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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21年2月4日消息】本网获悉，中国传统佳节春节临近，但重庆众多访民表示自己生活无着。2月1日上午，访民唐云淑、肖建芳、陈明玉、陆远芳、周碧琴、黎家容、危文元等27人齐聚重庆市信访办窗口,要求市府落实中央下拨的“两节”期间生活救助金，让访民能安度新春佳节。

访民们反映，2021年1月15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保供应、强救助、促服务、管特殊、保基本、打资金等六大举措，要求政府保障困难群众安心过年。

当天会议部署了“两节”期间做好需要救助保障的困难群体帮扶工作。会议还提出六项具体措施保障受疫情影响的困难群众生活：

一要保持市场供应充足和价格平稳，视情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及时向低保等群体发放相关补贴，保障好基本生活。

二要加强对已脱贫人口和边缘人口监测排查，确保应社会救助保障的不遗漏。

三要督促各地和有关部门对留在当地农民工、留校学生等的生活做好相关安排，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和老人关爱服务。

四要摸底排查，帮助孤儿、残疾人、精神病患者等特殊困难群体解决生活困难，对临时生活困难群众给予有针对性帮扶。

五要保障好洪涝灾害受灾群众特别是临时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

六要围绕支持民生、保障民生，用好中央财政提前下拨的1000亿元救助补助资金，加强监管，防止挪用。

会议要求，要压实地方政府责任，把基本民生保障资金打够打足，按照资金直达的要求，及时足额发放到需要帮扶救助的群众手中。

然而，截至2012年2月1日，重庆市需要帮扶救助的访民仍然没有收到中央下拨的“两节”救助款。

2月1日上午，重庆数十访民齐聚市信访办窗口,要求市府落实“两节”生活保障金，但市政府信访办接待人员却告知说,中央下拨的1000亿困难救助资金早已下拨到各区县,叫大家回各自区县镇街民政部门申请，对此访民们深表不满。

访民们告知信访局工作人员说，在得知李克强总理1月15日部署了“两节”期间做好困难群体帮扶工作通知后，许多访民就已经找过区县镇街政府申请救助款，但是辖区政府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

访民们还反映，一些基层官员习惯性造假，就连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则都曾承认，帮扶资金存在不少问题，“有贪污浪费的，有优亲厚友的，有挤占挪用的。”财政部副部长胡静林也曾表示，仅在2017年，28个省的874个县在使用财政专项扶贫上，7.3亿元被发现虚报冒领和挤占挪用后追回，涉案人数450人。

近年来，扶贫领域的腐败和造假频现，虚列项目、编造虚假材料、虚报人数、冒用他人名义……本该是困难民众救命钱的帮扶资金，却变成了某些人的“天鹅肉”，吃得上要吃，吃不上创造条件也要吃。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将脱贫工作“会议化”，将扶贫绩效考核“表格化”，还有的地方玩“数字游戏”，发放扶贫救助款“任人唯亲”只发放给亲近自己的人，不发放给投诉政府的访民……很多问题的背后，是扶贫资金已成了某些人的“天鹅肉”。

综上，访民们指责重庆市信访局将访民的述求推回到“叫大家回各自区县镇街民政部门申请”，这是在“踢皮球”，是在让困难群众“跑断腿”也一无所获。

在场访民唐云淑电话：15683637229

【民生观察2021年2月4日消息】今年67岁的程传冬是河南省邓州市人，一个有着43年党龄，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立过多次战功的退役军人。2021年1月14日，程传冬位于邓州市的门面房遭遇上百人强行拆除。

2021年1月30日，程传冬在网上发布了《一个参战退役老兵的自述》一文，讲述了自己遭强拆的事件经过：

本人在邓州市区有着一套128平米具有产权的合法门面房，市场估值在230万左右，因为种种原因需要进行拆除，但有关方面只答应赔偿我30多万元人民币。

因巨大的价格悬殊，我自然不可能答应。于是，我提出了以房换房的置换方案。

2021年1月14日，在我提出的以房换房的赔偿要求未获得同意的情况下，一个由某市委常委带队，由城管、公安及不明身份人士上百人组成的拆迁队伍，将我的房屋夷为平地。

当我拿出一堆勋章，表明自己是一个参战退役老兵的时候，却反遭到带队领导的嘲笑：“哎，日妈（当地骂人话），娃都能造假，军功章也能造假。”

不仅如此，我的老伴张静在强拆过程中因受到惊吓，心脏病发作倒在地上后，拆迁队伍居然拒绝用开来的救护车将我老伴送到医院治疗，对倒在地上生命垂危的张静置之不理。

直到好心群众拨打120将其送到医院急救后，张静才从鬼门关捡回了一条命。

42年前，我保家卫国流血流汗，我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之下，而今天我却保护不了自己的家人和房屋。

网友评论：暴力强拆这个词，相信留给每个曾遭遇过强拆的群众，一定是一段充满血和泪的过去，以及维权无门的无奈与伤悲。

这些年来，媒体上曝光过的强拆惨剧就多不胜数。如最近发生的：2021年1月18日，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庹继光教授纵身一跃，以一己之命，向全国人民控诉了暴力强拆罄竹难书的罪行。

