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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前，7月6日，偶见网友上传屠夫吴淦先生品饮啤酒的照片，满脸笑容、一身正气，与2015年—709元年—入狱前相比，音容未改、笑貌依旧。当然，岁月无情，八年的牢狱磨难一定会对一个人的身心造成不可恢复的摧残，一定会在一个人的面貌上留下沧桑痕迹。被中共监狱摧残了七年半、年长吴淦约二十岁、比吴淦早三个月出狱的胡石根先生身上就明显地留下了中共迫害的印记。

从2015到2023，从709元年到709八年，整整八年，就这么如白驹过隙，转瞬而逝。这八年，被很多事件紧紧地连在一起，仿佛是历史长河专为709打造的一个时段，709蒙难者的家人们持之以恒的抗争、辩护律师和其他人权律师争取辩护权的坚韧、中外各界人士持续至今的声援和支持……，都使得这八年成为一个紧紧连接的长长的年份。

在中共那里，709一定隐藏着大量的阴谋和诡秘，这些阴谋和诡秘有待未来某一天解密，就像东德史塔西和苏俄克格勃罪恶档案的解密一样。这一天是不确定的，因为我们尚不能确知它是何年何日；这一天是确定的，因为我们确信、因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这一天一定在不远的未来等着我们。

其实，不用等待共档案的解密，仅凭中共党媒的公开报道、中共公安的权力行使模式及各种蛛丝马迹，足可判断709惊天大案是由中共公安头目傅政华、孙力军二人领衔操盘、炮制而成。傅、孙二人原本企图把709大案作为进身的台阶，他们也的确短暂达成了个人的目的，傅由正部级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调任司法部部长实职，孙由公安部国保局局长升任公安部最年轻的副部长，并且在2020年武汉疫情高峰时期出尽风头。然而，在所有官员无不投机钻营的中共专制体制内，权力地位、荣华富贵之得失均无章可循、飘忽不定，完全由更高和最高掌权者的任性所决定。2020年、2021年孙力军、傅政华先后锒铛入狱，被其所投机和效命的专制体制无情反噬，并于2022年均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不得减刑、假释。短短五年之间，傅、孙二人由权柄显赫、权倾朝野的高光时刻堕入万劫不复、身败名裂、为天下笑的至暗深渊，恶有恶报，因果不爽，报应来得何其速也！傅、孙二人的过山车命运把中共官场的绞肉机本质暴露得淋漓尽致。

709大抓捕虽直接是由傅政华、孙力军二人为其个人邪恶政治目的而炮制和发动的，但此次规模如此之大的抓捕显非傅、孙二人能最后定夺；种种迹象表明，709大抓捕也得到了中共更高层级的支持，如一定得到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和时任中共公安部长郭声琨的支持和批准，否则抓捕行动绝难实施，网传2016年8月初709案庭审期间，孟建柱就亲临天津“指导”；709大抓捕甚至一定也得报经2014年设立的中共国安委批准，因而也一定得到习近平的首肯。

与傅、孙二人的盛极而衰相比，与中共公安部企图一举荡除民间异见人士而最终却不得不草草收兵相比，709蒙难律师和公民及其家人熬过了傅、孙之流及其把持的中共公安来势凶猛、其势汹汹的打压和迫害，慢慢稳住阵脚，以各种形式展开反击。709蒙难律师和公民在长达六个月的单独囚禁、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与世隔绝的严苛情势下，各自为战，进行了艰苦而有效的抗争，尽管中共使出了强迫电视认罪等卑鄙“文革”伎俩，709蒙难人士依然赢得了国内外各界的尊重。709蒙难人士的夫人群体绝地反击，有声有色、卓有成效，在国内外正义力量的声援下，迫使中共最终不得不大大缩小刑罚迫害的范围，709大抓捕以黑云压城之势始，以灰头土脸、一地鸡毛终，与“六四”屠杀一样成为中共挥之不去的噩梦和长久的负资产。

中共公安在709大抓捕中系统使用的颠覆政权罪名、武警看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剥夺或限制自行委托律师的权利等等反法治伎俩，在709之后成为对付民间异见人士的通用手段。这些手段或者像709案一样全部使用，或者两种以上组合使用，如在“12.26”厦门案中，中共烟台、宝鸡等地公安就对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常玮平律师等人滥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动用刑讯；经抗争后许、丁二人虽自行委托了律师，却又以莫须有的危害国家安全为由要么剥夺、要么限制他们会见律师的权利。

中共公安之所以痴迷于对异见人士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剥夺或限制自行委托律师和与律师会见的权利，乃因明知根本无法定罪却企图靠与世隔绝、孤立无援的恐怖氛围来逼迫、诱骗异见人士认罪。中共的法律不仅一直被异化为仆从于中共的政法，而非独立的司法，而且十数年来更越来越公开的流氓化和痞子化。

709大抓捕全面暴露了中共敌视法治、仇视律师的专制本质，也直接向欧美宪政、民主世界发出了挑战，亮出了中共誓与西方宪政、民主阵营敌对到底的狼子野心。709大抓捕是中共红卫兵一代当权者对追求公民主体地位的律师和公民的扑杀，是陈腐、僵死、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斯大林、毛泽东皇权和共产专制党天下政治对宪政、法治、民主的公民政治的围剿，是党高于国、党大于法、党凌驾于政府之上的党国私家天下对真正的人民至上的国家的负隅顽抗，是共产专制的刀把子和枪杆子对人民意愿的碾压。2021年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不久，中共党魁习近平即毫不隐晦地向拜登宣称专制是未来的潮流、民主在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无法发挥作用，亮明了中共绝不实行民主的死心和底牌。针对习近平的这番专制叫嚣，拜登在就任总统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称“这是21世纪的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我们必须证明民主是可行的。”709大案，以及二十六年前的“八九”学潮，都体现了中国大陆新兴的民主力量与冥顽不化的共产专制之间的较量；2300多万台湾人、740多万香港人都已证明民主是可行的，也证明了中国人像欧美民主国家的人民一样有能力建立高效而完善的民主，中共以子虚乌有的所谓中国特色抗拒宪政、民主，目的不过是为了死守共产专制党天下而已。

作为709大抓捕的直接蒙难者，吴淦和胡石根最后出狱，709大案可暂告一段落。然而，709蒙难律师谢阳二次蒙难，在709大抓捕救援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余文生律师再次被抓，李昱函律师被久拖难判。709大抓捕是“六四”屠杀后中共实施的又一次大规模镇压，709不会被历史遗忘，709蒙难者们将会被记入史册，而709大案的炮制者、参与者们如傅政华、孙力军之流，以及争相把709案的所谓起诉、审判写入工作报告以分享709天功一杯残羹的中共两高长官周强、曹建民等人，将被并且已被记入历史的恶人榜，沦为笑柄、贻笑后人。

民生观察 2023年7月9日

【民生观察2022年7月19日消息】2022年7月14日，律师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西区派出所，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会见了涉嫌寻衅滋事一案的被告人陈兆志。陈兆志因最近被追加起诉，使得他对中国的法律彻底失去信心，愤而解聘律师，以示抗议。

据悉，陈兆志涉嫌寻衅滋事一案，海淀区检察院于2020年11月12日提起公诉。2021年3月18日，案件在海淀区法院开庭，检察院当庭建议量刑两年六个月。当天下午，审判长宣布庭审结束、择期宣判。但是，庭审15个月之后，海淀区检察院又于2022年6月20日对陈兆志追加起诉，理由是其还发现陈兆志自2018年以来，在脸书等境外网络平台上，发布了大量反共、反习的言论。

现年70岁的陈兆志，是北京科技大学的退休教师、发明家，被认为是中国知识产权维权第一人。他经常为六四受害者发声，公开要求中共官员公示财产，以及表达对体制的不满，多次被殴打、被刑拘。

2013年5月，陈兆志因声援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而遭刑事拘留的“西单四君子”，以及在网络上要求平反六四等事，被海淀区东升派出所刑事拘留，不久获释。2014年5月，陈兆志因在网络上要求平反六四及纪念六四，又遭到刑事拘留，后被取保候审。2019年7月29日，中共前总理李鹏的葬礼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当中共领导的车队来临时，陈兆志突然从八宝山地铁口冲出来，举拳高呼：“打倒李鹏！李鹏是刽子手！”当场被警察抓走，遭殴打，后获释。

2020年3月初，陈兆志在微信朋友圈、推特、电报等平台上发布了数条“武汉肺炎是中共制造的病毒”的资讯，被海淀警方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资讯”刑事拘留，羁押于海淀区看守所，后被以“寻衅滋事”罪名批捕。羁押期间，陈兆志原本罹患的老年痴呆症是越来越严重了，记忆力衰退得厉害，过去经历的许多事情均记不起来。本案一审期间，律师曾多次为其申请取保候审，但遭法院拒绝。

