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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权以报复公民的工具形象出现，他导致的不仅是腐败，更是对国家法律的亵渎和公权力的羞辱。动用公权对公民进行报复和陷害，以逃避相关责任。有人说集中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现在看来警察即可以当警察，又可以当精神病大夫”。
 
2016年1月7日沈阳市开两会，高靖春来到辽宁省政府信访大厅登记，下午2点在省信访办门前被沈阳市皇姑区辽河派出所杨指导员带领5名民警强行押上警察，带到了皇姑区黄河派所内，在派出所內对她进行了搜身，由于他们的撕扯，再次加重了颈椎外伤，并造成她腰间盘脱出。病重在床！高靖春感慨道公安为什么要一次次加害我？一次次给我增加新的信访问题。看不见的光明！走不完的上访路！
 
高靖春，生于1954年4月13日，,家住沈阳市皇姑区， 1997年儿子在单位上班被电击重伤，医院诊断是电击伤心脑细胞损伤，在医院住院治疗8个月后单位就不给拿钱治疗了，给她儿子发了工伤证。但是没有给交工伤保险，一直到今天都没享受工伤待遇。受伤18年来没开过一分钱工资，没报销过一分钱药费。高靖春就是因此而开始上的，但是自从截访被公安局接手以后，不仅儿子的上海赔偿得不到，自己也多次遭到迫害。
 
2015年3月13日，在北京六部口上访维权时，高靖春被沈阳市皇姑区公安分局截访民警刘实等人强行带上警车截回，车辆离开久敬庄后不幸发生交通事故，把高靖春和刘实同时在警车内撞伤。造成她在北京市普仁医院住院治疗40天，医院诊断显示颈椎滑脱压迫神经，使左侧肢体麻木，肌无力。以后走路不稳经常摔倒。
 
而医疗费全部自己交，这还不算，皇姑区公安局和辽河派出所为了摆脱责任，派人到医院给高靖春送一张假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在受伤人签字一栏把她和民警刘实的亲笔签字全部删掉了。当她儿子拿着这个责任认定书找到处理此案的北京市东城区交通支队天坛大队时，才知道皇姑区公安分局给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无效的。天坛大队的民警非常认真、负责任的給了一份真实的、上面带有她和民警刘实的亲笔签字。
 
出院时医生给开了继续治疗的转院手续。回到沈阳后高靖春要求皇姑区公安分局给看病，可盛气凌人的分局和派出所所长田磊不仅不给治疗和赔偿，还滥用职权多次打击报复高靖春，并最终强行把她拖进了沈阳市安宁精神病院。
 
2015年10月27日，高靖春因为要求看病没人管而来北京市上访，被北京警方送到九敬庄接济中心，当日即被皇姑区公安局辽河派出所所长田磊接出来，连夜用警车押回沈阳。28号早上5点到了辽河派出所。上午10点又把她转到黄河派所。然后一直做笔录到下午4点，高靖春认为自己没有犯法，所以保持沉默应对。最后到底笔录上写了什么，警察也没有给她看。
 
晚上7点，黄河派出所所长口头通知送她去拘留所。没有给她拘留手续和任何法律文书。到拘留所已经半夜12点了，拘留所的警察看她拄着双拐有残疾在身，又看了病历上诊断她有脑梗心梗。所以拒绝收拘。
 
被迫无奈的警察并没有死心，警察又把高靖春拉回了黄河派出所。其他人都睡觉去了，唯独她只能躺在类似于派出所审讯室的櫈子上休息，就这样她睡到29号下午2点，从北京被抓到关押在派出所，整整被关押两天，他们没给她吃过一口饭喝过一口水。
 
可紧接着的事情更糟，下午，有4个没穿警服的人进了关押高靖春的房间，说送她去拘留所。由于两天没吃没喝，身体极度虚弱的她站不起来，被这4个人抬着扔到了警车上一路狂奔。
 
等到了地方她下车一看傻眼了，这哪里是拘留所啊，门口的三块牌子上，赫然写着“沈阳市安宁医院”、“沈阳市精神病康复指导中心”、“沈阳市退伍军人精神病院”。看到这里高靖春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她拖着残疾又病重的身子死活不肯进去。
 
高靖春形容“送我的4个人向拖我上刑场一样，把我拖进了精神病院大厅，到了大庁里我和医护人员说我是上访人，我没有精神病。开始精神病院不收我。后来送我的人给辽河派出所所长田磊打电话，田磊和院领导沟通让医院收下我，医院同意收下但是让他们交现金。他们没带现金，田磊让院领导把公安局的银行卡压在医院，星期一他把现金给医院送去。在田磊的电话遥控指挥下院领导让送我的4个人把我拖进了电梯，送到了4楼病房。进了病房护士就要拿绳把我绑上。由于看我拄着双拐行动都不方便，他们也就没有绑我。我让送我的4个人出示身份证件，因为这4个人都没穿警服，而且是在执法，送我的4个人就急匆匆跑了”。
 
