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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系狱的公民记者张展的母亲前往上海女子监狱通过视讯与张展通话会见后，在网络告知朋友：“今天视频了，（张展）情况更差，要人扶着走路，说话头都无力扬着，再不保外就医，很危险！我出来哭了几个小时，眼睛很模糊，心情很坏，头痛的厉害，休息了，对不起，现在不想说什么。”后来张展的哥哥通过推特也披露：“我母亲前天（10月29日）看完她（张展）回来，哭了很久，面容枯槁、满眼悲伤。因为张展看起来已经病入膏肓，身形完全走样。她心里似乎只有上帝和她认定的公理，其他全然不顾。我可怜我的父母，65岁了还要遭此劫难。”从张展的亲人透露出来的这些信息可以看到，张展目前因蒙受冤判而在监狱中坚持绝食抗议，身体已至极度病弱，生命陷入垂危状态，若不及时保外就医救治，随时可能陨命。

张展是因为2020年初武汉暴发新冠肺炎瘟疫后，亲往武汉一线进行实地调查采访报道，以向世界呈现武汉瘟疫下的真实状况。结果遭致上海警方前往拘押，并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四年重刑。

张展女士出生于1983年09月02日，籍贯陕西咸阳人，基督徒。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本科、金融学硕士，通过司法考试，获得律师资格。2010年作为人才引进上海；曾任律师，后因参加维权活动并参与修订律师管理办法的签名活动，被注销律师执业证。

张展长期来在网路平台发言，批评“一党专政”、腐败滥权等，自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爆发以来，她大量转发香港人抗议视频及资料，并撰文发声表达对港民的支持，并且还利用行为艺术等声援香港。

2018年8月13日，张展因网络言论被上海虹口警方警告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2019年：4月19日，张展被上海浦东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名行拘10天。9月8日，张展在上海南京东路街头声援香港游行示威举伞，被上海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名刑拘65天（11月13日获释）。

2020年：2月1日，COVID-19疫情在武汉暴发蔓延时，在官方限制记者采访报道武汉疫情下，张展赴武汉做实地疫情采访。她在个人推特、油管平台发布了大量关于武汉疫情和民众生活的视频报导。5月14日，张展在武汉所住宾馆被上海警方跨省抓捕，次日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羁押于浦东新区看守所。6月18日被以同罪名正式批捕，8月18日张展案送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9月初，知情人士透露，张展在看守所绝食抗议，遭到强制灌食，身体状况极差。12月，辩护律师称张展自六月底开始正式绝食，遭到强制插管灌食、上脚镣、24小时戴约束带等酷刑。张展会见律师时泪水不停，说“每一天都是煎熬”。律师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张展可能“无法活着走出高墙”。12月2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张展有期徒刑四年。

2021年1月13日，律师最后一次在浦东看守所会见张展。张展决定不上诉，仍拒绝正常进食，决意持续抗议。她说：“吃饭表示我承认我是一个被关押在这里的罪犯。”7月31日，张展在狱中半年绝食抗议，以致严重营养不良，身高177CM的体重下降至不到40公斤，被送医治疗。张展始终拒绝认罪，坚持绝食，以致现在身体严重受损，生命垂危。

张展系狱之前对外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个国家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勇敢下去，应该坚持下去，自由从来不是免费的，我希望这个国家改变。”“国保说我攻击这个制度，我觉得我不可能停止（这种攻击），因为这个国家的罪恶从来没有停止过。当我越来越看到人们生活在谎言和灾难里的时候，如果为自己的生存发声也是犯罪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停止（发声）。”

张展还在开庭审理对审判的法官直斥：“你不觉得你把我推上被告席，你的良心会告诉你这是错误的吗？”“这是审判你的法庭，不是审判我的法庭。”

张展多年来的言行表明了她是个践行公民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监督政府等等基本权利的公民，她是个将中国现行宪法当真的公民，她是个有良心责任与担当的公民，也是个依照国际人权准则履行捍卫公民权利的人权捍卫者。然而，如此一个现代文明典范的公民，居然遭致重判，并且因为绝食抗议而在举世瞩目下随时可能陨命监狱中，这是怎样的人道与人权灾难？！

当此新冠疫病依然肆虐人间之际，为了扼阻病毒为害，曾挺身前往最危险的武汉一线报道的公民记者居然陷身狱中且生命垂危，稍有良知与正义的人类，当不应坐视这种悲剧发生！因为张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发出那些在病毒折磨中的民众的声音，为了让人类更好了解认清病毒，进而战胜病毒，所以，张展在为人类受难！

民生观察 2021年11月1日

北京公民张宝成先生于2021年10月29日被北京高级法院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判处3年6个月的一审判决。至此，张宝成先生因追求公民权利，希冀过一个现代有尊严的公民生活而遭致第四次判刑，合计刑期达11年6个月。

本次对张宝成的判决，据代理辩护的律师说：“本案历经本院延审1次，报请最高法院延审2次，用尽了延审程序，理由均为案情重大复杂，理应开庭审理。我们辩护律师也多次提出书面和口头申请，要求开庭及理由。但，法院执意不开庭审理，最后做出意料之中的维持裁判，这种走过场的审判，严重违反了《刑诉法》设立二审终审的监督纠正程序，大大增加了冤假错案的发生率，责任谁来负？”

当然律师这个“责任㫃来负？”的追问实在与当下中国，或者说与新近70余年来的中国有些不相称，因为这片土地法院判决还远没有到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而张宝成先生40余年来四次被判刑，哪次都是冤案，却一而再，再而三，乃至三而四，从来就没有法院与法官对此负过责，这就鲜活控诉着这是个没有法制，无需负责，冤情延绵的时代。

张宝成先生1959年6月19日出生于北京，少年经历中国文革，对国家民族与个体命运产生忧思，很早就对人生价值与公民权利有过思考，并选定致力于过一个有尊严有现代公民权利的人的生活。为此，他青年时期就投身追求改善中国人权、法治、民主，并因此付出巨大牺牲。

1978年，北京发生文革后西单民主墙运动时期，张定成被中共当局以“有历史根源的散布反党言论、破坏毛泽东思想传播”判处劳动教养三年。2006年，又被中国政府以“销毁罪证罪”，判刑三年。2013年3月31日，在北京西单休闲广场进行“要求官员财产公示”演讲，被中国政府抓捕、判刑2年。

张宝成第三次刑期出狱后对外控诉，在服刑期间，曾遭受酷刑逼供：电击生殖器、殴打、虐待等迫害，身体留下终生印记。获释后多次被拘留、拘禁、拘押调查，家庭长期被监控，通讯被监听，被抄家5次以上。

