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声明与报告

近日，中国媒体有关司’改革的报道连篇累牍，声称新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开始“破冰”之旅，而且上了快车道。7月9日，最高院公布《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纲要针对审判权力运行、人权司法保障、深化司法公开以及法院人事管理、职能定位等重点领域提出45项改革举措，明确提出到2018年，要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随后，最高法院第一（深圳）、第二（沈阳）巡回法庭设立，北京、广州、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同样专司跨行政区案件审理的上海第三中级法院相继挂牌等等，司法体制改革看似在紧锣密鼓地切实推进。辅以徐辉、念斌、呼格吉勒图等冤案的纠正和平反，司法领域更显热闹非凡。面对如此的司法现状和司法体制改革势头，许多法律界人士和媒体对这一轮司法改革多有评论，赞誉有加并寄予了厚望，在他们乐观的展望之中，司法公正的美好未来和法治社会建设的大好前景似乎指日可待。
客观而言，这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相较于此前的仅仅是着眼于理顺司法工作机制的改革，无疑有一定程度的深化和进展，特别是在审判权去行政化去地方化两方面，都有所侧重和触及。但是，透过目前这些举措的表象，从更深一个层次观察，这一轮司法改革是否如一些人所赞颂的那样鼓舞人心，则显然可以存疑。同时还可以提出警示：热闹的表象，也可能是虚假幻象——只要现象司法体制的基础犹在，司法权没有真正独立，司法就不能在基本层面上有效维护社会公正、保障公民权利。司法体制改革就会沦为一场新瓶装旧酒的自欺欺人的游戏。
只要对司法现实有清醒认识，还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司法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司法腐败、司法糜烂倒逼的结果。这是一个司法不公可谓比比皆是的时代，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横遭践踏，党派特权桎梏司法，行政权利和地方利益集团对司法的干预和绑架司空见惯。前述这几桩业已纠正和平反的冤案，只是司法过程中冤假错案之冰山一角；一些盲目乐观者欢呼正义虽然迟到，但终究来了，来了就是胜利，而对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这一不可辩驳的注目论断或浑然不知，或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只是一味地谄媚赞颂。与此同时，也不能否认，现实的司法过程中，刑讯逼供，因言获罪，违背和歪曲法理的恶法、口袋罪依然存在，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现代法治理念并未得到贯彻。就在目前体制内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中，家法党纪也依然凌驾于法律之上。在司法实践上，依然存在着公权力肆意妄为的法律真空，例如许多因贪腐嫌疑或者因内部权力争斗而被“双规”的官员，竟然也和普通民众一样，不能及时获得法律援助，法律明文规定的人身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这些不胜枚举的司法不公，就是一种深入体制骨髓的司法腐败现象，不仅社会危害巨大，导致司法公信力丧失殆尽，而且已经对执政党的政权的稳固构成了威胁。当局意识到，司法领域中存在的这些问题，若不及时加以解决，迅速加以修正弥补，后果可能不堪设想。由此可见，司法改革之所以不得不为，司法改革中引人注目的去行政化去地方化措施，乍看是朝着司法权独立的方向迈进，实则是要调整、变换一个体位和姿势，以便更为有效地维护和巩固现行体制，而不是以司法公正和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社会正义为首要目标。
具体地看，这一轮司法改革，在司法权力整顿方面，通常被归纳为以下三点：1，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2，加大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3，保障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切实落实人员责任。这些举措，意在通过垂直管理，约束和消除影响司法公正判决的外部干预、内部干预和法官滥权等三个因素。表面上看，有着朝司法权独立的趋势；但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上收和与地方行政权力隔离的技术性动作，与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权独立并无实质上的关系。至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一轮司法改革并未在司法权独立这一关键问题上取得突破。所谓的司法改革，可能沦为在一种叠床架屋的举动，导致司法机构更加臃肿、司法成本更高却更加低效——而司法改革要避免类似的失败结局，则必须改弦更张，以司法独立为改革的终极目标，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各项权利，切实保障人权，尊重法律，践行现代法治理念，才可能切实推动司法进步，收获改革的善果，在真正意义上促进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实现。
民生观察特约评论员
2014/12/31