高靖春说“虽然我不知道这4个人是谁，但我清楚这和辽河派出所所长田磊有关。一个派出所所长滥用职权公权私化，如果权力被滥用；如果法律被践踏；而滥用职权和践踏法律的人不能及时受到应有的制裁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人滥用权力，就会有更多的人践踏法律”。
 
不幸中的万幸是送高靖春进去的那天正好是星期五，第二天医院医生休息，这样就没有医生给她开药了。医院里的护士不允许她和家里通话。但护士都非常同情她，并劝导她保持心态，不要拿他们的错误惩罚自己。
 
因为高靖春被送到精神病院家里人不知道。也没有人通知他们。到了10月31号中午，有病人家属来探视，高靖春偷偷的告诉了这个陌生人自己遭遇的一切迫害，这勾起了这位陌生人对她的同情，并出去后给她家里人打了电话。
 
家里人这时候才知道高靖春没有在拘留所，而是被关押到了精神病院。高靖春爱人得到消息后，中午一点就赶到了精神病院。医院让他签了字，給4楼病房打电话让她下楼回家。下来时办手续的医务人员和高靖春说“这皇姑区公安局疯了什么人都往这送”。就这样31号下午1点半她被放出了精神病院。没有经过鉴定就非法关押的45个小时噩梦生活才结束了。
 
出来后高靖春写下“当公权以报复公民的工具形象出现，他导致的不仅是腐败，更是对国家法律的亵渎和公权力的羞辱。动用公权对公民进行报复和陷害，以逃避相关责任。有人说集中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现在看来警察即可以当警察，又可以当精神病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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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6日，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了赤红政决字<2015>156号关于确定白玉芝与徐某争议土地使用权的决定，归还了白玉芝36.3亩的土地使用权。官司纠纷十多年后，她顶着妄想性精神病的帽子被关精神病院6次，终于获得了一纸决定书，从而也侧面反映出政府认可她是一个具有正常人格的公民。
 
这就是本文的主人公白玉芝，女，高中毕业，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八里铺村二组，身份证号：150404195907091848，农民，生有两女一男三个孩子，现在离异独自生活。上访十年的时间，6次被拘留，6次被关精神病院，本刊在北京见到她时戴着墨镜，后来才知道，在关押精神病院期间被吃药打针，已经导致一只眼睛近乎失明的状态。然而她的思路却异常清晰，所以交流也顺畅。
 
白玉芝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结婚后孕有两女一子，自家搞得小作坊也生意兴隆，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也算是较早有致富意识的一部分人，这一切都因后来的婚变而彻底被摧毁了，丈夫跟别的女人过到了一起，小作坊没法继续经营只能关闭，最难的是还要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1994年双方离婚时约定，家庭财产归白玉芝所有，可是在2001年3月27日村里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把本属于前夫1985年就拥有的几十亩耕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划给别人耕种。为此，白玉芝开始奔跑于各政府部门，开始了她十多年上访路。
 
在中国这个地方，一旦被政府拉入黑名单的人，很容易被其他村民看起来低人一等，甚至被其他人欺负。2007年11月12日，白玉芝莫名其妙被刘某殴打致伤后入院治疗，在治疗期间，医院就同一病症先后作了四份不同结果的鉴定报告，由重伤最后鉴定成了轻微伤。白玉芝对此结论不服，要求重新鉴定，警方名义上同意重新鉴定，然而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发出近两年时间也没有个结果。
 
白玉芝因此反复上访，被公安局送到拘留所，在拘留所内被他们变着法的考了9天，最后又铐在老虎凳上用辣椒面呛，一直折磨到她昏迷才打开手铐，也没有给拘留证，还威胁你敢再告，就送你到精神病院。没想到后来真的成为了事实。
 
2009年3月27日，白玉芝因上访被拘留到4月14日，期满后没有释放她回家，而是又被拘留10天。4月24日早晨9点，时任红山区文钟镇派出所所长霍俊超带四个警察来到看守所，告诉她没事了，他们来的目的就是接她出去，白玉芝便坐上车准备回家，让她没想到的是警察直接把她拉到赤峰市安定医院（也称赤峰市复原军人精神病医院）关押。所长霍俊超在未经得白玉芝及家属同意下，以监护人身份，强行将她关进赤峰市精神病医院。
 
白玉芝说：“关进医院后，为了证明我不是精神病，当时就告诉医生自己有三个子女，最小的都30多岁了，是上访讨公道才被警方送进来的，可医院根本不听我这些解释，他们向杀猪一样把我五花大绑地捆在床上，强制打毒针、灌药，由于我不配合，他们天天给我打针，一直到一个星期后我坚持不住时，他们才停止给我打针，吃药每天都有，一天三次3到5颗不等，是和真精神病人关在一起的，他们都不知道收拾卫生，很恶心！护士给换了床单啥的还行，不给换的话房间里就是臭气熏天，一个房间住十来个人，如果不听话，他们还让精神病人打你。”
 