2019年5月27日，在北京被当局以“涉枪罪”抓捕。次日，以“寻衅滋事罪”被拘留，关押于北京丰台区看守所。同年7月4日，以“寻衅滋事、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被逮捕。9月2日下达换押证。9月23日，关押地转至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2019年12月30日，北京检察院第二分院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起诉张宝成，起诉书称：张宝成通过互联网发布抹黑中国国家领导人、反党反政府、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辱骂司法机关、损害中国国家形象等共计2000余条信息，建议以寻衅滋事罪，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追究张宝成刑事责任，从重处罚。

2020年4月2日，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告知律师，张宝成案延期至2020年5月3日审理。4月28日，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告知律师应检察院建议张宝成案恢复审理，审理期限重新计算。

关押期间，律师前往会见张宝成，遭到当局以疫情为由的百般阻扰，迟迟无法会见。律师多方努力，依法提出取保候审，亦遭有司拒绝。直到开庭前律师才得以会见时，了解到张宝在看守所中每日的放风时间仅仅只有5分钟。

2020年8月18日，张宝成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律师依法作出无罪辩护，法庭当日未判决。8月25日，张宝成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转到北京市第三看守所，原因不详。9月29日，北京第二中级法院通知：延长审限3个月，到12月29日。11月6日，北京第二中级法院通知律师：11月10日宣判。

2020年11月10日，在北京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宣判，张宝成获刑3年6个月，其中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3年，被“以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判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决定合并执行3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抵一日，即自2019年5月27日至2022年11月26日止。张宝成当庭表示要上诉。上诉后律师依照法律一再要求开庭，但法院拒不依法开庭，而只是通过书面作出维持一审原判的裁判。

张宝成数十年来坚持不懈致力于推进中国人权、法治、民主进步，是一名名符其实的中国人权活动家，他曾参与“茉莉花运动”、新公民运动的“教育平权”、公民同城聚餐交流和“要求官员财产公示”、“声援陈建刚组建人权律师团”、“声援许志永”、“声援郭飞雄”、“抗议中国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等活动。他的政治理念为“反对一党独裁，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的社会民主制度”。

如此一个具有现代公民意识，勇于承担公民责任，致力推进中国向文明转型的优秀公民，居然被一再判刑，由此可见中共当局几十年来拒斥普世文明价值，坚持镇压民主人权人士的立场一以贯之。而那些对外宣称的所谓依法治国、尊重人权、建设法治社会等等，在张宝成先生的四度入狱遭遇中充分暴露出欺世盗名嘴脸。

民生观察 2021年10月30日

北京异议维权人士张文和先生于2021年10月22日凌晨一点被北京警方抓走，当晚被送进精神病医院强迫治疗。这是张文和先生人生最近40年来的第五次“被精神病”，此前四次总计被关精神病医院强迫治疗达75个月，而这次又不知何日才能被释放。

据张文和的妻子王素娥女士对外披露：“2021年10月21日半夜12点，文和把我叫醒，说来了很多人让他走，我急忙穿衣服去张文和的卧室，见院里屋里很多人，带着仪器在翻看东西，一直到22日凌晨一点钟，文和就被带走了，我看见院外也有人，胡同口也有人，不知为什么。”王女士接着说：“没有书面通知，翻家时什么也没得到，说我老伴寻衅滋事了，翻看我的手机，也没有他们要找的，就把我留下了，把我老伴带走了。然后他们来找我，说张文和犯法了，寻衅滋事罪，我说怎么寻衅滋事了，他们说在网上瞎说八道，我问在网上说什么了，他们不说。张文和于22日夜里被送进精神病医院，他们让我签字，我不签，通州区中仓派出所就不告知我关在哪个医院，也不许我探视。”

从王素娥女士讲述通州警方带走张文和，以“在网上瞎说八道”来定性“寻衅滋事罪”可见，本次对张文和“被精神病”，完全是因言治罪。显然，中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在网上瞎说八道”就是“寻衅滋事”，就可以关入精神病院强迫“治疗”，并且是不断反复将人“被精神病”。

张文和先生此前四次“被精神病”分别是：
第一次，1980年10月至1981年6月，8个月
第二次，2007年10月2日，到2008年12月底。15个月
第三次，2009年9月3日，2012年5月才被释放回家。长达32个月。
第四次，2014年3月4日到2015年11月18日回家。20个月

而从张文和先生三番五次被精神病经历来看，中共当局完全是滥施“被精神病”来打击迫害民主维权人士。

张文和，1954年出生于北京，回民，50岁以前信仰伊斯兰教，51岁以后皈依基督教。在文革期间，念小学三年级时辍学。年仅13岁被定性为资本家狗崽子，被下放当知青，未成年的张文和被强迫干黄泥托成坯再烧砖的重体力活，因其“资本家狗崽子”身份和同为知青、社员们同工同质量却受到不公平的工薪待遇。16岁时张文和被选回京城，进了花丝工艺厂。

1979年1月，在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权同盟，参加了西单民主墙的活动。在那一段时期，他曾在在京上访的人们中进行调查和串联，计划成立“在京上访人员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合在京的人权民主人士，到中南海门外静坐请愿，要求中共政府为饥寒交迫、处境悲惨的上访人员解决食宿问题。为此，他四处寻找串联同志，计划建立兴中会。

1979年3月，张文和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关进了看守所，在那里遭受了警察的毒打和酷刑，也经历了预审处、检察院和法院。不过他认为自己无罪，要求法院公开审判。在被关押十九个月之后，被北京市公安局押送到了延庆监狱中的精神病医院。狱医对他说：你有精神病，要老老实实的接受治疗，若不接受治疗，就把你绑起来，给你灌药、给你电疗，治死你我们都没事！他在延庆监狱中的精神病院被关押八个月，每天三次，每次数粒，被强迫吃了大量的药片，直到1981年6月被释放。

