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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综合报道：据中国青年报消息，药价为什么会虚高？有医药代表解析称：“整个药价虚高的利益链是见者有份，利益均沾，雁过拔毛，层层加码。”

 

有医药代表认为，“虚高药价里那块最肥的肉被拿回扣的医生吃了。”

 

医药代表刘梅说，不是基本药物的高价药，药品到达患者手中，一般是出厂价乘以10左右，最少的一般也有五六倍。

 

医药代表杨星告诉记者，她曾代理的南京圣和药业生产的一种叫“悦博”的抗生素类药，卖给患者是132元一支，每次输液是两支，每支大夫能提成50元，而医药代表的提成是5元。

 

“一个疗程一般是7天，你想想大夫能提成多少钱？”杨星说，“在大医院，稍微有点名气的外科手术大夫，每个月光提成就可能有三四万元。”

 

杨星得出的结论是：“越是高价药越挣钱，越是大医院越挣钱，越是核心品种越挣钱。”

 

据她了解，在她做医药代表那几年，肿瘤类药物和抗生素类药很挣钱。

 

“有的一两千元的高价特效药，大夫一支甚至就可提成500至800元。”杨星说。她告诉记者，病人股骨头坏死要置换股骨头时，国产的进价不到2000元，进口的也就3000元，可卖给病人却是1万多元。

 

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的4名医药代表都坦承，每个月收入都在一两万元，而且打开局面后工作也很轻松，“就是请客，送礼，吃喝玩乐”。

 

杨星和刘梅向记者描述了“天价药”虚高药价的利益链条：药企-（全国）总代（理）-省（级）代理-医药代表-招标-医院-医生-患者。这一大链条的各个环节都在水涨船高，层层加码。“最后到达患者手中，药价可能已是出厂价的六七倍甚至十几倍了。”杨星说。

 

杨星说，省级代理和医药代表拿到药物后，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想办法进入招标目录。“能找到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打招呼更好，但红包是少不了的”。

 

根据药品情况和市场规模等实际情况，红包的大小和厚薄也不一。“找管招标的负责人一般红包至少得5000元，高的两万元。”杨星说。

 

她告诉记者：“（给招标负责人送红包后，）招标负责人会再帮忙提供一个评标专家组的名单，这些人都需要一一拜访，熟悉的还好说一些，陌生的也要想办法各显神通拜访到。”

 

“有时评标通知突然，来不及拜访，便找好信封封好红包，在信封上写上药的名字，甚至有时会在会场门口附近见人就塞，哪怕是从没见过互不认识的陌生人。当然更多是把红包夹在药品的宣传材料里。”杨星说。

 

刘梅给记者介绍的行情是：每次10至15人，每人一两千元、两三千元。

 

药品中标后，每个医院都要从中标目录里用药。“中标并不是万事大吉，而是万里长征刚走出第一步。”杨星说，“因为医院可以用，也可以不用。”

 

“首先要找到院长和药剂采购科长，根据医院大小和药品情况，每个人送两万元左右的红包。”杨星说，“这两个人通过后，药才算真的是能进医院，入库房了。”

 

药进了医院还不算万事大吉，因为药还没用到患者身上。杨星说：“接下来要看药品适合哪个科室，然后找到科室主任，谈判提成比例，或者干脆直接找医生公关。”

 

“有时候会把全科室的人一起请出去吃饭喝酒，然后每个人送上500元的红包，医生才会开始给病人开药。”

 

“神仙”还没有拜完。医药代表还得拜访门诊药房的人，送上礼品、红包。“这样门诊药房才会给医院库房下单子，药才会到门诊药房，患者才能取上药。”杨星说。

 

“医院药库每个月也要送上两三百元，否则可能不给门诊药房送药。”她补充道。

 

说到这里，杨星调侃道：“有时候病人会看到大夫在开处方的时候，可能会拿一个小本子翻看，那上面记的新药大夫还不熟呢，甚至连名字都记不准！”

