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在我家楼下的看守
三月十一日是个星期天，中午我被东关学校的人送回家后，简单地吃了点饭，就打开了电脑，可刚上了一会网，网络就断了。于是我给几个朋友打电话，介绍了我这几天的情况。正打电话期间，那位监视我的周主任来到了我家，他说：“现在正值两会期间，这几天回家后，你尽量不要外出采访、拍照，反正我们的车就停在大门口，你走到那儿，我们跟到哪儿”。当时我想，“看来他们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由于家中的网络被切断，为了把我被非法拘禁的消息尽快发出去，晚上七点多，在学校操场上散了一会步后，我就骑着摩托车到友人刘德军那儿去，他的网络还是通的，准备到他那儿发消息。刚一出学校大门，我就看到门口确实停着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在路上，这辆面包车紧紧地跟着我，一直跟到刘德军家的楼下。
到刘德军家后，我和他立即商量了一下，如何把我被他们非法拘禁的消息发出去的事情。正在发稿时，我们当地的一位民师代表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明天准备到政府门前去搞一个大规模的上访，准备打标语，老师们还自带被子，“在政府门口搞几天”。他要求我一定去采访拍照，我当时告诉他，“明天我争取去”。晚上十点左右，在德军那儿办完事后，我骑着摩托车准备回家时，一方面看到守门老头一个劲地盯着我看，另一方面看到那辆白色面包车仍停在门外。并且一直跟随着我回了家。当时，我还在想，“你跟吧，无所谓，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三月十二日一大早，我爬起来准备写一份致随州市曾都区教育局的抗议书（抗议他们前几天对我的非法拘禁），七点过一点正写期间，门铃响了，门外传来那位周姓主任的声音，我没给他开门，让他有事在门外说，他说：“你今天一定不要外出”，这句话他反复说了几次。八点钟左右，我的抗议信快写完时，门铃又响了，是东关学校那位女校长的声音，我让她等一会儿，她却一个劲地按门铃，并敲门，似乎事情十万火急，我把门打开让她进来后，她说的还是那个事，“今天一定不要外出”。
八点半左右，抗议信打完后，我朝楼下看了看，居然发现楼下站着三四个身影，其中就有前几天看守我的两个东关学校的职工。我要去的教育局就在我家的隔壁，我想到那儿去怎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刚下到一楼，那几个看守就将我拉住。我说我要到教育局去，他们说教育局也不能去，不一会儿，那位周姓主任带着人跑了过来，并且说教育局长就在学校一楼的办公室内，有什么事到那儿去谈。
来到一楼会客室后，果然里面坐着许多人，有随州市教育局的一位黄姓书记，有随州市曾都区教育局的那位曾局长、邱主任，还有曾都区公安分局的一位干部，这几个人我以前都和他们打过交道，所以认识。我首先对他们说：“我要到教育局去送一封抗议信”，他们说：“这儿就是教育局，我们局长都在这儿，有什么问题可直接告诉我”， 我说：“做事要有程序，我这封信要送交到教育局办公室”，但他们坚持说交给他们就行了，不必到教育局去。见到这种情况，我就把抗议信交给了他们。他们看完，又重复了前天关押时对我说的那些话，说他们的行为不属于“非法拘禁”。谈完抗议信的事后，我又和他们聊了一会儿。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他们讲到，“这次组织上是下了决心，我们成立了专班，一定要将你的思想转过来，一定要让你回到学校上班。我们这些人都是专班成员，现在我们不上班就专门搞你这个事”。“我们专门帮扶你”。我告诉他们，“我不喜欢‘帮扶’这个词，任何人都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你们的帮扶实际上是对人的的一种控制和洗脑”。谈了一会儿后，我准备起身回家，他们说“你不能走”，我问为什么，那位邱主任是这样说的“你是学校职工，现在是上班时间，没下班你不能走”，我说：“我早就辞职了，一年多都没上班了”。
