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公民维权

【民生观察2020年3月25日消息】日前，“长沙富能”案三名当事人家属去到长沙与国安局案件经办人员进行交涉，而主办工作人员避而不见，家属们提出合理诉求并就辩护律师集体“被解除”一事表示抗议，程渊妻子施明磊女士递交国家赔偿申请被拒，家属向检察院控告“长沙富能”专案组徇私枉法及滥用职权罪名。

周一（3月23日），“富能”案家属去到长沙市国家安全局，要求会见该案林姓负责人不果，改由另外两名工作人员代为接待，而由上周开始家属与律师一直试图联络林姓负责人，但拨打超过二十次电话，对方一直不予接听，亦未见事后回复。

家属就目前案件的进展情况向接待人员提出三点诉求，分别是：一，递交国家赔偿申请书给赔偿义务机关长沙市国家安全局；二，对于案件六位辩护律师集体“被解除”一事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众家属为当事人聘请的六位律师的辩护权能够得到保证；三，对于专案组林姓负责人连续一周不接听家属与律师的电话一事进行了解。

同时，程渊妻子施明磊女士就去年7月22日程渊被捕当日起无辜被长沙国安实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一事亦当场向长沙市国安局递交个人国家赔偿申请，不过遭到接待人员的拒收，转而以邮寄方式进行递交。

针对家属提出的三点诉求，长沙市国安局随即作出回复：一，拒绝接收施明磊递交给长沙国安的国家赔偿申请书；二，不承认案件六名辩护律师在同一时间遭集体解除是非本人意愿；三，林姓负责人不接电话是由于太忙。

交涉无果后，家属在律师陪同下随即去到长沙市检察院，就长沙国安局“长沙富能”案林姓负责人等全体专案组成员涉嫌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罪进行控告，并提出事实包括：1，三名当事人在同一时间解除对自己的辩护律师的委托，怀疑是当事人在办案机关滥用职权情况下受到的逼迫行为；2，违法对程渊家属施明磊实施迫害行为，包括监居强制措施、扣押证件和银行卡以及手机电脑等私人物品等。

一周前，案件的六位辩护律师分别收到通知，表示三名当事人已经解除对众律师的委托，并将由官方安排律师跟进案件，随后律师即陆续收到当事人手书解除声明的复印件。而正当律师与家属错愕不已之时，程渊及吴葛剑雄分别致信家人，为解除律师一事辩驳。

程渊妻子施明磊女士表示，看到程渊信件的第一句称呼即已明白非程渊真实意愿所写，皆因与之结婚多年丈夫程渊不会以“明磊”称呼自己，至于余下的内容已经没有意义。

而另一名当事人吴葛剑雄在给律师父亲吴有水的信中内容更加匪夷所思，吴有水律师表示，谁都不会舍弃自己的父亲作为辩护人，更何况父子俩本来关系非常好，不过由此更担心当事人在羁押下的状况。

网友刘先生表示，从家书内容错漏百出可以判断书信可能由办案人员起草，然后再逼迫当事人照抄，造成当事人解除律师的假象，明显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愿的体现，而当局此举无非是在为秘密审讯作准备，因为案件已经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按照相关规定律师已经可以名正言顺进行会见，而不是侦查阶段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了，利用解除律师的手段换成官方律师有利于当局对当事人审判定罪而神不知鬼不觉，当局误以为手段高明却此地无银三百两败在家书的纰漏上，不过一向恶行满贯的中共并不在乎自露马脚，多年来政治迫害的个案已经多不胜数无法收场。

【民生观察2020年3月24日消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前进村村民刘家雨、刘家柏、吴铁华（已故村民吴秀程之子），实名控告现任前进村委会书记、村主任杜仁伟、安立锤、杜美荣家族三人，在担任村主任及村书记长达15年期间，拒不执行上级政府指令恢复三村民社员资格，受害人请求牙克石市监察委员会，依法追究村官及宗族黑恶势力滥用职权罪。