 

“还有一个不能漏的人，那就是查处方的人，这也是有提成的。”刘梅告诉记者，每个月月初，医药代表都要找到管查处方的人，统计具体哪个科室、哪个大夫开了多少药，“然后拿着统计清单到公司领钱，以最快速度领到钱后，再给开处方的大夫等一一送上他们该得的红包”。

 

在被问及药价为什么会虚高这个问题时，杨星和刘梅都表示：“整个药价虚高的利益链是见者有份，利益均沾，雁过拔毛，层层加码。”

 

刘梅开玩笑地说：“药价为什么会越来越高？你没看医院的大楼也是越盖越高吗？”杨星也随口附和道：“有些医生的汽车也是越换越好。”

 

“药价虚高里那块最肥的肉谁吃了？”杨星说，“当然是开药拿回扣的医生。”

 

刘梅则表示，医生开出的处方——那张薄薄的纸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俩告诉记者，给开处方医生的提成，小厂家的比例是药价的20%至25%；大厂家的比例会少一些，是药价的10%至15%。

 

“大公司的提成少，但福利可能会好一些，有时会组织旅游活动等，有的甚至还会资助一些科研经费。”杨星说。

 

 

报料人：广东普宁教师邱文权

电话：13822931369

 

试想，俺拔了普宁市长一根寒毛，那家伙可能会疼得活蹦乱跳嗷嗷大叫；而今，全体普宁教师全部的住房公积金连年来都被政府拔了，他们的痛又怎么忍？他们怎能安下心来教书育人？

 

这个问题其实早该说了，只是一直疏忽，就像空气早已被污染，只是人们终日为生计奔波，瞻前顾后忙里忙外的，反倒对鼻子底下的乌烟瘴气视而不见习以为常了。

 

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得了解一下国家对“住房公积金”的定义：

 

住房公积金是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是住房分配货币化、社会化和法制化的主要形式。住房公积金制度是国家法律规定的重要的住房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强制性、互助性、保障性。单位和职工个人必须依法履行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义务。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以及单位为其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实行专户存储，归职工个人所有。这里的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

 

根据这一定义，作为事业单位职工的教师是该享有住房公积金的，其单位是“必须依法履行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义务”的，其上级政府是该予以“强制”“保障”的。那么，普宁教师为什么就没有他们应得的住房公积金？

 

既然普宁教师没有，普宁其它单位（线条）人员有没有呢？现成的答案是：市镇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供电、供水、环保、环卫、电视、电信、医院、公安、工商、税务、城建、交通、银行……这些单位的员工通通享有少则数百多则上千的住房公积金！那么我们不禁要在脑海打个问号：同在普宁市，为什么其它单位都有住房公积金发放，独独教育线的老师们与住房公积金绝缘呢？套句小品演员范伟的话，单位与单位的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

 

奇了，奇了，到底是“老师多，财政应付不了”的荒诞剧再次上演，还是教书的出身不好不配享有住房公积金，抑或教书的富得流油不屑于这点住房公积金？带着这个疑问，我们不妨将视界放宽：与普宁同属揭阳市（地级）的揭东县、东山区、榕城区、大南山侨区等地，人家的教师就享有住房公积金；进而言之，与普宁同属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中山、佛山、东莞、惠州等地，人家的教师就享有住房公积金！

 

说到这里，普宁政府兴许会不屑一顾：哼，其它地方的公积金母鸡精关我屁事，甭拿这来吓唬我！那就请普宁政府睁大眼，瞧瞧国家《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18条“职工和单位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均不得低于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5％”和第20条“单位应当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不得逾期缴存或者少缴”——你总不能说国家政策算个屁吧？！此外，《广东省解决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待遇工作方案》（粤府办〔2008〕58号）亦重点提到“依法依规落实教师的医疗保障和住房公积金”、“（各市、区）尚未缴交住房公积金的，应尽快按规定予以缴交”——你总不能说省府规定算个屁吧？！

