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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络上传出了山东省临沂市检察院致临沂市中级法院对公民许志永先生的《起诉书》，罗列了所谓起诉许志永先生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有关证据。让人清晰看到，这又是一桩从头至尾深文周纳的因言治罪案。

从《起诉书》罗列的所谓犯罪证据来看，无非涉及用“新公民运动”名义，及后来“公民运动”名义活动，一些朋友聚餐吃饭，朋友聚到一块交流谈论了一些问题，许志永多年来写的思考美好中国的文章及接受拍摄采访等几方面。依照中国现行法律，以这些所谓罪证来治罪一个公民，都显得违法而荒谬。

第一，《起诉书》说：“2012年至2013年，被告人许志永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不满，伙同丁家喜（另案处理）等人成立、发展‘新公民运动’非法组织，实施犯罪活动。”“2012年至2013年，被告人许志永伙同丁家喜等人通过通讯软件，在北京、徐州、武汉等城市组织‘公民聚餐’、‘同城饭醉’活动，发展‘新公民运动’非法组织成员。”在此我们先且不谈公民吃饭是否违法问题，也不谈许志永先生依据宪法赋予公民集会、结社权利而参与聚餐吃饭，支持聚餐吃饭是否就犯罪的问题，仅这种将2012年至2013年，也就是许志永先生被第一次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四年前的一些活动再次作为本次起诉罪证，就公然违反中国及世界执法上“一罪不二罚”的原则。也就是说，2012年至2013年许志永先生第一次被判刑前的活动，已经被北京市中级法院在2014年1月26日作为判处许志永罪刑的证据，现在又再次拿出来作为本次起诉的证据，是赤裸裸的一罪二罚，重复罗织使用证据。

第2，《起诉书》说“2012年至2013年，被告人许志永伙同丁家喜等人通过通讯软件，在北京、徐州、武汉等城市组织‘公民聚餐’、‘同城饭醉’活动，发展‘新公民运动’非法组织成员。”这里公民聚餐吃饭，谈论些社会问题，甚至臧否时政，是否就是犯罪？如果公民吃饭骂娘就是犯罪，那么请问中国当下14亿人口中，究竟有几人没有参加过聚餐吃饭，且没有对中国社会问题及中共执政各种罪错骂过娘？在此我不能说一个都没有，但应该是微乎其微，万分之一，几十几百万分之一。如果今日中国执法当局以公民参加吃饭，臧否时政，愤世骂娘，就来定罪，那整个社会有几人得免？就是这些执法者哪个敢拍着胸脯说自己没有骂过执政者各种无法无天不公不义行径的娘。纵观人类历史，比较当今世界，除了一些极端恐怖组织仍然将公民聚餐吃饭及其言谈作为罪证外，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将公民吃饭与言谈当作犯罪的。这种将公民聚餐吃饭及其饭桌上亲朋好友之间的言谈作为罪证，不仅严重违反现代文明准则与国际人权条规，而且也违反中国自身“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公然干预、剥夺公民基本生活自由。如果任由这种定罪泛滥，那么中国哪个公民能够保证自己不会随时沦入监狱？

第3、公民吃饭无罪，公民通过网络交流探讨一些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同样无罪。《起诉书》说：“2018年被告人许志永伙同丁家喜建立‘公民运动’非法组织的telegram群组”“使用该群组进行联络、交流”，“使用zoom软件召开线上非法会议和培训”。《起诉书》将这种网络交流群组冠以非法组织，并将交流活动定性为“颠覆国家政权”。随着互联网技术普及改善，世界普遍进入利用互联网交流时期。公民在网络利用聊天软件进行交流探讨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居然就被扣上“非法组织”与“颠覆国家政权”，这是依据什么法律？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是张冠李戴，是欲加之罪。如果这也成为罪，那岂不是一切使用网络者都是罪犯。如果网络群组、共同交流就可以定性成非法组织，那作为组织基本的纲领、条规等等，请有关部门出示一下。如果连这些作为组织的基本要件都没有，那怎么定义为“组织”？并且，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是组织，有颠覆国家政权的明确目标与方法步骤吗？如果没有这些，又怎么定性成颠覆国家政权？

根据许志永与丁家喜等明确追求“自由、公义与爱”的目标，这清楚显示是一种现代公民的生活方式，是公民个体的行为准则与价值诉求，不涉及政权，更没有所谓颠覆国家政权。如果将这种生活准则追求定性成颠覆国家政权，那这个政权就是公然敌视“自由、公义与爱”，那就是倡导“专制、邪恶与恨”。这种对社会生活态度相互认同者的相互联系、协调，以自己的生活准则来过自己的生活，并将这种生活自定为公民生活或运动，都与所谓非法组织无关。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关注涉及自身安全、幸福、发展等等问题，过自己认定的尊严、自由的生活，并采取自认的生活方式，是天赋权利。而联合国有关人权公约明文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再者，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成员，加入多个国际人权公约组织，依据《人权宣言》“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及《人权捍卫者宣言》“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a)和平聚会或集会；(b)成立、加入和参加非政府组织、社团或团体；”也就是说，就算许志永、丁家喜等人成立了组织，那也是履行公民权利，承担公民义务，是应该受到保护，而不是被定罪的。

第4、一些在现实生活中理念相似，有共同语言及共同关注的朋友约到一起聊天、探讨，这是古往今来人类共同的社会性体现，在历史上不成其为罪，在文明发展到今天更不能定为罪，然而《起诉书》居然说：“2018年9月22日至23日，被告人许志永伙同丁家喜组织张忠顺、常玮平、王江松、吴明等13人，在山东省烟台市高新区银和怡海天越湾小区张忠顺的别墅内召开秘密会议，组织策划颠覆国家政权活动，总结前期‘新公民运动’‘公民运动’颠覆活动的经验教训，分析目前‘公民运动’面临的问题，要求组织成员向基层社区渗透，采取‘非暴力’颜色革命的方式，颠覆国家政权”。同样，《起诉书》还将2019年12月7日至8日，许志永、丁家喜等人在厦门一次聚聊，也定性为颠覆国家政权。从这件列举朋友相约聚聊的所谓罪证，读者除了看到肆意将几个志趣相投朋友聚到一块，呆了一天，共同谈了些互相感兴趣的话题，竟被反复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外，没有发现任何颠覆言行。请问当今哪一个正常生活的人没有几个聊得来的朋友？没有过共同相约聚餐聊天的经历？几个有共同兴趣朋友相约聚聊一下，这就颠覆国家政权了？那这个社会谁不在颠覆国家政权？显然，这种定罪太缺乏事实依据，违背生活常识与人情常理，是赤裸裸的构陷！

再者，就算许志永他们聚到一块可以称其为集会，聊了些中共当局不喜欢的话题，这难题就是颠覆国家政权了？中国政府认同并签署的《人权捍卫者宣言》明确规定：“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a)和平聚会或集会；”“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c)就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在法律和实践中是否得到遵守进行研究、讨论、形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借此和通过其他适当手段，促请公众注意这些问题。”“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发展和讨论新的人权思想和原则，有权鼓吹这些思想和原则。”可见，无论许志永、丁家喜等人就算确实相约一些朋友聚集探讨些公民运动的问题，那也是践行国际人权准则，是应该受到宪法与法律保护的。

