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声明与报告

在中国，乒乓球最能凸显体育举国体制的弊端。乒乓球有中国国球之称，是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之后，第一个在世界上获得冠军的体育项目，随后多次囊括全部冠军，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世界乒坛的格局和规则。时至今日，国际乒乓球运动几乎是中国的独角戏。而且，乒乓球为中国在国际国内政治、外交领域发挥过重要作用，缓和长期僵持的中美关系的"乒乓外交"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归国华侨，中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则是另外一例。近日，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刘国梁在电视节目中，透露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单打冠军让球的内幕，再次将这项运动推到了前台，引起了公众和舆论的关注和议论。虽然内幕泄露之后，当事人竭力否认，为遮掩其中的丑陋，官方权威媒体不惜自污为之洗刷，但以乒乓球为典型的体育举国体制藏污纳垢、劳民伤财、背离人类公认的体育精神的事实，已经昭然若揭，不容否认。
 
体育运动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衍生品，以展现人的能力、勇气、智慧 ，发掘人的潜能，追求速度、力量、技巧，强健人的体魄、智能和人格为依归。现代体育运动更以张扬个性、崇尚自由为主调，立足民主平等，讲究公平竞争，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以宏大的体育风貌呈现了当今世界的体育精神、体育道德和体育伦理。这也是当代世界体育运动兴盛，成为人类超越国界的重要的文化交流的主流形态的重要基础。同时，也必须承认，体育运动源于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生活，也具有显著的国别和民族特征，而且正因为这样的特征，本应立足人类个体的体育运动，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国家和民族形象的点缀，甚至成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集体主义、极权主义假手谋取权力和利益的工具。例如，1936的慕尼黑奥运会，就是纳粹德国推行种族主义的大舞台。1950年代冷战时期，苏联、东德等为了借体育运动粉饰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的穷困，掩盖其极权主义实质，不惜损害运动员的身体，有组织地通过给运动员服用违禁药品提高体育成绩。而中国体育，包括乒乓球运动在内，恰好是这一时期所为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同行体育举国体制，与民主国家以个体发展为主的体育体制截然不同，而中国乒乓球运动中违背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的"让球"，正是遵循这种极权制度下的体育运动逻辑的恶果，由来已久，至今犹烈。
 
为国争光、大局观、集体主义精神是体育举国体制的基本原则，为获取好的成绩为专制极权涂脂抹粉，不惜通过强制手段，剥夺运动员青春、压制运动员个性、摧残运动员身体，罔顾运动规律，拔苗助长，为获得好成绩，不计成本代价，一味浪费民脂民膏，用以堆砌金牌、冠军。给体操运动员服用遏制身高的药物，给田径游泳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等等，都时有所闻。而以乒乓球运动为代表的让球，则是其中最为普遍持久的手段之一。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李富荣让球庄则栋为滥觞，1980年代，何智丽、焦志敏、陈静等的让球，都是公众熟知的旧闻。刘国梁红口白牙吐露的伦敦奥运会要求王皓让球给张继科，要王皓"以在决赛中输给张继科为荣"，只不过是众多披露和没有披露的让球中的最新一例。刘国梁据此认为"我觉得王皓很勇敢，他的公心比私心强得多。"看似冠冕堂皇，以大局、胜局、集体利益和国家荣誉为重，但其实质正是举国体制违背竞技运动基本准则、亵渎举世公认的体育精神、违背最基本的体育道德伦理，滥权操纵比赛，弄虚作假，愚弄运动员和观众的鲜廉寡耻的举措。
 
 
今天将这种看上去高远飘渺的现象落实在具体的公众生活之中，就不难发现，以乒乓球让球为看点的举国体育体制，其实质是一种耗费全民心血而为统治集团贴金之举。换言之，对公众而言，举国体育体制所获得的一切锦标，都是劳命伤财的结果，是泯灭人性的集体主义、极权主义、种族主义在体育行当的表现，对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益。这是长期在专制极权统治之下的海量公众多数忽略，但实实在在应该意识到的问题。其所显现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切实的民主制度，就不可能有一个健全有效的体育体制，就不可能给予通过纳税为主要方式支持体育的人一个诚挚的回报，而只可能欺骗民意，透支民脂民膏，是一种盗名欺世而维护专制统治的伎俩。概而言之，真正追求民主自由的人，都必须予以清醒的认识并保持高度警惕，并且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加以声讨和摒弃，从而改变体育运动举国体制的畸形生态，达到让体育回归本位的目的。
 
民生观察特约评论员
2014/11/7
 
 
 

文艺是人类生活的精神食粮，是人类文明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有塑形社会风尚和革新公众观念，带动时代思潮的功效，故而从来都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无论是封建王朝，专制独裁，新老极权，或者现代民主制度，都概无例外。社会制度和当权者对待文艺的立场、态度和手段，决定了相应制度下文艺的命运和兴衰。在现代史上，纳粹德国和苏维埃通过文艺操控意识形态就是众所周知的经典案例。近日，当局召开了一个文艺座谈会， "文艺不要做市场的奴隶"的说法，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议论。
 
这一次文艺座谈会的即时效应，令许多少有历史常识的人在第一时间联想到70多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是政治权力为了党派目的，打着虚假幌子，对文艺创作横加干涉和限制，导致文艺长期沦为政治奴隶，中国文艺一蹶不振至今的重要事件。延安文艺座谈会所秉持的策略，概而言之，是无视人性，不尊重人类共同价值，歪曲历史，割裂传统，撕裂社会，奉马列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为信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文艺为政治服务为目的，打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幌子，达到文艺为一党专政抬轿子的目标。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八个样板戏统领文艺全局，文艺领域一片荒芜，唯有假大空、高大全盛行，而毫无人性、道德沦丧、伦理缺失，落得了一个礼崩乐坏的惨淡结局，遗祸危害至今。极权政治觊觎和操控意识形态，政治粗暴干预公共精神生活，极权强奸文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十年浩劫结束之后，在人心所向的大势之下，拨乱反正成为了全社会的不二选择，文艺三十多年来的历程，是一个管制松紧反复、人性逐渐复苏，形势时好时坏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门洞开，文艺领域虽然离生机勃勃和繁荣茂盛还有遥远的距离，但已经走上了复苏、多元和渐进成长的不可逆的道路，其大势无容置疑：文艺创作一旦获得自由，即可焕发旺盛的生命力，人心向善向美的力量不可抗拒。同时，文艺引领时代风尚，促进观念进步，呈现时代思潮，感召人心的效用正在逐渐累积且日益壮大。然而，文艺复苏和文艺作品的多元化，新事物新观念层出不穷，公众政治态度和立场的进步，权利意识的觉醒，对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渴求等等，威胁着专制的社会基础，统治者感到了威胁。于是，借权力和资源优势，干预文艺，限制文艺创作自由，打击异端，压制多元就又公开出现了。