 

呜呼，当白纸黑字的国家政策和省府规定遇上装聋作瞎的地痞式的普宁政府，夫复何言？

 

诚然，现时的住房公积金在“与时俱进”的房价楼市面前显得杯水车薪，教师靠公积金干到退休只能买个阳台或厕所，但有无“教育先行”为教师分忧解困、有无按国家法纪落实住房公积金政策，反衬出一个政府的态度——这个政府是奉公守法的，还是只手遮天的；是以尊师重道的，还是欺师灭祖的！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由朱镕基总理签署，2002年起施行；《广东省解决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待遇工作方案》由省府办公室签定，2008年出台。这么些年过去了，饱受住房压力的普宁教师（以校为家、负债买房、居无定所者比比皆是）仍感受不到一丁点住房公积金的温度——鉴此，普宁市政府必须站出来给广大教师一个交待！普宁市党政领导必须接受上级问责和公众谴责！

 

普宁政府，还我们住房公积金！

 

附注：

 

据邱文权不完全统计，截至2011年9月，除普宁市，揭阳市内未兑现教师住房公积金的地区尚有：揭西县、惠来县、普侨区；而广东省内未兑现教师住房公积金的地区尚有：韶关南雄市，茂名茂港区、电白县、化州市、高州市，湛江麻章区、雷州市，汕头潮南区、潮阳区、濠江区、金平区，云浮郁南县，肇庆怀集县，信宜市，阳江江城区、阳西县。

 

这些地区的党政领导若不想扒光屁股等着中央、省府来打，还是早早兑现为妙。

 

 

 

民生观察综合报道：据光明日报消息，　“以抗生素为代表的抗菌药物的滥用已经成为我国医疗行业十分突出的问题。作为全球抗生素滥用最严重的国家，我国平均每年每人要“挂8瓶水”。卫生部药政司副司长姚建红日前表示，抗生素毁掉中国一代人。

 

卫生部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委员肖永红教授2007年与同事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原料大约21万吨，除出口约3万吨外，在国内使用18万吨(包括医疗与农业使用)，人均年消费量在138克左右，是美国人的10倍。在所有药品消费量前十位中，头孢拉定、头孢曲松等占去半壁江山。

 

最常见的被滥用抗生素是用于输液的青霉素。卫生部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平均每年每人要“挂8瓶水”，远远高于国际上2.5瓶—3.3瓶的水平，我国俨然已成“吊瓶大国”。另外，口服的阿莫西林胶囊，头孢菌素类的头孢呋辛、头孢唑肟等也是比较常用的抗生素。

 

同时，在我国，儿科也成为抗生素滥用的重灾区。据北京儿童医院杨永弘教授介绍，北京儿童医院日门诊量近1万人次，其中三分之一的孩子需要输液，而输液就有抗生素。据2009年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5家医院儿科门诊病人的调查，抗生素的使用量是同期国外儿科的2倍到8倍。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1-10-18消息：武汉访民、医疗官司受害者张春霞今天致电本工作室，她和儿子今天继续在北京卫生部前上访讨说法，结果下午被北京公安局东城分局新街派出所的警察抓到了派出所内。

 

与张春霞母子一同从卫生部抓到新街派出所的另还有三、四人，他们都是因医疗纠纷而上访。

 

每当一提及城乡义务教育质量的巨大剪刀差，你尽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中国1949年以后的教育：后妈似的管理方法，是导致城乡义务教育质量剪刀差的罪魁祸首。

 

为什么如此说？打个比方：你如果有两个以上子女，你的子女经济状况有着较大的差异，你将帮助富裕的子女，还是贫穷的子女？只要你不是后妈，答案是不假思索的：当然帮助贫穷的子女。扶贫扶贫，哪有“扶富”之说？但是你看中国的教育，城市的经济、文化等等，都远比乡村富裕、进步，但是，你看政府，他们的政策，他们的经费，他们的师资，绝大部分，都倾向谁？倾向城市。