2004年，刘家雨、刘家柏、吴秀程对时任村委会主任的安立锤违法乱纪行为向牧原镇举报，被安立锤得知，他滥用职权，对村民进行打击报复，将上述三人开除村民资格，导致村民应该享受的各种补贴和福利待遇都被安立锤剥夺。

2010年安立锤因贪污罪被牙克石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11年安立锤的妻子杜美荣被牧原镇任命为村书记、代理村委会主任，还是继续对抗牙克石市政府、牧原镇党委政府，仍然继续滥用职权不给三人恢复村民身份。

2013年出狱后的安立锤又当上了村主任，更加嚣张，并狂称：“只要我们家有一个人在村上，你就别想再当上社员。”

2015年，因安立锤被判过刑，牙克石市政府、牧原镇党委政府不允许安立锤继续参选村委会主任。安立锤、杜美荣拉关系，许愿，结党营私，为亲侄子杜仁伟（2006年因贪污社员低保款事发，躲避到外地，2015年被安立锤、杜美荣召回竞选村长）拉选票，使无能、无德、无才的杜仁伟当上村书记、村主任。

杜仁伟上任后，比其姑姑杜美荣、姑父安立锤更加目无法纪、胆大妄为，比他们更贪婪、更无耻、更嚣张。他对受害村民说：“这事我不管，我不可能给你们恢复村民身份，你们愿意哪告哪告去。”

无奈之下，刘家雨等三人于2017年前往北京上访，牧原镇政府下令前进村委会，让杜仁伟恢复三人社员身份，但其拒不执行。

受害家属反映，杜仁伟、杜美荣、安立锤三人，从2003年开始一直时至今日，持续的掌控前进村委会书记、主任职务。在此期间，呼伦贝尔市政府、牙克石市政府、牧原镇政府多次下发恢复刘家雨等三人村民身份的指令、政令，但却在杜仁伟等把持的村委会这里得不到执行，其宗族村霸恶势力在村里横行霸道，并且15年来一直处于持续非法的对抗各级政府指令。

党的方针政策在杜氏家族面前无法贯彻执行！致使刘家雨等三人到现在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三人从40多岁的壮年被打击报复剥夺了村民资格，现在已经变成60多岁的老年人，（其中吴秀程已经悲愤故去）。

三位受害人无法享受国家农补和社员工资待遇，没有自己的田园地，不能批地号，不能承包土地，不能得到拆迁补偿，不能分得应分得的社员住房，三人变成了社会最低层的贫困户，村霸恶势力持续的滥用职权罪，已经累计给当事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100多万元，造成间接经济损失200多万元。

受害村民强烈要求牙克石市监察委员会为民做主，依法查处杜氏家族违法犯罪行为！还受害人一个公道！

刘家雨、刘家柏、吴铁华电话：15104973203

【民生观察2020年3月24日消息】本网获悉，知名企业“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自3月20日起，就有数十名员工汇集到公司总部抗议。此外，在比亚迪深圳厂区，也有十多名位试车员在“六角大楼”办公区声讨扣薪。抗议员工身着企业工作服，手举“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吃饭”的标语，不断向办公大楼呐喊示威。

员工们反映，比亚迪自称是“新能源汽车引领者”，汽车行业的良心企业，但是在内部管理上却多有克扣员工工资、大搞形象工程假开工等不法行为。近期，比亚迪公司以新冠疫情为由，大范围拖欠员工工资、违反劳动法肆意解除劳动合同、不给员工开具“复工证明”迫使员工辞职。

一位工作于比亚迪某电机厂的员工撰文指控，比亚迪在疫情期间给出的待遇如下：“二月份扣完到手的工资只有两三百元，别人是月光族我是花呗族！每个月花呗就欠那么几百块都还不清。比亚迪公司违反人社部门的规定，在疫情期间肆意克扣员工工资，还借故逼迫员工自己辞职以逃避应付的补偿金。”

经查，在2020年1月24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中规定：一、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职工，企业应当支付职工在此期间的工作报酬，并不得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四十一条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在此期间，劳动合同到期的，分别顺延至职工医疗期期满、医学观察期期满、隔离期期满或者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结束。

