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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被关押三年多的中国公民运动知名维权人士许志永和丁家喜，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4年和12年。消息传出，引起国内外的巨大反响和普遍对中国政府镇压和迫害民主人士的愤慨。

中国民间对许志永和丁家喜的遭遇议论纷纷。在对他们二人道德人格和道义勇气抱予佩服之余，不少人亦就此反思中国未来民主转型的出路何在，激烈者认为和平理性非暴力路线在中国是一条死路，甚至认为“那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不值得许志永和丁家喜去受苦，你们要做的不是尝试改变，而是远走、逃离……”

面对习近平政权对中国民间残酷打击、镇压、清场的黑暗现实，民间普遍的焦虑和浮躁心理可以理解，这种对改变的渴求不是自今天始，而是近十年来成为中国民间的梦魇，由郭粉川粉对虚假希望的意淫，到因万马齐喑而绝望，民间的无力感日益深重。

许志永和丁家喜遭受重判之时，适值中国维权运动20周年。20年前的2003年3月，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收容站被殴打致死事件，在四月份的南方都市报披露后，引发舆论效应，最终导致收容遣送制度的被废除，亦掀开中国维权运动的大幕。而许志永因在孙志刚事件中与另外两名法学博士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度而为人所知。

中国的维权运动兴起的背景是在中国加入WTO以及举办北京奥运的需要，中共被迫在社会控制上作了一定程度的松动，从而给社会带来了一些可以操作的空间，同时互联网的蓬勃发展，BBS、博客的开始盛行，使公民个人可以更多地在公共事务上发言，从而开始了为维护人权和公民自由权等各种权利而进行一系列法律和社会行动的时代。

2003年-2008年是维权运动的黄金时期。许志永与滕彪、俞江以及张星水在2003年10月创办的法律维权机构“公盟”，致力于“理性、建设性地推动民主、法治和社会正义”，明显反映了维权运动的时代特色，所谓“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专业化、专业问题技术化、技术问题细节化”，希望以去政治化通过技术层面的提高来推动社会进步。

维权运动的这种推动企图不能简单地说是错误的路线。在一个社会有了某些空间的时代，民间对空间的手段利用也是值得努力尝试的方向。经历了1989年的64屠杀和1990年代镇压组党运动后，民主运动陷于低潮，因此也有不少人希冀通过推动维权运动来扩大民主运动的基本面，让维权运动成为民主运动的低配版本。

2008年12月的《零八宪章》凝聚渴望变革的社会不同阶层公开表达对中国转型到民主宪政社会的愿景，显示了中国民间期望维权运动升级到民主运动实现政治转型的愿景，是维权运动与政治反对运动的合流，从而成为中国维权运动的最高峰。随着刘晓波以及维权运动的另一代表人物高智晟的被捕、判刑，《零八宪章》签名群体受压，中国的维权运动开始陷入低潮。

2010年始，微博等网络社交新媒体蓬勃兴起，成为民众主要的公共生活参与方式，形成强烈的网聚效应，很多社会公共事件都由微博引发成为社会舆论热点，或者在微博介入后出现重要转变，江西宜黄强拆自焚等公共事件通过网络社交媒体的传播，网络动员，跨区围观，正面抗争，使中国维权运动焕发第二春。

丁家喜是在这时候开始介入中国的社会运动。他从2010年开始积极参与推动“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教育平权运动，与许志永一起发起了“新公民运动”。“新公民运动”的教育平权、财产公示、公民同城聚餐等都带有鲜明的维权运动特色，其推动整个国家以和平方式朝向宪政转型的理念和线下组织聚合可以说是维权运动的高配版本。

与维权运动以法律和社会行动推动中国进步的期待相反的是，通过有限市场化和资本的相互勾结，中共获得了庞大资源强化、固化了极权主义本身，而不是使社会更具开放性。在2013年对“新公民运动”的打击和2015年709事件的打击围观网络，及后的有步骤、有层次地对民间的全面清场，对形成抗争观念、传播抗争行动支持平台的互联网进行收紧与控制，对形成抗争节点的群体如人权律师、NGO机构、家庭教会等进行打击、清理与解散，维权运动赖以支撑、运作的根基不再复存，这标志着维权运动全面终结，一个时代结束了。

中国的极权主义体制决定了中国维权运动必然失败，对极端刚性的列宁主义党国体系来说，压制社会的自我组织是其必然，通过各种公民行动以发育社会、建设公民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说，在一党专政体制结束之前，企图在政治社会之外通过建设一个并不存在的“中间社会”，完全是不可能的。2015年后，中国最多还存在零星的维权事件，但不再存在维权运动。如果认为今天的中国还有维权运动或再冀望推动维权运动，那再多就是道德叙事和感情渲染，缺乏基本的智力诚实了。

维权运动的终结验证了在极权主义下实现政治转型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最终还是要回到与专制直接对抗的民主运动的框架里。2017年许志永和丁家喜出狱后，跟上了时代的变化，对维权运动进行了反思，把“新公民运动”更名为“中国公民运动”，重新阐释了理念与倡议，致力于民间的协力合作，他们的道路已经是明确的民主运动范畴的政治反对运动了，丁家喜在这次被判刑的口述文稿中也表述得很清楚：“一场民主与专制的战役正在展开，他们的终身独裁和长期一党专政的妄想正在走向末日，中国的社会转型正在日益临近。……中国的巨变迫在眼前，即使身在高墙，我也能清晰地感觉到。”

中国两千年的专制社会注定了中国的民主转型是一场艰难曲折的博弈。1911年中国结束了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未几专制疯狂反扑，把东方专制传统与列宁主义党国结合起来建立的中共极权主义体制，把专制集权变本加厉地把推向了两千年的最高峰。这是东方专制主义最后最终的阶段，以一百年的黑暗偿还两千年苦难血泪的时间维度，所以我们面临的转型难度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但必然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从宏观上了解这点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准确的认识中国民主运动的未来。

经过维权运动的洗礼，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也得到成长，开始吸收、学习塑造集体认知，聚合社会力量，扩大政治动员等这些从形式到内容的现代民主运动知识与经验。2022年底的白纸运动完全可以说是中国民主运动开启新的征程的开端，更多、更大型的反对运动在未来的时间窗口出现的几率不断增大，而要把机会转化为成果，民间还得增强组织化的努力，构建民间不同年代、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圈子的信任网络，以信任网络达成基本的底线共识，希望在于民间的协力，改变始于民间的抗争。

许志永和丁家喜从维权运动走向政治反对运动，知行合一，勇于担当，不畏艰险地战斗在争取自由民主的社会运动的最前线，显示了他们的道义勇气，亦通过他们的受难而汇入了中国为反对极权争取自由而不曾止息的抗争洪流里。没有这个庞大群体的伸张、争取、践行和牺牲，决不会有未来民主中国的曙光出现。所以，他们的受苦绝不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以其脆弱的肉体，扛起了人类最美好最沉重的重担：为了自由而甘愿失去自由！

民生观察 2023年4月16日

【民生观察2022年5月16日消息】现职于广东东莞的湖北宜昌公民刘家财，因支持乌克兰和关注丰县铁链女，被湖北、广东两省国保频繁请“喝茶”。近日，在广东国保施压下，刘家财被广东东莞所在公司辞退了。

据刘家财说，2022年3月30日，他因为拍摄了支持乌克兰和关注铁链女的视频。4月3日，他被广东省东莞市公安局沙田分局国保大队陈大队长请去喝茶，期间被劝告以后少发朋友圈。

2022年5月9日，湖北省宜昌市公安局平湖分局国保大队周大队长，再次给刘家财打来电话，劝告他少在朋友圈里发信息，并说是为他好。

刘家财称，自2021年8月他来到东莞后，就频繁被湖北和广东两省国保请去喝茶，被喝茶已经成了他生活的常态。

2022年5月13日，刘家财所就职的公司把他辞退了。

目前，刘家财在广东东莞的出租屋里。他说：“下一步他们将会干什么，可能就是让房东把出租屋收回，让我居无定所吧。”

刘家财认为，言论自由是一切权利之母，生存在一个不能说真话，只能随声附和的环境里；生存在一个不是解决提出的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环境里；生存在一个你要他们给你一个交代，他们给你一个交代的环境里；生存在一个只能历来顺受，不听话者不得实的环境里，是很痛苦的。

新闻自由是灾难最大的救助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迪亚生，在总结世界饥荒时，就饥荒发生原因时，深刻指出，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有新闻自由保障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

刘家财表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还有自由、公义、尊严。人们常说人生不能丧失两大情怀，一是对爱和自由的追求；二是对不公的愤怒和对弱者的怜悯。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情况，都要站在尊重生命、常识和正义的这一边，这是良知也是底线。

刘家财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我坚定的支持乌克兰，支持乌克兰就是支持自由，支持生命，支持和平，否则我们凭什么谴责当年的日本侵华。在两个多月前，我就向相关部门反映，我愿意奔赴乌克兰战场，我愿意为乌克兰贡献我的一份力量乃至我的生命。”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普京的个人意志，基本人与俄罗斯人民无关，像普京这样的独夫民贼，属于濒危物种，全世界不超过5个，而且都死期将至。”

刘家财表示：“今天，我再次郑重声明：我愿意奔赴乌克兰战场，我愿意为乌克兰贡献我的一份力量乃至我的生命。我希望相关部门批准我的申请。”

“我手里拿的这块方巾，我之所以买它，是因为他的广告词是象征自由的方巾。这个社会不缺正义者，缺的是智者和领引者，领引我们走出迷茫！”

附简介：刘家财，1965年10月26日出生，湖北省宜昌市人，原宜昌市葛洲坝集团职工，原云南省某工程监理公司工程师，民主维权公民。

1998年—2000年，曾因为湖北宜昌葛洲坝数千下岗职工追讨工资和福利待遇等问题维权，积极发起和组建独立工会，领导葛洲坝集团教育经费维权和反腐运动，而被湖北省宜昌市警方逮捕，并于2001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管制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出狱后，曾前往云南省昭通市谋职，并在某工程监理公司任监理工程师，但工作之余仍坚守民主理念，活跃于网路民主运动其间，为此曾多次遭云南警方威胁、警告和传唤；

2013年8月2日，再次因参与民主维权活动和维权公民发起的“同城饭醉”活动，并在腾讯微博、新浪微博、QQ网上转发《李向阳复仇血洗公告（并招募敢死队员）》等，遂被当地警方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罪”行政拘留10天，后又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转为刑拘，关押于湖北省宜昌市第一看守所；

2013年9月18日，被再次更换罪名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正式逮捕；2015年5月11日，被湖北省宜昌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其不服上诉；2015年12月2日，经湖北省高级法院二审裁定，仍被维持原判，刑期至2018年8月11日止。

