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精神

2013年5月1日，我国首部《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新法的最大亮点是规定精神障碍患者住院、出院实行自愿原则，避免出现以前的“被精神病”情况。
    不过，新法实施近一年，颍州晚报记者发现，有精神病患者提出自愿出院且通过医院评估后，却遭到家属拒绝，面临着无家可归或无人接收的局面，让医院陷入两难境地。
   
精神清醒后，他羡慕外面自由的世界
    武城把身体倚在窗台上，双手紧紧地握住窗户上的铁栅栏，眼睛眺望着外面，窗外是来来往往的人群。
武城转过身说：“他们都有自由，我却没有。”
  
  武城在这个屋子里面呆了近一年，300多个日日夜夜。这一年来，他每天的活动范围仅限于病房内和外面的走廊，病房里的那张床是他唯一拥有的独立空间。武城被关的屋子，属于市三院。
    在这里，武城生活简单又极有规律，早上起床后吃药、吃饭、自由活动、午睡……在药物的作用下，武城在多数时间里保持静默。
    自由活动时，病友们一起打扑克，武城总是静静地看着电视，那是他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渠道。有时候，他还会帮护士打扫卫生。
   
病房的窗口处，又有人向里面张望，武城看到的一张张陌生的脸，他失望地低下了头。身边的病友们常有家人来探望，送钱，送水果，嘘寒问暖。武城有时也会听到病友对家属说，病好了，就把自己接走。看着身边的人来了又去，武城也常常说自己“病好了”，不过他只能说给病友和自己听，因为自从住进医院，从没有亲人来看过他。
    在最清醒的时候，武城的心里会产生愧疚，他很后悔杀死了母亲。
  
  他希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2013年以前，武城住在位于颍上县的一个小村庄，家里有妻子、3岁的儿子和母亲。但这一切都在当年年初被彻底改变。
    武城将手中的棍棒挥向了一直照顾他生活起居的母亲……
    经鉴定，武城为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处于发病期，无刑事责任能力，被送到市三院接受强制治疗。
   
此后，武城就开始了精神病院里的生活。刚进来时，他的暴力倾向不时出现，他对医生的问话常常前后不一，时常做出暴力行为，在按规律服用一些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后，武城渐渐清醒。
    如今的武城行为紊乱的症状已基本消失，他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与病友相处还算融。
  
  武城对医生说的最多的就是回家，他挂念刚刚4岁的孩子，希望过正常人的自由生活。医生跟当地政府联系后发现，武城的回家之路并不那么容易：村民们反对，家人不愿意接收，而他能否按时服药也成了医生最担心的问题。
   
村里人都不愿他回来    武城的回家之路到底有多难？
    近日，颍州晚报记者走进了武城所在的小村庄。武家低矮的瓦房，在周围楼房的映衬下特别显眼，院子里到处是枯草和废弃的塑料袋，房门上的春联已经褪去了字迹，门锁已经锈迹斑斑，厨房的角落里结满了蜘蛛网。
  
“武城的病情已经稳定，他想回家。”颍州晚报记者带来的这个消息，在村里炸开了锅
50多岁的武大娘原本从此路过，听到这个消息后，停下电瓶车，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武城回来。
  “他的病如果复发了怎么办，他是病人可以杀人，但是我们正常人怎么办。”武大娘说，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村里只剩下她这样的老人和孩子，安全没有保障。
    何梅（化名）与武城家相距不过50米，武城门前的小路是出村的必经之路。曾经每次经过那里，她总是小心翼翼，即使这样仍招来了武城的“不满”。
    有一次，何梅路过武城家门口，嗓子有些发痒，忍不住咳嗽一声，“咳什么咳，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咳什么咳，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坐在院中的武城随手拿起砖头就向她砸去。所幸的是，由于躲闪及时，何梅没有受伤。
    但是，与武城家只有一墙之隔的李海（化名）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那天，李海一家人坐在一起聊天，谁也没有想到，武城拿着长棍闯进了他家，把李海打得头破血流。  吴丽 （化名）多次看见武城将孩子放在水里，还动手打老婆。“他个子高，力气大，谁敢惹他？村里的人几乎都被他打过。”
  听说武城想回家，武城四婶陈芳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这一年来，武城的孩子一直由她照料着。照顾这个孩子已让陈芳力不从心，她说不可能再去照顾武城，而且如果他一旦病情复发伤了人，这样的责任谁都承担不起。
    村民们说，由于武城，这些年来村里就没有平静过，去年命案发生后，武城被警察带走，这个村子才逐渐安静下来。“谁都没想到他还会回来，谁也不愿意他回来。”
  