财政部、税务总局，趁全球石油价格大幅下挫之机，在半个月内，两次上调了燃油消费税。此举引起了一片哗然，在汽车已经成为家庭寻常消费品的当下，一直以来对高油价啧有烦言的公众，纷纷表示不满，质疑和反对之声不断。不过，这些不同意见似乎仅见于微博、博客、论坛等自媒体；在官方媒体和管控日趋严苛的门户网站、搜索引擎都鲜见哪怕只言片语的质疑和批评，倒是有不少为这次征税解释和背书的文章————诸如：国际油价下降，是燃油税改革的大好时机；燃油税上调有节能减排之效而利于环保；还有专家为这一举措开脱，称燃油税上调后依然在国际上偏低，更远低于欧洲国家。
然而，上述这些支持燃油税上调的理据，并不能令公众心悦诚服。反观成品油税费调整的历程，2008年底国际油价跌入低谷，政府启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取消了公路养路费等收费，并提出逐步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并大幅提高汽柴油的税额。当时有关部门和专家的解释与这次如出一辙，甚至还描绘了一个更诱人的前景：未来还将因此而逐步取消高速公路路费，等等。但时隔7年后，事实如何呢？首先，油价越来越高，即使在国际油价猛跌之际，国内油价也敢于不降反升；其次，高速路路费非但没有取消，而且还在增加，甚至许多高速路在还贷收费期满后，又换一个理由继续收费；第三，和燃油税开征时描绘的道路顺畅、环境改善美妙蓝图不同，事实是汽车越来越多，道路越来越拥堵，空气越来越差，自然和社会生态越来越恶化。这些才是公众所置身的现实，也就是说，曾经的美好承诺无一兑现。尤其可叹的是，粉饰这次然油税上调的说辞，竟然不仅与7年前如出一辙，而且还打了折扣：有关部门和专家甚至不肯花一点心思玩点新花样，连稿子都懒得更换，只是掐头去尾老调重弹————这样当然无法取信于民。如此上调燃油税，招来公众的反感，引起质疑和批评，势所必然。
其实，汲汲于每台车每月多支数十元的燃油税，燃油价格中高达34%的各种税赋，汽车使用者该不该承担，能否承受这一税费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重要，反而有可能被误导，纠缠于细枝末节而忽略了关键问题：为何在公共事务上，这类荒谬的事情不断地重蹈覆辙？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涉及到纳税人的权利，以及征税权的限制，税务开征的程序是否合法等重要问题，是民生和国家管理的大事。
履行纳税义务，同时监督公共事务，支持或者反对包括税务在内的公共政策，是现代民主政体之下纳税人的权利，“无代表，不纳税”这句格言，言简意赅地揭示了民主社会公共事务中，公民在维护自身利益，履行权利和义务时应该秉持的态度和立场。恰好这也是对国家机器征税权加以限制的根本所在，同时也是开征和增加的税收程序是否合法的依据。早在17世纪，英王查理一世横征暴敛，民怨沸腾，英国议会起草《权利请愿书》，谴责国王“侵犯了人民的权利,违反了国家的法律”,并规定:“今后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强迫人民承担或缴纳贡物、赋税或其他类似负担”。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征税权从专制强权转移到国民（议会代表）的先河，也是现代民主政体的发端。当然这一征税权转移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1649年,查理一世因为践踏税收的宪政原则而作为“人民公敌”被送上了断头台。
反观这次燃油税上调，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其背后的发改委，仅凭一纸通知，征税幅度即刻上调，其中存在的问题可谓昭然若揭，无视纳税人的权利，没有经过正当的程序，征税权肆意妄为毫无限制，可谓历历在目。即使根据中国现行的制度和法律，未经立法机构人大的同意，开征新税种和上调税额，显然也应该承受合法与否的质疑和批评。古人云：苛政猛于虎。在经济不景气的现实中，面对税收增幅高于国民收入增幅2倍以上、财政收入比例远超GDP，公众不堪税收重负，而视之为苛捐杂税，正在情理之中，而无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不聊生、社会动荡甚至溃败倾覆，往往是苛捐杂税的必然结果。
就事论事，截止至2013年，中国的汽车保有量超过2.5亿辆。其中，私家车占8500万辆，比10年前增加了13倍之多。汽车成为了大众消费品，汽油价格、燃油税的调整，关乎到每一个人，属于不可忽视的重大民生问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道理很简单，即使是无力购车的人，也会通过公共交通工具与汽油发生关系，为油价和燃油税的调整付出代价。如此一来，这一项税收的开征和调整，显见牵动着千家万户，涉及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利益，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不仅涉及民生、是不可轻视的民生问题，还涉及纳税人的权利，事关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也关涉执政者的利益，是一个政治问题，如不能给对其中存在的致命缺陷加以重视和革新，而是目光短浅、纵容其违背民意、损害公众利益，无异于养痈为患，势必危及国家的未来。
民生观察特约评论员
2014/12/22