在一个彰显了公平正义，具有法治基础和契约精神的自由的市场上，文艺就不会丧失主体性和自身的权利，也就只有文艺自由民，而绝不可能有文艺的奴隶。文艺的自由市场，是一个遵循自然律例和市场规律的健全生态，正如百花齐放的花园难民有杂草和稗类孳生，文艺领域也不可避免有低级庸俗的作品出现，但是，历史经验和无数事实证明，人心向上，人性向善，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之下，真善美终究是主流，假丑恶会被摒弃。这才是文艺发展的正道，文艺创作新意叠出的基础。而给文艺贴上"奴隶"的标签，无疑就是不承认文艺自由创作的根本权利。由此可见，"文艺不要做市场奴隶"这一说法隐含的潜台词，无非是要逼迫文艺作权力的附庸和奴隶。
 
民生观察特约评论员
2014/10/31

——也谈“法治中国” 的目标和路线图
 
据报道，近期当局将绘制“法治中国”的目标和路线图。官方“专家”称“法治中国”是一项渐进、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强调中国法治建设需要时间，停不得，也急不得，要稳步推进。凡具备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些说辞，其实都是一些正确的废话，也是空洞的套话，而本质上则无异于虚伪的谎话。其目的无非是要为特权继续凌驾于法律之上加以辩护，进行下一步的铺垫，为恶劣的司法现状开脱，也是为避免期待法治进步的公众失望打的一剂预防针。这些“专家”说辞，回避了法治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在现代社会，无论国家、不分地域，只要没有司法独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官方大张旗鼓宣教法治建设之际，近日有近50位大陆公民被以”寻衅滋事“罪名刑事拘留。而这些案例，正是官方滥用司法权的样本，是只有党治、人治、权治，而无法治的明证。事实上，这些被刑拘的公民，无一不是在行使现行宪法赋予的权利，他们只是通过言论和行动，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然而，他们的个人权利和人身自由却遭到了臭名昭著的口袋罪”寻衅滋事“罪的侵犯。如此无法无天肆意妄为，无疑是不折不扣、触目心惊的司法腐败。在这样的活生生的现实之下，所谓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和路线，即便不是欺骗，也是空谈。
历史的经验和无数事实证明，民主自由是法治的基础，一个国家和社会，如果没有民主，包括自由在内的公民权利缺乏保障，那么法治就无从谈起，只能人治横行、特权肆虐、腐败猖獗。现代文明的常识是，法治与人治是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理念，不可能同时并存。人治是个人权力、党派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与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能有人治，只要人治一息尚存，法治就根本上不可能实现。同时，法治还包含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两个部分，形式意义的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化和运行机制予以实现，两者均不可或缺，且只有二者统一，法治才能畅行。
而众所周知，在现行制度之下，往往只是口头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并无“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也就是说，虽然现行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事实上党权、特权乃至行政权全都赤裸裸地凌驾于法律之上。
司法权为特权所独占，所谓的法律就堕落成了只为强权服务且可任意蹂躏的婢女，从而沦为中国特色的法治独有的“三治三不治”：治下不治上、治外不治内、治民不治官。没有法律信仰、法律至上，任何人的权利都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例如，即使在因担心腐败亡党而刮起的反腐风暴中，中纪委在惩治行政部门的腐败官员时，也并不走法律程序，而往往是越过国法而施行党纪，这其实就是将家法党法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以至于许多涉嫌腐败的官员，在审查过程中，得不到法律援助，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等权利也无法得到基本的保障。
总而言之，法治建设固然需要一个过程，而且这一过程也可能漫长艰难，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关键在于，法制建设的目标和路线如果出自真心诚意，就必须认识到，司法独立是现代文明所推崇的法治建设的唯一坚实的起点，而缺乏司法独立，恰是中国法治建设的致命缺陷和最大障碍。
民生观察特约评论员
2014-10-16

中共自18大以来，大力反腐，“苍蝇老虎一起打”，已经有近30位副省级以上高官落马，其中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政协副主席苏荣，更是高居国家领导人之位。将近两年来，所谓的反腐风暴中，官场风声鹤唳，官员人人自危，却赢得了民间的广泛的肯定和赞誉。尤其是新一届领导人习近平、王岐山等，借加大反腐力度俘获了不少民心，大有深孚众望之趋势。毋容置疑，中国官场道德沦丧、以至于全社会贪腐肆掠已久，已经渐进公众忍耐的临界点。反腐当然是顺势而为，呼应民意、迎合民心的必要措施，但是，公众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无数事实和历史经验证明，目前中国这样的运动式反腐，只可以一时凑效，而无法根除积重难返的腐败痼疾，难以保障公权力的长久清正廉洁，遏制社会溃败的势头，面对已经被贪腐毒化的社会风气无计可施。

在“六项规定”、“八项禁令”、“反四风”等措施以及随之而来的“反腐风暴”之中，全国上至常委、下至科长数以万计的官员因贪腐落马，看似热闹非常，成效非凡。不过，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这样的结果，就不难得出腐败已经深入骨髓、且无处不在、具有全局性和普遍性的结论。而基于这一判断，显而易见，迄今为止针对个人和局部的反腐动作，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阻止其恶化，但也必须承认，这并不能根治遍及官场和社会各个角落的普遍性腐败。这一点，就连主导这一运动式反腐的关键人物、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也不否认。他曾经明言，反腐是当务之急,目前的反腐只是治标的权宜之计，主要目的是为了治本争取时间。