在沙洋汉津监狱服刑期间，刘家财曾受到体罚和克扣口粮。汉津监狱服刑人员的主要劳动任务是缝制服装，制作服装是流水线作业，每名服刑人员负责不同的工序。每名服刑人员每天都有劳动定额，完不成劳动任务的服刑人员会受到惩罚。惩罚手段之一：晚上10点其他服刑人员就寝后需要站几个小时才能睡觉。惩罚手段之二：早餐和晚餐只发一小饭勺稀饭吃。

在服刑期间，刘家财父亲于2015年7月11日病逝，当局未批准其回家奔丧。

2021年10月中旬，野靖环、杨凌云、王峭玲、王秀珍、周秀玲、刘秀贞、张善根、范素君、郭树梅、李海荣、郭启增、李文足、朱秀玲、刘二敏共十四名北京居民（公民），包括三位“709”夫人王峭玲、李文足、刘二敏，集体公开参选北京区、镇两级人大代表，令中共惊恐失措，也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华人媒体的极大关注。当然，由于中共国的赤色恐怖局面，十四位参选人的举动不会受到中共官媒的关注，甚至连互联网自媒体也无法传播，与十年前江西新余女工刘萍等独立参选人被多家中共官媒报道及微博自媒体的高人气关注判若云泥，昭示了中共政治局势的急剧恶化。相同的是，十四位参选人像“新余三子”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一样享受了中共公安的高强度非法关注：传唤、盯梢、软禁、旅游、恐吓……

由于地处北京，国际关注度极高，加之稍稍吸取了六年前颟顸发动“709”大抓捕最终却一地鸡毛、狼狈收场的教训—“709”操盘手傅政华魔头而今也成了中共自己的阶下囚，用中共的口头禅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中共不会像2014年对刘萍、魏忠平、李思华那样，对这十四位参选人也抡起刑罚大棒。

同时高调参选的还有年逾七旬的重庆著名异见人士韩良先生、清华大学附中退休教师何志兰女士，他们也同样遭到了重庆、北京的中共公安和伪选举机构的非法阻挠。

与十年前刘萍、魏忠平、李思华的参选一样，十四位居民的集体公开参选，以及韩良、何志兰的个人参选，直刺中共假民主、真专制的面纱，又一次强烈地将了中共一军，让中共反民主、反宪政的本来面目暴露在世人眼前。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民主席卷全球，成为世界潮流，包括中共国在内的整个共产极权阵营也不得不在各自的宪法等法律中冠冕堂皇地规定民主条款，即便最顽固的北韩家族独裁政权也不例外—北韩“创造性”地把“民主（主义）”、“人民”、“共和”三个最能体现民主、宪政的同义词杂糅在其国名中，尽管与所有的共产极权国家一样，它既不民主也不人民更不共和。

试看中共的宪法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再看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另看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上述条款，像中共更多的其他法律条款一样，像中共从最高层到最低层的所有官员一次又一次老调重弹的“郑重”承诺一样，像中共毛太祖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样，悦耳动听，说的比唱的好听！

七十多年血淋淋的历史不仅让中国人明白了，而且也终于使很难理解中共所谓复杂“国情”的洋人渐渐明白了，中共是最善于、最擅长阴阳两手的，对他们的所有语言、文字最好反向理解，千万当不得真！明面肯定、暗中否定，笼统而抽象地肯定、明确而具体地否定，嘴上和纸上肯定、行动和行为上否定，当面肯定、背后否定等等两面手法不一而足。总而言之，对中共的话、对中共的法律、对中共向国际社会的承诺，是当不得真的！谁当真，谁上当，谁吃亏！刘萍、魏忠平、李思华把中共的宪法和选举法当了真，被抓捕、被判刑、被迫害；“709”律师把中共的法律当了真，被大规模抓捕、被颠覆、被强判重刑；女律师张展把中共的上述条款当了真，把自己的主人地位当了真，被抓被判被迫害；丁家喜、许志永把中共的法律和中共的“人民共和国”国名当了真，同样被颠覆，同样的重刑显然也在所难逃；WTO和国际社会把中共的承诺当了真，被中共的言而无信、背信弃义耍弄得晕头转向、满脸懵逼。

在活生生的现实中，中共的宪法第2条、第3条实际上是这么写的：

第二条：中国的真实国名叫中共国，中共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中共，中共国的人民不得独立享有或行使政治权力。

中共国形式上和表面上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实质上的权力机关是中共的各级委员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听命于中共的各级委员会。

法律的规定只是虚假幌子，人民不得果真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否则即构成颠覆中共政权罪。

第三条：中共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民主是虚假的和虚伪的，集中才是真实的，集中的主体是中共的各级委员会及其一把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虚假的、虚伪的民主选举产生，民主选举必须受中共各级委员会操纵，对中共各级委员会负责，如何选举和选举谁由中共各级委员会提前暗中决定。

中共为什么一贯如此这般地说一套做一套呢？这就不得不从专制政体的本性说起。

一贯地说一套做一套，也就是撒谎成性、谎言起家和谎言治国，另加暴力起家和暴力治国，是形形色色专制政体的本性，并非为中共所独有。今天，中共的说一套做一套之所以显得格外刺眼和令人厌恶，在于专制政体在全人类已屈指可数，尤其是在苏联东欧共产极权集团土崩瓦解之后，中共已成为所剩无几的几个专制政体中的大哥大，自然也就越发醒目。

说中共是靠谎言起家的，不需细数，看一看《历史的先声》和中共签署的入世协议就够了。

像所有新老专制政体如皇权（王权）家天下以及苏俄东欧共产集团一样，中共是靠暴力起家的，中共政体中充满了暴力、蛮横、不讲理、不妥协、不让步的血腥基因。回看中共的历史，无论是夺权前还是掌权后，满是血淋淋的场面，真真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饿殍万里，甚至在苏东阵营开始崩盘的1989年，中共仍然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几十万军队向天真无邪、满腔热血的学生开枪。暴力基因导致中共血债累累、罪孽深重，笔笔血债和罪孽是中共挥之不去的梦魇。

谎言和暴力的罪恶之果，使得中共无时无刻不深深地恐惧于失去政权，深深恐惧于一旦失去政权后被人民清算，进而深深恐惧于人民独立参选。这才正是中共十年前迫害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今天又阻挠、骚扰北京十四位集体参选人以及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的根本原因，也正是中共苦心孤诣对香港渗透、不遗余力摧毁香港的民主和法治，以掐断香港的民主和法治之风逐渐向内地扩的根本原因。

人类自有国家以来，经过数千年极其艰难的探索，经历了无数次血腥杀戮，无数个帝王将相如过江之鲫轮回跳梁登场、次第谢幕陨落，在1776年美国立国、1787年制宪后，终于创建了民主政体这一虽非完美却堪称最好的政体。再经两百多年的扩散，民主已成为无可争议的普世价值，实质、直观地体现着民主的选票和选举制度已成为所有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在有国家以来90%以上停滞不前、恶性循环的漫长历史中，一直作为夺取政权手段的暴力再也不能成为政体合法性的来源了。

靠谎言起家和治国，就必须防止谎言被揭穿，就必须绝对防止人民通过形式合法的选举成为议员（中共的人大代表）、行使权力。因为，一旦有不受中共操控的公民独立参选并成功当选，中共的权力垄断铁幕就开始被撕破，当选的议员就可能进一步成为行政官员，就会有更多的公民独立参选并当选，中共七十多年来一直高度恐惧着的失去政权的危险就越来越大，中共长期靠谎言掩盖着的杀戮、迫害、饿死数千万人、“六四”镇压等等血债真相就会被揭露，中共残存的一点愚弄、欺骗底层民众的能力就会丧失殆尽，他们将会面临何种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于是，他们怎么可能不对刘萍、魏忠平、李思华进行迫害？怎么可能不对北京十四位集体参选人以及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横加阻挠和骚扰？

延安时期，中共为了收买人心，也曾进行过有限的、可称真实的“三三制”选举，无党派者李鼎铭当选过政府副主席。只是，中共的这种选举实属权宜之计，昙花一现，一旦暴力夺权成功，中共连这种收买人心的表演也不再需要了，就再也不需要上演一下哪怕是徒具形式的选举了。1954年中共制定第一部宪法不久，毛泽东、刘少奇就公开或半公开地宣称“我们不依靠宪法治国”、“法律是用来约束敌人的，不能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于是，中共公然对自己制定的宪法弃如敝屣，竟至敢于近二十年不召开哪怕是表演式的人代会，刘少奇也终因他自己的“法律是用来约束敌人的，不能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而死于非命，实在是绝妙的反讽！说刘少奇是他自己的死因之一，虽然残酷，却不失历史真实。

与打压、迫害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与阻挠、骚扰十四位集体参选人及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出于同一逻辑，中共悍然发动的“709”大抓捕、对苏州和福州公民的大抓捕、深圳大抓捕、对NGO长沙“富能”三子（程渊、刘大志、吴葛剑雄）的大抓捕、厦门案（丁家喜、许志永、常玮平、李翘楚等人）的大抓捕、对张展等公民记者的抓捕等等不计其数的抓捕，无不是对公民行使主人权利、兑现主人地位的极度恐惧，以及对公民真正当家作主后其累累历史血债被曝光和清查的深深恐惧。

同样的，中共指示李锐先生的第二任妻子张玉珍起诉李锐女儿李南央、企图夺回李锐日记，亦是为了掩盖其AB团屠杀、陕北大杀戮、“六四”大屠杀等等历史血债的真相。中共正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地上演着《一九八四》的剧本。

中共出于掩盖、毁灭其历史罪恶的极度焦虑而对公民社会、对民间各界的全面打压已至不可理喻的疯癫、邪魔、歇斯底里的境地，中共已不甘于把其防范、围堵和迫害之网局限于大陆境内，中共蓄谋已久地对香港的法治和高度自治的摧毁就是这种歇斯底里症的发作。毫无疑问，自1997年香港被中共接收以来，关于香港的法治和民主对中国大陆所能产生的影响，中共一定始终心存防范，并越来越高度防范、警惕和焦虑。特别是在2010年后微博、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迅速普及以及内地-香港自由行开放之后，内地与香港的联系越发紧密，香港完善的法治和民主越来越成为大陆民众的向往，中共越来越把香港视为向内地传播法治和民主的星星之火，越来越把香港人民视为可能与内地民众紧密联系、从根基上动摇其极权、独裁政体的心腹大患，必欲铲除香港的法治和民主而后快。中共言而无信，在香港强推虚假选举，拒不落实真实普选，其阴险而不可告人的动机正在于此。

公民独立参选还从根源上拷问着中共政体的合法性。缺乏合法性是所有专制政体的共性，而中共的合法性危机则是空前绝后的。姑且不论中共1949年初次执政的合法性，1957年的所谓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随后饿毙数千万人的大饥荒、1966-1976年的“文革”、1989年的“六四”屠杀，以及1990年代以来一起又一起的政治迫害案件和对数千万访民的民生迫害案件，早已使得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荡然无存。

