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被强行拆迁七年，至今无家可归
本人李亚红，曾是武汉市江汉区航空路28号建设村91号住户，房屋建筑面积87.75平方米。是于1983年，由枝城水泥厂筹建处（原单位）分给其一套住房（分房理由：当年我被评为市级先进青年）。
1988年枝城水泥厂筹建处出资购买其住房。2000年湖北省建材供销公司与开发商联合以危房申请开发，开发商将开发的房屋全部卖给了同济医院；2000年3月15日在我们房屋被开发商强行拆除后，湖北省建材供销公司给我一份承诺书，将我们安置到武汉市江汉区航空路34号3楼1号居住至今。同时，在《承诺书》中承诺2000年7月底一次性付清拆迁还建房屋货币补偿款，我们即用该款购房腾房，并且特别备注：承诺书不收回，承诺继续有效。在我们搬迁航空路34号3楼1号房屋后，我们发现该房屋是幢与我们原居住地同年建成的老房屋。我们住着不放心，担心该房屋又被开发商串通公司以鉴定为危险房屋被开发掉。我随即与公司签订了一份《拆迁还建协议书》，随着2000年7月底到来，公司承诺一次性付清拆迁还建房屋贷币补偿款不兑现，我们又与公司签订了一份《拆迁安置协议书》。2002年12月17日，在江汉区检察院调解下，李亚红，刘斌与公司法人代表蔡玉和签订了《补充协议书》，该协议书进一步明确了江汉区航空路34号3楼1号房屋的使用权，和公司还欠我们拆迁补偿费75470元。
2003年12月，开发商雄姿建筑装饰工程（武汉）有限公司，雇用了一批打手对我们居住在航空路34号3楼1号的房间采取了突然袭击，先是停电停水，随后是砸门，使用暴力将我们室内家居洗劫一空，我多次向万松园派出所报案，他们事后劝说对方一下，就不了了之。后来，在我们主管部门干预下，他们才收敛了明目张胆的打、砸、抢行为。隔了几天，雄姿公司又暗地的将我们的水电截断，并将我们锁在楼上派专人看守，不让我们进出，断绝我们与外界的联系，非法将我们拘禁起来，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日子里，我和姐姐在没有电，没有水，没有粮食的情况，艰难的生存，多亏了周围的邻居住户利用晚上给我们偷偷地从栅栏外送水送粮食，我们才度过了那段日子，在长期骚扰和极度的惊吓下，我的姐姐被开发商逼疯了，在原湖北省建材供销公司纪委书记牟善全的干预下。2004年2月份，他们才停止对我们的拘禁，我姐姐才得以进入医院治疗，我们和9岁的侄女在航空路34号3楼1号房度过了叁年零陆个月的平静日子。
谁知，2007年8月，开发商雄姿建筑装饰工程（武汉）有限公司再次指使人来骚扰我们，从停电、停水，破坏我们的下水道，半夜敲门驱赶我们走，又一次使用暴力将我们居住航空路34号3楼1号房家具洗劫一空，我拿出建材公司的《承诺书》、《拆迁补充协议书》，公司出具的证明给他们看，他们说他们都不识字，问他们还有没有王法，他们说他们就是王法，面对一群毫不讲理的歹徒，我们只好打110求救，110事后批评了他们过激行为，责备他们将我的家具搬回大楼301号房，他们阳奉阴违。待110走后继续将我的家具摔下3楼，我再次拨打110报警，110来后，说管不了他们，我相依为命12岁的侄女见警察也管不了这伙歹人，就要跳楼自杀，幸亏我及时抱住，为了侄女的安全打电话叫她在深圳的爸妈将孩子接走。我现已请湖北振兴法律事务所陈志中、文野代理诉讼中。
我们一家人是合法进入武汉市江汉区航空路34号3楼1号的房屋使用权人，我们居住该房屋通过湖北省审计局审计、《拆迁还建协议书》、《拆迁安置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在江汉区司法部门有原始依据备查，雄姿建筑装饰工程（武汉）有限公司以土地转让他们为由，指使流氓混混多次使用暴力将我们居住的家洗劫一空，严重的侵害了我们的居住权。
我父亲李荣超、母亲孙家英都是49年前革命老干部，父亲于1978年随原湖北省副省长田英伯伯，由省委组织部调动到湖北省武汉市工作。1996年因原国家建材部领导丁士厚伯伯的邀请，在湖北省枝城水泥厂项目前期咨询工作期间因公绚职。我们一家人以我父亲为荣，向他学习，从不向国家组织索取。我们一家三个兄弟姐妹，姐姐长期有病，我和弟弟都是单位买断失业人员。因我长期照看有病的姐姐，还要管读书的侄女，管教不听话的侄子，加上五次法院诉讼费，律师代理费近几万元，至今我无钱交社保、医保。无钱将我的祖母骨灰（逝世了已30多年）送回老家山东莱洲市西十里铺村安葬，被强行拆迁的七年中无钱租房，无稳定的居住地，长期在他人家借宿，同事朋友代垫资金出租房屋居住。我们一家人，生者将无家可归，死者无地安葬。
