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公民来稿

  • 中国首例核素误注案6.4在杭州中级法院开庭

     


     


    尊敬的各级领导、各正义人士:


     


    我是几近家破人亡的中国首例核素误注事故受害者钟亚芳,历经长达5年的“生死战”,在各正义人士的关注下,经申请再审,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年12月14日再审纠错依法恢复“民事行为能力”,现我终于收到了中国首例“诉浙一医院核素误注事故一案”二审定于2012年6月4日上午9时,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9法庭开庭的传票。


     


    2009年10月30日,一审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趁我钟亚芳被上访控告的对象——浙江省桐庐县公安局非法羁押在桐庐“上海快乐度假村”时,枉法判决败诉,这是一个错误的枉法判决。


     


    一审法院在本判决中徇私枉法,公然伪造证据、篡改证据,捏造事实,故意错误认定事实与证据,故意对应当采信的证据不予采信,对不应当采信的证据予以采信,违背放射医学,判决书实体内容诸多伪造且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荒唐不堪、、、、、、


     


    2006年12月21日上午,我钟亚芳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核医学科(简称浙一医院)行甲状腺同位素ECT扫描检查时,目睹一男医生从左手臂静脉用5毫升针筒注射了4毫升无色液体,注射完毕的时间约8点40分。约9点08分,在检查过程中,检查医生董孟杰多次进出检查室摆放我的颈部位置,并说把位置移掉了,检查后又叫我在过道等候,期间他又对我颈部进行详细触摸和询问病史,并索取走甲状腺B超单(当时我把1张浙一医院2006年11月30日做错显示右叶增大的B超单给了他),过了很长时间他才还给我。ECT检查后的同日上午,我又去该院做了甲状腺B超,B超显示:甲状腺左右等大。从检查后第二天上午约10时起,我出现四肢疼痛,伴乏力、双下肢肌肉僵硬。一周后出现口腔溃疡,随后出现失眠。检查10天后疼痛遍及全身骨骼,在随后的2个月疼痛呈持续性,后来有所减轻,呈间歇性。曾在神经内科、骨科、内分泌科等科就诊病因不明,未见好转。2007年1月3日(检查后第13 天)查血淀粉酶138U/L(正常值0-100U/L);2007年1月19日(检查后第29天 )查血白细胞3.7,5月12日(检查后第130 天 ) 查血白细胞3.8。


     


    2007年5月29日抽血,经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辐射损伤医学应急中心行血染色体核型与细胞微核分析检查示:分析细胞数691个,单体断裂4断片、双着丝粒2、微核率18‰、微核细胞12‰。5月29日留取24小时尿样,经苏州大学放射医学研究所检验检测中心检测24小时尿中去钾总β20.8Bq。


     


    后经放射医学专家诊断,体内存在放射性核素“锶”;经国家级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浙一医院”核医学科的科室设置不符合医疗规范;在对被鉴定人钟亚芳做同位素扫描检查用药过程中,“浙一医院”误注氯化89锶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如排除了通过其他途径接触到氯化89锶,则医院的医疗行为与被鉴定人钟亚芳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


     


    众所周知:放射性核素为国家严控严管的危险物品!我钟亚芳作为一个普通人根本不懂放射性核素也没有途径获取,唯一的来源是医源性的,也即是在浙一医院做甲状腺ECT检查时被误注氯化89锶。


     


    结合确凿证据证明:2006年12月21日浙一医院核医学科出具给我的甲状腺ECT片子不是我钟亚芳本人系伪造(名字搞错、内容搞错、时间搞错)。特别注:打错核素拍不出ECT片子。


     


    再结合被上诉人浙一医院自身提供给法庭的证据材料与一审法院的判决书载明以及该院核医学科主任李林法的辩称确凿证明:①浙一医院2006年12月20、21日购进的4支原装89锶(即美他特龙、也即原装89Sr、原装氯化89锶),浙一医院称4支原装89锶(即美他特龙)已于20、21日这两天被4位病人全部使用完毕(见判决书P5第5—12行)。但从其“治疗登记目录”、“知情同意书”、“治疗单”、及判决书P28第7—11行与判决书P22第1—2行载明却确凿证明:实际只有3支有使用记录(用于癌症患者12月20日应毅1支,王永新1支;12月21日,姜钟楨1支),另外1支去向不明(注:此在2008年5月15日庭审时浙一医院李林法已认可);且其自身又确凿证明:12月21日这一天根本没有浙一医院所称的上、下午共2个病人注射2支原装 89锶(美他特龙),而却是只有当天21日下午姜钟楨1人注射了1支原装 89锶,也即浙一医院自身确凿证明12月21日上午去向不明的这1支原装89锶(美他特龙)被错误注射到钟亚芳体内。 ② 把治疗用的核素“氯化89锶”与检查显像用的核素“鍀”不但放在同一窗口注射且放在同一时间段注射,存在误注条件。 ③浙一医院提供给法庭2006年12月21日99mTC04(锝)客户送药清单(复印件)系伪造。 ④ECT检查登记表上钟亚芳的检查号改动。 ⑤同时还暴露出存在其它诸多放射性核素管理极其混乱、骇人听闻的事实。⑥为掩盖核素误注事故真相,浙一医院与一审法院串通制造大量假证及编造大量的谎言。⑦浙一医院不能证明给钟亚芳正确使用了检查的核素“鍀”。


     


    另结合钟亚芳目睹了致命核素89锶进入体内的全过程。钟亚芳是桐庐县中医院临床一线工作20余年的主管护师,出于职业敏感,亲眼看到医务人员用5毫升针筒注射了4毫升无色液体到体内。只是当时全然不知,事后,钟亚芳从多家核医学科专业人士得知,进行“甲状腺同位素ECT扫描”,注射“锝”只有0.5-1毫升,均用2毫升针筒,而氯化锶 [89Sr]的注射量,正是4毫升(亦可见氯化锶说明书)。


     


    核污染——核素毒害!原子弹爆炸的后果!由于浙一医院不良医生的掩盖使钟亚芳丧失早期促排救治机会,饱受着无法想象的核污染病痛折磨!现代医学无有效治疗手段,只能靠休息、加强营养、保持心情舒畅等延续生命,遭受的身心伤害是致命的!