第5、《起诉书》列举许志永多年来对中国问题的诸多思考“被告人许志永撰写传播《人民的国家》《公民倡议：竞选2021》《非暴力》《美好中国》等大量煽动性文章”，将他接受拍摄“政治家”影片采访，及网站转载他的文章等等，均定性为颠覆国家政权，这就是赤裸裸的以言治罪。《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以及中国《宪法》也明确“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所以，许志永先生所著大量文章书籍，那都是践行公民权利，为社会承担忧患及寻求美好前景的优秀公民的可称可赞的行为。

从临沂当局对许志永先生《起诉书》可以看到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事实依据，是完全深文周纳的政治构陷，是违反国际人权公约，也违反中国自己颁布的宪法。因此，必须立刻无罪释放许志永、丁家喜等等一切被因言治罪的人士，让中国真正步入保障人权的时代。

民生观察 2021年9月26日

据“维权网”报道，职业病权益倡导者王建兵原计划9月20日送别女权记者黄雪琴经香港赴英国留学，结果于19日下午与外界失去联系，至今三天仍不知下落。虽然据知情人士透露，王建兵可能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留，主要原因涉及日常在他家中的朋友聚会，但无人依据法律获得王建兵与黄雪琴下落的告知书，这就事实说明王建兵与黄雪琴正遭遇强迫失踪。

所谓强迫失踪，依据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定义，指国家代理人，或得到国家授权、支持或默许的个人或秘密警察、情治单位等组织进行的逮捕、羁押、绑架，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强行剥夺自由的行为，并拒绝承认剥夺自由之实情，隐瞒失踪者的命运或下落，致使失踪者不能得到法律保障。

王建兵与黄雪琴之所以今天遭遇强迫失踪，这与他（她）多年来所从事的公益与人权工作相关。

王建兵先生1983年出生于甘肃天水，2005年大学毕业后，便加入北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从事农村发展工作，开启长期关注青少年教育及成长的公益职业生涯，成为独立公益人。曾担任西部阳光基金会农村教育项目主管5年。2014年加入广州恭明社会组织发展中心，作为青少年成长项目和残障社群赋能项目主管及统筹，支持和发起相关社区项目工作。2018年起开始关注职业病工人的权益倡导和服务性工作，为职业病者维权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持。王建兵也是国内#MeToo运动中重要的支持者。

与王建兵同处广东而积极投身人权公益事业的独立记者黄雪琴女士，1988年生，大学毕业后曾任《新快报》及《南都周刊》的调查记者，长期关注性别、平权、官员贪污、企业污染、弱势群体等议题，也参与多起#MeToo案件的报道和为性侵害性骚扰受害人提供帮助和支持。黄雪琴本计划于2019年赴香港大学就读法学硕士，但后记录报道香港反送中抗议运动，于2019年10月17日被广州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后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至2020年1月17日取保获释。今年，黄成功获得英国志奋领奖学金支持，原计划于9月20日前往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就读发展学硕士。

王建兵与黄雪琴双双陷入强迫失踪，据知情人士分析，显然因他（她）俩多年来致力于公益与人权事业，而招致中国当局认为他（她）给自己增添了麻烦，甚至可能给权力统治带来了威胁。尤其他（她）因从事公益与人权活动，参与民间NGO工作，而难免与相关国际人权组织与机构有交流往来，这成为中国政府忌讳之事，现在中国在国际形势日益紧张状况下，严控与国际机构有联系的组织与个人就成为了大势。这种情况下，对于曾经被拘押与受到严控的公益人权人士要出国，政府选择采取阻止而强迫其失踪，就是一种必然行动。

中国政府忌讳进而采取限制民间NGO，以及对相关机构与个人进行控制与打压由来已久，2017年1月1日开始正式生效的《境外非政府组织（NGO）境内活动管理法》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包括慈善及环保团体，在中国要向警方登记才可工作，警方有权调查这些机构，也可将颠复国家政权、分裂国家等的非政府组织，列入不受欢迎的名单，不得在中国境内再设立代表机构。自此，长期以来任意传唤NGO代表人的做法将因此获得法律依据，而受到这种对待的组织几乎毫无抗辩机会。也从此，中国大地从事公益与人权的机构与个人活动空间日益被压缩，人员随时被传唤、拘押、强迫失踪甚至判刑，机构被随时查抄取缔，就成为了常态。

依照国际惯例及相关法律，公益与人权机构及个人，有权与国际机构交流及接受本国民间及国际资源帮助，如中国政府签署加入的《人权捍卫者宣言》明确规定：“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促进、争取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b)成立、加入和参加非政府组织、社团或团体；(c)同非政府组织或政府间机构进行联系。”“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根据本宣言第3条的规定，以和平手段纯粹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目的征集、接受和使用资源。”等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是世界上国际援助的最大受援国之一。然而，99%的国际援华资金的接收方是中国政府及各类官办机构，只有大约1%的资金直接拨给了民间NGO组织。也就是说如果依照中国当局将接受国外资金资助作为防控对象，那最应该防控的是中国政府机构自身。如果以是否接受了国外机构资助来作为打击从事公益人权的机构与个人，那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绝大多数接受资助的是政府机构。

今天王建兵与黄雪琴从事公益人权活动，无论是与国际交流，与境外机构联系，或者聚会讨论公益与人权问题，甚至接受国际机构资源，都是依照国际人权公约与国内法律所行，是合法合规，因此不应该被阻止与遭遇失踪。为此，民生观察强烈要求中国当局立刻还王建兵、黄雪琴以自由！

民生观察 2021年9月22日

今天（2021年9月14日）是江苏省昆山市人权捍卫者王和英女士遭强迫失踪四个月整。至今外界无从知晓王和英被关押控制的具体地点，以致有人说她在江苏，也有说她在北京。而从所获信息来看，连王和英自身都不清楚自己被具体控制在何处，因为控制她的地点不仅多番变换，而且具体关押场所也不得而知。且中共维稳部门没有给王和英家属出示任何法律手续，拒不告知王和英亲属有关王和英具体情况，也不允许王和英亲人联系会见，更不让律师了解与会见，完全剥夺掉王和英获得法律救助可能。公权力对王和英采取如此控制迫害方式，是公然强迫失踪，是在中国大地再度制造高智晟失踪事件。

根据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强迫失踪（Forceddisappearance）是指国家代理人，或得到国家授权、支持或默许的个人或秘密警察、情治单位等组织进行的逮捕、羁押、绑架，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强行剥夺自由的行为，并拒绝承认剥夺自由之实情，隐瞒失踪者的命运或下落，致使失踪者不能得到法律保障。

由联合国对强迫失踪的定义，结合王和英女士的遭遇，可以清楚看到王和英女士正遭遇着业已强迫失踪四年多的高智晟律师的命运。

本次王和英遭遇强迫失踪，直接起因是2021年5月初,王和英女士向公民朋友发出邀请,邀请公民朋友5月16日到苏州昆山中乐小区参加她的茶庄开业典礼暨第一届公民朋友相亲大会。然而，前往参加开业典礼的公民朋友纷纷遭到当地警方的拦截、传唤、约谈、遣返，王和英本人在5月14日被苏州市公安局国保带走控制，从此外界无从知晓其下落。

