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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评论
　　　
　　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严重失职渎职、以权谋私的违纪违法案引起人们对药品监管问题的高度关注。
　　这些年来，人们对药品价格剧烈升高十分不满，大多把注意力放在中间环节不断加价、医院以药养医上。在郑筱萸案的相关报道中，我们得知在药监环节，大多数厂家将常规药品改变包装、剂量和用法，并加入一些无用成分，申报注册成新药。由此，可以看到药品价格剧烈攀升从药品审批环节就已经开始。正是由于在药品审批作业线上，存在着太多不透明的现象，给腐败行为的发生提供了机会，导致国家药监局多名工作人员因贪污受贿落马。
　　鉴于药品安全对人们健康的重大影响，几乎没有人会怀疑药品实行国家审批监管的必要性。人们关注的焦点是：怎样压缩药品监管过程中的权力寻租空间。
　　权力腐败现象的存在，无非是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这已是一种基本常识。近几年，随着反腐败的形势严峻，接受这一常识，通过制度建设来减少腐败发生的机会，也就是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仔细观察，我们就能够发现，压缩权力寻租空间的努力虽有一般性规定，但人们关注的重心往往是个别化的。怎样监督一把手，甚至怎样防止“夫贵妻腐”，这种个别化的思维使得叠床架屋的设想成为必要。
　　固然，每个行业、每一种职位乃至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机关，在预防腐败上都有其特性，因此建立相应的特性化规范是必要的。但所有的腐败行为都不仅有表现形态上的共性，也有本质上的一致性，那就是权力失去了有效的看管。怎样在全社会建立起一种有效看管权力的反腐机制，应是遏制腐败的主要着力点。
　　以药品监管来说，它是一项重要的审批制度，因为关系到生命安全，所以是必要的。但如果认为药监审批必要，从而寻租空间也相应会存在，那无疑认为审批制度是腐败发生的原因。这种认识并不全面，因为行政审批权的设置是否适当，影响的是办事的繁琐程度，容易导致文牍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而并不必然地导致腐败。有人或许认为将审批权更多地变更为一种社会性的认证服务，交由第三方去完成，会较为有效地压缩权力寻租空间。但在目前环境下，无论行业协会、学术鉴定委员会，还是营利性的各种事务所，是否会比行政审批更能减少不法交易的发生，都还难于保证。
　　现在，压缩权力寻租空间的努力较多地表现为权力系统内部的上下隶属关系和专门化机构的工作上。“垂直管理”、一级一级地“管好自己的人”和纪检监察部门办案，已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必要的，也是有成效的。但人们总要提出“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表明这种高度依赖于权力系统内部上下隶属关系和专门化机构的反腐办法，会产生“终结者”悖论，因为最后似乎总会有没法监督的人存在。
　　仍然以药品监管为例，国家药监局上不可能有更高的药监机关，郑筱萸以上不再有更高的药监官员，上下隶属关系到此为止，一些去办事的人愿意以行贿的方式解决问题，而避免可能承担“合法拖延权”、“合法刁难权”所造成的后果。
　　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应该从主要通过权力系统内部的努力转为依靠全社会的力量。“让人民监督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公众作为一种监督力量，不仅是获得政务方面的公开信息，不仅是作为系统的举报人员而贡献力量，而且应当能够对自己发现和遭遇权力滥用进行公开表达。这种公开表达是公民有序参与的表现，既可以成为权力系统反腐工作的信息来源，也能够直接形成社会压力，更能形成一种社会性的横向制约机制，毕竟公众的数量巨大，眼睛更多，能发出更多的“第一信号”。有这样一种公众广泛参与的反腐机制，权力制约的困扰就会得到缓解，有效遏制腐败也在其中了。

　　
　　环保执法为何难？
　　高污染、高耗能企业为何屡禁不绝？
　　因为这里交织着太多的企业利益、地方利益
　　
　　“你把我撤了，我也干不了”
　　“我现在肯定不能停下来，停下来，20多万户老百姓供不上热，这能行吗？你就是把我撤了，我也干不了。”1月12日，唐山市副市长张羽对到唐山检查环保工作的国家环保总局检查组说。
　　河北大唐国际唐山热电公司(下称“大唐热电”)承担着唐山约1400万平方米、24万户居民的供热任务。但是恰恰是这个大唐热电违反了环保要求，成为国家环保总局此次刮起的第三轮“环保风暴”需要整治的一个对象。
　　大唐热电在2000年初进行一期、二期技术改造，计划上马两台300MW机组。国家环保总局在2000年12月1日与2002年7月22日分别对这两期技术改造进行了环保方面的批复。当时，国家环保总局的要求是，在这两期“以大机组代替小机组”的项目投入运行后，应立即关停其5台50MW的小机组。
　　不过，到了2006年8月，国家环保总局在现场核查中却发现，大唐电力并没有淘汰5台50MW的小机组，并且已经运行两年多的两台大型供热机组也没有向当地的环境监测部门———河北环保局———申请环境保护验收。
　　2006年10月，国家环保总局下达了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大唐电力于2006年12月31日前淘汰小机组，但1月12日国家环保总局到现场检查时，却发现5台小机组中仅有1台停了下来。
　　唐山热电公司总经理张增广介绍说，如果立即将小机组关停，将有300万平方米的供热缺口。张增广承认，唐山热电确实一直希望能把老机组保下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两台新机组在投入试生产后一直没向环保局申请环保验收。
　　对于上述理由，国家环保总局检查小组当场质疑说：环保总局的两次督察均在2006年供暖季之前，为何当时没能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扩容与反扩容
　　如果说大唐热电不能停下污染环境的小机组，尚有一些保证唐山居民供热的因素在的话，那么唐山钢铁企业的严重污染就怎么也说不通了。
　　2005年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主要指标考核结果显示，唐山市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浓度，在108个城市中分别排在第98位和第91位。空气中的污染物与遍布唐山的70多家钢铁企业有关。遍布唐山的钢厂为唐山赢来了“钢城”的美誉，但是也成为环境污染的“元凶”，这些钢厂中有80％没有经过环境保护评估。钢铁企业的平均产量仅在65万吨以下，规模小且布局分散，造成严重的大气、水污染。
　　1月12日，记者随同国家环保总局违规项目现场检查组到达唐山宝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钢铁厂(下称“唐山宝业”)时，现场粉尘冲天，钢水通红，一片繁忙景象。
　　国家环保总局指出唐山宝业的违法事实是：工业粉尘超标排放；未经验收擅自投运，不符合产业政策。
　　最后一条的依据是国家发改委2005年7月8日公布的《国家钢铁产业发展政策》第十七条：“加快淘汰并禁止新建容积300立方米及以下高炉……”2005年12月2日下发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则再次强调：“100至200立方米(含200立方米)高炉属需淘汰类项目。”
　　尽管有法令在先，唐山宝业还是将200立方米的高炉私自改成了350立方米，试图躲过国家产业政策的限制。
　　“产业政策是从资源、能源、环保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量而最终确定的。什么是该淘汰，淘汰的具体期限是什么，这些在产业政策中都有明确规定。当初国家制定产业政策时，我们环保部门是参与了重要意见。制定需要淘汰的标准是因为在某个标准以下即使上了环保措施，治理成本也会很高，代价非常昂贵，”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工程师聂菲向记者解释说，“而现在这些违规企业的普遍做法是通过扩容来逃避政策制约。”
　　唐山新联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新联”)是另一家这样做的企业。
　　唐山新联两台28平方米的烧结机、两座205m3高炉、3座16吨转炉，均属于原国家经贸委禁止重复建设的项目和目前国家明令淘汰的项目。这家始建于1999年的企业也未进行环评及获得相关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但唐山新联将28平米的烧结机，私自扩容为32平方米，正好越过了国家产业政策的底线，甚至略微多出了那么一点点。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30平方米以下的烧结机应该在2005年以前淘汰。
　　记者了解到，在唐山，这样做的钢铁企业非常普遍，在巨额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钢铁企业纷纷加入到逃避产业政策限制的“扩容”中来，结果是环境受到了更大的伤害。
　　1月12日，唐山宝业负责人反复对记者表示，虽然扩容了，但是唐山宝业所有的环保指标都是达标的。站在该负责人身边的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处长梁鹏则当场反驳：“按目前的监测数据来看，工业粉尘绝对是不达标的。”
　　
　　“我们下了多次文件，但没什么用！”
　　对于山西吕梁交口县来说，不能停下来的环保污染，还掺杂着更多的无奈。
　　1月12日，越野车磕磕绊绊地颠簸在山西209国道上。道路上随处可见被巨大的运煤车压出的坑陷。运煤车长达十几米，飞速奔跑，车身上不时滚落的煤块呼啸而下，变成了一发发“子弹”，射向其后的车辆———后者稍稍躲闪不及，就极有可能身负重伤。
　　这是在去往山西省吕梁市交口县小焦化厂、小钢铁厂等严重污染带的路上。吕梁市也是此次环保总局刮起的第三轮“环保风暴”中首批被“区域限批”的城市。国家环保总局暗访组的先遣部队已经是第二次来这里了。他们事先已经打好“前哨战”。
　　“否则你很难发现问题，”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副司长赵维钧对记者说，“地方有关部门都把你往治理好的地方领，你来的时候炉子全停下来，你一走又都点火了。”
　　暗访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我们暗访时情况比现在严重多了，白天几乎都看不到路，灰尘滚滚，扑面而来，即使坐在车里，也吃了一嘴沙子。”
　　果然，检查组到达第一站———山西省交口县天源焦化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天源焦化”)———时，天源焦化看起来已经停产了。不过，真实情况很快查明，在检查组到来的前两个小时，这家工厂还在生产。
　　这个2002年开工的60万吨的小型焦化厂，没有任何环评手续，环保措施也极为简陋。距它不远的晓烨冶炼有限公司在环保治理方面，也是一样糟糕。记者进入晓烨冶炼厂时，看到地上的粉尘足有一尺厚。
　　实际上，整个交口县共有12家与天源焦化类似的小焦化厂和8家与晓烨冶炼比肩的小钢铁厂，这些企业均属关停之列，但是检查团到的当天，他们均还在生产。交口县环保局局长任桂生无奈地对记者说：“我们下了许多次文件，要求他们关停，但是没有什么用处！”
　　为何这些早就应该消失的污染源没有消失？是因为它们为地方贡献了巨额税收？
　　交口县县长王宁介绍，焦化冶金行业为交口县贡献了约70％的财政收入，去年交口县的财政收入仅有3.2亿元。
　　“我们这个地方比较偏，地方经济发展得非常缓慢，招商引资可以说是靠我们自己小打小闹，慢慢地搞资本进来。要为人民群众办事，要让农村的小孩子们上学，还要保证机关的正常运转，没有钱咋办？”王宁对记者说。但他很快又对记者表态，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地方政府对于本地污染企业主动或被迫的默许，纵容了企业的污染冲动。记者了解，目前基层环保局只是地方政府的一个部门，局长由本级政府任命并对本级政府负责，经费开支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如果环保局长不折不扣地依法行政，不仅有可能被停拨经费，甚至有可能丢“乌纱帽”。鉴于环保部门的尴尬处境，一些基层环保局长只能服从地方的“大局”，无为而治。在贫困地区大力招商引资的背景下，有些基层环保部门在上级督办、政府干预、群众上访的三层压力中工作，举步维艰。他们戏称自己过的是“夹缝人生”。
　　更要紧的是，下至基层环保，上至国家环保局，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内，都没有实打实的强制执法权，对污染企业进行强制查封和查处，结果往往是环保部门来检查时“好话说尽”，检查组一走，便开始“坏事做绝”。因为几十万元的罚款，完全不能与动辄成百上千万元的非法获利相提并论。
　　在检查组即将结束本次检查时，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副司长赵维钧接到唐山市常务副市长周仲明打来的电话，他表示市政府对环境保护高度重视，将坚决按照环保总局的要求，关闭环保总局查处的几个钢厂，而不再是补办环保手续。对于大唐热电厂的小机组问题也将在很短的时间内拿出替代方案，最终实现关停。
　　(欢迎读者提供环保类新闻线索xiaojianzhao2000＠yahoo.com.cn)　