——内蒙古“呼革案”平反的启示与呼吁
1996年4月9日晚，内蒙古呼和浩特锡林南路诺和木勒大街旧式女厕所内，发生一女子被强奸致死的重大恶性案件，呼和浩特警方将前来报案的18岁青年呼格吉勒逮捕，两天之后警方确认呼格吉勒就是杀人凶手，并称犯罪嫌疑人对罪行供认不讳。同年5月23日呼格吉勒被一审判处死刑，6月5日内蒙古高原二审裁定“维持原判”，6月10日呼格吉勒被押至刑场，从案发到执行死刑，仅仅只有62天！
9年之后，2005年10月23日，特大系列强奸抢劫杀人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赵志红，在呼和浩特市被赛罕区公安分局刑警抓获。被捕后赵志红所交待的第一起杀人案就是呼格吉勒图案，即“4·9”毛纺厂女厕女尸命案！一时间引发了媒体和社会对呼格吉勒图案的广泛关注，本就不相信自己儿子是“强奸犯”的呼格吉勒图父母，从2006年5月24日开始进京上访为儿子伸冤。2011年，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组织5名法官成立呼格吉勒图案复查组。2014年11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经过对呼格吉勒图案的申诉审查，认为本案符合重新审判条件，决定再审。
12月15日上午，内蒙古高级法院向18年前被冤判错杀的内蒙古青年呼格吉勒图的父母，送达了呼格吉勒图案再审判决书。再审判决主要内容：一、撤销1998年内蒙古高级法院判决呼格流氓罪、强奸罪、故意杀人罪罪名；二、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在宣布呼格吉勒图再审判决无罪后，内蒙古高院副院长赵建平当面向呼格吉勒图父母致歉。
对于一个当年不满19岁即被冤枉判刑并执行死刑的年轻人及其家属来说，这个判决来得太迟，但终于还是等到了。我们为这起冤屈终于得以昭雪感到欣慰，也对内蒙古高级法院的判决表示欢迎，更为从真凶现身到平反昭雪竟然需要长达九年的奔走与等待而感到痛心。
民生观察工作室注意到在接下来的新闻发布会中，当有记者问到呼格吉勒图当年受到刑讯逼供的情况，以及那些违法办案人员是否会承担刑责的时候。内蒙古高级法院发言人李晨表示：是否有刑讯逼供和违法办案的情况，需要进一步调查才能下结论。据悉，内蒙古已启动呼格吉勒图案追责程序，有媒体称当地公安厅将调查呼格案全体办案警员。由此可见，关于呼格案的追问与关注，还并未结束。
从1989年的滕兴善案，到1995的聂树斌案，1998年的佘祥林案，2003年的孙志刚案……最近更爆出“文革时三女生当年揭发老师‘奸污’自己，四十年后齐出面澄清‘诬告’替老师求平反”的新闻。其中的主角——现年81岁的符福山老师，已为自己喊冤上访了四十年！
我们不仅看到冤假错案的频繁出现，更可悲的是其当事人甚至连“辩白伸冤”的渠道都十分匮乏。如果不是有良知的法学家，媒体记者持续不断的呼吁，不是辩护律师的勇敢抗争，不是公众舆论的高度关注，不是死者家属的不懈坚持，类似内蒙古呼格吉勒图的冤案可能不会有平反的一天。
中国的司法公正，只仰赖于法官的判案时所秉承的公正与良心，个别冤假错案的的修正平反，是远远不够的。依法治国，其目的应该是尽可能的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而不是满足于一时的政治需要。民生观察工作室在此呼吁国家深化改革，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和透明的监督机制，并设立更为完善且严格的死刑核准程序。除了尽量避免重大冤假错案的发生之外，更要尽快建立更有效率的纠错机制，对已经查明的冤假错案的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并对受害人亲属作出相应的补偿。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4/12/15
 