  市三院：精神病人回家路漫长
   “得了这个病，病人自己也很痛苦。如果因为他有病就将他与世隔绝，这对他不公平。只要按时服药，精神病人也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市三院副院长刘云说。
    但村民们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很多精神病人回家后由于不按时服药导致病情复发。目前，武城的治疗费用除一部分由新农合报销外，其他部分由当地政府承担。
    由于武城实施的是强制治疗，所以需要有人提出申请，经专家鉴定后，如果符合出院条件那么他就能回家了，但是从目前看，由于无人申请，也没有人接收和督促他服药，武城的回家之路仍然很漫长。
（来源：阜阳新闻http://www.fynews.net/article-76470-1.html2014-3-18 07:55 ）

回目录

“我姐姐的病还没看好，医生就以医保用完为由要我们转成自费治疗，不然就停药，停止治疗，我们没办法只好出院回家。”近日，开封市柳女士致电本报，向记者讲述了她被开封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病医院)六病区主治医生“劝说”让其姐姐出院的经历。对此，记者进行了多方采访。
    病人家属：医保还有限额？头一次听说！
    记者跟着柳女士来到其姐姐家时，患者一个人在家，她坐在墙角小矮凳子上低头不语，看上去神情恍惚。对于记者提出的诸如穿衣吃饭类的简单问题，她也是答非所问。柳女士说，姐姐今年52岁了，独居多年，常常一个人不愿意开口说话，这个还倒不要紧，关键是她还不吃不喝，厉害的时候，连路都不会走。
    2月4日，刚过完年，姐姐就被家人送进了开封市第五人民医院，医生经过诊断认为她患有“精神抑郁症”，需住院治疗。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病情也开始慢慢好转，身为家属的柳女士也感到了一些欣慰，但是没想到的是，从3月10日开始，她就被姐姐的主治医生贺玉岭叫去谈话了，要求她把其姐姐的医疗结算从医保转为自费，理由是医保结算已经到了限额了。柳女士很是不解，按照国家规定，姐姐是有权享用职工医保的，怎么病还没治好就不能用了呢?“医保还有限额?我们之前在其他医院看病时从没有听说过!”柳女士对记者说。
    医生：先出院，三天后再住进来，还能用医保结算！
对于柳女士的疑惑，其姐姐的主治医生贺玉岭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市医保中心给医院每个病人都是2900元的医保资金，如果在2900元以内，医保可以报销，但如果超出了这个限额，剩下的钱只能由医院自己垫付，医院是营利机构，不可能把每个人的医疗费都补贴，所以病人想要继续治疗，要么先出院要么转为自费。
    从柳女士提供的录音中记者能够清楚地听到这样的话语：“医保中心给我们医院每个病人只报销2900元，超出部分要我们医院承担，医院要挣钱，哪怕你们先出院，就算三天后再进来我们还可以继续用医保，不然的话，我们就只能停药了。”
    医院相关负责人：病人病没治好，你为何签字办理出院手续？
针对柳女士反映的问题，记者采访了该医院医保科科长庞国盛，他说：“医院从今年开始就已经不存在有2900元的限额问题，现在医院和医保中心所达成的协议是市医保中心每年给医院拨发固定款项，只要病人没有无故延长住院时间，都可以按照医保规定来结算医疗费。所谓的2900元是贺医生不懂政策，对病人家属解释有误。”
    面对记者和柳女士所关心的其姐姐病没好为何要求出院的疑问，庞国盛没有给予正面回答，而是反问柳女士：“病没好，你为何签字办理出院手续?”随后，他就以要开会为由匆匆离去。
    开封市医保中心：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定记者致电开封市医保中心，接电话的一位芦姓负责人听了开封市第五人民医院的做法时说：“没有，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我们的政策是病人生病入院，直到病好出院，从来没有医保限额这一说法。不过病人的入院和出院的标准都是由医生诊断的。”
    开封市卫生局：该医院曾有此类情况发生
记者和柳女士随后来到了开封市卫生局，希望通过权威部门得到一个准确的说法。卫生局办公室主任李新民说：“曾经听说这个医院以前发生过此类的事情，但医保中心和医院是有专门协议的。医院可能出于自身利益出台自己的政策，这些政策我并不清楚。另外，医保报销问题并不归卫生局管。而对于医院违反规定强制未痊愈的病人出院这一行为，我等领导回来后会进行核实，核实之后再给你们答复。”
    截至发稿，记者尚未收到任何答复。
（来源：中国日报网http://hen.chinadaily.com.cn/n/2014-03-28/NEWS15937_2

