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不想收，而是不敢收。”某综合医院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两年前，曾有一名酒精依赖患者因酒精肝疾病严重被从脑科医院转来，在医护人员不注意时，跳楼自杀了。“精神病院所有的窗户都进行了特别防护，医护人员也累积了相当多的护理经验，而这些是我们都不具备的。”
医院不愿接收精神病患者，多考虑的是风险，而入院已久，病情稳定的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家庭则遭遇更多阻力。
“好不容易把身边的‘疯子’送到精神病医院了，谁还愿意让他们再回来呢。”昨天，建邺区兴隆街道桃园居社区一位居民直言不讳地说。
据悉，持这一想法的居民不在少数。对此，王明忠分析，家属之所以不愿接病情稳定的病人出院，主要原因来自于邻居们的反对。
“民政部今年在南京试点每个区至少建立一家社区康复站，有专业的医生陪护，让病情稳定的精神病患者在社区享受日托服务，晚上再由家属接回家享受天伦之乐。”王明忠无奈地说，这个举措出发点很好，让更多精神病患者可以享受家的温暖，既有利于患者的康复，也可以缓解床位紧张的局面，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建成一所社区康复站。
“一听说要在社区建立康复站，用于精神病患者日间陪护，大家都觉得是‘烫手山芋’，没人愿意碰，领导都怕居民上访闹事。”王明忠说。
（来源：网易网 http://news.163.com/14/1010/06/A865RVEC00014AED.html2014-10-10 06:46:49 ）
标签： 遭遇
无奈：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遭遇很多阻力
内蒙古赤峰市毛淑春久敬庄内遭遇暴力
刘老师您好！我是内蒙古赤峰市毛淑春，2014年10月17日我在北京丰台区吕村住宿，晚上11点许被警察平白无故拉到长辛店派出所，3点许送到久敬庄等待驻京办接回时，10点许我站在门口吸烟，保安说去屋里吸烟，我说屋里的人多不同意，我就在门口吸吧，保安一把将我推出两米多远摔倒墙上，将我的后脑颅摔起向小碗口大包，我昏倒半小时起来向保安队长00255号要说法，又被群体保安撕打。
我无奈报110七次，到现在没有警察管我，却将赤峰驻京办白局长等人叫来。后来警察终于出现了，但只与保安驻京办人员说话，看来蛇鼠一窝了。
2014-10-18
沈阳异议人士宁先华遭遇拆迁骚扰被迫带老母离开家中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5-4消息：今天沈阳异议人士、中国民主党东北地区领导人宁先华联系本工作室介绍了他现在的处境和遭遇。
刚刚过去的5月1日劳动节这一天的上午10时许，沈阳市皇姑区政府征收局，掐断了宁先华家的水源，动用抓勾机对他家相邻的单元进行野蛮强拆！作业面离他家不足10米，在房屋剧烈的颤抖中，宁先华拨打了110报警电话，警察并没有制止。
在断电、断水、中断通讯线路的情况下，当晚，宁先华带着86岁的老娘无奈中离开了家，直到今天，宁先华和老母还不能回家。
宁先华，1961年2 月18 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汉族山东省蓬莱县人，大专文化。1989年「六四」期间，在沈阳组织沈阳市民声援团任总指挥、沈阳爱国市民自治联合会（工自联）主席。1998年9月与王泽臣、王文江、刘世尊、孔佑平等人筹建中国民主党辽宁党部，2003年11月29日，他与孔佑平因在网络上发表支持组建中国民主党及组建工会的文章被捕，2004年7月5日被沈阳中级人民法院审判，9月16日，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将他与孔佑平判刑12年和15年。判决书指两人从1998年以来就担任「中国民主党」辽宁分部要职，并同国内外敌对势力商量成立独立工会。2010年12月15日，宁先华出狱。各地医疗事故受害者卫生部堵门遭遇警察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4-29消息：今天上午，武汉医疗事故受害者张春霞、肖明先后向本工作室介绍说，他们现正在卫生部门口上访，同时上海、广东等各地医疗事故受害者二十余人也在场。
张春霞、肖明说，他们这些受害者来卫生部几天了，一直得不到正式的接待和合理的答复，没办法他们这二天才用标语将卫生部多个大门堵住。上午近11：30分二人正与本工作室通话时，连声说好多警察过来了。
＂被精神病人＂的救赎:维权遭遇挫折 从沉默到发声