 

　　

2006年的“平静”之下隐藏恐怖隐忧，中东的硝烟此起彼伏，朝鲜、伊朗核危机并未走出僵局，原油价格沉浮未定……进入2007年，世界局势能否更加和谐？原有危机能否得到缓和、解决？是否会出现新麻烦？
　　众多的疑问，形成2007年环球变局的多个看点。带着这些疑问，《南方周末》特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智囊、学术机构之资深专家，继承2006年同题报道之传统，就可能影响环球变局的四大话题，制作《预言2007环球变局》专题。
　　
　　恐怖主义：“平静”中孕育危险
　　恐怖主义仍将是对全球安全最大的威胁吗？迎接奥运的中国会在反恐上拿出什么新举措？
　　　　
　　2007关键词：隐忧
　　点评人：李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
　　亚洲在2006年成为恐怖主义的重灾区。截至去年11月，全球共发生恐怖袭击330起，较2005年同期增长了70％。其中，有80％发生在亚洲。
　　虽然恐怖袭击增长很多，或者是因为去年的恶性恐怖事件不如以往醒目，或者是国际预防行动奏效，2006年看起来比较平静，但由于“基地”等恐怖组织的行动意愿依然存在，这样的平静反而给2007年增加了隐忧。
　　2006年，国际反恐主题有两条相互交织的主轴，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化以及美国主导下的反恐的意识形态化，其影响势必延续到2007年。
　　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恐怖主义，其渗透性令人关注。“基地”组织的录音、录像越来越乐于利用电视、因特网传播；而且，所用语言也从阿拉伯语改成英语，显然，恐怖组织正把目光转移到在西方的移民后裔。各国政府也许可以阻止有恐怖嫌疑的外国人入境，却很难防范本国公民。英国挫败的劫机事件就已经证实了这种危险。
　　说恐怖组织的行动意愿依然存在，就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过去的一年中，有两个区域集中了大量极端主义力量。一是南亚地区，这里本就是恐怖分子的大本营，也集中了不少恐怖主义大师，他们是否会再度出击？二是伊拉克，继阿富汗之后又一个“恐怖主义温床”已经形成，恐怖主义是否会从这里向外输出？这将是2007年，恐怖主义发展最重要的两个动向。毕竟，主要的极端组织至今没有放弃以西方世界为主要打击目标，如此看来，2006年的“平静”就不那么简单了，至少塔利班在阿富汗已经出现回潮，所以恐怖主义在2007年仍将是对全球安全最大的威胁。
　　另一方面，在全球频频出击的美国反恐政策是否会作出调整，也值得期待。
　　2006年，布什把反恐与冷战、二战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新名词“伊斯兰法西斯”，这表明美国已经开始采取军事打击与意识形态斗争并重的反恐新策略。事实上，美国已经开始检讨单纯依靠军事手段反恐的效果，认为反恐不能速战速决，小布什也开始修复与阿拉伯国家恶化的关系。
　　当下，美国认真对待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反恐已经明确成为美国的国家战略。鉴于全球核扩散的严峻形势，美国今后的反恐将会突出防范非国家行为体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合，因为这种风险比任何时候更大、更致命。
　　而2007年也将是中国在北京奥运会前综合治理的关键一年。中国已经把反恐放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并努力使中国反恐斗争走上良性循环。中国打击恐怖主义从来都不是简单依靠军事手段，比如在国内，强调以经济手段消除恐怖主义的滋生地；在国际层面，加强与各国的合作等等，因此在2007年，中国的做法仍将以“润物细无声”为主，但也不排除适度震慑。
　　　　
　　朝、伊核危机：东边日出西边雨
　　2007年，朝鲜是否进行第二次核试验？伊朗的“核冲动”是否会招致美国动武？
　　　　
　　2007关键词：谈判　对峙
　　点评人：王义桅(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
　　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2006年吸引了全世界太多的关注，在2007年，这两个问题还会让世界瞩目。不过，由于这两个问题发展阶段不同，收到的影响不同，所以其演绎态势也会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先说发展阶段的差异。朝鲜已于2006年10月9日进行了首轮核试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以此为杠杆撬动大国博弈的神经。朝鲜核试验的确冲击了核不扩散体制，还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东北亚的核竞赛。但否极泰来，要满足朝鲜的要价，最终必须回到谈判桌前。所以，朝核问题接下来将会回摆，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伊朗核问题，由于伊朗距离取得核武器还有不小的距离，各方都在谨慎地试探对方的底线，伊朗宣称不放弃其核计划，而美国和以色列吓阻伊朗取得核武器的决心也没有完全展现，因而处于不稳定状态。
　　再者，这两个问题中产生影响的因素不同。从地缘政治考量，朝鲜仍然受冷战体制影响，朝鲜半岛南北分裂既造成朝鲜的孤立，又使得朝鲜不太担心国际制裁。
　　而伊朗的地缘政治环境则十分敏感，而且与宗教冲突紧密相连。美国或许可以容忍朝鲜发展核武器，但决不能容忍伊朗，因为这不止关系到以色列的安全问题，还关乎美国的中东战略布局。
　　所以，朝鲜核问题从2007开始，实质上已经演化为如何建立朝鲜半岛安全机制、取代停战协定的问题，这必然会伴随着更深入的对话与沟通。而伊朗核问题，则与美国的中东战略、伊拉克局势密切联系在一起，局势更为严峻；更由于以色列的坚定态度——美国保护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的惟一核能力的国家，一定会尽力阻止伊朗的核计划。所以，2007年美国针对伊朗的威慑性部署相应会大大增强。
　　2007年，朝鲜是否进行第二次核试验？美国是否对伊朗动武？这两个问题其实都不是实质性的。六方会谈如果取得实质性进展———而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那么朝鲜就没有理由进行第二次核试验。而美国威慑伊朗的目的，无非是希望伊朗知难而退———第一个退，是核计划上的收敛、退缩，第二是从影响伊拉克局势中退缩。只不过，这两方面都可能落空。
　　总之，展望2007，朝核、伊核，可谓“东边日出西边雨”，走向也许南辕北辙。然而共同的情形是，两大核问题极大冲击了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权威，加速了有关国家构建新的安全规则的努力。这再次证明，小国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终究要通过大国的互动来体现；国际政治仍然是大国政治。
　　
　　能源博弈：油价不会直线下跌
　　哪些因素会影响今年的油价涨落？围绕石油，大国间是否会进行新一轮的“争夺”？
　　　　
　　点评人：赵宏图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2006年，国际原油期货价格过山车式的涨落，刺激了人们关于能源紧张的敏感神经，也引发了许多“联想”，但能源供应本身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火爆。
　　事实上，影响能源价格的主因还是经济方面的。至于围绕能源在政治、外交上展开的争夺，发生的摩擦，更多的只是一些“假象”。
　　决定石油价格的最主要因素是供需关系，由于石油供需这些年来一直就处于比较脆弱的平衡状态，所以使得“天平”的平衡很容易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干扰，而且这些干扰因素也容易被人为放大。从经济角度讲，能源安全最大的风险现在是投资不足。
　　目前原油价格下降的主因，就是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另外，2006年OPEC原油产量并未减少，伊朗核危机没有继续恶化，甚至还有气候原因，比如美国因为暖冬而使得取暖油的消耗大幅下降。但不同的人看待同一问题，可能会各自强调某些方面。
　　由于供求关系并无实质性改变，而国际经济发展的预期依然乐观，所以2007年的原油价格会维持在较高水平，不大可能直线下跌。不过，波动依然存在，甚至会比较大。这与一些意外因素，如天气、政治局势有关，但最主要的还是大量的国际基金的炒作——对他们来说，只有涨跌才会有赚头。国际基金的运作，在2007年值得关注，因为他们总是善于小题大作。
　　从能源供应本身来看，即便伊朗核问题激化，对能源的影响也是短期的。但在这个短期内，大国博弈会比较激烈，但中国、俄罗斯与伊朗的能源合作，实质上是增加了能源投入减轻了国际能源风险。
　　能源外交也值得关注。真正意义上的能源外交，在俄罗斯、委内瑞拉一些产油大国身上体现的比较明显，他们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武器，但在使用上会非常谨慎。因为，今天已经很难说究竟是石油供应国对石油的依赖更强，还是石油消费国对石油的依赖更强。
　　至于中国，根本说不上“能源外交”。中国能耗的大头还是煤炭；而能源进口来源稳定、多样化，其实是每一个经济强国的策略，中国引人关注的最重要原因在于，担心中国的需求增长会导致现在脆弱的供应平衡被打破。
　　另外，更多的能耗大国已经通过积极的需求管理，即降低能耗，降低能源需求增长来缓解供应紧张，这会成为一个趋势。而中国在努力实现能源进口多样化的同时，也在向这个方面努力。如果说，今天真的有什么能源问题的话，那只能是能源使用造成的污染。毕竟，能源总是能买到的，而环境一旦恶化，恢复起来就非常困难。
　　
　　中东乱相：大动荡带来三大悬念
　　中东地区将爆发新的战争吗？伊拉克将走向分裂吗？
　　　　　