回目录

  3月20日，瑶海区法院审理了一起关于精神病持刀砍杀七旬老父亲的案件。近年来，精神病患者伤人案件已经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到底该如何去关心、照顾他们？如何让他们对社会的伤害减少到最低？专家指出，预防精神病患者危害社会，除了家庭监护人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的支持。

    案例
    儿子砍杀七旬老父
    2013年9月13日早7时许，40岁的刘某买一把菜刀，回到家中后朝着父亲头上砍去，随后又在其身体多处猛烈砍击。最终导致其70岁的老父身亡，而在砍父过程中，其母许某的身体也被砍伤。案发后，刘某主动向当地公安机关自首。
    经合肥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刘某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作案时无刑事责任能力，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但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父亲被砍身亡，母亲身受重伤，然而凶手却是自己的兄弟，面对如此情形，受害人儿子、嫌疑人哥哥在一旁默默流泪、泣不成声。
    据其介绍，弟弟刘某患精神病已经有十年之久，家中还有一个十来岁的儿子，“现在出了这样的状况，家也散了，孩子是最可怜的，这到底是谁的责任？”
    法院当庭宣判，刘某虽不负刑事责任，但其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遂判决对其强制医疗。据了解，近年来类似悲剧屡见不鲜。
   
反思
    家庭无法承受之重
    上演如此之多的悲剧，为何不送进医院治疗？钱，恐怕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原因。
    刘强（化名）的母亲程女士，一遍遍说起生活的苦。
    38岁的刘强有一个儿子，在大多数人眼里，他是幸福的。
    2001年，刘强丢掉了赖以生存的工作，经常一个人呆在家中闷不作声，心情极度压抑后又染上了酗酒。刚开始还算正常的刘强，渐渐地开始有精神病症状，爆发后甚至会跑到马路上打人。
    程女士得知儿子患上了这样的病后，专职伺候刘强。家境本就一般的程女士更是在治疗费上捉襟见肘。没办法，程女士又带着刘强返回到了家中。
    “其实病情稳定时刘强还是正常的，可一旦病情发作，就会闹得天翻地覆。”在程女士眼里，能看到正常情况下的刘强，感觉就像过年一样。不过，这样的日子并不多。
  
 建议
    社会多担一些责任
    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尹佃阳律师告诉记者，按照我国《刑法》规定，精神病患者因为在主观上不具有认识能力，在法律上被认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若其行为对社会造成损害，不负刑事责任。“严格来讲，精神病患者杀人不能称作犯罪，应该称为‘危害社会的行为’。”尹佃阳说。
    目前，中国有上千万例精神病患者。尹律师认为，精神病患者危害社会的问题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果没有社会的足够关注，这些问题有可能对社会安全造成极大的危害。
    尹佃阳建议，预防精神病人危害社会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家庭，精神病患者的亲属、监护人要做好看护。很多精神病患者不发病时与常人无异，一旦发病则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另一方面是完善康复医院建设，使患者能够集中在医院疗养。
    “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住院费用谁来承担？”尹佃阳担忧地表示。据相关统计，中国精神病患者六成都来自农村。大多数患者缺乏医疗保障，需要承担长期的治疗费用。很多患者因无法担负长期的费用而终止住院治疗。
尹佃阳说：“预防精神病患者危害，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全，社会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
（来源：新华网http://www.ah.xinhuanet.com/2014-03/23/c_119900234.htm2014-3-23）