就在庹继光教授的悲剧尚未消失于公众视野的时候，又一起暴力强拆的事件在河南邓州市上演了。

这一次遭强拆的，是一个67岁的抗战英雄！

虽然国家与法律早就已经明令取消行政强拆，强制拆除住房只能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但是，在现实当中，强拆事件依然时有发生，让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犯，并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民生观察2021年2月3日消息】本网获悉，四川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1月30日至2月2日在成都市锦江大礼堂召开，会期4天。在该省两会之际，大量维权人士遭到非法稳控，其中包括被警告不许上访、被围堵拘禁，甚至遭非法拦截施暴。

据四川维权人李红反映，2021年2月1日，她与另外两名四川籍维权人士因到省会上访，被维稳部门拦截并施暴。

李红介绍，2021年2月1日上午10时许，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九江镇邹家社区维权人江志先、李昭秀、李红三人，分别前往四川省人大常委人民来访接待处反映诉求，但却在距离信访窗口约300米处，被成都双流区九江街道办派来的维稳人员吕如勇、王强、丁联军、鞠伟、庆忠等人非法拦截。

这些维稳人员未出世任何法律依据就将李昭秀、李红二人强行绑架拉上两台汽车押送回九江镇邹家场社区稳控。在强行绑架的过程中，维稳人员将李昭秀右膝盖处和李红腰打伤。

在李昭秀、李红受伤后，她们多次拔打110报警电话求助，但接警警察却告知说：“因被告车辆在行驶中，方位不确定，110警方不便于了解情况”，随后警方在电话中让李昭、李红等待车辆固定后再报警。

11时21分，李昭秀、李红被押送回辖区后又再次报警，在她们拔打了无数个报警电话后，警察才于13时许到场出警。一番询问过后，警察对李昭和李红解释说：“因对方是政府领导，警方向街道办了解了情况，街道办工作人员把你们带回来的行为是政府的劝返行为”。

随后，李红被警察带到蛟龙派出所做询问笔录，李昭秀也由社区人员吕勇、李淑英、卢沙、王健等人带到成都第五人民医院做检查。此后，李昭秀拿着伤情病例再次向派出所报案，但警察告知“只能记录备案调查，不给受理案件回执单”。李昭秀、李红认为这不合理，就分别拔打12345市长热线投诉，控告成都双流人民政府和九江街道办事处未依法处理信访人合理诉求，反而截访、对信访人施暴，但市长热线也未予处理。

下午14时，维权人李红的母亲赵先琼再次来到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人民来访群众接待门口信访，但也被维稳工作人员强行拖拽带离。

另据四川内江市访民王义翠反映，在四川省两会前，王义翠会同省内各地冤民做好了充分准备，提前两天来到省会成都市两会地点，准备向省人大递交举报材料。但却在1月29日遭到了辖区副书记刘希贵、镇派出所民警刘卫等人的非法截访。

【民生观察2021年2月3日消息】周遵云是安徽省合肥市逍遥津公园职工，逍遥津公园是庐阳区绿管中心下属单位，现实名公开举报原庐阳区纪委副书记，现庐阳区绿管中心书记张斌，指使手下非法强拆其私人合法财产，并雇凶将其打伤，报警后公安至今不予立案调查等违法犯罪问题。

据周遵云讲述：2020年11月6日早晨，张斌率领手下以及庐阳公安分局逍遥津派出所民警和因吸毒、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等被屡次处理过的社会混混共几十人，偷偷摸摸强拆我在公园的个人合法财产一一大型双层旋转木马。我和爱人得知消息赶到时，漂亮的旋转木马已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惨遭毁坏，我爱人见了悲从心来放声痛哭，我赶紧拨打110报警。此时5个社会混混冲上来，其中一人从背后猛推我，致使我从木马平台摔到挖掘机上，我疼得呻吟，他们却嘲笑我在诈摔，后我被120送到医院，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右肘部骨裂，打了40天的石膏夹板。

大家可能还记得，前几天网民义愤填赝的安徽民警张云龙，在办案时多次强奸一名被询问的女性的事吧？这个民警就是庐阳公安分局双岗派出所的。虽然公安部和安徽省公安厅都发文严禁民警参与非警务活动，但庐阳公安分局领导却置上级文件精神如浮云，公然派出逍遥津派出所民警全程参与对我个人合法财产的违法强拆，当我对民警说：“电马是我的合法财产，他们不通知我，也没有任何手续就强拆，是违法行为。”但出警民警却说：“我怎么知道电马是你的？我也不能判断他们就是违法的。”既不制止强拆，还让打人凶手大摇大摆离开现场，最后，虽然监控录像完整清晰记录下来，但警察竟罔顾事实，以没有犯罪事实下达不予立案通知书。俗话说：什么将带什么兵，庐阳公安分局领导，你们该出来走两步吧，向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作出解释吧。

出事后，我80岁的老父老母，不顾年老体衰，坐着轮椅去庐阳区，市里，省里上访，但问题至今不了了之。张斌又指使公园主任到逍遥津派出所对民警嚣张地说：“你们不要浪费警力，让他想到哪告，就到哪告。”

这个旋转木马，当初是逍遥津公园对外公开招标，我中的标，也是父母和我卖房凑钱所买，这本是我一家三代人美好生活的全部希望，但由于张斌的私欲腐败，他让我们全家的生活陷入了悲苦和煎熬的深渊中。当我气愤地对他说：“你这是砸了我们全家老小的饭碗。”张斌竟阴阳怪气的说：“对不起哦，就是我砸了你的饭碗。”旁边的副主任蛮横的说：“你们可以去捡垃圾，饿不死。”

