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北京、青岛两地强制拆迁基本情况及案件录
二、暴力强拆的血腥见证：强拆致死居民案件录
三、北京、青岛两地暴力强拆的方式及特点分析
四、奥运主场馆地区（北京奥运村地区办事处）强制拆迁基本情况
五、北京、青岛两地拆迁维权人士的人权状况
六、奥运城中强制拆迁与公民人权保护状况综述
A、北京、青岛两地居民遭受强拆后的住房安置基本情况
B、补偿低，买不起新房，公民居住权严重遭侵犯
C、暴力强拆越演越烈 保护人权需从制度入手
序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房地产价格的迅速上涨，全国各地出现了拆迁潮，大量居民的房子被拆除以进行商品房开发或其它项目建设，老百姓因此被迫离开自己长期甚至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
拆迁是一项系统工程，法律对拆迁有诸多明确的规定，包括对拆迁过程与程序的规定。拆迁从立项审批、规划、拆迁许可证的颁发、房屋评估、拆迁协商与拆迁协议签定、拆迁补偿价格、拆后安置、拆迁方式到拆迁户权利救济，涉及到方方面面。
虽然中国法律对拆迁做了许多规定，但现实生活中却出现了大量悖离法律的东西，强制拆迁、暴力拆迁屡见不鲜、屡禁不止，广大的被拆迁户们在房子被拆后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和安置，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流离失所，居住权利遭受严重侵犯。
面对强拆，“钉子户们”拒绝接受不合理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拒绝搬迁。为了悍卫自己的权益和利益，他们甚至不惜以死抗争，有的人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拆迁户们选择上访等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时，他们往往被视为不稳定因素，成为政府的“稳控”打压对象，许多人因此被拘留、劳教、判刑。
二OO八年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中国北京举行，作为全球人民的盛会，两个奥运主要举办地——北京和青岛吸引了众多关注与期盼的目光。“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是北京奥运会的口号与理念，奥运会虽然首先是一场体育盛会，但奥运精神尊重普世的基本道德准则，推进社会和平，维护人类基本尊严，因此，人们有理由期待北京也能奏响”同一个人权”的乐章。
北京为举办奥运会兴建了大量的场馆与配套设施，同时在交通、环保、绿化、空气质量等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随着奥运工程的推进，大量的民众被迫搬离家园，他们（她们）的房子因此被拆掉。当民众成为奥运拆迁户，为奥运做出贡献与牺牲后，他们有权享受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他们的基本人权更应得到尊重与保护。
本报告主要调查、了解、评价北京、青岛两个奥运举办地的拆迁户们，尤其是奥运主场馆地区（北京奥运村地区办事处）的拆迁户们，他们（她们）是否也像全国其它地区的拆迁户一样，遭受暴力和野蛮；是否同样存在官商勾结欺压百姓的现象；他们（她们）的居住权利、私有财产权利是否于中国宪法规定的那样做到了神圣不可侵犯；他们（她们）是否因是奥运举办地的拆迁户，人权状况得到更好地保护。
一、北京、青岛两地暴力强拆基本情况及案件录
我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2007年月10月1日新实行的《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贪污、挪用、私分、截留、拖欠征收补偿费等费用。
2008年奥运两个举办地北京和青岛在原有各自的相关拆迁条例的基础上，近期又修改发布了新的拆迁相关文件，北京市从2005年开始正在公开征集意见并试行的《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草案）意见》第十五条规定：“除经区、县拆迁管理部门依法裁决并由人民法院或者区县政府强制执行外，在拆迁当事人未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行拆除被拆迁人的房屋”，而青岛市2006年开始施行的《青岛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七条更是明确规定：“严禁以暴力、胁迫等手段迫使和欺骗被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或者搬迁”。
关于强拆，实际上有两种情况，一是取得了政府房屋管理部门、拆迁部门或法院的裁决，即取得了强制拆迁令，成为“合法强拆”，由政府或法院组织的人员实施强拆；二是开发商或拆迁方未取得任何强拆手续，私自组织人员进行强制拆迁。本报告搜集整理了两个奥运举办地自二00一年开始筹办奥运会以来，发生的数百起拆迁案件和相关资料，这些案件和资料主要来自新华社、人民网、新京报等国内官方媒体和海外媒体及各人权团体。通过对搜集整理的数百起拆迁案例的分析，我们看到强制拆迁在这两个地区普遍存在，期间发生了太多的暴力和野蛮。尽管上述两个城市对暴力拆迁作出了许多限制性的法律规定，但现实是暴力拆迁、野蛮拆迁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越演越烈，法律再次陷入尴尬和失效的境地。
对于取得强拆令的所谓“合法强拆”， 在公权力的保护下，其暴力程度显得肆无忌惮和心安理得。这种 “合法强拆”，政府成为了主角。强拆时，政府往往调动一切行政资源，出动大批人马，这里面不仅包括政府各部门，公、检、法、城管、保安等机构和人员，还有法制办这些法律部门。在青岛市四方区，政府曾一次性调动近千人参与强拆；在北京的强拆案例中，我们注意到政府法制办这个机构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这两地的强拆过程中，老百姓稍有反抗，就被扣以妨碍公务等罪名予以抓捕。在政府组织的强拆过程中，除了上述人员外，总会有许多身份不明人员（老百姓称为黑社会人员）参与强拆。
在北京、青岛两地，我们还看到在没有取得强拆令的情况下，那些认为老百姓挡了他们财路的商人们，猖狂地对老百姓使用暴力，强拆老百姓的房子。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发生后，主使人很少得到彻底惩处，人们有理由相信这类行为得到了公权力的保护和纵容，在下面的案例中，我们甚至看到有乡长、村长等官员赤膊上阵参与这种无任何法律手续的拆迁。
房子是老百姓的安身立命之所在，是老百姓最大的私人财产，也是老百姓的精神寄托所在。老百姓的房子往往是他们一生的心血换来的。对于拆迁，老百姓首先面临的就是要离开故土，许多人本能上就不愿意，再加上强加在老百姓头上的不合理的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广大被拆迁人认为这是一种抢劫和掠夺。因此，当强拆来临时，尽管实力悬殊，拆迁户们并没有一味退让。面对全副武装、人多势众的拆迁大军，他们以往往用自残等方式以死抗争。
附：北京、青岛两地暴力强拆案例录：