     


    依法一审法院应当判决浙一医院核素误注成立,应当判决浙一医院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


     


    但荒唐的却是:尽管证据确凿,与浙一医院串通的一审法院杭州市上城区法院朱旭东法官却历尽长达近2年,才枉法判决钟亚芳败诉,而判决之日(2009年10月30日)正是我钟亚芳被上访控告对象——浙江省桐庐县公安局非法羁押在桐庐“上海快乐度假村”时。


     


    为此案,我已几近家破人亡。在投诉我钟亚芳遭势力强大的浙一医院核素误注事故过程中,我遭到该院核医学科主任李林法的威胁,殃及无辜单亲女儿钟知含(年仅8岁),2007年12月,无辜女儿钟知含再被确诊惨遭核素投毒毒害——致核污染及染色体异常基因畸变超出正常值11倍、肝损害、脑损害等严重后果,无端面临死亡威胁,仅靠休息、加强营养、保持心情舒畅等延续幼小生命。


     


    我单亲母女先后双双惨遭浙一医院不良医生核素误注、核素投毒毒害无端面临死亡威胁的不幸,均有苏州、上海放射医学专家的诊断,以及国家级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结论。2008年12月29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曾以《母女遭受核污染谁之责》为题进行报道!


     


    然,更令人气愤与难以置信的却是,身为两核污染事件双重被害单亲母亲的我,为给核污染女儿钟知含讨公道,被逼进京上访控告包庇凶手拒不依法立案侦查,又拒绝信访听证的桐庐县公安局局长周建杭、桐庐县政法委副书记赵华丰等枉法官员,再遭来枉法官员滥用公权力、公报私仇惨绝人寰的灭顶之灾——2009年10月1日在北京公话亭,我被控告的对象桐庐县公安局的局长周建杭亲自抓回当地,10月2日起被在度假村非法羁押2个多月(公安称之为“学习班”),12月9日又被隐瞒家人层层造假以“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精神病人”非法羁押于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精神病院)20个月,导致核污染病体长出几十个肿块、肝脏占位、全身浮肿等多种疾病危及生命,而伪造的偏执性精神障碍却因我言行、思维正常没有被安康医院使用过一颗精神病药。病重的我,直至2011年7月22日由救护车接回家。我的72岁父亲,也因此一病不起。


     


    而核凶手李林法却至今不但逍遥法外,稳坐在浙一医院核医学科主任的宝座上,而且良心丝毫未发现,仍然十分嚣张


     


    回家后至今急需救治生命的我钟亚芳仍未获得人身自由,仍被上访曾控告制造冤案的浙江桐庐县政法委副书记赵华丰与桐庐县公安局领导滥用公权力、公报私仇、欺下瞒上继续荒唐以强加莫须有的“肇事肇祸精神病人”为由,打着“维稳”的旗号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并将此身份公开发布到全国公安网上,每天被雇佣的6名社会人员24小时非法监视居住,甚至不准家人单独陪同接受手术等救治生命,离开桐庐镇必须经制造冤案的桐庐县政法委副书记赵华丰以及桐庐县公安局的领导批准同意,并必须在桐庐镇城北派出所民警与桐庐县中医院保卫科以及雇佣的社会人员跟踪看押下才能去。故6月4日我钟亚芳究竟能否顺利去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现还是未知数?


     


    钟亚芳敬请各级领导、各正义人士予以关注!


     


    中国首例核素误注事故者:钟亚芳


     


                                  电话:15306516215 


     


                                   2012年5月27日


     

  • 武汉陈明光:证据质证提问权利被侵犯

     


    我6证齐全的餐厅于2004年10月27日遭遇强拆,2004年12月我起诉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局、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执法局违法强拆。
    本案经过三次二审,获取11份裁定、判决书;2008年4月23日再审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9年7月1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一年多的审理,在没有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中止本案诉讼。
    该案于2012年4月9日恢复审理,2012年5月22日我的案件在武汉市中院第二十七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法庭调查证据质证时,再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2是在再审第三人处获取的复印件,与再审第三人2005年3月9日在武汉市规划土地管理信息中心档案室处,复印获取的加盖《武汉市规划土地管理信息中心档案资料专用章》的原件不符。
    再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武拆许字(1993)第007号拆迁许可证》,与原件对比,大小与原件不符。与原件对比,右上角缺少档号2F1,序号8。在右下角加盖《武汉市规划土地管理信息中心档案资料专用章》处注明2005年3月9日。
    再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拆迁补偿协议书》,与原件对比,右上角缺少档号2F1,序号14;缺少附件一、附件二。与原件对比,缺失再审第三人2005年3月9日在武汉市规划土地管理信息中心档案室处、复印获取的加盖《武汉市规划土地管理信息中心档案资料专用章》的骑缝章。与原件对比,存在5处不同。
    再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市拆办字(1993)第007号城市建设房屋拆迁验收审批书》,质证时不能提供原件,系复印件;不能说明获取时间及来源。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九条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针对证据有无证明效力以及证明效力大小,进行质证。
    经法庭准许,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可以就证据问题相互发问,也可以向证人、鉴定人或者勘验人发问。
    再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2原件与再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2复印件对比,存在12处不同;面对存在的问题我无法对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进行质证。


    在法庭调查证据质证时,我多次向再审被上诉人提问,均被审判长金志华无理制止。


    审判长金志华2011年5月10日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旁边的人行道上与我妻子发生矛盾,发生肢体、语言冲突。
    法律给我的提问权利被审判长金志华无情剥夺。是公报私仇。

  • 秦永敏王喜凤:强烈要求政府当局依法办理结婚

    主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政府
    并送:武汉市青山区民政局
          武汉市青山区公安分局
          山西省浑源县公安分局
    (已经寄去)
       
    众所周知,我们自从4月30日签订结婚契约开始,就一直在努力争取尽早办下结婚证。但是,尽管材料齐备,却无论如何也拿不到,而且,反被辖区派出所刑警王辉诬蔑为“打着结婚的旗号非法同居”。在那以后,我们又做出了多种努力,可是,迄今为止仍然找不到任何给我们办理结婚证的门径,为此,我们不得不强烈要求政府当局严格审查我们的结婚资格,尽快依法给我们办理结婚证!


