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公民来稿

我是68年生人、70年代的小学生、脚踏实地的农民。由于没有土地、2001年进入县城、以勤劳求生存。2008年2月20日晚上，在回家的路上与110协警、城管干部会车。当时他们占道行驶，开着强力的大灯。我在会车时就叫他们把灯光变成近光。这样我们各自前行、我前行1000米左右就看到他们三个人各持一根棍棒向我冲来就打，我好言相劝，大家都是邻里，造成什么后果对大家都不好。他们仗着人多势众不听劝告，城管干部又电话通知他们的亲朋好友进行第二次毒打。协警又电话通知他的父亲组织人员赶到进行第三次毒打，在第三次毒打同时抢走我的现金（在别人赊货的，4600元），当时我三次求助110都没有出警，孩子被他们追出很远的地方求助派出所、（派出所离出警地人步行只要20分钟、）一个多小时出警人员到现场，我怎么求助先控制人员流动，追回我的钱。出警人员只顾他们的亲情、友情（因为他们同是执法人员，并且相处非常亲近），曾经几次准备离开。最后我的亲人赶到求助、才通知救护车送医院。

 

住进医院第一次的片子就有骨折的可能（是出院几个月后都无法行走，经过其他医生查看片子后，于2008年6月10日找到医院领导打开微机，里面第三次就非常清楚地看到是骨折。医院经过一个半月的院领导研究，给我5000元的补助。于2009年7月份法院去医院提取片子，微机里面第三次的片子就被修改成伪影，其它的几次都非常清楚。法院就以这伪影组织重新鉴定….。

 

我在2008年，道真县公安局刑事技术、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法医学鉴定中心都是鉴定为两处轻伤。2009年12月2日，贵州省人民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就只根据出院病历报告做鉴定就无伤。

 

2008年遭打劫后，医院强行让我出院不予治疗，求助地方公安局、检察院、人大、人民政府无果，还到遵义市、贵州省公安局、人民政府走访求助多次。第一次到省公安厅求助后，团伙打劫行为、只拘留协警一人十天。不给予治疗我的身体，找到办案人员总是东推西送，又不给予什么答复。2008年再次到贵州省公安厅、人民政府走访求助才提起公诉，第一次道真县判决，协警有期6个月，缓刑一年执行，民事赔偿31400元、上诉后发回重审。第二次道真判决一年半，民事赔偿31500元，上诉后发回重审。今年6月份判决无罪、民事赔偿医药费25000元。第一次的律师，我请求查看贞查卷宗、他说请示检察院出示，检察院出示重要的通话详单及另一参与人的笔录口供，法院不采纳收入巻宗。第二次开庭检察院隐藏作案工具、（协警及城管的都有随身警棍及2008年城管配制的棍棒）。第三次开庭我出示与鉴定事实不相符的事实照片，法院再次拒绝。

 

我本来是脚踏实地的农民，靠小生意维持全家人的基本生存。道真县人民医院强行让我出院，当时办案人员的推脱，及无法及跟治的腰5骨骨盘突出及腰5骨以下的骨质曾生，导致失去劳动力，无法正常行走，全家人走进折磨深渊。2010年3月1日去北京上访，刚下飞机（晚上8点半左右）就遭拦截，我无法再相信地方政府，就准备在机场二楼等到天亮在做安排，到了12点左右拦截人员组织北京社会人员6、7个毒打后强行带走。3月1日晚上监禁丰台社区南三环西乐园玉亭苑，3月2日晚上至5日这几天监禁在，南三环石榴园华亭苑。2010年3月5日晚上12点左右，北京社会人员7人把我们毒打后带离，同月7日下午送回道真人民政府。同年6月25日宣判，让我无法接受、高喊“道真黑暗、腐败”又遭毒打监禁在法院3天，老婆被毒打住院半个月。到现在老婆的医药费都没有讨回，当时腐烂的水果及损失的一切东西，无处讨回。

 

在此敬请刘老师操心帮助！              

 

贵州省道真县上坝乡八一村三星组冉文波.

 

电话：13708513699.QQ：1413140699

 

2011、2

申诉人：王兆娥，女，1946年5月17日生，汉族，死者的母亲，现住新泰市小港煤矿宿舍。

 

申诉请求：

 

要求领导，查明赵明胜的真正死亡原因，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事实与理由：

 

事实是2003年1月22日下午5时40分左右，杨训强到赵明胜家中说：“赵明胜在矿里被领导公建伦扣住，我和科长徐勤亮需骑车到新泰找领导处理。”杨训强以这欺骗的手段把摩托车从赵明胜家骑走后带徐勤亮、赵明胜外出，途中我儿赵明胜被杨训强摔下摩托车死亡，然后把赵明胜移到马路沿子旁，把赵明胜的棉袄撕开，左耳上方被插上一个筷子大小的洞，将赵明胜第二次杀害。新泰市公安局认定：杨训强驾驶摩托车与另一辆机动车发生碰撞，两轮摩托车失控摔倒后致使乘车人赵明胜死亡，另一辆机动车逃逸。… …因杨训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我局决定不对其刑事立案，不予追究其刑事责任。

 

申诉人认为新泰市公安局对赵明胜的真正死亡原因未能查明、未能分析，申诉人要求领导查明赵明胜死亡的真正原因，追究杨训强、徐勤亮的刑事责任。其具体理由如下：

 

一、在新泰市公安局于2003年1月22日对杨训强的询问记录中杨训强承认：“我驾驶由东到西左转弯掉头，摩托车摔倒… …”在这份询问记录中，杨训强根本没有提到摩托车与大车相撞这一事实，甚至没有提到徐勤亮也坐在后面，杨训强承认自己拐弯措施不当，酒后且无证驾驶，导致赵明胜死亡，他自己应负全部责任，服从政府处理。杨训强为何后来又改口称“被顺行的一机动车撞至摩托车后尾至赵明胜死亡”？前后两次说法完全不同。到底那一次说法是真实？杨训强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不说徐勤亮也在现场？杨训强到底想隐瞒什么？为何新泰市公安局单单采纳了杨训强改口后的说法？

 

二、既然新泰市公安局采纳了杨训强改口后的说法，也就是“被顺行的一机动车撞至摩托车后尾至赵明胜死亡。”但为什么现场没有其他车辆的痕迹？三人所骑的摩托车上又为什么没有任何相撞的痕迹（该摩托车现今仍在申诉人处保管）？为什么新泰市公安局不对该摩托车进行痕迹鉴定？

 

三、既然新泰市公安局已经认定该案为重大交通肇事案件，但为什么不对赵明胜的尸体真正死亡原因作出鉴定？而仅仅做了个简单的尸检笔录。

 

综上所述，申诉人认为杨训强前后两次说法完全不一样，杨训强撒谎的动机非常值得怀疑，案发现场根本没有任何两车相撞的痕迹，三人所乘的摩托车上也没有与其他车辆相撞的痕迹，驾驶摩托车的杨训强与乘车人徐勤亮皮毛没有一点伤，死者全身没有一点碰伤，新泰市公安局认定本案为“与另一机动车发生碰撞… …导致乘车人赵明胜死亡，另一机动车逃逸”的说法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实，根本不能成立。对于赵明胜的死亡，杨训强有重大作案嫌疑。新泰市公安局在既没有对赵明胜的死亡原因和案发现场的物证（摩托车）作出科学的鉴定，也没有对本案案发现场进行仔细的勘验的前提下，草率的认定本案为“重大交通肇事逃逸案件，… …该案暂不能作交通事故认定。”并认定“因杨训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我局决定不对其刑事立案，不予追究其刑事责任”是完全错误的，体现了新泰市公安局个别办案人员对工作极端不负责任和对生命的漠视。对此申诉人强烈不服，申诉人要求领导查明赵明胜的真正死亡原因，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以法严格处理，也体现法律的尊严与权威。

 

为此，特向领导提起以上请求，请依法予以支持。

 

 

 

           此致

 

                                                       敬礼

 

                                      

 

                                                                           申诉人：王兆娥

 

                                    

 

 

 

讯问记录

 

 

 

地点:事故科   时间:2003年1月22日自21时48分至21时

 

讯问人(单位、姓名)：杜云明、时东田、王业强

 

被讯问人：姓名：杨训强   性别：男   年龄：24

 