下午，忙着接各方面记者的电话采访。在这期间，那位周姓主任领着一个陌生男子来到我家，周告诉我两件事，一是转达教育局领导的意见“只要你回去上班，工作可重新安排，教育线上的最好的学校，如随州一中你都可以去，甚至可以选择到其他部门行业工作；二、周指着他带来的那个男子说，这是东关学校刚刚调来的邹老师，只要你不回学校上班，他就天天贴身跟着你。对于第一件事，我的答复是，我不会搞任何特权；对于第二件事，我说道，跟踪监视一个公民是一种违法、丑恶的行为，你们还赤裸裸地告诉我，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晚上，我下楼到操场散步，那个邹老师果然（我怀疑他根本不是老师）在楼下，见我下来，他立即拿出电话，当着我的面肆无忌惮地给主子汇报起来，“他下楼了”，“正在往操场走”，“他又折回来了”，当时楼下还有许多住户。为此，我怒火中烧，大骂他“混蛋”。一怒之下，我到大门口准备找周姓主任理论，可守大门的人员却不给开门，并明确告诉我，上级说了，你不能出学校，至此我知道自己被他们软禁了。
三月十二日当局对我作出软禁的决定，有人告诉我，就是害怕我到民师上访现场去。考虑到已无法改变现实，又为了能顺利解禁，三月十三日，我一真呆在家里没有下楼，在家里看看书，写写文章。三月十四日，我了解到民师们的上访活动已经在昨天就完全结束了，可当局仍没有解除对我的软禁。下午，我下楼找到监视我的那批人理论，他们说要等两会结束，于是我又在家里呆了两天，3月16日下午，两会结束，可监视我的人仍没撤离。我于是下楼，径直向学校大门走去，两位年青看守立刻尾随在后，来到门口后，大门并没有锁（不断有人进出），只是合上了，我上前一脚将门踢开，门卫及后面的两名看守还没有来得及阻止，我就出了大门。见我出了大门，两个青年教师紧紧跟了上来，并对我说：“刘老师，你不要让我们作难。你非要出来，我们只好用强迫手段了”。我气势汹汹地对他们说：“我要买点东西”。说着，我很快来到了校门口附近的一小店，买完东西出来，那位周姓主任及东关学校安排的值班领导也围了上来。他们要求我回去，我对他们说：“两会结束了，你们还呆在这儿干什么！你们必须给我一个说法”。那位周姓主任说：“好的好的，我这就给局长们打电话”。于是我回到学位门卫室内等候，不一会儿，随州市教育局那位黄书记、邱主任匆匆赶了过来。在会议室内，我质问他们：“你们准备搞到什么时候？”，他答道：“这事我作不了主，我们要听市里的”。在随后的时间里，他们又反复要求我回学校上班。期间那位黄书记不断出去接听电话。见他们没有松动的意思，我就回了家，我该思考一下如何抗议了。
三月十七日九点多，我拿着一本书下了楼，直接来到看守们所在的那间会议室。见我来到他们的大本营，看守们眼睛不禁一愣，我只对他们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要二十四小时和你们在一起，饭是不用吃了”。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一直拒绝回家，大部分时间呆在那间会议室内看看书，也偶尔和看守们聊一聊，有时也到学校操场去遛达几圈。晚上，我就和看守们一样，用几张椅子拼在一起当做床。正好，看守们准备的被子有多的，我就拿来睡。会议室内有空调，看守们一直把空调开着，晚上睡觉倒还不觉得太冷。
三月十八日下午三点多，我正在会议室内睡觉，看到教育局的那位邱主任来了，和周主任谈了好一会儿。五点多，东关学校的那位常副校长也来了，在会议室内坐了好长时间不肯走。晚上，本来七点半换班的夜间看守提前一个小时来了。在这期间，我还听到他们说明天会有多名警察过来。所有这些，让我感到情况危急。在这被软禁的近十天里，我一直没把被软禁的消息发出去，主要考虑是不能节外生枝，影响解禁。但鉴于当时感觉事态恶化，我很快回了家，把我这边的情况告诉了媒体。
三月十九日上午，当局果然加强了监视，早上六点多，三、四名看守就守在我的楼下，随后我又看到那些局长、校长们都来了，只是没看到警察前来。到中午快十二点时，我发现楼下的看守们走了，那间会议室也关上了门。我猜测到，他们对我解禁了。在随后的时间里，我了解到，3月19日早上，五、六名警察来到了学校，只是他们一直守在大门口，没进到学校里来，所以我当时没有发现他们。解禁后，我终于了解到了相关的情况。原来，3月19日上午，随州市工业园（位于望城岗村，我刚报道过该村村民的维权活动）要举行开业庆典，当局原计划是在两会结束后解除对我的软禁，因为这个庆典，他们将解除时间推后了三天，并于19日加强了对我的监控。
据现在了解的情况，随州市当局这次对我采取行动，是因为我们的维权活动触动了他们的利益，让地方官员们感受到了压力，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正值“两会”特殊时期，地方官员们生怕出事。噩梦般的十二天（3月8日—3月19日）被剥夺自由的日子结束了，它让我体会到了专制的野蛮与残暴，但这一切并不能摧毁我的信仰和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