　　2007关键词：伊拉克　政策调整
　　点评人：李绍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中东存在爆发三场内战的可能性”，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所说的三场内战指的是：伊拉克、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温和的阿卜杜拉有如此言论，至少说明中东局势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
　　危险其实来源于“不确定”。
　　在地缘政治方面，过去的中东曾是群雄并立，伊朗、伊拉克、埃及、沙特、以色列相互制衡，但美国消灭萨达姆政权颠覆了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重新分化组合的过程必然是动荡。
　　伊斯兰教的1400年历史中，第一次出现什叶派的大规模崛起。由此不难想象，这会让以逊尼派占主导的伊斯兰世界陷入怎样的恐慌。
　　教派的纠纷及其力量的此消彼长也让人关注。还有就是美国民主改造计划的后果，打击阿萨德、穆巴拉克等中东强人，而对民主选举产生的哈马斯政府却不理不睬，使得伊斯兰激进势力空前高涨。
　　2007年，将会延续上述不确定性带来的中东变局，动荡仍将是这片多灾多难地区的主旋律。
　　经过2006年，可以清晰地看出，伊拉克问题已经超越巴以问题成为中东问题的重中之重。
　　人们几乎可以断言，美国的伊拉克政策已经失败了，美国朝野都在要求美国作出改变。
　　因此，2007年美国的伊拉克政策将会是一大悬念。布什会作出调整，但美国为伊拉克付出的代价太大，如果撤军，后果严重。那不但会给人造成美国承认反恐战争失败的印象，还可能使布什苦心经营六年的中东陷入任何力量都无法驾驭的状态。因此，短期内美国甚至会加大投入，如增兵，至少部分恢复伊拉克的秩序。
　　可预期的是，布什也许会在中东暂时放弃民主改造计划，重新回归传统外交。事实上，调整已经开始了。
　　另一个悬念，则是中东还能乱成什么样？
　　伊拉克目前是已站在了国家分裂的悬崖边。国内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三股势力斗争惨烈。2006年伊拉克出台了一项宪法补充条款，允许伊境内任何两个省只要其多数人同意就可实行自治，这无疑给分裂准备了法律依据。现在，实际上处于准独立状态的库尔德人就控制着三个省。
　　伊拉克局势，也让邻国忧心如焚：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运动，已经成为土耳其心中的痛，如果局势再恶化，不排除土耳其出兵干预；而伊朗作为现有局势的获益者，虽乐见现状，但由于其国内也有库尔德人，也不免有所担心；像叙利亚、约旦等国都不愿意看到伊拉克局势进一步恶化。
　　再有，就是中东的老大难———巴以问题。
　　和平进程所需要的两个条件，一是巴以双方都认识到需要坐下来谈判；二是强有力的外力介入。目前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以色列右倾还未结束，而巴勒斯坦仍处于内耗之中，美国自己现更是根本没有精力旁顾。不过，惟一令人欣慰的是，以色列的右倾会在2007年向回摆；美国也会比2006更多关注巴以。
　　总体来看，2007年的中东的相关各方仍将是在大动荡中寻找未来的出路。
　　　　　　　　　
　　中俄关系
　　　　
　　有小波，无大折
　　2007年关键词：均衡　长远之计
　　点评人：俞邃(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
　　
　　“不结盟，却能搞战略协作；关系密切，却不存在依附性；各自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利益，却无颠覆对方之心……”对于像中俄这样的大国而言，双边关系能达到这个高度，可以说十分难得。这也是中俄关系这些年来一直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双边关系中即使出现问题，也很难对国家关系造成扭曲。
　　对俄罗斯而言，中国的重要性在于，从苏联解体到其未来重新实现振兴的过程中，中国是俄罗斯最可靠的友好邻邦。
　　在俄罗斯复兴过程中，西方对俄罗斯的走向一直采取观望态度，俄罗斯采取任何可能让人联想到苏联的做法都被西方视为不可容忍，西方在政治上一直保持对俄罗斯政府的压力。相比之下，中国最为可靠。
　　但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从俄罗斯振兴国家的需要来看，欧美显然处于更优先的位置。如果把俄罗斯外交战略划一个图形的话，最里面的一个圈是独联体成员国，第二圈是欧美；第三个圈是周边大国，而中国在这个圈里位居前列。
　　俄罗斯在中国的地位，基本相似。从安全环境上看，俄罗斯也许能列到第一位；从发展需要来看，俄罗斯显然排不到第一位。中国外交的特色是重视周边国家，重视大国，重视发展中国家，而俄罗斯几乎都沾边。
　　至于重要程度，并不能用简单的位次来衡量，中俄友好条约中“世代友好，永不为敌”八个字最能体现。
　　记者：目前，困扰中俄关系进一步深化的因素有哪些？
　　俞邃：中俄关系中的几个不平衡依然存在。一是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二是中央和地方积极性不平衡，国内地方上对俄罗斯优势与潜力认识不足，而俄罗斯有些方面也的确不如欧美，导致地方上对与俄罗斯开展经济合作缺乏兴趣；第三是大项目少。
　　另外，是政治互信。应该说，总体上政治互信是非常不错的。不过，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比如俄罗斯国内在移民问题上的夸张报道导致的猜疑；还有因为担心中国过分强大，俄方在技术合作上有所保留；再有就是能源供应方面的反复等等，也会流露出互信的不足。这在2007年，甚至以后还会有所表现。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两国年轻一代的相互了解远不如老一代，他们的主要兴趣主要集中于西方，甚至有一些成见至今未能打破，这可能会成为深化中俄关系的一个隐忧。
　　记者：感觉上，中俄之间常会在小问题上，比如零售商等等，出现磕磕碰碰的情况。
　　俞邃：这是大的问题覆盖下面的具体事例，更多的属于政策操作层面的问题。虽然，人们总是会从小处感受，但分析问题却应从大处着眼。关系再好，发生问题也在所难免，关键是如何看待。
　　记者：中俄关系目前维持了相当高水准，那么2007年发展态势会怎样？
　　俞邃：政治互信，经济互补，文化互通，重大国际事务互动，复杂问题互商，遭遇意外困难互助，相信中俄2007年将会延续这样的合作，中俄战略伙伴之间如何默契合作会是一年的看点。
　　另外，文化交流将会占据比较醒目的位置，“俄罗斯的中国年”会是一个锦上添花的载体，这是培育中俄关系基础的长远之计。
　　一边继续培育政治互信，一边还会磕磕碰碰。还要看具体情况，以俄罗斯对华武器出口为例，卖给你80％，就不能说是磕磕碰碰，而是如何争取最满意结果。在其他问题上，都应抱这样的态度，才是成熟伙伴关系的体现。总之，2007年的中俄关系有小波，无大折。
　　　　
　　最复杂的问题都可以摆在桌面上谈
　　2007关键词：“国家年”　技术性障碍
　　点评人：王郦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2007年一开年，中俄联手否决了美国希望安理会介入缅甸内政的提案。所有迹象都表明，中俄关系将继续已有的发展势头，在2007年依然维持“高水平运行”。
　　2007年至少会有4次中俄两国领导人会晤，两国最高领导人会晤已形成机制。领导人直接见面讨论问题，对于两国关系益处多多。
　　2006年，中俄关系在原有基础上迈出了一大步。具体表现是：双边贸易额去年已达340亿美元，经贸合作中的技术含量有显著增长；“俄罗斯年”获得巨大成功，双方的文化、人员交流频繁，两国民众的交流达到基层层面；而在国际层面上，双方在朝鲜、伊朗核问题、联合国秘书长、世卫总干事选举等问题上配合默契；在安全、军事领域也有不错的合作。
　　但也不是说中俄关系没有问题，比如说双边贸易中，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对华出口比例下降了，使得俄对华出口单一的倾向更为明显；像灰色清关这样的老问题解决力度还不够大；俄在劳务、零售方面新出台的一些政策对中国也有较大影响。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中俄下一步会有更多交流，也许会有新的合作机制。
　　另外，就是中国人比较关心的一些大项目，比如天然气价格、输油管道问题，双方的磋商也一直在有序进行；军事技术合作方面有分歧，但也在可控的范围内……可以说，中俄关系中不存在突出的干扰性因素，障碍主要是“技术性”的，属于商业谈判的范畴，而非政治层面的。
　　2007年最值得期待的，首推“俄罗斯的中国国家年”，此活动针对双边关系最薄弱的环节，就是两国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依然匮乏。今年的活动，很有可能会推广到更基层，比如县与县之间，乡与乡之间，那对于巩固中俄关系的基础就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另一个，就是上海合作组织下一步的动向。今年，上合组织将在俄罗斯进行一次联合演习，这是深化上合成员国在安全领域合作的重要一步。另外在反恐、在经贸领域如何实现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多边合作，中俄也许会有一些新的举措。
　　中俄双边关系现在十分务实，通过前些年“不断地相互示好”的过程，猜忌、疑虑的成分已经大为减少，基本上达到了“什么复杂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谈”的阶段，有这样的勇气，说明中俄关系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但进一步深化的余地依然很大。
　　　　　　　　　　　　
　　(特别鸣谢：本专题顾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李绍先副院长、尚前宏副研究员)
　　

