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观察工作室2011-6-10消息：今天，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维权人士、公民记者赵玉新案在德州市中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审理，赵玉新被判罪名成立获刑四年半。
据赵玉新的儿子小赵告诉本工作室，今天的庭审从上午九点一直审到下午三点，开庭前赵家只获得了三个旁听名额，逼得赵玉新的女儿向法官下跪后才又增加两个名额。最终，赵玉新被判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成立。其中敲诈勒索罪被判四年二个月，寻衅滋事罪被判刑一年，二罪并罚合并执行四年半。
虽然相较于一审被减轻了十个月，但赵家人认为判决还是不公。赵玉新是一位民间维权代表，以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监督行政不作为为职业，采取到国家机关上访，互联网发帖，给国家领导人写信等形式，对夏津县近三十家机关单位进行过检举、曝光。赵玉新介入的案子包括工商局乱罚款，农行员工索贿并吃、喝、卡、拿、找小姐，医疗纠纷等等。
详情请见：
山东最牛公民网上发贴被以敲诈勒索罪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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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工作室2011-6-9消息：2011年3月6日茉莉花革命期间，因在北京西单拍照被劳教的公民记者、本工作室志愿者杨秋雨，近日在劳教所内身体状况恶化，他本人及家人要求检查身体被拒绝。
杨秋雨的妻子王玉琴告诉本工作室，昨天上午杨秋雨的妈妈突然接到北京大兴区新安劳教所杨秋雨管带民警的电话说，杨秋雨在劳教所内病了，腿红肿、溃烂，脚在流脓。王玉琴说，杨秋雨被抓时腿、脚就有毛病，现在送劳教所已一个月零四天了，一个电话都未打回家，她和家人要求探望杨秋雨一直也未获批准。
王玉琴说，她和律师早就提出为杨秋雨保外就医或所外执行，都没有批准。为此，她此前还去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申请游行示威没人理睬。
1、权利运动胡军面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审判
5月9日下午，新疆昌吉州公安局兴师动众到权利运动负责人胡军的租住地，向坐在轮椅上的胡军下达了昌州公刑监字[2011]001号监视居住决定书。在昌吉州第一号监视居住通知书中称，胡军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在监视居住期间，未经执行机构批准不得离开居住地、不得会见他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不得毁灭、伪造证据等等。似乎胡军“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已是板上钉钉，俨然把胡军租住的昌吉市大上海花园变成了一座监狱。
5月16日上午11点左右，新疆昌吉自治州检察院三名检察官将《委托辩护人告知书》送至权利运动负责人之一胡军的住处，称该院已收到昌吉州公安局移送审查起诉的胡军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的案件材料，现告知胡军有权委托辩护人。
2、揭腐记者齐崇淮刑满前再被起诉
山东齐崇淮因揭露山东省滕州市市委办公楼建筑项目奢侈浪费，其中又涉及贪腐成份，被有关当局报复，以敲诈勒索罪成起诉，判监4年，他将于6月25日刑满出狱。近日其妻子焦霞获滕州公安局通知丈夫将面临重新起诉，不可能按期出狱，令其家人团聚的希望成空。
在囚的齐崇淮曾给妻子通电话，指他上月底遭公安继续提审，罪名仍然是4年前的敲诈勒索罪，该提审是出于市委领导的决定，齐崇淮拒绝在告知书签字，并说要求委托律师为他辩护。
齐崇淮曾先后任职多间报社，2007年6月被捕时受聘法制早报。多年来一直敢于揭露官场腐败。齐崇淮报道滕州市委豪华大楼后遭抓捕，对他起诉敲诈勒索罪，2008年5 月滕州法院判他罪成坐监4年。
3、武汉维权人士周新宝一月内两次被拘留
周新宝的家人向民生观察工作室介绍，5月4日他接到一个据信是武汉杨园派出所的电话说，周新宝已从余家头的法教班转到武昌区青菱乡行政拘留所了。他又被拘留了，理由是他4月6日与其它访民进行了非法集会活动。
周新宝是4月14日晚被抓走的，武汉警方以其2008年的一次十五天拘留，当时因故只拘留了3天，因此执行剩余的12天。4月27日，12天拘留期满后，周新宝没有获得释放，而是关进了位于武昌余家头的“法教班”。
周新宝一直以来都对武汉访民、拆迁户的事情进行了很多关注。
4、山东维权人士孙万宝被抄家传唤
2011-5-3晚上，山东维权人士、经常在网上发贴的孙万宝说，5月1日中午他刚到济南长清后一会，被跟踪定位他的济南市天桥区刑警队以涉嫌“空格罪”，依据“空格法”传唤到成丰桥派出所。传唤期间，警察重点问到了孙万宝在脸书上发布济南袁静等人被抓的消息的有关情况。
当天晚上19点-20点，警察开车把孙万宝带到山东大学家属区37号楼2单元2楼2号房间进行抄家，当时抄走3台电脑。归还回来后发现损坏一台！孙万宝打天桥区成丰桥派出所电话后，称不是他们办理的案件！
在孙万宝收到的传唤证中，其涉嫌的罪名和依据的法律均为空格，孙万宝称之为“空格罪”、 “空格法”。在传唤了一天一夜后，孙万宝于5月2日中午获释。
5、湖北知名公民记者石野网上发文遭刑事立案
石野是湖北大冶人，从部队转业后一直致力于公民报道，关注了不少老百姓的事，并创办了石野焦点网（http://www.shiye007.com/）。为了掌握一手材料，石野曾长期卧底调查。石野的工作，因此得到了凤凰网等许多国内媒体的关注报道。
2011年春节期间，石野接到湖北省宜昌市一名叫董珂的女子血泪控诉称：年长其20岁的前夫、宜昌市政协委员、湖北陈守邦律师事务所主任陈守邦玩弄女性，长期对其实施家庭暴力，并致其左眼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失明）；鼻梁粉碎性骨折（经法医鉴定为轻伤），使董多处伤残。在调查掌握了大量证据后，石野在石野焦点网上发出了《宜昌名律师陈守邦遭前妻血泪投诉 指其包养情妇对妻实施暴力致伤残》一文，此文发出后得到不少论坛、博客的转载。
陈守邦为此四处对石野以“侮辱罪和诽谤罪”进行控告，2011年5月4日石野收到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的传票，得知自己成了刑事案的被告了，该案将于6月16日上午9时开放庭审理。
6、南京博讯记者孙林出狱和家人团聚
博讯原南京记者孙林（笔名：孑木）在5月29日上午8点半左右获释，和家人团聚。 韦石在第一时间和孙林电话进行了联系，从说话声音看，孙林身体还可以。
孙林说，监狱怕他带东西出来，内裤都没让穿。他还提到，在里面被监视的程度难以想象，连上厕所都有人看着。
7、艾晓明门锁被破坏 匿名电话昼夜骚扰
广州学者艾晓明近日连续受到各种骚扰，5月9日晚在其社交网站推特写道，大门锁被不明人士用502强力胶堵上。关门后无法打开，当日因赶火车，无法报警。5月10日返回前先报学校保卫处，后报中文系主任：手机遭“呼死你”一命呜呼，大门遭“粘死你”无从开启。她接受自由亚洲电台查询时称：“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所以我就接。接电话又没有人在里面说话。持续的打进来，很快打到50个，你要是不停机就能打到100，打到100，手机就停止计数了。”
艾晓明教授长期致力于民间公益及民间维权，近年制作了多套以民间维权为题材的纪录片，包括纪录太石村民主罢免村官事件的《太石村》，以及讲述河南艾滋病感染者的《中原纪事》，09年制作的5.12地震纪录片《我们的娃娃》，几乎每次拍摄过程都遭遇来自当局的阻挠。
8、倪玉兰律师在看守所病情加重