 

多少人曾经也认为，上面的教育政策是好的，是下面的歪嘴和尚们，把中央、把政府的好教育经咒，给念歪了。后来，人们才发现，城乡二元义务教育之所以城乡差别如此之大，其始作俑者和祸首，恰恰就是那些领导。

 

何出此言？有据为凭。且看“建国”以来，各个年代的部分城乡教育政策和指示：一，1953年11月，政务院首次政务会议通过《政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居然白纸黑字强调“要发展城市小学，乡村一般不做发展”；

 

二，1960年，教育部部长杨秀峰理所当然、理直气壮要求：城乡教育要有差别，人力物力，重点放在城市。1962年教育部颁发《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校的通知》，明文规定，要求各地选定一批重点中小学。这些重点小学一般得到财政拨款，条件比普通中小学要好。而这些重点中小学多在城市。实质上，这等于是在说：城市教育是重点，乡村教育次之；

 

三，1978年4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上作会议上说：“为了加速造就人才和带动整个教育水平的提高，必须考虑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的建没，尽快提高它们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重点学校政策，是造成城乡教育差距的原因之一。今天的择校费、“捐资助学款”等等，没有这样的“理论”作支撑，早只怕连见天日的机会也没有，那会如此泛滥，直弄到学生等于摇钱树，甚至学生就是来钱肉票的地步；

 

四，1980年，赵紫阳：教育发展受经济制约，哪个地区（教育）基础好，（钱）就加到哪个地区。看看，杀贫济富，毫不犹豫，毫不手软；

 

五，1992年，国家教委办公厅印发《关于搞好城市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明确城市基础教育要优于农村；城市基础教育，何时何地差于乡村过？农村教育，鸡脚杆上如此刮油，城市教育，肥肉上这般添膘；

 

六，2001年开始，县份上负责义务教育经费，城乡教育间经费差距涛声依旧。这一做法实质上是将教育视作包袱，现在把责任推给地方，任其自生自灭。城乡二元义务教育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实现教育公平。再说明白些，是为了扶持经济文化贫穷、落后的农村教育。为实践这种公平，许多国家对贫困地区进行政策上的倾斜，经费上的帮扶，师资配备上的优先等等。譬如，日本专门对边远地区制定特别教育扶助法律，韩国的免费义务教育则选择从海岛、渔村、农村等边远贫困地区向城市实施，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实施。各国遵循的这种义务教育贫弱阶层优先的原则，在中国，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颠倒了过来：越是经济文化相对先进的城市，越是在政策、经费、师资等方面近水楼台先得月。需要夺取政权的时候，农村包围城市，农民运动；一旦在朝，过河拆桥。中国上上下下的教育官僚，或掌握着教育决策权的官僚们，执行真正的惠民政策，往往迟钝之余，还要偷工减料，而实行害民的歪策，触类旁通，甚至无师自通。比如刚刚从师范类院校毕业的学生们，他们的知识、教学经验还很差，所以，这样的学生，尤其是成绩差的学生，往往分配到偏远乡村学校。等到他们各方面都长进了，给他们最好的奖励，就是农转非般的调进城市学校，调进城市的热门、重点学校。把偏远乡村学校当作试验基地，把乡村学生当作小白鼠般的试验品，好歹还是执行国家政策、响应政府号召。可是，不少违法乱纪而又没有受到司法追究的教师，他们受到的处罚，往往就是：从城市学校贬到乡镇学校，从乡镇学校贬到村级学校。最可气的是，党报党刊，往往还要将这样的新闻，当作“教育人、引导人”的正面宣传来加以报道，以便“惩恶扬善”。乡村学校何辜，竟然成了流放教师的充军野蛮之地？乡村儿童何辜，就只配这样的坏东西来给他们“为人师表”？地方教育等等政府部门如此创造性地“发扬光大”中央精神、政府政策，居心何在、良知何在？所以，不是农村子弟这“素质”，那“素质”差，你要是生长在城市，抑或你生在乡村，读书在城市，也即说，你享受到的教育资源，你享受到的公民待遇与那些城市人一般无二，你的素质，将比那些中看不中用的城市纨绔子弟，好上若干倍。