时间：2021年7月19日
地点：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万安南路

被精神病，通常表现为正常公民被随意送进精神病院强制关押“治疗”，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启动任何纠错机制，受害者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并且，可怕的是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被随意安上“精神病”的名义强行收治。在我国，部分维稳机关也使用“被精神病”这一手段让维权者，及不同政见者“消声”。

2021年7月15日，四川省德阳市不同政见者李宇先生告知本网，他因异地会友，在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被四川德阳警方送进精神病院强制关押整治了10个月。7月19日，本网志愿者来到四川德阳，对李宇先生做了一次专访，向他了解被精神病的情况。全文如下：

志愿者：李宇你好！请你介绍一下你被关精神病院的情况。首先请你介绍一下，是什么人，为什么事情把你关进精神病院的？
李宇：好的。事情是这样的，在2018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我辖区的四川德阳市维稳警方找到我，说我有精神恍惚的症状，随后就把我绑到了辖区医院的精神病科强制关押了10个月。

志愿者：事情的起因是什么？
李宇：起因是这样的，我认为十八大后中国的民主运动就被打压的几近窒息，民运之路越走越窄，然后我就在2017年底到各地访友，与朋友交流民运之路该怎么走？当我从渤海湾一路南下抵达福建福清与几位朋友交流之际，维稳警方就监控到了这一情况，随即出动警力抓住我，当时警方误以为我要对某位国家领导人不利，就让福清警方专案组把我软禁在了一家宾馆调查了一周。经过详细的调查，警方没有发现我有违法犯罪行为，就通知我户籍地警方把我接回家中稳控。
抓回德阳家中以后，警方仍对我高度警惕，经常性的到我家骚扰我，还不准我自由出行、发文章。由于长时间被困，我开始出现偶发性精神恍惚状况，到了2018年3月全国召开两会之际，维稳警方就以我有精神病为由，把我绑去了辖区医院精神病科强制诊治了10个月。

志愿者：中国全国人大于常委会于2013年发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该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你平日里有无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警方带你去精神病院有无法律文书？
李宇：没有，我平时没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警方根本无权绑我到精神病院强制整治，他们绑我走的时候没有依法出具任何法律文书，我认为着就是政治警察对我实施的政治迫害。

志愿者：你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你的家人知情吗？他们如何看待？
李宇：我和妻子已经离婚，我的父亲老迈多病，他们都管不了我的事，唯一能负责的直系亲属就是我的儿子。警方把我强关精神病院后，曾找到我的儿子要求他签字同意，但我儿子表示父亲没有暴力伤害情况，也没有明显的精神病症状，不应该被强制关押治疗，于是就拒绝签字同意，在没有家属同意的情况下，警方依然非法强制关我精神病院10个月。

志愿者：你在医院里有无给你做精神病鉴定？
李宇：起初他们把我送到了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也就是我们这里最好、最权威的精神病医院，在这里，医生给我做了精神病的医学鉴定，鉴定的过程中一位女医生问了我很多问题我都一一做了回答，最后这家医院给出了鉴定结果是，李宇没有精神疾病。
鉴定结果出来后，医院拒绝了警方强制治疗的要求，警方没有达成目的，随后就开车把我送进一家宾馆软禁起来。

志愿者：你被软禁在宾馆多久？又是什么时间被送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的？
李宇：软禁一直持续到两会维稳期结束，之后就把我送到罗江医院的精神病科关押，并且他们还雇佣了一位劳工来陪护我，名义上是陪护，实际上就是派来监管我的人，在我病房外面，警方还安排了两名保安守着我，以防范我逃离医院。

志愿者：你认为警方关你精神病院的意图是什么？
李宇：我认为就是为了阻止我参与民主运动，防止他们所臆测的我会对某位领导人不利，以及上网发表反独裁、要民主等文章；警方的意图就是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言论自由，因为他们没有确切的证据证实我违法犯罪，所以就采取这种强制“治病”的方式，企图把我长时间的关押起来。

志愿者：你被关押期间有没有要求出院？
李宇：有！被强制关押治疗我完全失去了自由，这对我来说十分痛苦，期间我曾强烈要求释放我回家，但是医院表示这需要警方批准。一段时间后，大约是2018年的4月初，维稳警方来到医院把我带走，我原以为是要送我回家，但却又被转送到了德阳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区诊治，据说这家医院更正规、更专业、住宿条件更好。关进这家医院后，我向医生述说了我遭遇，医生表示非常理解我的困境，也表示我没有精神病症状，然后医院就致电我辖区的警方和社区主管，要求他们出具权威机构的精神病司法鉴定书，之后医院才能强制收治我，如果没有司法鉴定书，医院就只能放人，因为无法律依据的强制收治是违法行为，医院要承担法律责任。次日下午，辖区维稳人员就把我接回了原医院精神病科长期关押。

志愿者：你被强制治疗期间有无被打针吃药？
李宇：哦！这一点还好，我没有被强制打针吃药过。据我了解，这是我当地的一位副镇长来医院交代主治医生说“李宇不用任何药物治疗，就把他关在这儿就行了！”，所以在我被强制关押期间，虽然看到其他病人被强制打针吃药，但我没有被强制药物治疗过。我认为，或许是副镇长知道我不该被强制治疗，而精神病药物对一个正常人来说会损伤身体，所以就良知未泯的交代医生不要给我用药。或许这就是专制之下的“枪口抬高一寸”吧！

志愿者：住院期间你的家人和朋友可以探视你吗？你有没有与外界的通信自由？
李宇：哦，我被关押以后，我儿子就到北京去上学了，其他亲属不被允许探视，我还有一个女朋友来医院看望过我，但医院以其不是亲属为由拒绝了，女友给我送来的物品也只能通过护士转交给我，根本不让她进门看望我。至于通信权利，我的手机在入院时就被非法没收了，根本不能与外界取得联系，被收治后，我既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也被剥夺了通信自由，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坐牢处罚，漫长的十个月诊治让我感到十分煎熬、痛苦。

志愿者：依据《精神卫生法》，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你是怎样被释放出院的？
李宇：大约是在2019年的春节前，辖区国保来到医院告诉我说“其实你也没什么（意指没什么病），让你儿子来把你接出去吧！”我随即说“好、好、好”，不久我儿子就来到医院把我接出医院。回家后，我儿子告诉我说：“在接你出院前，社区维稳办人员还把我叫到了维稳办公室，让我给他们写了一份保证书，保证监督你的言行不出格等内容，之后维稳人员才带我到医院接你出院”。也就是说，我出院不是依法保障“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的，是要经过维稳部门审查同意后才能放行出院的。

志愿者：你被强制“治疗”长达10个月之久，医疗费用应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吧？这笔费用是谁出资的呢？
李宇：是的，长达10个月的强制“治疗”，期间维稳部门还派来了一名监控“陪护”人员及两名保安，听说他们每人每天的劳务费就要120院左右，据此推算，对我非法“治疗”的费用相当可观。这笔钱我一分钱都没出，因为我是被维稳部门强制绑架来的，所以我不应，也不会出资一分钱。据我事后打听得知，这笔费用是我们镇政府的维稳经费支出的。

志愿者：你出院后有没有想过依法维权？
李宇：想过，但是我咨询了律师朋友，他们说由于维稳当局没有出具书面文书，所以证据不足，胜算不大，维权艰难，所以我决定暂时放弃，但我保留依法控告当局的权利，等到未来某一个合适的时机，我还会依法维权的。

志愿者：好的，谢谢你介绍我们的采访，祝你早日维权成功！
李宇：也谢谢你们对我被精神病情况的关注！

【民生观察2021年7月28日消息】2021年7月15日9时至2021年7月28日16时，大午案经历14天庭审后当庭宣判：

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罚金3050万元，依法追缴违法所得1447.54万元，责令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退赔非法集资款项人民币10.37亿元。

孙大午：有期徒刑18年，并处罚金311万元；

孙萌：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190万元；

孙德华：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51万元；

孙志华：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55万元；

张平：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

刘平：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95万元；

许来福：有期徒刑2年3个月；

卢志英：有期徒刑4年5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

靳凤羽：有期徒刑1年7个月，缓刑2年；

李大红：有期徒刑2年；

张艳会：有期徒刑1年9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

李凤祥：有期徒刑1年6个月；

王忠臣：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4万2千元；

孙福硕：有期徒刑1年6个月；

姚旺：有期徒刑1年5个月，

马复昌：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

赵健华：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

张廷森：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

纪玮莲：有期徒刑1年5个月；

柏雪松：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

孙大午，2021年7月28日，于河北省保定市高碑店法庭

谢谢法庭给我陈述的机会。

首先我陈述一下大午集团的发家史。大午集团是我妻子养50头猪、养1000只鸡起步的，我是当兵出身，1988年辞职下海的，和妻子刘会茹一块创建了大午集团。真正的创始人应该说是我的妻子刘会茹。大午集团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企业，以养猪、养鸡、做饲料为主，回忆过去很激动(哽咽)。