腐败横行的现实留给人们的一个印象是无官不贪——可见不论级别多高、贪腐行为多么严重，都仅仅是无数贪腐官员中倒霉的一员而已，并未触及腐败的根源和腐败孳生的机制——制度腐败。所谓制度性腐败，就是一个社会，没有宪制，公民权利缺乏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彰，道德沦丧，公权力占有者，强制性地为自身和利益集团设立诸多特权，并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多产生的腐败。故而，没有制度变革，就不可能根治制度性腐败，针对个人和小集团的反腐措施，只是局部的选择性的反腐，目的未必在肃清贪腐……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助长特权，巩固和维护制度性腐败的措施。

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反腐提升到了亡党亡国的高度，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却对直达“自身硬”根本的制度弊端，讳疾忌医，不肯承认在现行的专制极权制度之下，自身不可能真正硬起来。他一方面声称 “与腐败作斗争，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既然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交给了我们，就要担当起这个责任”，以示反腐形势的严峻和反腐的决心；另一方面又有诸如不能用“前三十年否认后三十年”，“敌对势力极力宣扬所谓普世价值，是挂羊头卖狗肉，目的是同我们争夺阵地人心，最终推翻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宣示他维护现行制度的意图。这两个面向中存在的内在矛盾，正式当前运动式反腐的困境：反腐的动机和意图遭到了双重质疑：首先，反腐只是领导人树立个人权威的手段；其次，利用反腐打击政敌，铲除权力威胁，投公众肃贪反腐之好；而最终意在捍卫现行体制，维护专制统治，巩固特权。

所以，在众多贪腐官员纷纷落马，力图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中，公众不应该被这一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所迷惑，以为廉洁政治、清明社会指日可待；而是应该透过表象，直达本质，并根据现代社会的文明常识，清醒地认识到，缺乏法治的基础，没有宪政制约，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个人权利不能保证，制度性腐败就不可能根除，反腐风暴不过是镜花水月。换言之，只有在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民众的选举权切实有效的情况之下，以及民主宪政得以实现的前提下，制度性腐败才能够得到有效的抑制，直至根除。

民生观察特约评论员
2014-10-10

——对王伟光“国内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说的声明
 
2014年9月23日，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旗下的《红旗文稿》发表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立刻广为转发引发网络热议，尤其是那句“国内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被国内各大网站作为头条标题广为流传。
 
在文章里，王伟光写到：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於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
 
自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后，“阶级斗争”这个词已在中国消失了三十多年，所以作为官方最高级别智囊的社科院院长王伟光重提阶级斗争，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也引发党媒、公知、网民的激烈口水战。
 
中共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9月29日发表题为《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章，回顾了中共文革前的历史，称阶级斗争理论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揭露“以阶级斗争为纲”曾经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危害，重温邓小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暗批王伟光重提阶级斗争。
 
而在网络上更是众多公知、网民驳斥批判王伟光。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说：“王伟光违反政治纪律，公然鼓吹阶级斗争为纲。”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士林说：“以社科院为主要机构的文宣，频频发出对抗中央精神的声音，应引起高度警惕，应追究政治责任。”媒体人秋石客说：“王伟光等于告诉人们，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共产党人如果不讲道路斗争，不搞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必然亡党亡国。”学者吴祚来撰文称王伟光此时重提国家与专政问题，就是要对抗习近平的“依宪治国、协商民主”理念。时评人士周晓辉也称王伟光等毛左们此时频频发表极“左”言论，不应视为偶然，是中共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所致。
 
把王伟光的言论解读为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是对抗中央精神，对抗习近平的“依宪治国、协商民主”理念，体现了相当多的理中客们话语体系的习惯性顽固与偏执，寄托转型希望在最高统治者身上，于是从反腐看到了要建造民主自由的现代中国，从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主题看到法治春天的到来，从王伟光的鼓吹阶级斗争看到中宣部对抗中央。
 
这种对改良的意淫完全无视残酷的现实直相。官方近两年对民间的持续大扫荡，对社会的暴力控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更是大围剿，不讲普世价值，要讲中国特色；不讲新闻自由，要讲党管媒体；不讲公民社会，要讲社会管理创新；不讲公民权利，要讲和谐社会；不讲党的历史错误，要讲高举毛邓旗帜；不讲权贵资产阶级，要讲中国梦；不讲司法独立，要讲政法委办案。
 
既然“七不讲”，“不给普世价值留空间”，那么王伟光提倡阶级斗争有什么奇怪？官方从来就没有否定过阶级斗争，直到现在阶级斗争的观点仍然是官方堂而皇之写在宪法上的：“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王伟光说出了官方的心里话。王伟光讲阶级斗争，着重点在“人民民主专政”。宣扬“人民民主专政”，是基于官方对政权合法性与政权安全的焦虑。官方的政权合法性焦虑在于它不是通过公民认可的民主选举来产生的政权，而是通过暴力压制而得到，经济增长成为了维系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手段。而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社会抗争的总体扩大导致官方的道义资源快速丧失，以经济增长来换取执政合法性认同已越来越不可能，官方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必然要强化“人民民主专政”的维稳体系以继续维护其利益。既然是“人民民主专政”，则必然有“阶级斗争”，此基于“打江山坐江山”的意识形态给官方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来源。
 
官方从来就没有抛弃过阶级斗争，一直是其立党之本。在其闭口不言阶级斗争的这三十多年间，对民间打压与控制的敌我思维，不正是披法治的皮，行阶级斗争之实吗？以为王伟光鼓吹的是极左言论，“依法治国”正当时，还真的以为“党改”可期，“宪政”有望了。十一年前的废除收容遣送、人权入宪，不也是一片纷繁的人权进步春天到来的声音，最后人们才清楚这不是“春天”，而只是“叫春”吗？春梦发一次就足够，继续意犹未尽那就活该发噩梦了。
 