回目录

  在上海莘庄镇青春村金家塘铁路边的某处，两道铁门和一堵高墙将里外隔离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这里有个听起来充满希望的名字：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但是，院内的病人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一日的重复“康复”中，大多都已青春不再。
　　今年48岁的徐为（化名），在这里已经待了十余年。其间，自认为无需再住院的他，曾尝试过以各种手段离开，但均以失败告终。
　　网络上，曾有一个未经证实、题为《你能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吗？》的故事非常流行。其中，主人公美国《探路者》杂志记者格雷·贝尔在采访完成功“逃出”精神病院的正常人后感慨：在一个不正常的环境里，一个正常人想证明自己的正常是非常困难的，也许只有不试图去证明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正常的人。
　　现实中，徐为，一个曾被鉴定为“患有精神分裂症，属于残留期”的精神病患者想要重获自由更是难上加难。他最终选择在2013年5月6日，《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的第六天，以侵犯人身自由权为由，将所在康复院和作为监护人的大哥告上法庭。
　　在给法院的信中，徐为这样写道：“我相信法律最后能让我堂堂正正地走出医院，希望法院让我有机会到神圣的法庭上表达我对自由的渴望，有机会回归社会上，去重新建立我的生活。”
　　7个多月后，上海闵行区法院通知其立案成功。这也成为全国第一起依据《精神卫生法》起诉的个案。
　　徐为的代理人、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的杨卫华律师表示：“这个人很简单，被关了十几年，希望法庭给他一个说理的机会，让大家听一听幽禁了十几年的心灵对自由的渴望。自由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对他来说太宝贵了。”