11月17日，黑龙江省肇东市发生教师罢课事件，全市参与罢课的教师以中小学教师为主，人数多达8000余人。罢课教师两次发布联名信，请求解决工资低、克扣养老保险等问题。全市中小学正常教学工作全部陷入停顿状态。随后，黑龙江双城市、依兰县、尚志市、宾县、巴彦县、方正县等地也有类似事件发生。
纵观全国，这也并非黑龙江一省才有孤立事件。自9月开学以来，各地陆续发生了多起教师罢课事件，从9月初广州多个区的幼儿园教师罢课，到湖北孝感高中教师罢课要求编制，到12月河南禹州万名教师集体到市政府门前集会示威，浙江缙云教师罢课……这些教师罢课维权事件大大小小，不一而足，但都有一个共同的诉求：要求提高工资待遇、要求公正平等和职业尊严。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些千百年来流传的格言隽语众，体现了重视教育的中国传统。确乎其然，教育是文明的基石，社会存续和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的确是关系到国运和民生的百年大计。但是，反观历史和现实，本应以启蒙传道授业解惑为责任的教育，却往往偏离正道。而且教师这一职业，总是处于社会职业的边缘地带，远离权力和财富，曾经做过私塾先生的郑板桥在一首题为《自嘲》的诗中，真切地描绘了教师的地位：教书原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枷无锁自在囚；功少东家嫌懒惰，课多弟子结冤仇……可见所谓的师道尊严、尊师重教等一类的标榜，听起来动听，还可美其名曰超越了物质享受之外的精神激励。但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一种抚慰和忽悠性质的宣传罢了。
具体到近期不断涌现的教师罢课潮，细致考察教师们的清苦的生存现状，不难看到竟然在低微的工资待遇之外，还有违规违法的克扣和盘剥，那么，不得不说，这些涉及教育的耳熟能详且冠冕堂皇的标语口号，则无异于欺诈和蛊惑了。从目前相关报道透露的内容看，肇东教师罢课的原因，除了该市与周边地区比工资长期处于低位，还有违规克扣养老保险的问题。河南禹州，政府拖欠了教师3年的绩效工资，并且教师工资近8年未有增加。而湖北孝感高中，老师们则因编制问题表达不满。可见林林总总，绝大多数教师罢课维权，竟然还停留在最基本的生存层面，这无疑是现实的冷酷和中国教育的悲哀。
回顾近几十年的教育业存续的轨迹，不可否认，教师的待遇也不是毫无改善。但是，如今的教师罢课潮证明教育投入远远不够；其次，教师待遇的改善，相对于其他由公共财政支持的机关事业单位国企比，可谓微小惨淡，远远谈不上基本的公平。从内部而言，教育体制的陈旧僵化、尤其是行政化痼疾难改，在教育一线的教师权利缺乏，无论财权、人事权、话语权，基本掌握在学校的行政人员手里，教育经费的有限增加，难以有效惠及教师。从外部来讲，地方政府重经济甚于教育，珍视钱财甚于尊重教师，才会发生克扣养老金、拖欠绩效奖、不涨教师工资等事，终至引发了罢课事件，并且产生了后续震荡和连锁效应。
多起罢课事件昭示，教师仍是弱势群体，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从观念到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个必须直面的现实是，学校处于社会神经的末梢，而且是政府管控最为严格的场所，按理来说应该是社会中最为稳定的部分。学校这一社会神经末梢现在发生了剧烈反应，所传递的一个显著信号，所表明的是中枢神经和机体出现了问题，是体制性腐败和机制失灵的必然恶果。其中的道理十分浅显：如果认为投入足够，管理有效，却连生存的基本待遇都无法保障，那么无疑是染上了疾患，而且可以初步诊断：这病症如果不是瘫痪和脓肿，就肯定是认知障碍。
民生观察特约评论员
2014/12/15

