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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网络不断爆出全国各地政府纷纷对关注江苏丰县“铁链女”事件人士的传唤、警告及拘押，还有媒体与大学教师接令，不得谈论评说铁链女事件，否则将受到严肃处理。种种现象再次证明，在中国这片土地，关心他人苦难就是犯罪！就是要随时承受来自公权力的专政。

据民生观察报道：2022年2月18日22:10分，广西公民陆辉煌在南宁市大岭新村住所被贵港市桂平市国保抓走，同时间有另二人也被带走，现已释放，但手机被扣。此次被抓极有可能与他近期网上积极呼吁“彻查铁链女事件”签名有关。2022年2月18日下午，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的蒋冠华姊妹，因为关注徐州丰县铁链女的事情，被徐州市鼓楼分局派出所带走，至今仍然在派出所。

2月18日前律师刘晓原发出消息说：今晚，我妻子下班回家，又对我大发雷霆。我的脾气很坏，双方又吵了一顿。起因是，下午国保找我不到，就打电话到我妻子单位找她，而她正忙于给病人看病，回家就将怒火发泄到我身上。自从今年元旦起，我停止了发推特，北京手机也关停了。以前上推特真没少被他们找，他们也时不时找我妻子。但没想到，我在微信发帖，竟然也会惹他们不高兴。这次是因为我在微信朋友圈给全国妇联发了公开信，一封很短的信，不知被那个网民给转到外网，惹得上面不高兴了，就让地方国保找我。在我看来，全国妇联一直不对“铁链女”事件发声，这确实是没有履行职责，我给她们发封信督促一下，也是符合《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何况信的内容又是中规中矩。

另有北京、深圳等地大学教师通过微信透露，已经接到校方电话通知，不允许在课堂上提及徐州铁链女事件，否则后果自负。如清华1990微信号留言：我是昨天接到电话。本学期任课教师，有一个算一个，全部口头通知到位，要求课堂上（注意，是课堂上，没说群里哈！）禁止谈论有关XUZHOU的事情，“违者后果自负！”

至于微信上因为发丰县铁链女消息而遭致封禁的微信号，更是不计其数。如清华大学劳东燕教授的微信“劳东燕2004”，仅仅发了一条丰县，就被禁。

如此因为关注转发及评论丰县铁链女而遭致封禁、警告、传唤、拘押现象，正在如狂风横扫大地，使全国笼罩于一片恐怖气氛之中。

关注生活于这片土地上一个妇女的悲惨遭遇，居然就成为了公权力专政的对象，成为被法制制裁的罪犯，这是怎么样一种现实？

然而，只要稍微留意中国土地上多年来发生的各种诡异事件，就不难发现，这片土地上关注他人疾苦就成为权力统治集团的敌人，成为专政的对象，已经是这片土地的常态。多少年来，中共持续不断将一批批公益人士，人权捍卫者，异议作家等等投入大牢，其中很多正是因为他们站出来为那些遭受苦难者说了话，关注了那些挣扎在悲惨命运中的人士。

多年来，中共官府通过各种宣传与专政途径，一再向民众传递着，这个社会最好的生存方式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关注社会苦难，就是别有用心；暴光社会阴暗，就是为敌对势力递刀；批评公共权力，就是敌对势力；敢发不同于官府声音，就是煽动颠覆政权；等等，等等，总之，一切敢于关注他人不幸遭遇，批评社会存在问题，那就是与执政者过不去，就是罪犯，就要受到专政。

一个政权不断防范禁止人们关心他人与社会，努力让这个社会中的人变得冷漠、麻木，使社会日益沙化，使社会失去关怀、温暖与凝聚，这本质上就是要摧毁人性，使社会荒漠化，使社会失去群体性。

这种阻止、打击社会中一切存在热心、存在关爱、存在良心的人士的行径，除了直接违反着法律，侵犯公民的权利外，就是践踏着人类最基本的人性、道义。

一个社会如果养成了这种关爱成为罪恶，冷漠成为明智的风气，那么种种犯罪必将层出不穷，社会正义定会荡然无存。

丰县铁链女之所以能够持续二十几年而不被制止，至今罪恶不被惩治，正是这种公权造就社会冷漠，使人对身边个人苦难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所致。