王伟光惹众怒在于说了大实话，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漂亮话。论漂亮话，毛泽东在1940年的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就令人欢欣鼓舞：“中国现在的顽固派，正是这样。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而史书上挂羊头卖狗肉的出处为《后汉书•百官志》：“悬牛头，卖马脯，盗跖行，孔子语。”“悬牛头，卖马脯”后来演变为“挂羊头卖狗肉”，意思已表达得很清楚，挂牛头卖马肉者，说的是孔子的圣话，干的是强盗柳下跖的勾当。
 
最后，我们必须要指出，共党自夺权建政以来虽然骨子里一直并未真正放弃阶级斗争和专制高压，但最近二、三十年表面上确实未再宣扬阶级斗争说。王伟光今再抛出“国内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说，不仅仅代表他个人的意思，而代表了背后的一种思潮和势力。这是一种左转和倒退。一个真正信仰和坚持依法治国的政府是不会允许这种反人类、没人性、早已为世人唾弃的阶级斗争思潮和行为堂而皇之出现的。
 
民生观察在此声明，对阶级斗争思潮和现象的警惕、反击无论如何都不过分，这不仅仅是当今统治集团的责任，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4-10-6

一年前，2013年9月14日，中国大陆人权捍卫者曹顺利女士在前往日内瓦参加国际人权学习和观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途中，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被带走，此后失踪、刑拘，在朝阳看守所遭到迫害及非人道待遇，身染重病，被剥夺及时医疗救助，于2014年3月14日在北京309医院重症监护室溘然辞世。这是一启震惊全世界的中国政府报复打击民间人权捍卫者的恶性事件。
 
随后，世界各民主国家、NGO人权团体等纷纷表示谴责和抗议，对曹顺利被迫害离世表示哀悼，中国大陆的维权人士也以各种方式纪念曹顺利，并要求政府允许第三方独立查明曹顺利死亡真相，追究相关部门和官员的法律责任。
 
但是，中国政府罔顾事实、推卸责任、敷衍塞责，至今没有答应家属和律师关于准许独立调查、追究罪责的要求。
 
鉴于曹顺利女士对人权事业的巨大贡献和牺牲；
鉴于曹顺利女士为人权事业无私无畏的奋斗精神，她的生命将唤起世人关注遭受打击迫害的中国和世界其它地方的人权捍卫者；
鉴于曹顺利女士生命最后阶段的遭遇，向全世界揭示了中国及世界其它地方人权捍卫者面临的艰难境遇和巨大风险；
鉴于曹顺利女士已经过成为全球人权捍卫者的榜样和顽强抗争的象征；
 
为了使曹顺利女士不被强迫遗忘，为了持久地纪念她，也为了推动她未尽的事业，从根本上杜绝其他人权捍卫者再遭受报复、迫害打压，维权网、民生观察、权利运动三家中国大陆民间人权团体，联合发起建立“曹顺利人权捍卫者纪念奖”。
 
“曹顺利人权捍卫者纪念奖”旨在纪念曹顺利女士，弘扬她的精神，继承她的事业，推进人权保护。
 
“曹顺利人权捍卫者纪念奖”将在每年3月14日“人权捍卫者日”公布获奖人。奖金额度六万元人民币。奖金须用于推动和倡导人权，尤其是推动公民社会监督政府履行其人权义务、参与国际人权机制运作，包括消除对人权捍卫者的报复和打压。
 
特此公告。
 
“曹顺利纪念奖”发起团体兼筹备委：
权利运动 http://www.hrcchina.org/
民生观察http://msguancha.com/
维权网 http://weiquanwang.org/ 
 
2014年9月26日
 
 
附：人权捍卫者曹顺利女士简介
 
曹顺利，女，北京人，生于1961年，享年53岁。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曾在中国劳动人事部工作，因维护自己的住房权受到单位排挤，最后被迫辞去了工作而上访。在上访过程中，曹顺利了解到访民群体人权被侵害和求诉无门的严酷现实，从而开始关注调查上访人员的人权状况，之后为许多上访维权者义务提供法律咨询，最终成长为一名坚定的人权捍卫者。
 
2006年开始，曹顺利重点关注访民群体的生存权和人身自由权，发起“北京维权之旅”活动，带领访民前往国家新闻办示威，要求新闻办给予访民合法上访的权利。
 
2009年3月，她与访民一道前往北大抗议教授孙东东有关“老上访户99%有精神病”的言论，并针对《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提出“人权行动计划书”。
 
由于曹顺利积极投身于维权活动，而遭到当局不断打压。不仅因维权失去工作，而且还经常被软禁、监控，多次被拘押，两次被劳教。2009年4月10日曹顺利被以“毁坏财物罪”劳教一年。刑满后仅十余天，2010年4月29日，她被当地派出所以毁坏会议室玻璃为由行政拘留十天，之后又以“毁坏财物”为名再次劳教一年零三个月。
 
2011年曹顺利重获自由后，仍奋斗在维权第一线，继续征集上访人员填写人权状况调查表，还着手就《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向国务院申请信息公开，并向国务院相关单位提交申请要求参与人权行动计划的撰写工作。
 
2012年6月，曹顺利等各地上访维权人士向国务院提交要求“公开拒绝上访维权群体参加《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依据和理由、公开联席公文的成员和邀请的专家学者向两届联席会议及评估会议提交的资料，调研报告和自我评估报告的目录”等相关信息；同年10月，曹顺利等各地上访维权人士到外交部新闻办，要求外交部公开2013年10月在联合国会议上做有关中国人权报告的相关信息，并要求参加人权报告的起草和撰写，因此曹顺利本人及多名上访维权人士遭到警方的软禁、绑架、传唤。
 
在十数次的申请无果之后，曹顺利等各地维权人士于2013年6月到外交部请愿静坐，14天后遭到北京治安总队的清场。但曹顺利等各地维权人士仍然坚守在外交部前静坐整整一个暑期。
 
2013年9月14日，曹顺利在北京首都机场前往日内瓦参加国际人权知识培训时遭到阻拦、被关检带走，失踪近一个月后，外界才得知她已于9月14日当天被关进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被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事拘留；10月21日，曹顺利被变更罪名为涉嫌“寻衅滋事罪”逮捕。
 
最终曹顺利在被关押半年中，因身患重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治疗，以至抢救无效，而在2014年3月14日去世。
 
 
Announcement:
 
Cao Shunli Memorial Award For Human Rights Defenders
Established To Honor Her Memory
 
On September 14,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 Ms. Cao Shunli (曹顺利) was preparing to travel to Geneva in order to attend a human rights training programme and observe a session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when police detained her at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she disappeared into custody. Held at Chaoyang District Detention Center, Ms. Cao was subjected to cruel and inhumane treatment. Her health degenerated and she became gravely ill.  She was denied adequate medical treatment.  When she was taken to a hospital, it was too late: Cao Shunli died of liver complications and other organ failures on March 14, 2014, at a Beijing hospital. Her death shocked the world, exposing the exten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harsh reprisals against civil society activists.
 
