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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这是一名上访者试图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的长度。为此，普通农民工刘刚已经和一个市的政府部门较劲了4年多，真相仍未揭开。
1月18日，本案正式在辽宁省北镇市人民法院首次开庭。
“讨说法”进了精神病院
2008年9月19日，辽宁人刘刚站到了山东临沂的市委市政府门前。
他是为了反映仔猪在当地检验后死亡的问题。但他等来的不是“领导”，却是一辆呼啸而来的警车。
“当时，一辆小面包警车里坐了6个警察。”刘刚说，他被警察反剪双手，推上了车。去的不是派出所，而是临沂市收容救助管理站。
救助站是为流浪、乞讨等人员而设，上访的他为什么被送到那里？
2009年6月《临沂市救助管理站关于救助刘刚情况的汇报》如此解释当时的情况：“刘刚从警车上跳下后，眼睛发直，一边叫骂、蹦跳，并从救助站值班室门前的柳树上揪下树枝，啃树叶吃。救助站值班员询问需要什么帮助，他什么也不说，开始用头撞墙，左顾右盼，情绪十分暴躁。救助站询问其家庭住址、姓名等具体情况时，他像没听到一样，左顾右盼，答非所问。”
但刘刚却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他根本没有这么做。“我在那里待了5分钟，没下车，也没说过话。只有两个警察下车，另外4个在车上看着我，我怎么可能跳下警车吃树叶？”庭审时，原被告双方都没有就此出示更多证据。
随后，刘刚被送进了临沂市荣军医院精神病科二区。
中国青年报记者致电临沂市救助管理站热线，工作人员称，荣军医院是救助站的定点医院，“精神病人会被送过去”。
据刘刚回忆，当时好几名医生护士将他绑在床上，强行打针吃药。“三五分钟就迷糊了，什么也不知道了。”
“每天早、中、晚3次打针吃药，有时我不吃药，护士就用工具撬我的牙，强行往里灌。”刘刚说。
在临沂市民政局、卫生局、救助站向法院提供的住院病历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吧？”医生说。
刘刚回答：“知道，大夫，但是我没病。你们把我送到这里是犯法的，我要去告你们。”这段对话下面写着：“此后患者情绪极其激动，对其精神检查无法进行。”
后来救助站人员前往时，与刘刚能正常交流，且他放弃救助态度坚决，救助站就让他填写了放弃救助申请书。
2008年10月8日，刘刚“被放了出来”，出来时身上只有“1元3角钱”。
在被告临沂市民政局、卫生局、救助站提供的入院、出院记录上都写着：“患者四处上访，言行怪异3月余。”
“二入院”落下手脚伤，“真门诊”还是“假病历”？
2009年1月，刘刚又来到临沂市信访局、民政局，要为自己被送进精神病院“讨一个说法”。临沂市救助站出具的《信访答复意见书》，认为“救助符合规定和程序，不存在违法现象”。刘刚并不满意这个答复。
1月6日，民政局报了警，刘刚再次被带走。民政局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中解释说，是因为他“在大门外再次出现精神失常”。
“这一次，他比较配合工作人员的询问，说不愿意接受救助。按照自愿原则，不能强制其接受，所以本站没有对刘刚实施救助。”2009年6月救助站《关于救助刘刚情况的汇报》中说。
但就在1个小时后，刘刚第二次被送入荣军医院。
在刘刚提供的荣军医院《第二次入院记录》中，病史的来源是“市民政局门卫及科院有关工作人员”。
“我不愿接受救助，他们把我强行送到医院，这难道不算‘行政强制措施’么？”刘刚问。
在今日的法庭上，临沂市救助站的委托代理人说：“是公安部门把他送进精神病院的，救助站没有作出任何直接的行政行为，责任不在我们。”
第二次入院给刘刚留下了伤痕，至今未消。
同院病人朱崇亮等多人作证称，刘刚入院当天就被捆绑3小时，第二天又被捆绑两小时，手脚肿伤。“被放下来时，手脚都紫了。”
2009年《山东省民政厅信访复查意见书》却这样记述刘刚的伤情：“根据刘刚在临沂市荣军医院第二次入院的治疗病历记述：2009年1月7日，刘刚自己晃大门，不小心将右手大拇指扭伤，局部肿胀、压痛，工作人员欲给检查受伤情况，还没触到皮肤，患者立刻打搅，医务人员马上给云南白药两粒口服，麝香壮骨膏外贴。”
吊诡的是，在今日庭审提供的病历中，上面这段话却遍寻不着。刘刚因此质疑：“庭审提供的是不是假病历？”
此案中，政府部门提供的病历的真实性成为一大疑点。
庭审时，被告方临沂市民政局、卫生局、救助站提供了刘刚第一次入院的门诊病历，“初步诊断患有癔症”。
但刘刚坚称自己并未经过任何门诊，“直接被送进病房，大门一关，谁也跑不出去”。他质疑被告提供的门诊病历“不真实”，“因为落款医生是高华、柏庄彬，他们是住院区的医生，并不是门诊医生”。
被告方还提供了2008年、2009年刘刚两次入院的《诊断证明书》。蹊跷的是，相隔1年的两次诊断，门诊号和住院号都一模一样，均为“8148”和“4618”。
究竟门诊病历是真是假？荣军医院医务科医生告知中国青年报记者，当时接待刘刚并且书写病历的医生2010年已被调走。
“保证不再上访”的红指印哪去了？
这次，刘刚在精神病院里待了36天。这是他最难熬的一个年。
当年，他女儿正在读高三。“突然有一天，我爸爸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我们后来慌了，就天天打。眼看过年了，还是音讯全无，我和妈妈在家天天哭。后来妈妈就骗我说，爸爸在海上打工，接不了电话，但亲戚邻居说他一定是死在外面了。”
这一年，刘刚的老父亲得脑血栓病倒了，至今靠68岁的老母亲照顾。他女儿在法庭上说：“爸爸一直上访，家里也越来越穷，我妈妈没法承受这种穷，就离家出走了。”