入院
　　3月11日上午10点刚过，徐为已守在康复院的大门口等待记者的到来。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女人站在他的身边，牢牢地挽着他的手臂。她就是小甘，徐为在住院期间结交的女友。
　　采访是在大门旁边的一个房间里进行。一张残破的单人沙发、一张大长桌，以及一把长板凳，就构成了所谓的“会客室”。
　　徐为招呼记者坐在沙发上，自己则搬来板凳相对而坐。小甘随后坐在徐为的身旁，仍然紧紧挽着他的手臂。
　　小甘说，她哥哥随时都可能来接自己出院，“但他出不去，我也不走”，两人相视一笑，他们早已约定要一起走出这座“无形的牢笼”。
　　“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了婚，家里四个兄弟跟父亲和继母一起生活。家里的经济条件算不上太好。到了1989年，正巧赶上当时的出国潮，我也就去了澳大利亚。说是去读语言，但说实在的，我不太在行，就在那里打工。”徐为将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娓娓道来。
　　但是，他的人生就此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
　　在澳期间，徐为迷恋上了赌博。赌输没钱的时候，他就去慈善机构接受救济。他睡过图书馆，也睡过公园。
　　时间一天天过去，徐为终于挨到了可以办理永久居留证的日子。
　　“申请居留证前，要先经过体检。当时，我就跟医院说了，我现在没钱，住在慈善机构里面，检查身体的钱以后再付。他们叫我去看看精神科医生，或许他们认为住在慈善机构里的人都是有病的。”徐为回忆道，“后来，我问朋友借了钱交了体检费。但去拿报告的时候，我等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有拿到。于是，我当场发了脾气。”
　　结果，居留证被拒。徐为说，当时他想找律师帮自己申诉，但没有找到。一怒之下，他便跑到移民局，要求把自己遣送回国。“我在移民局的拘留所里，过满35天的申诉期，以非法居留理由被送回中国。”
　　2000年10月，34岁的徐为被送回广州。当时，身无分文的他打电话给大哥徐兴（化名），让其在深圳的朋友送来点钱，这才买了车票回到上海。
　　但徐为对澳大利亚移民局始终耿耿于怀。为此，在最初一段时间，他到上海外事部门、出入境管理处、澳大利亚领事馆等机构四处维权，甚至问父亲要钱跑到北京的大使馆申诉。按照他的说法，光每个月给澳大利亚那边打的国际长途电话费就高达好几千元。
　　“我爸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哥，他们就说我发精神病了。”徐为说，2001年他第一次被送到了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当时，我就把怀疑有人跟踪我的事情告诉了医生，他们认为我有病，让我住院了，还强迫我打针。我不愿意，被许多人围着打了一顿。”
　　一年之后，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让徐为出院了。徐为猜测：“可能是看我一切都挺正常的，也可能是因为没付医药费。”由于父亲不认路没来接，徐为借了钱坐公交车回了家。
　　回家后，徐为找到过一份工作，在一个沙特人手下干活，名义上的翻译和副厂长。不过，徐为很快就辞职了，理由是“整天没事干，工资又很低”。为此，他和父亲吵了起来，父亲坚持认为这份工作不错，争吵中，徐为伸手推了父亲，指甲划伤了父亲。
　　70岁的父亲将徐为的举动告诉了居委会。居委会打算将徐为再次送到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但被院方拒绝。徐为记得，有一天，一辆车开到家门口，在警察和居委会人员的监督下，他被送进了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
　　“这个康复院的院长以前就是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的护士，1985年出来开了这个康复院。当时普陀的一个医生和我哥是同学，大概是他介绍的吧。”这些依旧是徐为的猜测。
　　徐为没有想到，这一待，竟是十年光景。
　　
出逃
　　入院半年之后，徐为的病情没有反复。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已经“可以出院了”。但是当居委会代表来到康复院准备接他回家时，院长却将居委会的人叫到一边交谈了一番。谈话结束后，居委会代表没有接徐为出院，也没有再主动提出接他出院。“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反正没让我回家。”
　　徐为知道的情况是，入院之初没有安排任何精神病诊断，入院一周后，在他的再三催促下，一位副院长、一位医生和一名护士开始“会诊”。过程就是双方的问答，徐为用“简单”来形容这次“会诊”，但他至今还不知道这次“会诊”的结果。
　　在康复院的日子，每天都严格按照一套作息时间表生活：清晨6点半起床，早餐后要么进行音乐治疗，要么在院内自由活动；上午10点45分就吃午餐，然后是“午休”；下午1点半，音乐治疗和自由活动的人员互换；下午3点45分吃“晚饭”，接着4点便又回去睡觉，一天结束。
　　而所谓的自由活动，仅仅是在空地晒晒太阳。仅有的一台电视机，“太旧了，没法看”。
　　徐为反问：“一个正常人能忍受这样的生活吗？”
　　由于不堪忍受如此枯燥的生活，徐为曾经试图翻墙逃跑，结果被抓；他也曾攀越楼顶天窗，想到楼顶跳楼自杀，摔下来受伤在床上躺了几个月。
　　直到2005年，小甘入院。
　　当时的徐为在精神病院还颇有些“权力”，他是“大组长”。据他自己说，因为他的“病情”较为稳定，被医院指派管理其他病人。
　　趁着每天为病友派发点心的机会，徐为和小甘很快熟络了起来。“就是看对眼了呗！”
　　徐为再也没有轻生的念头。但有了爱情，想要出院的欲望却与日俱增。徐为知道，离开精神病院开始新生活需要一大笔钱。
　　据了解，徐为每个月有残疾金和政府对精神病患者的补助，分别是850元和700元，他每个月200元的住院费和450元的伙食费以及其他开支都是从上述收入里支出的。剩余的钱他有自己的银行卡，可以自由支配。
　　此外，那时只要经过允许，徐为还可以离开康复院，外出帮医院和病友买些东西，挣点跑腿费。加上每个月为病友理发，也有一定收入。
　　2011年，徐为的存款达到两三万元。那年春节刚过，他着手带着女朋友实施“逃离计划”。他选择凌晨4点动身，骗看门的阿姨说出去买点早饭。他们打车直奔上海南站，买票进站。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候车室里，两人又冷又饿，手里握着的是两张从上海到广州的火车票，徐为记得发车时间是早上8点，站票。“广州热，一来我怕冷，二来广州不需要冬装比较省钱，毕竟我们就这些钱，要省着点花。我们还打算租个房子，然后就各自找工作，开始新生活。”一切都经过徐为的深思熟虑。