案例一：北京最牛“钉子户” 于萍菊奥运前夕遭强拆
于萍菊是北京地安门内大街的一户居民，这里地处市中心，离皇城不远，是奥运火炬的必经之地，为“奥运形象”，北京政府一直欲拆除这里的房子2008年7月，这里的居民除了于萍菊一家外，都被迫搬走了。
为了保护自己的祖产，于家把房子里里外外都贴满了毛泽东、邓小平、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共领导人的照片，还挂起五星旗、共产党旗、奥运五环旗，希望让这些旗帜、照片发挥作用，挡住强拆瘟神。自于家贴满旗帜、照片后，引来许多路人围观，网络、海外媒体对她家的情况也进行了许多报道。于家因此被称为北京最牛“钉子户”。
7月18日凌晨3点，月黑风高，10余辆警车、城管车、法院车，车顶闪着警灯，停在地安门大街22号于萍菊家门前，当局开始了强拆行动。3点50分，地安门大街北半截实行交通管制，只许公交车通行，严防境外驻京记者小车进入现场。当局还出动了40多名特警，个个膀大腰肥，头戴钢盔，寒光闪闪，并手持武器。南到军委大楼，北到平安大道口，不准市民出来。隆隆开来的铲车、 推土机、救火车、救护车、垃圾清运车，各种大盖帽各就各位，只见一名特警飞起一脚，仅发出“咚”的一声闷响，于萍菊家那扇大门洞开。随即一队钢盔在月光指引下，鱼贯进入。
一阵门板与玻璃破碎发出的嘈杂声和女人的尖叫声后，从门内，由每两名特警架一个，共架出4男2女，直接押送到警灯闪闪的依维克车上，迅速离开直奔看守所，当场宣布司法拘留5天。4点30分左右，两台大马力的铲车隆隆发动，南北夹击，向贴满共和国四代领导人像、插有国旗和奥运旗的于萍菊家发起攻击，连推带铲，这所地安门大街存在60多年的民宅，顷刻间成为一片瓦砾。
案例二：北京数十拆迁户半夜家中遇袭 32间房遭强拆
2007年5月9日，清晨3点左右，还在睡梦中的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20多住户被人从平房中轰出，随后26间房被铲车强行推倒，来不及抢出的家具财物都被埋在废墟内。此前一天凌晨，也有6间房被铲车铲倒。房主们称，他们未与拆迁公司达成协议，拆迁公司也未取得强拆裁决书。
这片平房位于太阳宫地区，共住有7户房主和15名租户。居民杜先生说，凌晨3点左右，房门突然被踹开，几个人拎着器械冲进屋，将他拖到屋外。“外头站着黑压压近百人，路口停着数十辆面包车、货车，还有5辆铲土机。”
其他住户也陆续被轰出屋外。“也就四、五分钟，3辆铲车把20多间房铲倒了。”有居民报警后，太阳宫派出所民警很快赶到，听见警笛声，一伙人仓皇上车离去。
住户们说，就在前一天凌晨2点20分左右，也有30多人同样强行铲倒了6间房，“当时他们说是来拆迁的。”
案例三：北京海淀长春桥地区“钉子户”深夜遭人捆绑蒙面
2003年9月19日晚11时左右，住在北京海淀区长春桥32号的王某一家三口已经睡下了。突然，屋外传来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紧接着，五六名男子手持强光电筒，破门闯入王的家中，将熟睡中的王某夫妇嘴里塞上毛巾、蒙住眼睛、捆住手脚，几个人七手八脚地将夫妇二人连同其家人强行抬到院子里。随后，早已准备好的推土机轰鸣而来，将王家房屋推倒，王家所有的家居用品全部被埋在瓦砾中。
王家位于海淀区长春桥32号的住房共有12间，其中北房5间，南房5间，西房2间。2001年6月，海淀区拆迁事务所对王家测量房屋面积为144．79平方米，按照《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对其补偿661853．4元。但是，王某认为除面积不符外，他家所处的拆迁范围属绿化隔离带地区，应按照《北京市政府批转首都规划委办公室关于实施市区规划绿化隔离地区绿化请示的通知》对其进行回迁安置。由于对测量面积和政策适用问题双方存在异议，王某与拆迁方始终未达成协议。在此期间，该地区仅剩王某和长春桥56号两家，其余住户均已拆迁。
2003年8月1日，海淀区国土局对长春桥32号和56号作出拆迁裁决，两户均表示不服，并于8月4日向市国土局申请复议。9月19日，市国土局向两户发出行政复议延期通知书，决定延期至2003年11月1日前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案件发生后，警方查证，在北京海淀区长春桥进行房地产开发的一家公司的拆迁部经理孟乙和合作开发此项目的乙方工程部经理张卫民和土建工程师秦明祥等人策划并实施了这起暴力拆迁案。
孟乙等人交待，2003年9月初，他找到杨正明（男，47岁，北京某拆迁公司项目负责人），让杨帮忙“想办法”，拔掉王某这个“钉子户”。不久，双方谋划出了夜间捆人、挖沟推房的“拆除方案”。所用人员及大型作业车辆由杨办理，孟乙为杨提供便利。9月19日晚，杨正明组织人员将王家暴力拆除。9月20日，孟乙电话通知张卫民，王的房屋已被拆除。
案例四：北京“拆迁乡长”主使夜袭钉子户
黄洪虎是北京市朝阳区常营乡的村民，2006年，黄洪虎被村民推举为“拆迁小组”成员。“拆迁小组”负责沟通乡、村和拆迁户的关系。由于对村里一些拆迁操作不满，加上未谈妥数十头小尾寒羊的补偿，黄洪虎反而成了坚守到最后的钉子户。
当年4月1日凌晨，黄洪虎起夜时发现有人从院墙处跳入，立即叫家人报警，同时抄起一根棍子出门。“几个人拿着强光手电晃我的眼睛，一下就看不清了。”混乱中，黄洪虎左臂、左腿、耳部、鼻子连遭重击。他之后被诊断为左肘关节骨折，左耳鼓膜穿孔。
黄洪虎的儿子闻讯冲出房间，被屋顶掉下的一堆砖块砸中，脖子后部被砖沿剜下一块肉，至今留有伤疤。
黄洪虎的女儿在拨打110报警后也奔到院里。她试图用手机拍下袭击者，但随即被多人按倒在地，左腿被人用棍子猛击。由于她猛咬其中一人的手，结果不但遭对方捆绑，头部和嘴也被胶带粘住。事后，她被诊断为左腿膝盖后十字交叉韧带撕裂。她还记得，曾经问过对方的身份，一个矮个儿穿皮衣的男人回复“你们甭问这个，心知肚明的事”。
黄洪虎的老伴儿在屋中吓得浑身打颤。如今，一听到嘈杂的声音，她就会失禁。黄洪虎事后坚信，是常营乡负责拆迁的副乡长组织了这次对他家的袭击事件。
案例五：数名恶汉冲进北京拆迁房 8旬老汉被围殴缝16针
2005年11月22日晚，北京通州区中山街乙46号的孙大爷被一伙陌生男子入户围殴，老人手部被打伤，缝了16针。
22日晚5点半，孙大爷和儿媳妇正准备吃饭，突然家中闯进四、五个二十来岁的男子。他们气势汹汹，手里都拿着长木棍，二话不说就噼里啪啦地砸房间玻璃，一人追打大爷的儿媳，另外两人用棍子殴打孙大爷。孙大爷说：“我是快80岁的人了，也不敢躲，被吓得也不觉得疼。”5分钟后这帮人冲出门逃走了。
案例六：北京民工子弟学校被强拆
2007年7月24日凌晨，4辆铲车和数十名男子冲进北京通州永顺镇自奋希望学校，打伤学校工作人员，推倒房屋，造成27万余元损失。策划这起强拆案的是永顺镇岳庄村党支部女书记常秀芹。
案例七：北京石榴园西街二十多居民半夜被捆绑、殴打
2003年9月21日凌晨，北京金泰成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经理王某指使50余人并雇佣2辆铲车，将居住在石榴园西街241号院的二十多名居民叫醒，强行拉到院内进行捆绑、殴打，将3名居民打成轻伤，强行拆毁房屋4间，直到警察赶到并制止。
案例八：北京数百人打砸强拆餐馆后当街领赏钱
2006年8月12日，北京望京建材大世界北门三家临街餐馆遭遇数百人打砸强拆，一名餐馆老板腿部被推土机铲伤。据目击者称，砸完餐馆后，这批人公开在路边领取了每人70元的赏钱，还因分钱不均而产生争吵。
据了解，这3家餐馆都租的是北京天马汽车旅游公司的房子，双方因为拆迁事宜正在法院打官司。饭馆一方一审败诉后，前两天已经上诉到中院，没想到在还没有结果的情况下，3家餐馆就遭遇了暴力强拆。
案例九：北京:生态园温室被一夜推平