这不是一两个人的故事。他们曾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欲维权却遭遇挫折，原本以为孤立无援的他们却因为精神卫生法的出台而走到了一起，从沉默到发声。江苏女孩阿莉（化名）每次外出时，总会把一堆精神医学的资料和书籍带在身边，“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她指了指脚边那包沉重的行李。很难想象，这个爽朗的女孩曾经“被精神病”。由于服用精神药物的缘故，如今阿莉的身材还是有点臃肿。一年前，她和其他十几位“被精神病”的经历者相识，并组成了“中国精神医学使用者与幸存者网络”（简称CNUSP）。成员们的经历大多相似——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维权诉讼不成功。他们将自己称为精神医学的“幸存者”。这一年，她忙着参加各种与精神医学有关的公益活动，还做出了一份《精神医学体验报告》。今年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报告在网络上正式发表。“我想告诉所有的人，我们所遭遇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问题……”面对记者，阿莉时不时重复这句话。在公益律师黄雪涛看来，阿莉所做的事情“是一种自救互助、实现自我价值的模式”。这些原本孤立无援的“幸存者”们互相分享自身的经历、帮助精神病人维权、为精神卫生法提建议，从沉默到发声，走上了一条自救互助之路。
体验报告 在写《精神医学体验报告》之前，阿莉经历了一段长达六年的“诉讼”。2007年4月，当时还是江苏镇江某外企公司部门经理的阿莉，出现了一些类似中毒的症状。她到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看病后，被诊断为“精神病”，并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服用了大剂量的精神药品。不久后，阿莉因“得病”被公司解除了职务。但其后，另外两家医院诊断认为她只是“急性中毒”。她便将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和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但却接连遭遇了一审和二审败诉。2012年8月，在二审判决的两个月后，第一届“非自愿收治亲历者见面会”在深圳举行，当时“很纠结”的阿莉义无反顾地前往参加。参加见面会的成员都有过和阿莉相似的经历。“当时绝大部分人还没进入司法程序，就觉得有必要做一份自救手册，介绍一些医学和法律知识，对自己维权会有好处。”由于阿莉曾经自学过精神病学教材，大家就推荐她来带头写这份自救手册。然而，刚刚经历败诉的阿莉并不太情愿去做这件事情。“我花了这么多心血打官司维权都没有成效，连自己都救不了，怎么去救别人呢？”自救手册被暂时搁置了起来。今年6月，即将成立一周年的CNUSP举行年会。此时，《精神卫生法》已经正式实施了一个月，此时的阿莉想起了被搁置的自救手册：“也该对这些年的学习和经历进行一个总结了。”对于阿莉来说，这已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六年来她查阅了大量与精神病学有关的书籍和法律条文。“她特别关注精神药物滥用的问题，经常在QQ群里分享《为药疯狂》之类的专业书籍。”阿莉的好朋友、广东金融学院法律系教师何玲丽说。经过一个月断断续续的写作和修改，自救手册最终以《精神医学体验报告》的形式出现。在报告中，阿莉从《精神药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精神病学》等资料中总结了精神药物的风险问题，并从《残疾人权利公约（CRPD）》、《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等38部国内外法律法规中摘录了相关的规定。其他幸存者的经验则被总结成了自救攻略。
寄信维权 2013年7月底，当阿莉还在为《精神医学体验报告》的撰写做准备的时候，她的“伙伴”李世杰开始为远在上海的徐为奔走呼吁。两年前，李世杰在韶关的一家酒店与工作人员出现纠纷，报警后他被强行押送到了韶关退伍复退军人医院（精神病院）长达96天。出院后他分别对该精神病院和公安机关提起民事和行政诉讼。李世杰第一次听到徐为的名字是在自己的案子开庭前夕。“当时有志愿者跟我说，你比较幸运还可以立案，上海有一个求助者叫徐为，在精神病院待了十年，到现在都没办法立案。”据悉，曾在澳大利亚生活了11年的徐为在回国之后，与家人出现矛盾，自2003年被送进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以来一直无法出院。