     职务：小港煤矿地测科职工   工作单位及电话；小港煤矿地测科   家庭住址：小港煤矿男职工宿舍

 

讯问内容记录如下：

 

问：我们是新泰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的工作人员，你知道找你来就事故有关情况向你讯问，请你如实地交代，不许隐瞒或说谎，否则法律责任自负你明白吗？

 

答：我明白

 

问：你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答：我知道，我驾车载人发生交通事故。

 

问：发生交通事故在什么时间？

 

答：在二00三年一月二十二日晚上六点半左右

 

问：在那里发生的交通事故？

 

答：在济临路西张庄泉头路段

 

问：你当时驾驶一辆什么车，车牌号是多少？车是谁的？

 

答：二轮摩托车（金城的），车号我找不清，车是赵明胜。

 

问：赵明胜是哪里人？

 

答：小港煤矿地测科副科长

 

问：你有驾驶证吗？

 

答：没有

 

问：你把发生交通事故的经过详细说说

 

答：今天晚上下班后，我和赵明胜商量着上羊流相和饭店去喝酒，赵明胜说那边不孬，我驾驶二轮摩托车由东向西行驶出事地点。当时我和赵明胜说咱回去吧，在这里干什麽。然后我驾驶二轮车由东向西左转弯掉头，摩托车摔倒，怎麽倒的我不清楚，倒了以后，当时摩托车压住我。我往东一看。我的乘车人赵明胜找不到了，我朝东走，我发现有一团黑影，走进一看，是赵明胜，他头上流血，我接着打“110”、“120”、“122”，新泰“120”急救车去了以后，大夫下来以后，检查瞳孔说瞳孔放大，人已经不行了。

 

问：相和饭店在哪里?

 

答：在出事地点西边的路北侧。

 

问：你喝了多少酒?在哪里喝的酒?和谁喝的?

 

答:我中午喝二茶碗白酒,泰城白酒，和赵明胜喝的，赵明胜喝了一茶碗半白酒。

 

问：你平时能喝多少酒？

 

答：能喝一瓶啤酒。

 

问：你什么时候喝完的酒？

 

答：在二00三年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四点来钟。

 

问：在哪里喝的酒？

 

答：在小港矿喝的酒。

 

问：你把驾车的情况详细说说。

 

答：开始由赵明胜驾车载我，到了三中队，赵明胜说没有车了，让我开，车上羊流方向行驶。

 

问：你左转弯调头车速有多快？

 

答：我调过头来车速在三挡，拐过弯来加速后，然后就摔倒了。

 

问：这起事故中你的违章行为是什么？

 

答：拐弯措施不当，酒后驾车，无证。

 

问：这起事故你应负什么责任？

 

答：全部责任。

 

问：你打算怎么处理？

 

答：服从政府处理。

 

问：谈谈你的个人简历。

 

答：1978年12月11日出生，自幼在本村上小学，1991年到谷里镇一中上初中，1994年初中毕业。

 

问：谈谈你的文化程度，民族。

 

答：中转文化，汉族。

 

问：你以上说的是实话吗？

 

答：是

 

问：你看看记录，记的对吗？

 

答：以上记录我看过，记的对。

 

                               签字：杨训强

 

                                2003、1、22日

 

尸检记录

 

时间：2003年1月23日

 

地点：市人民医院

 

姓名：赵明胜（男）

 

      尸长：172cm  发长：6cm

 

    上身着黑色面包服、黑棉袄、灰毛衣、黄秋衣、灰衬衣，腰系铁卡黑皮带，下身着灰长裤、灰毛裤、红秋裤。

 

右侧 额骨塌陷变形，可触及骨折，左耳上方有一破口，脑组织外溢，双侧外耳道溢血。

 

 

 

                                            2003年1月23日

 

 

自从我2011年1月20日，接到湘乡市人民政府法制办行政复议决定书时，我就问了他们四点理由：1、我发放反对腐败，为民伸冤的材料和热爱祖国，反对腐败，为民伸冤的传单时，在公共场所没造成任何影响。为什么说我扰乱公共秩序？2、我帮谭运芝写的材料，还是草稿，都没打印出来，你们有什么证据说我把他的材料做传单发放了？3、说我自制近百余份材料、传单在广州市人民公园、广州塔等地发放。我本只有一、二十份材料，只发放一份材料和传单，说我发了这么多材料和传单的证据在哪里？4、公安局送了传唤证和拘留通知书到我家，我家有谁接了这些东西。

 

我提出的这些问题，他们都没有理由回答我，只说是公安局搞的。我就多次要求他把公安局所有伪造的材料和证据复印给我，他们一再拒绝给我。我告诉我父母后，我父母非常气愤，也非常激动，就在2011年1月27日上午，他们搭车，我骑摩托车一起去了湘乡市法制办。我父母先到，就在那里强制要复印公安局制造的伪证，和他们吵闹起来了。我到人的时候，看见一个从来没在法制办出现过的男人，在赌我父亲打东西，说只要我父亲打东西，他就要打死我父亲。我父亲尹建云就拿起了电脑旁边的一个打印机，用力往地下一砸，把打印机砸烂了，那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就真的冲上去打我父亲。不过是我背着一个皮包刚好赶到，因那男了不知我是什么人，用力打了一下我父亲，就被我拦住了，打了之后十分钟就离开了法制办。后来法制办易主任和谢志宏书记作为调解，因为他们理亏，没说我父亲的不是，谢志宏书记说法院到法制办调材料时，我帮你打一声招呼就行，也没找那打人的男子。但公安局伪造的依据，一样没有复印给我。

 

这事发生后，我就想办法从各种方面去了解湘乡市法制办为什么不能把公安局的依据复印给我的原因。

 

因为我写的反对腐败为民申冤的材料，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所以我在一个政府机关人员面前了解到了一个极大的阴谋，不过他跟我讲，不准我把他的名字告诉任何人。（包括媒体，就是胡锦涛要他作证，他也不会作），如我讲是他告诉我的，他会向法院起诉，我诬告他。

 

他告诉我：你这个行政复议决定，并不是法制办复议股可以决定的，而是上一级重要官员决定的。拘留你，明显是他们违法。现在法制办哪一个都不敢把那些伪证给你复印，谁复印给你，谁就要倒霉，要受严格的处分。他们还会继续想办法造假证据，如果你把那些假依据全复印了，他们就不敢再造了。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不影响他们的政绩。你父亲到法制办闹、打东西，何况只打了这么一点点。就是打烂了更多的东西，他们都不会给你复印，因为打烂东西要用的钱是国家的。处分他们或影响他们的政绩，是他们个人的利益。你再起诉，你也很难撤销你那个拘留决定，最多以困难补助的名义给你一些赔偿。只有这样，可能他们会帮你办。因为这样办，对他们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只是政府用一点钱而已。我想了一下，觉得他说得很对。2007年拘留我是以困难补助的名义，赔偿我5000元，2010年5月的非法拘留，也是以困难补助的名义，赔偿我5000元。

 

这次我希望各界媒体帮我重点报道，一定要撤销湘乡市公安局的拘留决定。给那些腐败的官员应有的处罚。

 

湘乡市政府法制办复议股股长陈清林电话：13975218971

 

湘乡市政府法制办谢志宏书记电话：13873261969

 

 

 

                              举报人：尹卫和

 

                             电话：18605223786

 

我叫徐崇阳，男，1958年8月30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我的妻子名叫乔黎（丽），美籍华人。现在，我们夫妻二人在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境况下，不得不向各位领导就我们所遭受的冤屈进行申诉。希望领导同志能够为我们夫妻二人主持正义，追回被不法分子抢走的巨额财产。事情的始末是这样的：

2002年初，我们夫妻二人在武汉市武昌区成立金涛美食有限公司从事餐饮业务。期间认识了武汉市政府计划委员会某处处长刘刚。2002年3月份，刘刚找到我，推荐武汉信发综合商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发公司）与金涛公司开展金融业务合作。在双方交流过程中，刘刚获知我有祖传的巨额财产：猪嘴牛角61.3克拉天然钻石（价值数亿元人民币，文物级）、十几幅名人字画及213多版1980年“生肖猴”邮票（每版80枚，现每版市价100万元）。