2001年张文和的母亲去世后，他重返民运战线，曾积极参加帮助重庆的李玉芬申冤维权。2004年，他在香港参加了“七一”大游行，香港太阳报把他的照片登在了报纸上，他曾拜访过香港的“支联会”和人权民主人士。2005年，中国国民党江丙坤副主席前往北京香山碧云寺拜谒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衣冠冢，他前去迎候，欲与他们联络。在衣冠冢的门前，他被警察带走，关押在派出所，关了一天。他被关押时，警察到他家中，恐吓他的妻子，叫喊着要把他抓起来，要开除他妻子的公职。2005年，中国国民党主席、亲民党主席来大陆访问期间，张文和受到通州区公安局的软禁和监控，被禁止外出，手机也被扣押。2006年2月，他参加了高智晟律师发起的维权抗暴接力绝食活动。去看望高智晟时，在他家的楼门处，被便衣警察扣留，随后被通州区公安局关押在招待所里和旅馆里，关押了两个多月。这之后，又被关押了两次。2007年1月，他参与中国人权论坛的开办，并陆续在论坛的专栏中发表文章，积极宣扬抗议暴政、维护人权、争取民主的理念。

2007年7月，张文和与北京的一些人权民主人士去看望胡佳、曾金雁和袁伟静母女，声援胡佳、曾金雁和陈光诚、袁伟静。之后他被通州区公安局扣押了约八个小时。警察说：你不说清楚谁组织了这次活动，不说清楚你们都说了些什么事，你就别想回家。但他坚决的返回家中。2007年9月，在中秋节之前，他邀请北京的一些人权民主人士到通州聚餐。他在车站接人时，被便衣警察抓上车，拉到派出所关了一天。

警察经常对张文和进行监控、跟踪，他们还剪断他家的电话线，抄走电脑主机。但当他们看到用这种办法对张先生不起作用后，警方又故伎重演，在2007年9月下旬，他们找到张的儿子，告知他，说张有精神病，并要求他儿子把张送进精神病医院。听到这个消息后，2007年10月1日，张在家中开始绝食，抗议中共对他的迫害。10月2日，警察来到他的家中，说他涉嫌破坏公物，将他带走，送进了北京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北京市安康医院），对张进行强制治疗。张声明自己没有精神病，拒绝吃药，狱警就把他绑在床上，给他电疗、灌药。张文和被关押在强制治疗管理处长达十五个月，被强迫吃了大量的药片，直到2008年12月底才释放。

2009年9月3日，胡佳仍被关在狱中，张文和先生去看望曾金雁母女。在胡佳家的楼门处，他被便衣警察拦住，他们不允许张进入，张只好回家。回到家中，警察让张跟他们去派出所，到了派出所门口，警察又把他送进了通州区精神病医院，使他遭受了长达三十二个月的折磨，期间被强迫吃了大量的不知何名的药片，2012年5月才被释放回家。

据张文和先生说：“我被公安机关关进精神病医院三次，都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诊断书和鉴定，也从来没有给我做过诊断和鉴定。”

张文和先生因为参加家庭教会与维权活动，在2014年3月5日被北京通州公安局警察再次送进了精神病医院，被关押在北京沙河的精神病院，即北京第三福利院。张文和先生的亲友要求前往会见，但均遭到有关方面拒绝。后来因为张文和先生的妻子需要照顾，他的儿子与警方反复交涉，作出担保，签订了保证承诺书，才在2015年11月18日被接出精神病院。

张文和先生虽反复被关入精神病院，但推进中国民主法治人权进步的决心始终不改，并多年来不断为此努力。因此招致中共当局忌恨，现在又第五次将他关入了精神病院。

从张文和先生几十年来因致力于推进中国人权法治民主的进步而遭遇的不断被关入精神病院事实来看，中共当局完全不顾及联合国有关人权公约条款，也不顾及自己颁布的宪法有关保护公民人权承诺，背弃自己依法治国口号，肆意将公民关入精神病院，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酷刑迫害维权人士，摧残公民人身与精神健康，赤裸裸违法侵权。因此应该受到强烈谴责！

民生观察 2021年10月26日

10月22号教育部官网刊登公告称近期印发《“党的领导”相关内容进大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以增进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公告称，这份由中国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的指南是当局首次就“党的领导”相关内容一体化融入大中小学课程教材作出的整体设计，“对于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具有重大意义”。由公告可见，中共教育部正为深入推进教育奴化学生，使学生彻底成为党的顺服工具而作出努力。

虽然至今世界有众多对于教育本质的不同认识，存在众多争议的观点，但是人类教育的本质是传承文明，使人成其为有人格、尊严、权利与思想的人，而不是使人成为工具，这是起码的认识，也是最基本的共识。如果一个国家的教育成为了统治阶级来奴化驯化国民的工具，那么教育就丧失了基本的精神，就背离了教育的本质。

从中共教育部发布的《指南》，我们无法看到真正体现教育本质的影子，而只看到一个完全扭曲变异的奴化工具。《指南》明确：“强调综合运用多种载体形式推进‘党的领导’相关内容进课程教材，努力实现整体布局与分科安排科学有序，学段学科全面覆盖，理论内涵充分阐释，学习要求循序渐进，全面提升课程教材铸魂育人功能。教育引导学生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概括提炼了中国共产党的特质和使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党的领导体制机制、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等4个方面的主题内容，并具体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伟大建党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38个“党的领导”相关内容要点，为课程教材建设提供基本依据。”“根据各学段特点提出要求。小学阶段重点呈现党的领袖故事、英雄事迹、重要事件、重大成就等内容，培养学生热爱党、拥护党的领导的感情。初中阶段重点介绍不同时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理论成果和建设成就，引导学生夯实拥护党的领导的信念根基。高中阶段重点解析党的先进性、革命性、人民性，帮助学生形成拥护党的领导的政治认同。大学阶段系统介绍党的领导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体制机制，阐释党的领导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教导学生践行拥护党的领导的使命担当。”

总之，通过《指南》能够看到整个小中大教育，正系统性、及时性、有效性地将学生从情感、信念、认同、使命上培养成信党爱党拥护党的工具。而中国教育正围绕这个将“党的领导”植入人脑而狂飙猛进地奴化国民。

指南还具体明细地提出各阶段将“党的领导”教育安排进去的要求“对不同课程教材有机融入作出安排。中小学阶段以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语文、历史三科为主，艺术有重点地纳入，其他学科课程教材有机渗透。大学阶段以思政课和政治学类为主，法学类、历史学类有重点地体现，哲学社会科学其他课程教材和理工农医类、军事类课程教材结合各自特点有机融入。”

由这份指南，外界清晰看到中国教育目的就是造就学生信党爱党护党，成为党统治的工具，而别的一切都是次要的，是服务与服从于这个“党的领导”教育的。

目前西方流行的对教育的认识是将教育定义成通识教育，即自由教育，是对心灵的自由滋养，其核心是——自由的精神、公民的责任、远大的志向。自由地发挥个人潜质，自由地选择学习方向，不为功利所累，为生命的成长确定方向，为社会、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可见，教育绝不是灌输植入人拥护与热爱某党某权。