　　但是，两人最终未能搭上南下的列车，早上7点，医院来人了。“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派药的，直接到我们的座位上把我们带了回去。”
　　徐为至今都不清楚到底是怎么“落网”的。
　　
监护
　　自此，徐为可以“自由”进出康复院的“权力”彻底失去了。
　　如今，徐为每天服用两次氯丙嗪。公开资料显示，氯丙嗪也叫冬眠灵，是第一种抗精神病药，开创了药物治疗精神疾病的历史，并在西方国家掀起了非住院化运动，使许多精神病患者不必被终身强迫关锁在医院里。
　　但在中国，要出院，必须经过监护人的同意。徐为的父亲2008年去世，徐为户籍所在地居委会为其指定了监护人，即其大哥徐兴。
　　按照徐为的说法，徐兴常年在广东工作。他出国之前，兄弟俩关系还算好，自从住进精神病院，往来就越来越少。
　　徐为形容，大哥和二哥的关系就像“穿一条裤子”，而四弟身患残疾也在长期住院，“他（徐兴）一年就来看我一次左右，跟二哥一起来。”
　　父亲去世后，其名下的公房目前由徐兴承租并转租出去。“也许我出院会影响到他的收益吧。”大哥屡次拒绝接其出院，徐为只能想到这个理由。
　　在一份徐为户籍所在地居委会出具的有关徐为情况的说明中，记者看到，“徐兴一直不同意徐为出院”，理由是：“没有时间照顾徐为，本人一直在广东打工，无法监护。承诺三年以后，退休后再接徐为出院回家。”说明的落款是2012年6月4日。
　　“徐兴后来说，如果我能找到新的监护人，他愿意放弃监护权。”于是，徐为辗转找到了住在江苏的生母，“但徐兴后来变卦了”。
　　2012年，徐为自己联系了一名律师，尝试通过变更监护人的方式出院，结果是败诉。
　　在这次变更监护人的庭审记录中，徐兴的陈述，仿佛是故事的另一个版本：2002年，徐为第一次被送进精神病院期间，是徐兴帮其办理医保和低保，徐为一直享有相关福利。徐兴还表示定期、经常去医院看望徐为，“经常督促居委会关心，经常与医院联系，经常寄钱、寄东西给徐为。”甚至“随叫随到，会从广东坐飞机到上海”处理徐为在精神病院的事。
　　而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徐兴曾表示：“你相信一个精神病人还是法院的判断？我是监护人，要对他负责，对社会负责。医院说他卡着别人的脖子让他逃出去。有司法鉴定，他就是不能出院。”
　　也就是在这次审理中，徐为看到了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份书面诊断结果：2012年11月上海普陀区法院委托进行司法鉴定，结论是：患有精神分裂症，属于残留期。
　　对于徐为而言，离开精神病院的希望落空了，原来攒下的那笔钱相当一部分也付给了律师，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
　　
起诉
　　不过，徐为没有绝望。
　　事实上，徐为身边藏有三部手机，其中一部是小甘的，还能上网。在网上，他联系到了律师黄雪涛创办的衡平机构，由此得到了杨卫华的法律援助。
　　杨卫华告诉记者，与徐为见面交谈，就可以发现他思维清楚、表达正常，与常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最让杨卫华惊讶的是，这样一个与社会隔绝十多年的人，却丝毫没有与时代脱离，还能了解许多当下的信息。
　　2013年5月1日，《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5月6日，徐为正式委托杨卫华律师，将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医院和哥哥徐兴起诉至上海闵行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决被告侵犯其人身自由。
　　但这份诉状被上海闵行区法院当场拒绝立案，理由是：徐为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但根据《精神卫生法》第82条明确规定：“精神障碍患者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认为行政机关、医疗机构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侵害患者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也就是说，不论精神病患者有无民事能力，其作为诉讼主体的资格是被法律明确赋予的。
　　为促使法院立案，7月29日，徐为开始每天写一封信给法官。终于，12月20日，法院通知其立案成功。
　　早前就有民间调查报告认为，《精神卫生法》存有过多过大依赖监护人制度等问题。
　　杨卫华也道出了徐为的困境:“康复院现在咬住我不是监护人指定的代理律师，拒绝向我提供徐为的病史记录。院长甚至说，你能保证他出去一定不会出事吗？你能给我写一个保证书，保证他出去一定不出事，我马上让你接走。”
　　杨卫华说，院长这样理解《精神卫生法》法律上讲的“危险性”，是完全错误的。“法律上讲的危险性应该是即时的，肯定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无限可能的可能性。如果是这种无限可能的可能性，那任何人都具有这种危险性。”
　　记者拨打康复院陶乃强院长的电话，对方始终坚持：“谁送来谁接走”，“监护人不来接，我们不能让他出院，万一出了事，医院负不了这个责任。再说他当初送来的时候，是有危险性，需要强制住院的。”
　　经过这么多年治疗，徐为目前的病情如何？陶乃强回答：“病情在电话里怎么说得清楚”，后又称“院长负责管理院内两百多病人，不可能清楚每个病人的病情。”
　　根据《精神卫生法》，徐为本人应该有权要求查看病史记录，陶乃强称：“那也要同监护人一起的情况下。现在既然已经起诉，就等法院的判决。”最后，陶院长以公事繁忙为由挂断了电话。
　
据了解，该案原本预定于2014年1月6日下午开庭，但不知何故，法院要求对徐为重新进行鉴定，将该案延后审理，具体开庭时间未定。
　　对于这次的诉讼，徐为非常乐观：“胜诉了之后，我就和小甘好好过日子。”
　　
然而，律师杨卫华却表示形势严峻。“鉴定结果可能还是老样子。但无论一个人是否有精神障碍，都有权获得司法保护，法院从质疑徐为的诉讼资格到允许立案，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也成为《精神卫生法》的现实适用中极有制度价值的先例。”
　　
“现实中最可怕的是，一个精神障碍患者一旦被‘戴帽’，便形成刻板印象，要想证明自己康复就更困难，这是一种更严重的‘被’精神病。”杨卫华表示，“出院只是第一步，一旦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更需要所在社区基层帮助让他们尽快融入社会。”
（来源：新民周刊http://www.xinminweekly.com.cn/News/Content/3456 2014/3/20 ）