那么，张斌为什么要把包括我在内将近十个经营户都赶出公园呢？我给纪委举报信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张斌用恐吓、威胁、欺上瞒下等违法违纪手段，将我们所有人的饭碗砸掉，只给和他有利益关系的陶某一人独享，并将原有场地租赁费从1700万元/每年，直降到1000万元/每年。

在合肥市纪委向我调查期间，张斌还嚣张的对下属说：“我在区纪委时和市纪委哪个不熟，他告也是白告，我没事，”但公园主任此时胆怯不敢和陶某签合同，就在我写这篇举报公开信的前天，张斌蛮横的对公园主任说：“要么签，要么你打辞职报告。”在张斌的淫威和纪委还没定性的情况下，明显违法的合同已经签了。

根据国家刚刚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里面提出要依法治国，依法执法，依法行政，我作为一名人民群众，都知道要学法，用法，守法，而作为党的干部张斌，却权欲膨胀，姿意妄为，为非作歹，毫无底线随意践踏党纪和法律。我认为，像张斌这样的恶官才是向敌对势力递刀子，才是党的危险分子，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破坏者，希望相关单位严厉查处！

【民生观察2021年2月3日消息】成都青羊区文家场拆迁上访冤民何爱芩，2月1日离开成都德康精神病院回到家中。何艾芩被成都市青羊区政府人员强制送入精神病院关押一个月，经过专家组监定为精神正常，医院要求政府将其送回家，遭到拒绝后，精神病院不得不将其驱逐出医院。

何艾芩于2020年10月到达北京，就2017年和2019年在北京一边工作一边喊冤期间，先后被北京警方行政治安拘留和刑事拘留多次，累计失去自由总共308天，限制自由一年，关押黑监狱30天等违法行为，向北京市公安局、分局和派出所等相关机构和有关人员，索要关押手续、提取关键证据，并向涉嫌渎职的公安机关和工作人员提起行政诉讼。

在刚到北京的一个多月里，何艾芩不辞辛劳四处奔波，无数次行走在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厂桥派出所，要上属部门提供多次羁押的理由、证据和手续。等待多时都不回应、答复和处理后，便投诉到北京市局的督察，提请督察机构督促处理。在督察的配合下，厂桥派出所勉强接受了立案调查的启动程序。十几天后，何艾芩接到厂桥派出所的电话告知“调查终结，已经撤案”。

于是在2020年12月24日，何艾芩来到厂桥派出所要求得到一份文字的“撤案告知书”。但是任凭何艾芩如何辩解争取，派出所就是不被感动。忍无可忍拨打督察求救电话，督察出警来到现场，得知事情的原委就是索要手续，在解释不通自己又无能处理的情况下，竟然甩手不管扬长而去。何艾芩于是换一个地方来到府右街附近，再一次拨打报警求救电话。府右街派出所出警后，询问了事情的经过和诉求也感到很难办，便劝导何艾芩放弃报警离开管辖区域。何艾芩彻底的感到无能无为了，执意要求警察必须处理，最后决定将何艾芩收送到“新华收容分流中心”。

由于是疫情时期，在“新华分流中心”的何艾芩，当天下午便被成都市青羊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勾结驻京的黑社会成员，用京N90E92别克商务车在当夜离开北京。在路上，四名不认识的人员两次轮番殴打何艾芩的头部、腰部。25日深夜回到成都浦江朝阳湖的一个农家内，24小时被人监视盯梢。有病不让看，电话不让打，外出不允许。

2021年1月20日，无理由无手续的羁押接近一个月，为了寻找一个合乎情理的羁押理由，何艾芩被秘密转换了一个地方，来到成都市区的德康精神病医院。在这个神秘的医院内，对何艾芩进行了多次分项目的精神测试，用仪器、用对话、用检测、用刺激、用测试等手段，十几次的分期分批进行。最后组织了多达50余人的专业团队，在两个小时内集体会诊，最后得出“没有问题，精神正常”的诊断结论。

新年后的一月底，不想给自己惹麻烦的医院，通知送何艾芩来医院的社区人员，让他们再把何艾芩接送回家。社区源于被动和不能承受的后果，一再寻找借口拒绝配合。也不想承担责任的医院干脆把何艾芩在2月的头一天，文明的驱逐出精神病医院。

【民生观察2021年2月3日消息】本网获悉，代理“12港人”与张展案的人权律师任全牛，月2日被河南司法厅以涉嫌“违反执业管理相关规定”为由吊销律师执照。河南数十名公民送鲜花、锦旗支持任全牛，以此表达当局对其吊销执照的不满。

任全牛律师在《我的吊证声明》中称，2021年2月2日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上午十点多他参加了被吊照前最后一件刑事案件，作为诉讼代理人参与庭审，案件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半结束。

据悉，今天上午九点左右，任全牛就得知了河南省司法厅下午三点要来轨道律师事务所送达《处罚决定书》，因为要完成当事人的委托，他没有亲自接收司法厅的送达文书，而是坚持到庭审结束，尽职尽责地完成了他“有证”律师生涯中最后一个案件。