当刘刚得知我有上述巨额实物资产后，便极力劝说我在信发公司投保，刘称，信发公司是武汉市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创办的国有控股企业（国有股占全部股份的60％），是经过国家批准，经营投资、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业务的国内最早从事信用产业开发的专业化公司之一，是首家通过工S0900l质量管理体系国际国内双重认证的知名企业。我当时没有同意，但很快就收到以信发公司名义下发的限期整改通知。限60日内整改完毕，并强令我公司购买政府指定的政府金融公司的生产设备和财产保险。否则违者必究，后果自负。

    我见信发公司有政府撑腰势力庞大，无奈之下只得于2002年6月30日按照刘刚的要求与“信发公司”签订一份财产保险合同和一份分期付款购物合同。在保险合同中双方约定：“信发公司”为我夫妇的所有财产（巨额私人财产及公司固定资产）做了保险，并签订保险实物封存协议。根据协议要求，将猪嘴牛角天然钻石（文物级）和名人字画（价值亿元）及80年猴票213版（现市场价每版100万元）封存在我餐饮公司办公室的保险柜内，并在保险柜抽屉外加贴封条，保险合同还约定到期或确需要解封时，必需由合同双方共同到场解封。分期付款购物合同约定由“信发公司”向我公司提供价值95676.55元的电器一批，费用分24期付清。我当即表示完全可以一次付清，不需要分期付款，信发公司强称，分期付款是为了完成政府经济计划任务，必须按此执行。首付款28702元，每月付款2911.94元。

    刘刚等人通过强迫我签订“财产保险合同”将我们的巨额财产控制在自己的视线之内。又通过强迫签订“分期付款合同”企图以我届时不能及时还款为由，通过貌似合法的诉前财产保全形式将巨额财产抢走。

    2003年1月20日上午8时，由一批身着法官、公安、武警服装人员，以及信发公司工作人员共计20多人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的开到我公司（我本人当时没在公司），事后了解到为首的是武汉市江岸区法院法官郭巍、信发公司经理刘刚、张磊、律师袁中强。他们称我公司没有按合同履行还款义务，要对我公司的财产进行诉前财产保全。20多人一齐动手，将店内全部财物包括装有收藏的天然钻石和名人字画及80年猴票等财物的保险柜、古英镑金币20多枚、黄花梨木器和桌子、邓肯（湖北省政协主席）7幅字画珍品、4根金条、多种世界各国古币400多枚装到2辆大货车上呼啸而去。有目击证人，证实以上事实。但当时法院非但没有出具任何执行裁定书和执行清单，而且还强迫在场的我公司股东潘洁在三张空白纸上签字。（以后在法庭上才找到这张签了名的纸，只不过上面只补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财物，而对那个装有巨额财产的保险箱却没有任何记载。）

    我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报警，公安局以经济纠纷为由拒绝出警!随后，我到江岸区法院就这一行为讨说法，法院回答没有此事!我又到其他法院查询，均答复没有到金涛公司执行过。后经多方探听，才被江岸区法院告知：“这些人员有司法手续，属合法行为，但他们不承认搜走装有巨额财产的保险柜。”

    至此我才如梦初醒，中了“信发公司”刘刚等人圈套：他们依靠武汉市政府的权势，并打着政府的旗号，勾结武汉市政府机关、司法机关设置陷阱，威逼利诱将我一步步引入精心设置的圈套，最终以人民法院之手将我的巨额财产据为己有!我四处报案，反映情况，但武汉市公安局、检察院都拒绝立案，武汉市政府也拒绝处理。就在我走投无路之际，不料“信发公司”却恶人先告状。2003年8月8日，我公司接到武汉市江岸区法院送达的起诉状：信发公司起诉我公司没有履行合同，捏造我公司欠“信发公司”款项60974.55元，违约金4783元，合计65757.55元。

    后来才知道这又是一个阴谋，由江岸区法院和“信发公司”捏造徐崇阳拖欠信发公司购物款，两公司间存在债务纠纷，意欲转移人们视线，掩盖其抢劫私人则产的罪行!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由于我对法律知识的欠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起民事案件仅仅是刘刚等人为转移我的视线而故意炮制的。从此，我就陷入长时间的诉讼当中，在此期间受尽了法院的刁难和折磨，诉讼结果可想而知。后来在万般无奈之际我就开始了漫长而辛酸的信访之路。几年下来，武汉市有关部门将我视为洪水猛兽，先后给我戴上“精神病”、“法轮功分子”的帽子，被法官秘密关押、暴力灌辣椒水和胡椒水4杯，被殴打成疾，强迫威逼签约各种文书，对我的行踪进行监视。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长时间以来我不敢回武汉，只能在北京流浪，居无定所，衣食无着。

    在此，我夫妻二人恳请各级领导能够过问关注我们的案子，将犯罪分子刘刚等人绳之以法，还我清白，还我财产!

    举报人愿对上述言行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联系电话：13552828622

 

举报人：徐崇阳

乔黎（曾用名：乔丽）

　　

在不堪回首的“文革”中，只因我把师机关战士对副政委刘廼宴生活作风方面的反映归纳成“十个一”在司政后干部大会上提到他本人面前，他当时嘴上欢迎却心里恼，1969年他刚当上政委后，就趁整党建党之机，以造谣传谣方式整肃了我13年，我险些丧了命。幸运的是我在北京上访遇到了原总政史进前副主任和杨剑龙老将军两位敢碰硬的好心领导，在他俩的解救下，于1982年4月13日史副主任便在杨剑龙和郭效岳处长写的调查报告上签署了组织意见：“撤销一切处分尾巴，实事求是地写好平反结论，连续计算军龄补发工资，在职级确定上应与同年入伍或同解决别人问题相比较，做到公平合理。改作正常转业安置，赔礼道歉”并批转济南军区政治部许洪云主任督办（祥见原始报告）我才得救免于一死，不然我不知要死几个死。但是，世上既有坦荡无私的贵人，也有专踩别人肩膀往上爬的贱人，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袁仕棠就是一个典型的贱人。1982年他担任26军干部处副处长时，为了讨好上司给我压职压级，竟然无视党纪国法，篡改我本来连职参谋档案，而且人还在机要岗位上正常工作，名字却被悄悄提前一年改行当了一名排长，正因为是一起“连职变排职，团职变连职”的人治谋杀案，致使我24年军龄才是个连职，全军无双，招来广泛呼声。为此，在原总政史进前副主任和杨剑龙的督办下，原中央军委迟浩田副主席作出批示。但在具体操作中曾遇到意外干扰，什么“时间长啦，不好解决了，冤就冤了”。史副主任针对这种错误论调曾作出这样的批语：『我同意杨剑龙关于对王落实政策的证词和观点，应该落实政策的，不管时间长短都应该落实，时间拖的越长，落实政策越有迫切性。过去有些干部的问题拖了几十年都落实了，影响非常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提高了党的威信，有利于安定团结。』总政为下决心纠正这个错案，于2003年2月派陆文海和任洪森两位局长到烟台主持举行了为期三天的五级听证会，并把“修改原结论，由原连职转业调整为团职转业”的组织意见公示于军地党组织（详见听证纪要）　　

但是，袁仕棠怕败露其造假原形丢了面子，他在职时公开顶撞总政主持人，“不能开这个口子”，他给主持人第一印象是一个似真似幻的阴谋论者。2003年7月他退休后，仍在幕后撒野地操纵军区干部部不明真相的人，按照他的意图给总政编写虚假报告，声称“无政策依据”并一次再次地忽悠军委、总政、军区新上来的领导，致使严肃的听证意见被他阻挡了八年不得落实，引起公愤，被专家称为“一宗政治事故”。在众多知情老领导的铁证面前，他失语应对便装起了孙子，甚至把责任推到死人身上，还算是个人吗？　　

鉴于袁仕棠造假主观恶性极深，毁了我一生的前程和家庭幸福，军内外反应强烈，因此，强烈要求总政、军区有关领导启动军纪军法程序追究其造假、欺骗和赔偿责任，还我真相和公正。　　

                                      原济南军区26军77师机要参谋  王某

      

烟台五级听证会备忘录　　

　 　

时  间：2003年2月19—22日            　　

地  点：烟台26军干休所宾馆会议室　　

主持人：总政信访局副局长陆文海、干部部副主任任洪森　　

　 　