中国虽然对现代文明教育认识起步相对较晚，但是，就算在专制时代的教育，也没有完全以顺服统治者为目的，就是中国传统的儒教，也并非以完全信服拥护统治集团为目的，否则何言“达则兼善天下，退则独善其身”？如果完全成为了权力的奴婢，那就根本无退与独善可言。而到了现代，中国一批教育家不断对教育提出现代文明的要求。1912年民国成立之初，给国民的教育设立了四个意识标准：公民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平等意识。在1922年的苏州学生联合会上，著名教育家梁启超先生说透了教育的本质：知育、情育、意育，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而且教育最终目的，不是单纯的灌输知识，而是要教学生学会做人。可见中国早在100多年前对教育就有着现代文明意义上的认识。然而，100多年后的今天，中共当局居然将教育设立了四个意识标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进而现在通过《指南》明确教育就是要将人培养成信党爱党护党的工具，完全使人丧失自由、独立、权利、尊严的现代公民意识。

中共教育《指南》通篇违背人类教育本质与宗旨，完全为了政治需要，为了达成将“党的领导”灌输入学生头脑目的，而开展的各种教学与实践，必然将人个性抹杀，将人的创造性抹杀，将探索科学的意识抹杀，从而使整个民族陷入僵化与死寂状态，最终必然被人类文明进步所抛弃。

民生观察 2021年10月23日

据媒体报道，辽宁籍在北京执业的人权律师李昱函女士被控涉嫌“寻衅滋事罪”严重超期羁押四年多后，被辽宁执法当局定于10月20日上午9点在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一法庭开庭。

李昱函律师被辽宁省沈阳市执法当局羁押控罪一案的整个过程，充分暴露着辽宁执法当局打着执法名义，报复迫害人权律师，肆意践踏法制，侵犯人权，颠覆依法治国的无法无天行径。

本次拘押李昱函律师，是辽宁沈阳执法当局对李律师信访举报维权行为的公然打击报复。2021年3月11日，李昱函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告诉前往会见的律师说，2021年1月7日，沈阳市和平区法院一名法官提审她，要求她认罪，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遭到她坚决拒绝。李昱函当时告诉前去的法官，两项指控是对其上访活动的报复。李昱函信访的对象是沈阳市和平区公安分局和和平区检察院，而这两个单位分别负责对李昱函进行调查和起诉。

李昱函律师生于1957年，沈阳市人。1990年考取律师资格，1991年开始在辽宁执业。2006年，曾因举报沈阳市一黑社会头目，遂遭到其保护伞沈阳市和平区警方的打压、报复，遭人绑架，并多次遭警方关押与暴力对待。2009年被迫前往北京，执业于北京市敦信律师事务所，并坚持对辽宁沈阳黑社会及其保护伞对自己迫害的举报信访。

2017年10月李昱函前往沈阳办理案子，当月9日，李昱函给她的弟弟发了短信，说她正被沈阳警方“带走”。自那时起，李昱函一直与外界失去联系。被隔离监禁。直到2017年10月31日，失踪20多天的人权律师李昱函家人致电沈阳警方后才获悉，李昱函在辽宁省沈阳市被刑事拘留。尽管中国法律规定公安拘留后必须在24小时内通知家人，但是沈阳警方完全无视有关法律规定，拒绝通知李昱函的家人。，直到家属反复追问，才在关押当事人20余天后口头告诉拘押事实。

李昱函在被关押期间：2017年11月15日，李昱函被正式逮捕。2018年3月1日，李昱函的律师前往会见中获悉，李昱函从2月24日开始绝食。李昱函告诉她的律师，她绝食抗议延长羁押期限，并抗议看守拖延给她必服药物。2019年4月9日原定在沈阳市和平区法院开庭审理李昱函的案件，但在开庭三天前被突然取消。李昱函律师身患七种疾病：心律失常的阵发性快速房颤、冠心病、不稳定性心绞痛、甲亢、糜烂性胃炎、头外伤脑震荡（长期维权被打的）和脑梗，病情发作时看守所警方却不给医治所需吃的药，而且，看守所警察僱佣女牢头和女犯人，天天折磨她，不给温水，只准让她用冰冷的洗澡；不让吃泡饭，别人一餐给两个馒头，只给她一个；把她的蔬菜水果放在厕所地板上，不让吃，故意在上面拉尿后第二天再让她去吃；亲友为其存钱亦被警方拒绝。李昱函在拘留所里还受到辱骂和其他虐待。当局一再拒绝李昱函的律师提出的保外就医要求。2020年10月27日律师前往会见时发现当局在原来以“寻衅滋事”罪名拘留她，对她的指控增加了一项新的罪名“诈骗罪”。沈阳执法当局一再以各种借口超期羁押李昱函律师，直到近日才对外公布于2021年10月20日开庭审理。

多年来，李昱函律师由于为信仰自由如法轮功、基督教家庭教会等等敏感案件辩护，曾担任“709大镇压”中王宇律师案的代理律师，关注政府和警方不法行为，而经常被中国当局报复，包括威胁她的家人、语言骚扰、暴力以及人身攻击。李昱函的同事认为，沈阳当局在中共十九大之前，以全国性的“维稳”措施为借口，违法拘押李昱函是典型的打击报复。因李昱函拒不屈服于沈阳执法部门强迫她认罪，法官告诉她检察院对她的量刑建议是五至六年。

辽宁执法当局打击迫害律师由来已久，不仅30多年前曾拘押代理涉嫌强奸案的律师，引起司法界震惊，而且就在前几个月的7月31日，辽宁省盘锦市公安局大洼分局跨省抓捕了广州前往代理辽宁案件的律师周筱赟，在全国舆情激愤之下，关押律师两个多月后才被迫给予律师取保候审出来。可见辽宁执法当局无法无天已成习惯。

本次辽宁执法当局打击报复李昱函律师从拘押拒不依法通知家属，到阻扰拒绝律师前往会见，到虐待污辱酷刑李昱函律师，再到不按医治需要给李昱函律师服药，再到在李昱函律师身患多种疾病下拒绝律师依法提请的保外就医，再到强迫李昱函律师认罪，再到不断以各种借口延期开庭，严重超期羁押李昱函律师达四年多，等等行径，充分暴露着辽宁执法当局的肆意践踏法制侵犯人权本性。结合长期来辽宁执法当局的种种对律师的打击报复习性，更见本次李昱函律师被控涉嫌“寻衅滋事”与“诈骗”案的“莫须有”构陷迫害性。