他还表示，自从2013年开始代理不同的弱势群体被“司法”霸凌的案件开始，便一步步深入的了解到了他所在的这个国家的司法是什么；它是怎样对待自己的“人民”的。从被拆迁户的维权被抓；儿童注射疫苗受害家长维权的被抓；上访申冤民众的被抓；民间维权人士的被抓；709律师事件的参与，以及大量法轮功信仰者被司法手段打压迫害等等案件的代理，通过这一件件活生生的案件的深入参与，每件对他认清自己作为一名人权律师的责任，和作为一个人的良知觉醒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他2010年拿到律师执照开始到今年2月2日被吊证的10年，是“改变他人生观、价值观的黄金十年”。

而今，他却成了其代理过的众多被迫害案件中被迫害者的角色，为此，他感到深深的悲哀。但任全牛表示并不后悔最初的选择。

任全牛表示，当局吊销他律师证的真正原因，并非是所谓的法轮功信仰案件，而是因为他代理的“12港人案”和张展案。此前在代理“12港人”案件过程中，有关部门曾勒令其退出此案，但遭到了任全牛的拒绝，同时，因此而被吊照的还有四川成都的卢思位律师。

记者了解到，听说任全牛律师今天代理最后一件刑事案，河南郑州数十名民众前往法院围观旁听，并在当晚送鲜花、锦旗支持任全牛律师，以此表达对当局吊销良心律师执照的不满。

【民生观察2021年2月2日消息】2月1日上午，公民何顺良来到成都市人大常委会群众来人来信举报接待处，就武侯法院暴力执法的违法行为向人大递交了材料，要求四川省人大信访处调查核实并给一个公函答复。因为正值四川省人大代表聚集开会期，所以接待的现场来递交材料的群众很多，工作人员不是很认真的一一答复，只做了简单的询问和笔录，算是登记备案以待今后调查核实。

1954年出生的何顺良是一个国企退休高管，定居在成都武侯区晋阳社区金雁路。是一个喜欢仗义执言，路见不平要发声的那一类有良知和底线的城市居民。

2020年4月15日，何顺良作为民告官的二审原告，到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参加庭审。进安检通道时被法警拒绝进入。何顺良主动与法警交涉，法警不同意。由于法警态度粗暴，双方发生口角。法警大队刘副队长不问青红皂白一声令下“拖出去收拾！”随继数名法警将何顺良双臂反扭，从安检室拖到大路旁，用手肘和拳头不停地撞击何顺良的头部、胸部、肋腔等部位。因为有群众围观谴责，法警顺势收敛了一点，拖进法院留置室继续暴打。后来送医院检查确诊多处软组织损伤、下门牙松动，及下唇内红肿破裂，造成轻微伤的初步结论。

4月27日，武侯法院辖区派出所，根据歪曲了的事实，偏听一面之词，以“扰乱法院秩序”为由，对何顺良作出治安警告处罚。何顺良不服，随即向市长热线投诉。5月6日，市长热线回复告知：成都市公安局高度重视，立即责成武侯分局进行调查处理，“经请示分局法制科，分局法制科报请市局法制支队，市局法制支队建议在疫情防控期间，给予何顺良警告的行政处罚。但是对众法警围殴何顺良这种知法犯法、暴力执法，又该如何处罚却一字不提，似乎未曾发生，也没有不良社会后果。

何顺良绝不接受这个行政决定，认为诉讼当事人连法院门都没有进，就遇到了暴力袭击，明明是受害者，最后怎么变成“扰乱法院秩序”的违法者？办案民警出于同情，私下里给何顺良说“我们也不想这样办案，这是领导的决定。”所以，违法的法警未得到依法处理，而开庭应诉请求法律保护的当事人，不仅被暴力殴打，乃至诊断医疗费都未得到解决。

被武侯法院法警暴力执法这个事件，从2020年的7月直到现在，何顺良一直没有放弃追诉的权力和机会。过去的几个月里，始终是武侯公安局、武侯法院，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搪塞依法解决问题的手段和进程，甚至再次受到不明身份人员的恐吓威胁和殴打，但是何顺良凭着自己的脾气和胆识，一直也没有放弃对邪恶行为的声讨。

【民生观察2021年2月2日消息】重庆市九龙坡区民营企业家凡华、程世发夫妇，实名举报重庆市九龙坡区政府和九龙园区，贪污腐败、歪曲事实、乱扣帽子、非法拘禁、强迫逼签，以达到侵吞其两万多平方米厂房赔偿款的目的。以下为当事人讲述的事情经过：

我是当事人凡华、程世发，我是搞企业的。从2002年来重庆市九龙坡区入驻，经过几年的辛苦和努力，自己积累了部分资金。2008年，在重庆市九龙园区招商引资政策环境下，我向九龙园区租了三十亩地，合同签的租赁时间是二十年，在九龙坡区华福路修建两万多平方厂房。为此，我到处找亲朋好友借了一千多万，总金额花了三千六百万。修建时，我向九龙园区递交了投资计划书，搞一条大规模的生产线，当时园区各级领导：规划部、市政、管网部层层签字同意我修建厂房。修建时间长达一年，我为园区整治河道，修保坎两千多米长，用去资金上千万。修建途中，九龙园区每天都派安全办来监督指导，怕出现垮塌影响河道。长达一年的修建，难道区政府和区规划局他们都不知道吗？我租的是工业园区的地，只知道在园区办完所有手续就可以修建了，也没有任何人来说我手续不全，不准修建。厂房修建好后，建委给我出手续办营业执照，为国家创税收，也没谁来说我是违法建筑。