5月6日下午，倪玉兰、董继勤夫妇的委托律师经过多方交涉终于在西城看守所会见两位委托人。据了解，倪玉兰夫妇被警方带走时，在直接送往西城看守所的途中，倪玉兰坐在轮椅上因轮椅转动而受伤，到达看守所后也无法按时服药，因此律师见到倪玉兰时，她拄着双拐都无法站立。此前在倪玉兰被抓捕前，她的双腿正逐渐好转，不靠双拐支撑人已经能够短时间站立。
倪玉兰，曾在中国国际贸易总公司担任法律顾问，在正义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2001年北京各城区因为奥运“让路”而发生大规模的拆迁改造工程。倪玉兰居住的西城区大四条也在拆迁范围之内。2002年4月，倪玉兰用相机拍摄下邻居家遭强拆的情景，随即被警方带到派出所。当年11月，倪玉兰因“妨碍公务罪”被判一年有期徒刑，取消律师资格。2008年北京奥运结束后，倪玉兰自己居住的四合院遭强拆，倪玉兰再次被捕，并因“妨碍公务罪”被判刑2年
9、合肥维权人士周维林市府拍照被警方带走
5月24日上午10时许，维权网信息员周维林在合肥市政府采访并拍摄抗美援朝老兵上访图片时，被当地警方带走问话。
周维林是位残疾人，因工伤致残走上维权道路，担任维权网信息员后采写了大量维权报道，为帮助弱势群体维权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10、广州唐荆陵律师及其太太最新消息
今年2月被抓的广州维权律师唐荆陵现在仍未释放，至今已在押二个多月了。
唐律师被抓后，他太太汪燕芳也被失踪。据悉，汪燕芳在五•一前后获释回家，到现在家内家外仍被多人把守。近日有维权人士前去探望时，仅与汪燕芳说了几句话便被弄下了楼。另外，汪燕芳的多部电话仍不通，可能已被切断。
据介绍，由于此前在唐荆陵家中搜出了别人在他家放的标语，使问题变得复杂。有消息指，唐荆陵的案子将审查到六月五日后。
11、黑龙江赵景洲被行政拘留
5月16日凌晨，黑龙江哈尔滨市维权人士、长期关注访民权益的赵景洲被哈尔滨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行政拘留7天。
5月15日赵景洲与几位朋友前往哈尔滨防洪纪念塔前散步，赵景洲在将自己被强拆的冤情书写到墙上时，被警察带到通江派出所。到晚上哈尔滨市公安局国保支队长将赵景洲的妻子陈惠娟与朋友廖诚也带到了该所，对他们进行审问，主要追查他们是如何前往纪念塔及其到塔下后的经过。审问直到当天凌晨3点。通江派出所警方向赵景洲及另一公民于唐枫宣读了行政拘留通知，赵景洲被行政拘留7天，于唐枫被行政拘留10天。并对陈惠娟与廖诚提出警告。随后赵与于两人被带走，赵景洲被关押在哈尔滨市道里区鸭子圈附近的拘留所，陈与廖两人被放回。
12、北京杨秋雨被送劳教所服刑，身体状况堪忧。
在茉莉花集会期间在西单广场拍照，被以“寻衅滋事”处劳教两年的北京维权人士杨秋雨，5月5日早上被转到劳教所服刑。他妻子王玉琴向记者指，他5月6日下午到看守所探望丈夫时才获告知丈夫已被转往劳教所，由于丈夫在囚期间患上严重皮肤病，至今仍没有得到治疗，王玉琴批评当局不人道。她说：“他们根本不通知家属，我到看守所探丈夫揭发他皮肤病很严重，双脚的皮肤全溃烂，不得治理，现时更被送往劳教所，太不人道了。”
13、下岗女工刘萍独立参选人大代表被警察骚扰
以独立身分参选人大代表的江西下岗女工刘萍5月11日对BBC中文网说，她受到警察骚扰，不敢出门，警察就守在门口。
她说，11日她在住处附近的公共场所发表演讲，解释对公民参选人大代表的权利和意义的看法。
刘萍说，有上百人听她演讲。她说，她“要为百姓发声，为百姓请命”。
她通过电话告诉BBC中文网，警方警告她，她的行为构成违法，因为中国法律不允许竞选拉票。刘萍曾关注了不少当地访民、下岗工人的事情。
13、成都链子门十被告维持原判 律师被驱逐法庭遭拘禁
成都“链子门事件”中黄晓敏、鲍俊生、陆大春等十名维权人士，在去年一审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分别判处一年管制至三年有期徒刑后，5月10日乐山法院二审 “维持原判”。而陆大春和代理律师冉彤被逐出法庭，指律师没有按时递交代理通知书及扰乱法庭。
成都“链子门”事件起因是“冤民” 们不满各种征地拆迁行政诉讼及民事纠纷判决，长期信访无果，最后“冤民”们聚集在一起，希望通过以“铁链子”行为艺术，争取合法权益，引起社会关注。
2009年2月23日上午9时许，维权者到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外，用铁链将手锁住，呼喊口号，抗议法院司法不公，结果被捕。去年11月下旬，乐山法院一审宣判第一被告鲍俊生三年有期徒刑，曾理和黄晓敏被判两年半，徐崇丽被判一年管制，刘继伟解除拘押，曾荣康、幸清贤、严文汉、陆大春都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
14、北京许志永“被失踪”
北京法律援助组织“公盟”负责人许志永5月20号下午“被失踪”，他的失踪在北京引发很多曾经得到他帮助的弱势群体的不满。
许志永5月20号下午向同事发了一条手机短信称：“我已被带走，郊外。”目前他仍无音讯。
事件引起正在北京聚会、研讨农民工子女平等教育权的近百名家长们的愤怒，他们即时发出集会短信，表示要集体去北京市公安局“要人”。
15、国际组织关注中国公民记者人权状况。
5月17日，国际记者联合会发布新闻稿，关注了中国公民记者的人权状况。
相关网址：http://asiapacific.ifj.org/en/articles/citizen-journalists-targeted-in-china-suppression
公民记者论坛
2011-6-3
以下是公民记者网络论坛记录整理的中国各地公民记者2011年4月的人权状况：
1、独立纪录片制片人艾晓明教授被传询，以下是艾教授当日发布的相关推文。
艾晓明：我回来了。公安拿着推文说前几天那个什么推翻腐败的政党是我推的吗？我说当时我就告诉大家那是其他人跟着改的，那不是跟陷害王译一样吗。别的，就是为艾未未呗，文章煽动了呗。各位你们该干嘛干嘛，我煽动得了你吗？（2011-04-06）
2、黑龙江维权人士刘杰仍被关押，以下是刘杰的自述：
大家好！我是刘杰，我现在黑龙江省逊克农场，两会召开之日，北京公安局把我卖给当地，各级政府不解决访民的问题，拿着访民的问题，做交易，办案人向贪官敲诈勒索钱财，回去报功作假报告请功。从上到下没有公正，在中国没有公正，凡是官都贪，不贪当不了官，执法人员卖法比走私还厉害，胡锦涛、温家宝下令解决问题也是空话，落实不下去，贪官不听他那套，我回来中央下令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侦一处的李处长于3月8日到逊克农场调查我的案件，把我的材料拿去没戏了。
我在逊克农场还被限制人身自由，两名治安员看管我，手机被截访抢去不给，公安局不给我办理第二代身份证。我的退休已经三年了，没有身份证无法办理工资卡，没有生活来源和生活费（2011-04-06）
3、北京倪玉兰、董继勤夫妇双双被刑事拘留。
2011-04-07凌晨一点左右，北京维权人士倪玉兰、董继勤夫妇居住的北京市西城区御鑫宫宾馆，突然来了三、四十名警察，其中有西城区分局的孟姓警察和西城厂桥派出所的片警等人。倪玉兰、董继勤二人随即被带走。倪玉兰、董继勤夫妇被抓走后，其所住的御鑫宫宾馆108室被贴上封条，有保安在此值守，凡是有人靠近保安就会上前盘查。
2011年4月13日上午，倪玉兰律师家属收到来自西城区公安局的拘留通知书。通知书说倪玉兰因涉嫌“寻衅滋事罪”于4月6日23时被刑拘，现被羁押在西城区看守所。随后，又传来了董继勤老师以同样罪名被刑拘的消息。
倪玉兰因拍照拆迁被打残，后她家也被强拆。倪玉兰、董继勤夫妇遭拆迁无家可归的遭遇曾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曾两次看望他们。
4、公民记者周莉下落不明。
据周莉的朋友讲，3月27日有邻居看到周莉的住所附近有警察，还停着三辆警车，大约下午四点左右周莉被警方带走，她赶到时看到周莉家中的电脑被抄走，屋里一片狼藉。周莉的朋友先后联系了当地派出所和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对方都表示不知情，她怀疑带走周莉的是北京市国保，她说周莉自去年8月获释以来，一直处于警方的监视之下，很少外出，这次也没有参加过“茉莉花集会”。周莉年幼的儿子现在虽然有保姆照顾，但是非常想念妈妈。