如果公权力坚持这种惩治热心，迫害关爱，泯灭良心，镇压一切关注他人苦难人士的行径，那么中国社会的苦难将永无终日，并且还会成加速深化恶化。而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逃脱灾难只是侥幸，而承受灾难却成常态。

人类历史一再证明，一个社会要想走出灾难，就必须恢复人心，张扬人性，激浊扬清，让社会中的人彼此关爱，同气相应，同病相怜，养成社会对他人苦难感同身受，扶弱助困的风尚，这样才能养成社会正气，阻止防御社会邪气，最大可能排除社会灾难。而要想做到这样，就应该褒奖社会爱心，激励关怀他人，而不是相反。

所以，为了中国社会扶正祛邪，最大可能避免社会人道灾难，中共当局应立刻停止打压一切关注铁链女的人士，允许社会公开调查、分析、评议、监督铁链女事件！

民生观察 2022年2月21日

——从郝志娓牧师被重判可见

2022年2月11日，基督教湖北鄂州家庭教会传道人郝志娓牧师，在被羁押两年半后，遭湖北鄂州市鄂城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郝志娓牧师决定上诉。

从本次郝志娓牧师被湖北当局拘押判刑所列出的理由是，在未经基督教两会批准的情况下，擅自传道，并收取奉献涉嫌诈骗，可以看到中共当局正在通过信众自动奉献这一资金来源途径寻求对家庭教会展开更加严酷的镇压。

事实上，本次郝志娓牧师被重判的原因是，因她拒绝加入三自教会及不同意拆迁教会。

郝志娓牧师今年51岁，山西人，2001年毕业于中南神学院，因为讲道讲得好，被鄂州三自教会——鄂钢桥教会请去做传道人。由于郝志娓牧师不认同宗教局对教会的管理，宗教局试图阻拦她讲道。2007年，她向官方申请牧师资格未获批准。这间三自教会后来被取缔，取缔后，以家庭教会的形式继续存在，郝志娓继续牧养这里的会众达18年。2013年，根据家庭教会传统，教会请来三个牧师为郝牧师施行了按立仪式。她还四处游说其他神学院的同学，劝他们离开三自教会。

2018年年初，当地政府对鄂钢桥教会的教堂提出拆迁要求，被会众拒绝。当地民宗局曾发《告知书》要求郝牧师配合政府拆迁。郝志娓牧师因丈夫在2018年患肝癌去世而过度伤心，未能及时与民宗局沟通。2019年7月31日，郝志娓牧师被当局以诈骗罪拘捕，9月移送检察院。检方起诉理由是在未经基督教两会批准的情况下，擅自传道，并收取奉献涉嫌诈骗。进而以诈骗罪重判郝志娓8年重刑。

由郝志娓牧师经历与整个案件情况可见，郝志娓被判刑不是因为什么诈骗，而是因为拒绝加入中共主导的三自教会，同时没有配合当地政府对教堂的强拆。也就是说，郝志娓牧师及其所带领的教会拒绝成为中共权力的依附，拒绝按照当局的意志行事，所以遭致当局的打压。

值得特别警惕的是，郝志娓牧师被重判案可能是全国第一例家庭教会牧师传道而被认定的诈骗罪。郝志娓牧师之后，相继有不同城市的家庭教会牧师被以“诈骗罪”抓捕，如贵阳仁爱教会的张春雷长老以及德阳青草地教会的郝鸣长老和武见男长老。可以想见，接下来中共当局很可能会以所谓“诈骗罪”来对全国众多家庭教会传道人予以镇压。