    下面,首先简述一下我们拿结婚证的过程中遭受非难的事实。



    2012-5-2上午十点,秦永敏王喜凤前往武汉市青山区民政局办理结婚证,在按政策、法律规定“三证齐全”的情况下,工作人员以女方王喜凤户口本没有首页为由拒绝办理。


    但是,王喜凤所在的山西省浑源县公安局的规矩却是,在没有落户地点的情况下,户口分离后只给“常住人口登记卡”,不给其他任何内容。


    这一情况下,此种户口持有人就处于两难境地,要到另一地方落户或者办理结婚之类的手续,就会因为没有户口首页不能办理,与此同时,要当地公安局给出首页,它又要求当事人先有落户的地点,如果不是在本地落户,那就更不可能了,这样一来,王喜凤在两边就都无法办理相关手续。


     武汉市青山区民政局办理人员总算指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途径,那就是让王喜凤所在地派出所出个户籍证明。


        秦永敏王喜凤到区民政局办理结婚证无端受阻后,因恐某些居心不良之辈无事生非,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2012-5-2的中午两人当即去辖区派出所为王喜凤办理临时户口以杜绝后患,派出所说,那种制度已经过时,让他们去所在社区警务室办理居住证。


    秦永敏王喜凤来到热电社区,海选产生的吴书记倒是非常热情认真,然而,不在办公现场的户籍警侯某照例态度恶劣。由于必须把王喜凤的三证通过快递寄回山西让亲人代为办理户籍证明,秦永敏对侯户籍说明,如果今天不办就只能留下复印件,候则声色俱厉的威胁必须在次日上午十点前来办理,说着就摔掉了电话。在这种情况下,吴书记主动说,如果有什么事,她可以证明见到了原件,秦永敏王喜凤指出,不行的话,居住证可以缓办,当前我们只能把原件拿去复印以后留下,并照此办理了。


    随即,王喜凤收到来自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的消息,昨天,县国宝大队相关负责人去了千佛岭小学调查她的全部情况,包括王喜凤父母乃至其父五十年前离婚的前妻的情况,将所有细节尽可能的加以掌握。并说,对王喜凤和秦永敏的全部来往都一清二楚,对王喜凤在网络上的活动也了如指掌,尚完全清楚王喜凤没能和秦永敏在武汉领到结婚证的情况。
      
        知情人当即说,从国宝的态度来看,可能不会轻易让王喜凤和秦永敏领到结婚证。
    由于2012-5-4王喜凤的山西亲友已经收到特快专递,我们还是相信,如果没有人为障碍,将可以在近日办成拿结婚证的所谓补充手续,并在三天内寄到武汉。
    以此算来,我们应该可以在本月十号左右完成结婚的法律手续。


     
     但是,山西浑源的亲属办理户籍证明时,却又发生了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在责任民警已经办理了的情况下,忽然有主管上级跑来加以阻止!那人居然毫无理由的说:“王喜凤的户籍证明必须由她本人前来办理!”


     这样,我们早已公布的的结婚日程被完全打乱,只好先按原计划于5月13日举行了婚礼,希望随后能顺利的补办结婚证。
     
        然而,5月18日上午9点半,青山区国宝负责人却将秦永敏带到新沟桥派出所交给刑警王辉讯问,王辉一开口就血口喷人的质问秦永敏:“你这段时间干了什么坏事、丑事?”秦永敏反问道:“你凭什么这样污蔑人?整个世界都知道我在忙结婚。”王辉居然说:“你这是打着结婚的旗号非法同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于5月21日下午两点多钟前往青山区公安局,求见青山区公安局局长张卫红,守门的保安立刻推脱说张局长不在,我们只好求见国宝负责人瞿某,一番周折之后,瞿国宝下来带我们进了会客大厅。
    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向张局长和他曾经发出邀请,但是他们没有去,所以我们特地带了16盒喜糖赠送给他们,并向他陈述了蜜月旅行的打算,以及必须到山西大同去办理结婚证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否则就不予办理居住证)还有退职手续,但是他说,秦永敏正处于剥夺政治权利期间,按照相关规定,他不能离开武汉市。


    这里要顺便指出,自从秦永敏王喜凤举行婚礼以来,当局已经多次说绝对不允许他们进行蜜月旅行,为此无论白天黑夜都对他们严密监控,两人走到哪里都被跟踪盯梢,尚且整夜都有几台警车在楼下停着严防他们趁夜出行。


    此外,瞿国宝还要求王喜凤单独前往山西办理手续,姑且不说王喜凤正因为要和秦永敏结婚而在当地遭受到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而不可能单独回去和这种要求的不近情理,更重要的是,按照法律规定办理结婚证可以在男女户籍所在的任意一处,因此,武汉不办去山西办天经地义,在这种情况下当局还有什么理由阻止秦永敏陪同王喜凤前往山西?


    秦永敏王喜凤的结婚旅行要求被拒之后,只好仅仅提出前往山西办理结婚证和王喜凤的退职以及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否则武汉不给办理居住证)事宜。
    对此,瞿国宝的回答是:关于秦永敏王喜凤是否能够离开武汉办理这些手续的问题,要以市公安局的回答为准。这样秦永敏王喜风就准备离开了。
    这时,忽然来了两个国宝,强行把秦永敏带走,随后王喜凤被强行逐出公安局大门外,在审讯犯人的预审室扣押三个小时后,秦永敏才被放出来!


    撇开其他相关事宜不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按青山区国宝瞿先生的说法,打电话给武汉市公安局国宝的相关负责人,向他请教该怎么解决。
    5月24日上午,秦永敏给武汉市公安局国宝的相关负责人打了电话,这位负责人的回答含混,那意思是可以找青山区国宝解决,他正在开会,无法详细回答,但会尽快和秦永敏王喜凤见一面。
    一天之内,上述市国宝负责人既没有如约来见,也没有任何反应,由于青山区国宝已经说了要以武汉市国宝的回答为准,这样,秦永敏只好于5月25日上午再次给他打电话。
    这次,上述武汉市公安局国宝的相关负责人的回答却是,秦永敏在剥夺政治权利期间的出行问题完全由青山区公安局国宝大队负责!


    这种互相推诿的做法叫我们能怎么办?


    这样,我们办理结婚证的事宜,在办理结婚证的法定手续一应俱全的情况下,在武汉市青山区民政局、山西省浑源县公安局、武汉市公安局几个方面的层层设障面前一筹莫展,更不要说按照原定计划周游全国进行蜜月旅行!


    更准确地说,我们的蜜月由于当局的严密监控和无理限制,已经变成了磨难重重的“灾月”!