“历史终结论”倡导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认为，一个制度只有对更多的民众确立合法性权威才能延续下去，但在整个民众中缺乏合法性并不意味着合法性危机就迫在眉睫，而只是说它存在着根本的、内在的、长远而言会危及其存续的深刻危机；在民众中潜滋暗长的合法性危机会通过各种途径（民众自己供职于执政党、军队、警察等公职部门的亲友等等途径）传导至体制内部，并最终一定会动摇一直是体制的各级受益者乃至最大受益者的中坚力量（核心群体），导致各级既得利益者直至核心群体对他们自己的体制都失去信心，如苏东共产极权集团的崩溃。独裁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及其最终崩溃的契机就是其核心、铁杆力量的内部危机，或曰内乱。毋庸置疑，中共的这种内乱完全是可以期待的。

民主、宪政、法治思想以及独立参选人的选举行动从根本上刺穿了中共政权这个共产极权政体最后老大哥的合法性面纱。中共从2012年开始公开掀起“七不讲”、反宪政、反司法独立等普世价值的逆流，表明中共自认其政体与民主、宪政的根本对立，实即公开宣告其长期高喊的法治、民主的虚伪性—那种始于延安时期的、共产极权体制内在固有的虚伪性。

中共为了粉饰其合法性，煞费苦心，拼凑出空洞的“历史形成的”之歪理邪说，企图挽回其合法性丧尽之颓势。这一歪理邪说的实质是公开宣称其合法性来源于1949年前的暴力革命，是企图以它1949年暴力夺权的事实来强证其今天继续拥有合法性。

如前所述，中共如此自我赋予“合法性”的另一企图是要逃避它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来的累累血债，强使国民接受它家天下一般永久的、万世一系的合法性。显而易见，中共这种所谓“历史形成的”之歪理邪说与皇帝、国王的权力私下和家天下毫无二致，是永久的、万岁的、传之万世的，根本不需考虑1949年以后的民意，完全剥夺了1949年以来直至今日全体中国民众的选择权、选举权。

中共此种靠暴力、靠枪杆子和刀把子获得的“合法性”与靠选举、选票之宪政、民主程序获得的合法性显然势同水火。自人类进入宪政、民主阶段后，除了民主政体即真正的、实质的、由公开而普遍的选举所保障的人民主权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政治合法性，非经自由、公正、真实选举及人民的自愿授权，绕开公民投票而靠暴力夺取的政权，都不具有丝毫的合法性。

合法性及其来源问题，正是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以及此次十四位集体参选公民和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所揭开的要害问题，也正是一直使中共政权无法安睡的致命问题。面对这种被中共视为根本性挑衅、寻衅、颠覆的举动，中共只有一招，就是打压、迫害。

在有国家以来五千年左右历史中的绝大多数时段，人类一直浑浑噩噩地停留在奴隶制或封建皇权、王权专制的政治蒙昧状态，政治智慧一直原地踏步，直到西欧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人类的政治智慧才豁然开朗，才发生了质的飞跃，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发现、创立了民主（人民主权、主权在民）、分权、法治、宪政的崭新政治理念和理论体系。紧随美国1776年率先建立经典的三权分立民主政体、并在1787年制定实操性极强的宪法，1789年法国大革命又在西欧拉开了近代民主、宪政政体的大幕，尽管法国大革命的跌宕起伏和高强度暴力一直为部分知识人所诟病，但它与美国革命相继为世界指明了民主、法治、宪政的方向，无疑厥功之伟。根据福山教授的研究，1790年，美国制宪三年后和法国大革命一年后，全世界只有美国、法国、瑞士3个自由民主国家；1848年欧洲革命之际，全世界有5个自由民主国家，在美、瑞士之外新增了英国、比利时、荷兰3国，法国倒退为非民主国家；1900年全世界有13个自由民主国家，1919年（一战结束后一年）有19个，1940年二战期间倒退为13个，1960年增加为36个，1975年倒退为30个，1990年苏东共产极权阵营崩盘之际增加为61个。已故夏威夷大学教授鲁道夫.约瑟夫.拉梅尔（Rudolph Joseph Rummel）则给出了一个稍有差异的全球民主进程表：1800年有3个民主国家，1900年13个，1950年20个，1970年30个，2010年后约有130个。另据英国《经济学人》发布的2015年世界各国民主指数，实行完全民主的国家有28个，实行部分民主的国家有52个，实行总统制或半总统制加议会制或共和制的混合政权36个（混合政权显然包含有民主成分）。对民主国家或民主指数的这三种统计或评定都显示民主国家的数量、各国政体中的民主因素及世界民主进程越来越呈加速度之势。

中共一直自欺欺人地吹嘘什么马列主义（共产极权专制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苏东共产专制极权阵营的轰然倒塌无情地击碎了这一弥天大谎。相反，整个人类的政治制度史，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约400年的政治思想史，以及始于美国建国的约250年自由、民主政体的实践和扩展史，无可辩驳地表明只有自由、民主才是唯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无论是民主宪政之前的传统奴隶制或封建皇权（王权）专制，还是希特勒纳粹或苏东阵营的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斯库的新专制极权，或是继承了新极权并结合了数字技术的集极权之大成的后极权专制，都同样已经或必将败于自由、民主政治。自由、民主政治恰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人类历经数千年血泪和失败才摸索出来的政治趋势和方向，人心所向，势不可挡。

合法性缺失的困境对中而言共是先天内生的、致命的、无法克服的。马克思曾絮聒什么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孕育着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个臆断已被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实践而宣告破产，资本主义的劳资谈判、互让、妥协和全民的自由选举、定期选举和任期制等等自我完善机制持续地为政府更新着合法性；相反，倒是以苏俄为首的共产极权体制抱残守缺，固守暴力和斗争意识形态，引发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的全面失败和普遍人道灾难，导致合法性破产，最终自取灭亡。

与自由、民主政治之前可以完全罔顾民生的传统专制相比，其势汹汹、看似无所不能和无远弗界的当代后极权主义专制内生着另一个与合法性缺失相关的深刻危机和悖论：为了给自己多少涂抹一层合法性，它不得不为国民的生存提供最低的秩序保障，不得不发展经济并运用现代科技，不得不发展教育、培养知识型劳动力，不得不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进而不得不客观上促使民众启蒙、开悟、产生权利要求、主张自己的主人地位—民众越来越清醒，越来越不甘愚弄，越来越难以欺骗和驾驭。韩国的朴正熙和西班牙佛朗哥的军事独裁政权，以及苏东各共产极权政体的崩盘和转型，无不如此。一言以蔽之，当代后集权专制政体内在孕育着自我终结的基因。不妨借用一下马克思的那句著名臆断：后极权专制的独裁性与必须发展经济的内在矛盾使其政治制度自始不具有合法性，这一矛盾决定了专制政体孕育着自己的掘墓人人民大众，决定了其最终必然自取灭亡。

中共后极权专制政体除面临政治合法性危机外，也面临着经济领域或者说经济基础的合法性危机。出于对独立参选公民进行防范、围堵、迫害的相同逻辑，中共始终对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抱有深深的防范和恐惧。邓小平和中共在被动结束反人道、反人类的“文革”之后，面对民不聊生、濒于崩溃的经济，被迫对内恢复私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对外引进国际资本主义。然而，按中共的公有制为基础、无产阶级独掌政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反民主、反人性极权意识形态，对内外资本及自由市场经济的利用不过是1970年代末期为挽救其垂死的经济而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中共内心深处始终对内外私有资本高度警惕和防范，始终把内外私有资本秘定为潜在颠覆势力，这从中共一直在外资企业里以党委干预管理层正常经营，以及所谓的国计民生部门绝不对内外私营资本开放可见端倪。而今，中共自视在经济上羽翼已丰、内外私营资本已不再具有利用价值，即公然对内外私有资本痛下杀手，对内整肃、限制孙大午、马云等私营企业家，对外则束缚或逼破国际资本就范，尽管其靠倒卖农民土地而虚胖起来的房地产泡沫经济和中低端制造业根本就是外强中干，绝不像其自我感觉的那般强大。中共以阴阳两手对内外私有资本进行束缚、钳制的动因并不在于中共的经济果真已经足够强大，而是在于其挥之不去的政权丢失恐惧症，在于中共一直抱定私有资本是其敌对势力、终将撼动其政权根基的极权冷战意识形态。任由内外私有经济发展，自由、民主力量就必然继续同步壮大，中共极权必然终结；困死内部私有资本、逼走或逼迫国际资本就范，臆想着国有经济的所谓做大做强，中共必然在经济上困死自己，因为所谓国有实乃中共党有的国企、央企本质上是反人性、反自由、反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和自主决策、反市场规律的，已被苏东中央计划体制的崩溃证明是低效甚至负效的，逆市场经济规律而强推国进民退，中共极权的自我终结同样不可避免。这就是中共的经济（基础）的合法性困境。

总之，中共对自由、民主的防范和围堵是系统、全面和一以贯之的，既对本国人民独立参选等争取自由、民主、宪政的行为以及能够产生民主要素的私营经济严加防范、束缚、围堵，也对体现着自由、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的国际资本划定苛刻的边界，更屡屡公开叫嚣反宪政、反司法独立、反新闻自由、反普世价值，藐视和挑衅整个国际民主、宪政社会。极权、专制是中共及其苏俄老大哥为代表的整个共产阵营的天性，极权、专制与自由、民主针锋相对、势同水火，中共对独立参选人的防范、围堵、骚扰、迫害是其反民主、反宪政本性的必然要求。把各种自由、民主要素扼杀于未萌，是中共秘定的策略。为此，法律、法治，尽管是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以及中共自己一直空喊着的法治，统统都要一脚踢开。

毫无疑问，中共对自己的合法性危机，对它不可能永远抗拒自由、民主、宪政之现实，一定心知肚明。只是，作为古今中外极权、专制的集大成者，作为苏东崩盘后“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个超大型极权、专制堡垒，除了对自由、民主死扛到底，中共别无选择，它的后极权、超极权本性决定了它只能如此。至于还能死扛多久、还能苟延残喘几日，中共已经完全无暇顾及了。

从严防公民独立参选看中共及其民主的伪善

 

2021年10月中旬，野靖环、杨凌云、王峭玲、王秀珍、周秀玲、刘秀贞、张善根、范素君、郭树梅、李海荣、郭启增、李文足、朱秀玲、刘二敏共十四名北京居民（公民），包括三位“709”夫人王峭玲、李文足、刘二敏，集体公开参选北京区、镇两级人大代表，令中共惊恐失措，也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华人媒体的极大关注。当然，由于中共国的赤色恐怖局面，十四位参选人的举动不会受到中共官媒的关注，甚至连互联网自媒体也无法传播，与十年前江西新余女工刘萍等独立参选人被多家中共官媒报道及微博自媒体的高人气关注判若云泥，昭示了中共政治局势的急剧恶化。相同的是，十四位参选人像“新余三子”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一样享受了中共公安的高强度非法关注：传唤、盯梢、软禁、旅游、恐吓……