从1000只鸡发展到现在的大午种禽公司，在我们的国家应该排在很前列的。但是我们给国家纳税很少，因为养鸡养猪做饲料都不纳税，还享受国家、政府的支持。当然我们的教育、理念都是国家支持的行业，我要说的意思是，大午集团发展到今天取得了很好的成就。我们必须很感恩，我们必须感恩国家改革开放。我们承认我们付出了，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党和政府的支持，这点我很清醒，我不说了，不管我们做出了多大的成就，没有政府的支持，我们也做不好。很多东西我们手续不全，但政府支持企业这是主流，问题是很小的一部分。

一个三十八年的企业，法庭上所指控的事情，我仍然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大午集团有错，错在我一个人。大午集团发展这么多年，主要是我在引导，在方向性上是有影响的，可以说是我带“歪”了，但不是带“斜”了。我是先按事说、再按理说，最后还是按制度说，就是按照事实说，按理说就会争吵不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按事说就排除了谁官大谁说了算。

我经历了这次庭审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先是法庭调查，这就是按事说。但在社会上不是这样的。比如621事件，他们要按照法律说，别人给他们确权了，有理就要让我们去法院说，所以我说我把他们带“歪”了。大午集团的干部都是这个思维，按事说了，不让拆大午集团的围挡和活动板房以及到后面去公安局请愿，都是这个思维，包括921堵路事件。

律师们给我们辩护我很感激。宋律师说很多东西不赞同孙大午，我本人也不赞同孙大午，我本人对自己也是批判态度。比如说914堵路，别人堵路了我们应该去清理吗？从我自己出发是不应该的，如果每个人都像我们一样去清理，社会秩序何在？914那天我问高林村镇派出所所长，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清理，他回答说他们只有9个警察，我说那我组织人去清理，他没有说话。如果他回复我了，我就有权去清理了。很抱歉，有时候不敢回忆。(哽咽）

就像剿匪一样，没有政府的授权，就是私权对私权，尽管你是正义的，尽管没有官匪勾结，也不能这样做。我是认识到这一点的。所以，我说大午集团有重大过错，都错在我一个人。

84事件，何必拦着那一辆车呢？崔超不给孙萌、给他爸爸打电话，到公安局门口，领导出来了，怎么还能嚷下去呢？你们认罪了，你们认冲击国家机关罪，你们冲击了吗？你们心服口服地认了吗？你们知道你们没有这样做，但出去以后没有怨气吗？

我希望你们不管出去还是怎么着，从内心深处，真正认识到你们的过错。如果有怨气，你们怨我。通过这件事，我们长达九个月的关押，如果这件事结束以后，我们的心态都能调整好，那以后真正的才是开始了。

我说我是有情怀和理想办企业的，就是共同富裕的理想。我可以说我是很富有的，是一个很富有的大富翁，也可以说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大富翁。现在我们是3.28个亿在银行，如果再算上我们被法院冻结的五千万，我们有3.8个亿，我们没有一分钱贷款，这是多么好的企业啊！我们康养小区还有上千套的房产。我们大午集团发展38年了，我们就是想追求有差异的共同富裕，我们不搞股份制，哪个搞股份制的企业超过了30年，因为他们在为钱打架，他们是用有限的资金去赚取无限的社会利润。大午集团的立宪就是限制我、限制我儿子，限制我后代，限制高管。

今天我们律师给高管辩护，说他们没有决策权，那我们也没有决策权，大午集团私企立宪制度，我们的权力是自下而上的，是选举产生的。我们6000名正式员工，有选举权的只有1000多人，也就是说必须在集团干十年以上。而只要你能干，你只要在集团一年你就有被选举权。大午集团这种探索没有意义吗？我们的权力夯实在第一线，下边没有意见的时候，上边的表态都是错误的。我们的管理制度是分权、确权和限权的。大午集团有很多项目我都不知道。我跟法官说，我根本不知道大午医院已经交了四百多万的土地转让费，法官说你是真有钱啊，可是别说几百万了，就是几千万，这么大的集团，这些事到不了我这。

我没想到大午集团能发展的这么好，我进来之前不足3个亿的存款，现在又增长了1个亿，因为我们的制度在运转，因为它的管理深深地扎在群众之中。

我有乌托邦情节，但我知道乌托邦是强制的、大锅饭的。我们去过华西村很多次，我在华西村开董事会，在探讨他们的路适不适合大午集团。我们现在的这条路探索的多么不容易啊，我知道我学不了乌托邦，但我们要走出自己的路来。

我们所谓的“桃花源”，就是我们有差别但差别不能太大，所以我们的工资制度是保底限高，这些在座的中高层全年的收入最高不能超过工人的十倍，你要想多收，你就提高工人的待遇。这就是说的桃花源和乌托邦的区别。我不想搞平均富裕，我想搞的是有差别的富裕，但干部的贡献必须明确的体现。大午集团是一套成体系的生态环境。

说远了。通过九个月的羁押，我还是想跟高管说你们没有错，有错都是我的错，所以我说我不怕你们判我，我昨天激动，我不怕你们怎么判我。我想请合议庭根据事实和法律，把后面的高管无罪释放了，让他们出去。我想跟检察院说我们有罪，但免予起诉最好。你们说大午集团38年就是38年犯罪的历史，这能说的过去吗？我的党龄已经50年了，我是摁着手印开除公职的，我交党费交了十万，汇出去又给退回来了。

如果是战争年代，我早就牺牲了，所以说性格决定命运，真是有道理。我这种性格，不能给别人谄媚的笑容，我做不到，这就注定了我的命运，我能干成一些事情，但很多事情人们不能理解你。我就想岳飞，岳飞精忠报国，就像他的满江红说的一样，“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他那种横扫天下“朝天阙”的情怀，最后他死在了风波亭。不能说你个人讲究精忠报国，你的结果就会好。我对我自己不满意，也就这个意思。但冥冥之中有些事情，想避开就是避不开。

哎！

说白了，岳飞为什么会死？朝廷不知道他精忠报国吗？是因为他的岳家军，是因为他功高震主！公诉人说政治安全，我也很坦然地在反思，怎么能够让领导对我们、对这么大的企业不省心啊？公诉人说的那些话，除去对我个人的污名化，说我都是为了我的个人利益，其他话我都能听进去。我一开始就说我们是一家人，不管你是公诉人还是谁，我们的心愿不都是让社会更好吗？

尤其是我知道我的律师们没有收到多少律师费，你们自带干粮，我心里真的很感激你们。王誓华律师你声嘶力竭，你要看多少资料啊，你付出了多少啊。还有孙萌的律师郝亚超律师，还有的律师虽然话讲的少，但你们逻辑很清晰，你们付出了多少，你们敬仰法律，你们使法律完善、使程序正义能够实现，我们在看守所能看电视，我非常幸运的看见了习主席的7.1讲话，习主席的站位之高，我是没有想到的。

下一个百年国家再这样走下去，国家是有希望的。58年大跃进，是我们太狂热了，但这是我们的探索啊。我不同意昨天他们说的2025年超越美国，赶英是能够做到的，超美是不可能的。

民营企业做大了是危险吗？国营企业做大了就不危险吗？这个理论能成立吗？国营企业是共产主义的基础，国营企业的管理体制没有民营企业的效率之高。习主席讲话是肯定民营企业的啊，是肯定邓小平南巡的啊。我真的希望大午集团的实践能让习主席知道，社会主义的实践是能够走得通的，是能够经得住所有人的检验的，不是公安局能检验，是每个顾客都可以检验，我们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虚化所有权、夯实所有权，把家业变成企业、把企业变成事业，我们把企业变成了不死的社会。我认为对我们来说，这次仍然是我们正能量的修行过程，我们不会有怨气的。

问题是到了这个地步了，这件事怎么走下去。我可以承担全部的罪责，但你们把我的高管放了，把他们无罪释放。有错我来承担，能不能不予起诉、能不能不予公开。你们扣在我身上的东西，我不清楚吗？涉黑涉恶，勾结境外势力，可是你们了解我的想法吗？你们知道我在做什么吗？

最后，我希望给大午集团一个机会，最好让我认罪认错，我承担，我会认的，我来给社会一个交代。

我这一生有三件事情，第一个是大午城，这个已经不操心了，它现在有基础了，它会慢慢演进;第二个是大午企业制度探索，我认为只完成了一半，还没有完善，还需要你们去探索;第三个是我的考古成果，政府一直在支持我考古，每年给我30万的经费，就是龙图腾一族，我们汉族是杂族，汉族是汉武帝的疆域概念，徐水有一个釜山，如果今年不把我抓起来，今年我的第六本书已经出版了。