    面对这种局外人无法想象的肆意侵犯我们结婚权利、在国内旅行的权利、以及自由生活的权利的做法,我们不能不提出强烈抗议,并且坚决向政府当局要求办理结婚证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居住证”以及王喜凤的退职手续,要求当局给我们提供办理这些证件的一切方便,并且依法保障我们的行动自由。


                                              武汉青山区公民:秦永敏
                                              山西浑源县公民:王喜凤


     


                                                        2012.5.25  于武汉

  • [图文]何时才能结束“极左”给支农人带来的终身

     


    六十年代的精简压缩的政策性是什么?由于湖北武汉两级政府大搞扩大化将一批本不属于精简压缩的对象或动员许以三至五年国民经济好转优先回城安排工作的承诺,或因历史成份有污点在工作中犯有错误的小商、小贩家庭硬性驱逐出城,集中到湖北荆门、钟祥、京山、宜城、天门等地农村插队落户。
    由于惨遭“极左”扩大化虽到了农村肯定了得不到政策照顾:谁也不会在计划经济年代拿着招工指标去乡下招录这类人员子女,即是有指标农村中的宗族、房族势力也不会将我们推荐出去。所以在同龄人的起跑线上我们肯定是输家。只好扎根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过着非人的寄人离下的生活。
    改革开放了这些人在农村得不到土地承包如何生存,只好离弃第二故乡自主返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然而在百废待兴之始,由于“左”的意识形态严重;我们被扣以倒流人员帽子过着黑户、黑口,黑暗的生活赖以生存在城市阴暗的角落,又如何去跟同龄人竞争,去比较呢?历经数十年苦苦上访于1996年在完全取消计划经济时期才获取本应属于我们的生命薄户口。
    长达半个世纪的摧残,今天的省长们、市长们能了解当年的历史吗?
    能听听我们的诉求吗?
    今天的渠道虽然畅通,但是省、市人民政府为什么不听听我们的诉求呢?而听取那些持有“派性”的官员混淆历史的歪曲汇报,欺上瞒下,硬性将我们与精简压缩混为一谈,将我们置之于万劫不复之地背上巨大冤情忍辱负重生活在城市中最底层。
    我们这个群体中为什么存在一部分社会青年而得不到党的政策,同等对待与我们的命运相连,归根结底一句话,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了,由于“极左”扩大化的流毒没有肃清,职能部门在对待党的政策方面,没有去认真做细化分解工作,而一味坚持唯我独左,硬性将我们压制在冤屈之中,不愿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去区别对待,不愿去尊重历史,化解积怨,做到细化分解!面对治庸问责风暴,我们不知如何去理解?!
    二O一O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省市政府公开届定并承认了六十年代我们所做出的奉献,然而武汉市人社局竞公开抵制省市政府届定硬性将我们与五七工、家属工捆绑在一起共同纳入社会保障,这样的做法虽然简便了程序与各项复杂手续,但是这两个群体的性质是有质的区别,五七工、家属工是由农村嫁到城里,而我们则是遭扩大化由城市去到乡村,今天勿任站在哪个角度来看这两个实质不同的群体性质都是一种不公平、不公正的处理方式。
    从全国来看我们不去比较,站在同省域地理条件对照,我们有想法,恩施州地处山区能以人为本,尊重历史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随州市与武汉同时启动一个是地级市一个是付省级市为什么两市在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上又比武汉市做得有人性,更有人情味,我们的性质究竟属什么性质?
    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讨说法,必须讨回省、市政府欠下我们的青春损失债务,因为我们的事实清楚,理由充分,勿任遭到什么样的迫害讨回青春损失是必由之举,我们虽然热爱大武汉,但是我们付出的太多、太沉、太深了,得到的回报太可怜了,转眼又要补交应交纳的社保基金,前欠尚未还清又去何方借贷参保而领取微薄可怜的区区几百工资,难到这就是公平正义吗?我们必须摘掉被迫害的帽子,才能真正回归到社会中来,否则我们的子孙将会背负沉重的压力将如何去获取我们应获得的幸福指数?
    我们可以肯定地总结我们仍然是一支饱受政治迫害的群体,希望省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并妥善安置为宜,不宜久拖为盼!


    遭受“极左”扩大化支农群体共呈
    二O一二年五月


     



     


     



     

  • 陈明光:申请代理审判员刘汉涛回避申请书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我6证齐全的餐厅于2004年10月27日遭遇强拆,2004年12月我起诉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局、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执法局违法强拆。
    本案经过三次二审,获取11份裁定、判决书;


    我于2008年4月23日再审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9年7月1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没有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中止本案诉讼。该案审判长吴晓霞、代理审判员杜皓、代理审判员刘汉涛;该案经过一年多的审理后,下中止诉讼裁定,其审判程序严重违法。
    该案于2012年4月9日恢复审理,该案原审判长吴晓霞、代理审判员杜皓不再担任本案的审判人员;代理审判员刘汉涛继续担任本案的审判人员。
    一、代理审判员刘汉涛系前任审判人员,其中止裁定,严重超期,其审判程序严重违法。代理审判员刘汉涛违反审判程序的规定,存在违法行为。
    特申请代理审判员刘汉涛回避


    申请人:陈明光


    时  间:2012年5月24日星期四

  • [图文]陈明光:金志华审判长不回避偏袒被告

     



    我6证齐全的餐厅于2004年10月27日遭遇强拆,强拆当事人郑勇自称是武汉市江汉区政府美化家园专班的工作人员。


    拆除前2004年10月22日星期五上午10点40分,被告的工作人员郑勇在江汉区政府办公楼五楼第六会议室(美化家园专班)接待了武汉包装器材厂的法人杨国佩、工商银行江汉区支行信贷员林洪、诉争房屋的实际使用人陈明光,查看并复印了诉争房屋的土地证、房产证的原件。


    我6证齐全的餐厅于2004年10月27日遭遇强拆时,强拆当事人郑勇强行拉走诉争房屋内的物品,在物品清单上签:“江汉区政府美化家园专班郑勇,2004年10月27日。”


    我于2004年12月诉武汉市江汉区政府行政强拆违法,2005年2月15日在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被告称郑勇不是江汉区政府的工作人员。


    2005年3月经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查明告知:“郑勇是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局拆违科副科长、诉争房屋系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局。”