 

基础教育阶段偏心城市，杀贫济富，到了小升初，中考，特别是高考的时候，“公平、公正、公开”了。高考“三公”啊，多少罪恶假汝以行！在政策上劫贫济富也罢了，最可怕的，是教师、教授抄袭论文，女大学生卖身换分数等等。是谁，将教授、女大学生逼良为娼、变人为鬼？就是那些分明别有用心的教育政策，就是那些笑言“入我彀中”的官僚、党棍。不过，这不是本文话题，还是书归正传。

 

为什么要执行如此不公正的城乡教育政策？不外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舍不得将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等的钱“挪用”作教育经费。尔等教育经费之厚也，俺们三公消费之薄也。其次，官僚、政客及其三亲六戚、狐朋狗友都是城市人。胳膊肘，岂有朝外拐的非正常怪事？再次，城市人相对农村人，刁民多了。欺软怕硬，吃桃子按着软的捏，禽兽本性；最后，城市是门户，城市是面子，面子工程，源远流长、优良传统，教育，焉能例外？

 

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办不好，怎样才能办好？中国的教育，1949年前不是很好么，今天的港台不是很好么，就那样一直办下来，就这样见贤思齐办教育，中国今天的教育，将是何等令人欢欣鼓舞的局面？所以，别“研讨”了，中国的教育不是办不好，而是不想办好，再说直截了当一些，就是：中国的教育，绝对不能办好！办好了教育，培养出人才，对谁不利？

 

北京户籍的高考学生，北大、清华争对他们划定的录取分数线，要比其他省份低好几十分，甚至一百多分。也即说，这些走进北大、清华的北京籍“佼佼者”，若果是在外省参加高考，他们连个一般重点院校，也考不取。仅仅基于这一点，北京人就可以牛气冲天地对全国宣称：北京看全国，都是乡村！呵呵，北大人，你别得意，哈弗、剑桥人看北大：哈哈，北大、清华，2011年世界大学最新排名，你二位落后香港大学26位数字，连前49“强”也没进入，就这么牛逼？

                                              民生观察评论员江河

                                              2011-10-14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1-9-29综合报道：据中新网消息，率先实现”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全覆盖，率先在全国贫困地区推行从小学到高中的12年免费教育，陕南的国定贫困县宁陕县，在2011年秋季开学之际又推新政策：全县所有公办和民办幼儿园的2040名学前三年幼儿的保教费将被免除。

　　这是来自《华商报》的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宁陕县是国定贫困县，全县只有7.4万人，2010年全县地方财政收入3075万元，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国定贫困县却实现了一些发达地区都未曾实现的梦想——15年免费教育，让人人有机会接受教育成了现实，也一定程度解决了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公平的问题，宁陕县的做法为全社会实现教育公平迈出了一大步。

　　地方政府对教育的重视支持是关键。宁陕县去年投入到教育上的资金是1200万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40%，这对于一个国定贫困县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相比那些在教育投入欠了一屁股债的地方来说，宁陕县在教育投入上舍得下大力气、花大价钱，将优先发展教育落到了实处。“上不起学出外打工，知识的匮乏让他们很难改变贫穷，而越穷就越难接受教育，成了恶性循环。”正是在这样理念的推动下，宁陕免费教育之路才越走越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据悉，宁陕高中三年免费教育后，宁陕的高中入学率增加了40%，全县高中生入学率达到了96%，全县所有想要上学的孩子都能接受高中教育。从上世纪80年代宁陕零本科生，到今年近280名本科生。