王和英，现年48岁，出生于山东，现居江苏昆山县，“无地、无房、无家产”“三无人员”。因被政府强占耕地、强拆住房，得不到公正，2005年开始维权。2010年和2011年曾多次协助许志永、腾彪等人在北京进行打击“黑监狱”活动；帮助其他访民出庭辩护。2017年夏天为了帮助董瑶琼，向数个部门申请信息公开；关注戈觉平等并申请信息公开；关注江苏淮安毒疫苗案、昆山“爆炸案”等热门事件并申请信息公开；以及参与围观同道中人的开庭。

2019年2月24号王和英在北京大兴区青云店镇的公交车站，突然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架住两只胳膊强行推进旁边停好的中巴车里，同时手里的包被抢走，那些人当中她只认识当时村里的村长唐辉。

据王和英讲，“车子开了一个来小时，到了南站附近的丰台区洋桥店合家宾馆大门外，这时又换上来五个身手矫健的陌生人，把先前那些人都赶下车。他们看上去像便衣警察或是雇佣的黑保安。反正不像普通人，上来之后就打我，其中两个人左右两边摁着我的胳膊，还是让我一动不能动，另外一个人上来就恶狠狠用尽全力打我一耳光，当时就把我打蒙了，只感觉天旋地转，头疼欲裂，左耳嗡嗡响。接着就是对着我的肚子猛踹了一脚，这时我已经感觉不到疼了，虽然回到家看到肚子上一大块淤青，好多天才消下去。打完之后再把先前的那些人叫过来，换了一辆14人座的中巴车（车牌号是京EM9805）。”

车上共有十个人押送，车子连夜赶回昆山，25日凌晨三点左右把王和英送回政府安排的一间屋子里呆着，门外有人看守，王和英的手机和身份证都被没收。

25日王和英借用其表妹手机向北京警方报案，北京警方让她本人去北京才行。怎奈当时她没有身份证，更失去自由。

报警后第二天，昆山市政府就派人强行把王和英押进一辆用报纸糊起来的车子上，前面几个人再用黑伞挡在前面，车子绕了一个多小时后送进一家没有窗子的宾馆里。

王和英说，“在宾馆里每天有十来个人轮流看守。被打的头疼耳朵疼一直不好，再加潮湿等原因，留下后遗症。二十多天出来后，4月3日到北京被打时的案发地（合家宾馆洋桥分店）报案，洋桥派出所出警后不做任何处理，只是让我去医院做鉴定后再去。”

随后，王和英去北京耳鼻喉医院就诊，诊断为左耳神经性聋。头疼去北京协和医院被告知，诊断头疼最先进的仪器得预约几个月后，就没做。只是在另外一家医院看病时，医生诊断为神经性头痛。

等王和英拿着耳聋诊断证明再去派出所报案时，派出所只是简单的记录了一下，记录了什么也不让她看，不给她做受案笔录，也不给她受案回执单，更不立案。洋桥派出所不理，王和英就多次给丰台公安分局局长去过多次监督执行申请书，但都石沉大海。

从2019年10月初开始，王和英开始自愿探望全国各地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写出相关报道让世人记住他（她）们的付出。已探望过戈觉平、吴其和、朱承志、于新永、黄琦、追魂（刘进兴）、姜野飞、刘艳丽等人。王和英女士堪称大陆草根维权最杰出的人权护卫者之一。

十几年间，王和英不断遭受政府官员打击迫害。除开本次强迫失踪，她曾被行政拘留6次；刑拘34天；2008年被劳教一年，期间年仅14岁女儿无人照顾被迫辍学一年；被拘禁法外“黑监狱”近百次，共七百多天，其未成年女儿被非法拘禁两次，共三十多天。2019年两会前，王和英被打伤致听力严重下降、确诊为神经性耳聋。基于王和英为人权进步所付诸的努力与作出的牺牲，获得2020年的“曹顺利人权奖”。

在中共极权治下的中国，人权捍卫者被强迫失踪已经成为常态，至今为外界广泛关注的人权律师高智晟先生于2017年8月遭强迫失踪，至今已经四年又一个多月。而现在王和英女士又遭强迫失踪四个月。种种迹象显示，中共江苏当局决意不顾国际人权规约，不顾宪法承诺保障公民权利，而欲将王和英类同高智晟一样长期强迫失踪下去。值得文明世界关注与警惕。

民生观察 2021年9月14日

2021年9月13日，香港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发表声明，宣布辞任支联会所有职务，并退出支联会。这是在中共港警连日大肆拘捕支联会骨干成员，指控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并冻结支联会财产的情况下，迫使支联会走至历史终点。这标志着香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向世界控诉着今日香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深重灾难，

媒体报道，香港支联会拒绝按警方国安处要求，在9月7日限期前交出资料。警方指支联会涉及《香港国安法》第43条下，有关“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警方在限期翌日采取行动，清晨拘捕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常委梁锦威、邓岳君及陈多伟。

8日清晨6时，邹幸彤发现有人，尝试进入她的办公室，她透过社交平台直播过程说：“有人开始不断按我们的门铃和尝试破解我们的大门密码，按了5到10分钟，恐怕今早都不能为阿蓝（何桂蓝）的保释（聆讯）出庭。”随后邹幸彤身穿写有“真相”二字的黑色上衣，被扣上手铐，押到警方车辆带走。她先被送到中区警署，其后再被带到警察总部扣查。

9日，支联会常委徐汉光早上被拘捕。警方国安处人员到位于旺角的六四纪念馆搜证。大批警员在位于旺角道、六四纪念馆所在的大厦地下驻守，并拉起封锁线。其中一名被捕的常委梁锦威，曾被押到现场协助调查。警方下午二时许从六四纪念馆搬走一批展览资料和展板等，部分印有六四晚会的图片，及画有司徒华等政治人物的卡通纸板。支联会前常委蔡耀昌到六四纪念馆所在大厦地下了解情况，强调自己早前已辞去常委职务，不能代表支联会，知道警方到纪念馆搜证，个人关注情况，因此到场了解。蔡耀昌认为，馆内有历史性资料，看不到有违法情况，但警方到六四纪念馆检走大量展览资料及物品，警方应该向支联会及市民作交代解释，包括目的、是否有足够法律依据、是否合理及必须的安排，指警方对外公布的讯息好少。蔡耀昌其后上楼到纪念馆外视察，发现大闸外装上新锁，门外的闭路电视被拆下放在闸旁，闸上贴了写有“联络旺角警署及电话号码”的纸条。蔡耀昌相信，如果再要进入馆内，需要先跟警方联络。警方傍晚带其中一名被捕的常委邓岳君到葵涌大连排道一个工业大厦搜证。警方国安处公布，支联会七名常委涉嫌干犯《香港国安法》被正式落案起诉，当中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邹幸彤，以及支联会被控涉嫌违反“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警方国安处已冻结支联会约220万港元涉案资产。

9月10日，支联会及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邹幸彤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的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早上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提堂。控罪指，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及邹幸彤，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李卓人、何俊仁和邹幸彤在庭上表示明白控罪，至于首被告支联会并未有代表到庭。邹幸彤表示，七名支联会董事均在羁押，无法开会处理由谁代表支联会出庭。李卓人及何俊仁未有申请保释，邹幸彤申请保释被拒。副主席邹幸彤及另外四名常委梁锦威、徐汉光、邓岳君及陈多伟拒绝向警方国安处提交资料，被控《香港国安法》的《实施细则》中“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全部人不认罪，其中邓岳君表示，“我不是外国代理人，我不认罪”。