民以食为天，这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老话，放在生活物资日益丰富，经济领域各行业甚至产能过剩的当下，仍旧不失其意蕴与价值，昭示着生存与发展，依然是民生国计的两大问题。在食不果腹的短缺经济环境已经成为往事之后，公众生存与发展的重心已经转移，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准、更加安全的未来，就成为了公众的欲求和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保障不足、投资渠道不足、家庭收入下降、经济增长陷入困顿、发展预期悲观的现实中，公众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焦虑状态，这种普遍的民生焦虑，最近就在了A股市场的“暴涨”行情中得以集中且突出的体现。
A股市场的这一轮“暴涨”行情，再一次引发了“股疯”。就在几天之内，股指连续破位上行，走势强劲。创下了成交量过万亿的天量纪录，A股的总市值火箭般串升至全球第二。稍加回顾，今年5月，沪深股市全月成交量仅2.7万亿，亦即现在的“疯牛”行情一天的成交量相当于半年前的一周，更相当于1996年A股市场全年的成交额。在A股长达7年的熊市后，行情突然转“牛”，如此的陡转，严重脱离经济发展理性轨迹，严重违背市场规律，只能断言为在经济萎靡不振的局面之下，政府黔驴技穷，故伎重演，操纵股市，为股市植入了病毒，促股市患上了“疯牛病”，而这种病况所导致的恶果，显而易见的会阻碍社会进步、恶化经济局势、最终由全民埋单而伤及民生。
中国股市重启近30年，仅有市场经济之名，而无市场经济之实，一直由计划经济观念主导，一直被政策束缚，为政府所操纵。众所周知，中国股市从来就是政策股市、政治股市，其中规则形同虚设、监管粗疏失范、漏洞遍布、内幕重重。正因为如此，辅以市场上投资渠道的稀少狭隘，股市也成为了黎民百姓投机博利的场所，一些人或可从中获利甚而一夜暴富，但最大且获益最多的庄家则是将股市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政府，甚至那些拥有雄厚资本、做黑庄家和操纵股价的大户，也不过是政府的掌中玩物。数十年来的一轮又一轮的牛市熊市交替，股市丛生的弊端、斑斑点点的劣迹，都是无可辩驳的明证。常识告诉我们，这样的股市，不会一夜之间改变其本质，转眼就成为一个遵守市场规则、讲求公平交易的透明的健康的股市。也就是说，这一波疯狂的牛市行情的可以预期的结果，无非也就是绝大部分散户被套牢甚至血本无归而已。
从另一面看，股市狂热则凸显了普遍的社会焦虑，公众纷纷涌入股市，毫不迟疑地砸进自己的血汗积蓄，印证的也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亘古不易的道理，而这种逐利的目的无外乎是为了未来提高生活质量和生存保障。这种狂热的投资行为，是广大入市散户基于他们对中国股市的认知，基于他们对政治经济形势，和政府管制和操纵股市技法的谙熟做出的选择，是建立在不信任基础上的一种自利行为，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投机行为。这种现象所折射的社会现实，一方面包括了目前经济格局的不健康、政府经济决策的失当，经济的结构性弊病已经几入膏肓，市场畸形，长期以来没有为公众提供个人和家庭财富增值的投资渠道，也未能为公众的未来生活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这一股市狂热，落实到民生方面，则反映的是一种遍及全社会的群体焦虑，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不聊生的一种新形式，属于民生凋敝的一种表征。而这种民生焦虑，只有通过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建立自由公平的市场，约束行政权力，防止政府行为粗暴干预市场，为公众开拓多元多样的投资渠道，对目前的股市和市场加以彻底改造，革故鼎新，才有可能缓解焦虑，平复狂热，在基本层面改良经济，惠及社会，改善民生。
民生观察特约评论员
2014/12/9

11月14日，中共辽宁省委机关报《辽宁日报》推出大型策划《大学课堂上的中国》，刊发编辑部公开信“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称派多名记者卧底中国几十个高校的课堂，“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听了近百堂专业课”，“整理近13万字的听课笔记”，调查发现中国的大学老师缺乏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高校老师，尤其文科老师，授课时常常表达出一些消极负面情绪，谈到好的，都是外国的，不好的，都是中国的，中国成了负面典型的案例库…有的还很过分，必须引起教育界的警觉和重视”云云。
 
《辽宁日报》的公开信文章获得官方宣传机构的极度肯定和推荐，官方媒体网站给以大量转载。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党媒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对高校的意识形态教育大肆指责，被外媒解读为开始新一轮思想领域特别是高等院校的肃反清污运动的信号。
 
高校是自由思潮影响的主要平台，毛左大将、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说过：“在高校，共产党已经成了准地下党。”在这些人眼中高校就是“敌对势力渗透的重要目标，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向大学生传播西方的政治观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企图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使青年一代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因此对高校的思想控制历来是意识形态领域控制的重心。
 
去年5月官方推出“七不讲”禁令，规定教师不准向学生讲授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共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此七项内容。今年9月党刊《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标题下刊发了三份分别由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及广州中山大学发布的声明，呼吁师生要对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言论进行坚决的斗争。10月15日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强调注意高校意识形态。同月官方下发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明确向全国高校下达控制思想的指示：在中国高校只能允许“党思想的一元化发展”。而《辽宁日报》亮出到高校调查暗访底牌的依据就来自于此文件。11月20日，贵州省教育厅向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教学评价工作的意见》，要求各高校在教堂中安装 摄像监控系统，官媒光明网在就此事发表的时评中指贵州省教育厅要求在高校课堂中安装视频监视系统已属马后炮，许多地方的高校甚或整个高校教育系统早就悄没声地把这样的系统建立有时了。
 
在此肃杀氛围下，高校老师人人自危。不少大学的教师被官方约谈过关，盘问其对宪政和普世价值的看法。对与官方意识形态持不同意见者则进行处理。讲授宪法学的中国公安大学副教授王守田就因不当言论的罪名被拘留。而知名学者如北京大学的夏业良、中国政法大学的滕彪、华东政法大学的张雪忠等人也陆续被其所在大学除名，正如所言：“绝不允许这类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
 