　　2006年9月11日，美国加州拉菲特，一名男童在立交桥旁的篱笆墙上悬挂国旗，纪念“9·11”恐怖袭击中的死难者　CFP／图

　　2006年12月28日，伊拉克萨德尔城，一名伊拉克妇女正在街头表演，表达对在伊拉克暴力事件中遇难者的哀悼和敬仰之情　CFP／图

　　■雷颐专栏
　　
　　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政府职能、功能的认识大不相同。在传统专制社会，政府公认的职能只是由代表“上天”的帝王来“牧民”，“君临天下”管制草民；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由人民授权掌握了公权力的政府的职能一方面是代表公共利益负责国防、外交等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国家安全以保证国家存续，另一方面是通过对公共物品的提供与分配、通过公共服务为所有公民提供生存、稳定的必需品，向公民提供经济的和社会的福利。“分配正义”，是政府后一职能的重要内容。
　　然而，政府应该分配正义并不必然导致政府必然能够分配正义。因为除了要有“分配正义”的良好愿望外，即通常所说“一心为公”、“一心为民”的政府，还必须要有保证政府能够切实分配正义的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前提，很可能“好事没好办”，甚至加剧不公。著名的北京“天通苑”小区，为这种因政府“分配正义”的前提阙失而弊端丛生提供了经典个案。
　　与许多国家、地区的“廉价房”类似，天通苑也是政府以“优惠价”(这种优惠的成本说到底也是来自纳税人)为低收入者提供的经济适用房。然而，天通苑许多住房的面积都在140－200米之间，虽然单价不高，但总价之高却是低收入者根本负担不起的。这样，天通苑的多数房子事实上只有中、高收入者才买得起。为低收入者建造的经济适用房当然要以小户型为主，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但我们的有关官员当时却就是不知道，直到好几年后各方对此提出了强烈批评，政府有关部门才明白此理，对经济适用房的面积作出限制规定，只可惜天通苑的房子已盖得差不多了。由于专为低收入者建造，所以天通苑的房价几乎只是同类商品房的1／4，理所当然应该只卖给低收入者，而且“条文”确实也如此规定。但实际上，为数甚多的中、高收入者却以“经济价”在此买房置业，看看私家车的档次，就知道业主的收入。据报道，不久前一位著名艺术家就是“在天通苑的家中”去世的。
　　由于全社会的信用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政府难以核实购房者的实际收入，这也为有关官员可以从中谋取个人私利提供了便利条件。为防止中、高收入者通过种种办法买房，政府也想出了一些办法，现在规定只有拆迁户可以在此购房，经济适用房的房源完全由政府的“建委”掌握，并由政府分配至各对接区定向销售，购房的拆迁户必须提供包括拆迁协议、户口本等证明资料，通过建委审核、在当地拆迁办登记，最终经各区政府或危改办确认才能在指定小区认购经济适用房；如果拆迁人姓名更改，则无法购买。
　　但是，在各种“审核”、“监督”都非常严格的条件下，仍有一些人可以搞到“房号”，目前天通苑的一个房号已经炒到15万！炒卖房号的中介承认自己有办法拿到空白房号，即使是写了拆迁户的名字也可以“运作”。“不是拆迁房吗？建委不查吗？”一位记者向所有“倒号者”询问这同一问题时，得到的回答却惊人地一致：这些“都是走个形式”。一名中间人承认，从内部拿号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了。另一位毫不避讳地说：“房号是从内部和开发商一同搞下来的，这是双赢，谁也不咬谁。”(《天通中苑房号炒到15万》，2007年1月9日《北京晚报》)
　　无论是以前的凭“低收入证明”法还是现在的“与拆迁户对接”法，政府实际并无法保证这种良善政策的实施，所以北京市民不无偏激地说天通苑是“劫贫济富”。此说可能过于尖刻，但却是民意民情的真实反映。由于“分配正义”的前提缺乏，用心良苦的“民心工程”反成了“民怨工程”。
　　这种“适得其反”的情况并不少见，如时下的“教改”也是经典案例之一。应试教育的弊病众所周知，因此政府有关部门作出了“小升初”废除考试、大学录取有各种加分直至“保送”等等，动机确足称道。但实施过程中，由于缺乏实质监督，这些措施不是减轻反而加重了学生和家长负担，如小学生不是要考“奥数”、“英语考级”、“乐器考级”就是交巨额“赞助费”，直至赤裸裸的“以权谋私”，有权者的子女或“关系户”择校、被“保送”上大学更加方便，结果也是民怨丛生。
　　政府“分配正义”的前提，就是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使政府权力在阳光下行使，其行政程序、实施过程都必须透明、公正、平等、统一。无数事实说明，如果政府不受监督，如果某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既无事前监督又无事后因问题重重而受惩罚，并无必然性保证政府会为切实“分配正义”而努力，因为政府政策、法规是靠具体官员来贯彻实行的。
　　简言之，政府“分配正义”同时就要求强化对政府的监督制约机制，制约政府的权力，实际上对政治体制的合理性安排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如果没有这些前提，政府“分配正义”的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如果政府长期不能切实有效地“分配正义”，社会的公平正义就难以实现，必然影响到全社会的和谐共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中国需要文艺复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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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中国是否需要文艺复兴”的探讨，目前已变成到底中国需要“个人觉醒运动”还是需要“社会复兴与道德重建运动”的论争，“文艺”暂且被放在了一边。刘军宁和崔卫平二位先生选择前者(但也并未排斥后者)，认为可借助文艺达致国人对“个人尊严”的觉醒；秋风先生选择且只选择后者，认为中国“放纵的、原子式的和物质主义的个人”及其文艺已经过剩，因此无需“文艺复兴”，相反，倒是需要一场“让个人学会与他人共同生活”的社会复兴与道德重建运动，以形成保护个人尊严的“元规则”，才是当务之急。
　　
　　“空荡荡的个体”？
　　秋风先生的《道德重建、社会建设与个体尊严》一文让我感到困惑之点有二：1.他批判了欧陆启蒙主义运动的“建构论唯理主义”，推崇“以英格兰普通法传统为经验基础的英国个人主义传统”，但是他给中国问题所开的“社会复兴与道德重建运动”的药方及其论述方式，却是“建构论唯理主义”式的，因篇幅所限，不能在此详加分析。2.他关于“个人”、“个体”的描述和想象只局限于人类的动物性或物质性存在，因此一谈及“个性解放”，就是对个人“动物性欲望”的完全放纵，这是他反对“中国文艺复兴”的道德基础；而他所提供的惟一救赎之路，就是“让个人学会与他人共同生活”，“让每个人具有在与他人的互动中生成此类规则的能力(“规则”指的是道德规范、法律规则、商业惯例、文化习俗等等——引者注)。这种能力在空荡荡的个体身上是无从发现的”。我注意到，“个人”一词在上述引文中皆为宾语，它被祈使动词“让……学会”、“让……具有”牢牢夹住，暗示出“个人”在秋风先生观念中的完全被动性与可灌输性；而“空荡荡的个体”这一描述，更表明秋风先生对“个体”内涵的意识空白。这种关于“个人”、“个体”的言说方式，恰恰也是“建构论唯理主义”式的，而非“经验论个人主义”的。
　　“个人”、“个体”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否张扬“个体”就必然导致个人与公共生活的脱节，而使人陷入原子化和动物化的境地？在当下中国，精神成熟的个人尚未普遍长成之前，由无数不成熟的个体所参与的“社会复兴与道德重建运动”(假设这种运动果真能够来临的话)，可能结出成熟的果实——健康公正的“元规则”吗？
　　问题的关键，我以为不在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主义运动功过如何，以及西方的“个人”、“个体”概念究竟怎样，而是在于我们对自身困境的症结如何认知，以及解决路径如何寻找。也正因此，刘军宁先生提出的“中国文艺复兴”命题显现出价值，因为他切中了中国“个人”精神不成熟的要害。
　　　
　　爱与好奇的“个人”
　　中国文化传统以宗法秩序为价值核心，没有完整的“个人”观念。“五四”知识分子虽曾高扬“个性解放”的旗帜，也是以“光大宗邦”为旨归，并无成熟的“个人”意识。及至当下，人文学者虽借镜西方一些思想，提出“个人优先”观念，亦是出于建立“宪政框架”之必需，因此对“个人”内涵的探讨，单单侧重社会－历史的物质功利层面，而对其超越性的精神审美层面，殊少观照。由此可以解释，为何当下知识分子在制度干预的道路上一旦遭遇挫折，就会对中国现实的改进感到完全无能为力———这是“知识功利主义”的必然结果：既不相信个人的精神存在、精神建设之意义，又无力改变国人的物质存在状况，于是知识者只能陷入思维和行动的虚无与停滞之中。
　　因此，这种“个人”的精神不成熟状态，首先应当用以描述中国的知识分子自身；而中国若果真会有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姑且这么叫罢)，则首先应当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成长与精神健身运动，在此一过程中，他们与公众分享精神成长的经验，并共同走向成熟。
　　诚然，成熟与不成熟都是相对的，但对于“精神成熟”，本文愿意遵循一条近乎悖论的界定：爱与好奇的能力。这超乎天然的热忱童真，恰恰能引人走向精神的成熟。——苏格拉底饮鸩之前对看望他的伙伴们说：“我请你们思考的是真理而不是苏格拉底。”“请记住，无论生死，邪恶不会伤及善人。”他的第一句话证明了人类的真理智慧之爱超越物质生命欲求的真实性，第二句话则启示了信仰的全部真谛，而使生命达致自由之境。这是“精神成熟的个人”的极端范例。无庸置疑他太特殊，也太难了，但他所昭示的生命价值观却不难实现。正如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所言：“知与爱永成正比。知得越多，爱得越多；爱得越多，知得越多。”
　　爱与好奇建立起个人与世界之间外向的超功利关系，“个人”因此既不是封闭而空空荡荡的，也不是纯物质性和动物性的，而是开放、快乐且流淌着精神之溪流的超功利主体———尽管他也从事物质功利的生存，但这种生存是为了更好地探寻“万物之理”，探寻自身与整体性存在的真切关联，在此种行为中，个人确认生命的意义。无论何种时代，这都是“精神成熟的个人”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古希腊的德尔斐神谕“认识你自己”，到文艺复兴时期蒙田的家族徽章“我知道什么？”，再到康德建议的启蒙运动口号“敢于知道———开始罢！”(引自贺拉斯的诗句)，直至十九世纪末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都提醒着这一真理：把超功利的智慧认知，视作个人最深刻的道德和增进精神成熟的基础。
　　虽然多年以来，中国关于“个人”、“个体”、“主体性”的哲学著译已汗牛充栋，但是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对“爱与好奇的个人”、“精神成熟的个人”、“超功利的个人”萌生出如此普遍和自觉的探索欲求。精神成熟的个人时代将在中国开始了吗？如何开始？
　　
　　文艺：审美的拯救
　　哈罗德·布鲁姆说过一段著名的话：“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死亡相遇。”但经典艺术家并不因此是被动的，其“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的作品，对人类而言乃是一种审美的拯救。这是比任何社会－历史的短暂得救更永恒的救赎。它们构成人类精神的故乡。
　　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有多少作品可给人精神还乡之感？可“致人于善美刚健”，出人于精神之“荒寒”(鲁迅语)？有多少作品可让我们感知爱、智慧、信仰与自由，让我们感到自己与存在本身的血肉关联？有多少作品让我们感到生命的深刻肯定性，创作者富于力量和启示的主体性，其观察世界的超越日常的澄澈目光，其神性与诗性，爱欲与苦痛，其对生命之无限与不朽的真切体验与接近？……
　　当这些精神吁求纷纷落空于当下的创作实绩时，我感到中国的文艺家和我一样，需要一场自我成长与精神健身运动。但它必得有别于以往的那种口号泡沫式的思想文化运动，而是一场立足于精微深远之域的哲学和文艺实践的漫长旅程。而它之所以被作为“运动”提出，仅仅是因为，对自我和世界的肯定之爱与超功利认知，对个人之精神成熟的深广探索，需要获得创造者们更普遍的共识。