    2005年3月变更被告,诉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局、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执法局违法强拆。


    本案经过三次二审,获取11份裁定、判决书;2009年7月1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没有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中止本案诉讼。


    该案于2012年4月9日恢复审理,金志华担任审判长。定于2012年4月20日在中院第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旁听席位60人。


    2012年4月20日上午10点25分刘汉涛法官来电告知:“被告没准备好,审理延期。”


    该案的审判长金志华同志,是本案一审法院审判长肖玮的叔叔;本案于2006年上诉到中院行政庭,金志华同志2006年任中院行政庭副审判长。


    本案于2008年4月23日再审上诉到中院审监庭,中院审监庭经过一年多的审理,于2009年7月1日中止本案诉讼。审理程序违法。


    本案在中止过程中,本人多次到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张诉讼权利,要求恢复审理,金志华同志多次接待过我;2011年5月10日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旁边的人行道上与我妻子发生矛盾,发生肢体、语言冲突。


    本案2012年5月22日上午在中院第二十七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旁听席位6人。公开审理:“江汉区城市管理局的违法行为害怕更多的人知道。”被告以没准备好为由,审理延期;大庭变小庭。


    在庭审开始时金志华同志将再审被上诉人未作为证据,第三人亢龙太子提供的公证书在法庭上宣读;将我方诉讼请求“请求确认再审被上诉人拆除再审上诉人使用的房屋行为违法。”表述为:“请求确认再审被上诉人2004年10月20日对再审第三人(武汉市亢龙太子酒轩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的(江城管)拆字【2004】第53007号违法建设拆除通知书违法。”


    在法庭质证被告的证据时,被告提供的证据2在第三人亢龙太子处获取的复印件,与第三人亢龙太子2005年3月9日在武汉市规划土地管理信息中心档案室复印加盖《武汉市规划土地管理信息中心档案资料专用章》的原件不符。其中武拆许字(1993)第007号拆迁许可证证据,与原件对比大小不符与原件不符。与原件对比右上角缺少档号2F1,序号8。


    改造拆迁补偿协议书证据,与原件对比右上角缺少档号2F1,序号14;缺少附件一、附件二、2005年3月9日在武汉市规划土地管理信息中心档案室复印加盖《武汉市规划土地管理信息中心档案资料专用章》骑缝章。


    市拆办字(1993)第007号城市建设房屋拆迁验收审批书证据不能出示2005年3月9日在武汉市规划土地管理信息中心档案室复印加盖《武汉市规划土地管理信息中心档案资料专用章》骑缝章的原件,缺少档号、序号。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针对证据有无证明效力以及证明效力大小,进行质证。


    经法庭准许,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可以就证据问题相互发问,也可以向证人、鉴定人或者勘验人发问。


    面对存在的问题我无法对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进行质证。我向被告多次提问,被审判长金志华制止并警告、训诫。


    下午休庭时我要求审判长金志华将被告提供的证据2原件留下,我庭后复印审判长金志华不许,被告提供的证据2原件与被告提供的证据2复印件对比存在12个不同,审判长金志华在证据质证时,不允许我提问。


    被告将提供的证据2原件收回,存在的问题如何查明?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于2012年5月22日下午2点40分向当庭提出申请金志华审判长回避申请书,经过暂时休庭,后口头告知驳回我的申请。


    综上所述,审判长金志华与本案的当事人存在矛盾,在法庭行为存在问题,在法庭质证被告的证据时,被告提供的证据2原件与被告提供的证据2复印件对比存在12个不同,审判长金志华不允许我提问。于2012年5月22日下午2点40分向当庭提出申请金志华审判长回避申请书被驳回,现申请复议;望法院批准。


    陈明光   


    2012年5月23日


     


    金志华审判长


  • [组图]北京磁器口李秀云:强拆人员来了

     


     


    在明报报道后,新世界公司称拆除的是属于他们的房产,合理合法。而我们拿着房契蓝图,拿着胜诉判决,而新世界开发商却疯狂的称自己合理合法,拒绝法律途径,雇佣黑社会,破坏威胁,我们现在仍然被他们以铁门封住,锁在其中,摄像头夜间被破坏。


     


    只是法院不立案,警察不立案,我们在这里得不到任何保护。


     


    今天那些开发商的流氓和打手开着挖掘机又聚到我家门前,没有政府部门,没有法律手续,就要进行破坏,我们报警,坐在挖掘机前面。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法律,而是疯狂开发商的个人行为。


     


    上星期五举报12345市委电话得到的答复,如果他们有法律程序,我们需要配合,如果没有只是个人行为,您只能马上报警,因为市委只能把问题反映回地方。今天报警后那些流氓匪徒撤走,但扬言他们还会来,可我们能坚持多久。我们坚持的是我们的权利,财产和如今的法律,我们必将继续坚持,感谢为历史记录下我们的一切。


     


    北京磁器口李秀云


    2012-5-22



     


      


     


     

  • 童斌:是我无理上访,还是那些人在执法犯法?

     


     


    阮书记、唐市长:


    你们好!


    我叫童斌,1956年出生在武汉,也属于武汉市一公民吧?没有什么文化,也不善言辞,不能写出精湛的内容让你们关注和重视,但也可以说出我所遭遇一切的事实,相信我是真诚地在反映一个平民百姓的无奈和冤屈。


    今天就让领导们看看,是我童斌无理取闹,还是那些人的昏庸执法犯法?我原住址房屋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和平街武丰村501#门面房,该房屋属我童氏家族兄弟姐妹六户(21人)所有,面积530平方米(包括100平米的门面在内)。


    2010年11月,武汉市洪山区《泰德拆迁代理有限公司》,打着武汉市重点工程拆迁办的旗号,不按国家拆迁法和武汉市拆迁补偿法拆迁,他们的行为是执法犯法,实属利用国家搞重点建设来搜刮民脂民膏。我们作为社会上一公民,国家重点建设、改建城市规划、美化公共环境,城市建设的发展,毫无疑问民众无条件阻碍、应该大力支持。可是,拆迁公司“霸王条款”上规定1000元一平米换取我们的房屋,说还建100平米还要用28万元去购买他们的房子,就是拆迁公司把530平方米全部用货币换,才53万元人民币,全部给童氏中其中一户,在武汉市也难买到一个两居室的房子。我们是家族房,六户啊!一套房子给谁住?其他五户怎么办?住涵洞、住大桥底下吗?和平街武丰村村委会通知我去协谈时,我在住院,我妻子去和他们谈了一次没答应他们的霸王条款。他们就采取断电、停水的非法手段驱赶住户,致使无法正常生活,非法撬门破窗将我家室内贵重财物抢劫一空。我当时抓了个现行撬挖我家电线的人,报了案,110来后并将一起带到洪山区和平街派出所做了笔录。12月21日,派出所告知我说是拆迁办所为,次日到和平街派出所协调,我如期按约到了派出所,见到一位自称是拆迁办的负责人曾某某,曾某说拆错了,说室内所有财物都在拆迁办。并说在三个工作日将我财物归还,门窗全部恢复,七天后要我们去验收。令人失望的是曾某没有兑现他的承诺。