二、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可以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尽量不裁员或者少裁员。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补贴。企业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企业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职工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若职工提供了正常劳动，企业支付给职工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职工没有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应当发放生活费，生活费标准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办法执行。

然而，自疫情爆发以来，比亚迪以疫情导致经营困难为借口，随意取消约定的绩效工薪、不给员工开具“复工证明”逼迫员工辞职。许多员工都反映，在疫情期间他们的待遇“缩水”，且降薪幅度不小。员工反映的问题不只是薪资绩效缩水，还有比亚迪公司涉嫌违反劳动法，拒缴或少缴社保以及调休不规范等问题。

有员工代表反映，疫情期间车企利润下降，适当降薪、裁员求存本无可厚非。但为什么比亚迪的做法会引起诸多不满？广汽集团曾声称：不会“降薪”来度过疫情危机！就算比亚迪做不到，那么按正常程序降薪、裁员又怎么会曝出这么多问题？这难道是比亚迪的“企业文化“吗？显然，如果比亚迪按照劳动法来处理，依法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应付的工资及时给付、应支付的裁员补偿金全额给付，那么久不会出现这一堆问题。

资料显示，2019年比亚迪前三季度业绩报告公布，比亚迪前三季度实现营收938.22亿元，同比增长5.44%；净利润15.74亿元，同比增长3%。比亚迪预计2019年度净利润在15.84-17.74亿元之间，同比下滑36.19%-43.03%。在比亚迪引以为傲的新能源汽车方面，2019年共销售22.3万辆，同比下滑7.4%。2020年以来，受春节和新冠疫情影响，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销量大幅下滑，前两个月累计销售不足1万台，同比下滑77%。

虽然新能源汽车销量下滑明显，但比亚迪2020年3月分别收到深圳坪山、西安市高新区财政局拨付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共计23.42亿元，由此可见，比亚迪足额支付员工工资是不成问题的，只是比亚迪没有把员工的权益当作一回事，所以才会出现大范围克扣、拖欠员工薪资的问题。还有，近期新冠疫情大幅缓解，政府要求全力复工复产，而比亚迪公司却阳奉阴违，大搞形象工程“假复工”，并且还拒绝一些员工开具“复工证明”的申请，刻意阻扰员工复工，以借机不付补偿金就辞退员工。

近日，数十名比亚迪员工汇集到公司总部抗议，有员工在公司大门口拉起了“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吃饭”、“19部新能源客车厂，疫情期间假复工，职能部门视而不见”的白色横幅集体维权。此后有公司领导回应称：疫情下，公司一些组织架构内部调整，有些团队当时信息不对称所以没适应过来。有关员工所说的“假复工”（没有百分之百复工），领导称疫情之下，轮班的情况也确实是存在的。除公司总部出现抗议外，比亚迪深圳厂区也出现了试车员集体讨薪的抗议活动。

【民生观察2020年3月23日消息】2020年3月20日上午，湖北武汉十余名保安人员来到湖北大学防疫隔离点，集体抗议防疫补助费遭领导侵吞。

现场保安人员控诉说，2月15日，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床位保障组发布了关于下达16所省属高校集中隔离点储备任务的紧急通知：为加大隔离点储备建设力度，经湖北省指挥部与湖北省教育厅协调决定，将征用湖北大学一期、二期、忠诚学生公寓，建设新冠肺炎治愈出院患者出院后的集中隔离点。

与此同时，湖北经济学院、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民办）、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等16所省属高校作为储备隔离点交由武汉市指挥部统一调度使用。16所省属高校隔离点储备计划共计15000间，要求在2月20日前完成储备工作。隔离房间将按照一人一间一床的原则进行储备，高校储备隔离点(征用高校内体育场馆等建筑用于建设方舱医院除外)主要用于发热病人和密切接触者的隔离观察，原则上不用于轻症患者治疗。