今年5月，徐为委托律师杨卫华以侵犯人身自由权为由，将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医院和徐兴（徐为的哥哥）起诉至上海闵行区法院。但这份诉状被法院当场拒绝立案。对于徐为的经历，李世杰感到不可思议。“很想去帮他，其实也是在帮我自己发声”。李世杰托人把自己的电话号码转交了徐为。7月下旬的一天，他接到了徐为从医院打来的电话。“他说话很正常。他说他很想出去，我就安慰他，说我们正在努力帮他，不要太着急，然后就说了一下我的案子，我们相互鼓励对方不要放弃。”在第二次通电话时，李世杰向徐为提出建议：首先是拍照，“很多幸存者还是不愿意把自己的信息公开，但是我告诉他，要想得到法律援助和关注，就要站出来告诉大家，这就是我，我就发生了这种事”。第二是开通微博，“他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回国之后又住在精神病院，对这些东西都不了解，但他说自己愿意去学”。7月30日，“上海徐为”发出了第一条微博，并配上了杨卫华律师在医院为他拍下的照片。照片中，徐为双手拿着信封和一张“请上海闵行区法院立下精神卫生法第一案”的标语。8月2日，远在韶关的李世杰向上海寄出了第一封信，以CNUSP的名义呼吁上海法院为徐为立案，保护精神病人的权利。在随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每隔两三天便到邮局去寄信。至8月21日，已经寄了六封信到上海。与此同时，律师杨卫华也在上海为徐为的案子积极奔走。在他看来，李世杰和CNUSP的行动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案件。最近，杨卫华为徐为和李世杰带来了一个消息：案件已经进入诉调阶段，“立案的可能性又推进了一步”。
集体发声 近年来，和阿莉和李世杰一样开始发声的“幸存者”越来越多。最先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是公益律师黄雪涛。自2006年代理深圳邹宜均的“被精神病”诉讼案件以来，她开始接触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类似的案例。“有时一天甚至有两三个求助，有的人正在被送到往精神病院的路上，就打电话过来说快快救救我！”面对越来越多的求助，黄雪涛渐渐感到力不从心，她开始意识到：“这不是一个两个人的问题，而是这个群体的社会问题”，推动受害者之间互相帮助、互享资源会是一个长远的解决方法。在黄雪涛看来，最终让这些“幸存者”们真正走到一起的是一部法律的出台。2011年6月，经过26年酝酿的精神卫生法草案首次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11月，当时广受舆论关注的五位“被精神病”受害人彭宝泉、徐武、陈国明、高作喜和周铭德，联合致信全国人大法工委，呼吁法学专家关注《精神卫生法》中的无行为能力认定程序与监护权问题，并建议增加保障精神残障者自主委托代理人的权利。这次行动被多家媒体报道，成为精神医学当事人参与立法的第一次发声。2012年8月，第一届“非自愿收治亲历者见面会”在深圳举行。除了阿莉和其他十几个遭遇“被精神病”的经历者之外，不少律师、医生、社工等也加入了进来。何玲丽是当时的参会者之一。在她的回忆中，这场会议是以灰暗开始的，“大家并不知道这个会到底能取得什么成果，能对自己的案子有什么作用。”然而，会议的进程超出了大家的预期。这些“幸存者”讲述自己的经历，分享感受和经验，“从不被接纳到获得共鸣。”黄雪涛说，很多人在现场流下了眼泪。会议的氛围开始热烈起来，站在一起成为大家的共识。“中国精神医学使用者与幸存者网络”就这样成立了。此时，精神卫生的立法进程也开始加快。“幸存者”们开始加入了为立法建议的队伍中。2012年8月30日，精神卫生法第二次审议，10位来自CNUSP的幸存者联名呼吁修改精神卫生法，防止监护权滥用；10月19日，精神卫生法第三次审议，“幸存者”陈丹向全国人大寄出自己的立法建议。2013年4月25日，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前夕，三位“幸存者”将《精神卫生法民间评分报告》分别寄给全国人大法工委、卫生部和残联，倡导立法过程应有利益相关者多方参与。在黄雪涛看来，这些声音很重要。“利益相关者需要说话，需要发表他们的切身感受，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值得欣慰的是，他们的声音并没有被忽略。2012年12月，由全国人大法工委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释义》一书出版。在附录中，这些“幸存者”们寄来的信和他们的意见被写进了里面。（本文来源：金羊网-羊城晚报我有话说http://news.sina.com.cn/o/2013-11-04/075628613149.shtmlhttp://www.dajia.net.cn/wqxwa-23694/ 2013年11月04日07:56）