　　筹措多渠道资金是保障。如何做到对教育持续增加投入，如何做到优先向教育投入？宁陕县领导层心里都有一本账：中央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用于义务教育，占到了总额的50%以上，城市教育附加费全额用于教育发展。同时，为了集中财力办教育，宁陕在全县各级部门大力倡导节俭，限制外出报销费用、精减会议、压缩行政经费，严格控制公费考察、控制更换公务车辆等，把省下来的资金完全用于教育。”同时，宁陕提出“旅游富民、文化兴县”的发展战略，还可以通过不断壮大的生态旅游、健康食品等支持教育。

　　宁陕实行15年免费教育的实践告诉我们，“15年免费教育”的梦想并非遥不可及。只要地方政府真正树立教育优先理念，办法总是会有的。一些先富起来的地区，不妨学学宁陕的做法，通过提供“免费教育”等免费公共产品，让人民从经济发展和财政增收中得到实惠，实现“共建共享”的目标。连宁陕这样的国定贫困县都能实现15年免费教育，其他地方有什么理由不行呢？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1-9-27消息：湖南衡阳南岳区妇幼保健院近日发生一起孕妇身亡事件，今天早上孕妇尸体被抢走。

 

据今天早上在医院现场的一位人士介绍，三天前一位当地农村孕妇在衡阳南岳区妇幼保健院就诊时，被医院打催产针后死亡。三天来，死者尸体一直停在医院内，家属还打出了多幅标语讨说法。直到今天早上尸体被抢，标语也被警察强令收起。

民生观察综合报道：基本药物制度是中国医改重要的一环，然而这个制度实行几年来一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2009年8月底正式出台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基层医疗机构“全部配备和使用”307种基本药物。但是最早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安徽省近日推出了基层医改的最新版本——允许中心卫生院在国家版基本药物和省补充目录药物外，从新农合药品目录和医保目录中，增加不超过总量15%的药品。在此之前，山东、浙江、江苏等地已有非基本药物进入基层医疗机构的先例，有的甚至把增补药物的权力下放到县一级。

 

山东省卫生厅药政处处长耿林介绍，山东省自2010年3月1日起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三个月后，省长带队调研时基层普遍反映药不够用。据此，山东在省级目录增补216种药品的基础上，又开了一个口子，即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中心可以分别再选择60种和30种非基本药物，同样实行零差价销售。浙江省则在省级增补目录之外，增加了50种非基本药物。江苏省卫生厅药用处处长赵淮跃介绍，该省放权到县，县级可以选30个自主目标，市级选60个。

 

安徽省肥东县梁园镇卫生院院长俞义年则反映，基本药物目录欠缺灵活，比如一些抗肿瘤的药未包括在内，影响了这类患者转诊到基层进行康复治疗。江苏省南京市淮海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白下区中医院“下沉”而来，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医院副书记张杰告诉记者，原白下区中医院是二级医疗机构，日常用药量在600-1000种，如果严格按照基层的用药目录，该院一些特色专科如血管瘤科、骨伤科就无法开展业务。即使地方自行增补也并不能满足这种需求。国务院医改办专家组在调研时发现，即使是增补最多的几个省市，基层医院也觉得药物不够用。

 

江苏省卫生厅药政处处长赵淮跃说，苏南地区有的乡镇卫生院收入已经过亿元，东部地区一些基层医院的用药水平和服务能力甚至超过西部地区的一些二级医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对前者影响比较大。最直接的反映就是病人流失，医务人员收入下降。浙江省农村卫生研究中心教授沈清表示，原来省内发达地区业务骨干年收入达十多万甚至20多万，病人流失后收入大幅下降，医疗骨干积极性受挫纷纷离开。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医保处处长沈焕根建议，放开对基本药物用药种类的限制，通过零差率销售来缓解“看病贵”的问题。

 

2011年09月05日

 

 