我国是和谐、法制国家。为什么一个开发商能够无视法律？左右某些执法部门！造成我目前的现状，请求政府组织本着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则，依法办事，维护每一个社会公民合法权利是政府组织的职责。自觉遵守法律是每一个公司，社会公民应尽的义务。让我们共同维护法律的庄严，给他人一个安全的基本居住地，也是为社会创造和谐美好的生活环境。
希望社会给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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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占财产导致人命 盼中央巡视组调查
公民调查团抵曲阜被抓 薛明凯及律师明天抵曲阜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2-3消息：山东异议人士薛明凯的父亲薛福顺离奇死亡事件继续发酵，今天又有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公民调查团人士抵达山东曲阜，其中就有山东本地维权人士李向阳。 今天晚上，李向阳向本工作室介绍说到晚上已有二十多人到达了曲阜，大家分成了二拨。不过到曲阜后发现很平静，未遭国保等人骚扰，甚至未发现明显的跟踪监控人员，大家正在准备有关薛福顺案的诉求书。李向阳表示这种平静很可能是暂时的。 另外，薛明凯在江天勇、张俊杰两位律师和陈剑雄、钱进、李宝林、徐知汉的陪同下已起身前往山东，预计明天到达曲阜。
最新消息：本文刚刚发出，即传来警察等包围调查团网友武僧等所住的宾馆，交将武僧等抓到了西关派出所。武僧说他们有五人现被控制在西关派出所。南通单丽华因心脏病和另一人被送往了医院。李向阳夫妇正去派出所要人。
彭兰岚进行人权调查遭驱赶 程雪举牌抗议非法拘禁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9-10消息：湖南访民、被精神病者彭兰岚近期出狱后一直在北京，今天上午九点四十分，彭兰岚到北京南站、老高法院附近，发放填写人权调查表时，佑安门街道办事处的巡罗逻人员发现后，强行赶走了这位人权义工。
另外，武汉访民程雪因为丈夫胡国红被精神病上访，多次遭到非法关押。今天上午，程雪来到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举牌抗议这种非法行为。程雪今天的抗议标语是“维护宪法尊严 反对非法拘禁”。
程雪
[四、调查与访谈：维权不止苦难不止—访谈被精神病者刘炳同
刘炳同是河南省人，因“超生” 刘炳同受过处罚，因上访刘炳同被关过黑监狱、劳教所、精神病院。从刘炳同的身上我们看到，维权者们往往受到不止一种人权侵害和打压，也不仅仅一时受到打压。可以说维权不止，苦难不止。
今年五月，已残疾的刘炳同在北京上访被抓回郑州后，又被关进了郑州市一“黑监狱”内。刘炳同的遭遇引起了国际人士的关注，2012年7月，美国史密斯议员致信郑州市长要求释放刘炳同。7月16日，刘飞跃电话采访了已残疾的刘炳同，当时他正在郑州一“黑监狱”内。
刘飞跃：你好，刘炳同。你这次是什么时候关进来的？
刘炳同：2012年5月15日，我正在北京上访，结果被郑州来的人抓住绑架回了郑州。押回郑州后，我先被拘留了十天，十天期满后又被带到郑州一马路派出所内关了三天，5月29日凌晨，我就被送到郑州南关办事处民乐里社区益民旅社１０６房间关押至今。
刘飞跃：你在里面的情况怎么样？有受到虐待吗？
刘炳同：我现在被南关办事处派的人分三班，每班二人轮流看守。这次关押连在一马路派出所内那次我共被打了七次。在益民旅社被打，每次都是因为我不“老实”，不配合他们。最近的一次就发生在7月12日晚上，当时我想出去透透风，还要买尿袋，结果就遭到先后来的六名看守殴打，他们还说要打死我。在派出所内被打，是因为他们说我不配合按手印。
刘飞跃：接下来请你介绍下你个人和家庭的情况吧。
刘炳同：我老家是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防胡镇高林村人，1966年3月15日出生。后来我一家到郑州做生意，赚了点钱，户口就迁到了郑州市管城区布厂街113号。我在郑州一直守法经营，靠劳动养家糊口。我全家六口人，我、妻子李炳珍和四个小孩。我大女儿刘桃桃从1999年2月26日就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
刘飞跃：你家的厄运好像也就起于1999年？