2007.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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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9号在参加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坦承“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任务仍很艰巨”。胡锦涛还为反腐开出了“药方”。接下来，本台记者申铧邀请了两位在中国的独立时事评论人士，湖北的刘飞跃和重庆的邓焕武，听听他们对胡锦涛反腐讲话的评价以及他们为惩治腐败开的“药方”和胡锦涛的“药方”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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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网址：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01/10/hu/

 

    
  有消息指粮食上涨是：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在期货市场，买空卖空的时候操作失误，导致要兑现550万吨的玉米出口合同，于是大量收购玉米出口，导致国内粮食暴涨，大概会造成五亿美元的亏空。
   
    550万吨的玉米合同，相对于中国1亿7000万吨年消耗量，不过才3%不到，影响各种粮食价格上涨10％以上？？？？？？中国粮食自2004年始至今连续三年丰收。2006年，中国粮食总消费量将首次突破1万亿斤创历史记录，而去年的这一数字为9955亿斤，需求量增加非常小。为何最大的丰年竟然粮食上涨如此迅猛？？？
   
    另一则更深入的报道则指：粮价上涨是中国粮食储备公司垄断了800亿斤小麦，囤积居奇，导致价格飞涨。当然还有其他国际粮价暴涨接轨论。《垄断800亿斤小麦,丰收年粮油涨价揭谜》中粮储难道不是国企，难道不听高层的指挥，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赚这个昧心钱。
   
    如果按照“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恶规则分析，会不会有更深入的原因呢，有幕后的巨手推动物价上涨呢？
   
    据说通货膨胀有两种：
    1、最恶劣的滥发货币引起的。
    2、真正商品供应不足引起的。
   
    目前国内粮油价格飞涨的原因何在？某种设想：
   
    中粮储很可能只是大棋盘中的一颗棋子，一个黄盖。医疗、教育和住房三座大山压得老百姓没有花钱的愿望，内需一直上不去，国内精英可谓黔驴技穷。
   
    如果人为制造 粮食供不应求的假象，推动通货膨胀物价上涨， 一边可以从垄断价格中直接获取现钞，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可推动物价全面上涨，让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下降，迫使银行内的老百姓的巨额存款缩水，从达到实际上拉动内需的效果，还有……等等好处。 这不是一箭N雕的好事？
   
    这样做，可以使表面上看起来通胀的原因是物资供不应求，又可以避免滥发钞票的弊端， 或者说可以再多发一些钞票。
   
    由此粮价，还有食用油价，煤气，房地产，汽油，电力和水费全面上涨的情况 就好理解了。因为这些物资的价格无一不是垄断，无一不是可以操控的。
   
    以房价为例，原来众多百姓都知道这是虚高，买了就会上当。但是房价如果真的跌了，对GDP,对税收还有银行就是致命打击，甚至会造成全面崩盘。这就是高层左一个条例，右一个指示名义上限制房价，而实际上房价反而高涨的原因。 现在油、煤、电、水和粮都涨上来之后，房价却不显得那样虚了。不改变土地垄断的根本政策，却反而出台限制土地出让的政策，人为造成土地供不应求，这房价还能下来吗
   
    这些操作只有在资源绝对垄断下，才能进行。这些逆市场的行为也只能出现在中国。
    再回头看一下，前几个月，网友关于人民币是升值，还是贬值，还是外升内贬的讨论，答案不是已经摆在面前吗？ 只不过出人意料，来得太快了一点。
   
    现在的涨价是因垄断而起，非物资供不应求（中国的现状是生产力过剩），是受到操控的。 某些人认为这种人为的通货膨胀不是洪水猛兽，恰恰相反，这是一剂良药。
   
     具体操作如下：垄断机构借助政策、银行专项贷款或者财政拨款，大幅采购或者控制某项物资，囤积起来。众多中小民营企业是无法与之竞争的。结果是市面供给不足，于是涨价，这些机构再以垄断价格慢慢销售。你不买不行的，这些物资属于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
    
    当发现民众的耐受力快到了极限，危机可能要爆发时，马上适度放出物资泄压。 如此反复操作，就可以将百姓的财富慢慢稀释，再加上其他的垄断政策，达到延缓最后危机到来的目的。操作的目标可能就是物价涨幅15~20%/年.
   
    最近媒体上的消息越来越证明这种推测可能就是事实。2006-12-23日，中粮储销售临时存储粮86.8亿斤以平粮价《中国销售临时存储粮86.8亿斤稳定粮价 》。86.8亿斤粮食仅占中粮储垄断800亿斤小麦的10%，真正解决市面缺粮的现状，靠这10%够吗？而且还是竞价拍卖的高价粮。如果真的是开仓放粮，平抑物价，为什么不销售40，60，80％？？？
   
    再看《国办发通知要求：做好粮油供应工作稳定粮食市场－2006年12月14日，第二条：根据市场需求情况，把握好国家存储粮食公开竞价销售的节奏，既要做到保证供应，又使粮价在合理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而官方的《领导决策信息》杂志2006-12-25日的文章《谨慎期待粮价上涨可能带来的好处-可以说是直接验证了本文的观点。文中理性看待粮价上涨一节中提出：“如果以粮食价格合理上涨带动CPI-(注：居民消费价格)的上涨，这不仅能够推动整个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种植农产品的积极性，而且也能够通过粮食价格上涨来调整或缩小农产品价格与工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
    当然同时还要“密切监测粮价走势，确保粮价在合理水平上基本稳定，做到既有利于农民增收，又保证群众生活不受影响”。
   
    再加上最近媒体发布的大量涨价政策，给本文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如果要找一个词来形容现实中国政治所面临的挑战，没有比“制度创新”更为合适的了。自从中国政府提出要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概念以后，“创新”已经成为最为流行的政策术语。不过，在中国的政策话语体系里，“创新型国家”主要是针对科学技术和经济方面而言。尽管还没有在政治层面来讨论创新，但实际上，谁都知道，没有任何事情要比政治上的创新更为重要了。

很少有人会怀疑中国要通过改革而进行制度创新，但人们经常会简单地把政治创新和民主政治联系起来。实际上政治创新并不是说要仿效任何西方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仿效不来的，并且也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民主政治模式。尽管民主政治是个大方向，但民主只能是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创新的结果。

中国政治创新三层次意义

对中国而言，政治创新至少包含有三个层次的意义。

其一，改革现有的政治机制来推动和配合其他各方面的改革。

第二，改革现行制度来适应新的情况，消化社会经济变迁给政治体制构成的压力而求得本身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通过制度创新来建设新型的国家制度。

尽管第一和第二层面的变革也会涉及政治创新，但在这两个层面的制度创新仅仅停留在防守态势，政治改革不是整体改革的主体。只有在第三个层面，政治创新或者改革本身才能成为主体。