民生观察综合报道：据《证券日报》9月5日消息，82个品种，482个剂型规格的药品9月1日起正式降价，平均降价幅度为14%。此前有业内人士认为，降价涉及较深的国内制药企业千红制药（002550.SZ）、双鹤药业（600062.SH）股价短期内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从实际走势来看，千红制药股价自8月4日截止上周五波动中略有上升，收盘价为35.18元/股，双鹤药业股价则没有明显变化趋势。

 

据了解，发改委本次降价的主要为激素、调节内分泌类和神经系统类药品，有关方面称，这几类药物使用范围广、周期长，降低价格可以有效减轻患者负担。降价名单中，“进口贵药”承受的降价打击最猛，以往如辉瑞、罗氏、拜耳等国际药企的专利原研药都有价格保护，往往可以单独定价。而此次降价，这类药品占到了80%，降价幅度从十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平均14%的降价幅度会对药企利润造成多大的缩水呢？以千红制药为例，其主导产品胰激肽原酶制剂用于治疗糖尿病导致的微循环障碍性并发症，去年销售额1.67亿元，营收占比14.68%；毛利率达到74.15%，毛利占比40.87%，是公司重要的利润来源。华创证券研究报告显示，与千红制药生产同类产品的丽珠集团的胰激肽原酶肠溶片（120 单位*24）零售价从33.8元降到26元，降幅为30%。

 

但不少医药公司相关人士指出，降价对公司的整体影响有限，原因是目前国家调低的是药品最高零售价，主要针对零售价“虚高”问题，而医院招标价格远远达不到最高零售价。例如丽珠集团的胰激肽原酶肠溶片平均中标价为20.17元，零售价虽然降到26元，但对公司盈利影响并不大。

 

业内人士认为，药价虚高是医药市场难以根除的现象，从1997年来，发改委累计28次降低药品零售价，即便如此，对医药销售企业来说仍有利可图。

2011-08-29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从6月中旬开始，北京陆续关停了多所打工子弟学校，涉及学生上万人。这一变动经媒体报道后，立刻引发各界广泛关注。如今开学在即，被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学生能否回到校园也成为了网友们关心的问题。

 

　　今年暑假，由于北京的几十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收到关停通知，为孩子重新找个学校，成为不少外地务工者的“头等大事”。海淀区、大兴区和朝阳区教委都正在开展分流安置工作，海淀区政府将专项投入900余万元，用于校舍修缮、改造，搭建临时教室，配备课桌椅，增加配备师资144名。除了选择回老家就读的学生之外，留在北京的打工子弟中大多数学生也都已经开始到新学校登记。

 

　　 

　　据媒体报道，尽管海淀区教委将打工子弟进入公办学校登记的登记时间由之前的8月24日延长到了8月31日。但目前尚有将近1000名学生没有进行登记。据了解，由于部分务工人员很难办齐“五证”，部分学生因与城里孩子有差距，或者是距离新学校太过遥远等问题，还有部分学生尚未到新学校报到。海淀区教委也承诺月底前，尚未登记的学生可到各街乡镇政府设立的登记点进行登记，海淀区教委将根据各公办校招生情况再给予安排。

 

　　尽管新闻中报道打工子弟陆续找到了新校园，但是关于打工子弟学校的讨论在网络上并没有停止，由于无证不全，许多打工子弟并不能就读公办学校，而是被分流到了尚未关停或者是受政府委托的民办学校中就读。因此不少网友担心被分流到民办学校就读的学生日后仍可能再度遭遇学校关停危机。因此有网友呼吁，必须立即建立打工子弟在城市求学的长效机制，保证打工子弟也能享受同城待遇，只有如此，类似事件才能避免。由于户籍限制，让非户籍地的政府承担打工子弟教育的财政责也有点勉为其难，因此学者秋风建议，慈善机构和地方政府联合收编现有的打工子弟学校，共同投入资金将其改造成为希望小学，这个提议也得到了不少网友支持，有网友说，希望工程瞄准的是穷人的教育，当穷人转入城镇而上公立学校面临一定难题的时候，希望工程就该伸出援助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