过所谓圣诞“洋节”的通知，通过多种形式来阻止学生参与一切圣诞节的活动。如网络“福建高校”大V微信披露：福建农林大学部分班级收到杜绝过洋节的通知。而网络搜索显示全国各地中小学纷纷透露各种禁止学生过“洋节”的告示、倡议、宣言等等。有家长群中还披露出老师为了阻止学生过圣诞节，居然要求家长禁止孩子平安夜晚上外出，要家长将孩子在家中的照片发于群中给老师监督。“通知：今晚是平安夜，强调不过洋节！所以，孩子不能外出，在家学习和休息，今晚10点请传一张孩子在家的照片（睡觉的也行），到群里打卡。

如上种种千奇百怪的禁止学生、居民、顾客等等广大公民参与圣诞节活动的行径，客观而全面地反映出中共极权统治集团正丧心病狂地在中国大陆阻止、扑灭基督教信仰传播。

基督教来到人间，给人类带来的文明与福祉不胜枚举，至今世界所有文明发展国家几乎都是基督教信仰的国家。而基督教传入中国，给古老而落后中中华大地所带来的进步与改善，也是数不胜数。

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唐朝公元635年，距今约有1400年历史。如果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807年来华宣教算起，也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仅仅是在近现代，传教士进入中国后，修医院、建学校、办孤儿院、盲人院、疯人院，播撒人类文明的种子，反对妇女缠足，成立戒烟所等等，可以说传教士把文明的火种带进了中国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

1879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成立。这是中国第一所大学，包括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农学院、神学院。圣约翰大学是清末民初中国实力最强的大学，也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大学，被称为“东方哈佛”，培育出了一大批声名显赫的校友，诸如宋子文、严家淦、林语堂、荣毅仁、张爱玲、周有光等大批大腕级人物。1952年，圣约翰大学被撤销，各院系并入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交大等。

中国大学教育比西方晚了几个世纪。由于教会大学的出现，中国古老的教育有了转机，并逐渐与国际接轨。基督教在华创办的著名大学比较多，其中就有北京燕京大学，由美国和英国教会于1919年联合创办，首任校长为美国宣教士司徒雷登。后来文理学院并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校址为现在的北京大学。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美国多家教会联合创办，1951年归入南京师范大学。

此外基督教在华创办的大学还有上海沪江大学、山东齐鲁大学、江苏东吴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等等。据统计，从1817年到1918年，仅一百年间，在华基督教学校发展到七千多所，学生人数多达21万，除正规教育外，教会还致力于平民的扫盲教育。

除了积极办学之外，宣教士在中国还建立了很多医院，治疗中国人身体的病痛。有一位女宣教士名叫道济，她被美国长老会派到北京。当时中国女人饱受生产之苦，孩子生下来，接生婆从炕席上抽根席篾，将脐带割断，撒上一把土灰止血，很多孩子出生几天就死去，看到此情此景，道济大哭一场，她随即返回美国，在各教会募集资金。1885年，道济回到北京，在安定门盖了12间平房，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妇产医院–道济医院，即今日北京第六医院。后来，道济又引进妇产科以外的西医各科，在中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医院。据1920年统计，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医院和诊所共820间，著名医院有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同济医院、成都华西医院、济南齐鲁医院、上海仁济医院、广州博济医院、上海同仁医院等等。

除传播知识，医治病痛，外国宣教士还努力为中国人破除陈旧的陋习，积极传播人类的文明。中国妇女缠足的陋习由来已久，随着东西方交流的深入，很多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对中国女人的缠足裹脚感到非常惊讶和不解。1874年，英国传教士约翰·麦克高望深感缠足陋习对中国妇女的摧残，在厦门成立了由六十多名妇女组成的“天足会”，入会妇女不得缠足，这是中国历史上首个反对缠足的组织。1878年，英国人立德夫人在上海也成立了“天足会”，开始积极传播反对缠足的理念。可以说，是西方宣教士拉开了反对中国妇女缠足的序幕。

如果说以上的事实都发生在近代，离我们稍微有点远，那么让我们再看看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自从1991年中国颁布《收养法》，开放了外国人收养中国孤儿之后，截止2018年，已经有超过11万孤儿被美国家庭收养。他们收养的中国孤儿88%为弃婴，其中80%以上患有先天残疾残障或重大疾病。而这些收养中国残障弃婴的美国人，都是来自基督徒家庭，他们因敬畏上帝而敬畏生命，他们的爱来源于上帝。因为在他们看来，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

基督教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恩泽可谓山高海深。然而，近年来，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极权统治集团一方面强调文化自信，自吹尊重人权与建设法治，一则疯狂掀起镇压基督教狂潮，在全国拆毁教堂，拘押重判传教人士，威胁恐吓骚扰信教民众，大肆抵制一切与圣诞节有关的活动。现在公然布告禁止公民参与圣诞节庆祝，发起全国性抵制所谓“洋节”活动。中共极权统治集团如此行径，是公然违反自己颁布的《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等等条款，公然违反《世界人权宣言》，也公然自食依法治国口号，挑战人类文明，敌视普世价值。

因此，民生观察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立刻停止一切镇压基督教的罪恶行径，取消一切对公民参加圣诞节活动的禁止，切实落实宪法有关尊重人权与信仰的承诺。

民生观察 2019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