Many democratic governments, human rights INGOs, and others expressed their sadness at her death and condemn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its mistreatment of Ms. Cao. Mainland Chinese activists, lawyers, and Ms. Cao’s family have pushed for remembering and honouring Cao Shunli, and called on the government to allow for an independent third-party to investigate the circumstances of her death, with the view of holding officials accountable. Howev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o far done nothing to investigate the allegations of official reprisal against Cao and her mistreatment at the detention facility, and to seek responsibility, or to allow a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Whereas, Ms. Cao Shunli has made an important and unique contribution to, and sacrificed her life for the cause of promoting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Whereas, because of her brave campaigns for advancing human rights, drawing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o the suffering of rights abuse victims and persecuted human rights defenders inside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Whereas, as the final stage of Ms. Cao Shunli’s life in detention exemplifies and alerted the world to the dangerous and challenging conditions under which human rights defenders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are faced with, and the immense personal risks they must take in conducting their work to promot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Whereas, since Ms. Cao Shunli has symbolized the tenacity and strength of all human rights defender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world and history remembers Ms. Cao Shunli, to make a lasting tribute to her, and to inspire more efforts to push to advance the cause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that was her devotion, including putting an end to government reprisals, suppression and persecution of human rights defenders, three Mainland Chinese human rights groups: Human Rights Campaign in China (权利运动), Civil Rights & Livelihood Watch (民生观察), and Rights Defence Network (维权网) take the joint initiative to launch the Cao Shunli Memorial Award for Human Rights Defenders.
 
The Cao Shunli Memorial Award aims to commemorate Ms. Cao Shunli, so her life’s story will inspire generations to come, her dreams will live on, and her work for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will be carried on.
 
Every year on March 14, “Human Rights Defenders Day,” the Cao Shunli Memorial Award will announce the recipient of the award. The awardee will receive sixty thousand RMB yen in funding to conduct human rights advocacy activities, in particular, to push for civil society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ctivities and monitor the government’s implementation of its constitu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to respect and protect human rights. 
 
Cao Shunli Memorial Award Preparatory Committee and Founding Organizations:
 
Human Rights Campaign in China http://www.hrcchina.org/
 
Civil Rights & Livelihood Watch http://msguancha.com/
 
Rights Defense Network http://weiquanwang.org/ 
 
 
Date: September 26, 2014
 
 
Cao Shunli and Her Legacy
 
Born in 1961, Cao was educated a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nd was then accepted to Peking University, where she earned a Masters in 1986. Upon graduating, she became a civil servant at the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fter working for several years, Cao began to speak up to expose corruption and ultimately lost her job in 2001 for her whistleblowing efforts. In Cao’s own words, this launched her “walk down the road of rights defense.”
 
Cao Shunli became a “petitioner,” someone who approaches the government to lodge personal grievances and seek remedies. Initially, she petitioned over her own grievances and then quickly became involved with other petitioners. She realized the magnitude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China. She and others sought to raise a collective voice for petitioners but found themselves stonewalled, shut out, silenced, or worse, such as being locked up in “black jails,” illegal and makeshift detention facilities.
 
In 2008, Cao learnt about the UN rights-monitoring mechanism the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UPR). China was coming under review for the first time in February 2009. Cao became determined to use UN human rights mechanisms and push China to include genuine civil society voices. Her advocacy in this area for the next four years led to severe government reprisals, including two stints in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RTL), repeated harassment, detentions and ultimately her death.
 
On September 14, 2013, Cao Shunli was taken away by authorities at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as she was on her way to Geneva. Cao was held incommunicado for five weeks and her relatives were reportedly threatened to keep quiet until after China’s review before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On October 21, a guard at Chaoyang District Denteion Center leaked that Cao was being held there, and she wasn’t allowed a visit from her lawyer for another week. Her lawyer immediately reported that Cao looked frail and needed medical treatment, and submitted a bail request on medical grounds.
 
Cao’s health deteriorated at the detention facility, as she was given inadequate medical treatment and authorities repeatedly denied applications for medical release. She had contracted tuberculosis and had a liver condition, which had been managed in the past. But these conditions worsened and began causing ascites, or swelling of the abdomen, and she also developed uterine fibroid tumors and cysts. On February 17, Cao was taken in critical condition to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of a Beijing emergency center. She subsequently lapsed into a coma and was moved to Beijing 309 Military Hospital on February 20. Tragically, Cao Shunli passed away on March 14, 2014.
 