临沂市救助站等单位两次不通知家属，成为庭审中的一个硬伤。
“2008年入院时，刘刚一直不告诉我们住址和家庭信息。直到他出院的前一天，才取出自己的身份证，说出住址。随后我们才与锦州市救助站联系，核实了他的籍贯情况。”被告代理人解释说。
刘刚则反驳称：“荣军医院对精神病人连裤带、鞋带都要收走，我的身份证、包全都在入院当天被收走了。”
在被告提供的2008年10月7日《临沂市救助管理站了解定点医院住院受助病人情况记录》上，登记人员将刘刚住址的“北镇市”写成了“锦州市”。“如果是我掏出身份证让他抄写，他会抄出另一个市名吗？”刘刚问。
“第二次入院，因为不是救助站直接送去荣军医院的，因此通知家属不是我们的责任。”救助站代理人在庭审上说。
2009年2月12日，刘刚再次出院。他的右手拇指、食指无法伸直，左腿内弯，至今依然如此。
“我在临沂市荣军医院治疗后痊愈。经全体工作人员的精心护理，我非常感谢。”山东省人民政府的信访答复中提到，刘刚出院时这样亲笔留言。
刘刚在庭审上却公开称，这是医院逼他所写。“我记得后面还有一句保证‘不再上访’，还按了红指印。被告没有向法庭提供原件。”
此后，刘刚多次上访。中国青年报记者查阅临沂市民政局、山东省民政厅的多次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基本陈述均与救助站一致。
2009年末，刘刚停止了上访，回家写起诉状，将临沂市民政局、临沂市卫生局、临沂市收容救助管理站告上法庭。
2012年5月17日，刘刚收到了北镇市人民法院的传票，但是案件未能如期开庭审理。
“立案之后，我们把诉状寄到山东那边，他们提出了管辖权异议。”北镇市人民法院副院长董德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临沂市民政局认为，北镇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应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审理。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如果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原告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月28日，管辖权异议被北镇市人民法院驳回。驳回意见中写道：“经审查，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实施救助并非自愿，有强制措施行为，从客观上收到了限制人身自由的效果，故被告异议理由不成立。”
7月，临沂市民政局不服裁定，上诉至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锦州中院维持了原判。
2013年1月18日首次开审时，合议庭认为，“被精神病”案的关键有二：第一，被告是否限制了原告的人身自由。第二，原告是否有精神病。
刘刚有没有精神病，究竟谁才有资格证明？
刘刚所在的北镇市中安镇三里店村民委员会，开具了“无精神病史，身体健全”的证明。今日庭审上，刘刚的同村人、合伙人也出庭作证，这名农民工在赴临沂上访前，并未表现出任何精神病迹象。
但被告代理人指出，“村委会和证人均不是精神病专业鉴定人员，证词缺乏法律效力。”
临沂这一边，也拿出了证据。2010年1月27日，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和荣军医院“两院专家组共同讨论”，认为根据两次入院前在场人员的反映及入院后临床表现，刘刚存在明显的精神异常及癔症性人格基础。“根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支持原‘癔症’诊断”。
但法庭上，刘刚质疑，临沂市荣军医院作为一家精神科专科医院，校验记录只有2002年1月、2010年～2012年两段时间的合格记录。“那么，在我入院的2008年、2009年，这家医院有精神科诊疗资质吗？况且，它有司法鉴定的资质吗？”
对此，被告代理人回答：“校验记录可能是因为换证，材料不全，下次法庭需要可以补上。”
当庭，合议庭和原被告均同意对刘刚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庭后确定锦州市康宁医院为司法鉴定机构。本报将继续关注此案的进展。（来源：中国青年报http://zqb.cyol.com/html/2013-01/19/nw.D110000zgqnb_20130119_4-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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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光山县检察院昨晚批准逮捕了持刀砍伤23名学生的犯罪嫌疑人闵拥军。该院侦查监督科有关负责人今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在批准逮捕闵拥军的同时，该院已经要求公安机关对其有无行为能力进行严格的司法鉴定。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12月14日，闵拥军在光山县文殊乡陈棚村完全小学门口，持刀砍伤23名学生。该案经媒体报道后，闵拥军是否患有精神病的问题引发广泛关注。