由于地处北京，国际关注度极高，加之稍稍吸取了六年前颟顸发动“709”大抓捕最终却一地鸡毛、狼狈收场的教训—“709”操盘手傅政华魔头而今也成了中共自己的阶下囚，用中共的口头禅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中共不会像2014年对刘萍、魏忠平、李思华那样，对这十四位参选人也抡起刑罚大棒。

同时高调参选的还有年逾七旬的重庆著名异见人士韩良先生、清华大学附中退休教师何志兰女士，他们也同样遭到了重庆、北京的中共公安和伪选举机构的非法阻挠。

与十年前刘萍、魏忠平、李思华的参选一样，十四位居民的集体公开参选，以及韩良、何志兰的个人参选，直刺中共假民主、真专制的面纱，又一次强烈地将了中共一军，让中共反民主、反宪政的本来面目暴露在世人眼前。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民主席卷全球，成为世界潮流，包括中共国在内的整个共产极权阵营也不得不在各自的宪法等法律中冠冕堂皇地规定民主条款，即便最顽固的北韩家族独裁政权也不例外—北韩“创造性”地把“民主（主义）”、“人民”、“共和”三个最能体现民主、宪政的同义词杂糅在其国名中，尽管与所有的共产极权国家一样，它既不民主也不人民更不共和。

 

试看中共的宪法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再看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另看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上述条款，像中共更多的其他法律条款一样，像中共从最高层到最低层的所有官员一次又一次老调重弹的“郑重”承诺一样，像中共毛太祖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样，悦耳动听，说的比唱的好听！

七十多年血淋淋的历史不仅让中国人明白了，而且也终于使很难理解中共所谓复杂“国情”的洋人渐渐明白了，中共是最善于、最擅长阴阳两手的，对他们的所有语言、文字最好反向理解，千万当不得真！明面肯定、暗中否定，笼统而抽象地肯定、明确而具体地否定，嘴上和纸上肯定、行动和行为上否定，当面肯定、背后否定等等两面手法不一而足。总而言之，对中共的话、对中共的法律、对中共向国际社会的承诺，是当不得真的！谁当真，谁上当，谁吃亏！刘萍、魏忠平、李思华把中共的宪法和选举法当了真，被抓捕、被判刑、被迫害；“709”律师把中共的法律当了真，被大规模抓捕、被颠覆、被强判重刑；女律师张展把中共的上述条款当了真，把自己的主人地位当了真，被抓被判被迫害；丁家喜、许志永把中共的法律和中共的“人民共和国”国名当了真，同样被颠覆，同样的重刑显然也在所难逃；WTO和国际社会把中共的承诺当了真，被中共的言而无信、背信弃义耍弄得晕头转向、满脸懵逼。

在活生生的现实中，中共的宪法第2条、第3条实际上是这么写的：

第二条：中国的真实国名叫中共国，中共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中共，中共国的人民不得独立享有或行使政治权力。

中共国形式上和表面上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实质上的权力机关是中共的各级委员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听命于中共的各级委员会。

法律的规定只是虚假幌子，人民不得果真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否则即构成颠覆中共政权罪。

 

第三条：中共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民主是虚假的和虚伪的，集中才是真实的，集中的主体是中共的各级委员会及其一把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虚假的、虚伪的民主选举产生，民主选举必须受中共各级委员会操纵，对中共各级委员会负责，如何选举和选举谁由中共各级委员会提前暗中决定。

 

中共为什么一贯如此这般地说一套做一套呢？这就不得不从专制政体的本性说起。

一贯地说一套做一套，也就是撒谎成性、谎言起家和谎言治国，另加暴力起家和暴力治国，是形形色色专制政体的本性，并非为中共所独有。今天，中共的说一套做一套之所以显得格外刺眼和令人厌恶，在于专制政体在全人类已屈指可数，尤其是在苏联东欧共产极权集团土崩瓦解之后，中共已成为所剩无几的几个专制政体中的大哥大，自然也就越发醒目。

说中共是靠谎言起家的，不需细数，看一看《历史的先声》和中共签署的入世协议就够了。

像所有新老专制政体如皇权（王权）家天下以及苏俄东欧共产集团一样，中共是靠暴力起家的，中共政体中充满了暴力、蛮横、不讲理、不妥协、不让步的血腥基因。回看中共的历史，无论是夺权前还是掌权后，满是血淋淋的场面，真真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饿殍万里，甚至在苏东阵营开始崩盘的1989年，中共仍然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几十万军队向天真无邪、满腔热血的学生开枪。暴力基因导致中共血债累累、罪孽深重，笔笔血债和罪孽是中共挥之不去的梦魇。

谎言和暴力的罪恶之果，使得中共无时无刻不深深地恐惧于失去政权，深深恐惧于一旦失去政权后被人民清算，进而深深恐惧于人民独立参选。这才正是中共十年前迫害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今天又阻挠、骚扰北京十四位集体参选人以及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的根本原因，也正是中共苦心孤诣对香港渗透、不遗余力摧毁香港的民主和法治，以掐断香港的民主和法治之风逐渐向内地扩的根本原因。

人类自有国家以来，经过数千年极其艰难的探索，经历了无数次血腥杀戮，无数个帝王将相如过江之鲫轮回跳梁登场、次第谢幕陨落，在1776年美国立国、1787年制宪后，终于创建了民主政体这一虽非完美却堪称最好的政体。再经两百多年的扩散，民主已成为无可争议的普世价值，实质、直观地体现着民主的选票和选举制度已成为所有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在有国家以来90%以上停滞不前、恶性循环的漫长历史中，一直作为夺取政权手段的暴力再也不能成为政体合法性的来源了。

靠谎言起家和治国，就必须防止谎言被揭穿，就必须绝对防止人民通过形式合法的选举成为议员（中共的人大代表）、行使权力。因为，一旦有不受中共操控的公民独立参选并成功当选，中共的权力垄断铁幕就开始被撕破，当选的议员就可能进一步成为行政官员，就会有更多的公民独立参选并当选，中共七十多年来一直高度恐惧着的失去政权的危险就越来越大，中共长期靠谎言掩盖着的杀戮、迫害、饿死数千万人、“六四”镇压等等血债真相就会被揭露，中共残存的一点愚弄、欺骗底层民众的能力就会丧失殆尽，他们将会面临何种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于是，他们怎么可能不对刘萍、魏忠平、李思华进行迫害？怎么可能不对北京十四位集体参选人以及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横加阻挠和骚扰？

延安时期，中共为了收买人心，也曾进行过有限的、可称真实的“三三制”选举，无党派者李鼎铭当选过政府副主席。只是，中共的这种选举实属权宜之计，昙花一现，一旦暴力夺权成功，中共连这种收买人心的表演也不再需要了，就再也不需要上演一下哪怕是徒具形式的选举了。1954年中共制定第一部宪法不久，毛泽东、刘少奇就公开或半公开地宣称“我们不依靠宪法治国”、“法律是用来约束敌人的，不能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于是，中共公然对自己制定的宪法弃如敝屣，竟至敢于近二十年不召开哪怕是表演式的人代会，刘少奇也终因他自己的“法律是用来约束敌人的，不能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而死于非命，实在是绝妙的反讽！说刘少奇是他自己的死因之一，虽然残酷，却不失历史真实。

与打压、迫害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与阻挠、骚扰十四位集体参选人及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出于同一逻辑，中共悍然发动的“709”大抓捕、对苏州和福州公民的大抓捕、深圳大抓捕、对NGO长沙“富能”三子（程渊、刘大志、吴葛剑雄）的大抓捕、厦门案（丁家喜、许志永、常玮平、李翘楚等人）的大抓捕、对张展等公民记者的抓捕等等不计其数的抓捕，无不是对公民行使主人权利、兑现主人地位的极度恐惧，以及对公民真正当家作主后其累累历史血债被曝光和清查的深深恐惧。

同样的，中共指示李锐先生的第二任妻子张玉珍起诉李锐女儿李南央、企图夺回李锐日记，亦是为了掩盖其AB团屠杀、陕北大杀戮、“六四”大屠杀等等历史血债的真相。中共正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地上演着《一九八四》的剧本。

中共出于掩盖、毁灭其历史罪恶的极度焦虑而对公民社会、对民间各界的全面打压已至不可理喻的疯癫、邪魔、歇斯底里的境地，中共已不甘于把其防范、围堵和迫害之网局限于大陆境内，中共蓄谋已久地对香港的法治和高度自治的摧毁就是这种歇斯底里症的发作。毫无疑问，自1997年香港被中共接收以来，关于香港的法治和民主对中国大陆所能产生的影响，中共一定始终心存防范，并越来越高度防范、警惕和焦虑。特别是在2010年后微博、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迅速普及以及内地-香港自由行开放之后，内地与香港的联系越发紧密，香港完善的法治和民主越来越成为大陆民众的向往，中共越来越把香港视为向内地传播法治和民主的星星之火，越来越把香港人民视为可能与内地民众紧密联系、从根基上动摇其极权、独裁政体的心腹大患，必欲铲除香港的法治和民主而后快。中共言而无信，在香港强推虚假选举，拒不落实真实普选，其阴险而不可告人的动机正在于此。

公民独立参选还从根源上拷问着中共政体的合法性。缺乏合法性是所有专制政体的共性，而中共的合法性危机则是空前绝后的。姑且不论中共1949年初次执政的合法性，1957年的所谓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随后饿毙数千万人的大饥荒、1966-1976年的“文革”、1989年的“六四”屠杀，以及1990年代以来一起又一起的政治迫害案件和对数千万访民的民生迫害案件，早已使得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荡然无存。

“历史终结论”倡导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认为，一个制度只有对更多的民众确立合法性权威才能延续下去，但在整个民众中缺乏合法性并不意味着合法性危机就迫在眉睫，而只是说它存在着根本的、内在的、长远而言会危及其存续的深刻危机；在民众中潜滋暗长的合法性危机会通过各种途径（民众自己供职于执政党、军队、警察等公职部门的亲友等等途径）传导至体制内部，并最终一定会动摇一直是体制的各级受益者乃至最大受益者的中坚力量（核心群体），导致各级既得利益者直至核心群体对他们自己的体制都失去信心，如苏东共产极权集团的崩溃。独裁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及其最终崩溃的契机就是其核心、铁杆力量的内部危机，或曰内乱。毋庸置疑，中共的这种内乱完全是可以期待的。