入会人：济南军区秘书处处长宋子楠、干部部副主任曹中信、26军秘书处处长张书江、干部处干事李福令、77旅副政委崔天新、干部科长刘晓红、烟台市府财办主任彭翠兰、科长李海洲、魏秀理　　

　 　

会议议程：    2月19日军方四级代表向烟台市府财办领导说明来意，介绍情况说：“王XX同志是正当上访，不属于三种人。”在征求地方组织意见时说：“我们军方要给王XX落实政策，提高职务为团职转业，地方能不能接受？接受起来还有什么困难？”地方领导说：“在这之前的县级待遇和工资差额由军方负责补发，之后的我们按军方党委决定执行没问题。”随后，军方借走了王XX的档案，拿到听证会上审议。　　

　2月20日　信访听证会开始了。代表们集体听取王XX同志的申诉，对代表们提出的各式各样的疑点，王XX都逐一举证解释。当主持人陆文海出示了“机要工作改行审批报告和排长命令”王XX大吃一惊，在这时军、旅代表说：“这是前几届领导留下来的，我们说不清楚。”王对质说：“你们拿着死人的灵魂惩罚活人，道理在哪里？”会议进行了一天（中午下起了大雨），代表们一致同意修改原结论，级职调整到团职，补发工资差额和补偿上访中的经济损失等，并达成一致意见的共识。王XX坚持定正团，理由是补调了三级，够上了行政16级。如何修改原结论的问题，军区代表宋子楠处长提议：“代表们都不熟悉你当时的情况，你是当事人，可以自己起草一份供组织上参考。”王XX答应了。　　

　2月21日　，77旅入会代表在退回档案时，对财办领导说：“我们回到部队就着手按会上定的意见修改原结论，很快就能返回来。”军、地领导皆大欢喜。总政、军区代表在向军区、军政治部汇报时，军领导表示“我们还不认识王XX呢。”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袁仕棠当面顶撞总政主持人说“不能开这个口子”。同年5月，他提出了“职务上不动，经济上补偿”的变通意见，指派77旅副政委崔天新到烟台征求王的意见，要王列个经济补偿的明细单，王也照办了，共列了44.6万，每拖延一年递增2.5万。　　

2004年阳春　3月27日　杨剑龙老将军在点评“烟台会议”时说“这次会议表明了总政解决问题的决心，主持人应当立个会议纪要，如总政没立，你自己补一个，同样有效。”因此，立下以上备忘录。　　

　 　

入会人签字：　　

                                               记录责任人：王某　　

                                             　2004年03月27日　于北京　　

2011年1月11曰，1月19日，上海警方两次传唤冯正虎先生。传唤理由：“以其它方法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原因是：此前1月15日，冯正虎发起《关于清除上海司法不作为恶习及罢免清除法院院长的建议书》的签名活动。目前第一批62人上海市民联署。

 

 

《关于清除上海司法不作为恶习及罢免清除法院院长的建议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一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二项，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二十六条及《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关于公民诉讼权及立案期限的相关法律规定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义务的同时，也应当享有宪法规定的一切公民权利，公民诉权的丧失，意味着法院违宪违法。如果法官可以随意剥夺公民的诉讼权利，那么我们公民就处在没有宪法、法律保护的状态中，也许冯正虎先生此举当局不愉快。但冯正虎先生及联署公民的举动无疑推动了中国的法制进步。政府理应感到欣慰，然现实正相反。

 

 

我，上海市民王扣玛，近日又受到政府官员威胁，你王扣玛再上访，参与维权活动，就送你去精神病院，给你做医学处理。宪法高悬，民众纷纷维宪护法。上海地方政府却背着宪法、法律，欲施如此卑劣的动作，完全是倒行逆施，是祸国殃民的罪人。

 

 

2010年7月，我进京上访回沪，闸北区北站街道到府村路救济站来接我时，据街道知情者告诉我，他们准备用车撞我，因安排未妥，我逃过此劫。

 

 

此后我进京上访回沪，因前次原因，要求府村路领导（206）负责人，为了我的生命安全，改为责任单位闸北区法院来接送我回家。

 

 

闸北区法院立案庭信访组李乃典，在我每次进京上访回沪接我时，我多次向他提出，我要立案，我要告黑监狱“友放浴室”，李乃典问我，是谁把你母亲送到“友放浴室”的，我说是北站街道陈平一伙人，他说不可以立案，我又问：告街道政府能立案吗？他说：北站街道是政府，你不可以立案。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那是数百年上千年的陈年故事，当今世界以法立国，党和国家创导和谐，然在和谐的下面一幕幕见不得人的勾当，叫老百姓心寒。

 

 

我，一位上海普通市民，母亲维权上访，被闸北区北站街道陈平一伙迫害致死，我为母申冤进京上访，又遭迫害坐牢一年半，遭成终生残疾。真是无处申冤，求诉无门啊！我究竟触犯了哪条法律？没有。我是犯了天规？我想为冤屈而死的母亲申冤。政府的某些官员几个伪证加上推断，我就坐了一年半牢。服不服？太现实也太残酷了。我不得不服。冯正虎先生的倡议，合乎民众，合乎国情，更合乎历史潮流。国无本而不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乃立国之本，万民所愿政府岂能视至为儿戏。

 

 

我要立案，为母申冤；我要立案，为我的冤屈讨个公道！

 

上海长宁区江苏路480弄76号             

手机：13601929155

王扣玛

2011年1月21日

 

张建中(反腐义勇军）

 

天津开发区（滨海新区）法院在受理张建中因实名举报腐败而遭单位开除的案件中，法院为了其既得利益权势的需要，参与并继续实施着对举报人张建中的迫害。法院人为的将这是与非的案件拖延至今已3年不判决，用其法官的说法是：法院只对已做出的劳动裁决做判决，而不是对是与非做判决。法院既然不对是与非做裁决，那么法院在明知举报人已被迫害的疾病缠身且还要抚养孩子的情况下却混淆是非故意拖延”立即恢复工作“的裁决的审理判决。其险恶目的不言而喻。举报有风险，反腐会丧命。争取人权、民主、法治、是我们的基本权力。

电话：13102240525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关于我儿子余荣辉与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等五被告产品责任侵权纠纷一案，坚决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07）新会民初字第830号《民事判决书》和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江中法民一终字第187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两审判决认定不清，以至适用依据判决结果显失公平，实在万难接受！于此，除前期已经向贵院递交的《申诉状》外，现发表如下补充意见：

一．众被告的行为完全表明了他们故意无视疫苗是具有特殊风险及环境脆弱性和使用专业性的生物制品这一事实。
1、根据卫生部和国家药监局关于疫苗的生产规范（国标），均已规定了疫苗的生产、运输、储存、注射前必须要保持2-8°C恒温下进行。原因是疫苗的储存与运输的温度稍有差错，则疫苗的生物就会变异和改变，后果是极其的严重。因此，五被告的产品在流通环节中最少达八次以上之多，即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以下简称被告一）的生产线→成品储存仓→途中冷链运输→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被告四）的采购与监管→广东省江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被告三）的供应与储运→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被告二）的储存与分发→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中心卫生院（以下简称被告五）的领用与销售→学校接种注射。本来各个环节一定要有恒温记录，但五被告在两审法庭上均无法提供让人可信服的证据证明其产品在众多个流通环节中均必须保持2-8°C的恒温记录。
2、被告五提供的《冰箱温度记录表》（质证1），既混乱又矛盾，十分不符合制冷之常规。因为任何一款家庭式的冰箱只有一台压缩机制冷，且已调教好的自动恒温读数基本是定温的。因此，冰箱内每天的温度大多数应该是相同的，若有相差也会不大。如果有升降，温度也只会同方向同步进行，绝不可能出现制冷格温度下降而保鲜格温度却上升之道理，这是每个现代人都懂得的物理常识！就好比一个人走路，绝对不可以同时向相反的方向行走一样。可被告五的《冰箱温度记录表》每天的温度有时同步升降、有时却持相反方向。其储存疫苗专用的 “华凌” 冰箱更出现多日记录―8°C至－20°C的温差；“夏普” 冰箱温度又升降不定，这绝对是不正常的奇怪现象。而且，被告五的《冰箱温度记录表》却录得2005年12月30日和31日（本月为31天）的温度均为空白，全年每天也只有一次记录。那么，其多个上级主管部门的众被告每天的上下午两次温度记录肯定是“画蛇添足”。要么，就是被告五严重失职，简直视所有接种者的生命健康如无物——这是严重的玩忽职守罪！
3、被告三提供的《冰箱温度记录表》（质证2），全年只有34天上下午的温度相同。而且有多天上下午温度差别颇大，每天之间的恒温也是飚升骤降。这除非是人为不时反复地开、关门所致，但其毕竟非是门庭若市的小卖店!可被告二提供的两份《冰箱温度记录表》（质证3）中，一份全年却有242天上下午的温度相同及另一份全年有266天上下午的温度相同。这样，我们应该相信哪份是真哪份是假？而且，众被告提供的《冰箱温度记录表》都是分别出于同一个人的笔迹。同时，还可以看出全年的《冰箱温度记录表》是一口气写成的。这正好说明他们根本没有做好相关的记录，全是临时骗造出来哄人的废话！难怪2007年12月15日，南方电视台恰恰爆出被告四的冷链库被查出26720支有问题疫苗，并有7000多支已流向广东八个城市……这一惊人报道着实令人极之担忧！从而再次展现了被告四众多主管全省防疫系统的高官那官老爷之作风及监管疫苗流通的专家们是完全窝囊与无能！
由此可见，五被告的产品质量绝非是按严格要求而确保冷链，大不了只是其产品的冷藏点罢了。因此，五被告负法定免责举证责任的证据链根本无法形成；根据《产品质量法》第41条规定产品缺陷的法定免责事由也无法举证。所以，五被告因产品缺陷所造成人身损害的侵权行为是成立的，须负连带赔偿责任！ 