中共将传道人接受奉献而以诈骗治罪，这是严重违背基督教教义及其教会传统，并且也与尊重信仰自由的法规不符。

《圣经》中申命记说：“你们要从每年的收成中拿十分之一出来，到上主——你们上帝所选定的住处，在他面前吃所献的那十分之一的五谷、酒、橄榄油，和头生的牛羊。你们要实行这条例，学习始终敬畏上主。如果你们的家离开上主选定的住处很远，不能把上主使你们丰收的十分之一捐运到那里，你们可以卖土产和牲畜，把钱带到上主所选定的敬拜场所去。”及玛3:10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中共当局以牧师接受奉献供养而定诈骗罪，诚如李英强牧师所言：“中国家庭教会从信徒收取奉献，并供应传道人（工人）的经济所需，既是按照圣经所命令的而行，也是普世教会的通常情形……基督徒的奉献和教会对传道人的供应，是与基督教会的本质身份和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自2018年2月新的《宗教事务条例》实施以来，当局对家庭教会的这一轮逼迫越发清楚的呈现为‘教会论’意义上的逼迫……教会论意义上的逼迫，其真正的着力方向乃是集中在教产、教义、教制（其中包括圣职）层面……推行‘基督教中国化’主要着眼教义层面，拆十架拆教堂、查封会堂主要着眼于教产层面。而近期频频发生的以‘诈骗罪’来定罪教会收取奉献，以此抓捕传道人，则既是针对教产的‘釜底抽薪’之计，又是直接针对圣职的‘撒手锏’式的逼迫。”

从郝志娓牧师被重判，及中共接连以所谓诈骗罪拘押牧师可以看到，中共当局已经选定利用教会传统奉献方式来对全国家庭教会实施新一轮镇压。

不管中共采取何种严重违背基督教教义与传统的方式来镇压教会，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宗教中国化，为了让教会成为中共统治的附庸，成为替中共宣传的工具。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中共当局肆意栽赃牧师“诈骗”，是公然无视教会教义与传统，肆意践踏宪法条款，侵犯公民信仰自由。因此，民生观察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刻停止对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打压，无罪释放郝志娓及一切因信仰与传道而被拘押判刑的人士，切实落实宪法承诺对公民信仰的尊重与保护。

民生观察 2022年2月14日

11月5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组织讲座“沈志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建立与终结”，该讲座由线下讲座与Bilibili线上直播同步进行。主讲人是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兼任社科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亚太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的沈志华教授主讲。

按说这样一个由大学出面主办，又由知名学者主讲的一个公开教学交流活动，而且在讲座之前进行了公布，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在讲座开始一个小时后却被迫中断。随后主办方的官方账号“首师大世界史”在Bilibili网站发表了正式声明，指出线上讲座中断的原因是因为遭到恶意举报，故而中途转到腾讯会议。主办方对干扰正常学术交流的行为表示严正谴责，并保留进一步追责的权力。

一个历史学教授为什么会在教学交流活动中被举报，他又讲了什么引起一些人不适的内容。不管是主办方还是主讲人都没有在事后透露是什么内容遭到举报和中断讲座。据主办方公布的主讲内容简介：研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具有学术和现实意义。体制问题是根本，后发达（东方）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是世纪性问题。在苏联的发展道路上，有三次十字路口，三次改革机会，三次改革尝试。本讲亦会讨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胡关系、斯大林模式（发达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不可否认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的发展和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苏联也是一个制度僵化腐败丛生的国家，它的解体也证明了这一点。对一个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当代国家进行研究和评判，以积累经验总结教训，正是历史学家特别是当代史学者的责任，也是太史公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崇高追求，属于学者们的分内之事，而今却成为了被举报被打击的理由。如此下去，还有何真相可以获得，还有何自由可以立足？