9月10日，支联会七名常委收到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的信件，指他将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建议行使《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第360C条下的权力，命令公司注册处处长将“支联会”自公司登记册中剔除。

香港支联会，即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HongKong Alliance in Support of Patriotic Democratic Movements of China），是香港曾经一个泛民主派政治组织，于1989年5月21日在香港支持六四事件的全球华人大游行中成立。高峰期时，泛民主派有约一半的立法会议员均是身兼支联会及民主党成员。

支联会声称坚持支援中国大陆民运，争取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在中国大陆早日实现，支联会五大工作纲领是“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支联会的全体会员大会，定期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并每年选出二十名常务委员负责日常会务。常务委员会下设常务秘书部、组织部、财务部、传讯及出版部、教育及青年部、维权部和海外联络部。常务委员会及各部亦会成立工作组处理具体行动、筹划活动及集会，以至拨款资助团体举办支援民运活动等。

香港回归前后，为免影响泛民主派在香港立法会工作及在香港进行政治活动的机会，支联会的创会主席是司徒华（身兼教协创会会长及民主党党鞭，虽只担任），2011年1月2日，担任主席22年的司徒华逝世，会员大会选出李卓人接任当届主席的职务。但实际运作上，支联会已转为集体领导制，李卓人仅担任两年主席后并何俊仁接任。

支联会除了每年举办探讨中国大陆国情讲座，香港和中国大陆两地关系座谈会，清明节献花、长跑（随时间增加公里）、巡回各区宣传、六四烛光悼念集会及之前星期日的大游行、中秋民主灯火行动、爱心寄天安门母亲、以至年宵摊位等活动外，更因其认为大陆境内民运人士处境需要得到帮助而广泛关注并行动。

2014年4月26日，支联会筹办的六四纪念馆正式开幕，2016年7月11日正式闭馆。直至2019年4月重置。

2020年8月，香港国安法通过一个多月后，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早前接受明报专访，透露正盘点会内名单资料，将销毁内容以保护隐私；支联会不会转移资产，但将加快完成手上工作，包括电子化六四纪念馆。明年维园能否继续合法举行活动，李卓人不感乐观，但他声称五大纲领始终如一，“未来会有一段高压的时间，固守阵地，行使原有权利已是一种抗争”。

2021年7月，支联会七位常委宣布请辞，当中包括蔡耀昌及麦海华；另外，支联会将会在七月底前遗散所有职员。目前支联会只留下七个常委。

2021年8月23日，支联会常委通过决议解散支联会，但有关决议仍需待会员大会通过。有知情者表示，该会将召开会员大会，倘20会员团体出席，达75%赞成，便可通过解散决议。

2021年8月25日，警务处国安处去信支联会，要求就《香港国安法》43条附表5提供资料。

2021年9月5日，支联会被警方国安处指称为“外国代理人”，需按要求支联会最迟9月7日提供成员及财务等资料，但支联会强烈否认是“外国代理人”及公然拒绝向警方国安处提交任何资料，质疑警方并无提出理据是滥权及不合理。支联会表示，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风险，常委会就支联会前路经多次商讨，无法达成一致决定，以仅过半数的票数，通过决定将“解散议案”交由会员大会表决，并于9月25日召开特别会员大会商讨。

2021年9月8日、9日，支联会被警方国安处拘捕骨干成员，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并被冻结约220万资产。

由香港支联会历史见证着中国人民三十余年来追求民主人权的历程，也谱写着香港人民为了推进中国大陆向现代法治民主人权自由转型而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今天支联会成员被拘捕起诉，支联会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支联会资产被冻结，支联会面临注销，极其鲜活地控诉着中共对香港现代民主自由法治等等普世文明力量的强力镇压与香港正经受的人权灾难。

民生观察 2021年9月13日

近一年来，在中国大地公权力强迫民众接种疫苗情况愈演愈烈，现在对未接种者的逼迫已经远远超过当年计划生育惩治超生者的惨况，以致使国人谈虎色变。中共当局为了迫使人接种疫苗，使出各种匪夷所思的手段，让国人防不胜防，使国人深感自身人权正一点点被蚕食，而相关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制也一步步被践踏。让人有理由相信中共当局正假借防疫之名，极力拓展毁弃法制与侵害公民权利的边界。

据民生观察9月2日公布的中共最新强制接种疫苗违法侵权情况的有限统计，可以管窥中共在防疫掩护下疯狂侵权的状况：

四川眉山网友管进：2021年4月从重庆回老家好不容易找了份驾校的工作。因拒绝接种新冠疫苗，遭到当地有关部门施压，驾校面临被停业整顿。管进说：“9月2日早上去了驾校，老板把工资给我发了，很委婉的说最近生意不好，让我暂停上班，不想让老板为难，把车还给驾校后我就走了，我心知肚明是交通执法大队为了他们的任务在搞事，把我当作牺牲品。我母亲每月靠微薄的社保度日，老婆现在东拼西凑四处借钱合伙开了间小店，两个小孩都在上学，彭山区交通执法大队违反中央规定变相强制我打疫苗，不打疫苗就断我活路，我现在无路可走，恳请大家帮忙给些建议怎样维护我的权益。”

湖北网友披露：我叫秦拥华，我妻子叫郭军，是湖北省红安县杏花乡凉岗村人。因孩子在县城读书，租住在杏花乡五丰岗社区，8月31日五丰岗社区3名工作人员进入我家，要求我妻子打疫苗。因我妻子身体一直不好，严重贫血，还有类风湿关节炎，再加上刚生完孩子，正在哺乳期，所以拒绝接种新冠疫苗。结果社区工作人员威胁我妻子：不接种疫苗的话，就滚出五丰岗社区，另外还拿我孩子上学的事相威胁，因此我辞职回家处理此事。特此声明：社区如果再去骚扰我的家人变相威胁强迫接种，我可以连我的生命都不要，干一件震惊湖北乃至轰动全国的大事。

2021年8月31日网友谍中谍发出信息：湖北省通城县五里中学！开学了，我的孩子却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到了今天，校长还在强迫，扬言不打针不分班！教育部27日的通知救不了我，因为通城县教育局说他们没收到通知！县政府救不了我，他们说让找教育局。

市教育局救不了我，他们说让找县教育局。省教育厅救不了我，他们说让找县教育局。

2021年8月31日，湖南张家界市民张建平，因拒绝打疫苗，被抓进阳湖坪派出所，派出所所长等人对其软硬兼施，威胁不打疫苗要将他送进精神病医院，之后张建平手脚被多人按住，被暴力强制注射了疫苗。

如上为了迫使公民接种疫苗而采取株连孩子上学，逼迫企业辞退职工，驱赶离开居住地，绑架威胁，直至暴力接种疫苗等等，显示着中国地方政府的无法无天。另外，多地爆出公共场所，如商场、医院、银行、交通车站等等，未接种疫苗者被限制进入；有的将接种疫苗纳入个人诚信记录，有的地方将疫苗接种与养老金发放、低保发放挂钩。可见，未接种疫苗已经成为了公权力动员起的各种力量围剿的对象，成为了社会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完全丧失了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人身安全、上学、工作、生活等等基本人权。