民主、宪政、法治思想以及独立参选人的选举行动从根本上刺穿了中共政权这个共产极权政体最后老大哥的合法性面纱。中共从2012年开始公开掀起“七不讲”、反宪政、反司法独立等普世价值的逆流，表明中共自认其政体与民主、宪政的根本对立，实即公开宣告其长期高喊的法治、民主的虚伪性—那种始于延安时期的、共产极权体制内在固有的虚伪性。

中共为了粉饰其合法性，煞费苦心，拼凑出空洞的“历史形成的”之歪理邪说，企图挽回其合法性丧尽之颓势。这一歪理邪说的实质是公开宣称其合法性来源于1949年前的暴力革命，是企图以它1949年暴力夺权的事实来强证其今天继续拥有合法性。

如前所述，中共如此自我赋予“合法性”的另一企图是要逃避它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来的累累血债，强使国民接受它家天下一般永久的、万世一系的合法性。显而易见，中共这种所谓“历史形成的”之歪理邪说与皇帝、国王的权力私下和家天下毫无二致，是永久的、万岁的、传之万世的，根本不需考虑1949年以后的民意，完全剥夺了1949年以来直至今日全体中国民众的选择权、选举权。

中共此种靠暴力、靠枪杆子和刀把子获得的“合法性”与靠选举、选票之宪政、民主程序获得的合法性显然势同水火。自人类进入宪政、民主阶段后，除了民主政体即真正的、实质的、由公开而普遍的选举所保障的人民主权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政治合法性，非经自由、公正、真实选举及人民的自愿授权，绕开公民投票而靠暴力夺取的政权，都不具有丝毫的合法性。

合法性及其来源问题，正是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以及此次十四位集体参选公民和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所揭开的要害问题，也正是一直使中共政权无法安睡的致命问题。面对这种被中共视为根本性挑衅、寻衅、颠覆的举动，中共只有一招，就是打压、迫害。

在有国家以来五千年左右历史中的绝大多数时段，人类一直浑浑噩噩地停留在奴隶制或封建皇权、王权专制的政治蒙昧状态，政治智慧一直原地踏步，直到西欧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人类的政治智慧才豁然开朗，才发生了质的飞跃，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发现、创立了民主（人民主权、主权在民）、分权、法治、宪政的崭新政治理念和理论体系。紧随美国1776年率先建立经典的三权分立民主政体、并在1787年制定实操性极强的宪法，1789年法国大革命又在西欧拉开了近代民主、宪政政体的大幕，尽管法国大革命的跌宕起伏和高强度暴力一直为部分知识人所诟病，但它与美国革命相继为世界指明了民主、法治、宪政的方向，无疑厥功之伟。根据福山教授的研究，1790年，美国制宪三年后和法国大革命一年后，全世界只有美国、法国、瑞士3个自由民主国家；1848年欧洲革命之际，全世界有5个自由民主国家，在美、瑞士之外新增了英国、比利时、荷兰3国，法国倒退为非民主国家；1900年全世界有13个自由民主国家，1919年（一战结束后一年）有19个，1940年二战期间倒退为13个，1960年增加为36个，1975年倒退为30个，1990年苏东共产极权阵营崩盘之际增加为61个。已故夏威夷大学教授鲁道夫.约瑟夫.拉梅尔（Rudolph Joseph Rummel）则给出了一个稍有差异的全球民主进程表：1800年有3个民主国家，1900年13个，1950年20个，1970年30个，2010年后约有130个。另据英国《经济学人》发布的2015年世界各国民主指数，实行完全民主的国家有28个，实行部分民主的国家有52个，实行总统制或半总统制加议会制或共和制的混合政权36个（混合 政权显然包含有民主成分）。对民主国家或民主指数的这三种统计或评定都显示民主国家的数量、各国政体中的民主因素及世界民主进程越来越呈加速度之势。

中共一直自欺欺人地吹嘘什么马列主义（共产极权专制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苏东共产专制极权阵营的轰然倒塌无情地击碎了这一弥天大谎。相反，整个人类的政治制度史，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约400年的政治思想史，以及始于美国建国的约250年自由、民主政体的实践和扩展史，无可辩驳地表明只有自由、民主才是唯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无论是民主宪政之前的传统奴隶制或封建皇权（王权）专制，还是希特勒纳粹或苏东阵营的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斯库的新专制极权，或是继承了新极权并结合了数字技术的集极权之大成的后极权专制，都同样已经或必将败于自由、民主政治。自由、民主政治恰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人类历经数千年血泪和失败才摸索出来的政治趋势和方向，人心所向，势不可挡。    

合法性缺失的困境对中而言共是先天内生的、致命的、无法克服的。马克思曾絮聒什么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孕育着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个臆断已被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实践而宣告破产，资本主义的劳资谈判、互让、妥协和全民的自由选举、定期选举和任期制等等自我完善机制持续地为政府更新着合法性；相反，倒是以苏俄为首的共产极权体制抱残守缺，固守暴力和斗争意识形态，引发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的全面失败和普遍人道灾难，导致合法性破产，最终自取灭亡。

与自由、民主政治之前可以完全罔顾民生的传统专制相比，其势汹汹、看似无所不能和无远弗界的当代后极权主义专制内生着另一个与合法性缺失相关的深刻危机和悖论：为了给自己多少涂抹一层合法性，它不得不为国民的生存提供最低的秩序保障，不得不发展经济并运用现代科技，不得不发展教育、培养知识型劳动力，不得不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进而不得不客观上促使民众启蒙、开悟、产生权利要求、主张自己的主人地位—民众越来越清醒，越来越不甘愚弄，越来越难以欺骗和驾驭。韩国的朴正熙和西班牙佛朗哥的军事独裁政权，以及苏东各共产极权政体的崩盘和转型，无不如此。一言以蔽之，当代后集权专制政体内在孕育着自我终结的基因。不妨借用一下马克思的那句著名臆断：后极权专制的独裁性与必须发展经济的内在矛盾使其政治制度自始不具有合法性，这一矛盾决定了专制政体孕育着自己的掘墓人人民大众，决定了其最终必然自取灭亡。

中共后极权专制政体除面临政治合法性危机外，也面临着经济领域或者说经济基础的合法性危机。出于对独立参选公民进行防范、围堵、迫害的相同逻辑，中共始终对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抱有深深的防范和恐惧。邓小平和中共在被动结束反人道、反人类的“文革”之后，面对民不聊生、濒于崩溃的经济，被迫对内恢复私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对外引进国际资本主义。然而，按中共的公有制为基础、无产阶级独掌政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反民主、反人性极权意识形态，对内外资本及自由市场经济的利用不过是1970年代末期为挽救其垂死的经济而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中共内心深处始终对内外私有资本高度警惕和防范，始终把内外私有资本秘定为潜在颠覆势力，这从中共一直在外资企业里以党委干预管理层正常经营，以及所谓的国计民生部门绝不对内外私营资本开放可见端倪。而今，中共自视在经济上羽翼已丰、内外私营资本已不再具有利用价值，即公然对内外私有资本痛下杀手，对内整肃、限制孙大午、马云等私营企业家，对外则束缚或逼破国际资本就范，尽管其靠倒卖农民土地而虚胖起来的房地产泡沫经济和中低端制造业根本就是外强中干，绝不像其自我感觉的那般强大。中共以阴阳两手对内外私有资本进行束缚、钳制的动因并不在于中共的经济果真已经足够强大，而是在于其挥之不去的政权丢失恐惧症，在于中共一直抱定私有资本是其敌对势力、终将撼动其政权根基的极权冷战意识形态。任由内外私有经济发展，自由、民主力量就必然继续同步壮大，中共极权必然终结；困死内部私有资本、逼走或逼迫国际资本就范，臆想着国有经济的所谓做大做强，中共必然在经济上困死自己，因为所谓国有实乃中共党有的国企、央企本质上是反人性、反自由、反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和自主决策、反市场规律的，已被苏东中央计划体制的崩溃证明是低效甚至负效的，逆市场经济规律而强推国进民退，中共极权的自我终结同样不可避免。这就是中共的经济（基础）的合法性困境。 

总之，中共对自由、民主的防范和围堵是系统、全面和一以贯之的，既对本国人民独立参选等争取自由、民主、宪政的行为以及能够产生民主要素的私营经济严加防范、束缚、围堵，也对体现着自由、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的国际资本划定苛刻的边界，更屡屡公开叫嚣反宪政、反司法独立、反新闻自由、反普世价值，藐视和挑衅整个国际民主、宪政社会。极权、专制是中共及其苏俄老大哥为代表的整个共产阵营的天性，极权、专制与自由、民主针锋相对、势同水火，中共对独立参选人的防范、围堵、骚扰、迫害是其反民主、反宪政本性的必然要求。把各种自由、民主要素扼杀于未萌，是中共秘定的策略。为此，法律、法治，尽管是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以及中共自己一直空喊着的法治，统统都要一脚踢开。

 

毫无疑问，中共对自己的合法性危机，对它不可能永远抗拒自由、民主、宪政之现实，一定心知肚明。只是，作为古今中外极权、专制的集大成者，作为苏东崩盘后“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个超大型极权、专制堡垒，除了对自由、民主死扛到底，中共别无选择，它的后极权、超极权本性决定了它只能如此。至于还能死扛多久、还能苟延残喘几日，中共已经完全无暇顾及了。

 

2021年10月中旬，野靖环、杨凌云、王峭玲、王秀珍、周秀玲、刘秀贞、张善根、范素君、郭树梅、李海荣、郭启增、李文足、朱秀玲、刘二敏共十四名北京居民（公民），包括三位“709”夫人王峭玲、李文足、刘二敏，集体公开参选北京区、镇两级人大代表，令中共惊恐失措，也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华人媒体的极大关注。当然，由于中共国的赤色恐怖局面，十四位参选人的举动不会受到中共官媒的关注，甚至连互联网自媒体也无法传播，与十年前江西新余女工刘萍等独立参选人被多家中共官媒报道及微博自媒体的高人气关注判若云泥，昭示了中共政治局势的急剧恶化。相同的是，十四位参选人像“新余三子”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一样享受了中共公安的高强度非法关注：传唤、盯梢、软禁、旅游、恐吓……

由于地处北京，国际关注度极高，加之稍稍吸取了六年前颟顸发动“709”大抓捕最终却一地鸡毛、狼狈收场的教训—“709”操盘手傅政华魔头而今也成了中共自己的阶下囚，用中共的口头禅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中共不会像2014年对刘萍、魏忠平、李思华那样，对这十四位参选人也抡起刑罚大棒。