我可能没有机会了，我也不考虑这些了。但我仍然希望给我们一个机会，不要加重，甚至让他们带着怨气离开这个地方去寻找自由，要仍然对政府心怀感恩。

你们要像我们的律师一样敬仰法律、敬畏法律。

7月20日，郑州城内一片泽国，汪洋恣肆，重现了2017年7月网友《七律.到长沙看海》的场景。只是，截至23日12时，官方通报郑州已有51人直接或间接因雨灾遇难，后果严重，开不得玩笑，没见到有谁再次喊出“到郑州看海去”的戏谑之言。

紧随郑州，新乡亦成水乡。

在北京的郑州名人，名播海霞女士发布了半个人半官方的视频，一副看似脱俗又不失诙谐的pose，挤满一脸必欲强人相信的真诚，像她的男同事康辉每每故作慷慨激昂并满脸洋溢着谄媚红光一样，树起右手大拇指，大赞郑州应对“千年”一遇的特大暴雨“有样”。

“有样”俩字，额用拼音敲击键盘，弹出来的总是“走样”俩字。

几年前，梁宏达先生就前瞻性地驳斥了海霞的“有样”高论，直言城市洪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直斥各地长期存在的只重地表形象工程，不重地下排污、排涝工程的短视施政顽疾。

有样还是走样，天灾还是人祸，这是一个问题。

中国改开四十余年，处处高楼林立，地铁、高铁纵横，暴富巨头和贪官污吏数量冠绝全球，汽车进入家庭，实可谓有样。只是，这种表象的有样与一个半世纪之前洋务运动、北洋海军的有样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不过是较易达到的器物层次的有样，也是被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批评为浅表层次而被林毅夫教授所讴歌不已的那种后发优势。这种浅表层次的后发优势掩盖着杨小凯先生所忧心忡忡的制度、精神、治理模式等方面的根本性的远期后发劣势，洋务运动和甲午海战的失败正是这种后发劣势的经典验证。

郑州水灾至少暴露了中国在发展和治理方面普遍存在的以下问题：

一是基础设施和民生投入的结构性偏差问题。城市下水道工程也属基础设施，然而，正因为下水道之为“下”水道，它隐藏在地下，是“里子”，不像地表之上的河流那样受到政府和全社会的重视，更况地表河流作为“面子”尚且污染严重、治理困难，藏污纳垢、荡涤污秽的下水道哪里能在各级政府和官员的脑子里占有一席之地？

与农村相比，城市特别是大都市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功能齐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有机系统，管理和治理难度极大。如果说地表之上的街道、河流、交通运输网络是城市的动脉、入口和消化系统，那么下水道就是城市的静脉、出口和排泄系统。入口太大而出口太小，城市就会成为只进不出、只吃不拉的貔貅，平常外表光鲜、一派繁华，稍遇异常就可能被撑破肚皮，陷入瘫痪。

强降雨造成城市水灾是个由来已久的老大难问题，城市越大这个问题就越严重，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济南、长沙等等城市均接力遭遇这一问题。对特定城市而言，像地震一样，强降雨及其造成的水灾尽管不是大概率事件，但其后果之严重则是确定的。预防城市强降雨水灾的根本手段只能是建设并维护高水准、高质量、高效能的下水道工程，而下水道工程建设正是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投入不足，欠账太多。下水道建设的低质量、低水准、低效能和投入不足源于政府及官员片面和急功近利的发展观、政绩观，各级官员在错误发展观的驱使下，出于迫切的升迁考虑，普遍认定只有地表以上的高楼、大街、广场等可视的面子、形象工程才是发展，而地表以下不可视的、解决城市出口、排泄、循环问题的下水道工程则是不入流的末端工程，可有可无，平常派不上用场，不仅投入巨大，而且对官员的短期升迁毫无助益，哪里能进入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视野？于是，下水道建设长期被忽视，即便在几十年的高速城市化和房地产大潮中，下水道建设仍是被严重忽视、鄙视的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上的这种结构性偏差、失衡之恶果一次次地以城市雨灾的形式爆发出来。

忽视甚至鄙视下水道建设在文化和民族心理上根源于国人一向对排泄问题和厕所问题的忽视——排泄问题是无关紧要的小问题，随便对付着解决就行了，无需当作大事，这种小农意识至今仍广泛存在于中国的官民及中共党政负责人思维中，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存在大街上公厕难觅、出门最怕内急、出租车司机不得不以车门遮掩当街自“便”，以至前些年居然由最高层号召“厕所革命”，却仍未见显效。厕所直接解决个人的排泄问题，是个人的排泄终端和生活必需品，而下水道则要解决全体市民和整个城市的排泄、循环问题，是城市的生存必需品和排泄总成，厕所及个人排泄最终也要汇入城市下水道；个人便秘会危及生命，如著名笑星马季先生，下水道不畅则会堵死、憋死、瘫痪城市，危及公众，下水道工程实在是关乎城市本身及全体市民生死存亡之大肯綮，哪里是什么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末流！此次郑州雨灾以及2007年济南雨灾（银座事件）、2012年北京雨灾、2013年长沙女大学生被冲进下水道而遇难等等城市雨灾事件，无不以血的教训警醒为政者，务必把下水道这一长期被鄙视为末流的基础设施置于比地表形象工程更重要的位置，加大投入。

二是雨灾的预防和应急问题。有信息显示，河南气象台在7月15日、16日提前发布了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预报，各级气象部门均在第一时间向同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报送了气象信息，郑州市气象台7月20日9时08分更明确提出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好应急抢险工作，停课、停业等预防建议。然而，目前未见相应党政机关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的报道。

有比较准确的气象预报，郑州及河南其他许多地方政府却普遍未提前主动采取有针对性的防灾措施，根本原因大概仍是侥幸、不负责任、玩忽职守、不敢担当。不出头、不担当、不揽事可谓对上不对下、唯上司之命是从的中共集权体制的官场顽症。面对大概率的自然或人为的灾害风险，中共各级官员一贯秉持无所作为、消极待毙、坐等上命之官场真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此等草菅人命的政风、官风可追溯至1958年的“大跃进”及随后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以及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在“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彭德怀直陈真相，却惨遭整肃，毛泽东在整个中共体制内树立了一个谁敢担当谁被修理的恶劣范例；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数月，唐山本地地震部门曾有相当准确的预报，但受制于最高层垄断决策权、最高层之下各层级倘主动决策则有篡权之重大政治风险等等集权政体的痼疾，震情预报被搁置、压制，甚至震后最初四天因无法获得处于垂死状态的毛泽东的首肯，竟不能调动军队救灾，坐失黄金72小时救援时间。

郑州地铁五号线的险情有两个向外界发出的渠道，一个是列车长向地面上地铁运营部门报告险情，一个是乘客自己或通过亲友拨打119、110发出求救信息。现有信息显示，列车司机、列车长、地铁站、地铁公司、主管部门及郑州党政决策者都存在明显的呆若木鸡、不知所措、消极坐等、应对失当的问题，贻误避险和抢险佳期，大大增加了事后抢险救援的难度，引发至少理论上本可避免的死伤后果。

所有层级不约而同地奉行无所作为、坐等上命的保守（主义？）策略，责任当面，却本能地、下意识地推诿、躲避，毫无主动担当的意识和勇气，正是中共官员的标准应付套路，嘴上空喊的“人民利益”和所谓制度优势一遇突发事件便原形毕露。

总之，从党政决策者到主管部门、地铁公司、地铁站直至一线的司机和列车长，几乎都自动成为木偶人、机器人。这种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千人诺诺的整齐划一正是集权体制长期驯化的结果，正是各级“领导”一直孜孜以求的治理目标。万事皆由“领导”决定，“领导”们最厌恶螺丝钉们特别是处于官场中间层的螺丝钉们保有自主性和主动性，螺丝钉们从出生和幼儿园开始就被驯化掉了自主性和主动性，就像李德遥控彭德怀必须把每挺机枪架在一个固定位置、不能挪动一样。集权体制下，人们肉身活着，精神早已死掉，自主性、主动性、开创性被“领导们”有目的、有计划地阉割殆尽。精神已死的活人固然最易被“领导”们驾驭，但“领导”们既然得了这个容易驾驭的便利，也就不应再奢望精神已死的活人们面对郑州雨灾时还能展现出主动性和担当性，还能为“领导”分忧、解难，因为无论是个别的精神死者还是由精神死者组成的体制，都是内在、先天地没有活力的。郑州雨灾，还有始于去年的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灾难，充分证明了灾难应急失当是集权体制的必然结果。

河南、郑州官场应对雨灾的这副模样，大大的走样了，哪里是海霞女士所谄媚的“有样”？像所有的虽苟活着却精神已死者一样，海霞同样是精神、大脑已死，区别在于，她侥幸跻身体制的罅隙、被赏赐了些许精致的利益，必须与康辉承担起谄媚的任务，仅此而已！