沈志华被举报是他咎由自取，这是无可争议的。因为他不相信真相就是在路边让人摘取的果子，他怀疑在所有呈现给我们的现象后面有更深刻的原因，这也是所有治学严谨的学者们共有的品质。他们不愿人云亦云，总是将最大胆的假设和最严谨的考证结合在一起。在苏联解体后俄国史学界比较混乱的时期，他抓住机遇，以私人身份斥资数百万从俄美复印大批前苏联解密档案并无偿向学者开放，从而赢得了“文化个体户”、“体制外专家”、“史学界异类”等称号。从1996年至2002年间，沈志华与中国社科院合作，组织翻译、整理、出版了36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引起史学界的轰动。从这点可以看出沈志华不但治学严谨，更具有一般学者难得的超前的眼光和独特的魄力。他的研究和教学虽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总归是这个社会最珍贵的财富。对于他的研究和教学有不同的看法，甚至觉得完全错误也是正常的。不过这种不同的看法或者意见应该通过互相探讨或者交流、批评来进行。在辩论交流的基础上才可以将历史真相逐步还原将真理辨明，而不是通过恶意举报，认为其违背了什么政治方向，或者宣传策略，将其研究成果扼杀，甚至对其正常的教学强行叫停。

不过由于中国近来强调政治，强化宣传，中国的学校特别是大学教学自由面临前所未有严峻的挑战，许多大学教授因为在课堂上的言论而遭到惩罚。现年72岁本来在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任教的经济学教授尤盛东，2018年因为在课堂上批评中共领导的宣传口号与官方贸易政策等言论，而遭学生举报，随后被开除，这意味着中国国内任何一所大学都不会再聘用他做教授。为了能够继续教书，他只好远赴美国，在那里的高等院校奔跑，以期能重返讲台。据他接受采访时称，他认为能量是物理学名词，是标量而不是矢量，因而有大小而没有方向，所以不能说正能量这样的词，还有梦想是妄想、狂想，不是理想，这就与习近平所提倡的“中国梦”相抵触，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就要履行世贸组织成员国这种权利与义务等等。就因为这些持平的言论却由于学生举报害得他丢掉教职。

今年57岁的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唐云，2019年因为在课堂上批评习近平经常引用的一句话“撸起袖子加油干”很粗俗，而被学生举报，校方剥夺了他的教师资格，将其调到图书馆工作。不过唐云却并不认为自己犯有错误，“今日我含着耻辱离去”，唐云在社交媒体写道，“他日我必带着桂冠归来”。除了解雇持有不同意见的教授，禁止一些西方教科书，中国还大力在大学内开展思政课（思想政治课），研习“习近平思想”。为了保证大学牢牢的抓在手中，现在许多大学公开招收“学生信息员”，对教师们在课堂上和私下的教学、言论、私生活以及政治态度进行监视。这些信息员必须是党员或者证明自己是“政治正确”的人。这些信息员的工作颇为复杂，不仅教师们在课堂上的言论成为他们关注的目标，连他们私下的文化品味，如对书籍和电影的偏好也受到关注，以确定教师们的立场和价值观。许多大学这样的信息员每班都会聘用一个，这种做法正在逐步推进。学校党委负责管理这些信息员，不过国保部门会大力的指导和培训他们，以使这些告密者更加富有成效。网络媒体经常刊载国保部门负责人到大学调研，其真实目的就是到大学监控教师和学生思想动态和组建培训学生观察员。

除了组建的告密者队伍，学校还在每个教室安装了摄像头，以加强对教学的监控，这样的做法无疑是有效的，2019年3月一名学生举报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吕嘉课堂言论全然背离马列主义，涉嫌“反党违宪”。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传青、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桔红因学生举报其课堂言论分别受到解聘、行政记过和撤职等处分。

除了信息员，一些学生也受到鼓励参与到对教师的举报中。一名经济法学教授告诉笔者，有时他引用一些西方法学观点或案例时，会有学生站起来用手机拍摄，让他不寒而慄。另一名法学教授深感从事法学教学危险，转而从事经济学领域研究。

沈志华教授讲座被举报而中断在中国并不是个别现象，它折射出中国当今学术自由、教学自由被侵犯被践踏的状况。当教师被以莫名的政治理由剥夺自由研究和交流的权利时，整个社会又从什么地方去获得真相和自由的灵魂，整个民族又谈何高尚的精神和人格呢？