2008年1月21日凌晨，百余名男子乘坐10余辆面包车和轿车闯入位于北京朝阳区来广营东路99号同达生态园，然后又将5台挖掘机开进园内，用挖掘机将餐厅后面的37间温室推倒，“都是30岁左右的男子，平头，穿迷彩服，有的还围着白围巾。”一名女员工说。
案例十：北京拆迁办趁人上班夷平住房 殴打留证邻居
2007年6月7日，北京西城区冰窖口胡同居民孟女士7日出门上班后，其所住的平房被人夷平，邻居现场录像留证时被打倒在地。早上7点，孟女士和往常一样出门上班，8点多接到邻居电话说房子被拆了。待她赶回时，房子已拆了大半，她站上半截墙头试图阻止。
当时孟女士的邻居朱女士用DV记录下了拆房过程。画面上，在数人指挥下，十多名男子持钢管、榔头等正在拆房。拆房过程持续一个多小时。画面最后，镜头对准一名戴眼镜的红衣男子，红衣男子随后将持DV的朱女士打倒在地。
案例十一：北京丰台强拆 被拆迁人反锁楼内进行抵抗
北京市丰台区南苑路东侧的一幢3层黄色小楼，是南苑乡的外来投资者投资兴建的。2006年12月28日，丰台区200多名城管、公安和南苑乡巡防队员前来对此楼进行强拆。四十多名被拆迁人则把自己反锁在楼里进行抵抗。
一开始，民警先将守在一楼的女子拉离现场，隔在了20米外的滚轮门外，可是她们试图冲进来。女子使劲往左拉门，强拆人员隔着门往右拉，开始了艰巨的“拉锯战”。50名强拆人员最终阻止了女子再次冲进现场。
案例十二：北京数十壮汉强行拆迁 驱赶商户
北京通州区潞城镇三元村鑫元综合市场众多商户与市场签订了承包期为25年的合同，但进入还不到1年，市场方面即发出通告，要求众商户提前撤市，只字未提给予商户任何补偿，近40户商户因此不肯搬走。
2007年6月14日早上，鑫元综合市场突然来了四五十个壮汉，对众商户连拉带拽，在混乱中，一名年过六旬、姓夏的退休女教师因受惊过度致使心脏病发，被送到医院抢救。夏老师后来回忆说，当时四五个壮汉一拥而上，将她团团围住，然后拉胳膊架腿将她抬起，边骂边往店外抬，“我只觉得喘不上气来，倒在地上就起不来了。”
案例十三：青岛市四方区发生千人强拆民房行为
山东省青岛市四方区河西村自2005年3月12日开始进行所谓河西村旧村改造，青岛市四方区政府、四方区拆迁办公室、青岛市河西实业总公司（未取得任何房屋拆迁资格证书，不具备拆迁人资格），未经公示，便对辖区居民进行强行拆迁。青岛市四方区政府在处理此次抗争过程中，不是抱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去解决遗留问题，而是采取断水、断电、断路、恐吓等野蛮行为，同时利用夜间居民沉睡时，用铲车偷偷铲倒受法律保护的私有住房。
2007年3月30日，青岛市四方区政府违规下发了《关于实施强行拆迁的通告》。4月2日，由河西实业总公司出面，青岛市四方区政府乱用职权，擅自调动国家执法单位公安、武警、城管、司法人员及政府部门1000多人压制居民，为开发商保驾护航，封锁道路包围村庄，强行破门冲进四方区河西村868号、1050号、1486号三户居民住房，对三户人家强行断水、断电，对居住在房屋里的老年人和妇女不由分说，打骂推拉并强行抬出家门，导致多名老年人病发受伤住院。此后，类似的暴力强拆行为又发生了多次。
案例十四：青岛市市南区居民遭遇强拆
2008年4月19日晚，一伙人利用青岛市市南区滋阳路的解放前老房家中无人的机会，私撬拆迁户防盗门锁，偷入拆迁户家中，破坏门锁，拆除灶具，卸掉电器开关和电线，家中的铝合金门窗全部被拆除并不知去向！部分屋顶被拆除！床上用品一律不知所踪！现场一片狼藉！将一个好好的家变成了一个垃圾场！
案例十五：青岛市市北区错埠岭等地居民遭暴力强拆
2007年6月开始，青岛市市北区错埠岭及其他市北区的上千住户，遭到官方用非法手段强制拆迁。七月下旬，青岛市城管派来大批人员，见了市北区西吴家村居民不由分说就是一阵殴打，居民扔掷石块还击，但是由于寡不敌众，许多人被打伤。拆迁方甚至动用高压水枪对付被拆迁人。居民王守家跟邻居被打到住院，儿子则是头骨跟手指骨折。
案例十六：北京“钉子户” 殷永利服毒抗拒强拆
2007年11月29日下午，一队全副武装，浩浩荡荡的拆迁队对北京丰台区花乡黄土岗村的“钉子户”进行强拆。在拆迁到第二家时，从房顶上被强拉下来的户主殷永利一气之下喝了敌敌畏，随后被送往解放军307医院进行急救。拆迁现场较混乱，第一户被强拆的家人因为拍照与拆迁办的人发生肢体冲突，摄像机被摔坏。
案例十七：北京居民王宝光自焚抗议强制迁拆
2003年9月25日早上，北京朝阳区市政府的代表、警员以及当地拆迁事务所的职员大约二、三百人，来到朝阳区黄衫木店村黄衫木店89号居民王宝光的家门前，强行要求王宝光和妻子及13岁女儿、年迈的父母离开。
王宝光拒绝照办，拆迁事务所的工人便把锁撬开进入房子里，王宝光见状向自己淋汽油后点火自焚。在数百名邻里围观下，王宝光身体着火达十多分钟，全身烧伤程度达到60%。
据了解，当时黄衫木店有9户居民，不同意拆迁，因为政府付的钱在当地买房远远不够，象王家还得再加10万才可能买房。房地产发展商博成房地产发展公司提供给拆迁户2200元/平米，但是居民认为这个数字应该为3700元/平米。
案例十八：北京残疾人丈夫上吊自杀抵抗强拆
家住北京东城区北合胡同25号58岁的臧瑞群是经租房主，2006年，臧瑞群的房子被要求拆除，但政府给他补偿特别低，他妻子是残疾人，拆迁人员威胁他说，不给拆就弄你媳妇。
为了抵抗强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2006年11月24日，臧瑞群在房顶弄一个小窟窿上吊自杀。
二、 暴力强拆的血腥见证：强拆致死居民案件录
在北京和青岛两地，暴力、野蛮拆迁时有发生，两地广大的被拆迁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悍卫自己的权益，他们奋起反抗，其中典型的代表当属广大的“钉子户”们。在遭受暴力强拆前，“钉子户”们通过正常渠道，沿着法律的轨道，向政府、司法机构、新闻媒体等表达过自己的诉求，并寻求帮助，然而，他们往往收效甚微，被逼无奈，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选择了以死抗争。
面对“钉子户”们的顽强抵抗，政府、开发商、拆迁方除了采取断电断水等惯用手段外，不惜使用暴力。在这种利益熏心的情况下，人的生命在他们眼中变得无足轻重，因此我们不断看到、听到老百姓因强拆被殴打致死等恶性案件的发生。
案例一：北京拆迁公司人员打死拒绝拆迁居民
2006年2月4日22时许，北京广厦园拆迁有限公司人员黄明强雇佣24岁的内蒙古无业人员吕宏军等，对居住于丰台区菜户营拒绝拆迁的张某、郭某母子迁往他处，遭拒绝后，吕宏军伙同他人携带斧头、铁棍、木棒等凶器于2006年2月5日1时许，在该处外对张、郭进行殴打，造成郭重伤，张于当月7日死亡。
吕宏军后来供认，是黄明强指使自己砸被害人门窗，大锤，斧头等工具是黄明强准备的，其他人是自己纠集的。案发当晚自己纠集10余人先后三次砸被害人家门窗，黄明强为此先后给自己报酬和医药费8000元。
案例二：北京居民观望强制拆迁被打死 众凶手从容离去
2006年1月24日，家住南礼士路的北京居民杜建平得知街坊被法院实施强制搬迁，遂站在警戒线外观望事情进展，不料突遭数人围攻暴打，头部严重受伤，虽经多方抢救，但仍于19天后死亡。
多位目击者称，对杜建平施暴的是七八个年轻人，他们在事发前能够自由出入强制执行区域周围的警戒线。居民们推测，杜建平之所以被打，跟他经常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帮助周围的拆迁居民解答疑问有关。还有居民称，杜建平被打时，不远处就站有多名警察，但行凶者却可以从容离开现场……