(http://chrdnet.com/2014/04/prisoner-of-conscience-cao-shunli/)
 

————评人民论坛《当前社会病态调查分析报告》
 
2014年8月22日至9月2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网，联合一些网站实施了一项名为《公众眼中的当前社会病态调查》的在线和随机问卷调查，随后以《当前社会病态调查分析报告》为名发布了部分调查结果和分析报告。《报告》列举了13钟所谓的社会病态：
“综合调查数据，我们发现， ‘信仰缺失’、‘看客心态’、‘社会焦虑症’、‘习惯性怀疑’、‘炫富心态’、‘审丑心理’、‘娱乐至死’、‘暴戾狂躁症’、‘网络依赖症’、‘自虐心态’位列当今十大社会病态。报告指出，其中列为第十位的社会病态症状的“自虐心态”是指：“骂共产党、恨体制，甚至获得体制内好处越多的人骂得越凶”。
 
查阅这一调查的基本情况，刊载于人民论坛网的原始调查问卷显示，预设和既定结论，是问卷的最大特色，而问题和答案都存在诱导倾向，缺乏科学性，并不客观合理，还存在样本量有限（不足万人），结果不透明（无调查结果网页）等弊端。稍有常识即可断言，《报告》只是借助调查这一形式包装盒贩卖自己既定的观点，以标榜内容以及分析结果有根有据，但这显然是不符合学术和调查规范的造假行为。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原始网络问卷中并未有“自虐心态”这一选项，甚至没有涉及该症状的内容。而这一选项却怪异地出现在调查结果中，竟然还有28.6%的精确百分比数值，也出现在《报告》之中，而且引起了舆论广泛的关注和议论。由此公然存在的弄虚作假可见，这一网络调查在问卷设计以及调查结果统计方面，都不无可疑之处，科学性、客观性和可靠性，都不足以采信。
然而，不可否认，该项调查所列举这些所谓的社会病态，其中的绝大部分，虽然轻重不一，程度不同，却确实是当前社会存在的客观现象，值得全社会的重视，也值得进一步辨析和批驳，以矫正和澄清《报告》中存在的避重就轻、颠倒黑白、似是而非、充满偏见和刻意误导之处。所以，在此我们准备围绕其中列举的部分社会病态现象，结合《报告》，加以评析。
《报告》称，近九成的受调查者认同“信仰缺失、道德滑坡”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病”。这一结论并不新鲜，而是一个早就成为共识而且官方也认可的答案。有趣的是，一方面，《报告》借助统计数据，将信仰缺失的矛头指向了体制内官僚：
“在回答“哪类群体信仰危机最严重”时，超过半数的网友（占比57.5%）认为信仰缺失主要表现在官员群体身上。”
同时，却避重就轻，简单粗暴地将信仰缺失的现象聚焦在官场迷信上：
“部分官员“不问苍生问鬼神”折射的是他们“权位观”和“为民观”的偏执与错位。官场迷信是一面照妖镜，照出的是其背后官场腐败的危险信号。贪腐官员的所作所为，很大程度上是信仰缺失、精神缺钙所致。”
其中显见的谬误是，《报告》回避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陈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破产，而随之而来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乃至中国梦等新的官方意识形态未能有效取信于人。这才是体制内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精神缺钙、贪腐横行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社会的信仰缺失，则是官方意识形态通过强权垄断信仰和道德解释权、戕害传统道统、压制信仰自由的结果。以当下的现实为例，打压家庭教会，强拆教堂，动辄以防止邪教名义动用国家暴力机器打压民间信仰等等，都是社会信仰缺失病态的显在原因。
居于调查结果第二位的社会病态“看客心态”，《报告》也有着一个只顾表象、看似有理，实则罔顾事物发展内在逻辑的荒谬结论：
“调查结果显示，“冷漠和麻木的负面示范效应极易导致恶性循环，造成更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34.9%）和“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潮泛滥，会严重影响公民的道德素养”（25.1%）成为“看客心态”最大的危害。”
其实，社会上流行“看客心态”，恰是全社会信仰缺失，公众信念不在，公民责任感丧失的结果。而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源，是公民的法定权利未得保障所致。这是现行体制之下，真正的民主政治没有丝毫存活空间，而极权专制压榨和剥脱的必然结果。而且必须提醒的时，恰恰是因为集体主义泛滥，公权力肆意妄为，个人权利主义从未得到尊重，无法健康发展，个人自由受到严苛压制、私有产权甚至人身安全缺乏基本保障，才是本质上属于人人自危的“看客心态”疯长的土壤。也正因为此，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毫无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社会病态现象才比比皆是，“看客心态”才会如此泛滥。
事实上，习惯性怀疑，审丑心态以及整体社会焦虑等所谓的社会病态，与上述信仰缺失道德沦丧和看客心态，在逻辑上有着密不可分的递进关系,社会焦虑状况，就是诸多社会病态的总和。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习惯性怀疑是社会诚信崩塌的表征，而导致社会诚信崩溃而难以重建，公权力在手的政府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更深层面，针对政府政策和行政行为的习惯性怀疑以及监督问责，是公民的法定权利，这样的习惯性质疑的流行，从某种意义上看，正是公民意识觉醒的体现。其次，抨击公众的审丑心态，却回避比比皆是的滥权、贪腐，及其造成丑陋的社会现实，以及这些丑恶现象横行背后的机制和黑幕，而将审丑当做一种社会病态归咎于公众心态不健康，这是该《报告》混淆是非、刻意误导的明证，如此皮里阳秋，不知是何居心？
至于《报告》疑似凭空捏造出来的调查结论“自虐心态”，在表述上就存在着显见的内在矛盾：“骂共产党、恨体制，甚至获得体制内好处越多的人骂得越凶”。这种带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感情色彩的调查，可信度基本为零，但是，其中言辞混乱模糊，有着含沙射影，将矛头指向体制内既得利益者的意图，昭然若揭，却卑之无甚高论，可见其只不过是在尽喉舌和蛊惑宣传之责。总而言之，这份预先罗列现象并下了定论的《报告》，无视现有体制的弊端，回避了目前社会存在的根本问题，只字不提现有专制的政治制度才是造成社会乱象的祸根，而将批评和指斥向公众倾泻，显然是其致命的缺陷。当然，处于焦虑状态、亟待制度变革和维护公民权利的公众，也不能指望维护当前体制的党媒能够直面自由、宪政、民主等普世价值。
民生观察特约评论员
2014-9-18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通知，重申了关于网上境外影视剧管理的规定，并发布了新规。新规规定，单个网站年度引进播出境外影视剧的总量，不得超过上一年度购买播出国产影视剧总量的30%。明年4月起，境外影视剧没有获得许可不得在网上播放。
广电这一新规，从宏观层面看，是国家文宣机构强加于互联网和大众文化活动之上的又一道枷锁，是公权力压制信息传播自由、行政权力粗暴干预市场、干预公众文化生活的的又一例证。而从微观层面着眼，这些规定则是对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侵犯，剥夺了公众对文化和精神产品选择权和信息知情权。
众所周知，自互联网兴起以来，虽然当局针对信息自由传播的限制日渐严苛，境外许多网站被封禁，公众犹如置身信息孤岛，了解时事真相困难重重，网络依旧是公众了解世界的窗口，已经成了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不可或缺组成部分。具体到以美剧为代表的境外影视剧，通过网络，境外影视剧在国内积累了数量庞大的观众群，这是社会有限开放和进步的成果之一。这一成果基于以下基本事实，随着技术的进步，互联网自由分享精神的普及、字幕组等网络志愿者团队的出现，公众能够以极低成本观看当今国际高水平的影视作品，以弥补精神和文化生活方面的匮乏。
另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相较于以抗日神剧为典型的国内粗制滥造的影视作品，境外影视剧的优胜之处显而易见。一方面，内容优质、制作精良的影视剧，在拓展公众视野、促进公众认识世界、了解人性，以及提升公众的自主意识和个人素质方面，都不无裨益。另一方面，优秀的影视剧的自由传播所带来的额外收益，是建立起了一种自发的市场竞争机制，有助于境内影视剧市场生态的改善，能够提高国产影视剧的整体水平，既有益于文化创新，又有利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仅从以上所述，即不难窥见广电总局的这一新规悖谬和粗暴之一斑。然而，行政权力何以敢于无视事实、拂逆民意、罔顾情势、冒犯市场规律而如此颟顸行事，无疑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与动机。
从这些政策不难看到，在管理和规范的包装之下，当局控制文化产业和压制文化企业的的意图昭然若揭，首先，这是赤裸裸的行政垄断，更为重要的是，这是意识形态操控、争夺文化主导权、钳制信息自有传播的整体“净网”运动的一部分，是极权专制的本性使然。
换言之，这是当局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垄断的延续，是长期以来全方位洗脑和愚民的最新表现。其手段是要将一切文化产品置于审查之下，为了维持手中的权力和既得利益，可以肆无忌惮的封杀、阉割和扭曲，其根本意图则显见是为了所谓的”主流价值观“和”维稳大局“，为此不惜侵犯民权、不惜让经济和社会付出惨重代价，也要悍然倒行逆施。
然而，强权有术，也有限。行政强制措施的确可以奏效于一时，但滥权者如果认为可以违背社会规律、阻挡时代潮流，则未免自欺欺人。就以这一影视新规为例，基于市场规律、历史经验和教训，其施行后势必面临如下困境：其一、正如行业分析人士认为，市场上存在海量的影视剧观众群体，如果正规渠道受限，将导致已经日渐沉寂的盗版势力再度抬头。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一直声名狼藉而被动尴尬的当局，势必会由雪上加霜之感。其次，日益普及的互联网、日益进步的网络技术，可谓无远弗届，不会轻易被非作歹的行政权力桎梏，但凡有自由自主选择文化消费品意识的个人和群体，都有条件绕开这些无理管制，通过网络翻墙、分享等手段，达到获取和观看境外影视剧的目的。
回顾中国半过多世纪以来的历程，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经验都昭示，涵盖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所有值得庆幸的发展和进步，都是自由、开放的结果，都是公权力自律，公众权利和社会发展规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的结果。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对广电总局的这一系列新政策做出清晰的价值判断，进而了解其侵犯公众权利、阻碍市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质，也不难看到其作茧自缚现状，还可以预见其害人终将危及自身的未来。
民生观察特约评论员
2014-9-12