三尺讲台无疑是神圣的，侮辱三尺讲台的正是以神圣的政治正确的名义，干的却是摧毁民族精神的事情。给教师们以自由，给民族以希望，已经刻不容缓。希望那些举报者、告密者悬崖勒马，希望当局改变这种下作的做法，还学校一方净土，给学术一些尊严，给未来一些希望。要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毕竟真相是遮挡不住的，历史也不是可以掩盖的。正像沈志华教授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研究做出的结论一样，僵化制度什么时候终结是偶然的，但终结是必然的。

2020年11月20日上午，重庆民营企业家李怀庆被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判处20年重刑。李怀庆的妻子包艳在推特上惊呼“好黑暗的天呀！强烈抗议重庆当局的这一无耻迫害诬陷行径！”

民营企业家李怀庆被如此重判，的确超出了外界普遍预估，震惊的不仅是他妻子与家人，也使整个关注民营企业界命运人士失色。因为从整个案子办理来看，重庆执法当局深文周纳蓄意构陷手段昭然。

从案件透露出来的各方信息来看，直接起因是，李怀庆在几年前加入了清华大学博士刘鹏飞创建的名为“环球实报”的微信群，后群主遭到抓捕判刑，重庆公安曾要求李怀庆出具材料举报群主，但遭到李怀庆的拒绝，因此与警方发生争执，得罪了重庆市公安局长邓恢林。随之重庆当局展开对李怀庆及其公司的打压。2018年1月24日，中共在全国发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后，李怀庆于1月31日被重庆警方以“涉黑”罪名抓捕，并于2月12日被重庆江北区公安分局以“虚假诉讼罪”逮捕。2019年1月，被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以非法拘禁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同期还拘押了李怀庆公司的多名员工，并将早已离职的员工也拘押起来。李怀庆被羁押期间，遭到剥夺律师会见，亲人通讯联系等等权利，且他儿子与妻子也被拘押审问。

2020年6月8日重庆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时，李怀庆当庭控诉：“公安机关在提审过程中威胁我，你再不交代，我们就要把你老婆抓进来，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想怎么摸就怎么摸。还要把你的儿子也转进来，重新审讯（之前已经无罪释放）。”“为诱使我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公安机关办案人员说，只要承认了，就马上放你的员工离开。我当时心软了，我的员工都是老实人，都很好，其中还有小孩、瘫痪的母亲，我为了（他们）被迫承认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结果公安机关并没有如约执行，反而就此将我们打成了恶势力团伙，我对不起我的员工和他们的家人。”“公安机关为凑足证据，对案卷调查进行东拼西凑，有的所谓几百万诈骗款项，明显就是张冠李戴随意捏造。更为可恨的是，在提讯时，由公安机关从我公司拿走的原始单据，在提讯的时候还向我出示过，但在提交给法院的证据中就找不到了，因为那些证据对我有利。”—-

另据不同被告人当庭分别表示，重庆公安机关已预设情节提示的方式诱供。所有员工被捕的时候为2018年1月31日，而大多涉案内容均发生在2015年之前，所以被告人对于很多公安机关提出的“犯罪事实”均记不清楚。于是，重庆公安机关便以创造性思维，开创了预设情节提示法。他们预设情节，然后提示被告人按照预设情节做肯定的回答，并作为犯罪事实记录在案。被告人田浩甚至被威胁“你都进来了，不承认是走不掉的，你承认恐吓打人最多几个月就可以出去了”，被告人出于对自由的渴望只得承认，没想到几个月却变成了羁押2年多后的重判。

李怀庆原为重庆富华典当公司董事长，为人仗义，多年来一直资助大凉山地区的贫困儿童，也帮助家境困难的昔日战友；他是“随手公益”志愿者，多年来也参与救助尘肺病工友的“大爱清尘”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李怀庆前后捐款近三十万元。

中共当局对民营企业家、公益慈善人士李怀庆及其公司采取如此公然构陷的残酷打压，不仅显示着中共当局枉顾法制，践踏人权，肆意剥夺民营企业主人身自由权、财产权、经营权、公民言论自由等等基本宪法权利，而且预报着中共在系统性地清除民营企业中信奉自由市场原则、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热心公益、有社会良心的“异类”，在大刀阔斧地整顿抢占民营企业领地，强力推展国进民退。