从中国的发展经验来看，迄今为止政治改革的重点应当说在前面两个层面上。并非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任何政治改革；但也应当承认以往的政治改革是辅助性的。

宏观地看，可以把到目前为止的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是经济改革为主，政治改革为辅；第二阶段（自十六大以来）是社会和经济改革为主，政治改革为辅。

从80年代的先农村改革再城市工业改革，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再到1997十五大“抓大放小”改革战略的确立，经济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话语的主体。自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的改革，这个阶段的改革重点已经超越了经济改革范畴，重点已经转移到了社会改革上。在“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等概念指导下，开始了各方面的社会改革，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保和教育等等。社会改革一方面要消化和解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又要推进经济的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社会改革不能替代政改

经济和社会改革本身不是也不能替代政治改革，但这些改革对政治改革极其重要。如果说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在于民主化，那么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意义在于为未来的民主政治打下一个经济社会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民主政治就没有生存的空间和机会。这已经为民主发展的历史所证实。一些西方国家在全球各地民主试验所出现的问题甚至失败更是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层面的政治改革也是很显然的。用中国的术语，在这个层面的改革就是要使得政治体系尤其是执政党能够“与时俱进”。这个层面的改革体现在历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到宪改等方面：从毛泽东时代的排斥市场经济到接受市场经济，从排斥私有财产到为正当的私有财产提供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从不容许民营企业家参政到把这个社会新群体吸纳到政治过程之中，等等。这些方面的变化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但它们已经实现了，并且都已经体现在制度上。

但也应当看到，这些改革也有局限性。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将近30年，中国社会已经积聚了巨大的变革能量。越来越多的因素在冲击着以往的渐进改革模式。渐进改革模式是否能维持下去主要取决于现存政治体制能否应付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但是，很明显，目前的问题和挑战已经不是以往具有防守性的改革和局部性制度调整所能应付的。国家层面上的制度供应不足已经成为了中国政治所面临的最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

中共须承担起制度创新责任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社会并不缺少制度创新。改革开放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和上面所说的种种创新分不开。然而，应当看到，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波又一波的急进分权运动，中国社会的制度创新大多在地方和社会层面进行。作为执政党，中共一方面推动着分权运动，但另一方面也一直处于防守地位，通过各种制度调整来应付不断产生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在很大程度上说，这种防守式的改革便是制度短缺的一个重要根源。很简单，在中国的现实世界里，尽管存在着不同的创新角色，但执政党仍然是唯一的国家层面的创新主体。从中外历史经验来看，尽管创新的压力来自国内外的方方面面，但所有现代国家体制的建设都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的结果。

中共要承担起制度创新的责任，这不仅对国家制度建设很重要，对执政党本身的转型也极为重要。任何政党能否得到多数人民的支持，其合法性基础最为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合法性已经从毛泽东时代基于革命的合法性转移到基于推动经济发展的合法性。中共和前苏联等共产党的区别在于前者有能力为社会提供经济利益，而后者则没有。但现在，中共的发展又到了一个关键的发展点，就是要把自身从一个推动经济发展的政党转型成为能够为社会的大多数提供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政党。