在9月1日开学第一天，湖北十堰郧西县城关镇东方小学发生了4死5伤的校园血案。凶手的暴虐残忍令人发指，弱者挥刀向更弱者的现实更是令人震惊。毕竟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杀人的借口，却因女儿报名与老师发生矛盾，身为人父竟把罪恶之手伸向孩子，在如此惨案的背后，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类似血案不断发生，到底是什么原因？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0年来，全国已经发生过近18起导致学童和幼儿伤亡的恶性事件，导致约180名学生和老师死伤，十堰校园血案是今年的第二起。十堰校园血案的嫌犯陈某是该校学生家长。就目前媒体披露的案情看，陈某女儿正处在在义务教育阶段，却因学习成绩差、暑期作业未能未完成，时值开学，学校却不允许孩子上学。陈某为此曾4次向老师求情，“差不多向老师跪下”，但仍然被拒绝。媒体报道认为，上学被拒一事成了惨案的导火索。但日前又有媒体报道称，十堰警方称校园血案非因孩子上学，而是另有隐情，暂时不便透露————案情虽然因为警方的说法变得混沌，要晓以时日才能澄清，但并不能因此改变此案中陈某的家庭穷困，女儿上学被拒等事实，也不能无视血案背后，显见存在的教育公平问题。
在每一次的校园血案发生后，校园安保问题总是被率先被提及，安保责任直接而表面，首当其冲顺理成章。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甚至可以说是事端的根源，如教育未能实现平权，教育资源缺失和分配不公等等，往往少有人提及，从而提出的应对之策，往往步入了治标不治本的误区。事实上，即使将校园安保的堵缺补漏和升级视为当务之急，其本质上也是一个教育公平问题。城乡治安环境的差异、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校园安保投入的大小等等，都与学校和师生的安全息息相关，都可以归结到教育公平的问题上来。十堰校园血案案情所披露的一些细节看，就存在着明显的教育不公,以及受教育者的教育权益受损的问题。
首先，该校以成绩差，暑期作业未完成而拒绝陈某女儿上学，违反了《义务教育法》，严重侵犯了她受教育的权利。在一些学校和教师动辄以拒收、开除等粗暴手段对待学生的现实中，《义务教育法》的强制性荡然无存，这种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情况，甚至在全国范围来说，都是屡见不鲜的常态，体现的是学校教育管理的低劣和教师基本素质的欠缺，也正是陈旧、僵化、效率低下等教育制度弊端的具体体现。其严重性和不可预测的恶果是：姑且承认学校的“并非真要拒收陈某女儿，只是向家长施加压力”的辩解，这样罔顾受教育者权利的做法，终究成了“压垮陈某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次，十堰校园血案还暴露了当事学校师资设施不足的事实，这也正是全社会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缩影。该校有900多名学生，却只有17各班，已经超过每班45人的行政限额。而该校当地户籍生仅占学生总数的1/6，无疑会扭曲教育资源的配置，同时又是户籍恶制侵犯人权，危害社会，祸及教育的一个明证。
另外，嫌犯李某的家庭经济状况、病况等，昭示的是一个生活和权利都缺乏基本保障的社会底层的困境，李某身为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在理智丧失的绝望之际，挥刀朝向更弱者，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变异和认知缺失，无疑可以归咎于教育的不足和社会保障的缺失，更是教育不公的体现。
放宽视界，教育行政垄断，党化奴化教育横行；教育观念陈旧，应试教育大行其道；以及随之而来的教育资源配置不当，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巨大，共同涂抹了一幅教育制度陈腐不堪、教育不公处处可见的惨淡图景。官方统计数据显示，60%的农村学生，所获教育投入仅占总投入的23%，仅此一项，已经足见教育资源分配的扭曲状况和教育不公的严重程度，也不难感受到，在目前的教育制度之下，教育平权之路的漫长和艰巨。
将近些年来频发的校园血案置于这一背景之下，可以断言，要确保学生安全，避免一再重蹈覆辙，必须从制度层面获得突破，首先是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教育上则关乎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教育公平，其次，应该将出现的问题归结到教育平权的基本面上予以解决。一个普世皆知的常识是，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教育公平是社会正义的基石，教育资源的公平和合理配置，是教育成功的前提，也是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动力，是保障学生生命安全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解决校园安全问题的关键。
民生观察特约评论员
2014-9-4