中共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展所谓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在艰难中得到一定的发展，一批民营企业家随之成长起来。由于民营企业在中共极权主义与国有企业挤压中生长的特殊性，民营企业主对现代自由市场经济规则与自身生命财产安全有深切忧虑，为此一些民营企业主从经济发展规律中体会到现代文明自由价值与规则的可贵，从而生发出对现代普世文明价值的认同，对宪政民主法治人权的向往，有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到一些现代文明价值探讨行列，甚至主动参与社会公益，承担社会责任。这些由经济发展而养成现代自由市场精神进而推广到对社会普世文明认知的民营企业主，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同时也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动力，然而，这却是中共极权延续的“敌人”。

极权主义赖以延续的根本是控制社会一切资源。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民营企业事实上削弱着中共对资源的控制，而民营企业主信奉的自由市场规则与极权主义掌管主导一切原则背道而驰。中共极权统治集团要想加固自身统治以延续特权，从中共十八大后祭出了国进民退方针，将国有企业当作“自己人”，而将民营企业当作外人，对民营企业展开全面收服与剿灭的两手清理整顿。收服，就是将那些与极权勾兑，深陷于权钱交易，成为极权奴化盘剥社会工具，且甘愿作极权的奴狗，听命于极权摆布的企业主及其企业，采取公私合营，使其全面受控于国有名义下的权力所有，达成民企的国有化。剿灭，就是对那些信奉现代市场原则，拥有普世价值理念，不甘愿甚至拒绝接受极权摆布奴役，不听命实现国有化的民营企业主及其企业的彻底铲除。今天李怀庆被重判，正是中共针对民营企业的收与剿国策体现。

大家应该看到，最近两年来，中共随着统治危机的日益加深，对民营企业主打压清剿力度也在相应加大，类似李怀庆事件接连发生，如北京当局今年3月抓捕重判任志强，9月抓捕出版人耿萧男夫妇，11月拘押河北孙大午和家人及其企业高管。这一系列事件，其实贯穿着中共清剿民营企业以达成全面控制社会资源来巩固极权统治的国策。所以，今天重判李怀庆遭重判20年事件，其实预警着中共对民营企业严酷镇压的风暴劲刮，预警着中国民营企业主及其企业的命运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民生观察 2020年11月20日

【民生观察2020年1月29日消息】长沙岳麓区樊钧益（@铁子）刚刚（下午四点）在岳麓山云麓宫走廊照常与网友茶聚闲谈时政时被长沙市岳麓区国保大队人员带走调查，据说是因为转发外媒有关疫情的相关报道。国保带走人时声称樊转发的虚假报道是指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与政府有关。樊钧益2019年八月和十月曾两次因网络言论被拘留，分别十天和十五天。

另据广州人权律师隋牧青在网上发出的消息，刚刚接警方电话，说隋律师最近评论武汉肺炎过多，（对党国）造成不利的社会影响，要求他删除，否则将对隋律师采取进一步措施。对方明确表示，系传达上级指示。看来，消灭疫情，还是要继续从封口开始。至于会死多少人，只要无碍党国保有政权，它们毫不在意。

武汉肺炎疫情因当局瞒报到打压民间网络发言拘传网友，致疫情一发不可收拾，从武汉封城到湖北封省，疫情从中国漫延到世界各地。武汉肺炎同时还传出案中案，民间声音质疑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病毒。主事官员也鸣冤叫屈，指奉令所为，事件真相扑朔迷离。