经过警方调查得知，当时殴打杜建平的8个人系圣地休闲健身俱乐部的保安。事发那天，是拆迁公司（北京博瑞星房屋拆迁服务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陆长海将该俱乐部人员招来的。2006年1月24日11点左右，陆长海指使圣地休闲健身俱乐部保安经理李建明带领该俱乐部保安谢以良、朱作军、崔志强、韩义及田野等人，在南礼士路二条地藏庵小区1号楼3门前的人行道上，围住正在观看强制搬迁的杜建平，对其拳打脚踢。其间，谢以良向杜建平头部猛踹两脚。
陆长海在公安机关供述中说，在他所代理的南礼士路19号拆迁工程进入僵持阶段后，他曾要求西城房管局对拆迁居民进行强制搬迁的裁决，随后他又“以建工集团的名义”，把不服从裁决搬迁的5户居民诉至西城区法院，而杜建平就是这5户居民中的一户。根据李建明和其他参与打人者的供述，陆长海在拆迁办公室的窗户前，隔着玻璃指明了两个殴打目标，他们是围观居民中的一个“戴眼镜的老头”和另一个对现场进行摄像的居民，那个“戴眼镜的老头”就是杜建平。
案例三：北京国贸三期工程拆迁连续致死人命
一、李兴元，住北京朝阳区光华东里二十一号楼四0六室。拆迁办多次入户或反复打电话催其尽快签约，他连气带吓，紧张失眠，导致脑血栓，死于二00三年一月二十日。
二、马凤标，住光华东里十九号楼一0六室。拆迁办等人员经常光顾其家施压。马凤标气怒交加引发心脏病，死于二00三年三月二十日。
三、王志远，住光华东里二十四号楼一单元。拆迁办等人员多次上门促其签约遭拒绝后，又多次打电话“致意”，王志远气死在家中，数日无人知晓，死于二00三年三月中旬。
案例四：北京拆迁户暴死街头 家人拒绝安葬
张鸿彬原住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56号，该处离北京故宫只有210米。2001年11月9日，北京欲在此建一加油站，将张家正在开餐馆的房子拆了，后来由于不允许在此建加油站，张鸿彬的房子原所在的位置仍然荒着。由于补偿等不合理。张鸿彬和父亲开始了不断上访。上访期间，张鸿彬父子不断受威胁，张鸿彬再开餐馆就在他餐馆两边建厕所和垃圾场。还有人威胁说，要把张鸿彬的父亲灭了。
2005年5月2日，张鸿彬突然被告之他的父亲真的在外面死了，被发现的地点是北京朝阳区一天桥附近。张家报案后，公安却拒绝立案。张鸿彬因此拒绝安葬他的父亲，而是把他父亲的尸体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一直到现在。
案例五：北京拆迁户不满强拆喝农药身亡 妻子以流浪车为家
陈书云和丈夫张明伟是北京朝阳区神道街日坛北巷10号的居民。2005年12月18日，日坛北巷一家名为大成开发有限公司下属的星星建筑队对张明伟家实行了强制拆迁。房子被拆后，张明伟、陈书云无处安身，连续三天露宿街头，白天到商场，晚上则在路边、通道内栖身。12月21日，张明伟、陈书云又到朝阳区信访办上访，直到下午五点钟快下班时才获接访。张明伟当时提出要求给予安置房解决临时住宿问题，接访干部不耐烦地说：“六十天以后再说”。 张明伟说现在他们没地方住呀，该干部说：“那我管不了”。 张明伟闻听此话，感到非常绝望，拿出装有农药的药瓶就喝，当场死亡。张明伟倒下后，现场的干部还说他是装死。张明伟死后，陈书云反而被十几个人看起来，并被带到一地下旅馆内，张明伟的尸体也一度被抢走。
张明伟去世后，政府与拆迁方虽然与陈书云进行了对话，但陈书云要求对人死给个说法，遭过程官方拒绝，官访同时还拒绝提出高、拆迁补偿标准。陈书云后来就拒绝火化张明伟遗体，存放于北京公安局朝阳分局尸检中心，一直到现在。房子没了后，陈书云无地可去，就做了一辆四轮小车，车上写个没有点的“家”字，告诉世人她无家可归。几年来，陈书云经常推着她这辆流浪车四处上访与流浪。
案例六：北京刘凤池因强拆郁闷而死 家人拒绝安葬
刘凤池是北京崇文区文化馆离休干部，曾参加抗美援朝，在细菌战中染病，被鉴定为一等二级病号，后带病复员。刘凤池的母亲是清帝爱新觉罗氏的后代，早在上世纪初，父亲刘琦就买下了崇文区磁器口的房产，刘凤迟至今保留地契和蓝图。1949年以后，除了家族自己住的一部分，其他房子多被占用了。虽然无处申诉，但刘家始终相信拥有这些祖宗房产的产权。
2007年4月20日下午1点左右，刘家的房子遭到近百名不明身份的人强行拆除。
2007年8月25日，刘凤池去世，据他的老伴讲，刘凤池前段时间突然高烧不退，先后到多家医院医治无效，直到最后在同仁医院去世时，也不知道死因。刘凤池的老伴讲，刘家房子4月份强拆后，刘凤池心情一直不好，他的去世与拆迁肯定有关系。刘凤池去世后，其家人拒绝对其进行安葬，尸体一直停在北京一医院太平间内。
三、北京、青岛两地暴力强拆的方式及特点分析
中国的法律规定，拆迁是指把经城市规划、土地管理机关批准,将原土地合法使用者及房屋合法使用者迁到其他地方安置，并拆除清理原有建筑或其他妨碍项目实施的地上物，为新的建设项目施工创造条件。按照上述规定，拆迁本不应发生暴力行为，但官方和开发商、拆迁方们为了攫取最大化的利益，他们利用权力和金钱优势，肆意抢劫掠夺民财，于是暴力强拆行为就一再发生了，正如上面我们看到的各个案例一样。通过对北京、青岛两地暴力强拆多个案例分析，我们注意到，在由政府或法院组织的“合法强拆”（有强拆裁决书等法律手续）中，有这样几个特点。
1、 官方组织强拆时，他们充分利用掌握的行政资源和权力进行强拆，并以法律的悍卫者自居，以此打压被拆迁人的反抗。强拆前，官方往往就制定详细的现场行动方案，设组分工，如设立拆迁指挥部，任命总指挥，下设现场保卫组、外围机动组、工程施工组、后勤保障组等等，担任这些机构的指挥人员大都是各级政府的主要干部。强拆时，政府各部门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往往倾巢出动，甚至像教师这样的人员也被迫参与强拆。
对于老百姓的稍许反抗和所谓过激行为，官方就指控老百姓妨碍了公务，殴打了拆迁人员，然后以法律的名义将这些老百姓拘留、劳教、甚至判刑，而对于拆迁过程的暴力行为和打死打伤被拆迁人的现象，官方则很少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2、 强拆时，官方往往组织大批人员前往拆迁现场进行强拆，包括政府干部与政府工作人员，公、检、法、武警、法制办、城管、保安人员，甚至还有特警齐上阵，有时拆迁一户居民，拆迁人员达到近千人。这样的拆迁大军一来，就在人数上、气势上彻底压垮了老百姓。由于实力悬殊，许多老百姓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3、 在政府组织的强拆过程中，株连、连坐 、断水、断电等成为官方惯用的逼迫被拆迁人就范的方式和手段。
当被拆迁人拒绝接受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拒绝搬迁时，官方就找到他们的亲属朋友，特别是那些在政府部门上班的亲属朋友，要求他们做拆迁户的工作。工作如果做不通，就不许上班。而对于那些经商的拆迁户，官方则往往用查税、检查产品质量等手段逼迫被拆迁人签字。
对于那些拒不妥协，坚持不搬迁的“钉子户”们，当局往往采取断水、断电等手段试图逼迫拆迁户们就范。此举严重威胁拆迁户们的人身安全和基本生存权，尽管官方也不得不承认这样做太没道理，太侵犯人权，并规定不得采取这样的手段，但事实是这类野蛮暴力手段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越演越烈。
4、拆迁黑社会化。在官方组织的强拆大军中，除了有政府各部门的人员外，还有大量身份不明人员。这些人员往往是一、二十岁的社会无业人员，许多人参与过黑社会活动，因此被老百姓称之为黑社会人员。在近年来的强拆过程中，这类黑社会人员参与的比例非常高。至所以官方会雇用这些黑社会人员，一是利用这些人充当打手，镇压老百姓的反抗；二是当老百姓反抗被打伤打死后，政府往往不用承担责任。