2015年5月，九龙区政府指示九龙园区向九龙坡区规划局举报我，说我的厂房是违法建筑，说轻轨五号线要经过此处，叫我无条件拆除。我厂房修建之后，运营时间长达七年之久，从没有人说我厂房是违法建筑，为什么修建轻轨要用地，我的厂房就变成了违法建筑呢？据政府信息公开，轻轨公司用地是按每平方二千二百元赔偿的，区政府和九龙园区为了侵吞我厂房的赔偿款，就歪曲事实，乱扣帽子，把当时还在厂房里运营的摩配企业搞垮，对我一百多人的企业，停水停电封道路，组织公安、税务、消防、质检、药监、环保等十多个单位天天来威逼说我企业这样不达标那样不合格，迫使我的摩配企业无法生存，最后甚至利用搬家公司把我两百三十二台机器设备搬出，不知去向。在拆我厂房的时候，他们利用区公安分局，把我抓去，关了长达二十六个小时，强迫我签字，说什么若不签字就关我三年。我一个快六十岁的女人，经得起这样的折磨吗？无奈之下，我签了字。第二天，他们就动用了一百多名防暴警察，在没有登记照册，没有法院的法律文书的情况下，将我的一万五千多个平方的厂房全部拆除，一分钱赔偿款没给。

中央有规定，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政府不得实施强制拆迁，必须依法征收，公平补偿，坚决制止和纠正违法违规强制拆迁行为，符合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要求。绝不能带有苗头性、倾向性，不能激化矛盾，更不能采取中断供水、供热、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搬迁行为，采取暴力、威胁手段或突击“株连”等方法强制拆迁行为。绝不能违规动用警力参与拆迁。

九龙园区管委会挂牌为区政府派出机构，主要负责指导九龙园区内的总体规划，负责组织实施九龙园区的发展建设、规划管理、招商引资，综上所述，园区内的企业、厂房等生产设施、规划许可、竣工验收等手续不全，九龙园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责必担当，不能推给老百姓来买单！所谓违法建筑纯属欲加之罪，污蔑陷害。

九龙坡区规划局用到的法律依据是《重庆市查处违法建筑若干规定》是2014年10月24日起实施的。而我修建的厂房等生产设施是2008年至2009年修建完工，而且在2009年下半年投入生产，投用时间比规划局采用的法律早六年多，事实足以证明，九龙坡区规划分局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

现在，九龙坡区政府和九龙园区又采用同样的手段，准备又将我仅剩的一万三千平方米厂房全部迁出，不给赔偿。他们整天派出工商、税务、环保、消防等将我厂房的企业全部赶出去，如果企业不搬，他们就采取罚款和威逼手段，强迫企业搬迁。请问这样的政府和官员，是在习近平主席的指导下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吗？他们这样的行为不是在给共产党抹黑吗？以前不作为，现在乱作为。

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良好形象，特请求中央纪委监督，纠正错误，还老百姓一个公道，让处在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有生存的空间，如果再让他们这样下去，凡华、程世发一辈子心血不但会付之东流还会债台高筑。我现在这仅有的一万三千平方的厂房即将又要被政府和园区强行拆除，如果他们再像2018年1月15日那样再次强拆，一分钱不给赔偿的话，那我们夫妇只有与厂房共存亡了。

程世发电话：13193195079
凡华电话：13193195069

随着中共一年一度通常于3月举行的全国人大与政协两会召开日期临近，各省市纷纷举办本省市两会，照理作为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会议，应该是听取民声，代表民意，反映民情的最佳时机，然而，全国各地纷纷传出的以警察为主力的维稳部门大肆抓押当地访民，竭力禁绝民众发声，疯狂封堵民情上达与民心表达，且年复一年，年胜一年，由此力证着中共两会就是权贵粉饰与分赃的会议，而非代表民意与保护公民权利的会议。

据民生观察报道：2021年1月28日深夜23点30分左右，家住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廊下花苑50号602室的访民顾治平，被无锡市梁溪区迎龙桥派出所的多名警察破门而入抓走。顾治平被破门抓走时，其妻殷白梅拍摄了视频。视频显示，几名警察拉扯着顾治平下楼梯离去。之所以抓押顾治平，原因是他上访维权。顾治平、殷白梅的房屋在无锡市“锡张高速公路”拆迁范围内，因顾治平夫妇认为政府让他们签订的拆迁协议不合理，他们原有房屋面积约590平米，而政府仅给与约280平米的补偿，所以一直未让拆迁部门拆除，但是9年前政府突然派来大量闲散人员暴力强拆了他们的房屋，导致他们夫妇维权至今。期间，顾治平夫妇多次被当地维稳部门非法拦截、拘禁。

2021年1月19日，无锡市第十六届人代会第五次会议在该市人民大会堂召开，1月20日顾治平、殷白梅夫妇躲开维稳监控，与多名无锡维权人来到人大会现场举牌，呼吁人大代表关注政府的暴力强拆行为。随后，顾治平、殷白梅夫妇就被维稳警察扭送回家控制起来。