据维基百科，周莉也是一位通过网络进行维权活动的公民记者。2007年3月，她在北京市崇文区（今东城区）红桥地区“六号地”做了一次城市拆迁方面的法律法规咨询，致使“六号地”强制拆迁流产，引起轰动，被民间称为国内十大维权案件之一。她近年参与了多起民间维权活动。在湖北“邓玉娇案”期间，周莉和数位维权人士亲赴湖北巴东，在旅馆内遭到暴力袭击，并被当地警察强行驱赶。但周莉和维权人士顶着压力，在网络的声援下使得邓玉娇获得释放。此后2009年8月，周莉又赶赴昆明，调查了解轰动一时的“小学生卖淫案”，在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被抓捕。2009年8月12日深夜周莉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后超期关押，2010年5月4日，原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周莉有期徒刑一年。法院认定，周莉于2009年3月31日至4月10日期间前往北大找医学教授孙东东看病，是煽动访民到北大闹事，造成北大周边秩序混乱，构成“寻衅滋事罪”。
5、上海沈佩兰申请游行遭重点监控。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的公民因失地和不满上海闵行区区长、检察院院长、区人大主任、上海市国土规划局长及上海市人大主任的官僚作风，愤起使用了宪法和人大组织法赋予公民的权力，开始对上述官员漠视人权，无视法律的不作为等恶劣行为进行罢免动议的启动，目前已进入对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曹建明和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的罢免程序。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沈佩兰是该次罢免活动中申请示威游行的负责人，她曾先后五次到上海市治安总队递交申请，被对方拒绝。4月8日，政府开始派员24小时对沈佩兰死守，一辆白色面包车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围堵沈家唯一的大门出口，车内躲藏着七八人。车号：沪CE9458。据马桥镇办事处的公务员透露，他们是奉上海市长韩正的命令，对沈佩兰实行24小时死看死守。
沈佩兰曾因举报马桥镇政府在房屋拆迁征地中的违法行为而屡遭打压，被拘留、被关押多次，被镇信访办王磊峰殴打，手指残疾。
6、北京维权人士王荔蕻被逮捕。
北京维权人士王荔蕻3月21日晚被警方从家中带走，电脑、光盘、书籍等物品被没收，警方指王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关押于朝阳区看守所。
后王荔蕻的亲属从朝阳预审处得知：4月20日下午王荔蕻已被检察院批准逮捕，涉嫌罪名是“寻衅滋事”，后罪名又改为“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
7、权利运动负责人张建平继续遭监控与骚扰。
2011年4月23日，在江苏常州的权利运动负责人张建平再次被上岗。其家附近出现多名监控人员，张建平并不知这一状况的出现的原因，他说自己近期没做什么“破格”的事情。另外，对张建平持续了一年多的电话骚扰仍在继续。
8、刘飞跃家中宽带网络被切断。
4月30日刘飞跃家中宽带网络开始发现不通；5月1日早上刘飞跃发现常用的手机和传真座机同样无法使用。
随后刘飞跃与随州铁通公司（网络报务商）交涉时，对方明确表示随州市综治委4月29日很正式给他们去函，指刘飞跃上了非法网站，指令取缔刘的网络。铁通公司当时告诉刘五·一上班后去他们公司，退还已交的网费
9、安徽维权人士周维林被上岗。
2011年4月24日，安徽维权人士、维权网信息员周维林发现自己被人上岗，一举一动受到监视，周先生当时同样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
10、武汉周新宝遭拘留、关法教班。
周新宝是武汉的一名拆迁维权人士，最开始为自己的问题而维权，后来关注了不少武汉访民的事情。
4月14日晚周新宝被武汉警方抓走，武汉警方以其2008年的一次拘留（期限为十五天），当年因故只拘留了3天，因此这次执行剩余的12天。4月27日，12天拘留期满后，周新宝没有获得释放，而是被关进了位于武昌余家头的“法教班”。
11、山东孙万宝被传唤。
5月1日山东通讯维权人士、公民代理人孙万宝中午刚到济南长清一会，被跟踪定位他的济南市天桥区刑警队以涉嫌“空格罪”，依据“空格法”传唤到成丰桥派出所。传唤期间，警察重点问到了孙万宝在脸书上发布济南袁静等人被抓的消息的有关情况。
当天晚上19点-20点，警察开车把孙万宝带到山东大学家属区37号楼2单元2楼2号房间进行抄家，当时抄走3台电脑。归还回来后发现损坏一台！孙万宝打天桥区成丰桥派出所电话后，称不是他们办理的案件！
在孙万宝收到的传唤证中，其涉嫌的罪名和依据的法律均为空格，孙万宝称之为“空格罪”、 “空格法”。在传唤了一天一夜后，孙万宝于5月2日中午获释。
2011年3月28日第三期公民记者网络论坛在SKYPE上进行，以下是本期限论坛收集整理的2011年2月底至3月28日国内公民记者的人权状况：
1、沈阳公民记者孙海洋遭公安局报复劳教后又“学习一年”
沈阳公民记者孙海洋1月25日被沈阳市公安局以嫖娼为名行政拘留十五天，至今被非法羁押在沈阳四台子看守所，警方告诉其家人“孙海洋要学习一年”，没有出具任何法律手续。
2、1984BBS站长 “张书记” 张健男被抓。
1984BBS站长 “张书记” 张健男三月二日被从家中带走，警方对其家属口头称“拘留”理由张涉嫌“非法游行示威、集会”，但一直没有出示书面通知，目前他被关在海淀区第一看守所。张建男创办的1984BBS 以反抗新闻审查知名，常有网友在此站发布被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审查机关删除或者禁止发布的新闻，聚集了许多中国大陆媒体人。此外，1984BBS技术员马贺（网名“库存袈裟”）3月3月在成都失踪
3、胡军被国保以送医院治疗的名义囚禁
新疆维权人士、民间维权团体权利运动发起人之一的胡军先生，自3月11日下午被昌吉市国保人员以帮其治疗褥疮为名“送”医院后，已整整两天与外界处于失去了联系状态。
4、郑大靖被关黑监狱
2011 年2月27日上午近8时，来自辽宁省和湖北省襄樊市的12位访民，由北京西站下火车后，直奔北京南苑红房子北马路找住处，郑大靖接到电话后，就马上乘车赶到帮忙四处寻找住处，没想到被当局布下的眼线盯上，向警方报警，随即，郑大靖一行13人被两名警员堵截到一处小旅馆院内后，马上调来8位警员对访民身分确认登记并拍摄，再强行押送进北京市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关押。
5、上海沈佩兰遭严控。
沈佩兰：从2月24日开始，上海市马桥政府每天派4人24小时在我楼道口把守。今天更上重兵把守，平时4 人，今天增加到有数十人。我早晨6点打开电脑时发现被断网，直至傍晚。约9点，警察敲门试图进门，我开门见警察，拒绝他们进门。
6、杨秋雨被抄家抓捕。
2011-3-9消息：北京维权人士杨秋雨被抄家，当地警察说杨秋雨已被刑事拘留。
7、王玉琴被殴打
2011-3-5消息：租住在北京房山区窦店镇的维权人士、公民记者王玉琴继续受到严密监控，当她试图走出家门时即被多人殴打。 王玉琴下午给民生观察工作室打来电话说，她这几天都被窦店镇派出的多名人员严密地看着，一举一动受到监控。由于被控在家中烦闷，今天下午王玉琴出门准备溜溜湾，可当她刚一出来，四、五名年青男子即冲了过来对她进行拦截推搡，王玉琴身上多处被打。
8、刘杰被软禁。
3月8日维权网信息员辗转获悉，黑龙江农垦维权代表刘杰与丈夫付井江先生在被当地截访人抓回后，目前被关押在黑龙江农垦总局逊克农场招待所中，他们夫妇手机被截访人抢走，与外界无法联系。
9、肖勇被抓回老家湖南。
今天（3月9日）下午2点半左右，湖南籍在广州的维权人士肖勇被湖南邵阳赶到的国保带走。
10、成都公民记者幸清贤出狱被拷至贵州 呼吁关注救援