 二．被告一提供原审法院的答辩之《关于余荣辉病例的调查报告》错漏百出，根本无法对号！
1. 我儿子原始的《儿童计划免疫证》（证据3），卡册编号930518记录了我儿子于1994年7月22日接种“卡介苗O•T反应（+）”及1998年10月12日的“乙肝疫苗加强针”。但比对被告一出示的《免疫接种情况调查表》（质证5）里面却只字没有这些记录。这是明显造假！
2. 被告一出示的《免疫接种情况调查表》伪造记录了我儿子于2000年9月12日接种的 “白破二联疫苗”。可比对我儿子原始的《儿童计划免疫证》的接种日期和接种者的签名却是空白。这是再次造假！
3. 被告一出示的《免疫接种情况调查表》还伪造记录了我儿子于2000年10月12日接种的“风疹疫苗”。而比对我儿子原始的《儿童计划免疫证》的接种记录根本连这个专业的名词在哪里也找不到。这更是数度造假！
于此，我清楚地告知：我儿子从小接种的所有疫苗，都是我用么托车与爱人一起带着远赴4公里之外的南朗村的卫生院接种的（这是我们几个自然村指定的接种点）。而且，每次不论接种什么疫苗，都必须要附上我儿子那原始的《儿童计划免疫证》，并由防疫站的工作人员核实填写。否则，就会拒绝实施接种。可见，众被告竟然这样涂改而另生接种记录结果的可耻行为是极其恶劣的违法行为！着实令我深感不寒而粟，恳请高院严厉查处！！！
4. 接种疫苗的当天下午，校长发现有多人接种后发烧等不适，马上去电告知被告五却没有任何处理，只回电交待要他们多喝些开水好自行缓解。就这样，我儿子及多名同学因此按照校长的吩咐停课，留在教导处休息和不停地喝水。而且，我儿子一直断断续续发烧，直至恶化住院抢救……这一切变化过程，多份《调查报告》却完全没有调查记录显示。还有，事情发生至今，我们这些疫苗受害者之家长们，包括学校的校长、老师和同学等等，也没有一个人接受过任何调查。显然是调查组多份清一色的《调查报告》完全是编造出来的，更是众被告一整套自圆其说之表像！也许，众被告的背后肯定还牵隐着更大的文章！
5．退一万步讲，按照被告一提供的《关于余荣辉病例的调查》，称我儿子在当天接种后观察30分钟未见异常反应；而被告二提供的《预防异常反应诊断报告》称我儿子接种后观察后15分钟未见异常。就算这两种不同的时间记录差假设成立。但众被告提供多份抗辨词清一色诡称“患儿接种的‘A群脑膜炎球茵多糖疫苗’本身不含活的病原体，不具感染性。”倘若这一谬论又假设成立，接种单位根本上就不需要作任何观察，反而应该要好像其它服务性行业那样彬彬有礼地道一声谢谢。因此，众被告前后自相矛盾的淋淋种种，绝对可以肯定众被告早就漠视了所有接种者其中特殊个体必然具有危险性的感染率；也忽略了注射疫苗始终是身体外的一种异物而诱发严重后果的可能！可是，众被告诸多违法违规的事实，被告五却曲解成“司法打击其依法防疫的积极性”，那是根本不值一驳！

三．众被告对我儿子的人身损害结果有过错，理应要承担全部连带赔偿责任！
1．被告一、二、三提供的该疫苗《说明书》（质证4）叙述有短暂低热，局部稍有压痛感可自行缓解。可是，我儿子注射疫苗后当天就发生手肿胀痛，并伴有发烧和呕吐等不良反应。两天后又一直持续咽喉痛和不自主地用力眨眼睛及断续发烧至恶化住院，继而开始不停地抽搐和四肢痉挛乃至昏迷不醒。导致现在手脚变形而无法生活自理；说话不清、脾气暴燥而无法读书识字；经多家医院诊断是大脑中枢神经大幅度萎缩而高度影响智商和记忆能力倒退等严重的“脑膜炎后遗症”（证据1）；智力残疾评定为二级（证据2），日后完全无法自食其力……请问这样的发展是可自行缓解吗？况且，该《说明书》完全没有标明已经为临床医学证实潜在的风险。
2．疫苗是非常特殊的生物制品（即药品本身的病毒），也就是身体外的一种异物和人为的产品。但被告五在接种疫苗前却完全没有履行如实告知的法定义务，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六条及《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医疗卫生人员在实施接种前，应当告知受种者或其监护人所接种疫苗的品种、作用、禁忌、不良反应及注意事项，询问受种者的健康情况与及是否有接种禁忌等情况。受种者或其监护人应当了解预防接种的相关知识，并如实提供受种者的健康状况和禁忌等情况。医疗卫生人员应当对符合接种条件的受种者实施接种，并依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的规定，填写并保存接种记录。对于因有接种禁忌而不能接种的受种者，医疗卫生人员应当对受种者或其监护人提出医学建议。”
还有，《全国计划免疫工作条例》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医疗卫生单位和全体医疗卫生人员，均有执行本条例的责任义务。”第十三条规定：“凡参加预防接种的工作人员均需经过培训，明确目的，且有够高的责任心，严格的科学态度，掌握免疫程序、制品的性质、接种方法、途径和禁忌症以及反应的观察、处理方法，以确保工作质量。”第十四条规定：“预防接种前，要详细询问被接种者的病史，尤其是过敏史，必要时进行体格检查。凡有制品说明书规定的禁忌症者，一律不予接种。”
3、《执业医师法》和《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及《全国计划免疫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都对这种工作性质在可能给社会公众的人身和健康安全造成威胁的医疗卫生单位和全体医疗人员，都已明确要求他们对自己从事的工作负有严格的注意义务和持有十分谨慎的态度，尽最大可能地防止和减少损害的发生。可见，接种人员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如实告知、详细询问和认真检查等，这是法律法规“应当为”的行为。因此，被告五作为专业接种人员本应当具有高于一般人的注意义务。但是，被告五却没有按照法定的操作程序对我儿子实施接种。而且，被告五对自己的行为结果，应当预见或者能够预见而没有预见，又或者预见了却轻信能够避免这种结果的心理状态。自认为以往的接种史没事，就盲目地认为这一次也会没事，顶多希望可自行缓解。这种心理状态在被告五的举证和行为完全可以表现出来。正是由于被告五这种极不负责任的心理状态下给我儿子接种，以至发生了今天的恶果。所以，被告五对我儿子的损害事实存在主观过错，其行为完全符合过失要件。并严重侵犯了我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应承担全部不利后果！
4．对于整个接种人群来讲，被告五的过失也许并不必然造成每个人都产生与我儿子一样的后果。但是，对我儿子这个群体中的特殊个体而言，被告五的过失却必然造成我儿子残疾的恶果，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被告五违反了接种规范造成的。而世界卫生组织的百万分之二的感染率是指正常情况下对整个接种人群而言。可违反了操作规范就不同而喻了，那将给单个个体造成绝对是百分之百的后果。而作为法院应当从我儿子这个个体出发而不是从整体，这种损害后果的产生对于我儿子而言是必然的。而且，法律法规之所以对预防接种做了若干规定，就是因为预防接种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若不依照规程操作，就有可能导致接种事故的发生。如果把操作规程当成一纸空文，那预防接种的神圣地方就不再是预防病毒的地方而是屠宰场了，反正按不按照规范操作都不需要承担责任。
5．我儿子的法定义务就是预防接种，而没有义务、也没可能了解接种的一切禁忌。只有在专业的接种人员的询问引导下才可能向接种人员陈述自己的健康状况。你不问，别人怎会知道你想问什么呢？并且，询问了解和告知的法定义务是属于专业接种人员而不是我儿子。或者，就算假设我儿子的免疫功能稍有少许缺陷。可这也是以生俱来的，普通人根本无法识别那医学上的专业。所以，我儿子在此预防接种过程中根本不存在任何过错。而被告五的行为完全符合侵权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6、学校是作育英才之神圣的摇篮！决非医院规范性的接种门诊，也没有相关的医疗抢救设备，更没有国家任何法律法规的行文可以在学校给学生集体接种。而被告五身为免疫接种的专业人员，本应当必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预知，绝对清楚按照规定须在规范的接种门诊为受种者接种。可被告五只图方便与更好获利，妄顾疫苗潜在的风险概率和受种者的安全隐患，公然去到学校给学生集体注射疫苗。更没有为学生们做好事前的检查和测量体温，只是一个跟着一个地草率注射，明显是违规操作。并且，接种当天已有多名学生出现了不良反应，学校也第一时间知会了被告五。然而，被告五却没有任何危机处理，只电告是正常反应及自认为多喝些开水可自行缓解。就这样白白断送了我儿子最佳的救治时机。若果，被告五当初能及时有效地解毒和处理隐患，尽早减少危害，相信我儿子决不会有今天如此毁灭性且令人滴血落泪的恶果。这是被告五置国家法律法规视为一纸空文！从而更加漠视了我儿子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实在难以体现其医德何在！所以，被告五的行为实施是极大的违规故意，主观构成的违法行为完全成立，应负全部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责任！
 