2021年1月26日，江苏省人大会议又召开，无锡市维稳警方就在1月28日找到顾治平，借故说他在无锡市人大会期间举牌涉嫌“寻衅滋事”，所以要把顾治平带到警局查办。对此，顾治平表示不服，认为自己举牌呼吁人大代表关注强拆、关注人权，这完全符合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所以拒绝跟警察走。1月28日深夜23点30分左右，无锡市梁溪区迎龙桥派出所的多名警察带着撬锁工具，开始撬锁并破门而入将顾治平强行抓走。

殷白梅认为，顾治平被破门被抓走，估计就是警方为了省两会维稳，找借口先把顾治平控制起来，以阻止他再到省两会现场向人大代表反映民情。

另据访民反映，江苏多地访民在省市两会期间遭致抓押。如1月28日，江苏南通市访民王漫被构陷罪名抓走。据知情人丁女士介绍，王漫现居住在南通市任港路新村38幢511室，因其居住地任港路新村正在进行旧城改造，而王漫一直不认可拆迁方案，所以一直设有签定拆迁协议，政府为了逼她早日签下协议，工作组几乎天天找她，甚至晚上很晚也去找她。近期，政府的逼迁行动更是变本加厉，开始以违法手段对王漫家停水停电，王漫身单力孤，处境艰难，但既便这样，她还是坚持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在2021年江苏省两会召开之际，王漫准备向人大代表投诉政府非法逼迁，但1月28日上午十时许，她在家中被任港街道派出所以“寻衅滋事”抓走，现王漫的手机处于失联中。

1月21日，江苏访民严雅言和王伟俊被绑架到一间小旅馆中拘禁起来，旅馆外有多名维稳人员看守，24小时非法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严雅言说”这次政府这样非法控制我们，就是为了完成两会的维稳工作。事情起因是：1月19日上午09：30时许，江苏无锡市两会召开，梁溪区访民严雅言、王伟俊二人，在行走到市人民大会堂对面的人行道上时，突然被迎龙桥街道综治办及公安部门的7、8个人暴力绑架拖拽，随即他们被押到暂住屋24小时限制人身自由。综治办的人说，无锡市在开两会，严雅言和王伟俊是访民身份，所以不允许到会议地点出行，以后几天都必须呆在房间中，直至两会结束。”严雅言、王伟俊被拘禁后，他们一天内报了18次警，其中5次是拨打的12345，3次是拨打12389政府热线，但是政府部门一次都没有出警。

1月19号日，江苏访民王彩霞向市政府热线求助，王彩霞请求市领导解救他们夫妇。王彩霞反映，江苏两会召开之前他们夫妇就被政府维稳人员围困在家。两会召开后，他们被围堵的更加厉害了，连生病买药都不被准许。

还有，江苏南京维权人士吴菊芳（网名：南京女侠），被辖区警察和维稳办人员警告“两会期间不许出门”。吴菊芳透露，南京警方说吴菊芳不能在两会期间外出，必须接受维稳人员的定时检查。吴菊芳还反映，每到每年两会时期，她都会被南京维稳部门非法拘禁、稳控；每年国家重要会议期间,吴菊芳都会遭到各种打压,有时是堵在家里不准出门,有时是关进黑监狱或者拘留所,直到会议结束才获得自由。在2018年两会期间，在北京上访的吴菊芳的住所，半夜被南京警方用电锯锯开门后强行闯入，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警察使用暴力强制将她绑架回南京关押，之后又以“寻衅滋事”送进南京市看守所。4月9日被强行取保候审释放，威逼强迫其女签字担保不许她再去北京。2020年两会召开前，吴菊芳因担心会被再次拘禁，就提前与驾车出游，但当她们途径江苏省无锡市时，被无锡警察联网拦截了，最后被南京维稳人员绑架回家拘禁了起来。

据江苏访民的有限了解，因江苏两会维稳，已知被围堵的访民还有：江苏常州市访民江国兴；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访民马玉珍和丈夫蒋湛春；江苏无锡访民黄民菊；江苏无锡访民周小凤;江苏南京市建邺区访民陈才香等人。

从江苏一省两会期间访民遭致围堵、抓押、监禁情况，可以看到中共当局为了所谓保证两会顺利召开，而将各地有冤情而期待反映到两会上的民众，从人身自由权到言论自由权，等等基本人权剥夺的状况。由此充分暴露出中共两会不仅不是解决民众利益与诉求的会议，而且是侵犯公民权利的会议，是中共权贵瓜分民脂民膏的分赃大会。

中共当局一直标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设立所谓代表民意的人民代表大会与协商时政的政治协商会议，每年一次轰轰烈烈地召开，向世界宣示着自己多么重视民生、民意，以掩饰自己执政合法性的缺失。而各级权力部门为了确保两会表演不受干扰，长期来疯狂镇压民众，使两会成为中国民众尤其是上访维权民众的劫难。中共这种惧怕民意，禁绝民声，肆意抓押维权民众的行径，赤裸裸地暴露出中共两会与民为敌，践踏人权，无视法制的违法侵权本性。

中共当局在两会期间如此疯狂抓押上访维权人士，不仅公然违反着自己颁布的《宪法》与《信访条例》，而且与人类文明发展相背，必然遭致本国国民与文明世界的一致反对，也必为历史发展规律严惩，最后难逃灭亡的命运。因此，民生观察强烈呼吁中共当局回到人类人权法治与民主的文明轨道上来，立刻停止抓押上访维权人士，真正倾听民众心声，让两会真正成为反映民意民愿维护民权的会议，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覆亡的命运。