所以，一方面，中共开始在逐渐把经济发展的责任移交给市场和社会的同时把国家转型成为规制型国家，从而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就一个良好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也开始把提高保证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能力作为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核心。而这种能力的提高所依靠的并非是简单的政治或者政策概念，而是需要一整套新型的国家制度。可以相信，以国家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政治创新会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成为执政党的首要议程。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坦率的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因此，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民主确实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如此等等。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关于民主，这是一个并不轻松的经久话题，但愿不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11月以来，粮价大涨。令人意外的是，涨价源头竟然是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本报记者的调查表明，这一为保护农民利益而出台的政策，农民所得利益不足15％，超过85％的利益则落入了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为代表的流通环节囊中
　　涨价最近一段时间，河南省郑州市流传着一句顺口溜：“馒头越来越小，油条越来越苗条。”
　　12月13日，在省政府东侧的政二街上，志勇清真拉面馆玻璃门上新贴出一张4A纸打印的告示：“物价飞涨，包子一元两个。”老板娘向记者伸出三个手指：“粮油价格涨了30％。”这家店一元三个包子已经卖了4年，现在“不涨不行了”——50斤一袋的面粉价格已经从42元涨到53元，40斤重的油从125元涨到175元。老板娘两周前下定决心提价。
　　河南思念有限公司的速冻食品还没涨价，思念销售总监朱泓冰担心涨价对销售有影响，因为这个行业竞争激烈，“大家都硬撑着”。
　　“肯定要涨价，粮油涨价幅度已吃掉公司所有利润。”思念总经理助理郝强说。
　　至少在6个月前，粮食涨价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在施国军的记忆中，大约20年没有这样丰收过了。“今年雨水好，麦粒饱。”44岁的施国军是河南周口市扶沟县柴岗乡塔湾村民，今年6月份，他站在自己种的约7亩小麦地里，难抑喜色。但欣喜过后，他萌生几许“多收三五斗”之忧：丰年价格肯定会“落”。
　　一些面粉厂甚至以为每斤5角钱就可以收到麦子，这个价钱比去年每斤低1角钱。
　　但还没等到麦子收割，施国军就听到一个好消息：从今年开始，政府对小麦托市收购，价格比市场平均价格高2分钱，有多少收多少，还不打白条。
　　今年施国军收获了5000多斤麦子，除了预留2000斤的两年口粮，连同去年剩余的陈麦，施国军一股脑把6000多斤麦子全卖了。
　　施国军所在的扶沟县，从1980年代开始就是全省产麦大县，现在也是河南省单产量最高的三大县之一。扶沟县粮食局副局长王和平估算，该县小麦总产量约7亿斤，收购了4亿斤，而去年全县只收购到1.8亿斤小麦。
　　郑州粮食市场总经理助理邱清龙对河南小麦的商品化率估计得更高：65％，往年正常的购产比例是40％。而今年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储粮）河南分公司委托收储企业301家，收购库点1590个，实现“全省布点，不留空白”。
　　直到9月底，全国收购的托市小麦达到4200万吨，其中45％产自小麦大省河南。政府几乎把市场流通的全部新麦纳入仓中。目前市场对这些粮有三种叫法：“托市收购粮”、“最低收购价粮”、“临时存储粮”。
　　放粮
　　这些麦子一旦入库，谁都无权动用。
　　之后整整一个月，市场在消化民间的存量麦子。很快，面粉加工企业们发现自己的库存日渐减少，以往上门求他们买粮的各粮管所（粮油贸易有限公司），如今紧闭大门，按兵不动。市场看紧，一些地方有面粉涨价迹象。
　　11月3日，中储粮终于现身，在郑州、合肥两地开始试探市场。首次公开竞价销售100万吨最低价收购小麦，结果出乎意料，成交量不足一成。
　　洛阳面粉厂业务员牛志安参加了那次竞销会，牛志安原以为“政府开仓放粮，销售价格会比收购价低一些”，但价格公布出来后，发现政府不但对粮价不再补贴了，还在收购价基础上加了2分钱———顺价销售，所以“那次来了很多人，都选择了观望”。牛志安的厂不大，一个月只加工400吨小麦，他们还有一个月的小麦存量，他也选择了观望。
　　成交量不足，意味着小麦市场的饥饿度不够。在其后的3周内，中储粮再度选择了“闭关”，与小麦贸易加工企业展开“对峙”，市场可供流通的麦子越来越少。
　　政府试图用“市场饥饿法”，“硬生生地把小麦市场托起来。”郑州粮食市场一位人士说。
　　年关将至，正是小麦销售旺季。市场一方终于挺不住了。在第一次小麦竞价交易结束6天后，山东省小麦市场价格率先走高，紧接着几个小麦主产省的市场行情开始了一波快速上涨行情。
　　郑州当地一家媒体在11月21日写道：往年这个时候郑州小麦的收购价为每斤0.68元，而这两天却涨到了0.9元。
　　11月25日，中储粮开始二次“放粮”，在郑州、合肥推出120吨小麦。
　　像一块骨头扔进狼群中。此次成交率高达91.2％，平均成交价为每吨1499元。没有成交的4万多吨小麦，多为品级较高、存储地点较为偏远的混合小麦。
　　这次的竞价销售吸引了河南、山东、河北、湖北等8个省份的218家企业、近2000人参加交易。骤然增加这么多人令郑州交易所始料不及，他们不得不把楼上的办公室腾出来，临时增加60多个场外交易席位。
　　12月14日上午，第五次拍卖会现场，郑州粮食市场前台接待陈小姐告诉记者，小企业主来得越来越多了，经常看到农民打扮的人，夹着破破烂烂黑胶袋来报名，胶袋里裹着现金。以前他们可能就近购粮，或有人上门送粮，现在他们必须到这里来买了。“这说明政府完全控制住了小麦市场。”
　　在连续数次的小麦拍卖后，目前，郑州小麦价格逐渐回稳，维持在每斤..75元左右。此后，郑州、合肥粮食市场每周都可能举行一次粮食拍卖会，但这个“行规”并未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明文认可。也说是国家仍在有意控制销售节奏。这为许多粮商增加了很多不确定的预期。