对于无强拆手续，由开发商、拆迁方非法进行的强拆，最大的一个特点莫过于强拆过程极其野蛮、残暴，打手们往往不分清红皂白，见人就打，许多被拆迁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打伤打死。这种拆迁，完全是一种无法无天的拆迁，是对人类文明的侵犯，是人权侵害的重灾区，也是对社会法律秩序的践踏。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类令人发指的行径发生后，真正的凶手很少受到法律的惩处，受到追究的往往是些前台的替罪羊，那些幕后的策划者通过金钱将自己洗脱干净。
这类非法强拆，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拆迁行为总是发生在深夜甚至凌晨。这充分说明了这类拆迁是见不得人的非法行为，是连他们自己都知道这是丑恶的犯罪行为。
四、奥运主场馆地区（北京奥运村地区办事处）强制拆迁情况
北京市奥运村地区办事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场馆所在地区，国家体育场（俗称“鸟巢”）、 国家游泳馆（俗称“水立方”）等十多座奥运场馆都在该区域内。奥运村办事处是由原北京市朝阳区洼里乡更名而来的，同时，为了奥运场馆建设，原北京朝阳区大屯街道办事处部分地区也划入奥运村地区办事处。
在奥运主场馆地区，我们仍然发现了大量“钉子户”被强制拆迁和暴力拆迁的案例，并且，这种强制拆迁在2008年还在继续。仅在奥运村地区办事处仰山村，2008年就有王连民、凌百增、王启国、张淑玲等多户居民遭遇强拆。拆迁户们指出，奥运村地区办事处的拆迁普遍存在无立项、无审批、无规划的违法情况。
奥运村地区办事处的拆迁户们，首先经过正常渠道，依法维护自已的权利。该地区的拆迁户孙永梁、苏向宇、王连民、凌百增等在房子被拆前，都采取了司法诉讼的方式试图阻止强拆。他们都将北京市朝阳区房管局多次告上法庭，控告朝阳区房管局违法认定开发商不合理的拆迁补偿方案，控告朝阳区房管局违法发放拆迁许可证。奥运村地区办事处羊坊村的拆迁户马景雪还将违法对她进行劳教的北京当地的劳动教养委员会告上法庭。虽然奥运村地区办事处的拆迁户们希望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但结果是他们（她们）未能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他们（她们）的诉讼，要么不获法院受理，要么败诉。迫于无奈，他们（她们）选择上访等方式来维护自已的权利，但上访却被当局看成了是“闹事”“破坏稳定”，从而招致当局的打压，甚至有被拆迁人因此被拘留、被劳教。
案例一：大屯乡居民吕庆澄拒绝强拆遭拘留
大屯乡辛店村居民吕庆澄家被强拆前，经常半夜被人砸窗户、凿门。强拆他家时，北京市朝阳区政府派出了公安局一位处长、一辆110警车及朝阳区法制办、保安、城管等大批人马。拆迁时，交通阻断，百姓惊慌，无人敢看。吕庆澄家被强行拆除后，他家中碗、碟、食用油、脸盆、鞋、衣服被褥等许多物品被损坏，更为重要的是，吕庆澄装有手表、古玩、字画的皮箱被搬家公司搬走后被告之丢失，直到2008年，吕庆澄向有关方面讨要这些物品都未果。
吕庆澄的房子在被强拆后，他当天和另外六户被拆迁户共20余人，准备集体步行到中南海要求解决问题时，二十多人被抓，吕庆澄被拘留八天，其余人被关押二天，连上学的小孩也住进了派出所。
案例二：奥村地区办事处洼里乡羊坊村居民马景雪因上访被连续劳教两次
洼里乡羊坊村居民马景雪反映，2003年她家被拆迁时，政府组织了公安、城管、法制办等四、五百人，将她一家三口强行拉上警车丢到一报警点。
2003年马景雪家被拆时，家中房子面积被评估为169平方米，而她和她丈夫认为其家是祖产，宅基地面积应为320平方米，但政府只按169平方米给其算了60余万元赔偿，家中两处正在经营的门面房也被一分钱不予赔偿，马景雪因此开始了上访。2006年6月2日，马景雪去中南海上访时，被奥运村派出所拘捕，随后被北京市劳动教管委员会宣布劳教一年；2007年6月获释回家后，马景雪和丈夫李玉奎继续上访，2007年9月24日，马景雪到北京东交民巷附近上访时，再次被抓，并随即被劳教两年，所外执行。
2008年3月两会期间，马景雪和李玉奎家门口遭到警察和相关人员的重点看守和监控，外出则被人跟踪。
案例三：奥村地区办事处洼里乡关西庄村居民李新元拒不拆迁被断电断水
洼里乡关西庄村居民李新元，是他们村拒不拆迁，坚持到最后的所谓“钉子户”。他家在被强拆前，屋内就被断电断水，施工方还在他家房后挖沟，双方发生肢体冲突。
案例四：奥运钉子户凌百增遭强拆
凌百增的房子是在2008年1月31日，离春节只剩下一个礼拜的时间被强制拆迁的。当天下午一点半左右，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北京市朝阳区房管局、北京市腾宇拆迁公司及城管、公安等部门近百人来到凌百增家，强行将凌家拆除。当时，凌百增正在北京市建委申诉，凌家其它人也都不在家。凌百增说，此前，没有任何人通知他家当天要被拆迁。凌百增认为，当局是故意趁他家没人，突袭拆迁。
直到现在，凌百增还未签拆迁安置协议，未领取一分钱的拆迁补偿金。他正在采取各种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他到国家信访局、北京市信访局、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建设委员会都多个部门进行了上访，都没有任何结果。
案例五：奥运“钉子户”王连民拒强拆遭抓捕
王连民是北京市奥运村地区办事处仰山村南队53号村民，由于他一直拒绝签署拆迁协议，拒绝搬迁，成为奥运“钉子户”。
2008年4月17日，上午九点左右，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组织法院工作人员、法警、奥运村地区办事处派出所警察和纪检干部、朝阳区房管理局人员、朝阳区城管和保安人员近二百人，来到王连民家强拆他家房子，而在此前，王连民及其家人并未被告之他（她）们家房子今天要执行拆迁。
拆迁人员来后，强行将呆在家中的王连民的父亲和妻子，连推带搡赶出家门。王连民的父亲参加过“解放战争”攻打北京等战役，今年这位“老革命”已七十多岁。拆迁人员来后，将他家通往外面的“东门”进行了封锁。王连民的父亲和妻子被推出家门后，朝阳区法院四、五个人员团团将他们二人围住，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
得知家中房子正被强拆，王连民赶回来后，拿出照像机进行拍照录像时，遭到朝阳区法院警察的粗暴对待，法院警察将王连民摁倒在地，抢走了他的照像机，并给王连民铐上手铐，将其带走，带走时即宣布对其拘留五到十五天。后在单位的担保下，王连民才获得释放。
案例六：广受国际媒体关注的奥运“钉子户”孙永梁
孙永梁是北京市奥运村地区办事处仰山村的居民，2005年4月开始，仰山村村民被以建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和奥运绿化的名义要求搬迁，几年下来，近五百户村民绝大部分被迫搬走了，房子也拆了，但直到2008年3月底，仰山村还有三户村民拒绝签署拆迁协议，拒绝搬迁，成为奥运“钉子户”， 孙永梁就是其中的一位，并且是仰山村坚持到最后的一位。
奥运“钉子户”孙永梁的消息经披露后，华盛顿邮报、英国卫报等国际知名媒体很快作了报道。日本共同社、东京电视台、德国电视台、法国电视六台、法国无线广播、香港无线电视、香港有线电视、香港东方日报等纷纷前往采访。