回目录新余三君子案亲属律师声援者均遭遇暴力对待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12-4消息：在新余法庭外，当事人家属、律师及前来的声援者均受到众多不明身份人员的攻击。
中午，刘萍女儿廖敏月在网上发出了一张手腕被抓伤的照片，稍早前，她通过电话告诉关注刘萍案的朋友，被人殴打，手机被打落在地。魏忠平的辩护人张培鸿律师微博上写到，他被不明身份人员抛掷土块攻击。
来自湖南的刘一木先生昨天在新余受了轻伤，他说“在现场，看到同行的一位朋友被便衣人员带走后我去解围，随后引来更多便衣人员，我被几十人包围，我反抗，膝盖等地方擦破了皮，软组织受损。然后被带到一个派出所关了半天”。
另外，前去声援的杨崇先生被新余警方抓住后通知其老家国宝来接人，杨崇现在被软禁在江西湖口县一家宾馆中，杨崇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放，也许是案子审理完以后”。本月“被精神病”动态
我妹妹遭遇被精神病 7年前，我的妹妹曹秀丽与侮辱她的梁玉凤等人发生口角时，被梁玉凤及其家人暴打一顿，后又在滕家镇派出所内遭到梁玉凤以及亲属更加残酷的毒打，之后成了哑巴。由于梁玉凤等施暴者与荣成市公安局民警沾亲带故，曹秀丽的冤情被捂下。无奈，曹秀丽只好到省厅、北京讨公道。在讨公道期间，曹秀丽曾多次被荣成市公安局派出的截访人员毒打。2012年11月12日，曹秀丽再次被荣成市公安局关进了精神病院，直至现在也不释放。曹秀丽只能用纸笔与外界秘密联系。春节临近时，滕家镇警察与政府官员来到我家，说解决问题，可我妹妹至今一直被囚禁在精神病院。近日，当官的唯恐妹妹用手机往外传递信息，精神病院已经对她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山东省荣成市滕家镇曲家沟村 曹华斌 电话 15098142490（来源：http://blog.people.com.cn/article/1360749452929.html）武汉被精神病者胡国红程雪夫妇因外媒采访被堵门禁行 武汉市江岸区新村街被精神病者胡国红程雪夫妇今天上午致电本工作室说，上午他们一开门就发现门口被街道等多名人员堵在门口，不让他们夫妇外出。程雪质问为什么又堵住他们家的门，有人答道：“听说你又要接受外媒记者采访”“要给你堵几天”。程雪说，据了解今天有国保队长就在她家小区门口镇守。另外，同样是武汉的被精神病者徐武今天被二名社区女干部上门吃饭，这二人是长期对他父母进行监控的人员。（来源：民生观察工作室http://www.msguancha.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6434）投书：县长抢光农民家产“被精神病”7年 近日，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燕王乡马桥村王家组韩美侠，投书给新唐人，讲述他被泾阳县县长王富轩利用权力和黑社会的关系。抢走了她家仅有的财产20多棵大树，并强行把她关进精神病院7年，受尽非人的折磨，家空地黄，无人问津。我叫韩美侠，今年59岁，农民，小学文化，家住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燕王乡马桥村王家组。时至今日，我上访的所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解决，我和儿女也无法生活，儿子现在依然被泾阳县县委书记王富轩软禁，不能回家，我儿子至今音信全无。2011年之前，王富轩是泾阳县正县长，当时我曾经去县里找他们解决问题，有个姓硬的县长了解了我的情况后说自己管不了，王富轩管事，王富轩说了算，谁知我去找王富轩时，他不但不管还把我赶出了办公室，并称自己看到穷老百姓就恶心。当官的为自己谋钱财不顾百姓生死，活生生的一个在世和珅，暗杀毒打，并组织了黑白两道形成了一个黑恶势力集团，专门对付〝不安分的老百姓〞。县里出的命案，公安法院即使查出来了也不敢管。谁告县政府谁就活不了。我认定泾阳县是黑暗的旧社会，黑暗的泾阳县政府害了我儿子整整8年，找省市领导却没有人管。我冒着生命的危险坚持到了现在,我坚信正义最终会战胜邪恶的。我被关押在精神病医院七年,在我被关押期间,泾阳县现任书记王富轩无耻的将我家仅有的财产20多棵大树命人砍走了,还软禁了我儿子。陕西省政府居然明目张胆的包庇，这简直比过去的国民党更可恶、更没人性。老百姓的血汗钱养的政府干部说抢就抢、横行霸道比日本鬼子更厉害，日本鬼子式的掠夺行径难道就是新时代的陕西政府为民服务新宗指！日本鬼子爪牙下的老百姓还能活吗？