辽宁执法当局违法迫害李昱函律师不仅严重违反中国《律师法》有关保护律师承接办理案件权利，也违反《信访条例》中保护信访人的规定，而且严重违反国际人权公约有关保护人权捍卫者的规定，也公然背离中国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社会的精神。因此，辽宁执法当局应该立刻停止违法侵权行径，无罪释放李昱函律师。

民生观察 2021年10月19日

10月15日，北京地区野靖环、杨凌云、王峭玲、王秀珍、周秀玲、刘秀贞、张善根、范素君、郭树梅、李海荣、郭启增、李文足、朱秀玲和刘二敏等14人。其中女性12人，男性2人，公开对外宣布将独立参选2021年秋季5年一换届的北京地区人大代表。表达了公民践行宪法赋予选举与被选举权利的决心。也考验着中共当局对外宣称的所谓民主选举真假的实质，值得观察！

民主是个系统性工程，包括选举、授权、监督、罢免、轮替等等环节，而选举是民主最基本也是先决性条件。一个国家是否实行着民主制度，该国家公民能否自由而无障碍地独立参与选举，是验证是否存在民主选举的试金石。因此，本次北京地区14名公民宣布独立参选人大代表，本身具有验证中国人大代表是否真存在民主选举的指标性意义。举国乃至世界皆拭目以待、

北京14名独立候选人联合宣言表示：我们14人是长期生活在最基层的公民，我们深感普通百姓与政府、人大、法院、检察院等部门沟通的困难。我们经常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人大代表，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向政府及有关方面反映问题。但是我们根本见不到人大代表。2021年秋末，五年一次的区县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就要开始了。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我们要当人大代表！要让社区的街坊四邻，让所有的选民都能随时找到我们，我们愿意替老百姓说话、办事，请本区选民投票给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在代表的岗位上，忠实地代表选民的意愿履行职责！人大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2021年10月15日

北京14名独立参选基层人大代表人士的联合宣言掷地有声，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本身说明在中国当下独立参选人大代表不是件普遍的事，而是较罕见而让人瞩目的事。之所以引发这种瞩目，其中重要原因是参选人大代表已经是件高风险的活动，不仅获选机率极低，而且随时可能面临各种阻扰，甚至失去自由，陷身缧绁。

1949年中国大陆易主之后，国民就没有见到过真正意义上的选票，也没有看到真正意义上的候选人，更没有听到过那些所谓候选者的竞选宣言。文革之后，国人深感民主对一个国家避免灾难的重要，从而上世纪80年代初高校推开了竞选人大代表，涌现出了一批如胡平、王军涛、李克强、张炜、张祖桦先生等等真正由选民投票选出的代表。但是，很快这种选举就在高校戛然而止。虽然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仍然有极个别地区的极个别人，如湖北随州的姚立法先生，侥幸参与并赢得选举外，全国基本消失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参选人。再到后来胡温时期，才又在一定程度尝试推开基层选举，故而有北大博士许志永先生的独立参选并当选。近年来，中国大地这种公民独立参选基层人大代表的情况已经日益稀缺，原因就是前面所说的参选已经成为高风险的事。

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党管一切推行，人大代表选举愈加成为党操控的活动，独立参选并获选已经成为侈谈。不仅如此，因为独立参选而被拘押入狱事件屡屡发生，简直成为了独立参选人的宿命。面对这种情况，今天北京14名公民公开宣布独立参选，的确有逆流而上，敢对艰难的勇气与担当。令人敬佩，值得鼓掌！

日前，中共党书记习近平在出席10月13日至14日召开的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说“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这是中共最高领导对民主的最近说词，而这种说词是否真实得到落实，显然北京14名独立参选人能否顺利参与选举，能否无障碍得到宣讲自己的观点，而广大公民能否无阻碍地依照自己意愿投票，也就是能否真正落实公民选举与被选举权，就是检验今天中国是否存在真正民主的试金石。试想，如果连一个公民的独立参选都面临阻碍与危险，那就没有最基本的被选举权，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民主可言。那样一来，别的一切对民主耀眼的解说，就都是空谈，就难辞欺骗之嫌。

中共党魁们历史上在延安夺权时期，曾写出过讲出过世界最炫目的民主言词，后被学者汇编成《历史的先声》，但是后来夺得政权却做出了世界最专制的事，造成民族历史最大的灾难，甚至将汇总这些党首言说的《历史的先声》都列入禁书，可见对民主上的恐惧与欺骗。今天，中国是否真正能开启一个现代文明的民主历程，那就让世人通过北京14名独立参选人的进展情况来予以验证吧。

民生观察 2021年10月16日

2021年10月12日至13日，多次发起公益诉讼的标志性法律人郝劲松先生被控“寻衅滋事罪”案在山西省定襄县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最终判决如何将揭示出中国当局对近年来在维权领域兴起的通过公益诉讼来捍卫公民权利的行动的进退尺度。

本次羁押郝劲松已达近两年。2019年12月10日、11日，郝劲松遭其原籍山西省定襄县晋昌镇派出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名传唤，12月17日11时再遭该派出所莫名传唤。后家人对外发出消息称，郝劲松已被当局从派出所带往忻州市网监中心。第二天18:00时，郝劲松的妻子接到当地警方电话，让到定襄县公安局见办案人员，但没有拿到处罚文书（公安不给也不让拍照）只让她在一份法律文书上签字。她看到郝劲松是被行政拘留15天，依据是“反恐法”（似乎是81条还是82条），具体涉嫌何种行为不清楚。郝劲松当时被关在忻州市拘留所。依照拘留日期，到2020年元月2日，郝劲松应该被释放回家，但警方居然用同样罪名，将郝劲松转为刑事拘留，并转而羁押到五台县看守所。

从各方信息分析，郝劲松本次被拘押直接原因是在网络上转发了几条有关香港反送中活动的信息，招致当局乘机打压。但有分析人士认为，本次拘押郝劲松应该与他多年来多次通过公益诉讼以维护民众权利而得罪地方政府有关。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借用国家严控有关香港反送中信息之机，来打击报复郝劲松长期为民众权利而找政府麻烦的行为。

郝劲松先生1972年出生于山西忻州，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从2004年夏天开始，他先后7次将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北京铁路局告上法庭，原因是在火车上购物和地铁如厕时未能要到发票。引起媒体关注，并最终迫使有关单位作出改进。