关押期间，白玉芝的子女多次到医院申明母亲根本没病，更不会患精神病，要求放人，但均遭到派出所和医院的拒绝，医院则公开说政府和公安是监护人，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能放人。白玉芝的大女儿从上班的杭州飞回来，明确告诉医院，我妈我们不要了，就交给你们安排吧 ，我回家发网上证明她被你们收了就行，出了事你们自己负责。医院最后怕影响大，再被关押了91天后，白玉芝于2009年7月25日被释放出来。
 
白玉芝被释放后，她的大女儿要回杭州，顺便带她去杭州检查一下，看看是否有精神病这方面的问题，她已经不记得是哪家医院了，不过当时的鉴定结果却记得很清楚，因为一次检查给了三次结果。检查完医院说正常，没有精神病；后来又通知说有偏执型精神病；第三次通知改成了妄想性精神病。
 
白玉芝说：“女婿心疼我，让我别回去了，在杭州生活吧，我告诉他们，官司打到现在，不单单是钱的问题，还有一口气在，我告诉女婿，你们权利意识太差了”。
 
就是抱着这种争口气的态度，她回到赤峰市，又开始了自己的维权生涯，紧接着第二次被精神病也来了。
 
2009年9月14日，白玉芝到红山区法院要求立案（跟前夫追加抚养费），本来和警方没关系，但是这只魔爪还是伸向了她，派出所所长霍俊超经过法院工作人员将她骗到法院调解中心，很顺利就把她送到赤峰市安定医院，还动手和医生一起把她绑在床上，一直到打完针、灌完药才离开。由于外面家属闹得厉害，这次只关押了她2天，于15号晚上被放回家。
 
半个月后的2009年10月处，在北京公安部信访处上访的白玉芝，被截访人员抓住带回赤峰市，10月9日，为了不让家人找到她，被所长霍俊超等人送往较远的赤峰市宁城县中蒙医药（又称赤峰市精神病防治院），折磨整整两个月，一直到11月31日，才被释放出来。
 
2010年8月9日，白玉芝在北京最高检信访部正常上访，霍俊超又去抓她，她当即打通北京市报警电话110，然而，出警的民警不仅没有解救她，反而给白玉芝一张训诫书，伪造事实说她在天安门广场闹事，扰乱天安门秩序，最终她于2010年8月10日，又被送进宁城县中蒙医院，2010年10月4日出来。
 
白玉芝说：“这个医院下手真黑，进去第一天他们就给我扒光，捆在床上给我超量打针、吃药，大拇指粗一巴掌长的针管，那平时都是兽医用的那种”，吃药时拿着水杯排队领药，吃完还得伸出舌头给他们检查，一直到放出来的时候才停止用药，这个医院两次4个月的关押，受尽了折磨，要不是孩子们在外面折腾，他们都不会放我回家”。
 
2013年3月1日，白玉芝来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信访部门正常上访排队，领表反映基层法院判决不公，表刚交上去，霍俊超又出现在她眼前，这次不同的是还有刑警队队长等人，他们边拖边拽强拉她上车还告诉她回去给解决问题，结果回去直奔安定医院，白玉芝形容等他们回去时，医院的接待等事务已经全部安排妥当，还有不少政府官员已经在医院等候。这次关押到2013年3月28日才给她办理了出院手续释放出来，而此前的4次关押每次出来都是以请假的形式出来的。出院监护人一栏写的是苏立志等人。这些“不认识”的“监护人”，有些人白玉芝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是干嘛的！
 
2014年7月15日，她又被从北京抓回来拉到安定医院，结果被家人阻挡没有关进去，但是几个孩子都受到了他们的威胁。11月7日，白玉芝在北京吕村出租屋睡觉，被半夜11点多叫起来去登记，然后被送到久敬庄，没过了多久，赤峰市派了8个人来接她，其中两人是精神病院的医生，其余6人是政府官员和警察，她被直接拉回送到安定医院，不让和家人联系，并抢走了随身所有的东西，这次的监护人又是以前签署的苏立志等八个人。2014年12月10日白玉芝被释放回家。
 
最后一次关押后，由于这些年的持续用药，白玉芝的眼睛看东西开始变得模糊，特别是左眼，几乎处于失明的状态，牙齿也一块一块的脱落。她也找过律师去调取鉴定书，医院不给，态度还特别不好，并说她要是再上访被关进来就别打算出去了。
 
这么多次的关押，除了杭州一番三次的所谓鉴定外，赤峰市关押她的这两家医院没有出具过任何一份鉴定书，也没有给她做过细致的鉴定。除了医院的迫害外，最应该记住的就是霍俊超所长，他真是“功不可没”，白玉芝6次被关精神病院，前5次都是由他送进去的！！
 
结束采访时，笔者问白玉芝有何打算，她说回家收回这三十多亩地，然后行政机关的侵权案慢慢的在算，但是不会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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