四．被告一提供原审法院的答辩之《余荣辉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诊断报告书》（质证6）简直是自行武断！
1、2006年3月6日，在区卫生局六楼会议室有八人（被告二的副主任李秀莺；区卫生局的李科长；古井镇的尹宝裕镇长；被告五的法人代表陈谓文院长；以及后来担任被告五的诉讼代理人、古井镇司法所的梁健开所长；与我儿子接种同批号疫苗后得病致残的病童谭洁仪父母和本人）。当时，被告二的副主任李秀莺非常急速地再三要求我们申请医学鉴定。可区卫生局业务股的李科长却说他们的职能只是作某间医院的护士打错针、医生开错药方和手术出了问题等查处。我们一事不在他们的行政范围，也有没这个能力处理。最后，要求我们申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可4月5日区卫生局业务股的黄碧静股长致电我：“请到区卫生局取回你们的‘疫苗接种异常反应鉴定’申请表及一切材料，理由是市卫生局不接受我们的呈交。原因是我们的级别低，不适宜受理，不如你们自己上交市卫生局。”次日，市卫生局又推说我们这样做不合规程而拒收。如此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行政不作为，置一切申请材料还停留在我们的手中。就这样，可区预防接种反应诊断小组不知怎么会有我们的申请材料？竟然编织出如此既没有当事人申请的！又根本不符合《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办法》的法定程序，究竟内藏着什么玄机？相信任何人都心知肚明！然而，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十一.五”工作会议提到：“医药费昂贵，群众看病难，出现医疗事故，地方医学鉴定常常护短和偏帮医疗机构，这是屡次成为人民群众的矛盾。”他们这样顶风背着干，不是明摆着想草草了事与欺骗等等不作为吗！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了专家们闭门造车的一大改作——完全置我儿子的法律平台于践踏！更远甚于强盗所为的不耻！
2、假设我的申请曾经成立，相关部门也启动过鉴定程序。可是，职能部门本应有法可依却不遵守。
根据《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办法》第十九条：“负责鉴定的医学会应当根据受理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所涉及的学科专业,确定专家鉴定组的构成和人数。专家鉴定组人数为5人以上单数。专家鉴定组的人员由受种方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受种方人员较多的,可以由受种方推选1-2名代表人随机抽取专家鉴定组成员。推选不出的,由医学会负责抽取。”
第二十条：“鉴定组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一)受种者的亲属; (二)接种单位的工作人员; (三)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员;(四)参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的人员; (五)其他可能影响公正鉴定的人员。”
第二十一条：“专家鉴定组应当认真审查材料,必要时可以听取受种方、接种单位、疫苗生产企业的陈述,对受种者进行医学检查。负责鉴定的医学会可以根据专家鉴定组的要求进行调查取证,进行调查取证时不得少于2人。调查取证结束后,调查人员和调查对象应当在有关文书上签字。如调查对象拒绝签字的,应当记录在案。 医学会组织鉴定时可以要求受种方、接种单位、疫苗生产企业必须如实提供相关材料,如不提供则承担相关不利后果。”
第二十四条：“专家鉴定组可以根据需要,提请医学会邀请其他专家参加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邀请的专家可以提出技术意见、提供有关资料,但不参加鉴定结论的表决。邀请的专家不得有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情形。”
可是，被告二的法人代表杨宪辉、副主任李秀莺等二人作为利益参与方，既是专家诊断组的组长和成员，又是疫苗供应和销售的主要责任人却不按有关法律法规回避，反而没有我这个身为受种者的法定监护人的陈述和象征公平起见的抽选。所以他们的不作为是极大的违法故意。或者，地位显赫、位高权重的专家们认为我连最起码的哄人形式的权利也不需要。可我是合法的中国公民，应该享有为2008年北京“奥运”喝彩的权利！可见，众被告提供的《诊断报告书》简直鬼话连篇，明显是儿子闯出祸老子判的“霸王条款”之翻版！所以，强烈请求贵院依据事实，依法彻底否决五被告上述的伪证，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以儆效尤！
 