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据此，是否患有精神病，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光山县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告诉本报记者，此前公安机关并未对闵拥军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原因是：案发后，闵拥军本人及其家人只说其患有癫痫病，这与精神病相差甚远。而无论是公安机关经侦查获得的证据材料，还是被抓获时闵拥军的语言表达、精神状态，以及提讯时闵拥军的种种反应，均不能显示其患有精神病或精神病病发。

“这起案件性质恶劣、社会影响大，慎重起见，我们还是向公安机关提出了对闵拥军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的补充侦查建议。”该办案检察官介绍，光山县检察院将对此案进行同步跟踪监督，并根据鉴定意见采取相应举措。(来源：检察日报 杨波

http://news.qq.com/a/20121218/0002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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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6日，《精神卫生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的第二十一天的上午，原告北京女工程师陈丹（化名）诉北京回龙观医院非自愿住院诊断案（一审）在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法庭开庭。该案案由是人格权纠纷。北京瑞风律师事务所陈继华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徐灿律师作为陈丹代理人出庭。陈丹诉称，北京回龙观医院的收治行为侵犯了她的自主权、人身自由及身体权，因此要求对方赔偿20万元，并赔礼道歉。当天的庭审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根据法律程序，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之后，回龙观医院要求追加陈丹父母为被告。法官宣布休庭，择日再审。

矛盾

据了解，原告陈丹是家中的独女，大学毕业后独自到北京工作，至今已十年，现已是一名工程师。陈丹的父母对她有很强的控制欲，从小对她过度关心，不让她跟一般的小孩玩，不准学游泳，一直被罩在“保护伞”下生活，直到上大学。两年前，已与男友交往一年的陈丹将恋情告诉了父母，但其父母始终反对。“一开始他们每周都打电话，但每次谈到我的感情问题都不愉快，因为父母执意要让我跟男朋友分开，回老家生活在他们身边。”陈丹说，因为这事她与父母分歧越来越大，交流越来越少。今年春节，陈丹希望去男友的老家，与男友一起过年，陈丹的这一想法让父母很生气，双方闹僵了，此后陈丹与父母一直没有通电话。

送诊

今年6月5日傍晚，陈丹与男朋友从住处下楼时，透过公寓楼的大堂玻璃，看到从东北老家赶来的父母。“我猜他们可能是来找我男友吵架的，便想回避见面。”
陈丹和男友刚上楼，就有人敲门，陈丹和男友没敢出声，他们敲了一会儿就走了。过了20来分钟，就听到有人拆门锁，为了保护自己，陈丹报了警。
过了十多分钟后，陈丹的房门被撬开，破门而入的不仅有陈丹的父母，还有四个“膀大腰圆，从来都没见过”的男子。后来，这四个男子被证实是陈丹父母花2000元找来的医托。