2011-3-6消息：在成都链子门事件中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两年的公民记者幸清贤（网名徐亮），于2011年2月28日被释放时，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国保将他接回成都后，又将其拷到贵阳，丢在贵阳市南明区公安局门口。
11、重庆穆家裕久不撤“岗”。
公民力量-穆家峪：2月19日至今， 我被软禁控制超过一个月了，每天24小时，9个以上国保，不知啥时候结束。
12、天津张建中被软禁。
天津张建中自2月26日由于“两会、茉莉花”，被天津河北区墙子派出所软禁黑监狱以来，于2011年3月15日被送回临时住处，暂时获得自由。
13、郑创添被刑事拘留。
广东郑创添于2011年2月26日下午，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现仍在押。
2011-03-28
民生观察工作室按：在目前的中国，“不稳定分子”们经常受到各种监控而失去人身自由，这些监控包括被跟踪、被监视、被窃听、被旅游、被失踪、被关押等等。可能我们暂时改变不了这一切，但我们可以将它们曝光在阳光下，曝光也是一种抗争。
冯正虎先生是国内知名维权人士，常年因受到各种监控、关押而失去人身自由，其中最近一次发生在2011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2011年3月24日，本工作室刘飞跃专访了冯正虎先生，分享了他反监控、不屈服，应对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心路历程，下面是访谈全文：
刘飞跃（以下简称刘）：首先请您讲一下您是哪一天被带走的？当时的情况如何？
冯正虎（以下简称冯）：2011年3月3日上午8：30左右我在家吃早餐时，上海市国保局警察张某某（每次率队来我家抄走电脑，但是连姓名都不敢告知。）、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警察陆巍峰率领五、六名警察、社保人员闯入我家，出具五角场派出所的传唤证，其传唤案由是“因你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社会秩序”，实际上我从未做过任何涉嫌违法的事。我被传唤已不计其数，其理由一律是“涉嫌以其它方式故意扰乱社会秩序”。什么是“其它方式”就是什么方式也没有，是国保警察非法抓人报复的一个借口。当日又一次遭受抄家，抄走一台电脑、一部手机，这是我一年内被抄走的第十台电脑。
当日约9：00我乘警车抵达杨浦区五角场派出所，被关押在询问室里，没有一位警察来做询问笔录，也没有任何人告知我究竟有什么涉嫌违法的行为，一直被关押至下午1：30许。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陶卫国与三位从上海保安公司雇佣来的保安人员将我从讯问室押到停在派出所外边的一辆普通桑塔纳小车上，与其他两辆小车一同驶向上海市崇明县的长兴岛。当日下午我被非法拘禁在偏远海滩边的一个“黑监狱”（鹿鸣农庄），每日24小时由7名便衣警察及保安人员贴身看守，直至3月21日被释放，整整非法拘禁19天。
刘：您当时对这个行动有进行抗议吗？
冯：我当场谴责这次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违法行为，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抵抗。一年期间内，我已经历5次被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违法事件，在“黑监狱”里我也曾用绝食或冲撞的行动方式反抗，但这次我极其平静地忍受非法拘禁的迫害。我清楚：向这些直接看守我的警察抗议是多余的，他们都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而为了养家糊口的工作不敢抗拒上级的命令。实际上，这些底层的警察及保安人员与我一样都被上级领导的权力绑架在‘黑监狱’里，也没有人身自由，仅比我多一个可以对外联系的手机而已，也是这个违法体制的牺牲品。
刘：您被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冯：我被非法拘禁的“黑监狱”，位于上海市崇明县长兴岛东部海滩边，在一个橘子园内的一家无人知晓的小农庄（长兴鹿鸣农庄，地址：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丰村永丰果园 电话：021-33801779），离上海市区很遥远。这个偏僻的农庄周围没有公交路线，晚上漆黑一片，除了周末有一些关系客人来聚餐，平时只有我们这些特殊客人。
我与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陶卫国、江浦派出所的社保人员老常及三位由国保警察雇佣的保安人员（退役军人）同住一间单独大套间。上海市杨浦区公安局国保处警察沈国良、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陆巍峰居住另一间客房。
没有执法凭证的三名警察与没有执法资格的四名保安人员在一个非法的关押场所拘禁一个合法公民。房间的窗户外加一层铁栅，门也是两道的，囚犯插翅难逃。没有电话，又在看守们寸步不离的监控下，受害者要向警方110、督察队或检察院报案求救是绝对不可能的。
刘：那里面的监控状况如何？您有点自由吗？看守们对您有不利或粗暴的行为吗？
冯：我被强迫失踪的一刻起，手机就被没收了，中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没有人身自由，不可以单独一人行事，一切都在看守人员的严密监控下行事，如同在监狱里生活一样，也可以看电视、看书、放风散步。白天我在农庄院子内散步，在房间里看电视，看守人员都贴身陪同。晚上睡觉，看守人员陪同，他们还要轮流通宵值班，用长沙发椅子顶住房间门，预防我逃跑。
看守们对我没有粗暴行为。我与他们相处很久，彼此比较熟悉，常有机会与他们谈谈法治的道理及社会趋势，他们虽然在做违法的事，但其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明事理的，不会死心塌地作恶。而且，他们明白：我若遭粗暴行为，肯定会拼命反抗，不惜同归于尽，这样反而不利于他们自己。他们也清楚：在这个非法拘禁的处境里，他们的粗暴行为会激怒被拘禁者自卫反抗，如果被拘禁者致伤或致死，就会追究看守者个人的刑事责任；如果绑架者或看守者致伤或致死，就是罪有应得、责任自负，指使违法行为的上级领导都会赖得一清二楚、推却责任。
我已曾经沧海，心平如镜，或许还有点国际知名度，所以在非法拘禁的处境中还能与看守人员关系相处得平平常常、不亢不卑，平安度过这个预先不知期限的非常时期。
刘：在那里他们让您做了些什么呢？在里面的生活情况还行吧？
冯：他们执行上级指令，把我关在农庄里与外界隔绝，限制我的人身自由，除此以外不要求做什么。他们对改造我这块石头已失去热情。我主张的“护宪维权”理念是处于正统、正道、正义的地位，而我的维权行动都是公开的、合法的，他们还能让我做一些什么呢？我一直公开主张：爱中国、坚守宪法法律、支持中共中央“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依法治国”的政治路线。国保警察总不会公开要求我反中国、反法律、反党中央吧。所以，他们也避开与我谈这些严肃的话题，免得双方不和谐，影响上级任务的顺利执行。
这次我也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随便他们关押我多久，非法拘禁的事实一旦成立，追究责任是迟早的事，没有必要与这些基层警察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安心，看守们也放心。我告诉他们：“我不会逃跑，也不会与你们作斗争。你们应该吃好、睡好、玩好，好好旅游一番。国家这么多维稳费，你们不用，也让其他人浪费了。”其实，这个偏僻地方也没有什么好玩，他们天天打牌、看DVD影视片、打康乐球来打发时间。