湖北大学等高校被征用后，数十名保安人员被派驻到这些隔离点工作，他们主要负责发热病人和密切接触者的隔离、防护工作，安保人员直接与这些发热病人接触，被传染的风险非常高。这些被隔离的病人由于心情不好，时常会吵吵闹闹要求回家，还有些人会找保安的麻烦拉拉扯扯，保安们冒着巨大的风险，耐心细致的做好劝导安抚工作。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数十名保安员兢兢业业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工作。

近日，安保人员的防疫补助费开始发放，发放的金额令人大跌眼镜：每人每天才250元钱。按照中央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通知，一线安保人员每人每天补助费是1000元钱、医院及隔离点的一线保洁人员是每天1200元钱。安保人员认为，其余750余元的补助费被上级领导侵吞了。

3月21日上午，十余名保安人员来到湖北大学防疫隔离点，集体抗议防疫补助费遭领导侵吞，而接待的领导却声称：虽然中央疫情防控指挥部是按照一线安保人员每人每天补助费是1000元钱发放的，但是安保公司需要从中提取管理费等费用，因此发放到一线安保人员手中的防疫补助费就只剩每人每天250元钱了。对此，现场安保人员一致反对，他们抗议说，既然中央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对一线安保人员按每人每天1000元钱的标准补助，那么奋斗在一线的安保人员拿到手的补助费就应该是每人每天1000元，而不是被扣除什么管理费之后的余额250元一天。至于公司提取管理费的问题，理应在员工每月的工资里常规提取，而不是在防疫专项补助费里面克扣。面对抗议人员的反对，接待领导不予理会，只说是会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

据悉，在此次“武汉肺炎”的防控中，已有多地领导克扣一线防疫人员薪资的情况曝出。3月3日，陕西省安康中心医院在补助发放方案中，一线医护补助最低400元，医院领导能拿8000－12600元左右，有的医院领导拿的补助比援鄂一线医护人员的还多得多。一些医生反映，部分领导偶尔背着手转转，在发热门诊的专家们值班一两次，就能拿全勤，一线人员却被克扣上班天数，导致最终院内领导所得补助比服务确诊患者的工作人员都高。如此发放抗疫补助的标准和方案，一旦成为事实，必然会寒了医护人员的心。

3月10日，一份题为《昆明市晋宁区宝峰中心卫生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临时性工作补助统计名册》发布出来。知情人称，这份名单上获补助最多的是该院院长汪某，而排名第二、第三的则是出纳与会计，且预检台的正式医生并不在补助名单内。在这份名单上，院长汪某的岗位是公卫科（排查转运病例），按照一类一档补助标准，每日补助300元，实际在岗天数32天，共补助9600元。而排在第二、第三的宁某和任某与汪某岗位相同，按照上岗天数不同，分别补助9300元和8700元。该院院长辩解说是对文件理解有误。这样的说辞，可信度如何，显然是越描越黑。抗疫补助，毫无疑问，在发放上应该向一线医护人员倾斜。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该院的预检台的正式医生竟然不在名单上，而院长大人成了“摘桃”的急先锋，他是拿补助最多的一个人，这让一线医护人员情何以堪？

对于发放补助“领导优先”的问题，部分网民评论说：在严峻的疫情面前，每个人都担负着责任和风险。但责任和风险是有区分的，冲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无疑是受到公众赞誉和爱戴的英雄。抗疫一线补助，更多应该向那些在一线流汗拼命的医护人员、保洁人员、保安人员倾斜，拿出更多的钱来补助他们，公众都会鲜有反对意见。但作为领导，有些只是到病区看一下，发表一些指导性的意见，甚至连防护服都没有穿过，这样的领导如果也拿高额的补助，就很难服人。上述“领导优先发钱”其实也正反映了这一点。这也充分显示出领导的爱财本能，在他们的心底里总是觉得自己优先，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都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糊弄欺骗老百姓的道具而已。