刘炳同：是的，1999年2月19日我正在郑州苑陵商场旁卖皮带，另外一个推主吴仁美伙同二个儿子强抢我的货，还将李炳珍毒打了一顿。2月26日，我大女儿刘桃桃又突然失踪了，至今没找回来。事发后，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无故将犯罪嫌疑人放走，没给我们一个说法。知情人说吴仁美给了二七分局十二万。我多次就此提出上诉未果，无奈之下只好上访。
刘飞跃：上访是条不归路，听说在这期间你多次被打、被关押。
刘炳同：是的，2001年5月26日我被二七公安分局邹保合科长打了一顿；6月16日我和弟弟刘亮被二七分局一马路派出所长等人打伤；10月18日我被送遣送站；2002年我们夫妻二人又被打昏在派出所门口；3月8日我妻子和二个孩子被人拉到黄河边威胁要喂鱼；11月9日我在北京上访被拉回来后又在拘留所关了九天；2003年10月10日我到市政府上访，结果又被拘留关押十六天。
因为上访我还两次被劳教，一次是2004年7月8日，我被指向市场执法人员杨某脸上吐了三下而被劳教一年半，当时我被关在郑州市齐礼阎劳教所。另一次是2007年6月14日，我因在河南省委前上访被劳教两年。
刘飞跃：你好像就是在劳教期间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刘炳同：是的，2004年6月19日，我在郑州市操场街市场的摊位被人抢，抢摊位者是二七执法局副队长的“老表”。市场执法局人员因此不公正执法，还指我向市场执法人员杨某脸上吐了三下。我先是被抓到一马路派出所，派出所说我四处告状，当时对我拳打脚踢一顿暴打，所长王新敏、民警赵小亮、胖敦都对我狠打，当时我被打得视力严重下降什么都看不清了。
7月8日我被送进齐礼阎劳教所，因我干活慢，劳教所让吸毒人员打我，还把我吊在铁门上打。就这样我到劳教所不久便“急起不语”“ 表现孤独”，大家怀疑我患了精神障碍。10月27日，我被河南省精神病院鉴定为急性应急性精神病。
我被生病后就不能再劳教了，二七公安分局为此专门开会研究，2004年12月15日，我被送进了郑州市精神病院，监护人是二七公安分局，具体签字人员是公安局办我案的人员，医药费也是由二七公安分局出的。当时我妻子虽然也被关了，但我父母、兄弟都在，凭什么他们做监护人。
到精神病院几个月后，我的病就好了，但医院不放我出来，说是二七公安分局不让。我妻子到医院接我出来也不被允许，他们就是怕我出去上访。在医院内，我曾被强制打针吃药，医生护士还曾威胁要电我。就这样我一直被关在精神病院内，直到2006年8月23日才出院。至此，我在精神病院内关了近两年的时间，现在也没个说法。
刘飞跃：听说你也是名计划生育的受害者。
刘炳同：是的，在淮滨时政府指我超生，有四个小孩，不仅罚了我七、八千元的款，连我家门窗都拆了抬走，不让我们住。那时计划生育真厉害呀，我的小儿子就是躲在庄稼地里出生的。
刘飞跃：这么多年的遭遇对家庭一定影响很大吧。
刘炳同：对，我的大妞刘桃桃至今下落不明，公安局至今不给立案。我的另三个小孩学习成绩都不错，有的还是学校评的三好学生，但现在都失学了。一系列的关押、殴打把我弄残了，我现在不得不靠轮椅代步。我可以说是家破人亡。
刘飞跃：多保重。
刘炳同：谢谢。
2012-7-18
四、调查与访谈：年轻人心理健康堪忧——雄汉忠
熊汉忠，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熊汉忠：要想很好地应对焦虑和压力，我建议年轻人为自己建立一个比较稳固的朋友圈。只有获得了自己有归属感的圈子中的人的支持和安慰，才不至于被各种压力和焦虑击垮。而且年轻人还应该多运动。身心是一体的，身体健康有利于心理健康，运动不仅能促进新陈代谢，还能让情绪得到适当宣泄，缓解压力和焦虑。
近年来，年轻人的精神心理健康问题备受社会关注。《2010-2011年度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显示，九成多大学生有过心理方面的困扰，85%的大学生表示自己从未进过心理咨询室。
“当下年轻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确实堪忧。”日前，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熊汉忠，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大家对精神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心理问题在青年人中有加重和扩大的趋势。
心理问题在青年人中有加重和扩大的趋势
中国青年报：近期有调查指出，近八成年轻人有不同程度的抑郁倾向。您怎么看？