民生观察 2021年2月2日

竭尽全力，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为自己讨还清白。

我叫魏宇佳，1989年生人，是云南曲靖的一名律师（目前已被暂停执业），也是一岁半和三岁半两个幼子的妈妈。我因提供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模版，于2019年被曲靖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刚满30岁的我，就因错误的刑事追诉，带着襁褓中的孩子，陷入了无边无际的泥沼。

今天，我要向全社会诉说：我没有犯罪，既没有虚假诉讼，也没有强迫交易。

如果司法能够肆意将像我一样没有实施任何犯罪行为的人定罪，并且可以轻易砸掉一大家人赖以为生的饭碗，那么，不仅是律师，我们每一个公民，都不是安全的。

一、没有岁月静好：我被卷入所谓“强迫交易罪”的过程

2011年云南警官学院法学专业毕业后，我怀着对法律的无限信仰，成为了一名执业律师。执业以来，我一直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哪怕在怀有身孕期间，也坚持开庭和参加培训学习，这些年，我从无当事人投诉及对我法律服务不满意的案件。

2014年，我成为曲靖市麒麟区法学会第一届会员、曲靖市律师协会资产管理与财务委员会委员。如果没有错案的发生，我和家人应该还在曲靖市过着平静的生活。

然而，2019年6月，刚刚生产完二胎仅一个月，我突然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我丈夫也因此事被抓，迄今仍然被关押在曲靖市看守所）。

通过侦查人员反复的问话，我才知道，他们调查的是2016年7月我丈夫杨帆和他的债务人陈德生的一笔债务问题。（事后才知道，这笔仅仅只有10万元的债务，能让侦查机关成立专案、大动干戈，是因为牵涉到陈德生的一套房屋，以及房屋背后据说“深不可测”的“背景”和“人物”。）

和很多律师一样，工作原因，我的电脑里存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合同模版。

2016年7月，因陈德生对我丈夫杨帆负有10万元债务无力偿还，陈德生为了拖延还款时间，和杨帆二人商量用陈德生名下房产进行担保。在二人达成“让与担保”的合意之后，我为杨、陈提供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模版，该合同的相关数据、时间、签名等等内容，均为杨、陈二人自行填上。

之后，因陈德生无法提供房产证，无法进行过户，在向房管局进行咨询后，杨帆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将陈德生起诉，后法院组织调解，出具调解书结案。

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既没有代理诉讼、也没有起草合同，更没有签字或者出具任何法律意见，仅仅是提供了一份任何律师电脑里都有、互联网上同样内容比比皆是的合同模板，竟然被定为犯罪。

2020年7月20日，麒麟区人民检察院将我和我丈夫杨帆、以及债务人陈德生一起起诉到法院，罪名是“虚假诉讼”。2020年9月8日，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庭审查明了事实：杨、陈之间的民事债务客观存在，我无任何诉讼的行为，也不可能构成虚假诉讼罪。

曲靖市律师协会指派副会长田兴磊律师为我提供法律帮助，另外还有我们曲靖的资深刑辩律师王松峰律师，两位前辈均在法庭上为我做了无罪辩护。感谢他们以及近两年来帮助过我的律协领导、律师界前辈。

上海斯伟江律师、吴布达律师、赵森律师、严涵律师在知道我的处境之后，立即为我提供法律援助。北京的刘长律师，立即飞到云南，来为我的案子提交委托手续和阅卷。

我在此向各位深鞠躬！叩谢！是您们让我在风雨飘摇之中感受到了温暖。

我执业的六年里，80%的时间都是与麒麟区法院打交道，我一直认为麒麟区法院的法官们都具有较深的法律功底，对待案件公平公正。我虽然被无辜起诉，但自知自己是无罪的，所以也对法院公正审理抱有信心。

万万没想到的是，本案处理中，麒麟区人民法院受到了严重法外干预，最终把一起明显无罪的案件作为犯罪处理。开庭后，我多次去找过审判长，仅有一次找到，审判长告知我案件将要延期，原因是该案“上面”在关注，他们合议庭也不敢定，要将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还要内部层报。

后来我才了解到，本案有曲靖市纪委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违法插手干预、主导审判结果，也有政府、司法公职人员打击报复、公报私仇，插手干预案件审理。

2020年12月23日，我拿到了一审判决书，结果令人吃惊：麒麟区人民法院认为“虚假诉讼罪”不能成立，但仍然要给我定罪，于是将“虚假诉讼罪”改变为检察院根本没有指控、起诉的“强迫交易罪”。

而为了判决强迫交易罪名成立，法院竟然将检察院指控的“被告人陈德生”变成了“被害人陈德生”，麒麟区检察院竟然也十分配合，将陈德生撤回了起诉。

直到今天，房屋已经过户回给陈德生，陈德生仍然欠我丈夫杨帆债务8.3万余元本金，利息一分未付（不知道他哪里“被害”了）。

而我却因此被硬判一个莫须有的“强迫交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接下来，我将面临的是吊销律师证，失去工作和经济来源，面对还在看守所的丈夫、两个幼子以及为我的案件整日焦虑以泪洗面的母亲，我不知道人生的道路，究竟该往何处去。

二、程序处处违法：我是刑事诉讼流水线的牺牲品

现在看来，我的案件与其说是刑事诉讼，不如说是治罪的流水作业。在这个案件里，根本看不到刑事诉讼的三角结构，看不到互相监督制约，开庭审理只不过是完成程序，走一个过场而已。所谓的无罪推定、证据规则都失去了意义。