孙永梁在坚守家园期间，曾遭到停水停电，孙永梁曾在家中贮汽油准备以死抗争。2008年4月5日，因有中央领导人到仰山进行植树活动，孙永梁等人遭到软禁。2008年5月16日，在仰山村所有的拆迁户民离开后，孙永梁在迫使拆迁方对房屋补偿价格做出让步后，签署拆迁安置协议搬迁。
案例七：遭到拘留的“钉子户”苏向宇
苏向宇是仰山村坚持到最后的三“钉子户”之一，从2006年开始，他就多次到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起诉朝阳区房管局，都被以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不予立案。2007年12月，他和妻子再到朝阳区法院立案庭起诉，法院这次不仅不予立案，连不立案的理由也不给了。在这种情况下，苏先生对与法官的谈话进行了录音，立即招致了法院人员的殴打和非法拘禁，他和妻子于当晚被以“以暴力方法威胁法院工作人员”为由各拘留十五天。
五、北京、青岛两地拆迁维权人士的人权状况
当强拆来临时，尽管拆迁大军浩浩荡荡，全副武装，但奥运城中手无寸铁的“钉子户”们并没有被吓倒，人性中的不屈精神使他们（她们）用生命等种种方式顽强抗争。面对老百姓的反抗，政府却把这种依法抗争指控成他们（她们）犯罪的证据，并借此将民众的反抗打压下去。
在拆迁户们的房子被强拆后，他们（她们）当中的许多人居无定所。这更让他们（她们）感到强拆的不公平和强拆对老百姓的伤害。房子虽然没有了，但拆迁户们维护自身权益和尊严的决心并没有放弃，他们（她们）于是开始了上访等种种维权抗争行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因此成为了上访专业户。但上访是条不归路，上访不仅很少能解决他们（她们）的问题，反而使上访专业户们成为了政府眼中的“不稳定分子”“闹事者”，成了影响官员政绩和政府形象的麻烦制造者，最终他们成了政府的“稳控”对象。被监视、跟踪、盯哨、被殴打，被关学习班、法教班、精神病院成了上访专业户们生活的一部分，被拘留、被劳教、被判刑的例子也非常多。
案例一：山东省青岛市四方区夫妻拆迁户自焚抗议强拆遭判刑
2007年3月30日，山东省青岛市四方区政府组织公安、武警、城管、司法、政府干部等众多人员浩浩荡荡开进青岛市四方区河西村，对村民袁新玉等十户所谓无证房强行进行拆迁。在拆到袁新玉家时，袁新玉及丈夫郑方武据理力争，力争无效后，惊恐无奈之下的夫妻二人丧失生趣，在自家的院内烧油欲自焚，结果被抓捕。抓捕袁、郑二人时，现场千人落泪，但大家都无可奈何。3月31日，袁新玉及丈夫郑方武双双被四方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理由是涉嫌放火罪。
2007年4月12日下午四时许，青岛市四方区公安分局派人给袁新玉的亲属送来两份逮捕通知书，一份是袁新玉的，另一份是袁新玉的丈夫郑方武的。逮捕通知书写道，二人因涉嫌妨害公务罪，经四方区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07年4月12日由四方区公安分局执行逮捕。
2007年5月14日，袁新玉、郑方武嫌妨碍公务罪一审在青岛市第二看守所法庭进行，法庭未当庭宣判。2007年5月28日上午九点半左右，袁新玉夫妇的案子仍然在青岛市第二看守所法庭开庭，该法庭总共十一个旁听座位，被告方只有袁新玉的哥哥和郑方武的二嫂得以入内旁听，其它九个旁听席位则被四方区人大、居委会、河西实业总公司（拆迁方）的人占据。 上午十点左右，法庭在仅审理了半个小时后进行宣判。法院判袁、郑二人犯放火未遂罪成立，但不支持二人犯妨害公务罪的指控。最终，袁新玉被判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郑方武被判一年。
2007年7月18日，青岛市中级法院对袁新玉、郑方武案进行了二审宣判，二审对一审进行了改判，袁新玉一审被判一年零六个月，二审改判为“判刑一年缓刑二年”。郑方武一审被判一年，二审改判为“判刑半年缓刑一年”。
案例二：青岛四方区袁德良藏美荣夫妻二人爬房顶阻强拆 藏美荣被判实刑
2007年4月27日，青岛市四方区政府又组织公安、城管等三、四百人来到四方区河西村，对袁德良等两家村民的房子进行强制拆迁。27日上午，袁德良、藏美荣夫妻二人爬上自家房顶，挥动国旗，抗议政府暴力拆迁，侵犯人权，结果夫妻二人双双在房顶被抓捕。2007年4月28日，青岛市四方区公安分局对袁德良执行刑事拘留，并将其羁押于青岛市第二看守所，藏美荣也遭到刑事拘留。
2007年5月29日，藏美荣被青岛市公安局四方分局以涉嫌妨碍公务罪执行逮捕，羁押于青岛市第三看守所。藏美荣被逮捕，是因为拆迁当天，她爬上自己的房顶，扔瓦片下来，打伤了城管人员。而袁德良本人则于2007年5月28日被取保候审，理由是”袁德良不具备产生社会危害性”，当局这次致所以将袁德良放出来，是因为袁德良的两个女儿无人照顾。
2007年12月24日，袁德良、藏美荣同时被判妨碍公务罪成立，袁德良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而藏美荣则被判处一年的实刑。一审宣判后，袁德良、藏美荣夫妻二人双双提出上诉，但时至今日，二审一直未开庭。
案例三：山东省青岛市错埠岭拆迁户维权代表于建利被以诽谤罪受审
于建利是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错埠岭的拆迁户维权代表，他曾将一系列暴力拆迁以及公民维权的照片和相关资料在互联网上发布，引起了法律界和海外媒体对当地拆迁的持续关注，更有英国和香港的电视台到当地采访拆迁事件。
于建利是2007年7月28日被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公安分局以涉嫌诽谤罪刑事拘留关押，2007年9月4日，于建利被正式逮捕。于建利的所谓诽谤案，检方指控他在互联网上点名批评了青岛市市北区的一些与强拆民房相关的官员。
2008年3月4日，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但却不顾法律规定，迟迟不予宣判。2008年3月31日，于建利的辩护律师李苏滨等接到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的通知，于建利案已改由山东省胶南市人民法院审判。
2008年5月23日，于建利在被超期羁押了三百天后，在山东省胶南市法院异地开庭审理。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于建利都被戴上手铐脚镣。尽管律师一再抗议，但于建利的手铐脚镣一直未被取下来。对于检方对于建利的指控，于建利的辩护律师们认为，于建利向有关部门和在国际互联网批评、检举青岛市市北区政府个别人官商勾结、滥用职权、违法拆迁，有大量铁的事实和证据，不存在“捏造”，不构成诽谤罪。于建利的检举行为，是在积极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监督权，是在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这次审判，法庭未当庭宣判。后来，于建利被判诽谤罪成立，获刑十四个月。
案例四：北京残疾居民倪玉兰反抗强拆被逮捕
2008年4月15日一大早，北京市西城区城管人员、拆迁公司、新街口派出所警察等三、四十人对倪玉兰位于西城区前章胡同19号的家的围墙进行强拆。倪玉兰上前阻止时，被人用砖头击伤头部。但由于一拆迁民工扒在地上，警方指控是倪玉兰所打，将其抓到了新街口派出所。随后，倪玉兰的丈夫董继勤也被控参与了殴打拆迁人员，被抓到了新街口派出所并被行政拘留五日，罪名是“谎报警情”，指的是他家房子被拆时，董继勤拨打110报警说有人抢他家东西并拆除他家房子。