我早上起床后在农庄的院子里慢跑2-3圈，白天看电视或DVD影视片，与看守们一起看完九十五集电视连续剧《新版三国演义》，3月11日起天天观看中央电视13台播放日本地震新闻，为在日本的亲友及遇灾民众祈福。天气晴朗时，就在农庄院子里闭目养神晒太阳，或散步思考。每天的时间也过得很快，吃了中餐，又是晚餐，天天与看守们一起聚餐，四菜一汤。
3月2日也就是我被强迫失踪的前一天，我似乎预感到自己又会被非法拘禁，在当日的推特（http://twitter.com/fzhenghu）上写道：他们要把我作为假想的敌人，我也无可奈何，软禁也好，传唤拘禁也好，只好顺其自然，我暂时无法改变周围的环境，唯有先改变自己的心态，以平常心看待不平常的生活。
刘：您是哪一天获释的？获释的过程如何？
冯：3月21日下午我被释放回家。
当日上午上海市国保警察张某某与另一位国保警察从上海市区驱车抵达鹿鸣农庄，他们在杨浦区国保警察沈国良的陪同下进入我的房间，找我谈话。张某某说：“你有什么想法？”我告诉他：“在这个偏僻的农庄，一切很安静，我平静的连一点想法都没有。”他说：“你过去曾经被关过41天，这次还只有十几天。我们不能把你一直关下去。你想回家吗？”我告诉他：“你们有权力，想抓我来，我就来了，想让我回家，我就回家了。你们想关我多久，我就住多久。”他希望我谈谈想法，似乎要有一个释放我的台阶，但我已没有兴趣与他们玩这个把戏。我告诉他：“我们之间没有必要交流看法，你认为你们的做法是对的，我认为你们是错的，这种非法拘禁的行为要让第三人评论，而且不久的将来自有公论。”最后他自言自语一番，我就敷衍了事地只听不辩，谈话也就匆匆走过场。
中餐以后，上海杨浦区国保警察沈国良、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陆巍峰来告知我，下午可以回家了，并请求我回家后当晚不要出门，避免与我家门口的看守们发生冲突，明天可以自由出门。
下午1：30许，我被三名社保人员押入一辆普通桑塔纳车，由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陶卫国驾驶，前面还有一辆普通桑塔纳车带路，我们一行八人离开鹿鸣农庄直驱上海市区。我不明不白地被关押，又不明不白地被释放回家。
人回家了，但抄走的电脑、手机却如同没收一样，有去无回。在没有法治的中国，做一名国保警察是无限自豪的，可以随意抓人，也可以任意剥夺他人私人物品，没有法律可以制约其违法行为。我只好又一次破财消灾，回家后当即购买一台电脑，这是我的第十一台电脑。
刘：我知道您一直受到严密的监控，被失去自由很多次了。对这些行为您主张进行非暴力抗争，这也是我的主张，能让我们分享下您在这方面的体会吗？
冯：是的，我从2010年2月12日回国起，一直受到严密的监控，家门口每天24小时由十几人轮番站岗放哨，以传唤的方式被带入五角场派出所内限制人身自由的遭遇已不计其数，五次强迫失踪及关押在“黑监狱”，加上2009年2月15日从北京被绑架回上海非法关押在封闭式的旅馆房间里长达41天的这一次，我已经历了六次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事件。
我一直主张非暴力抗争，尤其在社会改革的这个层面，改革者绝不使用武装暴力，应当和平依法推进社会改革。但是，在具体的人权个案中，我不反对受害者的自卫反抗，甚至不惜用生命来捍卫自由权利与做人的尊严。
以被旅游或传唤名义绑架一些官员认定的麻烦公民，并将其长期拘禁在一个非法的关押场所，这种法律外的维稳办法现在很盛行，类似于2003年孙志刚致死事件前的收容遣送制度。更糟的是，这些警察实施的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举措，连一个政府部门文件的公开支持都没有，而是现行法律严加禁止的。
非法拘禁中遭受暴行，还是善待，其实是个次要问题，这仅仅关系到看守人员与受害者的个性及心理素质，因人而异。“黑监狱”不同于受法律监管下的监狱或看守所，囚犯没有人身安全的保障，关押期限与处境都是无法预期的，时时处于被绑匪撕票而无救援的恐惧之中，其精神受到极度伤害，而难以忍受的心理恐惧又会导致身体伤害，自杀或在暴力反抗中致伤致死。受害人突然失踪，而派出所又不立案查办，其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事件对受害人的家属及整个社会都是一种人身安全的威胁与恐惧。所以，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危害性对每一个受害者及其家属、周围的民众都是同样的。
警察不遵守法律，不走合法的司法途径去办案，而是滥用职权，利用非法拘禁的犯罪方式去监控公民，并授与没有执法资格的普通保安人员去行使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这表明社会管理的极度混乱，使国家处于危险境地。当然，在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已庄严宣告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的大好形势下，国保警察也只好偷偷摸摸、东藏西躲地实施这些违法手段，还要提心吊胆地担心玩火自焚的情况出现。对于看守们及指使者来说，这些被非法拘禁的麻烦公民，既是恐吓他人的人质，又是炸死自己的炸弹，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在关押中逃跑中致伤致死或与看守们同归于尽的悲剧事故。如果在非法拘禁中出现一个孙志刚、钱云会或杨佳，只要其中一件事故的发生，互联网上就会怒火燃烧，震撼朝野，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违法做法就如同当年的收容遣送制度招致数亿民众的谴责，一夜间顷刻废除，作恶的看守人员最后成了替罪羊。
我不喜欢不死不活、苟且偷生，要么壮烈的死，要么快乐的活。我应对非法拘禁的迫害有二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自卫反抗、以身殉法。我第四次被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时，曾试图这种方式。10月25日至31日是上海世博会闭幕期的指定参观日，我却又一次莫名其妙地被绑架到上海市的横沙岛，在海滩边的度假村里被非法拘禁一周。我被强行失踪的当日早上，妻子为了我的人身自由在我家小区门口与看守人员的搏斗中血染手指。为了抗议警察的违法行为，我连续三日（10月26日至28日）绝食，并写下遗言：“人无尊严，鸡犬同道。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一位国保警察小头目喝酒后威胁我，命令一位民警：“把冯正虎扔到河里去！”我当即冲上去，要求他们扔。若他们敢做，我就要与这位敢作恶的小头目同归于尽，成全自己做烈士当英雄的心愿，这是求仁得仁吧。但是，警察不敢，仅是酒醉气话。其他看守人员劝架，并自诉不得己违法的苦衷，使我同情这些底层警察的难处，放弃了与他们的直接对抗。他们不做凶神恶鬼，我也成不了烈士英雄。
第二种方式就是不抵抗、不屈服。受害者个人是很难改变这个普遍的违法现状，而且这些底层的警察也是无法抗拒上级的违法命令，法律已到了死亡的边缘，我与看守们及指使者都是这个违法体制的牺牲品。我暂时无法改变周围的环境，唯有先改变自己的心态。实施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权力是强大的，受害者即使抵抗，也无法改变其被非法拘禁的期限与处境，除非以身殉道。但是，我可以把苦难变为修炼，做到身体不抵抗，心理不屈服。难得糊涂，快乐坐牢；修身养性，来日方长。达不到心理恐惧的目的，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手段就失去作用。我失去自由时就休息学习，有自由时就继续战斗，揭露罪恶，护宪维权。最近一次我安心快乐地与看守们共度“黑监狱”的生活，因为我已清晰地看到中国的未来，光明即将到来。
这两种方法孰是孰非，因人而异，因时而变。非法拘禁中有许多不可预测的变因，我也无法保证自己是否会成为孙志刚、钱云会或杨佳，非要“我以我血荐轩辕”，但我希望我是冯正虎。中国绝大部分政府部门与民众希望中国变成一个法治国家，中国政府应当制止警察滥用职权非法拘禁公民的违法行为，即使一个公民成为国家的敌人，也应当通过合法的司法手段立案处罚。