【民生观察2020年3月21日消息】本网获悉，湖北经过近两个月的封城防疫，“武汉肺炎”疫情已经好转，截至3月19日，武汉市已出现零新增，其他市县已连续10多天零新增，除武汉市外的其他市县已经开始复工复产。在形势好转之际，滞留在武汉市的“火神”“雷神山”医院的建设者们却被“过河拆桥”，遭当局冷落“抛弃”。他们在3月14日结束了隔离期，现如今他们既不能出城返乡，也不能在武汉谋生，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局。3月17日，377名工人在隔离点集体抗议，向政府提出了两点诉求：一是希望可以尽快返乡开工，或是明确能返乡的时间；二是继续发放隔离期以外的补贴，不能无限期的滞留在武汉而又没有收入。

据武汉知情人士透露，2020年1月24日，武汉市火神山医院开工，1月26日，雷神山医院开工。为了响应国家应急的号召，大量工人不顾个人安危，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应召而来；为了完成“中国速度”，早日救治新冠病患，工人们不辞劳苦的加班加点抢工建设，终于在10余天后建成了两家应急医院。

医院建成后，一些工人“卸甲归田”，他们有的返回老家接受隔离，有的服从安排留在了武汉市等待下一所医院的建设。在此过程中，“过河拆桥”式麻烦接踵而至。3月8日，湖北浠水县2名武汉火神山医院援建工作者返乡，被安排在当地一家宾馆集中隔离，镇政府按150元/天的标准收取了4200元集中隔离费。并且，由于两人是从疫情重灾区武汉返乡，浠水很多人都不让他们回家，说是回家后可能把病毒传播到家乡。最后，两人被要求在偏远的地方隔离，隔离期满后也不敢返回家中。

建筑工人王先生反映，自己从武汉“火神山”返乡后，询问了湖北浠水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隔离要求，他们表示必须要自费隔离，收费标准本来是200元/天，经一番讨价还价后，变为150元/天。并且，隔离期结束后，还要视情况而定能否回家。王先生表示，当初应召去建设火神山医院，彼时我们被称为“英雄”受到褒扬，但是建设完成后我们就被人鄙视，甚至被一些地方政府和民众视为“瘟神”，处处为难，既要压榨我们的收入，还要抵制我们返乡。

完工返乡后，按照防控举措隔离也是应该的，但是当地干部却非要让我们“远处隔离”、自费隔离，我们赚的钱都不够支付隔离费用的，而且隔离结束后还未必能返回家中，因为左邻右舍都把我们当作“武汉肺炎”的携带者看待，唯恐避之不及，太让人心寒了。

与之对比的是：武汉江夏区乌龙泉街灵山村此前在安置雷神山医院建设者方面，做得就非常妥帖：有些建设者会被安置在酒店集中隔离，由医护人员定期检查；经专业检查没有感染症状者可根据个人意愿回家隔离；他们可以按300元/天的标准领取隔离补偿金；村委会还会安排专人给居家隔离的建设者家里送菜，并要求他们测量体温并上报。对比可以看出，差距不在于当地要花多少钱，而是让无症状的援建者居家隔离，这可是比强制在酒店集中隔离成本更低。主要差距，其实在于决策者的工作理念、工作方式，在于他们是否有“善待贡献者”的智慧与意识。

3月17日，从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撤下来的377名工人，在武汉市洪山区的一座活动板房隔离点集体抗议，工人反映，他们最晚一批撤出的22名工人于2月28日开始隔离。到3月14日，所有377名工人都已经隔离满了14天。隔离期满，武汉当局既不让他们离开武汉市（封城未结束），也不给于经济补助，让他们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

抗议过程中，工人们围住隔离点大门，不让工作人员进出，城建局、信访局的人也来了，但没能给出明确的结果，“只能再报到市政府，尽快出返乡方案，但是现在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离开武汉。”工人们向政府提出了两点诉求：一是希望可以尽快返乡开工，或是明确能返乡的时间；二是继续发放隔离期以外的补贴，不能无限期的滞留在武汉而又没有收入。