收紧大学自由度，意图很明显：堵住老师嘴，就能封住学生脑。而对高校的整肃是意识形态领域全面清场的一部分，纸媒、网络、高校严控一体化，力图不留死角，扫除一切杂音，全面占领和控制思想阵地，达到在精神领域控制知识分子和媒体人，使其不敢越雷池半步的目的。
 
强化信息控制，全面收紧言论，这是一条开历史倒车的畸形之路。结果如何，历史自有分说。
 
民生观察特约评论员
2014/12/8
 
 

据报道,《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实施已经进入倒计时,央企负责人薪酬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收入三部分构成,薪酬和绩效密切挂钩,其薪酬水平将不超过央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7到8倍。其中，基本年薪为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倍；绩效年薪不超过基本年薪的2倍；任期激励则不超过任期内年薪总水平的30%。同时，如果考评不合格，将不得领取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这意味着，央企薪酬额度将由目前职工的12倍降至7至8倍，据估算，部分高管薪酬降幅逾40%。
在贫富悬殊、收入两极分化和经济低迷不振的背景之下，当局的这一举措耐人寻味。有评论认为，央企以及势必随之而来的国企高管降薪，是全社会收入分配改革的重大措施，是国企改革的必然之举，将有助于推动社会公平。这种说法大致不错，但也不无可议之处，最显见的一点是：央企国企高管薪酬改革，与其说是降薪，毋宁说是调整到一个更为合理的水平，这对于央企国企的内部职工来说，无疑有一定的促进公平之效，但对于全社会而言却未必有太大的作用。而更深入地加以透视，就不难得出结论，央企国企薪酬改革，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局势倒逼的结果，其要害并不在薪酬的多寡，而是为了平息民怨、安抚民意、缓和社会矛盾，巩固现行体制——简而言之，是维护所谓的社会稳定的结果，亦即是官方维稳思维的惯性产物。
不可否认，央企负责人的薪酬变动,不仅关乎为数不多的部分人的待遇多寡，而且是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属于全社会各行业各群体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部分。毕竟，具有行政垄断之便的央企国企，占据着全社会的优质资源，把控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它们甚至可以凭借自己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优势地位，在相当程度绑架国家的经济政策。也就是说，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央企国企高管的薪酬远不如央企国企本身重要。例如，央企石油系统长期以来不仅控制油价，在某种程度是让发改委这样的上级部门沦为其传声筒，或多或少左右了能源政策的走向。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石油央企还在油价畸高、盘剥公众攫取暴利的情况之下，铺张浪费、管理低效、连连报亏，每年伸手从国库攫取数以百亿计的财政补贴。而在近来选择性特征明显的反腐风暴中，石油系统成为重灾区，高管纷纷落马，不单凸显了央企国企的腐败现状，而且昭示了央企国企消耗和浪费了巨大的社会成本，阻碍市场公平竞争，扰乱社会经济秩序，阻碍经济健康发展，危害民生，加剧了社会不公的实质。
了解近几十年经济发展的人想必都明白，央企国企高管薪酬畸高，是经济转轨时期产生的怪胎，是垂而不死的计划经济和不健全的市场经济嫁接的产物。事实上，且不说央企国企是将自己置身市场，参与公平竞争；即使其能凭借行政和资源垄断之利，低耗高效地为国民经济做出切实贡献，惠及民生和社会；高管薪酬和贡献成正比，比目前再高一倍甚至数倍有如何？具体而言，这些高管薪酬的总和，恐怕也不及每年国家财政每年补贴央企国企的零头。
可见，央企国企高管薪酬改革，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的修修补补，并不能改变央企国企垄断、臃肿、管理水平欠缺、效益低下的面貌，在社会财富分配制度改革中，宣传效用大于实际效用。换言之，更能有效的促进社会公平的，不是央企国企高管的薪酬（当然也应该改革至合理水平），而是央企国企的系统性和结构性的改革。只有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之下，在健全的监管监督体系之下，社会公平和公正才能获得真正的促进。因此，要想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仅仅央企国企高管降薪远远不够。
民生观察特约评论员
2014/12/1

民生观察工作室获悉2014年11月21日下午，上海亚信峰会期间被抓访民中的郑培培、颜兰英、徐佩玲、石萍、谢金华、金美珍、虞春香在上海不同的四个法院同时受审（上海郑培培等7位亚信峰会期间被抓访民同日被审判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2014/1123/11311.html）。公诉人指控他们七位在5月12日、13日在西郊宾馆、中共一大会址等地方拉横幅拍照，通过地铁不买票，伙同他人在公共场所企图闹事，严重诋毁国家的形象，严重扰乱公共社会秩序，构成寻衅滋事。在庭审中，每个庭只有4、5个人能加入旁听，众多声援者被拒之门外。