2012年3月我去了国务院信访办,窗口工作人员说，陕西省已经封案了不接待我们。现在无论我去哪个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都不接待,还说陕西省已经封案了,直到现在我儿子还被泾阳县委书记王富轩软禁着,音信全无,我和女儿还时刻被跟踪, 还经常受到不明身份人的威胁,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2011年10月的一个凌晨时分,县政府派来的黑白两道进入我家说,现在的干部捞钱捞的是国家的钱,要是我再告干部,就让我韩美侠一个儿女都没有,我再告就是不想活了。在精神病医院被苦苦折磨六年泾阳县打击报复我无法生活，我韩美侠走到天南海北，也没有人敢说我有精神病。谁陷害我？我人老祖祖辈辈都没有听过精神病，我韩美侠上访，越上越冤。谁说我有精神病？我必须为自己讨回公道,我韩美侠就是当家破产，也要知道是谁打着精神病的幌子陷害我。假精神病罪过害了我七年，不但破坏了我的家庭、害的我家破产，而且还差一点就丢了性命。泾阳县用假精神病害我整整七年了，直到今天我和儿女依然无法平安，我家的问题也没有解决，直到此刻我儿子也依然被泾阳县软禁着，不能回家。泾阳县一年又一年变本加厉的打击报复我，我和儿女无家可归。从1999年乡村干部撬门扭锁并打伤我家人开始，时至今日，问题一点都没有解决，而且还要屡遭打击报复，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政府一分钱，县、市、省政府还一次又一次向中央上报假材料，陕西给国务院上报的材料全是假材料。2006年6月5日，省政府给我上了一个圈套说2006年6月6日早八点给我解决问题，2006年6月6日七点我即将走到省政府，这时从省委走出一个警察 拉我，我原以为他有事要对我说，我就和他走进省委门前的警卫室，谁知我刚进去他就关上了们动手打我，打的我全身是伤，鲜血直流，衣服也被打破了，一阵拳打脚踢之后，泾阳县政府给我戴上手铐并强行把我关押进了泾阳县牢房，随后，泾阳县政府又给我儿女和丈夫带上手铐关押进了泾阳县牢房，2006年6月6日深夜，泾阳县政府在陕西省政府和咸阳市政府的指示下，与咸阳精神病医院权钱交易，把我关押进了咸阳市礼泉精神病医院。礼泉精神病精神医院铁门铁窗锁着我，打毒针伤害我，一条绳子和电鞭子〝陪伴着〞我，由于家人全被非法关押进了牢房，家里的小麦无人收而全部落到了地里，颗粒无收。2006年6月6日深夜我被关押进医院，直到2007年2月（正值春节之际）出院。2007年10月，泾阳县来北京接上访人员回陕西，2007年10月11日，我被泾阳县从北京直接关押进了咸阳市八厂秦访精神病医院，此次关押期间，医生王斌下毒手摺磨我，不但用电鞭子抽我，用绳子绑我给我打毒针逼我吃毒药，而且还威胁我说，我要再说回家他就用电鞭子、毒药、毒针和绳子〝伺候〞我…… 2007年10月11日被关押进精神病医院，直到2009年才被释放出院。2010年我又来到北京，泾阳县又从北京把我直接关押进泾阳县牢房，2010年3月15日，又把我从泾阳县牢房关押进了咸阳市铁二十局精神病医院，陪伴我的依然是铁窗铁门、绳子、毒药毒针、电鞭子，直到2011年7月30日才出院。从2010年3月15日被关押进医院到2011年7月30日 出院的这段日子里，我上访的问题不但一点都没有解决，泾阳县还不断地打击报复我儿女，使我儿女无法正常生活，直到现在我儿子依然被泾阳县委书记王富轩软禁着，音信全无。出院后我的身体也被医院彻底搞垮了，而且家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到家后，家里已经一无所有，房屋也被乡村干部砸塌了，没法住人，站在屋子里就能看到天空，雨天屋子到处都是积水，我身体又全身肿胀，刚出院也没钱，家里也没吃的，房子也无法住人，我去找乡县却没有人管。去找省政府，省政府让我去北京上告。从2006年开始直到2011年7月30日，我被屡次关押进精神病医院，我家九亩地没有收获过一粒粮食，九亩地全荒了整整7年。国家的医疗保险我们无法享受到，国家给农民的地亩补贴款，我们始终没有领过一分钱。泾阳县把我关押进精神病医院，藉着救济我家的名义中饱私囊，自己捞钱，不让我家人知道。在我名下明明办了医疗保险、申请了贫困户救济款，自始至终我家都没见过一分钱。2006年到2011年期间用于在精神病医院的所有开销，泾阳县都是通过保险报销的。泾阳县政府也刻了我家的章，专门做假材料陷害我。从2006年我被关押进精神病医院到今日，国家政策每年给农民的各项补贴款我一分都没拿到，更没有见过泾阳县的一分钱。陕西省不断给中央上报假材料称怎么怎么安置我们了，我家的房子早就无法住人了，不信你们可以下去调查， 你们的眼睛就可以证实到底谁在欺骗你们。投书人:韩美侠（来源：新唐人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