与各地政府强迫民众接种疫苗相应的是，中央政府一再出来表示要遵循“知情，自愿”原则，国家卫健委公开说“坚决杜绝将二码联查和强制性接种捆绑”。

9月7日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也承认：“有一些地方为了加快疫苗接种，出台了一些限制性的措施，个别地区对未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群不允许进入超市、医院、车站等重点公共场所，学生被拒绝入校等情况。还有个别地区存在有单位组织人员到外地接种”，“部分地区实行健康码、接种码二码联查的措施”，“将二码联查和强制性接种捆绑”，这些做法违背了接种“知情、同意、自愿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可见中国大地强迫接种疫苗的严重情况。

这种中央部门强调自愿与知情原则，而地方政府肆意强迫接种的现实，说明极权主义下公权侵害公民权利的无可阻拦，纵使中央部门明禁，那地方政府仍然大行其道，最后结果是侵权肆无忌惮，公民哭诉求告无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明证着，中国一切写在纸面的所谓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制条规，都不能成为公权力遵行的准则。正如当下中央防卫部门强调尊重知情自愿原则，而地方政府我行我素一样。这事实就是揭示出极权有着违法侵权的本性，对一切阻碍权力违法侵权的条规、政策与声明，最后都只能让位于违法侵权，进而成为违法侵权的掩护与伪装。

中共当局今天借瘟疫接种疫苗而大肆侵犯公民权利的行径，极大地为公权力以特殊时期来拓展侵犯公民权利的边界提供了方便，使公民更进一步沦为权力肆意践踏的对象。从过往历史可见，中共当局借疫情接种疫苗违法侵权的情况，将成为随后统治社会的常规模式，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现象。

民生观察 2021年9月8日

连日来，云南昆明北京路教堂成为了网红抢拍场所，众多昆明市民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赶到昆明的人士，纷纷前往教堂留影以作纪念。这座拥有近百年历史，历经抗日与内战战火，承受文革破四旧洗礼，而得以保存至今的“耶稣圣心堂”，其恢宏气势与优美景观，曾给昆明人以无尽遐思与温暖，而今却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被中共当局在悄无声息中，偷偷分步拆毁。由此可见，文革都不曾拆毁的教堂，今天躲不过中共“宗教中国化”狂潮。也就是说，今日中共对基督教打击力度更甚于当年文革，中国公民信仰自由权利被剥夺的彻底由此可见一斑。

据知情人士介绍，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耶稣圣心堂”1935年由天主教云南教区主教、比利时传教士雍守正始建，后因病回国。教堂由续建者完成。初名“小德肋撒堂”，又因旧时北京路称太和街，故俗称“太和街天主堂”。1981年改今名。圣心堂包括教堂和原主教府两部分。教堂主体建筑坐西朝东，宽约15米，长约29米，建筑面积约440平方米。2002年重新装修。“耶稣圣心堂”曾是昆明（云南）总主教区主教座堂，现为天主教云南省两会及昆明市天主教爱国会的所在地。由于教堂年久失修已属危房，2007年云南省天主教“两会”报云南省委、省政府批准进行重建。但由于种种原因2018年重建完成后的“耶稣圣心堂”仅仅举办了几次弥撒和圣礼后便不再对外开放。时隔3年后的“耶稣圣心堂”通往教堂的楼梯和部分外观已经被拆除。

听曾走进过“耶稣圣心堂”的人士形容：当阳光照在教堂内彩色玻璃窗花上，折射出来的五彩光斑散落在教堂的墙壁上。那一刻的场景，美的让人下意识屏住了呼吸。可如今这么美的建筑居然要沦为废墟的命运。

当然，如果仅仅是云南昆明耶稣圣心堂遭致如此拆毁的命运，那可能是因为城市变迁所致，然而，中共十八大新党魁登台提出红色血统传承论与宗教中国化后，中国广袤土地上的基督教堂就纷纷遭致拆毁的命运，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年来中国大地被拆毁的基督教堂数万计，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大量曾经辉煌且给无数民众带去心灵安慰的教堂，纷纷变成粉尘，让多少信徒心灵流落失零。而得以暂时苟延的教堂，也受到中共当局的严密控制，使之失去真正信仰与灵魂安放的功能。如全国多地传出宗教场所被政府张贴公告，在教堂墙上公开列明“两不进、两不出”，即“未成年人不得进入；党员非工作原因不得进入”“宗教活动不出场所，教职人员未经允许不得出外参加宗教活动”。可见中共当局对全国宗教场所与教职人员严控的程度到了类似监狱对犯人的程度。

中共当局不仅拆毁大量教堂，不管这些教堂无论有多少历史与建筑价值，都不能成为中共打击宗教而格外考虑留存的对象，而且中共对一切信教民众更是一个也不放过。中共要这些民众要么放弃信仰耶稣基督，要么就信仰中共而敬拜中共党魁，否则他们聚会敬拜场所被取缔，他们家庭查经被遣散，信教者租住的房屋被强行退租，工作被丢弃，家属被株连，还面临被拘押与判刑。

据民生观察报道，9月1日晚，成都市武侯区晋阳路派出所片警和国保警察，带着几十个戴红袖套的人挨家挨户敲门盘查，要驱逐几家在这个小区长期租房的秋雨圣约教会的基督徒。秋雨圣约教会的几位基督徒，租住在成都市武侯区交大花园，而这些基督徒的租房合同都远未到期。

9月2日下午，秋雨圣约教会基督徒舒琼在回家时，被晋阳路派出所的几位警察拦住车，不让她进自己居所的小区——成都市武侯区交大花园武侯小区。

警察问舒琼是否是基督徒，舒琼回答说，“我就是信基督教。”警察说，“现在这里不允许。”舒琼大声向路人说：“我就是信仰基督教，信基督得永生。中国现在没有信仰自由，因为我信仰基督教，他们就不让我进门。你们非法执法，暴力执法。我犯法你们可以抓我，我现在为我自己呼吁！”

大约一小时后，另一位住在同一小区的秋雨会友李映被警方从小区门口强制带走。当晚7点左右，李映获释。

9月3日一大早，警察再次带着一群大叔大妈上门威胁秋雨圣约教会的朱红、孙爱伦夫妇，说不欢迎他们，要求他们搬家。孙爱伦有孕在身，2018年12月9号秋雨大抓捕时她也正怀孕，警察对她施暴，导致她流产。今天，舒琼和罗以用手机拍摄，警察抢她们的手机，扭她们的手，威胁她们删除视频，称要带她们去派出所。

中国信教民众面临的逼迫及教堂、聚会场所被拆毁与封禁的现实，控诉着中国公民宪法赋予的基本信仰自由权利被野蛮剥夺的命运，也揭示着中共当局与普世文明决绝的本性。面对公民权利被如此践踏与人类文明被如此蹂躏，世界应彻底看清中国局势，进而文明世界群体奋起为捍卫人权与文明竭力。