抗议工人张师傅说，我们现在一天的住宿费加上伙食费、医药费，至少要花掉一两百元钱，他听说武汉对滞留人员有一天300的补助，工人们给市长热线打电话申请，对方告诉他要通过社区登记，他找到社区，社区说他并不属于滞留人员的范畴，“必须要封城前到武汉的才算滞留人员。”火神山工人现在想回家，工友已至少有9人确诊，疑似患者也不少，损失太大，而且滞留武汉无法工作，生计已经为继。

有建设方领导指，工人们的不满情绪已经持续了好几天，甚至出现了有人负气损坏隔离点设施的现象。该领导称，已经给武汉政府各个部门沟通了，但现在还没有解决方案。目前，工人们最大的困难就是在隔离期满后没有收入，一些没有被集中隔离管理的工人选择在武汉寻找其他工作机会，武汉目前仍然在郊区建设方舱，但工人的需求量并不大，大部分人只能就无收入的等待。

关于建设者的隔离问题，起初规定是无需在武汉市隔离，可以返乡隔离。但是到了2月13日，湖南援建武汉火神山医院的工人中有两人返乡后确诊新冠肺炎。随后，新的政策马上出台，所有撤离出两山的工人们，一律不准返乡，统一在武汉隔离观察。

隔离期间，会给每个工人发放总额约5000元补贴，外地工人会增加几百块的返程交通补贴，直接打到工人提供的个人账户上，14天后，补贴停止。但是，3月14日，所有377名工人都已经隔离满了14天。隔离期满以后，武汉当局既不让他们离开武汉市（封城未结束），也不给于经济补助，让他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

许多被困工友表示，在疫情突发之时，工人响应政府号召，召之即来，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部分工人甚至还感染了“武汉肺炎”。在疫情纾缓的今天，政府不能“过河拆桥”，不能陷入工人于进退两难之中，应给于被困城中的工人们续发补助，或者在体检健康的情况下予以放行，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了！

【民生观察2020年3月16日消息】湖北枣阳市访民赵德英，因被强制结扎造成伤残三级，丧失劳动能力，上访遭威胁打压，现家破人亡，痛疼难忍，依赖药物维持生命，生不如死，时至今日仍然得不到赔偿。

赵德英，女，汉族，1966年生，身份证号420683196612120564，手机号18371028788，住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环城办事处土铺村一组。

赵德英讲述：1991年我生育还在恢复期当中，就被当地政府官员强制送到妇幼保健院做绝育手术。医院在不给我检查身体，并且不量体温的情况下就给我做了结扎手术，导致我留下后遗症，造成三级伤残，丧失劳动能力，现家破人亡，痛疼难忍，依赖药物维持生命，每2小时吃1次止痛片，365天骑着尿不湿，身体上的疼痛加上精神上的折磨，让我生不如死。无奈只好逐级找领导反映诉求，却被踢皮球，推三阻四，敷衍，至今得不到任何赔偿。

湖北省委有关腐败官员与枣阳市委书记何飞，公安局长朱守強，信访局长刘平，环城派出所长龙兵，环城办事处书记郑小松等不作为腐败官员，目无国法瞒上欺下，隐瞒谎报，践踏公民合法权益与身权，人权，蹂躏党政。向中央虚报事实，虚报我的问题已落实并结案，已赔付到位。

从1991年4月至2020年至今30年没给明确答符。信访局，卫计委，政府，妇幼保健院，推诿，敷衍，拖延信访亊项办理，应当作为而不作，投诉请求不予支持，久拖而不执行。故意拖延案子三十年，没给一个合理解释和结果。

因一级，二级，三级政府都不受理，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到国家信访局上访，在国家信访局被一0六室接待处陈主任告知我的案子已结案。可是他们汇报的于实事不符，本人不服，老百姓的冤案都是如此被地方政府不作为的腐败官员，为自己屁股下位置而虚报瞒报，造成无数冤案无处申！七月二十五日，我被枣阳市驻京办官员截访人员三十三人将我截回并许诺回家一定给予解决。