三是治理模式问题。这个问题与第二个问题密切关联，并且是第二个问题的根源。应急之所以失当，根源在于治理模式或曰政体的根本性缺陷。集权，集中统一，思想和行动的严格管控，噤声，不允许异见，言论自由被贬斥为“妄议”，全面打压，既打压民间也严控官员，人人自危，官员仰上司鼻息，却又转身俯视小民，只对“领导”负责，不对人民负责，官场一潭死水。在此现实政治背景下，官员和政府的最优选择和最擅长的就是无所事事、攀缘、站队、形象工程，而非迎难是而上、勇于任事。集权体制下的官员甚至根本就不会、也不需具备正确行使权力的能力，他们所最急需者、也是“领导”所最要求于他们的就是驯服、顺从、被动、效忠。这样的官员面对郑州雨灾，面对武汉疫情，本能的、神经质的、政治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无动于衷、坐等上命、强力掩盖。

郑州雨灾又一次验证了思想自由、决策和行动自主以及临机决策、随机应变的极端重要。面对突发的雨灾，只有第一时间获知险情信息的在场者才最应该拥有决策权和行动权。哈耶克一生力倡自自由市场经济，主张由掌握分散而不完全信息的独立市场主体行使决策权，不应由集中管制的中枢越俎代庖、代替在场者作出决策。试想，如果郑州地铁五号线的司机、列车长、地铁站员工等一线在场者被赋予了便宜行事的临机决策权，或者他们勇于任事、敢于先斩后奏并协调行动、即便事后效果不尽如人意也不会受到追究，在第一时间停车、开门，数十人死伤的结果大概率能够避免。当然，这一切都要以中共的治理模式和国民教育体制的根本变革为前提，即变集权为放权、分权，变对上司负责为对人民负责，变驯化、奴化教育为主体、公民、自主、权利教育，从小培育个体的主体、公民、自主、主动意识。一句话，中共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变官治、权力之治为民治、法治、权利之治，否则，郑州水灾、武汉疫情之类小农式的应对失当、造成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的低水平治理闹剧仍将不断重现。

郑州雨灾还提出了一个城市规模的适度问题。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以及毛式专制无不以大为美，隋炀帝杨广接待使者，以丝绸缠树，穷奢极欲，营造虚幻的盛大；明成祖朱棣和乾隆皇帝大慷人民血汗之慨，极限打赏来使，以彰天朝之盛大；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实乃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毛泽东亦东施效颦、不甘落后，无视国内饿殍千里之惨状，打肿脸装胖子，极限援外，更加屡次三番的百万红卫兵大检阅，纵缥缈大国之幻想。盛大嗜好症是集权者必须处处呈强之本性的体现，两千多年来，此一嗜好浸入国人尤其是官员的精神基因，在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发展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楼房要又高又大，街道要又宽又大，广场要又阔又大，城市越摊越大，而下水道不畅、交通拥堵、小雨成河大雨成海等等城市病日趋显现。此次郑州雨灾无疑也提出了一个城市规模的适度问题，城市面积越大越好吗？城市人口越多越好吗？城市规模与下水道等市政基础设施的最优比例在哪里？这是一个城市规划方面的专业性问题，已非本文所能讨论。

这几日，在河南各雨灾城市尤其是在郑州，又可见满载救济物资的车队，像二十年前的海霞那般美丽的女记者们又在现场神彩飞扬地宣讲着中国特有的人间大爱，这种传统的渲染套路显然带有几分为河南、郑州官方事前应对不力而洗地的色彩，正如去年中共令人啼笑皆非地强加给李文亮医生一个烈士头衔，以稀释、淡化之前对李文亮的无端打压。事后的物质援助当然必要，也的确是举国体制的中国所最擅长的，并且也总是“有样”的，但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面对强降雨预报河南、郑州官方却未采取主动、有效的预防措施？为什么第一时间各层级和相关部门几无例外地统统茫然不知所措？为什么没见到一线人员灵活机动、随机应变的现场应急？必须承认，面对郑州雨灾这样的突发事件，过度集中、权力上收、个体主动性丧失的体制应对起来是无样的、走样的，而非郑州姑娘海霞竖起拇指所谄媚的“有样”的。刘少奇称“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下水道建设投资严重不足以及事前预防、临机决策、随机应变的缺失而论，此次的郑州雨灾无疑也是人祸大雨天灾，几分对几分、三七开还是四六开，暂且不论。

在7月20日持续了一天一夜的大暴雨中，京广北路隧道又拥堵上了，女出租车司机朱云和她新买的出租车，正是堵在了这条隧道上。

当天下午3点，朱云开车进入隧道，但一直到下午4点多，才从京广北路隧道位于中原路的入口，挪动到位于淮河路附近的出口，长度约2公里的隧道，她走了将近两个小时，才终于走到出口处的坡路上。

为什么会走得这么慢？朱云说，她认为至少有三个原因，加剧了这条隧道的拥堵：原因之一，是郑州的市政排水设施，一到下雨天，就到处都是积水，随着车辆的行走速度降低，郑州的很多道路就开始变得拥堵不堪，而原因之二，则是京广北路隧道本来在陇海路有一个用于车辆分流、右拐的出口，但当天，由于该隧道上方的京广路与陇海路路口早已拥堵多时，本来计划从该出口拐出的朱云，发现该出口已被禁止驶出，虽然该举措减缓了隧道上方道路的通行压力，但却加剧了京广北路隧道内部的拥堵程度。

下午近4点，伴随着郑州的倾盆大雨，隧道内的拥堵程度也开始加剧了，朱云发现，此时的隧道内部，虽然车辆确实拥堵，但道路上的积水并不很多。被堵了近2个小时，朱云的车终于挪动到了隧道出口，此时，她的前方，仅有数辆和她一起等待红绿灯的轿车，如果顺利的话，等到绿灯亮起时，她的车就能摆脱隧道了。

但此时，一股自上而下的洪水突然冲入隧道，隧道内外，洪水弥漫，大水很快淹没了车门。整个隧道，顿时乱作一团。

朱云发现，自己的车，整个轮胎都已经被洪水淹没，而在她的身后，一些被堵在隧道深处的车辆，则很快被洪水淹没，一时间，整个隧道内，哭喊声、呼救声响成一片，顺着喊声看去，朱云看到身后一辆宝马车上，两个年轻女孩正在爬上车顶，边哭边喊。

眼瞅着刚买的新车被泡在洪水中，朱云很是心疼，就在她犹豫着到底是继续坐在车内等洪水过去，还是立即弃车逃生时，车门外开始有人大喊：“还不赶紧出来，要被淹死了！”当朱云在这名好心人的帮助下，拉开车门时，洪水一下子弥漫了这个车厢。当他们逆流而上，爬出隧道时，回头一看，洪水已经弥漫了整个隧道，此时，断断续续的呼喊声还在从隧道深处传来。

“大水突然就漫进来了！本来我已经快出京广路隧道了，但就差那么几分钟。”朱云说。

哎，不知从何说起，对于雨的认识从来没有像这次这么深刻，以前从没觉得下雨可怕，但这次暴雨之后，好像对雨有了新的认识。

回郑之前

2021年7月18日下午因为一个案件从郑州出发到了三门峡，7月19日一天在三门峡工作，下午六点左右上了一趟山去勘查现场，到山上后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好在雨一直都很小，八点多下山穿过云雾缭绕的山路，回到镇上吃完饭，再到市里的酒店已是11点半左右。

本来19日晚事情办完20日上午就可以回到郑州，又因为另外一个案子的一个重要证人在三门峡灵宝县，需要去找证人了解情况，于是和一朋友约了20日一起去灵宝，他19日晚开车到了三门峡，20日上午7:30我们一起开车去了灵宝，出发时下着中雨，一路上雨不算特别大，不过到了灵宝差不多已是大雨，几经周折终于找到证人工作的单位，停好车，差不多是9点，下车发现路面都是积水，雨还在下，只有一把小伞两人只能凑合一下，朋友很照顾我，能感觉到本就很小的一把伞一多半都打在我这边，但即便如此，走到办公室时，我的衣服也已经湿了一大半，他就更不用说了，大约10点十几分我们向证人了解情况结束。

回郑路上

朋友定了下午3点半的飞机从郑州新郑机场出发，我们也就立即从灵宝开始往郑州赶，本来只需大约3小时的车程一点半左右就可以到，但我们中途没吃午饭也没停车休息，路上车辆也很少，还是多花了一个小时2:30才到机场，就是因为途中雨太大，一路基本都是暴雨，视线受影响，到郑州巩义路段，路况更差，时不时能够看到泥石流和滑坡，雨水有的泥土和树木甚至堆积到了路上，不过还好不算特别严重，最差的路段也有一半的公路未可以通行……

一路上回来，其实我们并没意识到问题有多严重，当时看郑州朋友的朋友圈也只是积水而已，以为只是夏季常见的暴雨，我们只是讨论着说不过这么大的暴雨好像还是第一次见，感觉有些新奇，路上朋友还打趣说“今天雨刷真是够忙的了”。车里开着音乐，我坐在副驾驶不用操心开车的事儿，时不时拿出手机刷刷朋友圈，用手机拍一下这罕见的暴雨，录一段视频，拍一下巩义路段偶有的泥石流、被冲到路上的泥土和树枝，拍一下积水路段车辆行驶过去溅起的小瀑布。（下图是最严重的地方，其他地方当时还好，而且后来路上看到有应急车辆）