五．被告一提供原审法院的答辩之《谭洁仪、余荣辉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诊断会议纪要》（质证7）是直接骗人的数字游戏！
1、《会议》清楚指我儿子于2005年3月10日上午在学校接受被告五组织“A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接种，于同年6月5日因“发热、咽痛两天、嗜睡半天”入院。非也，日期绝对错误！他是2005年3月11日中午接种，被告五的原始记录也是2005年3月11日接种，可《会议》怎么会把时间改写了？而且，《会议》对我儿子注射疫苗当天的及其连续性的不良反应过程却只字不提。这又是数度造假！
2、《诊断报告》称“疫苗本身不含活的病原体，不具感染性，与疫苗接种无关”。以“发病潜伏期一般是2至3天，最长10天，患儿是接种后3个月发病”；同时，又以“发病时间一般在接种疫苗后1周至1个月发生，平均潜伏期为10天左右，最早为5天”。这正是他们一般性的认为而推卸责任！但这个计算方法既迷糊又矛盾，3个月之久应是60天以上，并且，我儿子注射疫苗当天已有不良反应并一直断续至6月3日恶化住院，就算相距3月11日接种疫苗那天最迟的也才两个多月，至3个月还差8天吧！专家们的计算方法真差劲、真丢人，怎不觉得面红！他们想拉大时间差的目的和用意，显而易见的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3、我儿子从来没有做过头颅CT检查，但区预防接种反应诊断小组不知如何调查会有“头颅CT检查未见异常”呢？而新会人民医院MRI检查（质证8）未见异常，谭洁仪的检查结果也是一样，可广州中山一院及南方医院的脑电图检查（证据4和5）都不约而同地显示出异常；而且，北京301医院MRI检查（证据6）和北京海军总医院都明确诊断（证据7）是“急性播散性脑炎”（脱髓鞘）。我真不明白，人体大脑本来指挥一切，但我儿子当时的病情这么严重，究竟是新会人民医院的MRI有存在它不足的地方呢？还是影像室的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更值得令人怀疑？若果这样，真与2007年8月9日《南方日报》爆光“齐二药”化验室主任陈桂芬连初一还没念完，从来没有学习过化学和医药方面的知识，也没有参加过相关的培训，化验员的上岗证也是领导从药监局“弄来”的而不相伯仲！
4、2002年4月4日由国务院公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明确规定了我国医疗事故法定鉴定机构是医学会。医学会应当建立专家库，专家库是由有临床经验、有权威、作风正派的受聘于医疗卫生机构或者医学教学、科研机构并担任相应专业高级技术职务三年以上的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也就是说医学会专家库的组成人员主要由本地区各个医院中的执业医生组成。虽然现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了“参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相关专业的专家，由医患双方在医学会主持下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但是这些专家之间，以及专家所属单位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甚至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和瓜葛。有些专家甚至就是出现医疗纠纷医院的领导。鉴定的主体由原来的父子关系变成了兄弟姐妹关系。并且，医疗单位、医疗人员与卫生行政主管机关又有着上下级的管理联系。而医学会虽然在形式上是独立的，但是其实际上也与卫生行政主管机关也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因此，由各大医院医生互相鉴定医疗事故，则势必无法摆脱“暗箱操作”、“院院相护”的嫌疑而难以服人。
这种极不公正的鉴定，除前文所述外，以下再次完全体现在我们的身上。2006年2月，新会人民医院爆出全院200多名医生中，有140多人收取20多家医药品公司回佣1083万元之丑闻及该医院院长方机的腐败行为更令人咋舌！可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诊断小组成员中，竟然有人民医院医务科主任李绍强；儿科主任林建国，两人绝对不会是该医院7成医药界败类行列之外！原因是他们身为全区规模最大，设备最精良的医院之科室的领导，也绝对不可能洁身自爱而同流却不合污！这样，他们还有什么资格稳坐专家之位而随声附和，早就应该引咎辞职了！因此，再次有力证明了众被告和一系列专家正在上演家喻户晓的《皇帝的新衣》之异曲同工的精彩演绎！

六．被告一提供原审法院的答辩之《关于余荣辉病例基本情况核实的报告》（质证9）辩称“调查组调查病房只有2人”是严重失实。
2005年6月7日，我儿子入住江门中心医院三楼儿科二区抢救室2床。同室3床的鹤山市的李文杰十四岁，同样是同年3月份在学校注射了“A群流脑疫苗后”至5月22日恶化入院，并确诊为“病毒性脑炎”。不久，由于负担不起昂贵的医疗费，不得不含泪出院。接着，新会区双水镇的谭洁仪十岁，6月13日二次住院并入住同室3床。同样是同年3月份在其就读的小学注射了同批号的“A群流脑疫苗”后恶化入院，也是确诊为“病毒性脑炎”。数天后从五楼ICU重症室转入住1床的恩平市第三小学学生孔明峰十一岁，也是同年3月份注射了“A群流脑疫苗”后至5月29日恶化入院，又是同样确诊为“病毒性脑炎”。因此，3张病床的病房是这样先后收住四病童。而台山市都斛镇的陈伟平十四岁，是后来我在其入住的广州市儿童医院互寻相识，也是同年3月份注射了“A群流脑疫苗”后至5月26日恶化入院，同样是确诊为“病毒性脑炎”；会城灵镇的梁嘉怡也是相互寻访认识，并得知她在2003年8月份注射了“乙脑”疫苗后恶化住院，同样是确诊为“病毒性脑炎”。因此，众被告的调查组显然是“上午来，下午走，中午一餐酒”的官老爷作风，或在豪华酒店里纸醉金迷下写成虚假而失实的《调查报告》来掩盖一切。想以此来降低与世界卫生组织接种疫苗后百万分之二的感染率！可是，新会区当年的人口总数才只有75万多人，其目的显然就是玩弄数字游戏！

七．众被告提供原审法院的答辩之《药品进出库》的记录十分混乱且矛盾百出！
被告三的《药品入库单》（质证10），显示其于2005年2月24日从被告四处购入被告一的产品5000支；《药品出库单》（质证11）显示于05年2月28日已分发给被告二并领用1000支和200支。可被告二提供的《新会区疾病控制中心药库单》（质证12）却显示其于05年3月3日才从被告三处购入该批产品1000支和200支。然而，被告二又提供的《卫生材料领用（调拨）单》（质证13）却显示被告五于2005年3月30日领用该产品1000支。但被告五只是新会区其中一个镇的卫生院竟然用这么大的比率。而且，被告五是2005年3月11日在背坑小学给我儿子免疫接种其销售的产品。这样，我们该相信哪份记录是真？明显是众被告自相矛盾地临时编造出来的！所以，几次调查组的所谓核实调查，全是吃屎屙饭，一派胡言！
 
八．被告一提供原审法院的答辩之被告四《关于江门市一起接种流脑疫苗后家长投诉的调查报告》的文件（质证14）简直是谎谬至极！
清楚记得2005年6月29日下午我们住院期间，被告二、三、五及双水镇防保科等一行人来到市中心医院二楼儿科会议室与我们激辩至晚上6时22分才离开。此时，早已过了公务员的下班时间。（卫生部强调，鉴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原因很复杂，对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进行调查诊断需要时间，不会马上得出结论。）可被告四的调查报告却能够“跨越时空” ，竟然于当天 “时光倒流”地称其是根据被告三的调查报告及组织专家讨论，而且又没有任何专家签名的调查报告（其署名日期是2005年6月29日），马上认定患儿与疫苗无关。殊不知被告三的调查报告却是2006年5月25日才形成的；而众被告多份的所谓调查报告最早形成的是被告二2005年12月12日《关于余荣辉病例的调查报告》（质证15）。这样一个还未受孕，尚需“怀胎十月”的专案调查，被告四竟然如此神通广大地未卜先知。难怪该中心当年的原所长罗耀星及疫苗组原组长蔡汉港等10人那“英雄未路”的疫苗受贿案如此震惊全国……原因是被告四既是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权威鉴定机构，又是销售疫苗的既得利益方。由此，众被告的调查报告向壁造虚和黑箱作业，是极其严重的伪造证据罪！
 
九．被告四提供原审法院的答辩之《温度记录表》（质证16）是严重造假与违法的事实，又是何等的雷人！！！
1、被告四在一审法院庭审时才呈交唯一的、又仅有一纸页码的冷库《温度记录表》，可其登记显示2005年2月全月均为一人：陈跃。这明显违背常理，该人绝不可能在整个春节期间（2月9日为大年初一）一人值班。而更荒谬的是，该份材料竟然录得2月29日和30日（全世界的公历当年2月份只有28天）的温度均为2°C的黑色笑话！一个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公然伪造证据到了如此明目张胆的地步，夫复何言！被告四这般嚣张与傲慢的行为，不仅漠视我儿子的一切不幸为草芥；更加极度蔑视国家神圣的法典和人民法院的庄严于无形，简直堪称是当代霸王之典范！可二审法院的《判决书》竟然袒护被告四是“存有瑕疵”，从而免除了其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和法律责任——实在令人对我国当今的司法感到无限绝望与悲哀！
2、被告四的法人代表：邓峰，该中心主任。还有副主任骆雄才，2008年5月3日，因涉嫌经济违纪等严重问题，被省纪检双规。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完全明白原来有如此诸多的造假，源头是出于这些主管全省防疫系统的严重腐败！
 