民生观察 2021年9月5日

据推特消息，广西籍在香港大学攻读社会会博士的方然先生于8月26日被广西区南宁市国家安全局拘押，罪名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从方然先生研究社会学，关注劳工权利，从事一些社会调查，揭示社会一些真相，而遭致拘押情况可见，中共当局恐惧社会真相被揭开，仇恨实证类社会调查，企图长久依赖恐惧与谎言来维系统治的实质。

方然，1995年4月4日出生，现年26岁，2013年从广西南宁市第三中学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社会学专业学习。2017年本科毕业后于2018年前往香港大学社科学院从事科研并攻读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劳工研究。方然的父亲透过微信发布《每天都在痛苦，救救我的孩子》的公开求救声明，对南宁市国家安全局忽然对方然指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表示：“对此，我感到非常的惊讶。在我心目中，方然绝不是破坏党的事业的犯罪分子，而是有利于我们党的事业的有志青年。方然的爷爷从小就靠雨花台革命烈士的抚恤金活下来，方然从小就听着爷爷讲着烈士的故事长大。方然两年来一直专心于完成自己的学业，在原导师离职和疫情肆虐的徒增变故情况下，不得不花费更多精力去继续他的学业。方然既绝没有动机，也没有足够现实条件去从事任何违法乱纪的活动”。方建忠公开的求救信中还提到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在《求是》杂志中发表文章，写到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就是“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丶做好人民事业的初心”，而他认为这个政治立场的表现，是中国共产党针对雇用劳动者的系列政策。他写道：“我衷心希望有关部门尽快了解方然的情况，也期待方然能够尽快协助完成调查丶尽早返回到学业当中。”

方然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就亲身参加劳工工作，积极投身社会调查，热心关注中国劳工权益，联系一些从事劳工权益NGO机构与人员，对一些尘肺病人进行实地走访，并在学校参加社会实践研究课题，勇敢对社会一些不公事件发声，参与声援佳士（JS）劳工权益维护而被拘押人士。

方然在2018年07月30日参与清华部分学生、校友的就佳士工会员工被拘事件发出声援书——《立即释放被拘工友与群众！》的签名。声援书中说“在工人斗争事件中，一下子刑拘如此多工人、群众，不敢说前所未有，起码也是十分罕见的。此种恶例，如不与之抗争，无疑将助长国家暴力机器打压群众的嚣张气焰，使工人争取权益的斗争面临更严峻的形势。对于当事人而言，长时间的刑拘也将对其生活、工作产生重大影响，乃至于会使其所参与的群众性自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所以，我们必须及时声援、营救这些被拘的佳士工友、群众。他们除了需要律师帮助，也十分需要社会舆论的支持。”声援在列举当局拘押工友的种种违法事实后，提出：“在此，我们作为清华大学学生的一份子，要求：1、警方立即释放被限制人身自由的JS工友、群众；2、警方尽快向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工人、群众道歉、赔偿；3、劳动局等部门严厉追究JS工厂的非法解雇、打人等行径；4、总工会等机构履行职责充分维护工人民主组建工会的权利；5、严惩下令抓捕者、JS管理者等责任人！”由此可见方然的诉求与关注。

方然在大学期间，是清华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社团（简称政资研）初创时的那三个人之一。他的课题大多与工人有关。大一下学期的五一假期，方然去亦庄体验过一天临时工的生活：前一天晚上到亦庄，找家二三十块的旅店过夜；早上六七点钟把身份证押给黑中介，接着就会被送上一辆小巴车拉到工厂去干活，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再坐小巴回旅馆，把身份证领回来。

2018年上半年，方然一直泡在深圳。2017年，湖南省的职业病防治所开始排查本地户籍人口的身体状况，查出百来号人患有尘肺病。其中大部分人因为长期在深圳打工，转而在2018年年初到深圳上访维权。方然参与了对这些工人的访谈，1月到深圳、东莞，5月到湖南。方然5月去汨罗了解到当地有四十多个工人患了尘肺病。有些人说话困难，边说边清嗓子；有些人并发症比较严重，不用氧气机睡一两个小时就会呼吸困难。氧气机大多廉价，两三百块，噪音大，这些人往往没法享受连贯的睡眠。为了防止肋骨压到肺部，也只能侧着身体睡。到了晚期，患者为寻求呼吸顺畅，姿态会不由自主呈跪状，直至死亡。

对方然来说，政资研是个尝试用理论分析实际的好地方，而在其它地方不太有这种机会。因为人少，成员一共只有十几个，讨论能更加深入。这帮年轻人也很热血，每当校内校外有一些重要公共事件发生，他们就会写评论发表在微信公众号上，尽管这些内容大多已被删除：清华保安维权事件、学校宿舍施工前未经学生讨论、校园性骚扰、大兴火灾等等。

方然大学毕业后去了香港大学社会学继续深造。他感到学界已经研究出很多“好东西”，但没太多人把它和现实结合起来，想做一些写作和宣传方面的工作。致力于想把学界“好东西”和现实结合起来的学者。

方然本着这种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致力为解决社会问题提出切实方案，多年来不断参与社会调查，深入一线劳工劳动，为劳工权益发声，为那些维护劳工权利被拘押人士呼吁，现在居然因从事劳工课题研究而被中共国安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押。

从方然博士多年来所思所想，所行所为可见，他完全是践行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他也是作为人权捍卫者而维护劳工权利，他是为社会人权、法治进步而承担公民义务，因此于法于理于情，方然都是这个时代的模范公民，是现代文明人的典范，不应受到颠覆国家政权指控，也不应被拘押受刑，而是必须立刻无罪释放。

民生观察 2021年9月2日

中共网信办日前再度召开整治网络会议，掀起封禁关停财经类“黑嘴”帐号狂潮，公开表示不允许公民评议、批评、质疑、叫衰中国经济的言论，宣示了中共网络只许歌颂赞美不许质疑、针砭的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中国公民言论自由权利被进一步剥夺，公民言论空间进一步被压缩，中国社会环境更趋严酷的现实。

所谓“黑嘴”，就是近年来在网络兴起使用的一个词，大概有如下一些意思：通常有说大话的意思，也有说话不着边际的意思，也有幽默的意思，也有一个人说完了话，虽然这话听起来不可能，但最后还是应验了；也有用来表示语言尖刻，一针见血，骂人骂到骨子！可以把活人活活气死！这样的人形容为“黑嘴”；还有就是说话好的不灵坏的灵，换句话说，谁黑嘴，谁就是诅咒专家。用百度注解证券类黑嘴指，一些非法证券咨询机构或个人，或者利用互联网等媒介发展会员、收取荐股费用，通过影响散户推高股价时出货套利，或者通过推销包赚不赔荐股软件牟取利益——他们通常被广大股民戏称为“黑嘴”。而中共现在用财经类“黑嘴”，主要就是指唱衰中国经济，预报一些危机，经常谈些财经负面信息的财经类帐号。

据中共官媒报道，8月27日，国家网信办开展清朗·商业网站平台和“自媒体”违规采编发布财经类信息专项整治会议。第一阶段从即日始到10月26日，为期2个月，国家网信办将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保监会等部门，督促指导主要商业网站平台对照专项整治要求，集中清理一批违规发布的财经类信息，依法依规严处一批问题严重的网站平台，封禁关停一批充当“黑嘴”、敲诈勒索、社会反映强烈的“自媒体”账号。