时至今日，我的问题却无人问津，并用威胁手段不让我上访，若要上访就以黑恶势力罪名关押，难道现在是权大与法的吗？无公理了吗？百姓有冤也不可申吗？此行为已经侵犯了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百姓人权何在？天理何在？囯法何在？

我请求司法正义，维护百姓合法权益，请求国家有关部门为民作主，尽快立案督办追查有关部门黑恶势力，查处腐败不作为官员，尽快给受害公民一个合理结果，依法赔偿受害人，我将保留我上访的权利！

【民生观察2020年3月15日消息】山东淄博公安民警李旭波历经七年上万次实名举报，淄博市周村区公安局长张国华贪污受贿、行贿、侵占挪用上亿元至今得不到查处。地方各级纪委监委都不准李旭波去举报，所有请假都不准，去就是旷工；不给他安排工作、限制其人身自由、无故克扣福利工资、勾结黑恶势力杀人灭口，淄博市委书记周连华、市公安局长申延军、市纪委书记初炳玉等人知情不管包庇纵容，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张国华等人的犯罪事实如下：

1、张国华在职务升迁和荣誉奖励上给其关系人造假选票受贿20万元，给其关系人乱发奖金补贴补助，指使其关系人大搞贪污受贿腐败，对不送钱民警故意压职压级压工资，造成工作40年的和才参加工作的一样工资级别。

2、张国华在高青、博山、张店、海南等多地拥有豪宅6套房子，自己拥有丰田奥迪大众等高级轿车四辆，千万财产来源不明。

3、2013年在周村1320平米的土建办公楼花费3100多万，按2013年盖同等面积的办公楼，超出正常费用的30倍。买泰山石豪华装修办公室会议室花费罚没款超亿元。

4、向全部9名党委成员高明伟、伊星善、王建国以及财务人员等行贿每人1万元。3年下来吃喝玩乐挥霍小金库款11亿元。

5、侵占博山企业30万别克轿车一部，用公款豪华装饰6万多供妻女使用4年，指使政委高明伟向市纪委作伪证占有2车。

6、挪用公安罚没款380万元用于建设家属院车位，私自强行收30万承包费、20万车位费挣钱。

7、挪用公款200万元用于电动自行车打码机，弄虚作假私窃专利搞企业挣钱1千余万元，私存供张国华个人使用。

8、滥用职权非法对举报人跟踪监视窃听侦查、获取举报人和家庭朋友个人信息和通讯信息、私拆私拍私扣复印举报信件，打击迫害拘禁举报人。

9、2018年6月5日，张国华、张光勇雇佣6名社会黑恶人员在山东省公安厅信访接待室门口，当着接访民警（警号：101669）无故对李旭波群殴暴力截访，致其全身十七处伤痕，这是李旭波第5次被群殴了，多次被威胁“再举报就弄死你”。报警后，济南市市中区大观园派出所陈子飏（警号：014565）和周村区公安分局相互推诿扯皮，拒不给李旭波出具法医鉴定委托书，有案不立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

10、2019年7月9日张国华雇佣张店巡警大队民警（警号：028780）和协警（XL3110）再次对李旭波暴力截访，在警车上威胁并从后下黑手卡喉咙将其掐晕；2019年11月24日张国华、张光勇雇佣周村巡警大队副大队长安峰等十几人，无故将李旭波从婚礼现场拖到警车上限制其人身自由。期间，李旭波多次拨打110和12345，辖区派出所一直不立案不查处。

11、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民警幸感指数在全省140个区县倒数第一的公安腐败分子张国华局长，得知被举报内容后连夜找关系人商量对策，指使纪委书记于卫东造假标书，开假发票造假帐对抗组织，对党和人民极不忠诚。目前在多名民警举报下，还能继续晋升周村副区长，高升市局治安支队长。

受害民警请求网友转发为其伸张正义！

李旭波电话：17805335188

行政起诉状

原告：赵志强，男，汉族，系浙江XXXX律师事务所律师，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XXXXXXXXX，电话：XXXXXXXX
被告：武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188号，
法定代表人：周先旺，系武汉市人民政府市长