十．众被告提供两审法院的答辩之《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范徐丽泰来信反映问题的复函》（质证17）根本是无中生有的谎言！
2005年9月20日，我儿子虽从广州中山一医出院回家，但儿子小便还时有失禁，大便也一直需用开塞露帮助。所以，我放下生计，一直长时间形影不离地搀扶他，一步一拐又一跌地学走路，且话语不停地教他学发音；还不时一段又一段地讲述以往的趣事来引发他一点点的笑容；又天天背扶参半着他重复走访每一个可以去的地方，遥望着他前不久的老师和同学，目的是希望他稍有少许的依稀；在家又不厌其烦地想尽办法来引导他，希望能够尽快恢复他那将掉失落的自信，勇敢地步出家门，以免困坐家中而渐有自闭的倾向，从而祈盼他可以再次融洽同龄人的梦乡；每个月还要艰辛地背带着他远赴百里之遥的广州中山一医复诊治疗；还要无时无刻地含泪强忍儿子病后那“恶语伤人六月寒”的种种坏脾气……这一切的一切，村里人都看在眼里，更酸在心头，同情与怜悯之声及慰问之语络绎不绝！
故此，2006年8月22日首次去北京卫生部上访之前，我从未去过北京，直至今天也从来没有向卫生部写过任何一封信件。所以，我绝对没有于2005年11月23日前“曾多次通过来信、来访卫生部反映问题”！这是卫生部办公厅厚颜无耻地把根本无中生有的谎言开到香港，极其错误地欺骗十届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女士。而且，省、市、区关于我儿子最早的调查报告是2005年12月25日才形成的。可见，卫生部作为卫生部门最高的领导机构，竟然编织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实”。相反，是同样注射疫苗后得病的病童梁嘉怡的父亲，在此期间确有多次去信卫生部。而且，还不远万里从家中独自骑自行车，满怀无限的心酸和愤慨地穿洲过省，历时37天（2005年5月4日，只身离家出发，至6月10日到达北京天安门）才好不容易去到了卫生部信访，从而谱写了天地也为之动容的泪歌！可那时我们彼此还未相互认识。因此，铁证的事实更加有力印证了众被告不论黑白也是照抄不误，且毫不忌讳地造假连场。面对他们这样如斯，我确实泪干肠断而无话可说！。

公正严明的审判长、各位审判员：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念书不多，更不懂医学。可我们走到现在这一步，能够站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上与如此强大的权贵分庭抗礼，实属不易！
众所明白：我儿子那铁板钉钉的事实，都是众被告的“恩赐”和他们各种方方面面且不为人知及妙不可言的因素等，才导致我们无比可怕的今天和无尽的痛苦；才致使我们美满和快乐、正常和安稳的家庭陷入灾难性的困境和双亲自杀身亡的悲剧！更甚者是我儿子无法接受普通教育、无法面对以后来自社会及同龄人的种种压力。而且，还极大影响了我儿子将来的就业、婚姻和生活等严峻的问题。这种心理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将是终生无法消弭的……一切的一切，确实令人发指与汗颜！
可是，卫生部及省、市、区主管防疫系统的官员怕死，怕负责任，怕自己花钱买来的官像他们的顶头上司罗耀星和地位显赫的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等人那样成为阶下囚，一切化为乌有；更惧怕整个防疫系统因此而带来广泛的负面影响难辞其究。于是，五被告以庞大的关系网，百词砌辩、连同一气、互订攻守同盟；又以高姿态的优哉游哉和不屑一顾地胡乱编写虚假的《调查报告》及根本不成立的《诊断报告》来瞒骗世人。并残忍地要我们个体独自承担和牺牲——这是极为明显的强弱悬殊的又一表像！
我不说我儿子本应将会是一个鹤立鸡群，出类拔萃的可造之才。但他还未注射疫苗前的的确确曾是身体健康、品德优良、成绩优秀的在校学生。并且，于2005度荣获江门市第一届小学生“作文大王”杯比赛古井镇一等奖的《荣誉证书》（证据8）——这在学习和环境条件有限的农村学校实在是少见的！可惜，他的得奖作品《救救地球》现在已经永远地成为了他的绝笔！可见，众被告造成我儿子永久不可磨灭的伤害是一生一世的毁灭！是任何一个家庭都无法扛受！然而，二审法院仅仅判决被告一9万元和被告五3万元补偿金。这不但无法弥补我儿子的精神损失，就是对我儿子本身的治疗费用也是远远不足够。更何况还有我儿子巨额的后续治疗费及以后的生活费；还有他爷爷和奶奶两个活生生的生命之悲壮；还有我夫妻二人那不由自主地痉挛和撕心裂肺的疼痛……可两审法院公然屈从于强权而枉法裁判！实则是让五被告可以免责，并能够黯然违心地抽身离开！试问，现代推崇的法治社会的人权和公理、和谐与稳定何以见得？太阳的光辉及公民的尊严又如何体现？！而且，我们新会区的谭洁仪和梁嘉怡的疫苗系列案也是一模一样的判决结果。因此，我们誓死不服！
综上所述，由于两级法院审理全面错误，对事实认定不清，判决依据有误，导致我儿子的利益严重受损，以致作为已经影响一个花季少年一生的判决不该如此草率，亦明显缺乏公正性，确实令人痛心疾首！其次，五被告在预防接种过程中均已得到一定利益，且有以上诸多违法违规与造假及玩忽职守等关联性。因此，五被告因产品缺陷共同构成人身损害的侵权行为故意是完全成立，须负一切连带赔偿责任！所以，恳请高院能够依据事实，允分考虑当事人地位不平等和法律保护受害人的民法精神，彰显律法之公允依法改判，完全支持当事人所有的诉讼请求；完全支持当事人另外追加五被告100万元人民币的惩罚性赔偿；并彻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予以重罚！以此警醒和约束制药企业主和卫生事业单位牢记违法的巨大代价；以致加强其自律和社会责任感；以期为以后的孩子们建立一个更安全的社会，一个更安全、更人道的疾病预防与控制体系!!!
此致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余同安
2011年1月

 

我是张家港市杨舍镇东莱街道“东电迎宾旅社”的居民叫季留芳。我妻子叫季阿珍。我们夫妻俩为儿子季惠兵被民警保安殴打一事已连累我们一家人已九年了。影响到我们的三代人。

    事情要从2002年6月9日开始说起，东莱派出所保安李闯等六人私闯民宅（东电迎宾旅社），敲诈勒索不成，殴打了我的儿子，警察黄勇等人刑讯逼供迫使我儿子精神崩溃，得了精神分裂症，已达9年。住院医疗费花去好几十万，地方政府虽已支付一部分，但是我们家的经济已走向低谷，一个孙女的读大学的费用也是利用借资而成。

 

    我们老夫妻都已年过花甲，为讨公道，曾60次进京反映问题。地方政府为阻止我们进京上访，原东莱镇主管政法委工作的副镇长陈友生故意开车撞伤了我和小孙女，引起交通事故。陈友生为了逃避事故责任，破坏现场，买通交警，把交通事故不了了之。

 

    在奥运会期间，我妻子被地方关进了张家港市党校内暗设的黑监狱，并且封锁了全部消息，我被十八名保安长期跟踪监视，我生不如死。得知老伴被地方政府非法关押，音讯全无，生死未卜，绝望之余，我曾自杀过，因家人全力抢救，使我还活在人世间。

 

    我拘留过一次，我妻子曾两次拘留，两次关进黑监狱，我一次被关黑监狱，我女儿曾两次被拘留。最关键的是我夫妻为了举报张家港党校内设黑监狱事宜。地方政府视我夫妻俩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千方百计设圈套，2010年9月4日利用黑社会“安元鼎”诱骗我们上当，达到把我妻子送进劳教所。上访难，难于上青天，成堆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惨遭迫害。最最不可容忍的是张家港政法委造假说，我儿子原来就有精神病。这样恶劣的做法真是令人发指！

 

中央领导一再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精神，但张家港市公安局副局长章仁兴，杨舍镇综治办主任郭旷益，杨舍镇信访办主任曹建东他们狼狈为奸。公开扬言：“你们要弄清是非，是有生命危险的，你们要上访就是不让我们吃饭，我们就让你们死。政府既然造假，就肯定要造到底，我们张家港市有的是钱，什么事情都能摆平”。不是吗！我妻子的年龄已超过劳动教养所收取的规定年龄（六十五周岁）我妻子今年已六十七岁了，而且身体又有病，劳教所不是照样收下了吗？我妻子的劳动教养决定书不让我们家属见，我女儿为了讨要劳教决定书求见市委书记徐美健，被张家港公安关押在派出所17小时后，又关进拘留所7天。直到2010年12月7日我们家属才在江苏女子劳教所获得劳教决定书。2010年12月10号开始行政诉讼，到目前为止信息全无。我妻子原来身体很好，现在被折磨得高血压，每天要吃六颗降压片，记忆力下降，心脏跳动缓慢（见病例复印件）。以上人反映事实绝无虚假。我们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江苏张家港季留芳

201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