2008年4月17日凌晨一点多，董继勤被从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派出所送往西城区拘留所，到拘留所后，警方向其宣告倪玉兰被刑事拘留，并要求其作为家属在拘留书上签字。董继勤已于2008年4月30日收到倪玉兰的逮捕通知书。倪玉兰的逮捕通知书是由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签发的，该通知书写道：“倪玉兰因嫌涉妨碍公务罪，经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08年4月29日23时执行逮捕，现羁押在西城区看守所”。 倪玉兰此前就因维权上访被打残，靠双拐才能行走。
案例五：叶国柱申请万人游行维护居住院权被判刑 叶国强天安门跳河反抗强拆
2003年，叶国柱、叶国强的房子位于先农坛体育馆旁边，为了打通并扩建通向先农坛体育馆的南中轴路，叶家这里成了拆迁对象。2003年5月，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政府对叶国柱、叶国强的房子实行强拆。强拆时，所有叶氏家人被强迫离开。叶家许多财物弃于强拆房屋的废墟中，日常生活用品被破坏。叶氏老少三代露宿街头，瞬间由原本小康幸福之家变为赤贫之家。
叶国柱与妻子，次子共同居住在始建于1949年之前的三间36平方米的集体所有制平房，拆迁前，政府及开发商只同意付给他9.5万元补偿款，遭到叶国柱拒绝。
叶国强一家三口，夫妇系政府相关部门鉴定并发证的残疾人，在开发商哄骗不符实际居住情况下，双方口头协议商定叶家三处最晚建于80年代长期居住的自建房按三处分别办理拆迁补偿事宜，每处可得补偿款11.5万圆。但在只付给了一处补偿款后，没有再付给一分钱或相应安置。
叶家被强拆后，叶氏兄弟逐级信访走访党政部门，终未得到政府相关法律援救与保护。2003年10月1日，悲愤至极的叶国强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河跳河自杀未果，获救后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入狱两年。房子被拆后，叶国柱由自家遭遇开始关注其它拆迁户的问题，成为北京居民反迫迁的领袖。2004年，叶国柱和其它访民向公安机关递交申请，要求进行万人大游行，2004年12月18日，叶国柱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现在，叶国柱还在狱中。叶国强出狱后，继续进行维权上访活动。2007年9月29日，叶国强被抓捕，9月30日被关进宣武区公安分局拘留所，当局向其宣布他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刑事拘留。2008年1月9日，在叶国强保证不得与海外联系、合理合法上访、随时听候传唤等要求后，被取保候审回家。
案例六：北京市政退休工人王玲因上访遭受到劳教
王玲是北京市政部门的退休工人，王玲家房子被强拆后，她无家可归。为了有个栖身之地，她在西城租了一个房子来临时居住。王玲为此开始了上访，期间多次被拘留。
2007年9月29日十七大前夕，王玲被从家中带走后，被拘留十天。10月10日，释放回家的第二天，王玲又被北京太阳宫派出所带到太阳宫地区一个拉圾场附近关押。被关到这儿以后，王玲拒绝进食。关押时，王玲和二名男保安、一名男警察同住一屋，屋内又没有卫生间，生活很不方便，期间因上厕所王玲还遭到殴打。
2007年10月中旬，王玲被劳教，关押于北京市大兴劳教所。
案例七：双淑英、华惠棋反强拆双双被判刑
华惠棋一家都是北京家庭教会的基督信徒。2002年，他们的住房被政府强拆。华惠棋和母亲双淑英因此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上访。2007年1月26号，北京两会伊始，早晨约8点，华惠棋跟随母亲双淑英到北京市人大代表驻地，欲向人大代表反映房子遭强拆的情况，却遭到在场的7、8名警察的殴打，后被扣押在亚运村派出所，再遭殴打，华惠棋随即被北京朝阳分局刑事拘留。
华惠棋被抓的罪名是涉嫌妨碍公务罪。当时，警察找到华惠齐，要求他蹲下，华惠齐不肯，于是警察就打他，华惠齐在抗争时，可能胸前的十字架划破了一位警察的脸，于是华惠齐就被抓了。2007年2月8日，华惠棋被朝阳共检察院以涉嫌妨碍公务罪逮捕。2007年6月4日，华惠齐被判刑半年。出狱后，华惠齐继续上访维权，2007年10月，华惠棋遭到十几名崇文区警察和开发商人员的毒打。
2007年1月，亲眼目睹儿子华惠棋被打被抓，双淑英不断上访为儿子讨说法。2007年2月9日上午9点，76岁的双淑英被北京市崇文公安分局警察以“故意毁坏公私财物”为由带走，随后被逮捕。2007年2月26日，双淑英被北京市崇文区法院，以所谓“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判刑2年，罚款2,000元人民币。到现在，双淑英还在狱中服刑，家人申请保外就医被拒。
案例八：北京拆迁维权人士刘安军被打残被判刑
刘安军是家住北京市宣武区枣林后街3号的居民，2003年5月1日，刘安军因制止拆迁公司扰民，遭到拆迁公司经理和副经理的殴打。牛街派出所包庇打人凶手，致使刘安军又在5月4日、5月8日两次遭到拆迁公司的殴打。5月12日，拆迁公司与黑社会勾结，雇用两个外籍凶手暴殴刘安军，刘安军头部缝了29针、胳膊骨折、一条腿失去知觉，自此生活不能自理，完全失去劳动能力，靠轮椅双拐出行。
房子被拆后，刘安军到各级政府上访，不但问题没解决，反而于10月10日被白纸坊派出所绑架，被以“扰乱公共秩序”罪拘留27天。期间，刘安军家在2004年2月29日晚又被拆迁公司砸翻。2004年7月27日，刘安军因大声喝止警察打人，被公安以带头扰乱秩序，构成寻衅滋事罪判刑两年。
六、奥运城中强制拆迁与公民人权保护状况综述
A、北京、青岛两地居民遭受强拆后的安置居住状况
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租赁房屋的，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虽然中央和地方都出台了相关文件试图保障被拆迁人在房子被拆后的居住权利，但现实生活中，这些规定往往流入了形式。
由于政府及开发商在拆除了老百姓的房子后，仍拒绝提高拆迁补偿标准，仍不肯正面回应拆迁户们提出的安置等要求，造成许多“钉子户”往往在房子被拆数年后，仍未获补偿安置，从而在失去家园后流离失所。他们（她们）被迫选择到偏远的市郊租房居住，因为那里房租便宜，还有一些人则投亲靠友，寄人篱下。
有些拆迁户在房子被拆后，被迫接受拆迁方的“安置房”或“周转房”。对于“安置房”，许多拆迁户反映质量低劣，存在安全隐患；对于周转房，拆迁方往往要求拆迁户自行交纳房费、水费、电费等费用，导致拆迁户们的居住权失去保障，使他们陷入绝望的境地，有人甚至因此用结束生命来抗争，北京的王志刚就是其中的一位。
王志刚的父亲叫王宝恒，王宝恒原是北京市崇文区西花上三条29号的居民，2004年8月，王宝恒家的房子被拆掉了，由于补偿过低，买不起新房，王宝恒和儿子王志刚一直被安排租住在北京市丰台区石榴园北里十号楼11门101室。 (
王宝恒和现年24岁的王志刚在北京都没有正式的工作和收入，二人靠低保为生，每人每月只有三百元。由于生活困难，2007年年底，王宝恒有几个月房租没交。自此，王宝恒所在的北京市中创物业管理公司三天两头到他家催款，由于王宝恒无钱交房租，2008年1月初，他家被拉闸停电，大年三十，王宝恒家仍然没电，中创物业管理公司的三个人反而来到他家中再次催交钱。王宝恒说没钱，请求他们先把电接上让他家过个年，年后再想办法，这三人说”交了钱就通电”。就这样，春节期间王宝恒家靠点蜡烛照明。在家中没电期间，王志刚曾与当地政府等部门交涉过，但没人解决，王志刚对此极度悲观和失望。