四名男子当时自称精神病院护工，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要求陈丹配合他们去医院检查。“看到我报警，四人一拥而上，抓住我的四肢，把我整个抬起来，我爸在旁边帮忙，我被架着离开了住所，塞进出租车，车径直往医院开。 ”

收治

到医院时大概晚上7点多，陈丹先后被带到化验室抽血和X光室拍片。晚8点左右，在“没有医生接诊，没做任何相关精神检查，没有任何诊断”的情况下，陈丹被带到了重症病房，护士24小时陪护。 护士让把陈丹手饰、手表都摘掉，手机也交给男友。

在病房里，护士让陈丹把所有的衣服都脱掉，不允许戴文胸，因为有细带，内裤和鞋子都不能穿。病房是十人间，其他九张床都有人，“我浑身上下脱个精光，然后转圈，让护士看身体有什么特征、疤痕，我感到特别耻辱。 ”
过了一会儿，进来一位男医生，问姓名、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这儿等。陈丹把自己的遭遇对他讲了。但他认为陈丹说的一切都是想象出来的，因此，没作任何答复就离开了。
“这一晚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晚，病房里有三四个病人都被捆绑着，她们一直在此起彼伏地尖叫，我基本上一夜没睡。”
6月6日上午9点多，一位女医生来说是陈丹的主治医生。陈丹又讲述了一遍遭遇，希望尽快离开。她说第一次来医院的人要经过三级专家会诊，通常在两周内进行。
“我感觉我的权利和痛苦都被人漠视，我表示想联系男友，但他们说住到这里的人一般要在两周后才能有通讯权和会见权，要等专家会诊后，认为其病情适合和外界联系时，会发一张电话卡，在规定时间打电话。 我很愤怒，说要起诉他们。后来一位副主任和一个医生找我谈话，和我讨论法律问题，他们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正确的，我起诉很不现实。 ”
6月8日上午，已连续三个晚上没法睡觉的陈丹，身心憔悴。9点多，被护士通知去专家会诊。被带到一个大会议室，有主管护士、主治医生、护士长，还有20多个人在旁听。会诊进行了1个多小时，他们问了诸如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现在在什么地方、知道现在几点吗等问题，这些问题看来都是提给精神病人的，最后让回去等会诊结果。 12点左右，一位男医生进来说：“会诊结果出来了，你可以出院了。”

“前三天都硬撑着，听到终于能出院时，我大哭了一场。下午4点，男友来接我，我抱着他又哭了一场。在医院的几天，我每分每秒都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 经历此事我的人生观变了，明白自由最可贵。”

事件回顾

6月10日，陈丹在水木社区论坛公开其遭遇，引起巨大反响；6月16日，陈丹就其遭遇绑架事件，到派出所报案；6月18日，陈丹与律师来到回龙观医院封存其病历；7月3日，北京回龙观医院召开媒体通报会，二十家媒体参会，院长杨甫德在发布会中表示，“被精神病”绝没有公众想象得那么容易，公众更没有必要因此对正常的精神疾病诊疗行为感到担忧甚至恐慌。7月4日，陈丹在其微博上发布了其写的一封《致北京回龙观医院的公开信》，对回龙观医院的观点逐一进行了反驳。7月11日，陈丹向北京回龙观法庭递交了起诉状，认为回龙观医院侵犯其自主权、人身自由及身体权，要求相应的赔偿和赔礼道歉。8月27日，《精神卫生法》草案于全国人大委员会进行第二次审议。9月28日，陈丹起诉79天后，北京回龙观法庭正式出具受理案件通知书。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陈丹与几位非自愿住院幸存者合作，将“河南农妇吴春霞被强送精神病医院”案件的胜诉判决书、连同建议信，邮寄给全国500家精神病医院及法院。建议全国精神病医院在收治时，对送治人监护人资格履行审慎审查责任，应判断：1. 被送治人是否真的需要监护人；2. 送治人与被送治人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冲突；3. 被送治人是否信任送治人。10月23号，全国人大委员会第三次审议《精神卫生法》草案，“72小时”的规定被低调删除，改为“及时”。