哪怕是读了这么多年法律，办了这么多案件，我必须承认，我还是太天真，在一审判决之前，无论是我还是给我辩护的律师，都有误判，我们小看了刑事司法一旦启动，惯性力量的可怕。

（一）一审剥夺了我及辩护律师的质证权、调取新证据的权利，案件关键证据电子数据未在法庭上出示，亦未经控辩双方质证，对于辩护人提出的鉴定申请法院也未作出回应

本案2020年9月8日的庭审当中，公诉人及法院以在案的电子数据“格式有问题”、无法当庭打开为由，未对电子数据组织质证，而是表示待“格式问题”解决之后再行质证。但是，自2020年9月8日之后，本案再未组织开庭，亦未组织对该部分证据的质证，一审法院即作出了一审判决。

第一次开庭审理后，我的辩护律师向一审法官提交了《笔迹鉴定申请书》。申请书中提出，本案案涉的房屋买卖合同和收条，是本案最关键的两份书证，房屋买卖合同的落款日期“2007、1、29”以及“收到23万元购房款收条”的内容是否是我的笔迹，直接影响着起诉书对我的指控是否成立，也决定了我是否实施了虚假诉讼的行为。

令人感到震惊的是，一审合议庭对于该鉴定申请，既未同意、也未决定不同意，而是完全置之不理，即于2020年12月23日匆忙地向我本人发出了一审判决书，且判决我有罪。

后来，我们自行委托了上海的专业鉴定机关，对合同和收条上的笔迹进行了鉴定，得出的结论是，合同及收条上不是我的字迹！然而，为时已晚，还没等我们把这份新的鉴定意见提交，法院一审的有罪判决已经送到了我的手上！

（二）一审法院认定我“胁迫”陈德生在诉讼中做出虚假陈述，均系典型的事实认定错误，我根本没有、客观上也无法实施前述行为

在案证据仅有陈德生一人陈述其是按照我说的和法官说，对于该情况，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陈德生陈述系孤证，显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纵观全案，也没有任何证据指向我对陈德生实施了胁迫行为，用什么手段胁迫，用了什么方式胁迫？语言胁迫还是行为胁迫？均无证据可以佐证。

事实上，2016年7月，我作为一名刚刚小产后的女性，身体极度虚弱，客观上也不可能对身强力壮的陈德生实施任何胁迫的行为，一审判决认定我对陈德生进行“胁迫”，完全是罔故事实。

（三）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变更指控罪名，又未按照法律规定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事实上剥夺了我对强迫交易罪的辩护权

公诉机关指控我涉嫌虚假诉讼罪，一审法院也以我涉嫌虚假诉讼罪开庭审理，但在开庭审理后，一审法院毫无征兆地在判决书中将罪名变为了强迫交易罪。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1条规定，即便人民法院要变更罪名，也应当在判决前听取麒麟区人民检察院、我本人及我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此外，必要时还要重新开庭。

这些白纸黑字的规定，一审法院均视而不见，一审法院是在未告知我及辩护人变更了罪名、更未听取我们意见的情况下，直接下判改变罪名，事实上剥夺我的法定诉讼权利。更离谱的是，我的辩护人在下判前一周去找一审承办法官提交《笔迹鉴定申请》时，一审法官都没有透露半点罪名将被改变的情况。

这么严重的程序违法，二审毫无疑问要发回重审，然而，二审律师跟法官沟通时，法官只是一味的催促我的辩护人提交辩护意见，并且是马上提交。此外，二审法官已经明确告知我，他将要在两周内结案。

也就是说，对于一审法院麒麟区法院赤裸裸的程序违法，二审法院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也不打算纠正，而是急于将这个从程序到实体都错误的案件维持原判、尽快结案。

到今天，在曲靖这个我生活了超过三十年的地方，我真的已经完全感受不到任何的公平正义。

三、我心如石，石赤不夺：如果二审定罪，我将喊冤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认为，我在该案中的行为，即提供合同模版的行为以及合同的内容均未违反任何法律规定，作为一名执业律师，我的行为不构成虚假诉讼罪，更不可能构成强迫交易罪。我还有很多新的证据、新的理由，希望陈述给二审法院和二审法官听。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意见似乎已经无关紧要，维持对我的有罪判决，看上去已是一件板上钉钉的事情。

被暂停执业的一年半，家里陷入困境，生活举步维艰，我丈夫杨帆已被羁押超过一年半，母亲因为此事患上严重焦虑症，但我相信擦干眼泪，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挡我获得无罪判决的决心。

我仍然相信法律，但目前，我感到，严重的法外干预已经让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难以独立作出公正判决，我只有将自己的冤屈大声喊出来，向国家职能部门、向全国律师协会、向律师同行、向公众和媒体、向一切法律职业共同体和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大声喊出来，让真正的违法犯罪行为及幕后黑手曝光于阳光之下。

如果二审判决真的维持对我的有罪判决，或许我会失去生存的勇气；或许我此后生存的价值就是为了此事奔波！无论如何，我不接受任何有罪判决，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某些公权力的人面前，我们家人虽然是蝼蚁，但蝼蚁也会发出微弱的呐喊，我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这个，是在艰难的时候，最不能失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