财政部、税务总局，趁全球石油价格大幅下挫之机，在半个月内，两次上调了燃油消费税。此举引起了一片哗然，在汽车已经成为家庭寻常消费品的当下，一直以来对高油价啧有烦言的公众，纷纷表示不满，质疑和反对之声不断。不过，这些不同意见似乎仅见于微博、博客、论坛等自媒体；在官方媒体和管控日趋严苛的门户网站、搜索引擎都鲜见哪怕只言片语的质疑和批评，倒是有不少为这次征税解释和背书的文章————诸如：国际油价下降，是燃油税改革的大好时机；燃油税上调有节能减排之效而利于环保；还有专家为这一举措开脱，称燃油税上调后依然在国际上偏低，更远低于欧洲国家。
然而，上述这些支持燃油税上调的理据，并不能令公众心悦诚服。反观成品油税费调整的历程，2008年底国际油价跌入低谷，政府启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取消了公路养路费等收费，并提出逐步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并大幅提高汽柴油的税额。当时有关部门和专家的解释与这次如出一辙，甚至还描绘了一个更诱人的前景：未来还将因此而逐步取消高速公路路费，等等。但时隔7年后，事实如何呢？首先，油价越来越高，即使在国际油价猛跌之际，国内油价也敢于不降反升；其次，高速路路费非但没有取消，而且还在增加，甚至许多高速路在还贷收费期满后，又换一个理由继续收费；第三，和燃油税开征时描绘的道路顺畅、环境改善美妙蓝图不同，事实是汽车越来越多，道路越来越拥堵，空气越来越差，自然和社会生态越来越恶化。这些才是公众所置身的现实，也就是说，曾经的美好承诺无一兑现。尤其可叹的是，粉饰这次然油税上调的说辞，竟然不仅与7年前如出一辙，而且还打了折扣：有关部门和专家甚至不肯花一点心思玩点新花样，连稿子都懒得更换，只是掐头去尾老调重弹————这样当然无法取信于民。如此上调燃油税，招来公众的反感，引起质疑和批评，势所必然。
其实，汲汲于每台车每月多支数十元的燃油税，燃油价格中高达34%的各种税赋，汽车使用者该不该承担，能否承受这一税费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重要，反而有可能被误导，纠缠于细枝末节而忽略了关键问题：为何在公共事务上，这类荒谬的事情不断地重蹈覆辙？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涉及到纳税人的权利，以及征税权的限制，税务开征的程序是否合法等重要问题，是民生和国家管理的大事。
履行纳税义务，同时监督公共事务，支持或者反对包括税务在内的公共政策，是现代民主政体之下纳税人的权利，“无代表，不纳税”这句格言，言简意赅地揭示了民主社会公共事务中，公民在维护自身利益，履行权利和义务时应该秉持的态度和立场。恰好这也是对国家机器征税权加以限制的根本所在，同时也是开征和增加的税收程序是否合法的依据。早在17世纪，英王查理一世横征暴敛，民怨沸腾，英国议会起草《权利请愿书》，谴责国王“侵犯了人民的权利,违反了国家的法律”,并规定:“今后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强迫人民承担或缴纳贡物、赋税或其他类似负担”。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征税权从专制强权转移到国民（议会代表）的先河，也是现代民主政体的发端。当然这一征税权转移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1649年,查理一世因为践踏税收的宪政原则而作为“人民公敌”被送上了断头台。
反观这次燃油税上调，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其背后的发改委，仅凭一纸通知，征税幅度即刻上调，其中存在的问题可谓昭然若揭，无视纳税人的权利，没有经过正当的程序，征税权肆意妄为毫无限制，可谓历历在目。即使根据中国现行的制度和法律，未经立法机构人大的同意，开征新税种和上调税额，显然也应该承受合法与否的质疑和批评。古人云：苛政猛于虎。在经济不景气的现实中，面对税收增幅高于国民收入增幅2倍以上、财政收入比例远超GDP，公众不堪税收重负，而视之为苛捐杂税，正在情理之中，而无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不聊生、社会动荡甚至溃败倾覆，往往是苛捐杂税的必然结果。
就事论事，截止至2013年，中国的汽车保有量超过2.5亿辆。其中，私家车占8500万辆，比10年前增加了13倍之多。汽车成为了大众消费品，汽油价格、燃油税的调整，关乎到每一个人，属于不可忽视的重大民生问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道理很简单，即使是无力购车的人，也会通过公共交通工具与汽油发生关系，为油价和燃油税的调整付出代价。如此一来，这一项税收的开征和调整，显见牵动着千家万户，涉及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利益，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不仅涉及民生、是不可轻视的民生问题，还涉及纳税人的权利，事关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也关涉执政者的利益，是一个政治问题，如不能给对其中存在的致命缺陷加以重视和革新，而是目光短浅、纵容其违背民意、损害公众利益，无异于养痈为患，势必危及国家的未来。
民生观察特约评论员
2014/12/22