2008年2月11日，大年初五早上七点钟，王宝恒起床后，即发现王志刚用尼龙绳在屋内上吊身亡了。
赵伸一家17口人原居住在北京西城区新街口四条55号，赵家在新街口四条的这座院子，一共有44间房，近600多平方米，其中26.5间、300多平方米为原建，其余为自建。拆迁时，拆迁办不与赵家协商，就口头告知：赵家房子的评估价格是17万元，加上拆迁补偿，总共44万元。赵家无法受这样一个补偿方案，但房子还是被强拆了。
在房子被拆两年多后，赵伸一家17口人仍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下。在两年多时间里，他们累计上访85次，通过信访办向西城区政府区长、副区长、政府办政务接待人员反映情况，直接向包括西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西城区法制办、西城区国土房管局、西城区司法局、西都地产(开发商)、递交了72份28万字的文字材料。期间，虽然西城区两位区长先后为其签字，但最终有形无实，问题仍未解决。
在北京城周边的一些远郊区，聚集着一群因家园被拆而迁居于此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迫失去原有的房屋时，也失去了原来生活的秩序。位于原北京大兴区的南苑北里小区就是其中的一个。该小区位于北京市南四环和南五环之间，在此地生活的3000多户居民，都是由崇文区各地拆迁而来的，其中主要来自新世界地块。
拆迁户们搬到这里后，发现用水、排水、交通等各方面很不配套，生活很不方便。此地的3000多户居民中，90％都没交房租。拒交的原因，一是不满原来拥有住房变成了租房；二是不满于安置条件。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公司甚至以此为由，将许多安置户告上了法庭。
王洪波等6人是青岛市李沧区一市场的个体经商户，他们的商铺被拆时，拆迁办采取了断水断电、用垃圾堵路等等办法，逼迫大家接受异地安置。对于异地安置的网点房，拆迁户们非常不满，他们说：“异地安置所谓的网点房是他们私自改造、分割而成，宽只有2至3米，而长却有8米，缺少必备的上下水和通风设施，图纸是他们自己私自设计的，根本不符合国家关于网点房建设的基本要求”
在奥运主场馆所在的北京朝阳区大屯乡，该乡的居民对拆迁后的安置房的质量不满意，据居民们提供的相关材料介绍，许多居民的房子没有真正的房产证，实际面积比入住合约面积缩水10%，小区内无绿地、公摊面积增多，有的地下室被出租用于商业用途。同时，数十座安置楼只有一个小运动场，许多回迁安置房出现墙壁漏水、开裂等问题。临街回迁安置楼大都是上居下店（上面是住房，一楼是商业房），造成噪音、油烟、热气污染，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在小区管理方面，经常出现井盖溢水，下水道无人修，汽车、自行车失窃等现象。
B、补偿低，买不起新房，公民居住权严重遭侵犯
《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二条分别规定：“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订立拆迁补偿安置书面协议。实行货币补偿的，协议应当规定补偿金额、付款方式、付款期限、搬迁期限和违约责任以及当事人约定的其他条款”“ 实行货币补偿的，补偿款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确定。被拆迁房屋的房地产市场评估价包括房屋的重置成新价和区位补偿价，具体评估规则由市国土房管局制定公布”。青岛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 拆迁住宅房屋实行货币补偿的,按照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计算方法,被拆迁房屋面积与住房改善面积之和按照拆迁区域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结算拆迁补偿金”
从上述法律规定来看，对于房屋拆迁补偿，要以市场价格为标准，但从我们搜集的一百多个案例来看，还没有发现一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标准是完全按市场价制定的。对于拆迁补偿安置标准的出台，按法律规定，应充分征询群众的意见，要举行听证会，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完全是由官方及开发商单方面制定，老百姓事前毫不知情。拆迁补偿安置标准一旦布，哪怕老百姓意见再大，也只能被迫接受，拆迁安置标准很少因老百姓而改变提高。
正是由于拆迁补偿安置标准完全操控在官方与开发商的手中，他们肆意压低房价，为自己留下巨大的利润空间，造成房屋补偿价格过低，完全悖离市场。如北京市奥运村地区办事处的拆迁，补偿价格大约为四千多元一平方米，而当地的市场房价高达一万多元。正是由于补偿价格过低，拆迁户们即使在拿到补偿款后，也买不起新房，尤其是在同等地段购买同等面积的新房成为不可能，这就使得大量拆迁户被迫到北京市郊租房或买房居住，从而失去基本居住权利。
C、暴力强拆越演越烈 保护人权需从制度入手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不得不承认，暴力强拆现象在北京、青岛两地乃至全国普遍存在，并且越演越烈。暴力强拆是明显的违法犯罪行为，为什么这样的行为一再发生，得不到有效扼制呢？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急剧升温，将老百姓的房子拆后进行房地产开发，孕育着巨大的利润。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们可以把此比作为一个巨大的蛋糕，许多人都想在这上面分取一块。当然首先就是广大的开发商们，他们试图攫取最大的利润，就不惜使用暴力。有的开发商还赤裸裸地对拆迁户们说：“你想要我们的钱，我们就要你的命”。问题的关健是当开发商们致伤致死被拆迁人时，他们的罪行并未得到严厉惩处，他们用金钱摆平了一切，这里当然包括大量的钱权交易。对于这样一种官商勾结，老百姓心知肚明，却拿它们没有任何办法。
对于拆迁，政府与官员们同样想分取那个大蛋糕，并且还想占领最大的一块，他们占领的本钱就是他们手中绝对的权力。拆迁时，政府本来应该遵守中立与裁判的角色，但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政府官员们不仅仅与商人勾结起来，在绝大多数拆迁案件中，政府官员们还走到前台，直接策划、组织、主导拆迁，事实上也只有政府才能将公、检、法等部门调到拆迁现场，让他们成为拆迁的工具。
当老百姓试图反抗官员及商人们的种种非法行为时，他们去找司法部门，救助于法律，但法律受控与权力，权比法大，有时本应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司法机构本身就沦为拆迁的工具；当老百姓求助于官方媒体时，同样受制于权力的媒体很少能为老百姓说话。扼制强拆需要一个法律能得到真正遵守的社会，需要一个人权得到充分保障的一个公民社会，需要训服绝对的权力，这一切都说明保护人权需从制度入手。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8-1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