最近，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求，各级政府要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国保警察也应该听党的话，依法办案，终止使用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违法手段，保障公民的法定权利与人身财产安全。
民生观察工作室按：在目前的中国，“不稳定分子”们经常受到各种监控而失去人身自由，这些监控包括被跟踪、被监视、被窃听、被旅游、被失踪、被关押等等。可能我们暂时改变不了这一切，但我们可以将它们曝光在阳光下，曝光也是一种抗争。
冯正虎先生是国内知名维权人士，常年因受到各种监控、关押而失去人身自由，其中最近一次发生在2011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2011年3月24日，本工作室刘飞跃专访了冯正虎先生，分享了他反监控、不屈服，应对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心路历程，下面是访谈全文：
刘飞跃（以下简称刘）：首先请您讲一下您是哪一天被带走的？当时的情况如何？
冯正虎（以下简称冯）：2011年3月3日上午8：30左右我在家吃早餐时，上海市国保局警察张某某（每次率队来我家抄走电脑，但是连姓名都不敢告知。）、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警察陆巍峰率领五、六名警察、社保人员闯入我家，出具五角场派出所的传唤证，其传唤案由是“因你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社会秩序”，实际上我从未做过任何涉嫌违法的事。我被传唤已不计其数，其理由一律是“涉嫌以其它方式故意扰乱社会秩序”。什么是“其它方式”就是什么方式也没有，是国保警察非法抓人报复的一个借口。当日又一次遭受抄家，抄走一台电脑、一部手机，这是我一年内被抄走的第十台电脑。
当日约9：00我乘警车抵达杨浦区五角场派出所，被关押在询问室里，没有一位警察来做询问笔录，也没有任何人告知我究竟有什么涉嫌违法的行为，一直被关押至下午1：30许。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陶卫国与三位从上海保安公司雇佣来的保安人员将我从讯问室押到停在派出所外边的一辆普通桑塔纳小车上，与其他两辆小车一同驶向上海市崇明县的长兴岛。当日下午我被非法拘禁在偏远海滩边的一个“黑监狱”（鹿鸣农庄），每日24小时由7名便衣警察及保安人员贴身看守，直至3月21日被释放，整整非法拘禁19天。
刘：您当时对这个行动有进行抗议吗？
冯：我当场谴责这次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违法行为，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抵抗。一年期间内，我已经历5次被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违法事件，在“黑监狱”里我也曾用绝食或冲撞的行动方式反抗，但这次我极其平静地忍受非法拘禁的迫害。我清楚：向这些直接看守我的警察抗议是多余的，他们都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而为了养家糊口的工作不敢抗拒上级的命令。实际上，这些底层的警察及保安人员与我一样都被上级领导的权力绑架在‘黑监狱’里，也没有人身自由，仅比我多一个可以对外联系的手机而已，也是这个违法体制的牺牲品。
刘：您被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冯：我被非法拘禁的“黑监狱”，位于上海市崇明县长兴岛东部海滩边，在一个橘子园内的一家无人知晓的小农庄（长兴鹿鸣农庄，地址：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丰村永丰果园 电话：021-33801779），离上海市区很遥远。这个偏僻的农庄周围没有公交路线，晚上漆黑一片，除了周末有一些关系客人来聚餐，平时只有我们这些特殊客人。
我与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陶卫国、江浦派出所的社保人员老常及三位由国保警察雇佣的保安人员（退役军人）同住一间单独大套间。上海市杨浦区公安局国保处警察沈国良、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陆巍峰居住另一间客房。
没有执法凭证的三名警察与没有执法资格的四名保安人员在一个非法的关押场所拘禁一个合法公民。房间的窗户外加一层铁栅，门也是两道的，囚犯插翅难逃。没有电话，又在看守们寸步不离的监控下，受害者要向警方110、督察队或检察院报案求救是绝对不可能的。
刘：那里面的监控状况如何？您有点自由吗？看守们对您有不利或粗暴的行为吗？
冯：我被强迫失踪的一刻起，手机就被没收了，中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没有人身自由，不可以单独一人行事，一切都在看守人员的严密监控下行事，如同在监狱里生活一样，也可以看电视、看书、放风散步。白天我在农庄院子内散步，在房间里看电视，看守人员都贴身陪同。晚上睡觉，看守人员陪同，他们还要轮流通宵值班，用长沙发椅子顶住房间门，预防我逃跑。
看守们对我没有粗暴行为。我与他们相处很久，彼此比较熟悉，常有机会与他们谈谈法治的道理及社会趋势，他们虽然在做违法的事，但其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明事理的，不会死心塌地作恶。而且，他们明白：我若遭粗暴行为，肯定会拼命反抗，不惜同归于尽，这样反而不利于他们自己。他们也清楚：在这个非法拘禁的处境里，他们的粗暴行为会激怒被拘禁者自卫反抗，如果被拘禁者致伤或致死，就会追究看守者个人的刑事责任；如果绑架者或看守者致伤或致死，就是罪有应得、责任自负，指使违法行为的上级领导都会赖得一清二楚、推却责任。
我已曾经沧海，心平如镜，或许还有点国际知名度，所以在非法拘禁的处境中还能与看守人员关系相处得平平常常、不亢不卑，平安度过这个预先不知期限的非常时期。
刘：在那里他们让您做了些什么呢？在里面的生活情况还行吧？
冯：他们执行上级指令，把我关在农庄里与外界隔绝，限制我的人身自由，除此以外不要求做什么。他们对改造我这块石头已失去热情。我主张的“护宪维权”理念是处于正统、正道、正义的地位，而我的维权行动都是公开的、合法的，他们还能让我做一些什么呢？我一直公开主张：爱中国、坚守宪法法律、支持中共中央“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依法治国”的政治路线。国保警察总不会公开要求我反中国、反法律、反党中央吧。所以，他们也避开与我谈这些严肃的话题，免得双方不和谐，影响上级任务的顺利执行。
这次我也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随便他们关押我多久，非法拘禁的事实一旦成立，追究责任是迟早的事，没有必要与这些基层警察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安心，看守们也放心。我告诉他们：“我不会逃跑，也不会与你们作斗争。你们应该吃好、睡好、玩好，好好旅游一番。国家这么多维稳费，你们不用，也让其他人浪费了。”其实，这个偏僻地方也没有什么好玩，他们天天打牌、看DVD影视片、打康乐球来打发时间。
我早上起床后在农庄的院子里慢跑2-3圈，白天看电视或DVD影视片，与看守们一起看完九十五集电视连续剧《新版三国演义》，3月11日起天天观看中央电视13台播放日本地震新闻，为在日本的亲友及遇灾民众祈福。天气晴朗时，就在农庄院子里闭目养神晒太阳，或散步思考。每天的时间也过得很快，吃了中餐，又是晚餐，天天与看守们一起聚餐，四菜一汤。