在21日的庭审过程中，受审访民石萍和虞春香一路喊冤，在陈述中她们还表示曾在看守所被刑讯逼供。颜兰英和徐佩玲在法庭上坚持自己无罪；而谢金华和金美珍在看守所也受到虐待，不让家属送去冬衣；郑培培在最后陈述中声泪俱下，她表示为捍卫公民的合法权利，自己曾数次遭到非法羁押。对于公诉人指控访民所举横幅，内容诋毁亚峰会，并将照片传上博讯网站，乘地铁让售票员开门等行为涉嫌犯罪，作为石萍的公民代理辩护人顾国平表示：一、这些都与本案无关；二、证据来源不合法；三、与所控罪行认定标准不一致。

这七位被控“寻衅滋事罪”的公民，他们都是由于政府侵犯公民合法权利，肆意掠夺民众财产，长年上访却得不到公正对待，才会在亚信峰会期间拉起横幅，希望以这种方式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使自己的正当诉求得以声张。很显然，维权上访人利用打横幅等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是一种和平请愿，是一种公民意识觉醒挺身维权的行为，这种维权行动是合理、合法的。和平、依法维权，何来“寻衅滋事”？

民生观察还注意到，上海亚信峰会期间被抓的访民不止这七位，还有尹慧敏、吴玉芬等人，尹慧敏等现在仍然在押，很可能也面临审判，这样上海亚信峰会期间被抓的访民至少达十人。访民们利用拉横幅等方式进行和平抗议的行动早已有之，此前虽也有打压，但至多关几天就放了，不像这次一次性抓这么多人，抓了还不放，并像模像样地进行所谓的“审判”，这样行为无非是出于所谓 “维稳”的需要。仅仅因为一次会议就如此大规模地抓人，只能说明上海的“维稳”越来越病态，越来越疯狂，只能说明上海和中国人权状况在恶化。

民生观察认为，上海警方因这些维权公民的和平抗议行动，对他们刑事拘留并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起诉，是明显的政治打压，严重违背了中国早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1条，侵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确保的公民集会和示威的自由等基本人权。民生观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呼吁上海有关方面确保司法公正，并尽快无条件释放上述人士。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4/11/24

境外敌对势力、国外势力诸如此类的说法，是目前公共空间屡见不鲜的政治语汇。其所呈现的大致面貌是，言说者仿佛真理在握而毋庸置疑，且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故而可以居高临下、义正辞严，大有置人于卖国贼境地的气概；而听闻着则往往是为之一震，心中悚然，嚅嚅而不能言，一副不明就里，却百口莫辩之态。这种怪异的态势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时代背景，从历史经验看，这是一种在公共生活，特别是政治冲突中，攻击竞争对手或者政敌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只要指责对手和境外敌对势力有瓜葛，那么对手就坐实了里通外国的嫌疑，然后顺理成章，戴上了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就有机会借此将对手一棍子打死且永世不得翻身。在当前狭隘的民族主义泛滥、爱国观念混乱不堪的现实背景之下，境外敌对势力不仅是一个立场判断和人身攻击的利器，而且是文过饰非、推诿责任的妙方，甚至成为滥权者、贪腐分子乃至流氓、商痞等违法违规者流最后的避难所。山东蓝翔技校校长兰荣祥，因指示学生跨省斗殴、家暴、多身份证、超生和婚外生子等违法违规行径败露，在饱受质疑之际，兰荣祥不顾事实，而是狡辩，大言不惭地断言，这是在"倒蓝翔"，而且这股倒蓝翔的风潮，有国外势力参与。如此荒诞无稽之言，他竟然还举证了"理据"，认为外国势力倒蓝翔的"原因是国家正在尝试职业教育改革，国外势力害怕改革成功。"(10月30日南方都市报)
 
蓝翔技校校长的这番自辨，但凡具备常识，有辨别基本是非能力的人，都不难一眼看出这是一番回避质疑、欲盖弥彰的胡言乱语。其中的道理很简单，这纯属缺乏国际政治基本常识，不知天高地厚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幻觉。简要而言，蓝翔技校乃一个区区民办技校，就算是背景深厚，有背靠大树好乘凉的便利，不把自己当外人，兼有被外国误认为多起网络攻击的据点，恐怕也难以跻身所谓的国外势力想攻击和颠覆的目标。换言之，他因办学而致富，因富有而目无法纪，在劣迹曝光后为自保，为规避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采取了如此自欺欺人的自辨，可谓无知而自大，荒谬绝伦，根本不值一驳。但饶有意义而值得一提的是，兰荣祥这番低劣的自辨，恰好暴露了当下公共空间歪曲和滥用"境外敌对势力"、"国外势力"的丑态。有助于公众认清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占据了共话语权的强势集团，为一己之私，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隐瞒真相、掩盖劣行、逃避责任，常常以这类话语压制质疑、打击异议，以达到搅混水、转移视线、欺瞒公众、嫁祸于人，堵天下悠悠之口的真面目。
 
