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为儿筹药费走极端
2月3日，在江油市城建建筑劳务开发公司设在朝阳区的一个项目部内，57岁的何功秀上吊自杀。
此前，她的儿子于正全在工地突发脑出血后住院治疗，由于医药费问题而不得不停止治疗。
此前的4天内，何功秀一直呆在这个项目部，希望公司能够继续垫付医药费挽救她儿子的生命。该公司之前已垫付8万元但仍未够治疗之用。
农民工突发脑溢血
32岁的于正全是四川江油市在京的农民工。1月5日，在西城区金融街金鼎大厦项目工地，于正全被工友发现躺在宿舍床上昏迷不醒。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检查显示，于正全为脑血管畸形破裂导致的突发脑出血。
发病前，于正全是江油市城建建筑劳务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江油城建)的一名电工，几个月来一直在金鼎大厦工地进行施工操作。江油城建是这个项目的一家分包单位，主要负责项目的钢结构施工。其工友和家属均称，病发前于正全看起来身体不错，也未遭遇工伤。
将于正全送到医院的是江油城建的领导。因病情危急，于正全需要住院手术治疗。当晚，江油城建垫付了第一笔5万元的住院押金，于正全被送进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1月8日、1月12日，医院先后对于进行了两次开颅手术，5万元押金用完。1月14日，江油城建送来第二笔3万元的住院押金。
两天之后，术后恢复不错的于正全被院方从重症监护室转到了神经外科的普通病房，继续术后的恢复治疗。
亲属到公司续讨药费
入住普通病房不到10天，于正全的妻子刘雪梅等人开始为医药费问题忧心忡忡。
“后来送的3万块钱很快就用完了，医院催我们续费，但是我们自己没有钱。”刘雪梅说。
“医院催了我们很多次，我们没有办法，只能一次一次找公司。”刘雪梅和其他几名抵京的亲属多次找到江油城建，希望对方能继续垫付住院费。“公司开始说给，但一直没给。”刘雪梅说，1月30日，医院开始对于正全停药。
此时，于已欠医院医药费2.5万多元。躺在病床上的他仍处于昏迷状态，刘雪梅凑了2000多元钱自己买了两天的药，之后再无力自行支付医药费。
1月30日，刘雪梅和于正全的母亲何功秀等几名亲属再次赶至江油城建的项目部办公室，求公司继续垫付医药费。项目部一名叫谭国章(音)的主任接待了他们。
“公司说已垫付了8万块钱了，他们出于人道做得已很到位了，没有钱再给了。我们自己没有钱，只能哀求他们再垫点钱。”刘雪梅说，她和亲友将想法告知了这名姓谭的主任：家属不是要求公司承担所有治疗费用，但由于实在拿不出钱，希望公司能够先垫钱救人；等人治好之后，家属再根据双方协商或劳动仲裁的结果，偿还公司垫付的费用。
家属们甚至提出了打借条的方案，谭国章回复：先跟公司领导反映，公司会尽量考虑。
这一天，刘雪梅和几名亲人没有要到救命的医药费。
大多数人回医院了，但于正全的母亲何功秀选择了留在公司继续讨要。
老人公司内上吊身亡
她一留就是4天。
从1月30日到2月3日，何功秀一直待在江油城建项目部的3楼。不过，她没有要到钱。
2月3日中午，于正全的另3名亲属又赶至这个项目部，希望把何功秀接走。何功秀拒绝离开，“她说两天没吃饭了，现在没拿到钱，回去也没用。”其中一名叫何友全的亲属说，当时何功秀独自呆在项目部3楼的3号房间，门从内紧锁，何功秀拒绝出来。
3人之后离开此地，前往位于西城区金融街的工地项目部，试图结清于正全病发之前一个多月1800多元的工资。
下午两点多，江油城建一名姓孙的主任打电话，说何功秀上吊身亡。
刘雪梅等3人迅即于下午3点半折返江油城建项目部，此时警察已赶抵现场，何功秀躺在公司房间的沙发上，已死亡。认为儿子无钱可救必然死亡，她在遗书中说自己找儿子去了。
公安部门介入调查，同时委托尸检，尸检结果：何功秀是缢死。
按2月5日谭国章对警方的说法，从1月30日呆在公司后，何功秀一直要求公司给于正全垫付医药费，即使晚间仍没有离开公司办公室。公司专门为她安排了一间房供晚间居住，同时派了两个人全程陪护。2月2日左右，何功秀摔破了一只玻璃杯，拿起一块碎片说要自杀，两名陪护随后上前抢夺，这次肢体冲突让何功秀称自己被打。之后，何功秀将自己反锁在3楼的3号房间内，拒绝任何人进入。两名陪护只能交替守在门外。2月3日下午1点半左右，一名陪护上厕所回来后发现，房间的门上方挂着一根绳子，众人随后撬开门，发现何功秀已上吊身亡。公司随后报警。
何功秀的老伴于仁道说，何功秀是在儿子病发第二天从江油老家赶到北京的。于仁道说何功秀的性格倔强很好强，家里的事一般都是由她做主决定。
公司将继续垫付费用
何功秀死亡两个多小时后，2月3日的下午4点左右，江油城建将第三笔4万元的住院押金送到了医院，已停药两天的于正全恢复了正常治疗。
对于这个结果，于正全的亲人们情绪复杂。
何功秀的死让她的亲人们有些无所适从，很多亲人从江油老家赶来，找到江油城建要说法。警方2月8日的结案结论为，江油城建在事件中不存在刑事责任，涉及到的民事赔偿问题，需要双方协调解决。
何功秀的亲人们认为江油城建当时应先垫钱救人，等事后再协商分担数额。
不过，这样的想法并无法律依据。2月6日，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12333咨询人员告诉记者，工人在工地出现工伤或疾病就医时，产生的医药费由谁垫付并无强制规定，“没有规定说用人单位必须垫付医药费，这只能由双方进行协商，协商不妥再找劳动部门进行仲裁。”这名咨询员说。仲裁的时限是60天到90天。在等待仲裁结果的时段内，患者的抢救如何保障？这名咨询员说，只能向劳动部门申请仲裁加急，此外没有别的办法。
“如果公司给工人上了医保，公司一般会先期支付医疗押金，因为之后会进行医保报销。”这名咨询员说。不过，记者了解到，在人民医院住院期间，于正全的治疗走的是“自费”通道。
江油城建项目部经理何云说，面对这样的事件，公司无法找到让双方都满意的途径。“一般情况下，公司会垫付一部分医药费，说是垫付，实际上就是给，公司不可能再将这笔钱追回。但垫付多少？公司支出资金需要名目，所有的名目都有依据，但这样的垫资能找到什么名目？怎样才能让公司再拨款？”何云说，因为“师出无名”，公司只能出于人道考虑，“我们事发前已垫付了8万，说实话，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江油城建说，会继续垫付治疗费直到于正全康复出院。
目前，于正全仍在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其主治医生周大夫说，于正全接受手术后恢复良好，他说只要能坚持治疗，于正全距离完全康复为时已不遥远。
不过，对于这一天，刘雪梅还没做好准备，她说自己不知道该怎样告诉丈夫：为了他，母亲已经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