2006年4月27日，因买到涨价的火车票，郝劲松向北京市一中院起诉铁道部2006年春运涨价不开听证会程序违法。从而迫使铁路改变春运涨价情况。

2007年11月，郝劲松介入陕西华南虎事件，先后制定六套方案，向山西法院起诉周正龙，向国家林业局申请行政复议并举报陕西林业厅，随后因对国家林业局答复不服而起诉国家林业局。使华南虎事件进入法律程序来解决。

2009年，介入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引起社会对执法部门钓鱼执法情况的普遍关注，使中国执法泛滥钓鱼执法现象得到阻止。后郝劲松在当地成立定襄县劲松法务咨询中心，为社会提供法律咨询报务。

2017年，郝劲松向定襄县环保局实名举报，当地的诚泰纺织印染公司涉嫌污染空气和水源。同年4月23日，郝劲松向山西省定襄县环保局通过快递邮寄《关于举报定襄城隍庙街30号院内的印染企业——诚泰公司涉嫌污染定襄空气和水源以及要求查处的申请信》。举报位于定襄城隍庙街30号院内租赁忻州明月织染有限公司印染车间的诚泰纺织印染公司，涉嫌污染当地空气和水源，要求当地环保局在法定期限内进行调查并依法处理。

郝劲松先生长期立足于维护公民权利，规制权力部门如国家税务局、铁道部等等违规违法行为，为了保护环境而举报控告当地污染企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迫使权力部门与企业回到法律轨道，为广大民众争取了权益，也由此招致了权力部门与企业的不快，影响到权贵集团的利益，进而被权贵所忌恨。早在郝劲松本次被拘押之前，地方当局就多次传唤威胁警告过郝劲松，而这次借郝劲松转发香港消息，终将他拘押并欲判刑。

中国公开在宪法中承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及声称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社会后，一批批为了维护公民权利，推进中国人权进步的法律人士，奋起通过各种途径来扼阻公权力及强势企业对公民权利的侵害，为此掀起一波波维权浪潮，而郝劲松先生通过公益诉讼，用法律途径来规制权力违法，这是一条直接而有效的推进中国法治，迫使公权力依法行政的途径，是值得称赞与鼓励的。然而，近年来随着政法姓党，党领导一切的口号响起，法律成为党下工具日益明显，各种以规制权力为旨归的公益诉讼自然成为了权力打击报复的对象。郝劲松先生今天的遭遇，事实就是中国权大还是法大在公益诉讼上的表现，而拘押审判郝劲松客观上就有着对信法还是信党及权大还是法大的回应与示范。这事实上向世界表明一切意图通过法律约束权力的公益诉讼行为，都将成为权力打击的对象。所以，郝劲松先生今日之难事实就是中国公益诉讼人之难，是信奉法治尊崇法大人士之难。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人权、法治等等已经成为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尺，而权力是否受到法律的约束也是一个国家专制与民主的分界，中国要想融入世界，要想步入现代文明，要想持久平稳健康地发展，法治建设就是不可绕开的课题，而将权力关入法律制度的笼子早成文明共识。那么保护与支持依法对权力不当行为进行法律公益诉讼，就是最好而有效的教育训练权力依法行使的方式，因此郝劲松先生应该得到保护与鼓励，而不应该成为权力借机打击的对象。

民生观察 2021年10月12日

新闻媒体人罗昌平先生日前因为在微信上对热播的所谓抗美援朝剧——《长津湖》进行点评，被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刑事拘留。

自从中国2018年颁布实行《英雄烈士保护法》（简称“英烈法”）以来，究竟有多少人士因为在网络上发言而遭致拘押、判刑的处罚，至今没人能够完整统计，因为在信息严密封锁的当下，很多人判刑后仍不为外界所知，但从各方途径业已披露出来的信息，可以发现“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已经日益频繁地被警方使用，而公民因言及英雄烈士而遭罪现象日益普遍。

出现如此情况究竟是公民对英雄烈士大不敬，屡屡出现损毁英烈名誉言论，还是另有原由？这显然值得国人及一切法律人士认真思考。

今天我们先来看看罗昌平先生究竟言说了什么而招致警方以污辱英烈罪名拘押。

10月6日，罗昌平先生在微信上发言“半个世纪之后国人少有反思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就象当年的沙雕连不会怀疑上峰的‘英明决策’。//@幸福微甜1233：至于这场战争，不必作过多的评价，看看现在的朝鲜和现在的韩国，所有答案一目了然。”

网友分析，致使罗昌平被拘押的直接原因应该是他在微信中用的“沙雕连”及“英明决策”两词带有讥讽意味，被指是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从罗昌平先生整个发言来看，全文并非是要刻意污辱什么英雄烈士，而是指斥国人缺乏反思，对战争是非对错没有符合历史真相的认识。由此可见，罗昌平先生对所谓抗美援朝有着不同于时下官方灌输给大众的看法。因为有这种不同看法，所以对朝鲜战争中那些战死的志愿者也有着不同的评判。也就是说，罗昌平先生对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朝鲜战争，中国军队前往参战的意义有着不同于官方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就直接关系到对在那场战争中战死的军人的价值评判。或者更直接地说，就是罗昌平对中国官方认定的抗美援朝战死的军人为英雄烈士存在质疑。而这种不同看法及质疑，正是产生了官方认定他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根由。

尊崇英雄烈士是人的正常情感与精神表现，也是一个民族精神传承的方面，原本应该发于人的自觉，是不需要也不应该被强迫的。一个人如果真心认定了某种英雄烈士，那无需外力强迫自然就会对其尊崇，而相反，如果一个人不认定某种为英雄烈士，那么外界如何强迫也是难以产生尊崇情感的。

罗昌平先生因为对朝鲜战争性质出现与官方灌输观念不一致看法，由此而产生对朝鲜战争中阵亡军人英雄烈士定性的质疑，这是很正常的，也是一种无法强迫的情感。因此，与其说罗昌平在言词中出现了让外人产生歧义而误认是污辱英烈的用词，还不如说罗昌平先生对朝鲜战争提出了质疑并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而没有也不存在要有意污辱谁的主观意愿。

如此一来，很显然的是，罗昌平事实是质疑朝鲜战争性质，也因此对在该战争中阵亡军人存在自己的看法，也就是对战死者是否应该被认定为英雄烈士持保留意见。由此在用词上没有那么尊崇恭敬而让某些人刻意解读成侵害英烈名誉。