同时高调参选的还有年逾七旬的重庆著名异见人士韩良先生、清华大学附中退休教师何志兰女士，他们也同样遭到了重庆、北京的中共公安和伪选举机构的非法阻挠。

与十年前刘萍、魏忠平、李思华的参选一样，十四位居民的集体公开参选，以及韩良、何志兰的个人参选，直刺中共假民主、真专制的面纱，又一次强烈地将了中共一军，让中共反民主、反宪政的本来面目暴露在世人眼前。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民主席卷全球，成为世界潮流，包括中共国在内的整个共产极权阵营也不得不在各自的宪法等法律中冠冕堂皇地规定民主条款，即便最顽固的北韩家族独裁政权也不例外—北韩“创造性”地把“民主（主义）”、“人民”、“共和”三个最能体现民主、宪政的同义词杂糅在其国名中，尽管与所有的共产极权国家一样，它既不民主也不人民更不共和。

试看中共的宪法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再看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另看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上述条款，像中共更多的其他法律条款一样，像中共从最高层到最低层的所有官员一次又一次老调重弹的“郑重”承诺一样，像中共毛太祖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样，悦耳动听，说的比唱的好听！

七十多年血淋淋的历史不仅让中国人明白了，而且也终于使很难理解中共所谓复杂“国情”的洋人渐渐明白了，中共是最善于、最擅长阴阳两手的，对他们的所有语言、文字最好反向理解，千万当不得真！明面肯定、暗中否定，笼统而抽象地肯定、明确而具体地否定，嘴上和纸上肯定、行动和行为上否定，当面肯定、背后否定等等两面手法不一而足。总而言之，对中共的话、对中共的法律、对中共向国际社会的承诺，是当不得真的！谁当真，谁上当，谁吃亏！刘萍、魏忠平、李思华把中共的宪法和选举法当了真，被抓捕、被判刑、被迫害；“709”律师把中共的法律当了真，被大规模抓捕、被颠覆、被强判重刑；女律师张展把中共的上述条款当了真，把自己的主人地位当了真，被抓被判被迫害；丁家喜、许志永把中共的法律和中共的“人民共和国”国名当了真，同样被颠覆，同样的重刑显然也在所难逃；WTO和国际社会把中共的承诺当了真，被中共的言而无信、背信弃义耍弄得晕头转向、满脸懵逼。

在活生生的现实中，中共的宪法第2条、第3条实际上是这么写的：

第二条：中国的真实国名叫中共国，中共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中共，中共国的人民不得独立享有或行使政治权力。

中共国形式上和表面上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实质上的权力机关是中共的各级委员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听命于中共的各级委员会。

法律的规定只是虚假幌子，人民不得果真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否则即构成颠覆中共政权罪。

 

第三条：中共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民主是虚假的和虚伪的，集中才是真实的，集中的主体是中共的各级委员会及其一把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虚假的、虚伪的民主选举产生，民主选举必须受中共各级委员会操纵，对中共各级委员会负责，如何选举和选举谁由中共各级委员会提前暗中决定。

安徽省合肥市民主维权人士、前检察官、八九民主运动参与人沈良庆先生，因接受记者采访及在网络发表言论，日前再次遭致中共合肥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这是沈良庆先生因致力推进中国民主、人权、自由、法治、宪政而第三次遭致中共安徽当局的判刑，充分显示着中共当局对现代普世文明价值信仰与追求者的恐惧与敌视。

据网络推特披露，11月17日，被羁押超过两年半，期间遭受酷刑虐待的安徽合肥民主维权人士沈良庆遭合肥市包河区法院重判3年，将至2022年5月才出狱。

本次沈良庆先生被第三次判刑，公诉方指控沈良庆所罗列的证据，主要涉及其在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中的言论，内容包括其在六四前夕接受日本媒体采访和对张扣扣案件的评论等。

对于公诉方的指控，开庭当日沈良庆均先生表示并不记得。沈良庆还表示，自己在遭到抓捕时被带黑头套，且工作人员并未出示相关证件；当时警察有执法记录仪，却不在法庭上出示，显然是为了掩盖违法；且对自己的审讯过程存在禁止吃饭、喝水、上厕所，和疲劳审讯的情形；审讯人员在每次要求其承认“犯罪事实”遭拒绝后都发火、大叫。对起诉书中所指控的罪行，沈良庆表示内容并不真实；坚持自己的行为属于言论自由范畴；并坚称自己无罪。

沈良庆的辩护律师指出，本案笔录的真实性存在明显漏洞。姑不论沈良庆受到疲劳审讯时期的笔录时间与真实情况不符，系后期造作；被告陈述的表达方式也有违常理，对沈本人言行的记录中竟夹杂有“沈良庆听了几分钟后说……”这种语句。

另外，本案于2018年立案，却在2019年抓人，前一年发生的事，不早加控制，属于钓鱼执法。再者，沈良庆是文人，喜欢说话；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的。现在不是文革，是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新时代，这种自由应当得到理解和保护。

中共合肥执法当局如此赤裸裸地违法构陷沈良庆，三番五次深文周纳治罪沈良庆，暴露着中共自1989年“六四屠杀”后，对参与八九民主运动人士且长期坚持追求普世文明价值者的顽固镇压立场。

沈良庆先生，1962年10月6日出生安徽省安庆市。1980年7月毕业于安庆市第一中学；1984年7月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士学位；1984年7月至1992年4月在安徽省高级检察院担任检察官。

参加工作后，一直与教职工和学生保持密切联系，不仅为学生创办的报刊写稿，甚至还参与编辑活动，用其自己的话来说，是个“带有自由化倾向的潜在煽颠犯”。

1986年10月，应邀参加《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上海市联社、《社会报》等六家单位在上海联合主办的“改革中的社会问题研讨会”（该会议不久后被定义为自由化“黑会”）。

回合肥后，又应安徽大学研究生会邀请，在学校介绍自由化思想。

12月初（大约12月4日，86学运发生前一日）被单位发现与学生来往，当日被暂时调离至外地。

1989年“六四”期间，组织地方学生运动。64大屠杀后，组织地下抵抗运动，成立民主自治联合会，创办民运刊物《民主论坛》;1992年4月5日，被合肥市公安局收容审查;同年6月5日，被当局以涉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批准逮捕;1993年9月8日，因中国政府申办奥运会被取保候审;1996年10月-12月原桉开庭审理后，被合肥市中级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五个月(等于原在看守所羁押期);1997年3月20日，因被判有罪，被原工作单位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开除公职。

1994年4月至1996年10月曆任安徽省苏洋设计装饰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合肥市金乌设计装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等职。

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因爲从事人权活动，公开要求调查六四真相，并准备前往北京等地串联上书，于1997年9月1日被合肥市公安局以涉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刑事拘留。

同年10月26日，在江泽民访美前夕被取保候审;因取保候审期间继续从事人权民主活动，发表各种异见并接受美联社、法新社、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香港媒体采访，要求竞选人民代表并起诉、控告中共当局非法剥夺参选资格，1998年2月26日再次被合肥市公安局刑事拘留(无罪名)，同年4月被决定劳动教养二年(无罪名)。

出狱后，由于合肥警方干扰，无法找到工作，便到淮北市打工。淮北市警方不仅监控单位和客户电话，还深更半夜以查户口为名上门骚扰，致使不得不辞职回合肥。

经过长达半年的失业和辗转，2001年1月在山东淄博市雷波德陶瓷花纸有限公司(德资)任总经理助理。由于努力工作，赢得信任，不到一个月就结束了试用期，三个月后主动加薪。不料，9月11日晚，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几名便衣闯入寓所，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强行带入公安局拘禁15个小时。并到公司找到德籍总经理，直截了当地威胁，要求解雇，否则就找公司麻烦，让公司无法经营，还要求他对此事保密。为避免给公司带来难以应付的麻烦，不得不被迫辞职。

此后一直处于被迫失业状态，靠撰稿和领取500元救济金维持生存。

2010年（期间）至2011年12月28日，在维权网资助下完成《“双规”问题民间调研报告》；后被五七学社出版为《双规》一书。在申请立项、搜集材料、调查取证和写作过程中，多次被警方以谈话名义非法传唤，并威逼利诱，试图说服放弃该项目。新书发布前被软禁，禁止赴香港参加新书发布会。

之后的几年中，被多次拘留、传唤。

2014年10月5日，因声援香港学生和市民占中行动遭警方打压，以涉嫌“寻衅滋事罪”传唤、抄家。传唤结束时，还被告知因“涉嫌寻衅滋事”犯罪被刑事立案，要求随传随到。

著作有《双规》，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出版。并在海内外报刊和网络媒体发表大量的诗文、评论、学术论文和随笔，涉及人文、社会学科各个领域。《狱中诗抄》、《MBO：最后的晚餐？》、《看不懂的经济学》等;海外发表的主要作品有《开放社会的人》、《以暴抗暴，何罪之有？》、《改良，抑或革命？》、《论零八宪章被阉割的欲望》、《余杰的道德制高点和上帝之城》、《实质性代表与革命》、《权利与责任的冲突和平衡》、《商议民主之类的经验行不通问题》、《评余秋雨的难得煳涂》、《财産权：人权的基本保障》、《选举权：中西人权理念和实践的巨大落差》、《解决西藏问题的若干看法与建议》、《必要的谦卑：回归经验主义》、《素质论和多数的暴政是反民主的僞命题》、《新政幻灭》、《从呼格吉勒图案看专政工具压迫性》、《我的1989：从反自由化到六四大屠杀的地方性记忆》等。

沈良庆先生几十年致力于推进中国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等普世文明，期望中国早日步入健康平稳的现代文明社会，结果却遭致中共当局严密监控，频繁传唤、抄家、拘押，断绝生路，逼辞工作，并且还三度判刑。中共当局如此严酷迫害八九一代中拒不放弃怀抱普世价值且顽强推进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人士，必受文明世界的谴责与历史发展的唾弃。

民生观察 2021年11月18日

10月15日，北京地区野靖环、杨凌云、王峭玲、王秀珍、周秀玲、刘秀贞、张善根、范素君、郭树梅、李海荣、郭启增、李文足、朱秀玲和刘二敏等14人。其中女性12人，男性2人，公开对外宣布将独立参选2021年秋季5年一换届的北京地区人大代表。表达了公民践行宪法赋予选举与被选举权利的决心。也考验着中共当局对外宣称的所谓民主选举真假的实质，值得观察！

民主是个系统性工程，包括选举、授权、监督、罢免、轮替等等环节，而选举是民主最基本也是先决性条件。一个国家是否实行着民主制度，该国家公民能否自由而无障碍地独立参与选举，是验证是否存在民主选举的试金石。因此，本次北京地区14名公民宣布独立参选人大代表，本身具有验证中国人大代表是否真存在民主选举的指标性意义。举国乃至世界皆拭目以待、

北京14名独立候选人联合宣言表示：我们14人是长期生活在最基层的公民，我们深感普通百姓与政府、人大、法院、检察院等部门沟通的困难。我们经常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人大代表，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向政府及有关方面反映问题。但是我们根本见不到人大代表。2021年秋末，五年一次的区县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就要开始了。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我们要当人大代表！要让社区的街坊四邻，让所有的选民都能随时找到我们，我们愿意替老百姓说话、办事，请本区选民投票给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在代表的岗位上，忠实地代表选民的意愿履行职责！人大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2021年10月15日