    在我家族多次向政府反映情况后,2011年4月8日洪山区分局派人调查准备立案并要求我配合调查时,就在4月11日晚上,我们的房屋在没有任何补偿协议之下被那帮执法犯法的歹徒们、非法夷为平地成一堆废墟。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强拆的文件出台,而那些执法人员却一再“顶风”强拆,视国法如不顾,把共和国的法律踩在脚底下,是谁给他们的权力???


    2011年4月25日,我到拆迁公司与其负责人陆小建交涉时,曾某以借我用手机录音为名,叫拆迁办的小混混们将我打伤,110出警将我送到医院,住院17天,拆迁办未出医疗费。凶手任然逍遥法外,继续欺压老百姓。


    几经周折一直未得到一点答复,于是,我童氏家族被逼无奈,走上了信访这条路;当某领导诚心地对我说;“为什么走信访这条路,信访之路是一条不归路”。我童斌历经了一年多的信访,又何尝不知是一条不归路呢?但是,为了我童氏家族的合法权益和赖以生存的房屋、六户不流落街头,我必须义无反顾的走下去。


    2011年阮成发书记倡导的“治庸问责”里提出,不惜’遍体鳞伤”整治官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之风,不就是警戒官员为民众办好事、办实事吗?一年多的信访让我深深懂得,普通老百姓找政府官员解决问题是多么的难啊!我童斌该承受的和不该承受的都加罪于我了。几次被打伤(甚至致残现左眼无视力、腰椎骨折)、关押,没有打消我合法信访维权的意志。


    2011年6月24日上午,我和姐弟按约到洪山区政府大楼5楼,领导没见到,在武汉市洪山区政府大楼内却被打断两根(6、7根,有医院证明)肋骨。


    我不禁要问,我合理合法的信访维权,却总是遭到打压和伤害?我通过正规渠道一级一级的递交材料和反映问题,得不到任何答复。“公仆们”,党和人民赋予给你们的权力,难道是用来压制老百姓的手段和武器吗?在万般无奈之下,2012年1月12日,在省两会期间,我姐弟几人到洪山礼堂路边喊冤,想让人民代表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把老百姓的疾苦和冤屈作为提案带给政府,却遭到洪山礼堂门前的警察围攻,我姐弟二人都受伤(有医院证明),后被带到洪山分局,不但不给治疗,还加罪关押拘留我,说我冲击会场,那里戒备森严,我一个老百姓能靠拢吗?欲加之罪啊!关押当晚导致我的血压上升至210,。


    房屋被毁后,给童氏家族生活上和经济上、心理及身体上的一系列的伤害所带来的压力,迫使家族一条心急需解决问题,家族商议,既然地方上得不到解决,就上北京去,于2012年1月15日早上到了北京,我全家9口人四处奔走,下午,被海定分局将我们9人一起带到派出所,限制了我们的自由,说联系武武汉市政府来人,晚上11:30被武汉市驻京办某某领导深夜从海淀派出所带出,并指使一批不明身份的北京人非法把我们押送上了一辆京AG1271车,当时我在海淀派出所辖区就报了警。那些人说上了高速收手机和身份证,我不服,他们对我进行殴打说:“打死了丢到水沟里”,最后,我妻子大喝制止了他们,现致左眼无视力,腰椎第五节腰骨骨折变形(殴打时都有录音,现制成光碟为证)。


    2012年4月3日,我和姐姐童红第十一次上北京继续信访维权,任然遭到截访,连夜被押送回武汉后,我被关押在武汉市武昌区余家头、所谓的“法教班”里,说是法教班接受法制教育,又不见有人来对我进行相关的法制和宣传教育。这种非法拦截信访人员的行为,是国务院《信访条例》明令禁止的,是践踏人权的行为。


    现在我童氏家族人过的是居无定所漂泊的生活,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完全被剥夺,《中央政法委打击处理违法上访五条要求》第二条明确规定,认定违法上访,都要经过公开听证,让人民群众都看到他是否属于无理取闹。我的房屋及私有财产被违法者掠夺,如果说我上访有罪触犯了信访法律,我甘愿承担法律的责任,而不是一味的遭到有人指使的黑恶势力暴徒或执法人员进行殴打、摧残。


    我童斌还是讲诚信,房屋赔偿之事按洪山区政府处理的意见,等后面地铁被征用户拆完了,再处理我家房屋之事。目前我的诉求就是,要求有关职能部门给我下个鉴定委托书,将我在北京被打,左眼无视力、腰椎骨第五节骨折变形,要求做法医鉴定,让事实证明我童斌所说的真实性。有个结论后,好早日得到治疗或处理。


    希望武汉市人民政府阮书记、唐市长重视、因我家房屋引起对我一系列的人身摧残和伤害,要求处理有个结果。


    违法拆迁,暴力拆迁血染大地,天怒人怨,给百姓的生活带来无尽的伤痛。很多真实的事件官员是欺上瞒下,再就是传递上去的信息不真实、丑化、恶化信访人,所以信访人成了政府眼中的坏人、刁民、恶人、甚至说成反动分子。官员的眼里只有政绩,只有形象,只有升迁,只有利益,官员的脑子里没有法规,眼里没有百姓,听不到百姓的呐喊和哭声。面对受害者,官员们还上演了围追堵截的闹剧,引起了国内外(网上大肆宣扬中国的腐败)的轩然大波。


    期盼领导关注!


    此致!