3月2日也就是我被强迫失踪的前一天，我似乎预感到自己又会被非法拘禁，在当日的推特（http://twitter.com/fzhenghu）上写道：他们要把我作为假想的敌人，我也无可奈何，软禁也好，传唤拘禁也好，只好顺其自然，我暂时无法改变周围的环境，唯有先改变自己的心态，以平常心看待不平常的生活。
刘：您是哪一天获释的？获释的过程如何？
冯：3月21日下午我被释放回家。
当日上午上海市国保警察张某某与另一位国保警察从上海市区驱车抵达鹿鸣农庄，他们在杨浦区国保警察沈国良的陪同下进入我的房间，找我谈话。张某某说：“你有什么想法？”我告诉他：“在这个偏僻的农庄，一切很安静，我平静的连一点想法都没有。”他说：“你过去曾经被关过41天，这次还只有十几天。我们不能把你一直关下去。你想回家吗？”我告诉他：“你们有权力，想抓我来，我就来了，想让我回家，我就回家了。你们想关我多久，我就住多久。”他希望我谈谈想法，似乎要有一个释放我的台阶，但我已没有兴趣与他们玩这个把戏。我告诉他：“我们之间没有必要交流看法，你认为你们的做法是对的，我认为你们是错的，这种非法拘禁的行为要让第三人评论，而且不久的将来自有公论。”最后他自言自语一番，我就敷衍了事地只听不辩，谈话也就匆匆走过场。
中餐以后，上海杨浦区国保警察沈国良、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陆巍峰来告知我，下午可以回家了，并请求我回家后当晚不要出门，避免与我家门口的看守们发生冲突，明天可以自由出门。
下午1：30许，我被三名社保人员押入一辆普通桑塔纳车，由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陶卫国驾驶，前面还有一辆普通桑塔纳车带路，我们一行八人离开鹿鸣农庄直驱上海市区。我不明不白地被关押，又不明不白地被释放回家。
人回家了，但抄走的电脑、手机却如同没收一样，有去无回。在没有法治的中国，做一名国保警察是无限自豪的，可以随意抓人，也可以任意剥夺他人私人物品，没有法律可以制约其违法行为。我只好又一次破财消灾，回家后当即购买一台电脑，这是我的第十一台电脑。
刘：我知道您一直受到严密的监控，被失去自由很多次了。对这些行为您主张进行非暴力抗争，这也是我的主张，能让我们分享下您在这方面的体会吗？
冯：是的，我从2010年2月12日回国起，一直受到严密的监控，家门口每天24小时由十几人轮番站岗放哨，以传唤的方式被带入五角场派出所内限制人身自由的遭遇已不计其数，五次强迫失踪及关押在“黑监狱”，加上2009年2月15日从北京被绑架回上海非法关押在封闭式的旅馆房间里长达41天的这一次，我已经历了六次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事件。
我一直主张非暴力抗争，尤其在社会改革的这个层面，改革者绝不使用武装暴力，应当和平依法推进社会改革。但是，在具体的人权个案中，我不反对受害者的自卫反抗，甚至不惜用生命来捍卫自由权利与做人的尊严。
以被旅游或传唤名义绑架一些官员认定的麻烦公民，并将其长期拘禁在一个非法的关押场所，这种法律外的维稳办法现在很盛行，类似于2003年孙志刚致死事件前的收容遣送制度。更糟的是，这些警察实施的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举措，连一个政府部门文件的公开支持都没有，而是现行法律严加禁止的。
非法拘禁中遭受暴行，还是善待，其实是个次要问题，这仅仅关系到看守人员与受害者的个性及心理素质，因人而异。“黑监狱”不同于受法律监管下的监狱或看守所，囚犯没有人身安全的保障，关押期限与处境都是无法预期的，时时处于被绑匪撕票而无救援的恐惧之中，其精神受到极度伤害，而难以忍受的心理恐惧又会导致身体伤害，自杀或在暴力反抗中致伤致死。受害人突然失踪，而派出所又不立案查办，其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事件对受害人的家属及整个社会都是一种人身安全的威胁与恐惧。所以，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危害性对每一个受害者及其家属、周围的民众都是同样的。
警察不遵守法律，不走合法的司法途径去办案，而是滥用职权，利用非法拘禁的犯罪方式去监控公民，并授与没有执法资格的普通保安人员去行使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这表明社会管理的极度混乱，使国家处于危险境地。当然，在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已庄严宣告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的大好形势下，国保警察也只好偷偷摸摸、东藏西躲地实施这些违法手段，还要提心吊胆地担心玩火自焚的情况出现。对于看守们及指使者来说，这些被非法拘禁的麻烦公民，既是恐吓他人的人质，又是炸死自己的炸弹，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在关押中逃跑中致伤致死或与看守们同归于尽的悲剧事故。如果在非法拘禁中出现一个孙志刚、钱云会或杨佳，只要其中一件事故的发生，互联网上就会怒火燃烧，震撼朝野，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违法做法就如同当年的收容遣送制度招致数亿民众的谴责，一夜间顷刻废除，作恶的看守人员最后成了替罪羊。
我不喜欢不死不活、苟且偷生，要么壮烈的死，要么快乐的活。我应对非法拘禁的迫害有二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自卫反抗、以身殉法。我第四次被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时，曾试图这种方式。10月25日至31日是上海世博会闭幕期的指定参观日，我却又一次莫名其妙地被绑架到上海市的横沙岛，在海滩边的度假村里被非法拘禁一周。我被强行失踪的当日早上，妻子为了我的人身自由在我家小区门口与看守人员的搏斗中血染手指。为了抗议警察的违法行为，我连续三日（10月26日至28日）绝食，并写下遗言：“人无尊严，鸡犬同道。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一位国保警察小头目喝酒后威胁我，命令一位民警：“把冯正虎扔到河里去！”我当即冲上去，要求他们扔。若他们敢做，我就要与这位敢作恶的小头目同归于尽，成全自己做烈士当英雄的心愿，这是求仁得仁吧。但是，警察不敢，仅是酒醉气话。其他看守人员劝架，并自诉不得己违法的苦衷，使我同情这些底层警察的难处，放弃了与他们的直接对抗。他们不做凶神恶鬼，我也成不了烈士英雄。
第二种方式就是不抵抗、不屈服。受害者个人是很难改变这个普遍的违法现状，而且这些底层的警察也是无法抗拒上级的违法命令，法律已到了死亡的边缘，我与看守们及指使者都是这个违法体制的牺牲品。我暂时无法改变周围的环境，唯有先改变自己的心态。实施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权力是强大的，受害者即使抵抗，也无法改变其被非法拘禁的期限与处境，除非以身殉道。但是，我可以把苦难变为修炼，做到身体不抵抗，心理不屈服。难得糊涂，快乐坐牢；修身养性，来日方长。达不到心理恐惧的目的，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手段就失去作用。我失去自由时就休息学习，有自由时就继续战斗，揭露罪恶，护宪维权。最近一次我安心快乐地与看守们共度“黑监狱”的生活，因为我已清晰地看到中国的未来，光明即将到来。
这两种方法孰是孰非，因人而异，因时而变。非法拘禁中有许多不可预测的变因，我也无法保证自己是否会成为孙志刚、钱云会或杨佳，非要“我以我血荐轩辕”，但我希望我是冯正虎。中国绝大部分政府部门与民众希望中国变成一个法治国家，中国政府应当制止警察滥用职权非法拘禁公民的违法行为，即使一个公民成为国家的敌人，也应当通过合法的司法手段立案处罚。