10月26日全国人大通过《精神卫生法》。

律师观点

陈丹的代理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市长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徐灿表示：《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规定：“经诊断患有重性精神疾病的患者，诊断医师应当提出医学保护性住院的建议”；“医学保护性住院由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办理住院手续”。 “重性精神疾病的患者”有两条严格的判断标准：即“不能完整辩论”和“不能控制自身行为”。陈丹在生活和工作中人格正常，有强烈的自控能力，并明确表示不同意住院。医院的收治无法律依据，且违背原告的自主意志，是严重的人格权侵权行为。陈丹被作为精神病人被送治收治，在其男友、朋友中形成对其人格的怀疑，给陈丹带来巨大的精神损害。
本案发生于精神卫生法立法讨论期和收治制度转型期，作为《精神卫生法》面世后第一案的人格权侵权诉讼，对我国的精神病人收治制度，会起到深远的影响。

（编辑：柳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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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亚芳，1967年3月5日生，淅江省杭州市桐庐县人。她是浙江省桐庐县中医院的一名主管护师，住桐庐县桐庐镇惠民小区。2006年12月21日，钟亚芳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核医学科（简称“浙医一院”）做甲状腺ECT同位素扫描检查。这个检查做过的第二天，钟亚芳即开始出现脱发、肌肉萎缩、双下肢肌肉僵硬、满口腔溃疡、白血球减低等症状。不幸的是，在钟亚芳患病十个月后，她年仅8岁的女儿钟知含身体也出现状况和不适。

上述情况出现后，钟亚芳即怀疑是浙医一院出了问题，但浙医一院却拒不认为他们有过错。2008年5月，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对钟亚芳作出了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书认为：“浙江省某医院核医学科没有分别设立‘功能测定室’和‘核治疗室’，且注射扫描检查的锝和治疗骨肿瘤的锶均在同一个地点，不符合医疗规范，存在误注条件。钟亚芳在注射放射性药物的第2天，即出现四肢骨痛症状；5个多月后检查，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异常，尿中去钾总β放射性浓度异常增高，与使用锶后的体内代谢变化相吻合。因此，浙江省某医院在对钟亚芳做同位素扫描检查用药过程中，误注了锶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如排除了通过其他途径接触到锶，则医院的医疗行为与钟亚芳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同年10月，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对钟知含的鉴定结论为“体内出现了确定性的辐射生物效应；在出现症状的时间前后，受到过放射性核素污染”。

2008年12月29日，国内媒体《民主与法制时报》以《母女遭受核污染谁之责》为题对钟亚芳母女的案件进行了报道。面对这些证据，浙医一院仍然拒不认为他们有过错。为此，钟亚芳走上了上访的不归路，也走进了维稳的天罗地网。

2009年10月1日上午，正在北京上访的钟亚芳在公话亭打电话时被桐庐县公安局局长周建杭等人抓住。10月2日押回桐庐后，钟亚芳即被关进桐庐县上海快乐度假村67天（桐庐县公安局称之为“学习班”），每天由桐庐县公安局与桐庐县卫生局8—10人24小时看押，时间长达两个多月。期间的11月17日，钟亚芳被桐庐县公安局与桐庐县卫生局15人强制押送到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在恐吓威胁下由该院进行了所谓的“精神病司法鉴定”，鉴定结果为“偏执性精神障碍”。

12月7日下午，桐庐公安局城北派出所李指导员来到非法关押钟亚芳的桐庐上海快乐度假村7102室，要求钟亚芳去医院“看妇科病”。钟亚芳当即被强制押上车，送到了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经妇科检查诊断为盆腔炎后，又被城北派出所李指导员及二名民警强行拖进该医院精神病病房。仍由桐庐公安局民警与卫生局人员看守，并加大了警力看守，而该院精神病医生并没有跨进关押“精神病人”钟亚芳的“病房”一步，钟亚芳也没有被服用过一颗精神病药物。

12月9日，杭州市公安局作出《肇事精神病患者收容治疗通知书》，指“钟亚芳因扰乱社会治安秩序行为，经本局批准同意现已送杭州市安康医院收容治疗”。 钟亚芳当天便被送到了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精神病院》，开始了她的精神病院生活。

被关进杭州公安局安康医院之后，钟亚芳连续一个多月都没有睡上一个好觉。每天都是对女儿的思念和老父母的担忧，终日以泪洗面。关押期间，桐庐县公安局不惜花重金雇佣了当地的6名妇女 “照看” 钟亚芳，每人一月工资1800元，6人共计10800元一个月。

2011年7月22日，在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度过了591天后，钟亚芳终于获释回了家，但她发现回家后并不自由，她二十四小时被人跟踪监控。

来源：民生观察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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