    童斌(电话:13212737761)


    2012年5月22日


    网址: http://blog.sina.com.cn/u/2330654084

  • 让子弹飞——撞告江西省高安市大城镇袁宝珍强

     


     


    姜文执导的电影《让子弹飞》是一部十分叫座的的电影,故事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北洋军阀时期,恶霸、土匪和骗子之间的一段传奇故事。政府勾结恶霸、土匪和骗子,政府本身也成为恶霸、土匪和骗子。影片中还出现大量暴力元素,大规模的正面战斗场景。


    江西省高安市大城镇党委书记袁宝珍治下的大城、此时此刻却恰如故事中的彼时彼刻。


    我状告大城镇党委书记袁宝珍也只能是撞告,碰运气而已。原因有二:一是袁宝珍四处强征强拆,到处是冤案,太多的事(如九洲果业、仪凤南溪村征地等群体上访事件)都没有处理,会有时间来处理我们的个案?其二是事情涉及袁宝珍的利益,要处理事也许应先处理袁宝珍这个人。


    事情的大致经过如下:


    成小红和陈武钳投资的位于高安市新世纪工业城东区的合伙企业华安果菜厂,因大城镇建设规划需要,大城镇人民政府需征收。政府找到成小红协商,欲将高奉公路以西,镇农民街以北约35亩国有土地以商住用地性质公开挂牌出让给已方。成小红告诉我(以下我为陈武钳)这块地和政府主要领导合作,置换后我们只得32亩,另外的送给大城镇党委书记袁宝珍搭顺风车。并提高容积率以增加投资回报率,而且把返还的出让金又返还给我们。我满口答应。但过了一段时间,成小红又告诉我,返还的出让金不能返还给我们,我们的华安果菜厂会被政府无偿征收。我们应接受政府提出的条件。时间并不长,却前后绝然不同的条件让我对成小红失去信任。其间也有镇政府的领导找我谈关于征收华安果菜厂,我觉得置换的话,水太深,表示愿直接换算成货币。但因没具体谈数额,事情就一直被搁置。


    2011年12月28日,成小红取得高奉公路以西、镇农民街以北约35亩国有土地。


    成小红又再次和我商讨华安果菜厂的处置问题,我说要先算清我们的帐和谈妥股份等事,结果双方意见不一致而无法继续。于是我接到一个成小红于2012年3月21日用特快邮递的一个告知函。主要内容如下:因我们合伙的华安果菜厂属政府新城建设规划内,不能从事工业生产,且又合伙生产经营困难,现该厂需就政府收购或投资生产作出决议,由于召集人成小红二次召集陈武钳、由陈武钳转达兰洪波商讨该厂相关事宜未果。现成小红和成文祥(注:成小红的弟弟)认为合伙经营该厂困难。决定华安果菜厂转让,转让价为人民币壹千万元。合伙股东优先收购。如陈武钳以此价格收购,由陈武钳按此价格以2011年2月27日合伙协议的比例折现金给其它股东(钱打至高安华安果菜厂帐户:建行:36001250100052508401)如陈武钳不收购则由成小红、成文祥以此价格收购,由成小红、成文祥按合伙协议的比例折现金给你。请你在收到该告知函三日内予以答复。否则视为同意由股东成小红、成文祥以此价格收购。特此告知。


    现在我暂不说我们没有算清帐和谈妥股份等事。单从这个告知函本身来解读一下这个告知函。


    一、我们未就购买事宜进行任何协商,所有的所谓决定,价格都是她单方面作出的。这是买卖吗?是买卖也属强买强卖,简直就是抢劫。


    二、一直以来,成小红管钱,我都不知她把钱是放在什么帐号上的,也没有什么华安果菜厂帐户,这个帐户是她提供的,由她管理。我不但无法存取里面的钱,就是连查询也无法查询。若我打钱进去成了成小红的钱,成小红打钱进去还是成小红的钱。这简直就是诈骗。


    对于一个如此无聊荒唐的告知函我置知未理,于是我又收到了一个时间为2012年4月1日的告知函。主要内容如下:因我们于2012年3月23日用特快专递寄送了华安果菜厂整体转让《告知函》于你,经查你于2012年3月26日收到该《函》。函告约定如有异议三日内提出。时至2012年3月31日未收到你对函告的异议,果菜厂也未收到你受让我们股份的出让款项。现我们俩按《函告》约定已将收购你和兰洪波在华安果菜厂的合伙份额24%的受让价款二百四十万付至华安果菜厂建行:36001250100052508401上,其中有你的份额壹百二十万元,请你及时查收,该帐户有效期为三个月。特此告知。


    我们再次来解读一下这个告知函。


    函告的意思是钱我已打到了我自已的帐户上为你准备好了,你的东西我买了,你要钱的话可以来我这里领,三个月后就钱也没了,厂还是我买了。当然,钱到底真准备了还是假的,只有成小红和天知道,我根本就不可能查得到那个帐户上有没有钱。


    对于如此没有天理的告知函我仍置知不理。


    2012年5月7日上午,大城镇政府联合大城开发区拆除了华安果菜厂院墙一百多米。


    我2012年5月8日去镇政府问情况,镇政府的领导告诉我镇政府已经从成小红手里买了华安果菜厂。镇政府拆华安果菜厂院墙成为了在处理自已的东西,有什么事应去找成小红。我向领导索要成小红和政府办理的相关手续,回答是我可以去告成小红侵占,走法律途径,当法院来函要求相关手续时、一定会出示。我对领导说,法院是重证据的地方,谁举张谁举证。我没有拿到成小红侵占的证明,又如何去告?到时政府不出证明,岂不成了诬告?最后,我的意见是,要么政府拿出相关手续,那么我可以善良的认为政府也被成小红骗了,我去告成小红侵占。不拿出来我就只能认为是装糊涂的强征强占。


    表面上看确实好象是成小红和我的一个经济官司,而实际上却是袁宝珍导演的,由袁宝珍借政府的名义和成小红勾结、合伙实施的抢劫。


    他们这都用的是什么强盗逻辑,这何止是诈骗和抢劫,简直就是诈骗和抢劫。


    我已经愤怒得没有了愤怒。现实比故事更精彩——让子弹飞。


     


     


    江西省高安市大城镇邓龙村民


    陈武钳  13970516747


    身份证号:362222196303178130


    2012-5-21


     