——民生观察对《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评论
 
8月18日，官方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的目的，官方说得很明白：“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是党中央着眼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鲜明表明了《意见》绝不是什么媒体改革、新闻自由的开端，只不过是官方基于互联网特别是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对官方舆论管控的挑战而试图对其舆论工具及媒体传播方式作出的调整，意在“占据意识形态高地”。
 
对官方来说，无论是利益使然还是一贯立场，严控媒体工具和严控言论自由都是其主要目标。作为表达和传播的传统媒体一直是被垄断在官方手中，没有任何新闻自由可言，只是作为党的“喉舌”而存在，从来就是党的声音，党的工具，从来就不是也绝对不可能是人民的声音，人民的平台。所以，作为党的“喉舌”的媒体，和“喉舌”的主人一样，公信力与合法性早就荡然无存。
 
而互联网从进入中国始，在这个钳制思想达几十年的国度就成为民众启蒙与抗争的最有力武器，极权的语话与信息垄断被打破。早期的网络，BBS论坛成为思想平等交流的发端，博客成为个人自由表达精神的体现。而在新媒体时代，微博使每一个公民自己就是媒体，既解构了官方对传统媒体的控制，同时拓展成为公民“围观”参与公共事务的工具；微信的讨论组成为公民自由结社的雏形，打破了极权政治下现实不能自由结社的界限，而这种网络虚拟结社形成的基于信念上的身份认同具有相当紧密的凝聚力，从而成为现实社会公民行动与抗争的平台。可以说，互联网上每一次新兴媒体的兴起都成为公民权利意识和自由诉求增长的助推器。
 
互联网特别是新媒体的蓬勃发展打破了官方对媒体的管控和垄断。而在网络媒体的竞争压力下，一部分市场化媒体如两南两财新京等，也在社会公共话题方面小心翼翼地突破某些官方话语，发出与官媒喉舌相异的声音，以明显的自由化倾向以获得新兴自由阶层的市场。在影响力来说，党媒的陈腐话语几乎没有任何市场，代表官方的观点几乎被一边倒的民众反对，而民间的自由话语体系获得了强烈广泛的道义性地位。
 
无论是网络新媒体还是传统市场化媒体的自由化倾向，对体制的统治来说都是难以容忍的。而新极权体制更把互联网视为舆论斗争主战场，是官方的心腹大患，倾尽全力遏制公民的言论表达和信息自由。在新极权严推党管媒体的行政力量下，已然市场化的传统媒体被迫重新向党报回归，导致经营和广告大幅度滑坡，沦落绝境。对网络新媒体的打压措施更是花招迭出，在微博上实施实名制，痛打知名大V，传谣转贴五百即可入罪；在微信上下发的所谓“微信十条”，关闭公众账号，不容许发布、转载时政新闻等等。
 
官方一手严打网络新媒体、传统市场化媒体，另一手就是“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抢占“意识形态高地”，企图重新夺取舆论主动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就是要采用网络新媒体技术对官方的形态单一，手段落后，缺乏创新，缺乏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传统媒体进行包装，打造为官方服务的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在此背景下，官方多个新媒体工具上马抢占舆论战场。中共建党周年日“七一”前夕，官方的共产党员微信、共产党员易信正式上线发布。与该平台一同发布的还有一份来自中组部的办公厅文件，要求各级组织协调、宣传、培训、发动党员干部学习使用。在上月，拥有庞大资金及优越政策支持的具有官方背景的新媒体代表澎湃新闻网正式上线，中宣部副部长鲁炜更是亲临为其站台造势，澎湃新闻网成为官方探索新的宣传模式的代表。
 
然而，无论形式怎么改变，官媒就是官媒，它的“喉舌”性质不会改变，“党性”原则不会改变，“政治导向”作用不会改变。8月25日，澎湃新闻网被网民曝光其在翻译刊登英国主流媒体《经济学人》关于中国的报道时，肆意删除、篡改不利于官方的宣传口径和“社会和谐”内容，从而误导读者的丑闻。澎湃的做法依然是官媒的传统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假新闻手法，可见官方的所谓“新”媒体，新的是酒瓶，新瓶里装的还是旧酒。
 
民间的自由话语不会因为被打压而失去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官方的喉舌话语不会因为贴上新媒体的标签而不被民众抛弃。如同人类所有争取自由的故事一样，结局早已写好。
 
民生观察特约评论员
201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