到机场路段时，雨已经很小，朋友把车开到机场出发层时，隔着车窗我还看见一架飞机刚刚起飞，就给朋友说看来你的飞机还是有希望起飞的，虽然回来的路上他已经两次收到延误信息，但是看当时的天气我们都觉得雨基本已经停了，稍等一下还是可以飞的。

市内路况

车是朋友租的，回来路上了解到郑州有积水情况，本来担忧市内路段积水不好还车，犹豫着要不要异地在机场还了，还专门打电话给东站租车地点的负责人，他说路还行现在还有人来还车。听到他说的这个情况加上当时机场雨下的小，我以为市区可能还是像以往大雨时，仅是某些路段积水，但交通基本正常。

于是，把朋友送到机场后，我开车去郑州东站附近还车，其实机场和东站距离不算太远，不过回去的机场路段有一段积水，车辆交替通行等了十几分钟，另外租的车还车前车必须加满油，路上拐个弯排队等加油又耗费了些时间，3点40才到了还车点附近，虽然只有一个红绿灯、距离只有一百多米，但是我也不敢继续往前开，因为前面的红绿灯路口已经有积水，判断不出深浅，但是路另一侧水里已经有抛锚的车。

犹豫想着明天再还吧，这个车明天又限号，又想着这个路段积水，如果直接开回家，路上还有积水怎么办，车半路抛锚了更麻烦。只能求助租车点的工作人员，看他们能不能过来把车开走，电话里听着他们那边比较嘈杂很忙，不过答应了过来，说真的我当时并没有抱很大希望他们真能过来的，以为可能是随口应了一声，毕竟这不是别人的义务，当时雨也很大，正在车里想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4点的时候终于有人过来开车，我内心真的是很感谢的。因为还车要求我也必须要跟着一起到停车场，于是我又坐上车一起过去，停车场的门口谁真的很大，我看师傅开车，车的轮子基本都被淹没了，不过总算顺利到了，顺利还了车。

不过车是还了，可我怎么走也是个问题，打车打不到，出租车虽然停在路边但暂时已经不再接单，门口的水已经及膝了，我还有一个箱子，怎么走……踌躇间，听到他们要送一个人去郑州东站，于是跟着一起去了东站，想着至少东站有地铁可以坐地铁回去，总比在这挡不住雨的简易棚下面好啊。

地铁五号线

没想到郑州市内的坎坷路途这才开始，4点十几分到了东站，雨很大，在三楼进站口下的车，感觉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了移动的雨层，看着雨从这灰色的云层倾盆而下，走到一楼，发现今天只能从广场上的地铁口进站，地铁口距离东站大约30多米，当时广场上已经有积水，雨也比较大，我很难一手撑伞、一手提着行李箱（装了一个便携打印机不能湿水）、再背个双肩包到三十米处的地铁口，于是就想在高铁站等雨小一点再走，结果雨越下越大，我只能一路从高铁站外面往里退，最后退了得有二十多米，偶尔还有雨丝能飘到脸上……

后来感觉真的不能再等了，只能求助东站附近的朋友，朋友过来时5:14分，帮我拿了行李一起往地铁口走，这时过来一位女士说也想去坐地铁但没有伞，于是我这个不大的伞今天第二次两人一起用，到地铁站的这一段路水深到了膝盖以上，我们互相搀扶着走到了地铁口，当时我站在地铁口拍了下一张后续行人淌水走向地铁站的照片，时间显示是5:19。

我住在郑州西边五一公园站附近，从东站回去基本是横跨一个郑州，不过地铁1号线、5号线都可以到，交通还算方便，一般我都是坐1号线回，但是刚才和我一起的女士说1号线停了，我也没心思和时间再去求证，想着反正都能到那就坐5号线吧，结果因为平时不坐，没注意到5号线不同方向的列车进口不同，走错了方向，又坐扶梯上来，换了方向再下去，然后等了大概七八分钟，终于来了一列车，上车后发现人还比较多，座位坐不下，还有站着的，我找了一个座位想坐下，但座位上有水，于是掏出纸巾擦了擦，也示意一位站着的女士坐下，她说裤子是湿的不坐了，我说没关系大家衣服都是湿的，坐下后我们聊天，我说我淌着及膝的水过来的，她说她是淌着及腰的水……

想着不管怎样总算是坐上地铁了，但没想到的是地铁刚刚走了一站，到金水东路站就停了，最开始广播是临时停车，觉得可能就是平时遇到的临时停车吧，后来还不走又广播了几遍，我想着天气特殊能够理解，也没多想，最后广播说地铁停运，让撤离出去。还好，车厢内人员情绪一直都比较稳定，听到撤离的消息没有太慌乱，出去的时候还算是有秩序。只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车站不应该再要求乘客必须像平时一样在闸机口刷卡或扫码后再通过，因为这样极为影响撤离速度也容易造成事故。

当时发了下面这条朋友圈，没想到，今天一早就有人打电话让我删除，说是我这条朋友圈被广泛传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也是很郁闷……到底是事情处理的有问题，还是我的朋友圈有问题，不良影响到底是谁造成的？（刚好借此纠正一个用词错误安检口应为闸机口）

后来看出站地铁扣费记录是6:20，出站后看到路上水已经比较深了，刚好朋友的办公室就在这个地铁口附近，于是就先去了朋友的办公室放了东西，中午一直还没吃饭，必须去补充些能量，但是楼下的积水也比较深，到了脚踝处、甚至是小腿，路上看见了几个下水管道的井盖呼呼的往外冒水，不知道的还以为趵突泉搬来郑州了呢……积水太多，也不敢走远，就近吃了一碗拉面，吃饭的人很多，基本都是被困在办公楼走不了了的，人太多，等拉面至少也等了快半小时。

附一张我昨天6:17收到的唯一一条短信提示，当时我正忙着撤离地铁，这条消息也是后来吃面的时候才看到的。

暴雨之夜的温情

吃过饭回来大概8点左右，大雨一点儿没停歇的样子，看着手机上偶尔接收到的信息，才大概知道了一些郑州的情况，有些车都冲走了，有地方的水已经倒灌进车库，甚至居民楼都进水了，也才知道还有人被困在5号线的车厢里……但是后来手机信号更差了，基本无法收发信息，也快没电了，只能关机。

这一看今天晚上肯定是回不去了，只能在办公室住一晚，我在临近朋友办公区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一张小床，以为是朋友同事的床，就住下了。不知道几点，朦胧中听到有人过来，没想到是这张床的主人，一位女士，她也被困在这儿了，还有她的朋友们，她看到我的时候有些惊讶，其实换做是谁都会很惊讶吧……但她很快就说没关系、让我继续睡。她说拿些东西、搬走了一张折叠床、拿了一个小被子，很快就和她朋友们一起走了，当时我都没怎么反应过来，他们走后我一直很忐忑，觉得不安，想把床还给她，担心她没地方睡，但是出去发现他们已经没了踪影。

真的特别感激这位女士，在昨天那样的情况下，还把自己的床让给我这样一个毫无交集的陌生人。虽然那是一张很窄很窄的小床，不知道有没有80厘米，我躺上去刚刚好的宽度，但是在昨天那个晚上却显得如此珍贵，附近的宾馆没有房间，稍微远一点的宾馆根本走不过去、也不敢走过去，被困在外的人能有一张床已是太奢侈了……早上，我留了一张纸条在床上，写了简短的感激的话，背面写了我的联系方式，期待她有时间时能联系我。

昨晚断断续续睡到两点就醒了，听着窗外时大时小的雨，再也没有睡意。打开手机，可能是半夜人少的缘故，微信接收信息很快，看到了更多地受灾视频和图片，也看到了许多亲友发来的信息，尽量一一回复，后来又接了几个记者朋友的电话，不知不觉天已亮了。

早上7点多雨已经很小了，出去吃早饭，到了一家早餐店，老板说没饭，没有食材了……再仔细一看里面坐着的一些顾客，其实并不是吃饭的顾客，他们有的在看电脑、有的在看手机、有的还在趴着休息，应该都是昨晚被困人员在这里暂时休息……这一瞬间决定，以后如在这附近吃早餐一定要来这家店。

没有早餐，但看到旁边刚好有个便利店，进去发现面包架上已经空了，泡面也没有，牛奶、饼干、薯片什么的基本也没了，零零碎碎凑了半袋子零食又拿了两袋酸奶既是早餐也是一点点储备。