一个因为质疑战争性质，进而对在战争中阵亡军人是否为英烈存有看法，这居然就可以被当作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吗？根据《英雄烈士保护法》中规定“第十五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对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的研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识和记述历史。”既然国家鼓励研究，那就内含着允许质疑，否则还研究什么？何谓研究？如果官方认定的就完全服从，只能赞美，那还有什么研究可言？同时，法规中明确“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识和记述历史”，那辩证法就是要一分为二，要看到正反两面，要遵从历史实事，要去伪存真，由表及里。那就是要敢于直面历史，敢于质疑定论，不断追求真相与真理。因此，罗昌平先生对朝鲜战争提出质疑，存在自己看法，完全是正常的，应该的，为法律所允许的，是该得到鼓励与保护的。怎么一下竟成了侵害英烈名誉？

分析至此，我们不难看到罗昌平先生今日遭罪，皆因对英烈存在与官方不同评判。而与官方不同评判，是否就当定罪呢？这显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如此。

我们只要稍作回顾，就会发现《英雄烈士保护法》出台后接连被办理的众多所谓污辱英烈案，事实皆产生于公民对官方认定的英烈存在自己的看法，而提出些质疑，并因此招致被以污辱英烈罪处罚。这样看来，这些案子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污辱，而在于官方认定的英烈，公民个人不认为是英烈，或者公民不认同这种英烈。

这种官方认定的英烈而公民不认可，或存在质疑，进而遭致官方以侵害英烈名誉治罪的情况，就是英烈法出台后频繁发生公民言及英烈被定罪的根本原因所在。这就进一步涉及到一个英烈究竟该由谁来认定？该以什么标准来认定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显然只是看到官方认定英烈，而且只允许官方认定的英烈为英烈，而中国民众没有参与评定英烈的可能。这就出现官方认定的英烈，民众未必认可，而民众认可的英烈，官方未必认可的情况。在此情况下，官方不是采取与民众协调，达成对英烈尽可能一致看法，而是通过手中权力将一切不认同自己认定的英烈人士绳之以法。这种强迫人尊崇自己认定英烈的方法，显然于情不合，于理也不通，并且公然违背自己颁布的英烈法有关条款，也严重践踏着宪法有关保护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规定。因此应该停止滥用英烈法，应该重新审视那些所谓侵害英雄烈士名誉案。

民生观察 2021年10月10日

近日，网络上流传着一个老人接受采访时说，人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死前作个身体检查，查出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病，以便让自己明白究竟是怎么死的。

与此视频相关的是近来网络再度流传开一份关于农村老人自杀的调查报告，这份几年前就作出的报告，为何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人重新翻出在网络上流传，这本身就说明这是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是个仍待解决的难题，是个社会普遍的现象。
对农村老人自杀现象，武汉大学社会学讲师，国家社会科研项目《农村老年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主持人刘燕舞博士展开过深入调查，他带领团队走进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发现农村老人自杀现象已经到触目惊心的地步。经统计，各村死去的老人中，死于自杀的比率高得惊人，“至少30%，还是保守估计”。

与刘燕舞他们调查结果相印证的是，2018年10月27日—28日举办的2018“柳叶刀—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会议”上，台湾国立阳明大学医学院精神科副教授范佩贞阐述了其最新研究成果：2015年，中国65至85岁以上老人的自杀率是一般人群的2.75倍至7.08倍，其中农村自杀率显著高于城市，且男性老人自杀率远高于女性。

另有研究报告显示，2013年至2014年，我国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8.9%，但其自杀人数占总自杀人数的38.2%。这个人群的自杀死亡率高达34.5/10万人年，是65岁以下人群的6.5倍。而其中男性自杀率是女性的1.47倍，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1.83倍，每增加一个年龄段（5岁），自杀率平均上升33%。

种种调查统计研究数据显示，中国农村老人自杀率高，已经成为农村老人死亡的主要而普遍性现象。

农村老人何以出现这种高自杀率情况？社会研究虽然给出了众多原因解说，但是其中核心因素应该是制度问题，这却成为众多研究者讳莫如深的话题。一个社会群体出现了高自杀率，这肯定不是个人情感家庭背景等等原因所能解释的，那肯定是整个社会出现了制度性问题。

从前面我们看到网络流传出一老人人生最大愿望居然是死前能做个身体检查，能知道自己究竟是生什么病而死，就可以看出农村老人面临医疗上的困境，就是连自己生病根本无法上医院诊治，更不用说定期检查身体与调养身体了。在如此情况下，无钱医治身体病痛成为农村老人的普遍现实。

中国农民劳累是世界所罕见，勤劳艰苦成为农民的写照，因此身体落下各种病症，随着年岁增加，到老年暴发出来，就是必然现象。而体弱多病之下，却无钱医治，这样就不仅面临无力劳作，也无钱治病中，并且要日日承受病痛折磨，还进一步成为后生的拖累，这种情况下老人选择自杀便顺理成章。可见，农村老人自杀率高的根本原因是病无所医，病无钱医。

然而，病无所医的老人自杀，现今从刘博士的调查也显示出，农民普遍竟然给予理解与同情，对此除了让人震惊也同样让人痛心，可见农村老人的生命在这个社会缺乏起码的尊重与保障。不仅如此，更让人难堪的是，农村老人自杀很多都并非处于病的折磨下，而是无病情况下选择了自杀。从目所能及的各种调查农村老人自杀材料可以看到，大量老人自杀是感到自身缺少了生存能力，无力自己照顾，更无力相助于后人，以致不愿成为后人的拖累，竟而选择决绝的自杀之路。这充分说明农村老人缺失基本的养老保障，老人成为了家庭的负担。

一个健康的老人，在无力从事生产，或者无力自力更生，甚至无力自我照顾下，竟然就想到通过自杀来结束人生，并且这还成为一种普遍的存在。这就要问社会为什么使老人陷入这种无力绝境？一个人来到社会，在他失去劳动能力后，难道就应该陷入绝境？如果这样，这个社会的基本人道还存在吗？人的最基本生存权还有起码的保障吗？

由各种材料显示，农村老人高自杀率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病无所医与老无所养，即社会缺失免费医疗与免费养老保障。

根据《罗马国际公约》规定：当一个人没钱治病时，政府不能看着他死。这是所有公民纳税时，自愿给无能为力人员享有的福利。免费医疗、教育和养老，是一个社会的公益项目，是一个政府的兜底责任，是政府征税后该返还给老百姓的最基本福利。

据统计，世界现在233个国家及地区，实行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养老的国家已有189个。实行三免，是执政者良知、责任、能力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是否达到小康的最基本条件！