待第一阶段结束，到时再看情况决定下一步整治。可见中共网络严打将持久开展下去。

据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专项整治重点聚焦财经类“自媒体”账号、主要公众账号平台、主要商业网站平台财经版块、主要财经资讯平台这四类网上传播主体，重点打击八类违规问题：一是胡评妄议、歪曲解读我财经方针政策、宏观经济数据，恶意唱空我金融市场、唱衰中国经济等；二是毫无立场、不加判断地转载搬运境外歪曲解读我财经领域热点的报道评论等；三是散布“小道消息”，以所谓“揭秘”“重磅”“独家爆料”“知情人士称”为名进行渲染炒作，甚至造谣传谣；四是转载合规稿源财经新闻信息时，恶意篡改、断章取义、片面曲解等“标题党”行为；五是充当金融“黑嘴”，恶意唱空或哄抬个股价格，炒作区域楼市波动，扰乱正常市场秩序；六是炒作负面信息对相关利益主体进行威胁恐吓、敲诈勒索，谋取非法利益；七是炒作社会恶性事件、负面极端事件，煽动悲情、焦虑、恐慌等情绪，借以推销所谓“财商课”、各类保险产品等；八是未严格履行身份认证程序，冒用滥用财经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或专家学者等名义开办财经专栏、账号等。

结合八项所谓违规问题严打，中共网信办还推出了明细的六项整改要求：一是禁止PUSH弹窗推送商业网站平台和“自媒体”账号违规采编发布、转载的新闻信息，推送新闻信息必须采用规范稿源。二是PUSH弹窗推送新闻信息不得渲染炒作舆情热点，断章取义、篡改原意吸引眼球、误导网民。三是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工具类应用不得PUSH弹窗推送新闻信息。四是禁止PUSH弹窗推送娱乐八卦、明星绯闻、血腥暴力、奇闻异事、低俗恶俗等有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五是禁止通过PUSH弹窗渠道放大传播失德艺人、负面争议人物的有关言论。六是遇突发事件、灾难事故，不得渲染血腥现场、过度强调案件血腥细节等，不得扎堆PUSH弹窗推送相关信息。

从中共网信办整治所列举的“重点打击八类违规问题”可以看到，所谓整治财经类网络平台，事实就是中共从惩治涉及社会政治的“妄议中央”，进一步扩展到惩治“妄议经济”，也就是要求从讴歌政治，崇拜领袖，到进一步讴歌经济，赞美经济。如此，中共事实上就是只允许公民唱赞歌，从政治唱赞歌，到经济唱赞歌，而坚决禁止一切质疑、批评、唱衰、提出不同意见与见解的国家政治、经济的言论。也就是说中共当局已经通过对政治严打，一统政治言论，而将严打手段伸入经济领域，也掀起财经严打，要将财经统一到中共一个声音上来，尤其结合近日中共对文化影视领域的严打及对社会领域一切异议人士的严打，不难看出中共正在全方位掀起从思想言论严控民众，从而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整齐划一的铁桶管治的图谋。至于中共具体列出的六项要求，更是赤裸裸表白了中共要将一切网络传播手段掌控于服务中共宣传目标上，让全国一切媒体只传播中共一个声音。

中共如此疯狂封禁公民网络财经评论，公然扼杀公民对财经发展经济的理解与预测，禁绝公民思考社会经济问题，只许公民听从中共要求对极权统治政治经济给予讴歌赞美而不许提出任何质疑批评意见的行径，是赤裸裸剥夺公民思想与言论自由的权利，是公然践踏宪法，侵犯人权。

中共当局如此严打网络财经评论，意图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与社会上来全方位严控国民，完全不顾自身颁布的宪法及国际签署的有关人权公约，显见其无视法制，背弃文明，为稳固极权不择手段的本性。值得世界高度警惕。

民生观察 2021年8月30日

——整顿“饭圈”的危险信号

连日来，中共网信办不断出台整顿影视“饭圈”重拳，表面看是对一批失范明星封禁，而本质上是在深度干预公民日常文娱生活，剥夺公民基本爱恶情感选项，蚕食公民私域，要将公民对娱乐影视明星的爱转化至对政治领袖的崇拜，为社会造神运动清道除障。值得各方高度警惕！

所谓“饭圈”根据中共定义，就是一个网络用语，拼音是fànquān。指粉丝圈子的简称，另外“粉丝”一词的英文单词为“fans”，单词fans本身由fan+s构成，s一般表示多个，其中的fan可以直接音译为“饭”。粉丝群体叫“饭”，他们组成的圈子叫“饭圈”，近义词有“饭团”。从前追某个明星或乐队，最多就是买专辑，看演唱会，基本都是散粉，并没有饭圈的概念。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普及，粉丝群体扩大，偶像经济不断发展，催生出为偶像买周边（衍生产品）、租广告位做宣传、投票以及做慈善公益活动等多种方式。就现在而言，饭圈由追星粉丝自发组成的文娱社群逐渐发展成为有组织、专业化的利益圈层。

对明星追捧古来有之，中外皆是。纵观人类历史罕见公权力出面封禁民众追捧明星的，众多历史剧中只见一批心灵阴暗的权贵之徒穷尽心计意图私拥明星，以垄断民众崇拜，而对崇拜明星民众大打出手，且利用公权禁杀民众崇拜明星，唯此当下时代的中国出现。

中共网信办近日出台所谓措施，集中对网络“饭圈”严打已成定局，可以看到接下来中国网络腥风血雨将再度到来，广大民众喜好不同明星将成为罪状遭致清剿。

8月27日中共官媒刊登出了中央网信办秘书局8月25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全文如下：

“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地落实有关工作要求，围绕明星榜单、热门话题、粉丝社群、互动评论等重点环节，深入整治“饭圈”乱象问题，取得了一定成效。为进一步加大治理力度，压紧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切实突破重点难点问题，不断巩固和扩大专项行动成果，重拳出击解决“饭圈”乱象问题，现就有关工作措施通知如下。

1、取消明星艺人榜单。取消所有涉明星艺人个人或组合的排行榜单，严禁新增或变相上线个人榜单及相关产品或功能。仅可保留音乐作品、影视作品等排行，但不得出现明星艺人姓名等个人标识。

2、优化调整排行规则。在音乐作品、影视作品等排行中，降低签到、点赞、评论等指标权重，增加作品导向及专业性评价等指标权重。不得设置诱导粉丝打榜的相关功能，不得设置付费签到功能或通过充值会员等方式增加签到次数，引导粉丝更多关注文化产品质量，降低追星热度。

3、严管明星经纪公司。强化网站平台对明星经纪公司（工作室）网上行为的管理责任，制定相关网上运营规范，对账号注册认证、内容发布、商业推广、危机公关、粉丝管理等网上行为作出明确规定。强化明星经纪公司（工作室）对粉丝群体的引导责任，对引发粉丝互撕、拉踩引战的明星及其经纪公司（工作室）、粉丝团，对其账号采取限流、禁言、关闭等措施，同时，全平台减少直至取消相关明星的各类信息发布。

4、规范粉丝群体账号。加强对明星粉丝团、后援会等账号的管理，要求粉丝团、后援会账号必须经明星经纪公司（工作室）授权或认证，并由其负责日常维护和监督。未经授权的个人或组织一律不得注册明星粉丝团账号。