民以食为天，这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老话，放在生活物资日益丰富，经济领域各行业甚至产能过剩的当下，仍旧不失其意蕴与价值，昭示着生存与发展，依然是民生国计的两大问题。在食不果腹的短缺经济环境已经成为往事之后，公众生存与发展的重心已经转移，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准、更加安全的未来，就成为了公众的欲求和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保障不足、投资渠道不足、家庭收入下降、经济增长陷入困顿、发展预期悲观的现实中，公众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焦虑状态，这种普遍的民生焦虑，最近就在了A股市场的“暴涨”行情中得以集中且突出的体现。
A股市场的这一轮“暴涨”行情，再一次引发了“股疯”。就在几天之内，股指连续破位上行，走势强劲。创下了成交量过万亿的天量纪录，A股的总市值火箭般串升至全球第二。稍加回顾，今年5月，沪深股市全月成交量仅2.7万亿，亦即现在的“疯牛”行情一天的成交量相当于半年前的一周，更相当于1996年A股市场全年的成交额。在A股长达7年的熊市后，行情突然转“牛”，如此的陡转，严重脱离经济发展理性轨迹，严重违背市场规律，只能断言为在经济萎靡不振的局面之下，政府黔驴技穷，故伎重演，操纵股市，为股市植入了病毒，促股市患上了“疯牛病”，而这种病况所导致的恶果，显而易见的会阻碍社会进步、恶化经济局势、最终由全民埋单而伤及民生。
中国股市重启近30年，仅有市场经济之名，而无市场经济之实，一直由计划经济观念主导，一直被政策束缚，为政府所操纵。众所周知，中国股市从来就是政策股市、政治股市，其中规则形同虚设、监管粗疏失范、漏洞遍布、内幕重重。正因为如此，辅以市场上投资渠道的稀少狭隘，股市也成为了黎民百姓投机博利的场所，一些人或可从中获利甚而一夜暴富，但最大且获益最多的庄家则是将股市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政府，甚至那些拥有雄厚资本、做黑庄家和操纵股价的大户，也不过是政府的掌中玩物。数十年来的一轮又一轮的牛市熊市交替，股市丛生的弊端、斑斑点点的劣迹，都是无可辩驳的明证。常识告诉我们，这样的股市，不会一夜之间改变其本质，转眼就成为一个遵守市场规则、讲求公平交易的透明的健康的股市。也就是说，这一波疯狂的牛市行情的可以预期的结果，无非也就是绝大部分散户被套牢甚至血本无归而已。
从另一面看，股市狂热则凸显了普遍的社会焦虑，公众纷纷涌入股市，毫不迟疑地砸进自己的血汗积蓄，印证的也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亘古不易的道理，而这种逐利的目的无外乎是为了未来提高生活质量和生存保障。这种狂热的投资行为，是广大入市散户基于他们对中国股市的认知，基于他们对政治经济形势，和政府管制和操纵股市技法的谙熟做出的选择，是建立在不信任基础上的一种自利行为，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投机行为。这种现象所折射的社会现实，一方面包括了目前经济格局的不健康、政府经济决策的失当，经济的结构性弊病已经几入膏肓，市场畸形，长期以来没有为公众提供个人和家庭财富增值的投资渠道，也未能为公众的未来生活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这一股市狂热，落实到民生方面，则反映的是一种遍及全社会的群体焦虑，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不聊生的一种新形式，属于民生凋敝的一种表征。而这种民生焦虑，只有通过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建立自由公平的市场，约束行政权力，防止政府行为粗暴干预市场，为公众开拓多元多样的投资渠道，对目前的股市和市场加以彻底改造，革故鼎新，才有可能缓解焦虑，平复狂热，在基本层面改良经济，惠及社会，改善民生。
民生观察特约评论员
2014/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