熊汉忠：我们应该理性看待这个数据。我们要区分“抑郁症”和“抑郁倾向”，它们完全不一样。抑郁症有严格的指标，其中一个最明显的指标是，情绪低落延续至少两个星期。而且，是否有抑郁症要经过量表的检测和专家判断后才能证实。我们平时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绪低落很正常，这和专业上所指的抑郁症完全不是一回事。不过，这个数据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现在年轻人在心理健康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而且有这方面问题的年轻人的数量一直在增长。
中国青年报：您感觉当下年轻人的心理健康总体状况如何？
熊汉忠：非常堪忧！不管是心理疾病还是心理障碍或是抑郁倾向，在年轻人中都有扩大和加重的趋势。特别是抑郁症，从临床上来看，现在得抑郁症的人年龄越来越小。
中国青年报：您觉得影响年轻人心理健康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熊汉忠：首先，自身因素肯定是根源，如果自身足够健康，抵抗压力和外界环境影响的能力足够强，问题自然就少了。其次，从社会大环境来看，过于功利化的社会风气是诱发年轻人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原因。最近一二十年，全社会的导向就是把经济搞上去，这一导向的核心就是钱。这样一来虽然社会发展了，国家硬件也强大了，但也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大家一窝蜂地认为钱是最重要的，进而忽略了对自己精神方面的关照。
在家庭教育方面，由于受到整个社会功利化风气影响，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也越来越功利化——重视孩子的成绩远胜于孩子的快乐！许多家长为了攀比，强加给孩子许多不必要的压力，当他们承受不住时，心理健康问题自然就出现了。
中国青年报：如今，“焦虑”在年轻人中越来越流行，买房、买车、职场、婚姻甚至养老等，都成为年轻人焦虑的对象。您怎么看待这种焦虑泛滥的情况？
熊汉忠：许多年轻人之所以焦虑，是因为在人生观、价值观、婚姻观、消费观方面存在误区。比如买房，难道别人买了房子我就要买吗？有能力就买，没有就缓一缓，没必要一步到位。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不能盲目地放在一起比较。在婚姻方面，现在许多年轻人的婚姻观很功利，太看重房子和车子，缺乏感情上的联系，因此，一旦遇到大的冲突，两个人的关系就容易出现裂痕。
不管是身体的还是心理方面的疾病，80%都跟压力有关
中国青年报：从事青年压力方面的研究那么多年，您觉得压力对于年轻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有多大？
熊汉忠：相关数据表明，不管是身体的还是心理方面的疾病，80%都跟压力有关。有的人甚至认为，一个人身上几乎所有问题都和压力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现在年轻人身上承担的压力很多，不同群体的年轻人所受到的压力也不一样。在职场上，现在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表面化、功利化，缺乏足够的情感连接，缺乏人际关系支撑的环境会让人备感压力。而对于学生来说，他们的压力主要来自就业和学业。关于上面这些压力，只要年轻人处理得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心理问题。
中国青年报：年轻人应该如何应对压力、焦虑等问题？
熊汉忠：我们一直提倡“三步原则”：首先要深入认识自我，多听自己的声音，了解自己能做什么；其次，应了解自己想做什么，确定自己的目标并使之清晰化；最后，还应了解社会需要什么，让自己的能力、目标和社会的需求吻合。对于年轻人来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压力，只要能耐心、冷静地按照这个原则思考，很多问题会迎刃而解。
要想很好地应对焦虑和压力，我建议年轻人为自己建立一个比较稳固的朋友圈。对于个体来讲，想要减轻压力与焦虑，社会支持不可或缺，只有获得了有归属感的圈子中的人的支持和安慰，才不至于被各种压力和焦虑击垮。