5、严禁呈现互撕信息。切实履行管理责任，及时发现清理“饭圈”粉丝互撕谩骂、拉踩引战、造谣攻击等各类有害信息，从严处置违法违规账号，有效防止舆情升温发酵。对发现不及时、管理不到位的网站平台从重处罚。

6、清理违规群组版块。持续解散以打投、应援、集资、控评、八卦、爆料等为主题的粉丝社区、群组，关闭易导致粉丝聚集、交流打榜经验、讨论明星绯闻、互相做任务刷数据的版块、频道等，阻断对粉丝群体产生不良诱导甚至鼓励滋事的渠道。

7、不得诱导粉丝消费。制定细化规则，对明星艺人专辑或其他作品、产品等，在销售环节不得显示粉丝个人购买量、贡献值等数据，不得对粉丝个人购买产品的数量或金额进行排行，不得设置任务解锁、定制福利、限时PK等刺激粉丝消费的营销活动。

8、强化节目设置管理。加强对网络综艺节目网上行为管理，不得设置“花钱买投票”功能，严禁引导、鼓励网民采取购物、充会员等物质化手段为选手投票。

9、严控未成年人参与。进一步采取措施，严禁未成年人打赏，严禁未成年人应援消费，不得由未成年人担任相关群主或管理者，限制未成年人投票打榜，明确明星粉丝团、后援会等线上活动不得影响未成年人正常学习、休息，不得组织未成年人开展各种线上集会等。

10、规范应援集资行为。及时发现、清理各类违规应援集资信息；对问题集中、履责不力、诱导未成年人参与应援集资的网站平台，依法依规处置处罚；持续排查处置提供投票打榜、应援集资的境外网站。

各地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从维护网上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高度认识和推进“饭圈”乱象治理工作。要第一时间部署落实，进一步分解措施，制定细化实施方案，督促属地网站平台切实抓好落实。

从通篇《通知》内容可见，掀起网络所谓“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将再度从“明星榜单、热门话题、粉丝社群、互动评论等重点环节”入手，开列出了“取消明星艺人榜单、优化调整排行规则、严管明星经纪公司、规范粉丝群体账号、严禁呈现互撕信息、清理违规群组版块、不得诱导粉丝消费、强化节目设置管理、严控未成年人参与、规范应援集资行为”等十方面具体整治条目。

只要仔细看看这些整治内容，无不涉及公民个人对影视明星好恶情感，也就是说公民依据自己审美价值评判与兴趣爱好而产生的对影视明星的好恶情感要得到官府的整治，要服从官府好恶需要，以官府好恶为好恶。如此一来，中国公民文化娱乐生活的私人情感好恶已经完全被剥夺，今后只允许公民依从官府好恶标准的指挥棒而动，不许私自追星。这样必然任由官府引导民众将追星转向对领袖崇拜上，由领袖独占公民喜好情感空间。

一个连公民私生活文化娱乐好恶情感都要规范、干预、指挥的政权，也就是肆意鲸吞公民私域，剥夺公民生活自由的政权，这样的社会已经不允许公民任何私人空间的存在，连私自情感也必须在公权力安排之下。由此可见公民生活自由权利被剥夺的干净与彻底。

历史一再证明，极权主义在蚕食掉公民一切私人生活空间后，也就将社会的一切生机扼杀，整个社会将陷入高度组织化状态，而这样民族灭亡的危险必在眼前。

民生观察 2021年8月28日

中共当局8月17日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促进共同富裕问题，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被外界解读为“把最高层未来10年要做的一次性说完说清楚了”。

的确，从冠冕堂皇的所谓蓝图勾画上，这个共同富裕的说唱实在有些炫目迷人，一时间唤起不少人的幻想，再次让一些伤痕未好就忘痛的人，燃起热望。然而，只有稍长记忆的人，就不会忘记过往共产主义的图画，比此更具诱惑迷幻，曾经的狂热让一代人更是醉心痴迷。只要冷静审视今天的共同富裕言词，不难发现其实相比曾经的炫酷，显得索然无味且言说者也缺乏自信。

中共当局在公布的会议简报中说：“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这些蓝图描画相比于中共在上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化人民公社还是逊色不小，那时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多么诱人。看来今天中共的底气还远远不如当年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了。

就是在如上有限的蓝图描画中，中共仍不得不寻找些借口，为自己退路预设说“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同时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要坚持循序渐进，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

这些蓝图描画与退路预设，其实落脚点在于要增加税收、增加各种收费、让富人出钱来共富。即1、征收房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富人税。2、社保、税收、法治一体化，不可逃脱。3、富人捐助、做慈善可以免税。这就是本次描画的真正意图——为开启的各种增税增费与均富铺张理由。

显然，中共当局本次研究所谓共同富裕，是苦心孤诣的一次编排，目的就是要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因为从人类的历史来看，任何均富最终无不是均贫，没有一个真正达成过均富。中共在上世纪50年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下，最终饿死4000余万人。今天将共产主义剧本更换成共同富裕，本质上没有任何新意，最后结局显然也不会有太大出入。

虽然中共在推出这个共同富裕决议后，立刻遭致中外舆论尤其自媒体人士的一致嘲讽，大家纷纷表达对这种谎言的鄙视，但中共仍然继续编撰故事，意图将欺世进行到底，通过官媒将一些显然虚幻的承诺释放出来。说“党中央、国务院已基本形成决策，待这次疫情过后会逐步采取下列步骤”，就是承诺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但前提条件是疫情过后的逐步。而疫情何日过去，显然就是个不可预期的事情，也因此疫情过后的描画，那就是张空头支票。不过，中共立帮至今，一直就是空头支票的行家，不仅宪法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承诺完全成空，而且脱贫与小康社会事实只是个笑话。所以，中共的承诺从来就是服务于掠夺奴役国民需要的噱头。

一个连公民权利都不允许践行的集团，在征税与收费上没有民众任何参与下，在税收费用开支不允许民众监督下，在权力完全世袭不允许民众置喙下，权力欲壑永远不可能得到填满下，一切所谓的共同富裕，最终就是杀富济官，而不会是杀富济贫。

中共当局如果真正有为民谋利之心，那么首先兑现宪法保护公民权利的承诺，真正落实公民言论自由权，参与权、监督权等等基本人权；其次，应该公布财政开支与官员财产，让国家一切税收必须在国民的同意下才可征收，而不是肆意编撰些理由，就完全在国民不知情下增加征税与收费，官员收入完全不让民众知情；其三，不预设任何条件地推开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与免费养老。

试想一个连公民基本人权都不保障的统治集团，怎么可能真正为民众的福祉费心出力？而一个不敢落实公民权利的统治集团，不可能有任何力量促进它致力改善民生。人类的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如果一个政权不敢给予公民权利，那么最终决不会让民众走向富裕，而真正富裕的只能是那些掌握权力的官僚集团，民众只有挣扎于贫困劳碌之中。所以，今天中共当局高调宣讲共同富裕，却将质疑批评的声音禁封，那就意在为增加税收与费用的剥夺寻找新的口实，绝不会真正能让民众得到富裕。只有哪一天，当权者真正保障了公民权利，甘愿承受民众质疑批评，才会真心为民众富裕办点事。否则，一切“共同富裕”皆是欺世谎言。

民生观察 2021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