结语

现在想来真的是有一点后怕，特别是看了地铁5号线里被困人员的视频之后，包括一些受难者照片，心想人的生命真的是很脆弱，如果我早那么一会儿坐地铁，是不是就赶上了那一趟车，如果真是那样，那自己现在还能活着吗？我这个身高，在那么深的水里还能呼吸吗？即使侥幸没被水淹没，但是如果长时间被困在那样冰冷的水里，又能坚持多久……

好在今天雨已经停了，这会儿是7月21日下午1：49还能听到知了的叫声，应该不会再下了吧，希望不要再下了。虽然我还困在朋友的办公室，但楼底下的水已经退了，马路上也开始有人活动，偶尔也能看到小轿车、共享单车、电动车驶过，经历了一夜暴雨的郑州正在慢慢醒来，希望郑州早日恢复正常。

我们都很幸运，朋友的飞机虽然晚点到很晚但最终是起飞了；而我没有坐上那一列5号线地铁，我乘坐的那列地铁终止运行后出地铁站后我也很快到了朋友的办公室比较安全，昨晚还有一个临时休息的地方还有张床……

但是还有一些不幸的人，仅仅因为这场暴雨，他们失去了生命，他们是更应该被记得的人，是什么最终导致他们失去了生命也更应当深入探究，唯有如此，才能更好的处理此后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才有可能把不幸的概率降到更小。

之所以写这样一篇啰里啰嗦的小文，一是，亲友们的关心无法一一详细回复，在这里也算有个回应以此感谢朋友们的关心；二是，从昨天夜里两点到现在也一直有朋友微信或电话希望了解郑州的情况及我昨天的经历，鉴于信号问题，有些电话、微信无法接听或不能正常通话，所以在这里尽量详细地写出来供各位参考；三是，是对郑州昨日暴雨和自己昨天经历的一个记录。身体疲惫，草草写就，想要了解的朋友请将就看看，见谅。

张晓丽
2021年7月21日中午

2021年7月19日，大午案开庭第5天，继昨日开庭到晚上11：42分之后，今天上午9：30继续开庭。大部分被告人羁押在保定市看守所，保定市看守所离高碑店市人民法院有近90公里的距离，每天来回往返路途距离有近180公里，这样连续高强度的审判，对孙大午及在案的多名被告人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有的被告人年龄比较大，有的被告人身体极度虚弱，法庭加速推进，被告人身体能否吃得消，值得关注。

今日开庭前，有律师问孙大午，能不能吃得消，怎么看上去有点精神不振。孙大午说，昨天只休息了4个小时。法庭上的孙大午，剃光了头发，新长出的头茬，已经全白，但是发言依然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孙大午说，通过开庭，你们也能发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今日开庭审理的是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起9·14寻衅滋事案。针对本起指控，孙大午本人予以否认，认为指控是颠倒黑白，是非不分。

1.事情的起因

孙大午称，起诉书指控的2015年9月14日当天，他不在家，而是和妻子一起外出看病。等到中午12点回到大午公司的路上，发现路被堵死了，想绕道郎五庄村，听到广播喊，让郎五庄村的村民去堵大午公司的路，从郎五庄村去大午公司的路也被堵死了。

一个叫王素霞的妇女因为摆摊占道卖泳衣把路堵了，大午温泉公司把她的摊位清理了，引起这么妇女不满，堵路。

而郎五庄村本来是孙大午所在的村子，为什么要堵大午公司的路呢？据孙大午称，是因为当时的村长放高利贷。而孙大午不允许大午公司的人把钱放给借高利贷的，他们从大午公司的人这里借不到钱，所以借其他人堵路之机，也去堵路。

本起指控，根本的起因就是因为王素霞堵路引发。起诉书指控孙大午及公司高管、员工处理堵路事件，构成寻衅滋事罪。

2.堵路堵了6个小时，长达3公里，损失160万

根据法庭向多位当事人调查，当时堵路从上午9点多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才疏通，至少持续了6个小时，被堵的路长达3公里。堵路的王素霞，已经明显构成犯罪，而公安机关根本不管，不处理。

政府让大午公司上报损失，据称损失达160万。孙大午称，大午公司每天的客流量大约1万人，高峰每天2万人，最高时一年接待了450万人。交通堵死了，很多游客就回头走了。

3.摆摊占道经营，严重损害大午公司声誉，引发多起交通事故

王素霞摆摊的地方，是大午路的右侧，也就是从外地来大午温泉的路边。而来大午温泉的游客在路边买泳衣，必然造成交通中断，后续车辆拥堵。大午温泉并不限制村民卖泳衣，而且提供了专门的卖泳衣的场所和市场。王素霞为了宰客，把摊位设在了游客必经的路上，而且一件泳衣可以赚1000元。游客发现上当受骗后，要求退货也退不了，必然找大午公司投诉，损害大午公司声誉。

由于摆摊占道经营，造成道路拥堵混乱，导致多起交通事故，多人在此处丧生。

4．堵路的王素霞是村里有名的滚刀肉，在一年前就采用过类似的方法堵路

律师在孙大午2014年的博客中发现，有一张堵路的照片，王素霞躺在路中间，把路给堵上了。而这件事发生在2014年，也就是本案发生之前一年。王素霞并不是第一次堵路了。2014年的堵路事件发生后，孙大午在博客中记录了这件事，同时配有当时的照片，照片清晰显示王素霞堵路的情形。

5.王素霞不是普通人，区委书记都没办法解决

孙大午称，她们（王素霞）是个家族势力，她们现在还在开鱼塘钓鱼。国家是不允许的，我们现在一直在投诉。这个老太太在我们哪儿，被称为滚刀肉。我找过我们区委书记，区委书记说不好处理，这个人背后还有一些势力。因为这个事，政府怕她上访，给了她15万。张宝军要18万，政府不同意，他就到大午打砸东西，后来被法院判了8个月。

6.两个区委常委坐到了王素霞的床边

孙大午开庭称：王素霞的女儿李敏，这个人很不一般，当时我们和新希望合作，占股49%，新希望派来的总经理叫刘科常（音），刘科常雇佣了我们大午的李敏，李敏是个女孩子，很漂亮，给她什么任务呢？采购任务！这个运输资料采购，李敏家2个大车。我们公开招标，运输一吨是75-85，贵一点的85，她们家的车运输是120，我们一年几万吨，从通州拉过来，一车30吨，一年这两辆车的运输费就差上百万。李敏去了以后，她获得的人脉比我都多。处理这个事的时候，两个区委常委都到李敏家，坐到李敏母亲床边，两个常委到我这儿来跟我说的。猪场承包给其中一个领导的关系户，到我这包一个工程，200多万的工程，要我们支付600多万。发包、承包猪场的工程，不是我的事，刘科常后来处理了，公安拘留了，到要诉讼的时候，他们通过很多关系找到我，我出了谅解书，为这点小案子，我们不想纠缠。我和新希望达成协议，我们全部收购。不再扯这个了，公安已经处理了，给刘科常留点面子，给新希望留点面子。

7.大午公司为什么要组织9·24游行？

孙大午：因为没人处理堵路的事，村里用大喇叭喊，开推土机把路堵上了。其中就有村长，叫什么老四，后来被撤了。我找到了区委书记，他答应我要处理这个事，结果他不处理。后来他说很复杂，处理不了，据说还拍了桌子。按照道路交通管理法，已经投入使用的道路，就应当由交警进行管理。跟政府汇报过这个事，我们找了政府，找了多少次，但是人家不管。政府不管，我们不能不管。你要生存，你就得疏解交通。

8.我没有打王素霞，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检察院已经结案了，现在又翻腾，法律是怎么了？

律师问孙大午：大午集团公司的员工在政府门前请愿，也没有造成任何损失，现在要给你们定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而李敏的母亲躺在路上6个小时，堵塞交通几公里，公安机关不管，起诉书这样的处理，你有没有意见？

孙大午回答：不仅是这一点，都是黑白颠倒！本来是她犯罪，堵塞交通，扰乱交通秩序，最后弄成我们犯罪？习主席说，人民就是江山，我们1万人的员工不是人民？你看你们弄的这个东西，为了这个300块钱、500块钱……哎！

2015年这个事检察院后来经过调查，是王素霞主动的推倒架子。检察院找我，我说我没有打王素霞，都有录像。这个检察院有结论，刘平给我看过。可以问问刘平，看我们的档案里能不能找得到。我记得检察院的结论里是说公安局在处理时有瑕疵。当时姚旺刑事拘留了，又释放了，我记得是当天就释放了。这都释放多少年了，又翻腾这个事，我不知道法律是怎么回事？

大午案法律团队
2021年7月19日

2021年7月16日上午9时，大午案第二日庭审继续。

上午主要是各被告人对庭前会议决定发表意见，公诉人重点回应了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排除非法证据申请，辩护人再次补充发表意见。下午合议庭仍以“无必要”“无非法取证”为由驳回全部申请，随后进行对“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的法庭调查环节。

一、生不如死的“指居”，无法启动的“排非”