回目录

  在上海莘庄镇青春村金家塘铁路边的某处，两道铁门和一堵高墙将里外隔离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这里有个听起来充满希望的名字：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但是，院内的病人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一日的重复“康复”中，大多都已青春不再。
　　今年48岁的徐为（化名），在这里已经待了十余年。其间，自认为无需再住院的他，曾尝试过以各种手段离开，但均以失败告终。
　　网络上，曾有一个未经证实、题为《你能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吗？》的故事非常流行。其中，主人公美国《探路者》杂志记者格雷·贝尔在采访完成功“逃出”精神病院的正常人后感慨：在一个不正常的环境里，一个正常人想证明自己的正常是非常困难的，也许只有不试图去证明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正常的人。
　　现实中，徐为，一个曾被鉴定为“患有精神分裂症，属于残留期”的精神病患者想要重获自由更是难上加难。他最终选择在2013年5月6日，《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的第六天，以侵犯人身自由权为由，将所在康复院和作为监护人的大哥告上法庭。
　　在给法院的信中，徐为这样写道：“我相信法律最后能让我堂堂正正地走出医院，希望法院让我有机会到神圣的法庭上表达我对自由的渴望，有机会回归社会上，去重新建立我的生活。”
　　7个多月后，上海闵行区法院通知其立案成功。这也成为全国第一起依据《精神卫生法》起诉的个案。
　　徐为的代理人、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的杨卫华律师表示：“这个人很简单，被关了十几年，希望法庭给他一个说理的机会，让大家听一听幽禁了十几年的心灵对自由的渴望。自由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对他来说太宝贵了。”
　　入院
　　3月11日上午10点刚过，徐为已守在康复院的大门口等待记者的到来。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女人站在他的身边，牢牢地挽着他的手臂。她就是小甘，徐为在住院期间结交的女友。
　　采访是在大门旁边的一个房间里进行。一张残破的单人沙发、一张大长桌，以及一把长板凳，就构成了所谓的“会客室”。
　　徐为招呼记者坐在沙发上，自己则搬来板凳相对而坐。小甘随后坐在徐为的身旁，仍然紧紧挽着他的手臂。
　　小甘说，她哥哥随时都可能来接自己出院，“但他出不去，我也不走”，两人相视一笑，他们早已约定要一起走出这座“无形的牢笼”。
　　“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了婚，家里四个兄弟跟父亲和继母一起生活。家里的经济条件算不上太好。到了1989年，正巧赶上当时的出国潮，我也就去了澳大利亚。说是去读语言，但说实在的，我不太在行，就在那里打工。”徐为将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娓娓道来。
　　但是，他的人生就此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
　　在澳期间，徐为迷恋上了赌博。赌输没钱的时候，他就去慈善机构接受救济。他睡过图书馆，也睡过公园。
　　时间一天天过去，徐为终于挨到了可以办理永久居留证的日子。
　　“申请居留证前，要先经过体检。当时，我就跟医院说了，我现在没钱，住在慈善机构里面，检查身体的钱以后再付。他们叫我去看看精神科医生，或许他们认为住在慈善机构里的人都是有病的。”徐为回忆道，“后来，我问朋友借了钱交了体检费。但去拿报告的时候，我等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有拿到。于是，我当场发了脾气。”
　　结果，居留证被拒。徐为说，当时他想找律师帮自己申诉，但没有找到。一怒之下，他便跑到移民局，要求把自己遣送回国。“我在移民局的拘留所里，过满35天的申诉期，以非法居留理由被送回中国。”
　　2000年10月，34岁的徐为被送回广州。当时，身无分文的他打电话给大哥徐兴（化名），