国际政治的常识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只要民族之别、国家之界没有消除，为谋求生存发展优势，国与国之间，乃至国际国内各民族之间，就难免发生竞争；而竞争即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各种势力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些势力无论境内境外，良性的竞争都应该在人类文明发展所形成的公认的道德、伦理、法律的规范之下进行；而恶性的竞争则是以战争、屠杀、种族灭绝等极端形势表现。纵观人类文明史，数千年来，虽然战争连绵不断，但和平不仅是主流而且是未来的大势所趋。过往惨痛的教训告诉人类，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只有立足和平，秉持理性和善意，遵守国际准则，采取竞争与合作并重的方式，才能真正利人利己。尤其是在全球化浪潮中，"世界是平的"，国与国之间应形成竞合关系才能平等公正有效的交流互惠，已经是全球共识。特别是在民主宪政政体的国家，社会开放，政务透明，公权力监督制衡机制健全，人权至上，言论、结社、迁徙自由，各种势力均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力，不会因为信仰、观念、政见的分歧，而给竞争对手简单粗暴地贴上"境外敌对势力"的标签，早已摒弃了容易被权力滥用、而没有证据的阴谋论、动机论——换一个角度说，只有在缺乏民主自由，社会封闭，信息封锁，人权缺乏保障的专制社会，才会频频出现"境外敌对势力"这样的充满冷战思维、观念陈旧的公共语汇。
 
每当权势集团违反法制、践踏人权，欺压百姓引起人民不满和抗争时，他们不检讨和反省是不是自己的政策出了问题，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事，是不是自己的工作没做好，而是一股脑地把问题和矛盾推给是"境外敌对势力"“一小撮人挑拨”所为，这是一种经典的抹黑、转移视线和话题、逃避责任的手法，这是一种经典的愚民宣传和洗脑。这也是兰荣祥这鲜廉寡耻之辈层出不穷的原因。面对这样的局面，经常被爱国幌子、国家利益旗号所忽悠的公众，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且提高警惕。
 
民生观察工作室特约评论员
2014/11/21

上网发言有风险，跟贴评论需谨慎。近日，29家网站签署的所谓的《跟贴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官媒报道称，这份承诺书包含七项内容，包括实名注册上网，不得逾越法律法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利益、公民合法权益、公共秩序、道德风尚和信息真实性等"七条底线"。
 
所谓的承诺书出笼之后，在以跟贴评论著称的某门户网站发布承诺书的网页之下，只有寥寥可数数十条跟贴，而且全是五毛水军的谄媚谀辞颂言，透着一股卑贱、没落气氛；国内媒体评论、微博也少有触及这一关乎公民权利的话题，视之为禁忌；而在境外的推特、脸谱等有中文圈的网站上，是一片嬉笑怒骂，热火朝条；一些激愤网友甚至呼吁"干脆把互联网关闭算了"。而参加国信办会议的29家网站的发言人在会上的发言，看起来也是遵命而谈，不得已而为之，基调是躲躲闪闪，全都小心翼翼避开言论自由议题，言不由衷、言不及义地承受和迎奉。
 
古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信办将官办媒体，市场化网站混合编队，将承诺书强加于网站，使用的是陈旧老套的"掺沙子"、"堵住源头"、"抓住'牛鼻子'"的手段，意图假借网站之手，管控网民，封悠悠众口；其意图借此威慑网民，要网民们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所谓不得逾越的“七条底线”，许多实际上是执行已久，早就有的东西，在承诺书中加以强调突出，有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之嫌，但加强与收紧的意味明显。这说明这份在国信办主导下的“承诺书”，是继严管新闻、打压市场话媒体、污名和清理公知大V之后，针对普通网民的一次旨在禁言的整肃。
 
稍微了解现代文明常识的人都知道，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石，是公民不可让度的政治权利，钳制言论自由，为强权的肆虐、腐败的横行大开方便之门。沉默也是抗争，这份“承诺书”或许正在为中国言论自由打开一个时间窗口，或许会成为将来自由、民主、宪政中国的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物。因此，我们给当局的呼吁是言论自由不能再收紧了。
 
民生观察特约评论员
2014/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