　　牛志安说，有合适的他们就会多拍一些，压在自己库里，总比没米下锅好。
　　过渡
　　“这是过渡性政策。”国家粮食批发市场创始人之一、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总经理李经谋对记者说，从现在看，这个政策是成功的，它保护了农民利益，而且“企业高兴，地方政府高兴，仓储企业也高兴，尽管这种方式与市场经济相违背”。
　　2004年，粮食收购价格全面放开。此前，粮价经历了一轮较大幅度的上涨。但到2004年中，粮价开始持续回落，2005年多数月份出现负增长，为了稳定粮价，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国家不得不启动最低收购价政策。去年开始收购水稻，今年增加了小麦收购。
　　市场不是万能的，有时也会失灵，特别是在粮食市场化初期。政策变化、信息不对称等，都容易造成市场价格的非正常波动，但“政府应加强对不正常粮价的间接调控，而非直接干预”，李经谋说。
　　连续三年主编“中国粮食市场发展报告”的李经谋认为，政府对农民实行补贴的最合理方法是实行“目标价格”政策。
　　目标价格是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根据粮食总量平衡、粮食价格水平以及粮农收益率等因素制定的一种对粮农进行直接补贴的政策性价格，如市场平均价格达不到目标价格水平，国家对粮农进行差价补贴，反之则自行销售。
　　这个方式有利于保护粮农的利益，而且对粮价总水平有重要支撑作用，又构不成对市场价格的直接干预，也不违背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因此为许多国家采用。
　　但这个政策目前在中国操作难度较大。因为和美国农场主大面积耕种，种什么品种按什么目标价格给予补贴不同，中国是小农经济，作物分散，不好操作。
　　现在这个政策肯定不是最好的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因为这个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不是农民，而是粮食流通领域。这被业内称为“暗补”。
　　按亩产800斤小麦，收购、仓储费用每斤6.5分钱计，一亩地政府要给中储粮收购点每亩地52元的补贴，而农民只能得到每斤2分钱、每亩16元的补贴。
　　“如果把52元直接给农民，每亩地农民至少还可多得36元的补贴。”这36元是什么概念呢？周口市扶沟县柴岗乡塔村产粮大户施国军告诉记者，在今年这样的好年成下，一亩地的纯收入最多也只有700元。但是，从政策的延续性考虑，李经谋估计“这个政策还能实行三年”。
　　变奏小麦价格稳定在每斤0.75元后，终端面粉市场价格并未应声而落。
　　郑州粮食市场总经理助理邱清龙认为，从原粮到面粉加工，最后再到消费者手中，最少需要一个月的周期，“现在市场面粉价格高，正是因为一个月前那些高价小麦造成的。”
　　很多面粉加工商却从另一个角度阐述面粉价格上涨原因。
　　“拍卖是个好的政策，但到了执行环节中，却打了个结。现在第一次拍卖的麦子，很多人还拿不到。”12月14日中午，郑州未来大厦二楼的小麦拍卖会已进入尾声，河南南阳面粉厂负责人周闽建拍到500吨小麦后，从拍卖厅走出来，一个人坐到外间烟气腾腾的餐厅后面，通过投影仪同步观看最后的成交情况。他是大陆第一个做膨化食品的人，5年前从福建来到南阳。“因为面粉企业与储存企业的利益有冲突，它不愿你把粮拿走，多放一天，储存企业会多拿一天的存储费用。外地人拉货更加困难，即使拉到货也有公路、铁路部门的刁难，所以面粉价格怎能那么快下降呢？”按规定，临时存储小麦保管费用的补贴标准为每年每市斤4分钱。
　　从运输成本考虑，面粉加工企业都会在工厂附近的储存点拉货，周闽建这次拍卖的小麦，因为事先做了当地那个储存点的“公关”，才敢来这里拍，因为“拉货时会顺利些”。
　　周闽建认为一些储粮点玩猫腻，也会增加中间加工环节成本。“一些粮点因为实行仓前交货”，粮食加工企业只能以粮点的重量为准，等到出了仓过磅，储粮点对短斤概不负责，“一车净重12吨的小麦，有40公斤上下的出入是正常的，但有的存储点最多会短140公斤。”50多岁的周闽建说。
　　在第三次拍卖会上，周闽建以平均价格每斤0.74元，拍到3500吨小麦，但加上存储费、运输费、损耗等，到厂家成本已变成每斤0.79元。“国家好心保护农民利益，但政策走了样，顾到一面就忽略了另一面。”
　　周闽建强烈“希望拍卖的透明度更强一些，最近三次虽然是每周竞拍一次，但并没有固定下来，这不利于稳定价格。”
　　现实12月15日下午3点，扶沟县柴岗乡粮油贸易有限公司经理赵如意刚刚睡了一个下午觉，阳光斜斜照进办公室里。公鸡还不时在后院空旷地打个响鸣。
　　今年，这个存储点收购了2600万斤小麦，比往年多两倍。去年收购数是800多万斤。他们的院子临时搭建两个长约20多米、高4米、宽近7米的绿色帆布粮仓，甚是“宏伟”，赵如意叫它“土堤仓”，每个土堤仓可装500万斤小麦。
　　赵如意说，三个月的收购期内对他们来说是一场疲劳战，现在体力刚刚恢复过来。
　　赵如意的付出绝对值得。“往年的粮食收得越多，赔得越多——农发行提供贷款要还利息，还要自己找市场。而粮价又得随行就市，有时收购时0.67元左右的小麦，卖出去时，只有0.62元。”
　　而今年仅每斤收购费政府就给补贴3分，一斤小麦储存费给3.5分，以他们收购的2600万斤小麦计算，粮食在这里放一年国家给补贴的费用是156万元，这对于只有不到20人的小企业来说，是相当不错的收益。而且除了坐在办公室等人家来拉粮，其他什么事都不用管。
　　以往他们这个粮点年年亏损。
　　截至发稿，柴岗乡这个小麦储存点已拍出180万斤小麦，11天后，仍没人来拉粮。“当然越晚来拉粮越好，储存费多一点。”赵如意笑眯眯地说。
　　拍到这180万斤小麦的是离储存点十公里外的乐涛面粉厂。当天晚上，乐涛面粉厂打更的干瘦老人对记者说，“来拉货的车比前一段时间少多了。”乐涛副厂长王书玉说，“市场不好做。旺季不旺，因为前一段时间价格狂涨，粮商手中的存粮多，现在需求放缓。”
　　没去拉粮的原因，乐涛老板朱保军说是因为还没有拿到提货单。按规定十天要完成交割。
　　“交割太慢会影响市场价格。”郑州粮食交易市场总经理助理邱清龙说，因为粮食交易市场只是拍卖机构，没有权力制约双方，他希望粮食局和中储粮河南分公司加大力度，加快交割速度。
　　当然，有一点不能不提，粮食拍卖政策另一大受益者就是郑州粮食交易所。
　　郑州粮食交易所拍卖交易手续费每吨收5元，河南省临时储存小麦1860万吨，如果全部交由粮食交易所拍卖，它的收益一年至少在9300万元。
　　最近一段时间，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准备搬出未来大厦，新办公点在郑东新区，正在装修。新的交易大厅现场可以容纳500－600人，是现在的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