而且，年轻人还应该多运动。身心是一体的，身体健康有利于心理健康，运动不仅能促进新陈代谢，还能让情绪得到适当宣泄，缓解压力和焦虑。
当然，我们不可能与压力、焦虑绝缘。所以，年轻人要不断加强自我修炼，正确认识挫折和消极情绪。如今很多年轻人生活在比较优越的环境中，抵御挫折的能力较差，于是很多人都认为挫折及其带来的消极情绪都很负面。其实，挫折和消极情绪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也是一种信号——让人反观和发现自己的问题，并作出调整。
对于消极情绪，我不提倡一直用宣泄的方式来解决。虽然宣泄比不宣泄好，但是千万不能把宣泄尤其是暴力宣泄演变成一种倾向、依赖和习惯。因为不论是语言暴力还是身体上的暴力甚至冷暴力，都不应被提倡，而且也一定存在比暴力更合适的化解压力与焦虑的方法。
现在社会对年轻人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中国青年报：我们国家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了很多年，但成效好像一直不太显著。
熊汉忠：的确如此。成效不显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这些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太过重视形式上、物质上的东西，忽视了软件建设。以学校心理健康为例，我们经常强调的是学校有没有这门课，有没有相关老师，有没有拿出一间屋子来做心理咨询室，有没有购买相关的仪器。正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些上面，以至于对配备的心理咨询老师是否专业、心理健康课程是否合理，心理健康咨询室的设备有没有真正用于解决学生实际问题等方面，都显得不太关注。
国外有很多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在美国，心理教育是全面化的，不仅只有心理健康专业的老师才能做这件事，所有老师都要学心理学，他们每两年还得参加一次心理健康教育与辅导方面的考试。如果每个老师都懂心理，即使他教的不是心理学，也可以把心理学方面的知识用到教育教学的过程里去。
另外，一些国家心理服务社区化的做法也值得推广。在这些国家，社区里几乎都配有相当规范的专业心理咨询人员，有问题随时可以向他们寻求帮助，非常及时有效。不少国家在心理咨询方面有公共保险，只要公众缴了保险，政府每年都会向公众提供固定次数的免费心理咨询服务。
中国青年报：您觉得我们国家对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问题足够重视吗？
熊汉忠：远远不够。我给你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美国，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谈恋爱，男孩因为去看心理医生而约会迟到，女孩会觉得这很正常，甚至还会拉近两个人的心理距离。而在中国，如果发生类似情况，女孩肯定会因男孩去看心理医生而提出分手。因为中国人在观念上对看心理医生这件事本来就存有偏见。
其次，对于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我们的社会支持也远远不够。许多学校建立了心理咨询室，购买了心理咨询方面的设备，但基本像是“花瓶”一样，只管摆在那里，起的作用很小。而且除了学校之外，我们缺少能为青少年提供规范、系统的免费心理咨询服务的公益组织。
心理健康问题关乎青少年成长和国家未来发展。我建议，除了青少年要不断修炼外，国家和社会在这方面也该有所作为。国家应该真正重视起心理健康问题，不仅要支持心理专业人才的培养，还要支持能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公益组织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国家应有计划，逐步将心理咨询作为一项基本的公共服务。另外，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也应注意，不要渲染恶性的个案。比如，前不久某中学有一名女生跳楼，这本是个案，但媒体报道时贴上“女学生”、“失恋”、“裸体”等标签大肆渲染，像这样的报道就很不负责任，会给许多年轻人的心理造成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