另据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胡星斗教授指出：中国若实行免费医疗、免费基本养老、彻底免费义务教育三项，国家总共需要投入2.7万亿左右，高于国家每年新增的财政收入，但只占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中国完全有能力、有财力做到。而且，通过政府治理改革，精兵简政，将中国的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说为26.5%，另一说为52%）下降到世界平均的5%，那么中国可以节省出数万亿的财政资金，何愁“三免”没有费用？

可见，中国今日在雄居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时，却缺失对公民最基本的医疗与养老保障，从而造成农村老人高自杀率，这是严重背离基本人道，违背国际人权准则，也违背中国政府一再承诺重视民主的口号。为了扭转农村老人高自杀率的状况，中国政府应该顺应世界文明大潮，尽快实行免费医疗、免费养老及免费义务教育。

民生观察 2021年10月7日

随着10月1日的到来，中国各地政府纷纷以各种所谓政绩向“十一”献礼，以烘托庆典气氛。各地多年来含冤受屈民众前往北京陈述冤情以求昭雪却倍受阻扰，遭致较过往更为严酷的打压，上访权、人身自由权、生命安全、言论自由权等等人权被肆意剥夺，以致形成了举国冤民血泪祭奠十一的局面。

中国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十一庆典而无视人权加强对上访民众的打压的行径，成为了中国大地每年庆典的常规献礼，使人看到缺失人权保障的国度，庆典就成为民众的劫难的现实。

据民生观察报道，今年中国十一庆典，中国大地又一如既往地上演着拦截、绑架、殴打、非法羁押、关黑监狱等等侵害访民权利的闹剧。

一、重庆向平华于2021年9月26日晨6点零5分，在北京国家信访局门口被重庆市渝北区回兴派出所韩所长带着一群黑打手抓打绑架上车，两膀多处受伤。车辆直接驶向丰台区高家场46-3号，到9月27日11点，向平华被非法关押29小时后，被转入商务车（京Akk11），至29日中午11点45分被强行送回到家。

二、重庆陈明玉于2021年9月27日早上六点多钟，在北京西城区被重庆市渝北区公安分局回兴派出所工作人员，强制挟持至一辆商务车（京FBB683）押回重庆，于28日中午12:20左右，被强制关押在渝北区回兴派出所办案区刑椅上，警察构陷陈明玉去北京国家信访局信访涉嫌寻衅滋事，关押了陈明玉25小时，于29日中午13:20分左右才让回家。

三、上海市黄浦区维权人士皋根娣，身份证号：310103195912070125手机号：136719905872021年9月27号对外发出信息：我去国家信访办以及建设部维权，我的北京行程码和北京健康宝都是正常的在使用。9月28号一早，我去公安部维权，由公安部警察查验我的北京健康宝时显示未见异常，但是照片就是显示不出来，导致我什么地方都不能去。我因为在2012年6月28号，在最高检全国第十四个宣传举报周，在最高检对面被北京警察无辜暴力殴打致伤，至今未立案。今天（9月29日）我再次来到北京市公安局旁的边道上拨打110报案，由东交民巷派出所警察(王健红)警号021448，接我到派出所，收了身份证，也不给做笔录，大约在上午10点45分左右，来了六七个人，其中有三男士要来接我，我问他你是哪里的？该男子回复说是黄浦区信访办的，也不说名字，我拒绝跟他们走，然后他们走了，说待会驻京办会来的。我向所有人保证，为了坚持维权，我是绝对不会自杀，如有意外，一定又是被上海市黄浦区派黑社会人员来害死的。我在此再次向大家声明，我皋根娣不会自杀的，如死就是被害死的。请朋友们，帮忙转发关注！

四、2021年9月28日17时41分，湖北潜江维权人土伍立娟进京信访，刚到北京西站即被强行拦截，现被拦截到了北京附近的“齐鲁情宾馆”关押。

五、2021年9月28日，重庆渝北区龙兴镇维权人罗文健、李育英，周天平，杨宏伟下午3点左右被带到北京专门关押访民的“黑监狱”久敬庄。当天晚上约19点50分左右，罗文建，李育英，周天平，杨宏伟被人从久敬庄带到驻京办高家场46一3号，现在电话打不通。

六、2021年9月28日下午3点40分，重庆维权人士杨光梅、杨玲、汤代群、周必君、周必琴、刘林、丁春霞、李邦秀、林跃兰被带到高家场46-3号的路上，另外有领导承诺回去给大家解决问题。2021年9月29号，杨玲被地方政府从高家场46一3号接出，坐15：09分从北京西到重庆西的火车。请友友们关注，杨光梅和汤代群坐的车在途中又上了两个穿黑衣服的年轻人。

七、2021年9月28日下午4时，重庆维权人士杨兴仪、汪远智、郑素碧、张庭福被大巴车带到久敬庄。

八、黑龙江访民马波发出消息：2021年9月28日，辽宁抚顺访民刘某来京被拦截，之后通知地方法院来车接他，法院的人穿着便衣，打了他一顿，导致他左边眼睛和脸部受伤出血。当日下午，刘某微信与我视频联系让我关注他，随后刘某的手机被人拿去，将我的微信删了，我多次打刘的电话成关机状态，现已失联。

从连日各地访民传出的如上一些遭遇的有限信息，可以看到中国大地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

依据世界通例，对现代文明社会的衡量标准，不仅看该社会的物质生活富裕程度，更看一个社会公民基本人权的保护状况。只有那些人权得到切实尊重与保护的国度，才能称其为现代文明，才能算进入到了现代文明。而一切不能保护人权的社会，都是处于野蛮而未能进入现代文明的社会。而从人类历史来看，任何不能很好保护公民权利的社会，最终肯定也无法建成物资财富上的强国，且各种灾难必将层出不穷，某时某地显出的物资的丰富与强大，必是昙花一现，断难持续。

一个国家最好的庆典应该是得到公民发自肺腑的拥护，而要得到公民真诚拥护，一个公平公正，没有冤魂的社会，才能让民众感到荣耀而由衷赞美。如果一个国家缺失对人权的保护，制造着累累冤案，让民众承受着权利被侵害的苦难，是不可能赢得民众真诚拥戴，也是无法营造庆典欢乐气氛的。

中国要想真正营造起民众对国家庆典的欢呼，就必须从保障人权着手，就必须立刻停止对受冤公民信访的打压。将侵犯公民人权作为国庆献礼转变成保护公民人权作为国庆献礼。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赢得公民的拥戴，也才能有真正的庆典可言。

民生观察 2021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