诉讼请求：
1.依法判决确认被告不及时履行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职责违法；
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理由：
一、被告具有法定的公共卫生事件预警职责，但实际上被告并未依法履行该法定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下简称《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并向当地驻军和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者相关地区的人民政府通报”。该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发布三级、四级警报，宣布进入预警期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即将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采取下列措施：

（一）启动应急预案；
（二）责令有关部门、专业机构、监测网点和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向社会公布反映突发事件信息的渠道，加强对突发事件发生、发展情况的监测、预报和预警工作；
（三）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有关专家学者，随时对突发事件信息进行分析评估，预测发生突发事件可能性的大小、影响范围和强度以及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级别；
（四）定时向社会发布与公众有关的突发事件预测信息和分析评估结果，并对相关信息的报道工作进行管理；
（五）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发布可能受到突发事件危害的警告，宣传避免、减轻危害的常识，公布咨询电话”。

该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发布一级、二级警报，宣布进入预警期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除采取本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措施外，还应当针对即将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措施：

（一）责令应急救援队伍、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并动员后备人员做好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的准备；
（二）调集应急救援所需物资、设备、工具，准备应急设施和避难场所，并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随时可以投入正常使用；
（三）加强对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保卫，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四）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的安全和正常运行；
（五）及时向社会发布有关采取特定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危害的建议、劝告；
（六）转移、疏散或者撤离易受突发事件危害的人员并予以妥善安置，转移重要财产；
（七）关闭或者限制使用易受突发事件危害的场所，控制或者限制容易导致危害扩大的公共场所的活动；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必要的防范性、保护性措施”。

上述规定表明：被告具有针对公共卫生事件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的法定职责。

事实上，根据已经公开的信息显示：

2019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将4位病人的反常结果汇报给医院，医院上报至江汉区疾控部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收集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武汉市疾控中心的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标本。

2019年12月29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始向省、市、区疾控中心反映情况；湖北省和武汉市卫健委指示武汉市疾控中心、武汉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始流行病学调查。

2019年12月30日，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完成新型冠状病毒样本的收集和标准化入库；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卫生部门启动相关调查和病例搜索工作。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协和医院设立呼吸传染病隔离区；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大规模消毒；国家卫健委专家进入武汉。

2020年1月1日，国家卫健委成立疫情领导小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关停。

2020年1月2日，大批清洁工清洁华南海鲜市场；香港特区政府召开跨部门会议，检视针对武汉肺炎疫情的预防措施；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获得2019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2020年1月3日，湖北华新医院CT医生李云华发现3例CT异常；武汉市全市启动对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监测、病例调查、华南海鲜市场环境及动物调查和标本采集工作；中国开始向美国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向世卫组织和周边国家通报疫情；武汉市卫健委当日通报共发现44例“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

2020年1月4日，国家疾控中心研制出对新型冠状病毒高特异性的PCR检测试剂。

上述事实表明：在2019年12月29日至2020年元月4日期间，被告应当可以作出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这样的判断。但实际上，被告并未基于该判断依法及时履行预警职责。

二、被告不履行公共卫生事件预警职责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

由于被告未依法履行公共卫生事件预警职责，直接导致2019年12月份左右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快速扩散，进而导致原告老家的黄冈市乃至整个湖北省疫情扩散，2020年1月24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称，针对湖北省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根据《湖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决定启动湖北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

原告作为湖北省省内居民，在传统节日春节于2020年1月18日从工作地浙江回乡探亲后，突然遇到湖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直接给原告的生活、工作造成重大影响。原告认为，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启动湖北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是因为从武汉最先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进一步扩散造成的。被告没有及时依法履行突发公共卫生时间预警职责是本次疫情扩散导致湖北省启动I级响应的直接原因。因此，被告不履行突发事件预警职责与原告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

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为了推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警示行政机关积极履行法定职责，原告特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等有关的规定提起诉讼，望判如诉请。

此致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原告：赵志强
2020年3月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