据美国中文网报道，住在纽约的华裔女子王珍妮日前来到联成公所求助，称自己被出轨的白人老公和婆婆下药后，以其有严重自杀倾向的理由送进精神病院住院一周。
　　
据王珍妮描述，2005年时自己住在南宁，在网上认识了比自己大近20岁的美国老公。两人网恋一年后，男方到中国工作，两人在一起一年多，在广州成婚，随后王珍妮便随着老公搬来布鲁克林。夫妻两人和婆婆住在一栋房子里。王珍妮说，开始老公对自己很好，后来慢慢冷淡。
　　
而最近老公花很多时间一个人锁在地下室里，王称还经常听见女人说话声音，自己在三周前开始起疑心老公有外遇，便在沙发底下藏了一个录音器，录下了老公向婆婆承认自己有别的女人的对话。本月8号，王珍妮说又听见地下室传来老公跟女人聊天的声音，便想要冲进地下室抓住证据。当时老公一把将自己推开，后脑勺撞在冰箱上。自己当即报警，念着夫妻之情，没有进行刑事起诉，不过对婚姻心灰意冷，收好一包自己重要的文件资料以及之前商量过的离婚财产6000元。
　　
10号晚上，王珍妮说婆婆给自己做了番茄鸡肉炒饭，吃完后便感觉神智不太清晰。朦胧中听见有人在后院说自己出轨，便下楼找说话人辩护。不知道过了多久，看到救护车开来，医护人员将自己带进了精神病院。王说，由于自己表现冷静，且入院前坚持要带上自己之前收拾好的文件包，不像一心寻死的病人，精神病院一周就将自己放出。现在自己无家可归也没人依靠，对老公感到心灰意冷，只希望赶紧办完离婚手续，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除了配偶，过埠新娘跟配偶家人的冲突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曾女士的丈夫本周一晚上2点因为癌症导致肾衰竭去世。她说之后，婆婆就把自己从家中赶了出来，并不准自己碰丈夫的任何遗物。五十一岁的曾女士来美国已经有9年时间。两年多前跟大自己16岁的老公成婚。丈夫拿退休金，自己也不工作，两人住在婆婆家里，经常出去旅游，婚姻甜蜜美满。突然失去了丈夫，现在又无家可归，曾女士说好像天塌下来了一样。曾女士还未拿到绿卡，也不会讲英语。

联成公所顾问赵文笙目前将曾女士暂时安排在法拉盛一家妇女保护机构。对于这些远嫁美国却融入不了美国文化的过埠新娘，赵文笙说，家庭纠纷常常发生，却还是有很多中国妇女不惜遗力要嫁来美国，即使不幸福也不肯回国。
（来源：中国日报网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4-03-21/content_11445565.html 2014-03-21 09:49:00 ）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