北京14名独立参选基层人大代表人士的联合宣言掷地有声，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本身说明在中国当下独立参选人大代表不是件普遍的事，而是较罕见而让人瞩目的事。之所以引发这种瞩目，其中重要原因是参选人大代表已经是件高风险的活动，不仅获选机率极低，而且随时可能面临各种阻扰，甚至失去自由，陷身缧绁。

1949年中国大陆易主之后，国民就没有见到过真正意义上的选票，也没有看到真正意义上的候选人，更没有听到过那些所谓候选者的竞选宣言。文革之后，国人深感民主对一个国家避免灾难的重要，从而上世纪80年代初高校推开了竞选人大代表，涌现出了一批如胡平、王军涛、李克强、张炜、张祖桦先生等等真正由选民投票选出的代表。但是，很快这种选举就在高校戛然而止。虽然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仍然有极个别地区的极个别人，如湖北随州的姚立法先生，侥幸参与并赢得选举外，全国基本消失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参选人。再到后来胡温时期，才又在一定程度尝试推开基层选举，故而有北大博士许志永先生的独立参选并当选。近年来，中国大地这种公民独立参选基层人大代表的情况已经日益稀缺，原因就是前面所说的参选已经成为高风险的事。

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党管一切推行，人大代表选举愈加成为党操控的活动，独立参选并获选已经成为侈谈。不仅如此，因为独立参选而被拘押入狱事件屡屡发生，简直成为了独立参选人的宿命。面对这种情况，今天北京14名公民公开宣布独立参选，的确有逆流而上，敢对艰难的勇气与担当。令人敬佩，值得鼓掌！

日前，中共党书记习近平在出席10月13日至14日召开的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说“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这是中共最高领导对民主的最近说词，而这种说词是否真实得到落实，显然北京14名独立参选人能否顺利参与选举，能否无障碍得到宣讲自己的观点，而广大公民能否无阻碍地依照自己意愿投票，也就是能否真正落实公民选举与被选举权，就是检验今天中国是否存在真正民主的试金石。试想，如果连一个公民的独立参选都面临阻碍与危险，那就没有最基本的被选举权，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民主可言。那样一来，别的一切对民主耀眼的解说，就都是空谈，就难辞欺骗之嫌。

中共党魁们历史上在延安夺权时期，曾写出过讲出过世界最炫目的民主言词，后被学者汇编成《历史的先声》，但是后来夺得政权却做出了世界最专制的事，造成民族历史最大的灾难，甚至将汇总这些党首言说的《历史的先声》都列入禁书，可见对民主上的恐惧与欺骗。今天，中国是否真正能开启一个现代文明的民主历程，那就让世人通过北京14名独立参选人的进展情况来予以验证吧。

民生观察 2021年10月16日

5月21日上午，遭中共北京当局关押1年10个月，被控“寻衅滋事”罪的北京维权人士全世欣，被北京市海淀区山后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

5月11日，被控“寻衅滋事”罪的北京公益志愿者，“端点星”网站负责人陈玫和蔡伟在北京朝阳区法院温榆河法庭开庭受审，法院作出择日宣判。

5月6日，香港2020年“六四”烛光晚会“未经批准集结”案开庭，青年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等4人被控“明知而参与一个未经批准集结”罪，其中黄之锋被香港区域法院判监10个月，岑敖晖被判监6个月，袁嘉蔚与梁凯晴被判监4个月。

另有消息传出，5月27日，被羁押逾两年四个月的澳大利亚华裔，自称“民主小贩”，被控间谍罪的作家杨恒均，将在北京二中院闭门审判。

从案情透露的各方信息可见，全世欣、陈玫、蔡伟、黄之锋等四人及杨恒均，被中共当局指控的所谓犯罪证据均与他们践行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权利，公开以自身的形式来抨击中共时政、表达自己意志，宣讲传播普世价值、争取公民宪法权利相关。因此，都是中共当局违宪侵权制造的罪案。而中共当局在5月如此密集审判这些践行宪法权利争取民主自由的人士，显然带有吓唬民间，禁声民间的用意。

据媒体报道，全世欣2018年9月，因使用互联网翻墙软件在推特上发表对中共当局及执政者的批评言论，而被北京海淀区警方以“寻衅滋事”罪行政拘留10天；2019年6月3日，全世欣又因身穿写有“蔡奇见家属”字样的白色短袖T恤，高喊要求与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见面递交相关材料，寻求解决问题，而被海淀区警方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行政拘留5天；同年7月25日，全世欣再次被海淀区警方莫名带走，后被以“寻衅滋事”罪由刑拘。友人质疑，这与她曾在推特上多次发表言论，尤其涉及支持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等言论有关。2019年8月31日，全世欣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正式逮捕。该案于去年5月26日被起诉到法院。起诉书指控全世欣“自2019年注册并使用推特，散布大量虚假资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2020年11月26日，北京市海淀区山后法院开庭审理全世欣案，并于2021年5月21日判处全世欣有期徒刑2年。目前，全世欣被羁押于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内。

陈玫、蔡伟被判刑的端点星案之端点星全称为Terminus，端点星计划（英语：Terminus2049），建立于2018年4月22日，网站架设于开源平台GitHub的GitHubPages网页托管服务上，用众包方式备份遭微信、微博等平台删除的文章，号召公众协作参与抵抗网络审查，保证文章传播阅读的持久有效性。早期，网站收录的主要文章与中国高校性骚扰、北大岳昕事件有关，之后扩展到陶崇园之死、北京驱逐低端人口、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等议题。2020年4月19日起，端点星网站的志愿者陈玫、蔡伟及其女友被警察拘押，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包庇罪”为由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警方一直掩盖案件进展，拒绝当事人及其家属聘请的律师介入案件。直到开庭由公派律师代理辩护。

而香港黄之锋诸君，则是明知港府受中共操控拒绝批准2020年6月4日的香港维园集会纪念六四英烈而参加，坚持践行宪法赋予公民集会自由权，竟而获罪。

至于杨恒均则是长期来致力宣传民主自由普世价值，撰写大量普世价值科普性文章，在中国大陆有广泛影响，因此招致中共极权者忌恨，多次对其警告与控制。2019年1月，杨恒均从纽约抵达广州后失踪，5日后中国外交部证实，当局对杨军（杨恒均原名）以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活动”指定监视居住。同年8月，杨恒均被当局正式以“间谍罪”起诉。杨恒均曾在给澳洲老师的信中表明自己由一名中国国安部门官员转变成矢志推动中国民主的经历和想法。2020年11月，杨恒均辗转带信给老师冯崇义，信中披露他遭受逾300次审讯、酷刑和当面辱骂等，但他并未妥协并坚称无罪，也呼吁他的读者追求民主、法治和自由。由此可见杨恒均就是因为宣扬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而遭致中共迫害。

中共当局完全无视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等权利，将践行宪法权利者苛以刑责，目的当然就是为了维护自身极权统治。而中共当局选在“六四屠杀”32周年到来之际的5月密集审判这些践行宪法权利，争取做享有现代公民权利与尊严的一批人士，用意非常明确，就是要吓唬社会上那些将宪法当真，意图争取宪法权利，致力推进中国民主法治的人士，警告这些人如果要追求人权民主法治，那就得面临判刑，面临“六四屠杀”。

中共极权统治当局枉顾自身颁布的宪法，肆意践踏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权利，枉法审判全世欣、陈玫、蔡伟、黄之锋、岑敖晖、袁嘉蔚、梁凯晴、杨恒均等等人士，是公然违反宪法，侵犯人权，挑衅人类文明，因此必将受到人类的唾弃！

民生观察 2021年5月22日

中共日前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二，将大陆的代行权力举手表决“花瓶式”民主进一步移植入香港，使香港过往积累的现代民主成份被加速消蚀，香港人民的选举权、参政权、监督权、自治权等等基本人权被剥夺殆尽，香港民主正大步倒退。

据中共官媒报道，中共全国人大会常委会3月29、30日，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修改《基本法》附件一、二的议案，更改香港特首及立法会选举制度，30日早上以167票全票通过相关议案，由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3月31日生效。

中共全国人大会议3月11日，以绝大比数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授权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基本法》附件一、二，即是特首选举以及立法会选举方法，以确保“爱国者治港”。

根据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几十年的实质，所谓爱国者就是爱党者，因为中共以身代国，以党凌驾于国上。本着这种精神，确保“爱国者治港”就是彻底由爱中共者治港，而不能由爱香港者，爱香港民众者治港。于是修改剔除香港代表民意的选举成份就成为中共必举的大棒。

新修订的选举制度增加“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即第八项：“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确认选举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和行政长官候选人的资格。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的审查情况，就选举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和行政长官候选人是否符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判断，并就不符合上述法定要求和条件者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出具审查意见书。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书作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和行政长官候选人资格确认的决定，不得提起诉讼。”

从中可见，负责审查选举委员会、特首以及立法会参选人资格的资格审查委员会，接掌以往由选举主任负责的审查参选人资格工作。而香港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的审查情况，就参选人是否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判断，并就不符合者向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审查意见书；资格审查委员会根据国安委的审查意见书，就参选人资格作决定，有关决定不得提起诉讼，即是不能上诉、不受司法覆核。从而锁死了一切代表民意者当选的路径，保障着代表中共权力意志者当选。

香港民主选举中引入资格审查委员会，并且委员将由多名特区主要官员担任，而这些官员又是由北京中共当局任命，就事实上使香港选举完全操控在北京中共当局手掌中，即香港选举资格审查委员会就是中共北京当局的香港选举代理，完全遵循北京意志与规划，在香港实施所谓的民主选举。

同时，修订后的选举制度还将立法会的组成由原有70席，一半地区直选、一半功能组别；改为90席，分别由选委会、功能组别及直选产生，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将立法会90席分为40席选委会、30席功能组别，以及20席地区直选，即是地区直选议席由35席大幅减少到20席。公然剥夺香港民众直选权。从而使香港民主成为中共权力花瓶化再上保险。

从中共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引入资格审查委员会及压缩直选可以看到，中共当局穷尽计虑就是要剿灭香港曾经积累起的民主元素，使香港完全成为中共极权集团任意操控的戏场，使香港民主完全成为摆设，成为为中共极权统治粉饰伪装的傀儡。

应该说中共通过在香港对反送中大镇压后，先推出香港《国安法》，又推出选举制度修订，将香港彻底实现了大陆化管控。但为了欺骗国际社会，愚弄香港民众，中共仍然假惺惺举着民主招牌，但将曾经香港民主彻底抽空，置换成了大陆几十年来玩弄民众的一套。