最近，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求，各级政府要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国保警察也应该听党的话，依法办案，终止使用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违法手段，保障公民的法定权利与人身财产安全。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1-03-16消息：据万延海先生给本工作室发来消息，因发布举报李长春对河南艾滋病血液灾难承担刑事罪责的公开信，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中致胡锦涛公开信，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官方网站昨天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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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26
因揭黑被公安劳教一年零九个月的沈阳公民记者孙海洋本周再次被捕，并以嫖娼为由处以治安拘留15 天。家人和律师认为此次欲加之罪是与他正在就被劳教一事对公安进行诉讼有关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报道
图片： 公民记者孙海洋起诉公安。 （记者丁小）
本台上周报道因揭露公安违规而曾被处以劳教一年零九个月的沈阳公民记者孙海洋，向当地法院递交诉状起诉公安，要求撤销对其教养决定。事隔不到一周，告官的案件还没立上，这名原告周二却再度被警察抓捕，并口头通知家人因嫖娼而对他处以行政拘留十五天。
孙海洋的祖母周三告诉记者：“在澡堂子里把海洋抓走的，就在我家对过。我今天去打听了，市局姓王的大队长给我外甥女打电话说海洋嫖娼被弄进去了，拘留十五天。海洋昨天在家的时候说过他们问过这个，他说怎么会做这个事情，而后来在澡堂子更不可能，一个小澡堂，又不是洗浴中心。”
在澡堂被捕之前几个小时，孙海洋刚到过公安分局就他劳动教养处罚决定书的问题交涉。离去后就已经有警察跟踪，后来还曾在朋友家上门盘问，他当时还给代理律师温海波打过电话。温律师告诉记者：“说去分局交涉他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就发现一直有警察跟着，他就去了个朋友家，就有警察过去找他说要了解情况。当时他就给我打过电话说了这个事情，但之后就一直联系不上了。”
今年28岁的孙海洋因赌徒父亲的自杀开始举报地方赌场以及公权包庇，曾因此被砍至重伤。其后他继续关注沈阳当地的贪腐不公以至民生问题，并向博讯、台湾央广等海外媒体和网站供稿，2009年1月在报道了沈阳市沈河区公安车辆违规停车现象后，被警方从家中带走并以“煽动闹事，暴力抗法”名义处以1年零九个月的劳动教养。
正代理孙海洋起诉公安分局一案的北京律师温海波认为，此次他再度被捕的时机可疑：“根据规定要在七天之内给答复是否立案，当时那个法官简单看了一下说不能立案，因为没有最初劳教决定书，但一直就没有给过他这个决定书，他现在也没办法去提供，就被… 因为时间上算的话，最终立案决定应该是本周四。”
而警方至今拒绝出示劳动教养书面处罚决定，仿佛想营造出这次一年多的牢狱之灾从未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发生，也因此连他告上法院要求翻案都难度重重。正在孙海洋为此奔走之际，却又莫名其妙的被以嫖娼拘留，不但又一次无法与家人一起过年，这其间会有怎样的遭遇同样令人担忧。
孙海洋的祖母说：“海洋这不因冤案一个劲地找他们嘛，这过年了，他可能怕海洋闹腾，就这个原因给整进去了。能不着急嘛，但着急又有什么办法呢？你说。”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报道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1-1-25消息：今天上午，对被关精神病院近三周年的彭咏康的救援行动如期在武汉进行，十余名武汉精神病院受难者和市民，打着横幅来到武汉市洪山区青菱乡卫生院张家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求释放彭咏康，让她回家过年与亲人团聚。
据介绍，今天上午十点多，武汉市精神病院受难者胡国红、邹桂兰、刘彩霞、秦鑫安及武汉市民张春霞、周新宝、吴爱容、李玉芹、侯家贵、周城市夫妇等十余人一起来到张家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出写有 “张家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关押彭咏康天理不容”、“洪山区法院倡狂到何时了”等字样的大幅标语要求释放彭咏康。
随后，救援者们进入医院欲与院方交涉。见胡国红等人进入，院方立即将楼上的精神科大铁门锁住不让人进入。救援者们即与院方交涉，院方不仅不开门，还打电话叫来了多名警察。当胡国红拿出手机对现场进行拍照时，医院方面多名人员和一名警号为035435的警察冲过来抢夺手机，救援者们见状即上前阻止，双方发生肢体冲突，胡国红的相机最终得以保全。由于院方一直拒绝打开精神科的大门，救援者们到中午时只得离去。
稍后会有今天救援活动的图片和录像公布。
附：彭咏康遭关精神病院近三年呼“救救我”
彭咏康是武汉市民，因房产继承纠纷，起诉到武汉市洪山法院。法院判决后，彭咏康认为法官李杰判决不公，在判决书中认可假遗嘱，致她财产和权益受损，彭咏康自此开始了上访。从2005年开始，彭咏康多次找到武汉市洪山法院纪委等各个部门反映并交涉，但问题不仅没解决，彭咏康还于2006年3月23日下午在洪山法院门口遭到一群保安殴打并被拘留十五天。2006年7月12日，在和武汉市洪山区信访局一刘姓局长谈话时，彭咏康被武汉市洪山区法院送到了武汉市安康医院，一直关押到2007年11月16日才释放。在此医院被关押期间，彭咏康被当作精神病人对待，被要求吃治疗精神病的药物。
2008年3月3日，正在北京上访的彭咏康等人在北京雍王府附近被武汉市截访人员发现并随即带走。第二天晚上，彭咏康利用别人的手机告诉民生观察工作室，她是被武汉市洪山区法院的人员截访的。2008年3月5日上午，刚刚被押回武汉的彭咏康设法又给民生观察打来电话说，她被关到武汉市洪山区花山镇卫生院精神病专科了。随后，当有武汉访民前去探望彭咏康时，发现她已被转移，自此后的一年多的时间，彭咏康就“失踪了”，武汉访民再也没有她的消息。
2009年11月初，一封署名彭咏康的信件传了出来。在这封信中，彭咏康指2009年3月5日她被关洪山区花山镇卫生院精神病专科的消息被外界知道后，3月9日她就被洪山区法院转到洪山区青菱乡卫生院张家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精神科。彭咏康在信中说：“我至今已住了607天”；“因住院生活费全由法官交纳，生活清苦，每天水煮无油的菜。刚吃完饭，碗洗完饿感又袭胃”“病人们都有家人送菜、送汤，他们不许我接触家人，至今家人朋友以为我失踪。连衣服都是捡的别人丢的旧衣服”“我血压190，救救我”。
2011年1月中旬，武汉人士再次探访了仍然被关在武汉市洪山区青菱乡卫生院张家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精神科的彭咏康女士。在这次探访过程中，彭咏康再次表达了对自由的渴望，传出了她在2010年平安夜写给温家宝总理的一封求救信。而从传出的录像中，各位朋友能看出彭咏康是一位精神病人吗？一个正常人在精神病院内被失去自由近三年的时间还有天理吗？
彭咏康的相关情况请见：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9/11/200911230024.shtml
www.msguancha.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949
以下是今天的救援照片
与院方交涉中
进入医院会议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