大午案中曾有七名被告人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此期间他们遭受了残酷的非人待遇。其他被告人亦提供了相关线索，向法庭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

1.孙大午：“指居期间，我苦不堪言、生不如死！”

在庭审过程中，孙大午自述：“在监视居住期间，我曾经因为苦不堪言、生不如死的待遇，要求到看守所去，我为此绝食了三天。我要求看看习主席的《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因为大午集团就是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最后请示领导，又不让看。直到正月他们上班了，才给我放了一小时的风。三个半月，我第一次看见太阳”。

2.孙三午：“指居期间，我瘦了24斤，5天没有解大便，只求送我去看守所！”

孙三午（孙志华）自述：“所有笔录都是在监视居住的房间和我说好，先对好了口供，再戴上头套去执法办案中心对口型。在监视居住期间，我们得到的待遇是非人待遇，真是生不如死。160天我体重少了24斤，5天都没有解大便，后来我得了疝气，越来越严重，但至今也没让我做手术。在那里面，人就是没有希望的。他们让我签什么就签什么，只求赶紧送我去看守所”。

3.孙萌：“他们向我推荐其他企业，接管大午集团！”

孙大午长子、大午集团董事长孙萌自述：“我被指居之后，领导说大午集团需要有人经营，给我推荐了几家企业，让他们接管集团。我说都不是一个行业，怎么能接管，从企业长远发展角度，应该给我父亲取保候审。结果领导很生气，摔门而去。后来他们给我承诺，十天半个月我就能出去。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在监视居住的地方，把台词背好，再去做笔录。现在给我量刑建议是16年，我被骗了、太委屈了，现在给我定罪的都是我自己的假笔录，要排除这些证据”。

4.孙福硕：“我被拷在审讯椅上30个小时，他们说我不配合，要送我去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孙大午次子孙福硕自述：“我不知道什么是刑讯逼供，但抓我的时候把我拷在审讯椅上拷了30多个小时，我腿都肿了。他们都知道这些情况，提审我的警察明确说，别以为他们对付不了我，他们可以把我送去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我知道监视居住很可怕，我很害怕，我后续的笔录都是在这种压力下做出的”。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刑事强制措施中较为轻微的一种，但大午案的被告人的感受却是“生不如死”。不具备居住条件的场所、实为“人质”的女眷、用尽威胁引诱欺骗手段的侦查人员，使得指居俨然变成“非法拘禁”。此种情形下所取得的被告人供述，当然是非法证据，依法应当排除。

面对被告人及辩护人坚决要求的排除非法证据申请，公诉人提供了被告人入所健康体检表、讯问合法性核查笔录，用于证明侦查活动的合法性。

然而入所健康体检表中并未体现当时孙三午已身患严重疝气的情况，且被告人所指非法取证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肉刑，体检表不能排除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至于讯问合法性核查笔录，不仅出现了同一位检察官在同一时间两次出现在核查现场的荒唐情况，同一位检察官在两份核查笔录中的签名笔迹也明显不同。公诉人对此解释为证据瑕疵。

合议庭据此表示，合议庭认为不怀疑存在非法取证情况，不启动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庭调查程序。

二、绝不同意的取保，全部驳回的申请

大午案20名被告人中有一对四岁孩子父母，即柏雪松和李大红夫妇。2020年11月11日，公安机关当着两人四岁幼子的面，给两人戴上黑头套强行带走。随后将孩子丢给完全陌生的政府工作人员超过12小时，直至其他家属发现此情况。这个孩子从此不上学、不回家、不说话，至今仍在接受心理治疗。

大午案中还有一位名叫纪玮莲的被告人，因其原为孙大午助理，亦曾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纪玮莲患有严重抑郁症，被采取强制措施以来，每日呕吐数十次，身体极度虚弱，处于精神崩溃边缘。

检察机关对柏雪松、李大红、纪玮莲三人的量刑建议均在三年以下，完全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庭前会议中，检察机关也承诺将取保候审的办理作为第一要务处理，然大午案被告人至今无一人被取保。

庭审过程中几名被告人都表达了司法部门承诺落空的疑问，同时再次提出取保候审申请，李大红表示：“我不是态度不好，我是一个母亲”；纪玮莲提出：“我非常不理解，监视居住的场所和看守所都有360度摄像头，我的身心状况他们都能看见，为什么还是不能取保？”

大午案被告人明明符合取保条件，为何不取保？

这或许是无法回答却不言自明的问题。

对此，多名辩护人基于法律人最基本的职责、最起码的良善之心，恳请合议庭依法处理本案的取保候审申请。仝宗锦律师提出：“我也是一位四岁孩子的父亲，听见柏雪松、李大红夫妇的情况，真的很痛心”。周海洋律师指出：“虽然此前我的当事人也曾被动员解除律师，我也不是柏雪松、李大红的辩护人，现在发言可能引起我的当事人不满，但为了法律人的良心，即便下午就要被解除，我也要提出，李大红和柏雪松的取保要求是最起码的人道要求”。

下午开庭时，合议庭以“对证据合法性没有疑问、经评议认为没有必要”为由，驳回被告人及辩护人的全部申请，拒绝通知证人、侦查人员、鉴定人出庭，拒绝勘验指定监视居住场所，同时明确不再听取辩护人的意见。

3、有罪推定的办案思维，逐渐清晰的案件事实

法庭调查环节首先开始的是对“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的调查。

公诉机关指控：2020年8月4日孙大午组织大午集团员工及郎五庄村民围堵徐水区委、区政府和区公安局，共计200余人打条幅、喊口号、堵塞大门进出通道，致使徐水区公安局秩序严重混乱，损失严重。

公诉人向孙大午发问：“你所作的讯问笔录是否属实”？孙大午在案卷宗共计99份，除一份笔录外，其他98份笔录均形成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孙大午及其辩护律师多次提出排除此部分非法证据申请，法庭虽未启动排非调查程序，但并不意味着此部分讯问笔录确定合法。而公诉人此种模糊不清、无具体指向的发问，意在让孙大午承认之前的有罪供述，同时切断后续再次提出排非申请的可能。因此，这种丧失客观公正立场、有罪推定式的诱导发问，引发辩护人及孙大午本人的反对。

公诉人继而表示：“因孙大午拒不回答，公诉人不再讯问”。

孙大午无奈直言：“你们要告诉我，你问的是我的哪些供述，你这样抽象地问我，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不是拒不回答，你们不能这么欺负我！”

后续，孙大午在回答辩护人发问时，指出其讯问笔录的虚假性问题：“我告诉侦查人员笔录记录有错，我没有说过凑够两百个人就拉倒，这不是我说的话，是警察说的。但侦查人员说改正不了，他们跟我说，我要是不弄点罪名，这个案子怎么了结？难道把我无罪释放了，把他们抓进来”？

通过向各涉案被告人的发问程序，所谓的“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犯罪事实”逐渐清晰：

郎五庄村与徐水区国营农场就四家台地块的土地争议由来已久，郎五庄村将该地出租给大午集团后，为管理所需，大午集团建设了活动板房与围挡。2020年8月4日凌晨，国营农场在徐水区公安局派出的特警保护下，私自拆除了大午集团的板房与围挡。大午集团工作人员发觉后，要求农场方给个说法。公安局工作人员认为大午集团方拦截农场车辆行为违法，向集团工作人员喷射辣椒水、催泪弹，并进行推搡，导致集团多名工作人员受伤，送往大午医院紧急救治。

徐水区公安局此行为，引发大午集团群情激愤。集团员工遂自愿前往徐水区政府、徐水区公安局门口反映情况、表达追究伤人警察法律责任的要求。集团员工在区政府、公安局门口喊话，前后时间不超过半小时，区公安局即派员对喊话员工实施抓捕。员工们自始自终并未进入公安局或政府内部，所谓最为严重的“失控场面”也不过是当喊话员工发现公安局出面领导并非正职局长，担心无法公正处理诉求，而又“嚷嚷”了起来。

纵观全过程，大午集团方系基于自身权益受损、受到不公正对待而采取的表达委屈以希引起领导重视的行为，而且，事发原因系国营农场方毁坏大午集团价值1万8千元的建造物，可能已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犯罪。徐水区公安局对就在眼前发生的犯罪行为不予处理，反之还进行保护，对平等民事主体间截然相反的不公正态度是引发维权事件的根本原因。

下午庭审自13时30分开始，至晚20时结束，就聚众冲击国家机关一罪的向被告人发问程序已基本结束。而法庭发问程序中还显示出被告人当庭陈述与证人证言完全相悖的问题，对此，被告人表示愿意与证人当庭对质，也希望与证人当庭对质，还原案件事实。

庭审持续至晚19时，多名辩护人即提出建议休庭，要求保障被告人和辩护人的休息权利，审判长对此回应道：“你们反对无效，我说了算”。明日虽并非工作日，但庭审仍将于上午9时继续进行。

大午案法律团队
2021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