  • 李宇:婚宴惊魂

    最早知道秦永敏将会与鉴湖女侠结为伉俪的消息是江湖女侠打电话问我秦永敏怎么样?我说秦永敏很好啊,身体与精神状况非常好。那时我正在厦门,女侠没有明说,只是说准备要全身心投入民运事业,因为我知道她是山西的一位教师,我还劝她要冷静,因为民运事业还未系统化,全身心投入的话风险很大,其中包括生存问题!她说会仔细考虑。


    其后不久即有他们结婚的信息现于网络并很快收到老秦的短信邀请。看到此消息,我还在微博上调侃原来女侠是如此的全身心投入!愉快的接受邀请。当时已游走到深圳,本来想在深圳多呆时日,多见见深圳的朋友。在接到邀请后不得不改变行程安排经珠海、中山、广州、长沙,在5月11日即到达武汉。


    其间有老秦被叫到国保大队交涉有关婚礼事宜的风波,有关部门对老秦如此高调的举办婚礼很是恼火,在据理力争后达成约束性条件,朋友只能在当天10点后到达现场,婚宴后立即离开!鉴于此,到达武汉未跟老秦联系。


    在武汉很快与到达的外地朋友及武汉本地朋友取得联系,并相约12日下午在黄鹤楼一叙,约定时武汉朋友是用常用的公开电话联系的,心知国保一定知道,他们如要阻止我们参加婚礼,下午一定就会一网打尽!同时,如果他们没有出动,说明明天的婚礼也不会有事!


    中午与部分来到的朋友一起吃了快餐,下午去红楼参观了首义起义军政府遗址,辛亥101年拜谒首义遗址感慨颇多。辛亥革命后,亚洲第一个民主政权就在一系列的错误中不断下行,一个专制政权代替另一个专制政权,民主的空间越来越小,专制强权的黑手越伸越长,言论空间越来越小。为何民主后会慢慢的走向专制?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晚上朋友们一致同意AA制聚餐,这种AA制聚餐在广州及成都做得很好,朋友们经常的聚聚,交流思想沟通感情,使得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大。


    因为很多朋友都是初次见面,餐后有朋友提议每位朋友做个简要的自我介绍并就自己的政治理念也做简要的说明。


    一位朋友的发言获得了全场的喝彩!他说:在未来任何谎言都不可能再复辟专制了,因此我有幸参与了结束中华民族千年专制的伟大运动,为了这场注定会载入史册的伟大运动,我不惜献出我的生命!


    餐后为安全起见各自散去。


    我与朋友在黄鹤楼附近就近找一商务宾馆住下,心想明天的婚宴看来可以正常参加。


    13日一早即乘公交前往婚宴酒楼所在地,到达目的地还差点才到9点半,看酒楼对面站了一群人在三三两两的聊天,猜想可能也是来赴宴的朋友,遂上前打招呼并作自我介绍,他们介绍说是武汉本地的,但并不是很热情,后来猜想可能是国保!


    因还不到10点,我与朋友决定顺街向前走走,等10点后再进酒楼,但刚前行不到50米就听身后有人叫:“站住,看看你们身份证!”,回头看时已有三人快步走到了我们身边,“你们什么人,先看看你们证件”,我说到,他们置之不理,这时一辆黑色轿车已快速的掉头并停在我们身边,众人即把我们强行推上车,如此,我们被绑架进红钢城派出所。


    其后就是核实身份,闲聊,不久刘萍与魏东平也被带了进来,其后一位安徽籍在南京工作的朋友也被带了进来,不多时,两位湖南邵阳朋友也被带了进来,经介绍知道一位是硬汉李旺阳的妹夫,与其一道的朋友说他们打人了!我们问其原因,他说他坚持要对方出示证件,对方即恼羞成怒一群人拳打脚踢把他打入车中!


    其间我给秦永敏打电话告知我们目前的情况,知道他正在忙乱的接待来宾,看来婚礼不因少了我们而中止!也得知郑酉午也被带到红钢城派出所了,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人,后来与郑老师联系知道他又被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中午已过,但是他们却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午餐的意思,在我们一再的抗议下总算送来了廉价的午餐。其间要求每人单独做笔录,在笔录中他们问我何时离开武汉,我答到:我在武汉街头被不明身份的人绑架到红钢城派出所,这是一种明显的违法行为,我将起诉武汉公安局,官司结束后就走,他们说那是你的权利。


    下午1点40左右,在一阵嘈杂声中又有人被带进来,明显口中带血衣服凌乱!了解后得知,这位朋友叫张宏海,网名海子,浙江杭州的朋友,因在婚宴中坐于秦永敏身旁,婚宴结束出来就被国保追打,追打时国保居然恬不知耻的高叫:“抓小偷”!为了自己的荣誉,海子在奔跑时高呼“民主宪政万岁!”勇敢的海子,我祝福你。


    下午三点后他们陆续单独的放人,最早放出的是两位湖南邵阳的朋友,最后放走的是刘萍与魏东平,据后来了解到,刘萍为讨说法坚持不离开,民警不得不求他们离开!


    出来后,老秦及王喜凤单独为被抓的朋友在临近的武昌区设宴压惊,但因为我对这次婚宴中发生的事有点不太满意而拒绝了“偷偷摸摸的婚宴”。


    对于这种与“政治无关”的婚宴,我们理应理直气壮的办理,这正是展示公民力量的时候,但是可能因为我们的一些惯性思维,一场婚宴成了专制政权展示无法无天、飞扬跋扈的场所。


    首先明知国保要破坏,为何一开始不把婚宴场所设在临近武昌区呢?这样至少让他们在管辖权方面遭遇一定的尴尬。


    其次,整个婚宴没有一整套的预案,国保在酒楼外守株待兔,我方却没有相应的应急措施!以至我们因为提前半小时到达而把国保误认为朋友。如果我们被国保控制后就收缴手机,那我们“失踪”的消息都难以发出。


    在其次,在得知有十多人“失踪”的情况下婚宴照常进行,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中止婚礼难道不是让他们的丑态暴露在公众视线下的绝好时机吗?


    我们理性的追求民主自由,但是我们不是苟且的追求!当我们的私权利被公权力无理的侵害而不敢抗争时,我们还有什么力量去追求民主自由?


    陪我一道参加婚礼的朋友亲历过89民运,其后远离了政治,在一种使命感的感召下重返民运。在我们分别时,他说你们民运圈子就是一群乌合之众,100年都不会成功!对于他的指责,我无言以对!


     


    角马俱乐部李宇于四川达州


    201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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