中共极权统治集团本质上专制是容不得任何真正的民主的。香港回归大陆后，中共就处心积虑地要将大陆的统治移植到香港，为此中共不断推出修改23条，修改教课书，送中条例等等，结果遭致香港民众的强烈反对。最后中共图穷匕见原形毕露，通过暴力镇压民众反送中运动后，强加给香港《国安法》，继而推出选举制度修改，完全置香港民意于不顾，将香港公民权利鲸吞殆尽。

中共修订香港选举制度，将《基本法》中存留的保障香港公民权利成分一步步剥离，严重违背了香港回归时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也严重背弃着《基本法》原则，是公然颠覆邓小平曾经一再强调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精神，事实上也违背着中国宪法赋予公民选举、参政、监督等等的权利。

香港在中共强制消除民主元素的努力下，正一步步褪去现代民主文明色彩，而沦为极权专制灾区，香港民众的权利日益被中共极权集团蚕食，相应的香港经济、文化、社会也出现断崖式崩溃。此情此景活现着中共极权统治模式为世界指引路径的末日景象，值得一切文明世界高度警惕。

民生观察 2021年4月2日

据推特等多家媒体报道，山东省临沂市人大研究室副调研员丰晓燕女士于今年中共两会前到北京王府井散发要求推进中国民主，票选国家主席，反对社会不公的宣传单，结果被临沂警方强行送入了临沂第四精神病医院关押“治疗”，至今没有得到释放。民生观察对临沂当局枉顾法制，践踏人权，肆意以精神病名义拘押迫害追求民主进步人士，将丰晓燕“被精神”关押至今的行径，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据知情人士通过推特对外披露：今年4月28日，丰晓燕在北京王府井散发传单提倡民主改革，重选中国主席，反对社会不公。被王府井派出所以扰乱社会治安罪拘留。次日送至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在未进行精神检测的前提下，临沂市北京路育才路派出所二十多位警察强行暴力将丰晓燕关进住院部。期间掌掴丰晓燕及其女儿，裸露丰晓燕身体，将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她在地上拖行。

5月4日，丰晓燕告诉女儿她被绑进来后便持续用药，一开始思考说话正常，用药后行动艰难，思考说话受抑制，身体酸痛肿胀。医生护士素质低下，不仅用暴力手段强迫病人服药，更未听说过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梦的解析等一系列书籍。

5月7日，其女在以死相逼的情况下，医院允许探视，期间丰晓燕讲“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活。真正的高贵不是这些诽谤侮辱迫害能决定的。”表达了丰晓燕追求民主捍卫人权的誓死不屈决心。

5月15日，丰晓燕女儿向各方申请信息公开与信访投诉，得到的答复是，医院谎称丰晓燕不在该院治疗；临沂市公安局称此事卫健委负责；临沂市卫建委称收容病人手续正规；临沂市纪检委认为没有任何人滥用职权；临沂市人大称无法为丰晓燕负责；临沂市政府无回复；中纪委，国家信访局投诉无回应。

丰晓燕女儿对媒体说：（自己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5月16日，当时她很着急地拍门，希望我能把她救出去。她说话很不流利，有点大舌头。她告诉我，因为药品副作用，她无法思考、无法入睡、无法行动，坐下都很困难，思考问题都很困难。（医院）说她是精神分裂症，每天三次被强迫用药，用的都是一大把一大把的精神分裂症药物，名字不知道。她不吃药就会有很多医生强迫她服用。医生对病人的态度很不好，动辄大呼小叫。之前我给她送的换洗衣物、书、家里用的东西，他们都没有给她。

5月17日，多方奔走营救母亲丰晓燕的女儿被临沂当局威胁送入精神病院，并遭致严密监视软禁，与外界联系被阻断。自此，丰晓燕母女情况无法为外界知悉。

丰晓燕，山东临沂人，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新闻系。1989年，上大学的丰晓燕曾跟随全国大学生到天安门声援追求民主而绝食的学生。毕业之后她本想奋斗在新闻一线扛机子，阴差阳错到了临沂市政府。从年轻时丰晓燕就希望中国制度是民主自由、公开透明的，抱着这样的信念到单位工作，发现体制内尤其是领导的腐败贪污。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时，她还被当时的领导丁凤云（原临沂大学党委书记，后被判处贪污罪）欺负，被打。从市委宣传部到市人大，二十多年来，她从认清中国体制开始就一直反对现有体制，经常对体制及一些领导提出各种质疑与批评，因此招致地方权贵们的忌恨。2003年左右她被市政府组织的黑社会撞断了腰，导致现在腰椎间盘突出一直好不了。后来市委市政府一直不给她升职、也不让她出国、不让她考博士学历职称。2009年春天她想退党退公职，单位也不允许。2019年10月，她在小区张贴大字报，支持香港反送中。丰晓燕的办公室能看到楼下来信访的人，她对当局粗暴对待信访人也表达过愤慨。同时她还和女儿聊过，体制内抱团、徇私舞弊、打小报告、贪污腐败、任人唯亲、官员作风奢侈、公款吃喝玩乐、下级对上级恭维奉承。疫情期间政府的失职渎职，也让她十分不满。因此，在今年两会召开前夕，她前往北京散发宣传民主传单。结果遭致关精神病院。

从丰晓燕女士几十年来追求推进中国民主、法治、公平、公开与人权来看，她是个虽身处中共体制内，却保持着良心与正义的可贵人士。正因为这份不灭的良知，使她看清了中共极权体制贪赃枉法、违法侵权的黑暗本质，由此激发起她不懈抗争的勇气。也因此招致中共当局的持续迫害。

中共临沂当局对丰晓燕采取“被精神病”迫害当然不是什么开创性手段，而是中共当局长期来广泛在中国大陆实施的迫害异己的惯用伎俩。自从中共夺取大陆政权以来，就对大陆民众统治采取无所不用其极手段，而被精神病就是其中一种逃避法制的极其残酷的手段。中共当局在全国广设精神病院，而对入院者采取由公安认定方式，这就给各地当局打压一切不顺服于权力人士大开方便之门。据不完全统计，中共当局每年将异议人士、上访民众等等投入精神病院迫害数以万计。而2018年7月湖南株洲女工董瑶琼因向摆置街头的习近平头像投掷墨水而被关入精神病院，当时引起世界高度关注。而今，临沂当局将散发民主宣传单的丰晓燕又强行关入精神病院，这完全是湖南迫害董瑶琼的翻版。类似董瑶琼、丰晓燕因表达异议而遭致“被精神病”的案例在全国屡屡发生的事实，说明中共当局完全无视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公然践踏“公民言论自由权利”，背弃依法法国与建设法治社会的口号。

因此，民生观察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立刻无条件释放丰晓燕女士，追究违法侵害丰晓燕的一切部门与个人的法制责任；在全国停止一切利用精神病来迫害异议维权人士的行径；切实兑现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承诺。

民生观察 2020年7月6日

中共掌控下的所谓全国人大，在2020年6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和闭幕会上，以所谓的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即“港版国安法”），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49号主席令予以公布，并于当天晚上11点宣布正式实行。这使香港在曾经立足《中英联合声明》上的回归划上了句号，而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大陆化的香港。香港从此终结了曾经在英殖民地时期开启的现代民主法治进程，而完全陷入了中共极权统治下的极权主义泥坑。

港版国安法依照中共自己定义，“是一部兼具实体法、程序法和组织法内容的综合性法律。”这部法律共6章、66条。如此重大的一部法律，中共当局居然在今年5月22日的人大闭幕会上宣布立法，在短短一个月就完成了立法程序，并在中共收归香港的7月1日前一天，完成了审议表决与签署及公布实施的如此繁杂而重大的手续。这可谓是中共立法史上的快速的奇迹，也是世界立法史上的怪象，必将进入人类法制史上耻辱的一页。

中共这次港版国安法立法到审议通过实施的极速相伴着文明世界的一致抗议反对，但中共极权统治当局完全枉顾世界立场，一意孤行，表达了中共极权统治集团誓与人类普世文明为敌的决心。

从港版国安法的内容来看，广泛地将各种被中共认定威胁其极权统治的公民言行，如“有关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定义为危害国家安全。同时还公开立法宣布要在香港学校、社团、媒体广泛开展国安教育，即“第九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和防范恐怖活动的工作。对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第十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通过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提高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这事实就是将大陆整套极权主义所谓的爱国（事实是爱党）教育移植到香港。并且，港版国安法还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事务，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并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监督和问责。”如此，就公然将完全抛弃法律的中共大陆所谓执法机构设立到了香港，从而保证了大陆权力凌驾到香港执法之上，也就意味着香港历史上保持下来的一些司法独立元素将被彻底铲除。

不仅如此，从港版国安法的施用范围来看，香港国安法除规定香港永久居民在香港及外地违反国安法规定的所谓犯罪将受到惩处外，还公然将世界各地各国公民纳入执法惩治范围，意味着港版国安法实行是要对世界执法。“第三十六条任何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适用本法。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的，就认为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犯罪。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的船舶或者航空器内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也适用本法。第三十七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或者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公司、团体等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适用本法。第三十八条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适用本法。”

香港在一百多年前的大清王朝租借给英国作为商埠后，得到了长足发展，浸淫了厚重的现代普世文明人权民主法治的元素，可以说是西方文明在东方专制土地上树起的现代文明灯塔，指引了专制主义浓烈的亚洲脱困前行的方向。香港人民在几代人不懈努力中，也不断养成了现代文明公民的意识与行为习惯。然而，中共自从利用欺骗手段，公开承诺“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五十年不变”等等，在获得文明世界认可而收回香港后，便穷尽计虑地苦心孤诣要将香港大陆化，先后企图通过二十三条立法，国民教育推广，及送中条例等等，在被香港人民坚决抵制后，短期作出妥协，但在骨子里却一直图谋着摧毁香港现代文明元素。于是在今天疫病肆虐，世界忙于应对武汉瘟疫之际，冒着世界的谴责与反对，极速推出使香港彻底大陆化的港版国安法，正式终结了香港一百多年来在现代普世文明上的进程。

中共极权统治集团背弃承诺，违反国际法规，践踏人权，挑战文明的行径，不仅激起世界的义愤，同时也遭致香港民众的顽强抵抗，就在中共7月1日实施港版国安法第一天，香港大批民众冒着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险，勇敢地走上街头，对中共极权统治说不，对港版国安法说不，对中共撕毁《中英联合声明》毁弃承诺说不。至当日下午，据中共媒体报道，中共当局就拘押了数十名香港上街抗议的民众。可以肯定的是，不管中共当局如何严酷镇压香港民众，意图阻止香港现代文明民主法治与人权的追求，都无法扼杀深藏于香港民众心理的对人尊严、平等、自由等等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坚守。

当此，中共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实施，香港民众面临中共极权严酷镇压之际，文明世界应从捍卫现代法治、民主、人权的普世文明角度，与香港民众携手，共抗中共极权对香港的荼毒。

民生观察 2020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